讀稱戲局

國家大選期間做大事為何必須拘於小節

2012-01-23T20:38:00.000+01:00

還是要從這篇文章開始。不知是因為綠黨非常在意網路民意、網路民意果真代表重要的綠黨支持力量，或綠黨接收網路訊息比了解自己候選人訊息的速度更快，總之由潘翰聲競選機關所發起的這個記者會在成為媒介訊息之前就被擋了下來。從未實現的新聞稿看起來，這場記者會裡，綠黨的候選人將邀請樂生院民一起出席，痛陳馬英九政府為了選舉而急於捷運新莊線的通車，忽視捷運供電可能隨時出現不足導致停擺，但同時卻直接威脅了樂生保留運動長期以來針對捷運局分段通車不可行論點的質疑；暗示新莊機場變電中心必須蓋成，又與運動近日來堅持機場施工必須暫緩而優先處理地質問題的訴求有所悖反。

這段在全國性選舉中的影響，可能不超過潘翰聲所得四萬三千多票的插曲，到底重不重要？或許也只是個視角落差的問題。所有關於台灣選舉的歷史都向我們表明了，當追求選票的時候，理念邏輯原本就不需要太過在意。

時至今日，認為台灣選舉與理念彼此契合乃至於能夠互相實現的論述，早已全告破滅（當然這只是純粹以邏輯角度而言）。不願承認破滅現實者，依舊透過七拐八彎的方式把自己的理念投射在不同的黨派或候選人身上。例如在台灣作為自由中國的神話好不容易大致幻滅之後，如今泛綠勝選才等於台灣真正民主化的概念肆虐，無數知識分子藉由這樣的熱情燃燒自己，燒完之後也只是證成了，自己的灰燼與那些至今對國民黨保守價值死守不放的人們看來如此相似。

綠黨有犯同樣錯誤的本錢嗎？當然有。然而犯這種錯誤最大的問題卻不在於留下惡劣的記錄，而是我們知道往後這種以勝選為一切的基礎將會造出一個長著何種面目的黨，而我們探究的觸手也不必伸得太遠，只要記得曾為清新革命主體的共產黨或國民黨如今的面目就可清楚理解。

而其實也不用這麼發思古之幽情，我們現在就能看到，在社運團體之間，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可以因為對於身體近用方式的倡議方式不同而反目成仇，卻對使用國家政權資源的態度無甚反省，甚至於出現類似「訂做一個女總統」之類的怪異串連活動。性別運動團體由於鬥爭歷史造成的相互摯肘，造成意識影響範圍無法擴張深化，不僅直接導致對這類相對較小規模的活動缺乏意識與批評，甚至當民進黨與國民黨分別推出毫無疑問意在強化傳統刻板印象的廣告影片時，我們還是見不到盛傳性別平等程度頗高的台灣社會有任何反省之意；少數的反省，毫不意外地，也只是針對敵對黨派競選廣告的情緒反彈而已。

但我們無法對這種態勢真的苛求些什麼，因為這個社會裡，對理念邏輯的自我要求理當最高的群體之間，關於自省的呈現不過是一片荒蕪。就階級議題而言，2008年黨工之子陣營抨擊陳水扁財團關係的論述裡充滿著對於金融業新生財團竟然不為我所用的酸葡萄味道；2012年財團之女競選時與黨國財團關係自我區隔最有力的論述也只是該黨將與眾多所謂中小企業的次級資本家站在一起並繼續經濟自由化社與殘補式社福的道路。而在這種狀況下，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種路線」彼此抄襲的幾條稍具左派氣味的政策，甚至在還沒辦法論及得以執行與否前，第一時間就被檢討為太過偏左而敗壞國家╱選情。幸而受騙多年成精的工運團體沒有太過於明確支持兩大黨派，然而似乎理當對這個立場有更多認識，看似對社運較為友善的人們，卻在選前一面夸談階級社會的形成，一面紛紛表態分別支持兩個看不出來階級立場有何不同的政黨。早已老化又從未發生什麼實際效果的小黨制衡論之下，親民黨和台聯的支持度仍然遠超過好不容易追過泡沫新黨的台灣綠黨，多數知識分子的眼光與熱情卻仍然集中在兩個宰制者之間令人激憤的史詩型鬥爭。其中甚至有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認為自己應該為舞台上的表演盡一份心力，認為對最佳演員投下一票，就可以落實這齣戲對於演藝界結構性進展的影響力。

我們已經不太在意史詩作為知識結構宰制者的效果，忘記我們閱讀史詩的目的只在於更細緻地理解那個時代，而非坐在舒適的座位上決定角色之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有幸參與演出的少數人們，更驚嘆於舞台效果的宏大並深以為榮。

當然，政治舞台絕非與現實社會毫無聯繫，而這個聯繫的公式極其簡單：無論你透過無脈絡無詮釋的選票來正面支持哪個黨派，你就是將這張選票的脈絡化與詮釋行為全權交由這個黨派來進行。個人對於選舉行為的詮釋毫不產生意義，如果成功集結一股力量或許可以騙取某些信徒，但最後仍然必須屈從於政治作手挾持更多空白民意的詮釋。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一向幻想自己擁有這樣的詮釋權，但卻從沒有一次成功從作手那裏奪取這樣的權力；而現在他們尚且不停地生產矛盾，創造理念邏輯的中空，進一步侵蝕自己原本就貧弱不堪的權力基礎，另一方面反而更願意獻身為作手們所用。最簡單的觀察對象，便是馬英九與蔡英文陣營[2]競相公布的支持學者名單。在這些名單裡不乏參與過各種社會運動的學者，平時或會疾呼社運獨立於兩大黨之外的價值，此時則可（或具批判性地）為人做嫁。

對我而言，這是社運場域明顯的墮落，無論這是否可能只是一個立場與觀點的問題而已。一個社會僅存稀薄的社運勢力在堅持結構性進步理念已經夠可悲，原本看似堅持這些理念的知識分子紛紛自我解離而拱手讓出自己的詮釋權，更是不可思議的行為。

貫徹理念究竟有什麼重要？其實政治走到今天，或已不再需要這個分辨，更重要的是在諸多自我宣稱的理念者之間理解他們究竟貫徹了什麼。證諸選後今日的頌讚、造神與檢討，藍營強調九二共識獲得肯定、馬英九人格受到尊崇，「路線」受到支持；綠營辯駁兩岸政策是否需要修正、蔡英文受「舊」民進黨拖累，台灣選民拋不開傳統價值對民主價值認識不清等等，在論述形式上跟以往每次大選僅有輸贏立場翻轉的差異，不停聚焦的現象仍然圍繞在以國家╱總體為主體╱出發點的周圍。於是，以選舉為基礎的政治場域，究竟在哪個意義上具備社運價值？或許要求所有社運成員改變以總體為基底的視角本屬緣木求魚，但我仍然相信，至少需要以社運主體為出發點檢視並修正關於總體的論調，而不是提著截然相反的態度，信仰對社運價值根本不甚在意的政治明星，以為他們能造就總體層面的某種成果，甚至必然對社運關注的結構因素產生神祕而不可解的改變。

因為，這樣惡劣的情勢，對於更少思考政治問題的廣大人群所傳遞出的訊息，並不是理念的徹底消失。人類是會在不可理解的現象發生時，轉而相信神話的動物，而當言論領導階級份子們無法傳達清晰簡單的邏輯時，大眾便會自然地以最簡單的邏輯來理解這個難以認識的現實。於是在這個場景中，知識分子所傳達的訊息，當然不會是他們自己都無法堅持的理念，而是每遇選舉就急於表態的彼此分辨。而不管這個表態的演出型態是理直氣壯或欲語還休，它都提供了最簡單的認識方式，接下來的敵我神話與對抗史詩也便能順利展開。事實上，這個戲局裡各大演員彼此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讓人懷疑其實這個神話根本就是演員們唯一想要演出的戲碼。台上的姿態如此真誠而震懾人心，看似潛藏其中的個人理由與藉口，或許反而只是在個人層次欺騙粉絲專用的文飾之詞。

然而在這個訓練出無數人才的社會裡，好像只有極少數的人抱持類似觀感。如果我們自限於當下存在的知識型構裡，很明顯地，這觀點所產生的語言都錯了。也許在一塊有兩個以上國家存在的土地上，每次選舉果真都是覆巢之下卵蛋們的存亡關頭；保護好自己盤據的巢穴，終究比檢查四處漏水的縫隙要來的重要很多。而我自己也不免是顆維護久未造訪巢穴的卵蛋，為了明明可以棲身卻不停被忽略的巢穴嗡嗡作響。但是，把社運和黨派並置的視角儘管依舊可悲，至少可以讓我依此真誠地希望諸多平日言之夸夸的知識份子們，就算拋不開一黨一國，也請盡量看看自己言之所從的巢穴。做個認床的卵蛋，好過高高拱起那些作手們，一同佔了鵲巢還賣乖。

故土

2011-12-18T18:54:00.002+01:00

凌晨兩點的夜間公車上，乘客意外地稀少。窗外驟雨和冒雨候車一個多小時的昏眩模糊了視線。途經住處旁的林蔭道路時，恍惚間我彷彿看見台北高架道路下停車場淒冷的燈光。儘管我清楚知道巴黎街上並沒有日光燈，水簾間不知從何而來的一縷光線卻緊緊抓住心緒。

公車太快經過路口，我的時間卻停滯不前，車上廣播下一站的地名，我幾乎透不過氣來。

實際說來，我在法國的時間始終走走停停。每每見到的瓶頸，努力許久以為總算有點轉機之時，一旦放下心來，命運卻又急著用力一棒把我打醒。不甚可靠的運氣很大程度上決定我的性格，總是遲躇不前，卻怎麼也等不來平靜。

越是這樣的人生，卻也招來越多的見聞，靈魂迅速頹圮，密密織起枯黃乾韌的網來保護自己，隔開一切鮮活青春之物。

此時我的眼光卻穿越了障壁，見到自己念茲在茲的旅途。

走走停停的時間卻造就超乎尋常的衰老。這樣的人生無論如何不可能值得太多。年輕時我常竊喜著死期將近，搜索枯腸準備自己的墓誌銘。如今我再也沒有這樣的執迷，沉默地看時間流逝，花開正好時便嗅到尖利的腐臭，這樣的姿態無論如何不可能再有期待。

但我還是活著，多少有點意外地，而不無欣悅地等待下一場暴雨侵襲。

於是我開始被一切註定沒有未來卻仍存在的事物吸引，貪婪地吸吮四處流淌的毀敗，努力測量我們共有的命運。我秘密地痛恨所有美好，在每面鏡子裡看見自己時時刻刻準備迎接的殘破。而我也不再樂於預言，因為必然實現的預言只是早已逝去的未來。當未來與過往在我身後相遇，眼前自然只剩一片空虛。

曾經醉心於旅行，如今僅存的只是移置他處過程中瞬間閃過的心安。唯有在移動時才能確信自己仍然存在當下，而不是某個假借為未來的過往。或許源於哪個無意識的轉折，安全感巨大的空缺卻創造出一個讓別人感到安全的領域。寒冷創造出溫暖，孤獨創造出牽絆，無心創造出友善，恨意創造出一個微笑。

渴求被信任卻無時無刻不呼喊著自己不可信任，當巨大的擺盪成為日常，沉默的浪潮再也無所阻擾。看似熟睡卻不是因為從未清醒，而是惡物已滲入軀體的最後一吋，喪失了生命卻無法死去。而我不願追求死亡的機會，因為我不願再聽見任何與生命有關的訊息。

希望仍然不是一個選項，何其不幸，我正是自己的宰制者。而這塊渺小的領地上或許仍有四季，卻改變不了荒原上茫無草木的現實。

【短札】台灣，別為我哭泣

2011-11-19T15:40:00.001+01:00

台灣駐堪薩斯代表處處長劉姍姍被美國執法單位逮捕所引發的，無論從哪種方面來看，都是一次現象空虛的爭議。

如果這次爭議裡的現象是完滿的，我們不可能會無視於自己的地盤上範圍更廣、紮根更深的歧視與非人道對待。然而比起虐待勞工，對於台灣輿論而言，劉姍姍的身分卻顯得更為重要，而她甚至不是民選官員。

我們再一次被自己蓄意矇騙，被高度重視的事件本身超越醜聞而成為掩蓋物，與此同質的事實則成為難以面對不必提起的現象。說是掩蓋並非毫無根據。適逢大選期間，美國司法單位依據法律規定進行的公開逮捕程序可以聯想為台灣主權受損，或甚至是美國對馬英九執行的政治動作，卻彷彿很難聯想到在台灣我們不但相關法規零散、執法不力，尚且任由各種歧視四處蔓延而不願面對。這其間何者更為相關，台灣輿論顯然給了我們一個多少有點驚人的結論。

這或許是個巧合：在事件剛發生的時候，報導指出劉姍姍在公開上報的資訊裡表示將合約載明的月薪1240美元扣除為590美元，另外補上140元雜支，而外交部指出扣除是基於該勞工的親筆信函請求；而若注意到外交部在事件開始強力主張事件本身受外交豁免權決定的說法中，同時也提到該勞工依理應為公家雇用，以及暗示官舍也屬於國土延伸等等，便難以忽視590美元的數字與台灣2007及2010年修改過的最低工資17280與17880元新台幣的數字極其接近。而無論這究竟是不是巧合，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具有意義的結構比喻：在台灣的法定領域裡，外交部與劉姍姍依照台灣人的習俗剋扣了伙食住宿雜費，甚至依照慣例四處加裝監視器、用遣返加以脅迫，卻仍然留下足額的最低工資給受僱者。一來為台灣外館節省開銷，二來顧及受僱者生活給予足夠照顧，三來倘若每月的140美元並非如受僱者說是供劉家採買而是如外交部宣稱的伙食加給，更是兼顧人道的移工雇主典範。既然我們無意反省自己的行為，如果說外交部與劉姍姍在事件裡倍感委屈，我等台灣公民也理應予以加油打氣才是。

但這應該是我與台灣輿論的歧見所在。對我而言比起歧視現象或政治正確姿態更為重要的，是某個社會結構如何促成禍由此出。這個判斷對於孤例都或許有效，更別說那些顯然充斥整個社會的現象。無論選舉期間與否，今天的輿論若還是要一方面恐懼反省降低支持度，一方面又要道貌岸然地痛罵不見得比自己壞上多少的他者，最後就是達成一種以個人所屬群體為唯一標準的無效批評。台灣輿論就是因此充滿政客，痛罵政客的行為無非對著自己的鏡中影像狂吠而已。

一個水果推銷員之死

2011-10-18T02:16:00.000+02:00

不久前死去的史提夫‧賈布斯(Steve Jobs)可能是當代讓人最有感的億萬富豪之一。無論是在他死前或死後，媒體輿論的阿諛讚詞從不絕於耳。特別是在他重回自己協助創立的蘋果公司（當時還是蘋果電腦公司）之後，不停地創造奇蹟式的科技產品，在消費者與商業界兩端都受到無與倫比的重視與褒揚。有人以宗教比擬蘋果公司與產品消費者的關係，這個比較在Linux等開放軟體網絡逐漸從消費者市場退出之後更為顯著，浸浸然有一教獨大之意。

從osX出品開始，我自己就是蘋果電腦的長期重度使用者。對我而言作為蘋果公司的代言人與精神標竿，賈布斯其人自然有特殊的意義。尤其是他與該公司首席設計師強納森‧義孚(Jonathan Ive)緊密的合作與信賴關係，讓像我這種接觸零碎工作的最低階業餘設計者也能感到設計受人重視的一點暖意。就電腦作為消費產品的標準而言，無論是設計或日常作業，我確實認為蘋果電腦系統是更適合我的環境，在科技業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大肆宣揚解決方案之前，蘋果已經是一個在人機介面上具有高整合度又不似微軟那樣存在許多小問題的系統。

然而，對我而言賈布斯的啟發不在於此，我也很驚訝為什麼對於許多人而言他的意義僅止一端。簡單地說，我是從對賈布斯的長期興趣與觀察來認識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亦即，當代企業治理關係的運作方式。

對我來說，啟發至少有兩種形貌：1. 只要聽從於某人，自然會受到源源不絕的啟發，啟發是基於順服態度的聽從；2. 在觀察某種現象，特別是集體現象時，觀察所得到網絡與個人權力位置的擺置所得。賈布斯的特殊地位在於，作為企業負責人、市場明星與消費者引導權威，我們能夠從他身上同時從啟發的兩個面向裡汲取認識。類似的情況在當代似乎只有史蒂芬史匹柏或喬治盧卡斯一類的娛樂產業從業者身上發現，而這個狀態又似乎主要在以美國為首的企業文化想像裡才會發生。賈布斯可以說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不僅推出足以壟斷市場的電子消費產品、帶動足夠規模的跨國電子產業，同時也有能跨出電子產業界直面消費者的個人魅力、如玄學般模糊不清的思考模式、鉅細靡遺滲透公司每個角落的管理態度、以及看似充滿理想熱情實則每一步都經過精密計算的產品研發歷程。當我們已經熟知當代企業把生產面與形象面徹底分開的手法時，蘋果不僅公開介紹公司理念、公開產品設計甚至製程，賈布斯的管理手段也確保了某種個人眼光能透過巨大工作團隊而貫徹實踐。換句話說，賈布斯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體制下企業作為法人最為完美的道成肉身。他看似能夠結合蘋果的每個面向，完整而簡潔地呈現於市場和消費者的面前，而非一般企業慣用的，將品牌識別與商品產銷當成分離的元素，操作一些任何消費者都可以如數家珍，邊際利益急遽降低的公關掩護手段。

當然，對於一個始終必須以獲利而非其宣稱的熱情或進步理念來自我維繫的企業而言，給人越大的透明與整體感受，正代表著背後有越大的矇騙與欺瞞。

在蘋果公司戮力於營造極簡風格的產品與企業形象之際，同時也以極端的產品保密措施聞名於世，直接生產出以預測和謠言構成的巨大訊息場域；另一方面，屈指可數的產品線同時集中研發與消費的能量，打開精品消費模式卻同時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賈布斯專斷而成的形象維護、嚴格監控整條生產鏈的保密措施引發期待、以巨量資源集中少數產品線並貫徹設計師創意的實現過程，在消費端緊密控制通路獲利與可近性的手法，乃至於利用自身規模強迫合作廠商（包括世界最大電子製造企業之一的鴻海）壓低出貨價格等等，隨之而來的便是電子消費產品史上少見的超高利潤效應。

這只是從媒體上就可讀到的面向，我相信還有更多，而這些共同創造如今蘋果的存在可能性的，絕不止於賈布斯一再企圖宣稱的創意和熱情。事實上，創意與熱情這兩個看似無可爭議的特徵仍然需要更深入的觀察。

賈布斯本人並非工業設計或視覺設計乃至程式設計的專才。他在蘋果早期除了擠壓設計者的腦力，用最小的空間擠進最多實用或炫耀功能之外並沒有太大的驚喜。而在他回到蘋果之後，基於對義孚的高度授權，創造出一系列以i字開頭的消費電子用品與pro結尾的專業產品線，儘管他個人對於產品設計到生產的各個環節涉入極深，但與創意最為接近的工業設計以及作業系統兩個重要成就，卻顯然是鬆手授權的結果（後者的靈魂人物為瑟雷Bertrand Serlet，於今年五月離開蘋果）。賈布斯最為顯著的成就，因此是為蘋果公司提攜可用的人才，並指出有效的方向。而在這點上他同時也經歷大起大落，許多蘋果公司提出的概念性產品市場反應極差導致停產，而賈布斯本人的投資項目也不是樣樣賺錢。他的成功之處在於能用成功的產品抹消失敗的損耗，而市場不願接受的項目則因其概念性質反而鞏固了另一批與市場品味不盡相同的忠實使用者。

其次，早期的蘋果在賈布斯領導之下，由於與IBM和Intel等資訊業界鉅子的對抗，以及對於自主設計生產的堅持，確實引導著一種帶有反叛主流意味的科技文化。然而也因此，在當時絕不可能想像類似於今日的成功。蘋果電腦在當時有著最快的晶片、最先進的系統、最完整的周邊方案，卻在公司財務與周邊經濟規模上始終沒有起色。他在離開蘋果後自創的Next公司也有同樣的問題。回到蘋果之後，賈布斯很明顯地轉向市場與財務標的。他能夠精準地抓住消費市場的不滿，在類似的硬體規格下創造出吸引人的產品，兩個時期之間，以既有和預期中目標消費者為重的公關主軸則從未改變。而在財務面向上，蘋果在1998年由第一代imac開始，市佔率始終不見太大提昇（但毛利率已開始大幅成長）的電腦業務後，接著才由iPod、iPhone和iPad系列產品所掀起的熱潮，一方面是藉由收購創新企業與既有概念精鍊等手段組織出消費者易於接受的人機介面，另一方面則是絕對避免迎合市場趨勢，盡可能遠離一般資訊企業服務用來討好消費者的策略，而發展出自己的走向：這同樣是討好之舉，只是沿著蘋果自有的優勢而非早已形成業界慣性的老調重談。而儘管如此，每一次出品的「新」玩意仍然帶有濃重的試驗特質：iPod初上市的時候提出創新的人機介面卻無法相容太多數位音樂格式，後來就有了針對性的iTunes音樂商店，提高版權音樂近用性，成功制服混亂的盜版市場；iPhone剛開始並不開放原生應用程式，後來才逐漸開放製作套件並嚴格掌握金流與內容，讓市場迅速習慣周邊產品，頓時產生巨大的經濟規模；iPad則架構在這個經濟模式上產生價值（賈布斯在某個場合曾提到，iPad事實上是比iPhone更早提出的設計），早有許多市場分析指出這些產品的價值在於眾多內容與人機介面的易近性。與早期蘋果投入過多資源進行封閉研發而導致無法形成規模的困境相比，就算最保守地說，賈布斯及其跟隨者一向堅持的熱情，在內涵上也有不少變動，更滲入了大量精密而謹慎的利益計算。

這些較少為消費者所認識的面向，影響層面比蘋果產品本身更為深遠。例如iTunes Store與iPhone應用程式的成功，就使以往較少人願意付費的市場全面改觀；以簡約設計為基礎的產品線，激勵傳統資訊產業投入更大量的資源企圖跟上；將系統封閉概念從僅限公司內部延伸至以自願跟隨者為範圍所創造的規模經濟，則落實了以內容為基礎的資訊產業願景；在製造線與營銷端的利潤擠壓，強迫擴張了品牌價值，縮減合作產業獲利…等等。這些現象的直接後果是：內容管理集中、創意資源集中以及資本獲利集中。三者相互所用的結果，便是以蘋果公司為中心的硬體及資訊服務壟斷體系；而蘋果不僅從中收取高額的管理費用，激發企業以外的從業者提供創意（乃至併購服務企業或聘雇合意的人才），更造成在銷售端以及製造端的毛利緊縮，迫使製造與通路產業另尋降低成本的各種方式，在執法較鬆，工人管理相對容易的中國，便表現為勞動條件低落以及環境等外部成本提高的現象。蘋果在今天有著極高市值的現象，除此便無法理解。

這就是我認為賈布斯個人是當代資本主義理想道成肉身的原因。在個人的成長以及失敗經驗下，他成功創作了個人與資訊產品、個人與蘋果公司乃至個人與他的公關介面；順利運作上萬員工組成的團體以實現簡單的目標；將事倍功半不符高獲利率或需要過多人力資源的生產鏈環等全部委外並壓縮其獲利；用低廉的剩餘價值吸引創意產業預備軍形成大規模經濟體並協助推廣自身產品；並利用高明的形象塑造來遮掩不願人知的營運方式。賈布斯的角色，相悖於許多人願意相信並讚揚的創意者、反叛者甚至改革者，其實較接近於資本主義理想中企業家精神的實現，亦即，一個能夠鉅細靡遺掌握企業所有資源以實現獲利目標的終極推銷員。賈布斯的耀眼、突出與被神格化，恰好說明了這個社會結構理想中的狀態距離現實有多遙遠，人們又有多服膺於這個幻想，乃至於太容易因為一人的成功就能悠然神往於這個理想之中。不要說刻意忽視結構賦予蘋果壟斷體系的壓迫力量，造成多麼巨大的外部成本負擔；就算是在賈布斯之外，多少自稱領導者的人根本體現不了企業家精神這個幻夢，人們也可以恍作不知，仍然盲於結構的現實，在他死後只懂得追逐流星許下燦爛美好的願望。

賈布斯死了，這個世界失去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優秀推銷員。然而問題卻一直是：就算在一個完美推銷員用盡一生創造呵護的公司周遭，這個結構究竟對你我，對社會帶來什麼好處？

一隻iPhone或一台Macbook Pro絕不是答案，活在推銷員製造的幻夢裡，到頭來終究只能證明自己是個拒絕認清現實又死不悔改的，永遠的老鼠會下線而已。

其實那些並不重要

2011-09-08T15:05:00.000+02:00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人在婚姻關係裡若沒有掌控足夠的經濟主導權，則在家庭裡地位必然缺乏保障，男人仍然處於不可置疑的權力高位。當然我們並不需要同意。

因為那其實並不重要。這幾支販賣婚姻關係的廣告無庸置疑地能引起夠多共鳴。必須在最短時間裡撩起最多認同的方式，無非就是訴諸於感受性，讓觀眾朝著影像中的人物標訂認同的向量。

在這裡，我又再次發現了身為生理男性的優勢，倒不是有進入婚姻利用經濟力量宰制女人的意思，而是我可以認出這些臉龐，卻又不必掙扎於到底應不應該演出進步戲碼的困局。

這些臉孔，妳認識，你也認識。我輕易地就認出了這些在片尾如釋重負的笑臉，儘管導演刻意讓她們在獲得快感之後才現出面貌，對我而言要想像她們無法微笑的模樣毫無困難。那些讓妳心疼不已的表情，在微笑時反而更有風雨欲來的陰影。她們自己也明白，卻仍然不斷嘗試，靠想像支撐度過愈努力卻愈艱苦的人生。她們是前線的鬥士，妳只不過是陰暗日子裡微弱的火光，數以萬計的妳散落四處，偶爾散發搖曳的溫暖。但妳不是鬥士們的原鄉。

她們的原鄉在戰場上，那個一切都錯得離譜的所在。妳所認識的字彙在那裡總是瘦弱蒼白，連妳也是。有時候邪惡的念頭升起，會伸手試圖接住一點噴濺的鮮血。或許妳能獲得一點她們的力量？但近乎透明的手什麼也接不到，妳用盡力氣追逐，偶爾碰到一些卻被灼傷。身體的碎屑飄入風中，不斷萎縮，終於蜷曲在沙塵之間，周圍鬥士們低沈而莊嚴的呻吟從未停歇。妳知道她們羨慕你，定期定量，有時妳覺得自己靠乞討她們的妒羨維生。所以才了解鬥士們的羨慕其實也是鄙夷，仰望或輕蔑如此相似，戰場上的重力早已扭曲。妳需要鬥士前來傾瀉一切殘餘的鮮豔。於是當她們蒼白，妳彷彿看到自己；當她們鮮活，妳便在心中哭著送行。倒不是因為不捨，而是因為妳們的命運並無交錯。妳一再拿出自己的溫柔直到風乾皺壞，她們根本毋須與妳爭奪。於是妳不斷在表面演出堅強與脆弱，好像自己真的擁有可以變換的情緒。而妳知道自己根本缺乏被關愛的能耐。

而這正是她們耗盡一切爭取的夢幻。妳這樣告訴自己：我真的沒有想要怪罪她們的意思。然後又更憤恨於這種無謂。鬥士的純真遙不可及，有時妳幻想自己才是那具滾臥沙塵泥塘的身體，卻見不到任何人影。她們究竟在與誰戰鬥？妳沒有記憶，只認識許多在戰場故事裡反覆變幻的形貌。或許記憶還是有的，但那不是敵人，那是一個妳永遠無法忘記，在眾多模糊形貌內裡微微閃爍的核。被迫感到一絲甜蜜之後，又因為眼光所及無邊的傾軋而顫抖。氣息如此虛弱，妳發現自己的搖曳並非全無藉口；暖意一步一步被恐懼侵佔，重力的扭曲扯碎耳唇。看似全世界只有妳才有的輕蔑，其實全世界只有妳才無權擁有。一旦想到這些，便激動藏在心裡的溫柔，狂暴地扒咬，一旦風乾更顯醜惡，此時妳逼自己微笑。容易的困難的文靜的躁動的明朗的陰鬱的沉默的嘶吼的安穩的翻攪的瘋狂的平淡的傾斜的纏夾的懊悔的絕望的。妳突然發現她們需要的也只是一面鏡子，兩面鏡子在彼此之中卻毫無投影只是相遇。妳的邊緣滲出血滴，鬥士兩眼灰白，眼底隱約可見下一次近在眼前的微笑。妳想觸摸那樣可親的惡物，編織一個屬於自己的神話。喉頭有火苗放肆延燒，卻哽住所有聲息。

其實我這樣想，因為這一切都不真實，所以這一切也不重要。其實…

妳知道的，永遠幸福快樂早已成了超真實的詛咒，當它不再發生，整個世界便因此虛假。

【短札】公平讓人受盡委屈

2011-09-02T16:25:00.001+02:00

在社會學的基礎課程裡，分辨刻板印象與歧視是一門重要的工夫。但直到獨立研究者的工作中，我們有時都還可以發現將混淆這兩種社會現象的分析，遑論還未受過相關訓練的一般大眾乃至於知識分子。

認定同志等於愛滋病高危險族群，就是典型的刻板印象。圍繞著這個命題的統計解讀與論述，若是不曾反省，也因此容易受到這個現象的汙染。這個命題本身顯然不曾考慮男性同志與女性同志在愛滋病傳染的途徑與比率上的巨大差別，甚至所依據的數字也大有疑問。我始終懷疑公衛界的數字基於某些定義上的過度分割：有婚姻卻曾有過同性性行為的人可能完全被劃歸為同志；同性性行為與邏輯上造成高風險的肛交行為卻不曾分辨：只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同志在統計的分劃裡完全隱身、當然更難在這類數字裡看到指交或拳交等等行為，在邏輯上與愛滋病傳染的相關性有多麼低。

但統計的粗暴很難被視為一個議題，事實上運動團體不但高度倚賴統計數字作為反駁的依據，甚至在行為上也常再現「(男)同志=愛滋(權益)」的感受性相關。這個相關應該是源自於社會對於「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大家大致同意的，佔男同志性行為大宗的肛交在邏輯與實際影響上都形成愛滋傳染有效途徑的這個事實；然而這個緣由彷彿已經從大眾的記憶中隱沒，甚至連堅持愛滋病史等於隱私的人們都不常直接提起。於是當下的社會切片裡我們得以義正辭嚴地說自己沒有歧視，甚至可以指責「同志維權人士」心裡存在歧視才覺得在四處都會被歧視。因此健保卡註記愛滋的問題又被重提，在這次的事件中並且獲得許多支持。

成為近因的事件：器官捐贈者在新竹的醫院完成分割，器官分送多家醫院完成移植之後，各醫院才發現捐贈者是愛滋帶原者。

事件的反應充滿了濃濃的臺灣味：在既有制度的情況下，負責維護制度的機關與負責執行制度的機關互相指責對方的錯。幾個敢講大聲的發言者被捧成英雄，輿論更熱中於檢討台大醫院的「光環」與大家應該站在哪一邊才對，媒體則不停挑起捐贈者的同志身分與家屬歉意，彷彿少數老百姓的冥頑鄉愿才是神聖醫療帝國的最大外患。

只因為一具屍體不曾告知他人自己的愛滋病史，卻被當成醫療疏失的理由，這個事實應可讓我們對台灣醫界的權威性格有一個全新認識的機會。預設一具屍體必然為異性戀者是刻板印象的作用，要求病人必須揭露同性戀情史而非異性戀情史則屬於歧視的範圍。如果器官移植流程必須建立在這些刻板印象與歧視之上，則正是因為我們在醫療流程裡必須考慮社會歧視並與之配合，健保卡註記愛滋病史（或如某些人更進一步建議的在每次就診時都跳出特殊警告視窗）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選項。歧視的存在不可忽視，企圖把這個措施與歧視的日常政治脫勾更是不符邏輯。

但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把整個流程與社會的歧視現象脫勾，則註記愛滋病史（而不特意凸顯）和註記性傾向（而不限於同志）的措施並沒有什麼特別問題。在制度上，阻止同性戀者捐血的措施仍然合法，一種公平的個人病歷註記實在很難說是種錯誤。而關於這個事件的判斷尤其不能取決於感受性的標準，若將愛滋病賦予特殊的道德不可侵犯性，極有可能只是將「疾病的隱喻」轉換為「政治正確的隱喻」，製造新的社會現象給嗜血的社會觀察家們分析而已。

然而現實總是妥協的產物，而我們當下已有的器官捐贈醫療流程正是與「愛滋病史視為隱私不需主動揭露」的規範互補的結果。屍體的愛滋病史一經檢測確定，在器官捐贈的過程中依理會讓相關的移植機關知情，這次事件裡的問題並非是醫院無從得知捐贈者病史，而是在某個環節上的資訊傳遞失效所致。制度執行疏漏卻怪罪於屍體，或要求進一步揭露隱私資訊以建立防呆機制，無論從哪個觀點來看都只是醫療專業權威自我本位的心態導致。將愛滋視為隱私明顯地是由於既存的歧視，如果不與之妥協而只是堅持讓制度只為一種立場服務，是刻意忽視現實的宰制意圖。

處理歧視顯然不是這個社會的拿手項目，部分宗教組織基於遠古神話的譯本而拒絕同性戀者或性自由，甚至企圖推行影響所有人的相關政策，我們卻連對這樣的無知都不曾有太多明確反對的聲音。這個社會使用歧視的唯一政策就像是古代歐洲面對猶太人，平日維持假面的和平，隱忍直到下一次可以怪罪他們的事件為止。受歧視者因此絕不能被捲進任何負面事件，不像努力跟上主流的我們，則隨時可以犯下任何愚蠢的錯誤而總有別人等著負責。

更重要的現象或許是，在這個社會裡堅持歧視的聲音總是更大。只需要隨便一個合理性薄弱道德性強大的藉口，社會總是更願意接納擇「善」固執或只是大聲嚷嚷的個人而非隱埋在現象之下不斷受到日常政治壓迫的群體，甚至連遷怒或失焦的明顯事實也可以略去不計。於是自我感覺嚴肅的當代政治中便充斥這類過激的發言。堅決不讓的態度成為理想的唯一內涵，氣勢也取代邏輯成為我們辨別合理性的最大因素。

只是話說回來，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圍繞其上的各種歧視，與最近關於愛滋病的事件過程和現實面幾乎毫無相關，僅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卸責藉口。討論本身不停失焦，政治上也持續過激。這因此是一輪不曾在現實著根的討論。除非討論本身能夠沈澱成一個獨立的社會事實，否則我們便可悠然期待下一次完全一致或更為退步的事件很快地來到。

【短札】欲休兩日颱風假，吹皺一池孟婆水

2011-08-28T20:41:00.001+02:00

突然之間，今年颱風上班不上課的公告成為一個問題。需要上班的家長們氣憤不已，憤怒的程度，應可以這篇文章為代表。這或許是因為地方政府公告太晚，或許是孩子們過完暑假就忘記在家如何獨立生活，或根本就是我的網路視域不夠寬廣導致小題大作；我個人倒是樂觀地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政客的公信早已完全失效，導致以往根本不被視為問題的，如今突然變成焦點。

然而這個問題本身不是問題，不是問題的本身卻又是個問題。

依據相關法規，人事行政局宣布上班與否的權限其實並不及於任何私人單位，只與公教人員有關。也就是說，官員根本沒有被賦予主導私人機關放假與否的權力，因而在制度上根本不需對公教人員以外的家長負責。而在幾年來的改革後，人事行政局的放假消息是以不成文的形態對私人單位產生效力，而這個不成文效力的權責則以交由地方政府首長的方式轉換成政治責任。對於強調依法行政不願負責的政客們而言，這或許是少數得以自我表彰的法外地帶之一。而在規定中，也有明文提及在有家屬需要照顧或無法到達機關的狀況下，可以向單位請家庭照顧假或事後呈報的方式停止上班。在公務人員的制度下，這些法規應當多半得以遂行。

因此這個問題並不是個問題。家長們所針對的政府首長們，就算是透過人事行政局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效力也不及於私人單位。而在公務機關服務的家長則同時具備自行停班的法源與條件。

然而這可以引出背後較為真實的問題，也是唯一較與家長們的憂慮相關的，便是台灣基本勞動條件的現實。在我們遇到爭議時最常引用或爭奪詮釋權的維基百科上，明白列出了關於颱風天宣布放假標準的演進過程。而這每一次的更動，都在一定程度上基於民意而行。然而在交由地方首長決定放假與否之後，改革似乎到此為止。從現在責怪地方首長的狀況看來，這個分而治之的統御手段果然收效甚宏。人民工作與家庭兩端無法照顧的問題，如今變成針對首長是否對市民懷有善意的一場賭注。但是，政府任意決定全國是否隨機產生國定假日的合理性，顯然比不上明文設立法規要求企業主必須在天災時刻准予員工在家照顧來的大。不管是基於人道關懷，甚至訴諸家長民粹也罷，後者才是我們在這個以具文法律為制度依歸的國家裡，面對政府更為有效的訴求。家長為了工作而在颱風天出門，所造成的工傷或家庭可能受到的損失，儘管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可循，顯然也不曾被當作要求員工在天災時刻上班的企業責任。

而且，就算我們回頭假設人事行政局的放假宣告對全台企業行號都有絕對的強制力，上班與上課的分別也是行之久矣。台灣既不是近年來只有這次颱風，勞動者也不是今天才碰到這個問題。但無論白領或藍領，以往針對這個現象最為團結的行為，大概就是四處轉貼不希望未達放假標準的颱風圖片而已。企業主了無責任，政客歡迎大家下注，勞工只有上網時才熱血澎湃。每次颱風來襲，產生的問題不只是土石流，而明擺著是影響所有人生活各層面的重大事件。而我們的選擇也非常明確，就是不停地遺忘，頂多提得起力氣關懷一下死傷人數，或怪罪自己賭桌上的莊家姿態醜陋不討人喜歡。

說到底，這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私下埋怨畢竟對政客構不成太多傷害，選民與首長很快就會一起把它遺忘。然而如果我們能認真面對這個凸顯了法律倚賴道德、權責缺乏歸依、制度徹底失效、勞工毫無意識、企業全無責任等等日常狀態的現象，同時對公共事務多一點有效的關心，或許在喝了今年這一碗孟婆湯之後，仍然能殘存一些往下一步前進的可能性。

我們是否活在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

2011-08-28T16:40:00.001+02:00

（圖為法國民族主義政黨國家陣線青年團Front National Jeunesse(FNJ)發言人Julien Rochedy，引自Rue89專訪）

對於異文化移民的歧視與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浪潮；相鄰卻存在歧異的民族主權之間，衝突也愈形激化。「對峙與否」的命題開始成為任何團體間關係的論述總綱，大國政治領袖紛紛揚棄多元主義政策口號，世界開始回溯，並不自限於較早的大熔爐社會觀，而是民主漸進地探索更為原始的社會排除手段。歧視與污名肆無忌憚地進入主流政治，獲取許多國家暴力機關的直接援助，甚且得到不可忽視的選票與論述力量予以支持。

個別行動者也沒有在這股浪潮中缺席。最近受到矚目的事件當然非挪威政治屠殺案莫屬。更早的例子如不停引起伊斯蘭世界憤怒的歐美諷刺漫畫與文學創作、受蓋達組織與全球反恐共同啟發的攻擊行動、甫在台灣出版譯本的「革命將至」作者群因受控陰謀破壞被捕、國際刑警組織資料指出遍佈世界的分離主義暴力事件，乃至於歐美各國針對移民的暴力攻擊。同類型的事件還包括多年前荷蘭極右派領袖被當街槍殺等。

然而除了可稱為對抗的事件之外，或許我們更應該觀看那些發生時不具彼此相抗意涵的壓迫；因為正是這些暴力，激起了名為「抵抗」或「起義」之類，實則貫徹凌駕法則的暴力政治；兩者看似環環對立，卻不難看出彼此相生的事實。以反抗隨時代而來的墮落為名，例如在印度與某些非洲或伊斯蘭國家仍然盛行著殘害女性身體以貫徹傳統的家庭或種姓道德、基督教社群在全球發起反對墮胎與同性戀公民權的運動，這也包括東南亞的排華、威權體制下的造反、富裕國家裡的脫序行為等等在內，以種族或青年集團為中心在所屬國度裡的反秩序騷亂。

以上種種都很有可能被稱為極端主義所造成的結果。而我們似乎也無法否認各別事件受到極端主義影響的面向。然而極端主義這個符號卻透過一系列的事件，向我們展示它作為與仇恨並非相對，實為相生的重要質素－－仇恨凝聚了極端主義式的思考，而其產生的行動也為反向的仇恨提供足夠的滋養，進一步刺激對立的感受性與相應的知識秩序。也因此極端主義並非一種可以藉由某些手段予以消除之物：夸談消滅極端主義必然是個錯誤，除非我們能消除一切人類社會中呈現為壓迫的事實或論述。壓迫可以立基於任何事實或事實的排列組合之上；而當壓迫被認知而存在時，要求改正的力量必然會產生；可被認知的壓迫或許能經由偽意識或政治議程予以轉移，但在那樣的手段中必然包含另一種關於壓迫的認知。而凡壓迫存在之處，要求改正的力量一旦出現，卻由於受到忽略或制度慣性等等原因而得不到回應，不難想像會出現以行動企圖改變世界的個體。一旦在個體的政治議程中，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落後於反抗壓迫的動力，極端主義驅動的行為就此誕生。而從上面既有的例子可以發現，個別行動者的力量很容易就能讓自己的聲音被世界聽見。若這樣的行為還不足夠，個體行為會提升為集體的騷亂，尚能忍受的齰齷也會擴大成造成直接傷害的攻擊性行動。

我們使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極端主義？這個問題本身其實無關宏旨，但針對問題產生的個別回應則非常重要。人類歷史中連綿不絕的對抗現象已經一再提醒我們，每個人在單一事件裡會持有彼此不同的標準，而意義也會在事件的發生及其前後時間不斷流動；對抗本身不過是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現象之一，同時就算相關各方能集結形成短暫的對立陣營，也會在事件的不同階段裡持續碎裂，直到最後達成彼此威脅的恐怖平衡或沒有任何值得對抗的目標為止。

那麼，我們真的活在一個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裡嗎？

今天的世界裡，極端主義再也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辨識的主題。除了聚焦於個別事件中隨時可能迸現的微型極端主義元素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去認識我們所屬的社會中，是什麼培養出了這些元素與現象，以及自己應當如何面對這些內含於結構的元素。最基本的認知可能是：在自由世界的理念型裡，極端主義存在的可能性原本就不能抹消。從這個認知出發，較好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決定將極端主義視為如犯罪行為一般，不應抹消掩飾但需明確規範的不可欲之物？相對於這個問題，當下社會面對極端主義的方式：在思索與形成階段虛意放行暗中監控，事件發生後才任其引發一再自我重覆的反省檢討，毋寧只是鄉愿而表面的。這種態度自然也直接影響到只在感受性上反對極端主義這個符號的人們，僅在被辨識為極端主義的所在予以反對，卻不願直接認知四處萌生的片段元素。極端主義的符號於是被掏空，成為語言遊戲的人質。而我們也因此失去了進一步追索極端主義元素的能力，反省只能指向由權力所選取標定的對象，語言戲局受控於其他政治基礎，而非源自理解極端主義的旨趣。權力所需之處，極端主義的思想與特質仍然是可欲的。

如此一來，並非極端主義擴張而盛行，而是體制將極端主義的效果收編為政治立場的工具之一。由於這樣的需求，辨識極端主義的詮釋權因而成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極左或極右的語言符號恣意飄散在主流政治場域裡，有時或許正確地標示出極端思想的事實，更多時候只是向我們提示發言者本身的立場何在。這個符號作為有效工具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極端主義的符號不僅成為可欲，有時更成為政治發言中唯一有力的宣稱。欲求著符號現身的權力於是大量散佈這個空虛的符指，符號本身殘存的政治力量則激起不同立場者加入散佈者的行列。就在我們認定自己無畏地搜索極端主義以完成良善公民的職責之處，被掏空的符號反過來蛻變為宰制權力的使者，失去標準的意義也不再能用來錨定任何相關的事實，而只是暗示我們「權力在此作用」的修辭句讀。

或許在可見的將來，極端主義的力量果將崛起而稱霸一方。然而在那個時刻，我們應當反省的不會是為何沒有足夠辨識這個威脅的知識，而是我們如何一同努力，培養起這個邏輯上必然自我成就的結局。

不公平地看待北市府與google之間關於軟體銷售的爭議

2011-07-03T00:20:00.002+02:00

圖片引用網頁

在google將android market付費部分關閉之後，台灣的網路上一如往常，瞬間充滿彼此不相容的謠言和根據謠言而來的反射動作，事後也只有少數人嘗試去把大家都宣稱自己最重視的真相提出來對照。整個事件像是劣質燈泡，亮了幾天之後便只剩下紅色燈絲苟延殘喘，造就網路經濟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長尾效應。

台北市政府依照據說是跟不上時代，無法對應網路應用軟體銷售的消保法規，要求網路購物廠商對消費者提供七日內無條件退費的服務。多數公司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例如PCHOME仍然保留軟體拆封後不得無條件退貨的標準；手機應用軟體部分，蘋果也宣稱配合，但沒有跡象顯示將會改變原來在三十日內由使用者提交理由給蘋果審核是否退款的政策；而只因為google選擇由律師表明不願改變全球通行策略，並關閉在台灣的付費軟體搜尋通道，北市府因此對google開罰，才引起廣泛的注意。

台北市政府所引用的消保法是這樣規定的：

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郵購或訪問買賣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約定無效

郵購買賣：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

另一方面，在效率等於選舉作秀的立法院裡，則躺著一部修改後的消保法規草案。其中的相關條文有：

遠距通訊交易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得於受領給付後七日內，退回所受領之給付或以遠距通訊工具通知企業經營者之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但消費者於締約前已檢視交易客體者，不適用之。

遠距通訊交易之客體為下列各款之ㄧ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刪節）==

六、業經消費者啟封之影音產品或電腦軟體

這是台灣法律的現狀，但似乎很難成為網路言論立場的根據，只是鬥嘴鼓時好用的工具箱。依據同樣的工具箱邏輯，任何未經檢視的事實和幽微深刻的反射式輿論都可以收集以為己用。眾人把持著各自的位置與觀點，將論述工作的能量都花在說法的雕琢上，藉以應付謠言作為事實的風險。其中較為經典的例子之一是「北市府自以為是的動作讓蘋果的退費期間從三十天縮短成七天」這條試圖諷刺的說法。句子本身造成的共感效果如此強烈，氣度如此恢宏，若想要提出消保法要求的其實是無條件退費等等冗長瑣碎的分辨，在眾聲喧嘩的的力量跟前，卻顯得如此軟弱蒼白。

如果說當代社會分析無法逃避的兩大惡魔，一是政府、二是企業，或許這個對立背後影射的左右政治鬥爭已經愈形遙遠，而以往呼籲人民選擇一個敵人的傳統，現在更加上自己必須將某個朋友內化的要求。所謂「與xx站在同一邊」的聲稱，不再只是公共場域裡冷冰冰的輿論對象，而因此平添了幾分鄰里宗族的親切。這種擬血緣的熱烈情感遍及於一切輿論觸及的所在。乃至連北市法規會都發佈了顯示為心緒澎湃不已的新聞稿，指責google踰越情理法度，市府大義不容受辱，必會針對跨國網路巨擘處以百萬罰款，以主動捍衛廣大消費者天賦法定真權之類的良心發言。我個人非常樂於見到這類肉麻的公眾求愛宣言受到廣大人民的忽視乃至於輕蔑，但是卻不無驚訝地發現消費者們似乎多數都願意無條件接受軟體企業的任何銷售條件。無論是要求文字申覆又完整保留審核權力的蘋果，或設定購買後十五分鐘之內必須決定是否合用的google，都似乎只因為冗長無人閱讀的使用者條款裡明文寫著相關規定就等於徹底合理，令人懷疑台灣法律是否已經落後到無法跟上古老政治契約論的時代：沒有使用者參與設立的使用者條款，位階似乎遠高於這個擬民主國家的擬民選國會通過的法律。一切都如此和諧有序。

事實是，雙方都是企圖從大眾身上吸取最大利益的團體。在以原則為基礎的討論裡明顯忽視這個條件，只是不停表達與擬血親之間的熱情或敵意，自然是很荒謬的。

當然許多討論裡還是有涉及到一些理性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卻總是碰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google的十五分鐘太短，台灣法律的七天太長，是否最終還是要決定一個時間，這個時間又是否適合交給國家來決定？第二個問題較少看到討論，似乎只有少數希望師法自然回到叢林的使用者認為消費者完全不需要國家法規的保障。而對於第一個問題，譬如在這串比較密集的討論裡，使用者們不但眾說紛紜，尚且沒有人能提到一個用來設定時間限制的明確標準。同樣的理由可能導向不同的時間限制，增加某些條款之後也有可能改變情況。與中文討論類似，這裡的使用者也貼心地幫廠商與開發者構想了如濫用監督機制等用以解決可能損失的問題。消費者親近廠商而協助提防其他消費者的故事，就像某些勞工親近資方、某些子民親近獨裁者一樣，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見到，不只存在於此。

於是就談到了道德風險的問題。並不意外地，幾乎所有理性公民都正確地意識到了任何制度必然有人濫用的問題，同樣的人們之間也有相當一部份展現出對於十五分鐘必然足以完整測試任何應用程式，或開發者對使用者必然有無盡善意的信心，不認為這些團體事實上濫用了一般人的法律知識障礙與相對封閉系統的優勢，在這裡大幅度地降低了網路平台企業的風險與手段複雜程度，放鬆企業的責任，相對地消費者的行為範圍自然就會跟著緊縮。狀況有點類似音樂產業或出版產業，企業綁架的並非消費者而是創作者，而世界也很快地認同了以綁架為結盟的擬現實。

為了增強自己論點基礎的表象，倚賴俯拾即是的例子，效果也終歸有限，頂多只能加以詮釋卻很難作為證據。無論是台灣其他平台企業如何陽奉陰違、開發商如何擔憂大眾的濫用，或是大賣場如何連食物都無條件退貨，亞馬遜的電子書也有七天無條件退款等等…這所有例子由於都有反例的存在，早應該全部宣告無效；事實上就算沒有反例，我也不能理解為什麼只是有人這麼做了就是作法完全合理的證明。如果我們真的接受了這個原則，所謂的道德危機從定義上便是許多人做過的事情，那麼就算讓國家破產跨國企業倒閉也完全不該是危機，而只應是被誤解的民間傳統而已。前面的警告與後面的擔憂，理當會彼此解消才對。

我可以理解親近google等資訊企業而非台北市政府的原因。雖然北市府握有龐大的權力，畢竟不像google那樣掌握每個人的重要隱密資訊。而如果選擇不相信google，不但要在資訊時代付出重大的存在主義上的代價，比起不信任北市府而產生的危機感更是相去不可道里計。但如果在純粹談到消費者權益的時候還要在兩者之間選邊站，最多也只能說是表現出背叛自己以成就別人的高尚德性，然而與此同時卻也背叛了與自己相似的整個群體。至北市府開罰為止，我所見到的網路討論絕大多數都傾向對兩者進行道德判斷，似乎沒有太多人在意以法律保護消費者這個行為，正是在否定企業所希望的，與個人之間契約具有無限權力、拿個人的自由意志作為企業開脫惡行藉口，以及拿少部分人的行為進行全面權利限縮等等對商品經濟的期許。法律當然是流動的，但是以消費者利益出發修正或以企業利益出發修正就有極大的不同。

這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稱指涉的陰魂仍然揮之不去。這並不是在宣稱語言有可能消除所有全稱用法，而是在舉例說明全稱指涉可能會造成什麼問題，或在現實裡，只有部分揭露的全稱指涉如何存在，以及社會的想像與體制如何必然包含相關效應：

發現消保法對郵購商品的概括無法顧及數位商品、卻沒有意識到數位商品也涵蓋太多不同情況；發現數位商品不是每個都適用十五分鐘猶豫期、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仍然將眾多商品開發者的獲利模式視為完全一致；發現法律可能無法適應最新的商業模式、卻沒有意識到法律不得不在全稱指涉的原則狀態下存在；發現法律與全稱指涉的關係、卻沒有意識到在原則對抗的層次上自己正一再肯定由企業制定的遊戲規則...

然後我們開始質疑：這樣公平嗎？但是我們卻難以提出能明確判別公平性的標準，也無法在非常類似的商品販賣機制之間如此巨大的使用條款落差之下，去說明這些企業如何受到某種自然條款的限制因而衍生出彼此不同的生存法則…我們在提及公平性的同時，採用的正是生活世界裡以感受性為基礎的聲明方式。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聲明卻被用來維護專業世界的內部倫理與遊戲規則，而非以其所從出的大眾立場思考。如此一來，生活世界再無抵禦機制可言，這條原則的喪失，可能比消費者保護法徹底廢除之類的後果要更為嚴重。

一如各界的殷殷期盼，歐盟議會在今年六月底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消費者保護法令。其中特別關於遠端購物的規定，認為消費者必須獲得足夠的資訊，並在遠端成交的狀況下擁有十四天的無條件退換權。實際條文定本似乎還未上網，但在說明裡，這部份的法律特別提到：

排除於解約權外的，例如，雜誌（此處不計訂閱合約）、租車、機票與旅店預定、迅速過期或腐敗的商品如食品或花卉，以及客製化的商品，例如量身訂做的套裝或特別打造的咖啡桌等

數位商品，如音樂、電影或軟體程式，也同樣被排除於解約權外。該次銷售將從下載開始的那一刻起便視為不可回復

這是歐盟最新的規定，也是經年累月深藏於立院，等待與主人相逢以統御消費社會的消保法修正草案立法精神。從這類條文開始，我們便不必再談論任何猶豫期「應當」有的限制，因為這道阻擋在我們與開發者之間的高牆就要因此而倒下了。從今開始，任何數位商品的猶豫期規定全都是企業的恩賜，我不知道往後還會再發生多少次例如蘋果FCPX等第一代產品出貨即災難需要長久集體行動才有回應的狀況、或android market因為企業內部決策而無預警刻意下架的事件；但我相信無論是從消費者保障法規在這個領域的真空、大眾與貼身服務提供商零距離互動產生的革命情誼與擬血親關係，或樂於接受一切企業制定條款的消費者與開發者來看，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最終倚靠的便是企業看似無邊無際的善意。我個人從來不相信利益相關團體的善意，只是或許在當下，這條原則對我們而言已經不再重要了。

相關文章摘選：

笨蛋！問題根本不是那七天！談北市府與Google的消保法爭議

關於臺北市政府與Google在數位內容上爭議之我見

北市府法規委員會葉慶元狗官的傲慢！

從 Google 不賣台灣人 Android Market 軟體談起

Google下架軟體、北市罰重金對槓，誰來回應消費者與開發者？

[轉]Google和台北市政府的鬥爭：傷的是願意付費的消費者和願意出力的開發者

消保法的過時與不完整 - App七天內可退錢，那電子書，音樂，電影也都可以看完再退囉

【短札】性。謊言。反解放。

2011-05-13T23:04:00.002+02:00

我們尊重且不歧視個人之性別傾向，但是反對在國中小教育階段中，加入多元情慾、多元家庭、多元婚姻之教材。
立即停止發放現行不當的教師資源手冊教案、教材至全國中小學、停止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並重新編輯。
重新編輯時，應以相當的篇幅納入「不同於性解放概念」的性別教育之論述。性別教育專家不能只含括單一觀點者，並應邀請家長、青少年兒童心理發展學者，以及生命教育、品格教育、課程專家以及倫理議題方面之專業人士參與。
至於解決性別歧視／霸凌、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刻板印象的現實問題，應更積極的落實教導生命教育、品格教育與合宜的性教育，而非只是消極於教導性解放、安全性行為及同志教育。

－台灣真愛聯盟官方網站，「我們的訴求」

「真愛聯盟」有計畫地發動教會組織，進行了一個「反對教育部在國小、國中性別平等教育中鼓勵性解放」的連署，並且宣稱已有八萬人加入連署。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意見表達而已，而是一個有計畫的抹黑栽贓並藉此擴大保守教會對公共政策影響力的行動，其目標與規模就是一個反同大作戰！

－【給同志社群及關心多元價值的朋友】
看清局勢變化，行動！不要再沈默（by 喀飛）

台灣應該是高度民主化了，以往只在於各大政治勢力之間拷貝吸納彼此宣傳策略的手段，已經（疑似在美國淋漓盡致的文化戰爭表演影響下）迅速而持續地往民間社會擴張。正是在自由化（或稱解放）的社會條件下，以往抱持萬世一系道德信念的人們突然發現社會將要往自己不熟悉的方向變遷，權威地位即將不保，這些人們很自然地會傾向認為以往持有的權威必然會經由機制或陰謀而被別人奪走，於是鎖定敵人加以打擊便成為他們自我召喚與鞏固核心的必然方案。

經過多年努力好不容易集結足夠能量與知識的性學，終於能夠進入國家教育政策機構建言，卻在獲得實施之際遭到另股力量的集結抵抗，在不同的社會層次上，與保守團體其實有著相去不遠的困境和反應。從各方反應看來，我們恐怕也不能輕易排除各為其主的態度已經開始讓這個表面現象生根固著成論述事件的核心。從這個角度，「台灣真愛聯盟」的認定裡看似最糟糕的「性別平等教育=性解放一言堂」便反而成為最有效的論述之一。由性別團體明白指出的諸多謊言與扭曲，因此不只是基於極端立場而造就的誤讀，更是有意形塑並與此相生的強化手段，在斧鑿痕跡最深之處，近似於某些論述裡會使用的誤讀策略，其中保守團體本身所缺乏的弱勢立場基礎，則必須以這些謊言和失勢的危機感加以補充。

性事的確是當代社會最為複雜的輿論議題之一。在某個理論高度上我們理解到性的壓迫與解放在社會結構中呈現雙生的結構，然而在實際的運動操作裡，壓迫卻不可能自然地產生反抗，而必須經由人為操作產生，而過度將理論視作自然道理的結果，便是忽視一個無法產生足夠反抗能量的社會絕對是有可能的。當代高度發展的文化戰爭策略已經將這個理論的裂隙擴張至極大，導致謊言成為日常風景，而所有論述的邊際殘餘都可能經由各種手段而生根固化成為社會事實的核心，當代的社會早已不在乎作為謊言的謊言，而只關照能夠有效催化敵手能量的謊言，以致於這些錯誤成為唯一能夠催化輿論的啟始點，事件不得不只好圍繞著它們而展開。

到此為止一直沒有提到的進步價值，某種程度上其實已經在現狀中成為次要因素。目前公共社會達成的共識，似乎就只是標準化的公關技巧能夠獲取大眾信賴這一點而已，就算是不願意相信公關技巧的人，也亟願將之視為影響力無可置疑的公定標準。「進步」的符號在經過對手的有效弱化、體制的吸納收編與持有者的自我癱瘓之後，甚至已無力反對最基本而簡化的價值相對論調。這當然也間接帶動了文化戰爭的興起，最保守的論述因此得以脫離被進步捻滅的宿命，而以重新創作的面貌成為某種必須保存的文化資產。

如此而我們還有什麼意識的解放可言？除了某些最基礎的現實（例如世上存在同性生物性交這件事）在被發現之後就難以動搖，其他一切認識與辯證內容都失去了加以改造的正當性，僅剩下菁英群體中推動改革者的政治操演能耐，這從倡議廢除死刑者一再強調世界各國都是從政界推動人民認同的事實時就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以我個人的立場與理解的事實而言，所謂性解放，究其根本只是朝著承認既有現象而不強制改變的基本人權價值而去；然而對於某些立場，特別是習於將社會置於隨意制定的道德規範下的那些（譬如宗教），在語言核心規定一套讓社會能「更好地運作」的價值，或許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就像我們至今無法切實地想像一種能脫離所有體制運作的政治一樣，對某些人而言，解放的目標永遠只是無比遙遠的夢想而已。

而在這樣激化的狀態下，我們更無法意識到，解放本就是動態的過程，是前往下一個現狀集結點的進行曲。屆時的狀態必仍多元、異質並彼此衝突；明天的解放目標，也終會讓今天的狀態成為保守的價值。我們所有的選擇，或許只剩下在今天結束時盡可能地少留下謊言，誠懇地指出自己意想中的方向，以免在下一階段的解放論述裡留下太多荒謬的足跡，期待日後災難的火光裡不要映出太多自己的身影。

【短札】衣櫃裡的風景

2011-04-16T17:56:00.004+02:00

關於施明德最近引起爭議的發言，這裡有一則稍嫌為完整的報導。

之所以引用較為完整的報導，是因為這裡面比較能顯出事件中最大的問題，即是「個人性向是影響政治判斷的非理性因素」這個預設。在這個說法下，本次事件與日前指涉馬英九與男藝人性交的「巧克力光碟」事件在表現層次上有所不同。後者接續台灣常見將「揭露」邊緣性事視為貶損對方人格與展現自我氣概的擬荷爾蒙效應，前者則拽引出更多層次的問題。

長期以來，同志議題與主流政治的關係一向曖昧不明。個人的宗教傾向、政治信仰、國族意識等屬性常常具備正面而可欲的政治效果，然而性身分、性議題與性認同則通常介於可討論與不可討論的領域之間。以同志議題為例，在直觀層次上就有是否恐同的問題，而對同志友善的態度反向激發出同志亡國或愛滋天譴等等論述，相對地恐同情緒也讓露骨表達的刺激效應更為高漲。從身體政治與身體美學的對比來看，個人在性場域的一切自我操演，都會同時在政治的目的性以及美學的感受性上產生效果。而相對於當代政治議題在公共領域裡通常摒除「不可討論」的選項，性事勾引出來的慾望一方面趨向公開化，但同時也有朝向隱密化的強大拉力。繼續推演下去，「可說的性事」至少包含了宣傳理念、自我肯定或敘事療法等等；「不可說的性事」也有自我檢禁、逃避壓迫或只是印象整飭等等旨趣。

性事的問題如此複雜，甚至連說與不說都存在著單一政治論述無法同時解決的問題。針對其他議題的單純政治宣示都已是問題叢生，可以想像在此處必然產生更多複雜的狀況。這一次引起的爭議當中，最糟糕的反應當是絕不可能自圓其說的簡化邏輯。例如某些婦女團體認為絕對不可要求表露性傾向的說法，就不是一種可欲的立場。這不僅反對我認為在政治上有意義也必須表述的意識型態與認同連結，同樣的婦女團體在提出男性集團共謀阻礙女性參與等等論調時也從根本上與之扞挌；而認為要求同志出櫃會一致壓迫單身女性的從政空間，則不只是錯誤地宣傳唯有女性在單身時性向才會受到質疑的想像，更幫同志加上了難以認定為隱私的「個人婚姻狀態」這麼一個政治位置歧異的盟友。

回到上面的問題，關於「個人性向是影響政治判斷的非理性因素」這個預設，若單純放在性事的原始框架裡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荒謬，但若把「性向」代換成「認同」，語言效果就會變得模糊。將性認同與其他政治認同混為一談，同時徹底忽視認同與社會因素交互作用才得以形成政治姿態的事實，很有可能便是施明德與部分婦女運動團體在爭議中之所以發言錯謬的根源。認同為同志的身體，更有可能深入認識同志社群；而對同志社群的認識，也更有可能帶來平等對待同性戀與異性戀等性向的態度。這不能以宣示加以抹消，甚且有可能是某些社會成員疑慮的來源之一，而必須直接面對。雖然在實踐上可能有所限制，我仍然同意某些觀點認為倘若能將性事日常化，性傾向去禁忌化，便能從根本解決與這次爭議類似的問題；而在當下的社會，將性立場的政治優先性置於性傾向之前也是個好主意，因為儘管兩者之間有所關連，不同的指稱仍然具有提起不同符號比重的效果。另一方面，關於把爭議延伸到逼迫政客將惡化青少年處境等說法，我一時無法參透，或許只是用霸凌符號進行串連的行動而已，就先按下不表。只是採用逼迫、霸凌等等字眼，似乎有點誇大了施明德本人相對於蔡英文的權力位置。這是婦女運動聲明中預設強化男女位置必然性的常見問題，與同志認同連結時，同樣誇大了兩者間權力位置的平等性，也不必做過多敘述。

爭議裡的這個面向，讓我想到施明德上一次涉入爭論的景美人權園區作品事件。以我當時的認識，陳嘉君與施明德對游文富作品強力批判，以及後來予以破壞的事件皆屬於同一框架下的創作行為。施明德在這次爭議裡的角色正好相反：既自認為帶著善意發言，宣稱自己對同志友善，卻又展現出對於同志政治的議題狀態毫無意識，稱為對政治化的刻意無知也不為過。或許這進一步證實了施明德在內心深處其實一直自視為行動創作者，企圖以整個社會為對象予以衝擊的手段來發言。某種程度上，我能夠理解個人在政客角色上無知，在創作者角色上以激烈手段衝撞一切框架的狀態。然而相對於性別認同與政治意見之間較為間接的關聯性，作為政客的施明德對於角色的操作顯然激起對社會影響更為直接的效應。這樣說來，若要我們果真無視於政客施明德的政治盲目，創作者施明德理當及早出櫃，畢竟他仍然需要回應自己的論點：若是不能忠於身體，又怎麼知道會不會忠於人民、忠於國家？

【災難非禮勿視】操作說明

2011-03-25T16:56:00.016+01:00

有鑑於本部落格居高不下的彈出率與虛無飄渺的平均閱讀時間，特提供這篇針對【災難非禮勿視】提供的操作方式說明。使用時請先連結原文，並依循下述文字引導進行閱讀。

（圖一：請於新視窗展開本圖，配合各部分標示服用）

影片說明：
由日本創作者創作的動畫，以兒童為目標群眾，在震災後幾天內就發佈。某方面而言，這部動畫也是日本媒體（特別是公營的NHK）面對震災反應的縮影，將民眾幼稚化，災害後果平淡化，事先切割嚴重的後果，忽略整體問題轉而投注於英雄化的努力。

標題與文首段落：
文章標題靈感來自這則訊息中日本工人將政府比喻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三隻猴子。媒體與資源的關注不需多言，政府對於救災的拖延近來已有極多的報導，這裡是一篇外電翻譯文以及綜合報導，另外也可見台灣記者的現場直擊。搜尋外文媒體的專題報導則可見到更多。

第一部分「紅色」：（關鍵字：災難、消逝）

「對於苦難的單純描述很難直接連結上某種集體困境」「災後第一時間出現的判斷，通常不會基於足夠的現象資訊，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成見與經驗...受限於時間而造成參考對象不足...媒體與政客每次災難過後一頭熱的所謂檢討反思...無法...反省...短線操作...遑論...改變」「一切都將迅速地消逝...記憶...繼起的奇觀...提起誇大的線索...改寫語言和詞彙的意義」

第一階段的報導，最有代表性的應該就是當期新新聞週刊的封面。這只不過是基於台灣社會面對日本社會時所一直持有的成見，任何的深究也只不過是基於這樣的先見進行，相對狹窄。除了本文的批評之外，另外也可參考兩篇文章：別當日本「文明」的奴隸與能不能至少讓我們學到這些。就我的立場，這些文字不僅具有平衡分析報導的功能，或許也是讓我們能夠反省自己反應太快，以及太過相信成見的問題。但是前一篇文章中對「進步」成見表達徹底否決的態度使得天災超越制度的認識無法建立，與後一篇中對於日本既已建立的「制度」仍然抱持相當信心的態度，都與本文立場有一點不同。至於這次災害後比較重要對台灣媒體的批評，可以這篇文章為代表。然而這類立場卻難以處理應如何面對媒體處理災難報導的兩面性。

======分隔線：但是======

第二部分「藍色」：（關鍵字：比較、結構、體制、政府）

「比較...不是那麼重要」「當代社會...剝奪...個人之間的連帶與信任...增強對遠方...賦予信任的需要...影響...觀感與行動...掌控的...累積信任資本...逃避...危機」「日本政府...遮掩...負面表現...台灣...贊許...效率與能量...只不過是種賭注...啟動...解釋」

承接上段，說明若是利用全稱式的敘述來加以評論，便很容易出現明顯的問題。這一段文字開始試著處理這個問題的樣貌，並且提出信任的問題。並利用文中「災變初期的新聞禁制、公有媒體的單調無聲、記者會上的公關斧鑿、凸顯英雄事蹟轉移注意等等，都發生了遮掩諸如政府與自衛隊指揮分裂、政府反應遲緩、核電廠公司隱瞞事實、動員與運輸失能，乃至於官僚作業拖延卸責等等等等負面表現」（註：無連結的事件訊息來源可參見上文參考資料）都無法影響我們的先見，強調上文提到的分析。

======分隔線：而且======

第三部分「綠色」：（關鍵字：民族性、信仰、典範）

「就...對岸...辯護...無涉事實只涉成見的判斷...加速...消逝」「台灣...贊許...日本...民族性...神話...信仰...全稱...反應都告消逝...災區以外...無限擴張...抗衡...竟只...過度冷漠」「日本國內完善的預警系統與日常訓練被一再提起，不提故事只通報災變的公有媒體被認為典範...被天災超越...還認定是高素質...媒體...難以理解」

網路上隨處都可搜尋到為當時中國震災的政府措施辯護或美化的文章，本段希望能引起讀者對汶川地震時的記憶，正確地說，是記起自身的遺忘，很顯然地，如果記憶管用，很多人在兩次震災之間對於政府行政措施的細節等等態度並不一致。而這裡說的是，這種不一致本身最大的問題是顯露並加強了批評與批評對象之間對不上線的錯位效應，以這種態度面對災難，則災難便不成災難，將會很快地在偏離主題的思考與針鋒相對之間被遺忘。另外在段尾也開始提到被災難超越的防護措施仍被認為應該效法的問題。

======分隔線：接著======

第四部分「黃色」：（關鍵字：信心、反核、批判）

「日本人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大幅喪失...反核...只有數百人...台灣...能募集到數量不只於此的志願者」「若...刻意遮掩...不願質疑...當成...維護社會穩定...藉口...制度...失能...果真敬仰...以信任體制為優先的群眾嗎？」「台灣...同樣...被要求遺忘...熟悉...批判...卻浮現...社會心理因素」

上文中的參考資料都可看出日本人的信心喪失的問題，可惜主要是西方媒體才在這裡著墨較深。這裡開始敘述台灣反核遊行的事件與爭議，可以參閱這篇文章，爭議的部分則可從這兩篇文章[1][2]開始，前者標題是本文第二段小標的來源。關於日本反核遊行，我最初的訊息是在三月二十日有數百人的遊行，但根據其他來源則有超過千人。原文用「數百人」只是提個較不精確的數字。

在這裡的兩段影片顯示出媒體效果與災難超越周全防護措施的象徵。我們從第二段影片中原先漫不經心的日人到片後半時的情緒轉變，以及更多仗著高堤靠山仍然在街上川流不息的車輛行人可以見到信賴本身的不可信賴，從媒體早期播送的畫面之差異則可見到媒體處理災難新聞時的態度。

======分隔線：政治======

第五部分「紫色」：（關鍵字：核災、體制、依法行政）

「福島...核災...縮影...無法解決...矯飾太平...激起...廣泛質疑...台灣...先見...忽略...相似性」「對...體制...信賴...過度讚揚...期待...長治久安的體制...為了...烏托邦破損而不滿...卻又願意...為了體制而辯護」「為體制辯護的行為跨越了一切政治光譜而存在...一日不脫離對於體制的真誠信任...無法解決任何風險克服體制的失能危機...接受當下許多違失的...形象」

台灣在震災初期很快地表現出對於日本體制與人民高度信賴的態度，直到近期在大量負面訊息出現的狀況下，仍然不吝重複類似的成見，就核電問題而言，無論正方或反方皆然。至於提出馬政府慣用的「依法行政」論述，是為了進一步說明「對於體制的信任」不僅是對於政客或政府的信任，而更是戮力維護結構現狀的態度，以及相信某種依循理念運作的結構即將到來的信念，以及在此信念裡相信自己有可能再也不必受政治纏擾，傳統社會學能輕易認定為「中產階級的安逸妄想」的態度。而這對於近未來烏托邦的堅信，就像是台灣政治歷史上一再發生地，很容易便能讓信仰者忽略當下必須批評的現實。

======分隔線：批評======

第六部分「橘色」：（關鍵字：政黨勢力、權力）

「反核...爭議...與政黨勢力結合...削弱...能量...忽略了將反核排在政治議程前端的人終究尚屬少數...某些成員隨時可以因為其他議程而放棄反核...緊密結合...有害而無利」「急著與政黨體制結合，並不是反核運動中某些團體專有的現象...為什麼自己總是隨時擺好被統治的姿態？」

首先附上民進黨執政時期核四復工的行政院長聲明，另外則是一篇關於歷史與現狀的評論。這個部分與原文最相關的是聲明中提到「行政院一貫主張的『非核家園』，終於也得到立法院在通過決議提案中，給予認同」。某些認為「環保團體背叛民進黨導致反核功敗垂成」的誇張言論，在這裡恐怕要面對我們是否也要說，儘管國民黨長期擁核，但因為這個決議而仍然可以認識為反核陣線一員的問題。我始終認為，如果沒有辦法認識到台灣的兩大主流政黨早已成為不能以理念為出發點加以認識的政治集團，那麼所有對台灣政治的認識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其中帶來的偏執和盲目等現象早已層出不窮，相關討論可見我的其他文章。

另外，關於原文敘述中婦女、工人、國族等社運與國家和政黨結合的問題，不容易找到簡單的解說文字，讀者可以自行搜尋。

======分隔線：結語======

第七部分「桃色」：（關鍵字：反省、視野）

「政客的承諾原本就不必持續...運動...理念並不能停滯...重新思考...信任的依據...反核運動...保持...對於過度信任加以反省的能量...拒絕以過度信任來抹消風險...直面...現實」「或許當代世界...藉由...信任而得以建構...等等行為...不同的視野...得以形塑未來的實踐」

由作者再來解釋自己的結語會形成恐怖的無止盡迴圈，這裡不再外加敘述。

災難，非禮勿視

2011-03-25T02:32:00.004+01:00

3月15日上傳的動畫「おなかがいたくなった原発くん」中文翻譯後再上傳，片中提到的蔬菜與魚類污染在一週後由日本官方證實存在。

在海嘯震災侵襲日本東北地區之後，大量的資源與關注在全球通訊網絡的催化下注入災區，但對於災區與災民的定義卻似乎顯得有些混亂，對於基本事實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一個現象可以借鏡：災後數日，某些地方的道路或記者線搶通之後，資源還是沒有運到，倖存的災民若非自力救濟便是無助地病死。

災難的消逝

如今的狀況，在外界的我們也不大確知，或許有些人像我覺得這種現象極端重要，但是對於媒體而言並沒有逐日通報的價值。我們只是在幾日間看到單單一次個體的苦難，而對於苦難的單純描述很難直接連結上某種集體困境，於是我們也只能各自尋求判讀足夠的訊息。

這樣的情況下，災後第一時間出現的判斷，通常不會基於足夠的現象資訊，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成見與經驗。比較重要的或許是，對於這些判斷的觀點也會同時受限於時間而造成參考對象不足；若是缺乏進一步的反省或異見，這些判斷與回應多半只能維護原有的意識結構，大致上不會對社會進步產生任何功效。台灣社會對於日本官僚體制效率與人民自制隱忍現象的崇拜，以及媒體與政客每次災難過後一頭熱的所謂檢討反思，很可能就是因為自陷於無法持續的短期行動裡，所以最多只能期待某條需要已久的法律進入議程，無法處理較為廣泛的結構檢討或體制反省，甚至連塑造規範或共識的過程與結果都不得不充滿短線操作的痕跡，遑論對社會事實造成足夠深入的改變。

這種無法持續的行動模式，註定除了千瘡百孔的規範之外，包括記憶、經驗、認知等等隨意堆積擺放的一切都將迅速地消逝。唯一的記憶方式只剩下不斷地被動等待或主動創造出繼起的奇觀，或費盡心思地在不甚相關的所在提起誇大的線索，或生硬地在一切事物之上強加氣味彷彿的警句。於是，受到深層心理因素影響的隨制語言四處萌生，在政治場域裡不斷改寫語言和詞彙的意義連結，可能便是這類操作唯一足以持續的產物。

從這裡看起來，比較台日媒體的冷靜與激動、單純或雜亂，主張台日群眾的守序或自私、冷漠或熱心，甚至對照台日官僚的效率或無知、專業或民粹等等，似乎都不是那麼重要。這種隨意的全稱方式不僅無論如何都必不可能表達全貌，更重要的是它會不斷引導我們得出缺乏意義的判斷，進一步污染我們為了往後所累積的經驗。

還不只如此。當代社會的運作狀態，不斷剝奪日常生活裡相遇個人之間的連帶與信任，但卻大幅度地增強對遠方個體－－特別是佔有權力位置的個體－－賦予信任的需要。於是我們對於生活裡認識或不認識的個人難以相信，對於遠方掌握資源的人卻願意投入熱烈的信任。這當然會直接影響我們對於結構的觀感與行動。掌控論述訊息或政治經濟權力的個人或組織因而得以投資並迅速累積信任資本，另一方面也傾向利用所獲取的資源盡力逃避信任破滅的危機。政府與政客如是，媒體如是，學者專家如是，名人如是，遠方的群眾也可能如是。而當我們愈積極地尋求不可破滅的對象時，這些對象幫自己逃避危機的策略也愈顯重要。

在這次日本東北地方的震災與核災裡，日本政府就明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無論是災變初期的新聞禁制、公有媒體的單調無聲、記者會上的公關斧鑿、凸顯英雄事蹟轉移注意等等，都發生了遮掩諸如政府與自衛隊指揮分裂、政府反應遲緩、核電廠公司隱瞞事實、動員與運輸失能，乃至於官僚作業拖延卸責等等等等負面表現的效用。台灣有許多人在第一時間立刻贊許日本政府的效率與能量，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太過迅速的判斷只不過是種賭注。而今天與他們期望相反的事實逐漸浮現，當初下注的人們也只好啟動各種藉口幫忙解釋，儼然成為日本政府在台公關顧問。

當然這也不是新鮮事，就以對岸汶川震災後的狀況看來，同樣也有不少人為了中國政府的新聞禁制、媒體疏離、掩蓋事實等等作為加以辯護；同樣也常是無涉事實只涉成見的判斷。而台灣公共場域中無所謂反省的慣性則將觀看他人苦難之事變質為針鋒相對的成見戰爭，進一步加速災難在歷史中的消逝。

另一件在台灣受到普遍贊許的則是所謂日本的民族性。雖然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日本災民之間的慌亂遁逃有之，竊取強奪有之，埋怨政府有之，囤積哄抬有之，然而與台灣災害情勢相反地，這些事件全然不影響我們對日本國民素質神話的全面信仰，也難以產生任何一點關於全稱概論的疑慮，彷彿連我們自己對於災難曾有的反應都告消逝。發生在災區以外東京都會的守法守序行為被無限擴張，至今我們能用來與成見抗衡的想像，竟只是如此的行為是否代表過度冷漠。

日本國內完善的預警系統與日常訓練被一再提起，不提故事只通報災變的公有媒體被認為典範。然而正是這套讓人感覺安全的體系被天災徹底超越而造成如今的殘酷現實：東北地方原本就有極為完善的海嘯預警與堤防系統，唯可稱道的防震建築措施與災害對應訓練避不開浪潮襲擊，至今已知漏洞百出處處欺瞞的核電工業連台灣的反核團體都還認定是高素質的系統，而官僚體系仍然在各處阻撓外界的援助以及自家的資源運輸，而我們認定最信賴的媒體卻似乎對這些問題依舊難以理解。

根據其他媒體的報導，日本人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大幅喪失，而各種事實證明這並不冤枉。然而，催促人民安靜守序的日本治理性，在公共領域產出的結果，卻是儘管在輻射災害不斷膨脹的時刻，結合反戰遊行的反核隊伍以及幾日前先行組織的反核集會，都只有數百人的規模。而同時間在台灣專為反核舉辦的遊行，在某些環保團體選擇不加入的前提下，仍能募集到數量不只於此的志願者。

我們不需要徵求恐慌或怨天尤人。但若從集體到個人各種層次的社會現象都指向刻意遮掩的手段與不願質疑的態度，甚至還以此當成維護社會穩定的藉口，我們對自己接受到關於這個社會的訊息還能不抱持警覺嗎？何況單就既已傳達出來的訊息，各種制度中的預警與維護系統失能和失效跡象斑斑可考，我們果真敬仰在這樣的情況下還以信任體制為優先的群眾嗎？

台灣並非不熟悉這樣的情境。可以說所有發生過的災難都是在同樣的社會運作之下被要求遺忘，而無對針對中國或台灣的體制，台灣也完全熟悉對於這類情境的批判。但是在關於這次日本震災的反應之間，卻浮現出比這種批判態度更深沈的社會心理因素。

反核運動無法到此為止

福島電廠的核災事件彷彿是日本政府對災難回應的縮影。不論是所有安全閥盡皆失效、人為事故層出不窮，或總是在災後才暴露出來的維護系統虧敗，都在日本政府投入巨大政治經濟資本進行救援的情況之下依舊無法解決，而官方回應也仍是千篇一律地矯飾太平。從海嘯到核電防護體系的多層次失效，理當激起對於體系的廣泛質疑，然而我們卻仍舊依循日本作為現代進步國家的先見予以認識，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核電運轉技術與實作上，台灣與日本的相似性。更不用提東電的成本考量與台電的法定盈餘壓力之下，必然會發生多少便宜行事和隱瞞逃避的現象。

然而我們對一方面身處其中，另一方面距離權力位置又太過遙遠的各種體制，仍然賦予無比的信賴。在日本震災事件裡展現為對防災演練與預防機制的過度讚揚，在台灣則除了懷疑政府拷貝日本不力之外別無他求。很明顯地，我們仍然期待一個足以安存其中、不必持續思考的，長治久安的體制，同時我們也依舊誇稱自己已經進入了原為了超越烏托邦而設的後現代情境。其實在每次聲稱的時候，我們只是為了自己想像中的烏托邦破損而不滿；而一旦具備了某種程度的信心，卻又願意挺身為了體制而辯護。

很容易就能看出，這類為體制辯護的行為跨越了一切政治光譜而存在。其中有相信核電技術既已克服風險、有相信冥冥中自有護祐、有相信民主制度能解決核能事故，也有仰賴政客提出核安或反核意見以為解決之道。但是這些可能都比不上馬英九與執政黨慣用的「依法行政」宣稱來的有力。事實上，只要我們一日不脫離對於體制的真誠信任，不把法律視為政府行事最低且必備的標準，無論再怎麼嘲諷所謂「依法行政」的邏輯，都無法解決任何風險克服體制的失能危機，甚至會由於把「依法行政」當成最高標準而削弱了針對政府執行法律不透徹的質疑，滿足於一種戮力追求依法行政的未來目標，卻也因此讓人似乎可以接受當下許多違失的治理者形象。

上述與日本同時發生的台灣反核遊行便因此發生爭議。部分參與者認為反核行動必須與政黨勢力結合的行動，竟是邀請曾經在重要權力位置上不願執行反核承諾的前官員們，在主要的集會時間上台發言。如此一來，反核運動固然可能達成與政客結盟的宣示，或者在短期內獲得政客資源的協助，然而這個宣示同時達成的效果，卻是一方面削弱了運動得以保證不再受到反覆對待的能量，另一方面更宣告運動本身向既有體制靠攏的形象。單純為了動員效應與民意代表票數而設定的行動，很容易就讓我們忽略了將反核排在政治議程前端的人終究尚屬少數，而動員來的群眾也不知有多少擴張支持者的效應存在。當我們已經認識到某些成員隨時可以因為其他議程而放棄反核的時候，讓他們不僅是參與活動而更進一步與運動領導者緊密結合的行為，無疑是有害而無利的。

急著與政黨體制結合，並不是反核運動中某些團體專有的現象。我們已經見到力量遠為強大的婦女運動如何在與國家結合的過程中分裂弱化，工人運動如何在組織未踏實之前就一再被國家統整收編，統一或獨立等國族運動如何在與政黨的分合中不斷退化。當代的，本地的負面例證一再發生，我們卻不曾認真問過，為什麼自己總是隨時擺好被統治的姿態？傳統固有，當下用以嘲弄的「期待聖君」的渴望，實則以不同的型態留存至今。在少數人身上展現為對於當下某些權力位置的絕對信任與護衛，在多數人身上則不時經由對虛矯不實的願景或承諾予以無條件信賴而展現。

事實上，政客的承諾原本就不必持續，就算持續也不必然依照原先受到的認識來實現；在此同時，使運動得以推行的理念並不能停滯。我們當然可以積極地承認自己受選舉制度綁架的現實，逼迫自己不斷接受依循政客利益而扭曲的理念，在無甚差異的選項之間做出選擇。但若我們能重新思考對其信任的依據，則不論是對於反省、對於運動、對於價值或溝通等等詞彙都能展開全新的認識。反核運動的特殊意涵，因此是在人類技術的現況下，保持住社會對於過度信任加以反省的能量。我們難以否認人類有一天將發展出可以徹底控制的核能，如同歷史上逐步掌控瓦斯、電力、內燃機、航海與飛行等技術。然而在此之前，特別是反例不停產生、缺憾明顯可見的當下，我們仍然必須拒絕以過度信任來抹消風險的感受性暴力，更必須透過這樣的拒絕來強化反省能量，透過更完整的視野來直面我們身處的現實。

或許當代世界果真如某些理論家而言，是藉由對於遙遠客體的信任而得以建構。然而在同樣的前提之下，對於既有信任的強化或質疑、對於願景承諾的信賴或警醒、對於意識型態的閉鎖或開放，或對於認識基礎的停滯或深究等等行為，卻會帶給我們極其不同的視野。基於這些行動帶來的視野，而非遠處傳來的承諾，才會是讓我們得以形塑未來的實踐。

真實能告訴我們多少真相？[Brother's Keeper]兄弟的守護者、[Dear Zachary]親愛的柴克

2011-01-28T04:16:00.002+01:00

司法與警察體制在美國似乎始終是個足以引起人們極大興趣的主題，無論在公共領域或影視產品裡都常常處於核心地位。與台灣相比，美國的公共論述似乎較少在令人意外的判例出現時怪罪於法官或陪審團，而較多質疑制度的合理性。相信體制在有必要時就該以集體力量加以改變，而較不針對個人或某個群體進行個別化的質問，是出身於亞洲的我們，於美國乃至歐洲等諸多關於公共論述的西方文化產品中很容易發覺的特殊現象。當然這不構成一種絕對的分野，頂多是相對性的詮釋。

正是因為這種相對性，讓作為「現象片段蒙太奇」的紀錄片，特別是由西方製作的產品而由東方社會成員觀看時，會產生出相當有趣的身分問題。譬如說，當一部紀錄片有了明確的製作意圖，要以某個特殊的案例來引起西方觀眾對於體制的反省，從上面的認知出發，便是在普遍共認應該以體制為觀看對象的公共領域裡，讓案例彰顯出體制本身、單純注視體制時，或以集體為出發點的思考立場所闕漏之處；然而在普遍以個體故事為想像基礎（無論這個基礎是出自於實際案例或共同想像）的社會裡，連社會的中堅分子都以個體故事的想像為立論所依憑對象時，將這樣的文化產品置入脈絡，無疑地將會產生許多更為複雜的辯證關係。當然還是必須重申：這些分別皆非絕對，上面粗略的說法只不過試圖跨越空間，拉攏疊合不同社會中的權力網絡時，對疊合物內裡錯綜複雜關係結構的管窺之見而已。

在台灣，人民團體為了特定運動議題，引進外國影視產品來生產主題式展覽的作法已行之有年，我自己始終懷疑這類展覽在策劃時是否真有某種清楚的企圖，卻實在無法徹底相信這些展覽所公布的文案（對我而言這個現象有諸多不當，但或許多數人都已接受）。自然地，在攝食許多紀錄片的過程中，我便會從上面的想法出發，加入台灣社會的脈絡來做比對。

這裡引為範例的兩部片簡介如下：【兄弟的守護者】描述的是在美國鄉村地區，處於社群邊緣的老人被控謀殺親生兄弟的過程；【親愛的柴克】則是一個被控殺死男友後生出遺腹子的女人，與男友父母爭取撫養權，最後以悲劇收場的故事；導演同時也試圖以此參與一場要求加拿大政府修改假釋法規的運動。（我在簡介中扭曲了第二部片的意圖，原因見後文可知）

【兄弟的守護者】採用相對簡單直敘的作法：採訪死者的兄弟、鄰人，案件的承辦法官、檢察官；場景限於幾個相關的固定場所之內，影片呈現的故事甚至於沒有太多轉折僅有前後呼應的細節，劇情高潮也適切地安排在法庭宣布同住兄弟無罪的那一刻。特意不設計太多轉折的故事結構，給予觀者以相對安全的保障，使其能專注於故事本身展現出的問題癥結：檢查與警察機關疑似栽贓與污衊的行為、鄉村社群對邊緣家庭成員付出熱情的支持、涉案兄弟各別的性格與一致缺乏社會溝通與經濟能力的弱勢地位，以及這樣的人們在司法體制與媒體訊息中呈現的樣貌等等。警方最先接獲與死者威廉渥德同住的兄弟戴伯特報案，現場勘查與筆錄之後認定戴伯特悶死威廉，動機可能是為了解除威廉長久以來疾病纏身所造成的苦痛。在這期間，現場照片多出原本不在的證據，警方要求識字不多的戴伯特簽下悶死威廉的認罪筆錄，製造出戴伯特向親友提及要終結威廉痛苦的對話，罪證不足時又企圖尋找兩名老邁未婚兄弟由於彼此性愛問題產生不合而動殺機的證據。謠言也在另外一方發酵：渥德兄弟的辯護律師聽到傳言指出警察在案件發生前後曾直接找上鄰人詢問是否有意願出售土地，則牽引出位於紐約州的鄉村在高價郊區住宅地與貧困農務之間掙扎求生的背景。

本片最具感情力量的一幕，或許是在片初向記者述說自己自小便對所有人事物感到緊張的萊曼在片尾坐上證人席那一刻，無法適應社會的老人不停搖晃顫抖，無法控制出口字句的抖亂，卻仍努力嘗試與詢問者應答的時刻。除此之外，無論是威廉的死亡，警方的威迫或相關人士的憤怒與怨言，都以相對冷調的鏡頭呈現。對我而言，這種呈現方式與導演的態度，共同組織了一部意外不會令我緊張地搜尋一切隱藏符號的自然主義式作品。這部片的意圖性相對稀薄，少用影像技巧引導認知，讓觀者能以更自由的眼光權衡事件中各方的角色與彼此矛盾的說法。若說在觀看本片之後，不同立場的人們仍會保有自己的認知而不感到窘迫，是完全有可能的。

相對於此，【親愛的柴克】則提供了一種差異極大的典型。柴克被殺害的父親安德魯貝比是導演的童年摯友，廣受親友敬愛的祖父母為了他的監護權從美國西部移居加拿大紐芬蘭島，母親雪莉則是被控殺害安德魯的兇手。基於與貝比一家人的多年情誼，我們自始便很難期待這部片以同樣的冷調角度觀看事件，而事實上導演克特奎恩也並不掩藏這個意圖，乃至於透過近似驚悚劇情片的影像技巧與故事結構極力強化這種情緒的感染力。導演在旁白裡兩次提到製作這部片的動機，第一次是為了幫無法見到父親的柴克製作一部關於父親生命的故事，第二次則提及透過影片為祖父母尋求支持。

這樣的一部影片會在何時用到快速剪接和驚悚片技巧？答案是，母親雪莉自始至終便被家屬認定謀殺安德魯並潛逃，而在故事後期，她帶著柴克在紐芬蘭的海邊結束自己與嬰兒的生命。故事進行時，理應屬於生命史記錄的部份，導演便安排了諸多對於雪莉不利的陳述與事實證據、暗示安德魯在人生受挫的低潮時刻才與雪莉交往、描述雪莉遷居紐芬蘭並生下柴克之後如何受到加拿大司法系統的低落效率與繁文褥節所保護、柴克的祖父母如何受眾人敬愛又克服了多少困境追到加拿大找尋親愛的孫兒...如上所述，影片的意圖明確，近乎毫無遮掩。關於雪莉的影像與描述總是配合著醜陋的、急促的、暗示異常的呈現方式，關於貝比家人們的部分則完全相反。純以手法而言，不能說毫無可取之處，但若類似的再現方式出現在劇情長片裡，對我而言所代表的顯然只是另一部無甚可觀的B級電影。只因為本片大部分根基於事實，劇情元素與再現手法的地位遂彼此代換；我不再視表現手法為劇情元素可信與否的判準，而是理解到這些事實元素的可信度提昇了表現手法的層次，讓原本陳舊無趣的手法成功產生催化效用。

但是，這些與台灣社會的脈絡有什麼關係？

接連失去了兒子與孫子之後，柴克的祖父母發起一場運動，以美國公民的身分要求加拿大公民重視這件案子相關的體制程序。這很快就讓我想到在台灣和中國以維護人民法益為主題的各種運動，特別是針對個案判決要求改革法官制度與兒少性侵法規的白玫瑰運動、一直存在的性侵與性交相關法律制定的拉鋸戰，以及近來漸起反響，多年來始終以蘇建和等三人案例為宣傳核心的廢除死刑運動。在這些長期事件以及眾多其他爭論中牽涉到的議題：司法誤判與警察濫權、兒少保護主義、身體自主權、體制懲罰手段與限制、報復主義、犯罪受害人人權、犯罪者人權、更生者人權等等，似乎都可以在這兩部片中找到足以投射的支點。而這兩部片最大的差別在於，我在【兄弟的守護者】敘事過程中便可以組織出一個讓自己滿意的故事版本（當然我已經預備接受不是只有某一方正確的可能性），而【親愛的柴克】則在結束之後讓我開始懷疑自己見到的真實，尋找一個抵抗導演企圖的機會。

首先，片中作為雪莉罪證的事實至少如下：案發前，安德魯提到將與雪莉見面徹底分手、目擊者指證在現場見到疑似雪莉的座車；案發後，雪莉打了許多通電話，依序呈現案發現場到住處的路線，電話裡她主動提到沒見到安德魯希望能再相約、殺害安德魯的槍支與雪莉的槍支口徑相同，她宣稱自己已經把槍交給對方、在警方的詢問裡雪莉證詞多次反覆支吾其詞、在被控二級謀殺之後雪莉立刻前往加拿大、她的心理諮商師支付了某一次的保釋金的大部分、彷彿不甚理會與不同前夫生的三個孩子；在加拿大的司法體制部分，導演指責法官效率過於緩慢、重要專家認定雪莉受指控的案件「具有特定性，因此對公眾不構成危險」、兒童法庭毫不追查雪莉的前科：遭八人申請法院強制令、在某療養院期間被置於監視之下以防自殺，同時威脅用叉子殺害室友、美國警方則記錄她某任男友報案指出她企圖在自己門前自殺並威脅將其殺害等等。

然而這些證據都不曾被任何人，包括祖父母的辯護律師在內，在法庭上提出。這篇報導的最後，一位加拿大官員便提出這樣的問題。另外，考慮過上面所有事實，仍然無法排除以雪莉的精神狀態而言，在她能夠自理生活的狀況下，撫養己出很有可能是符合基本人道精神的治療手段之一。在看過本片之後，我們很快就可以發現被排除的故事之必要：雪莉的心理諮商師為什麼涉入並幫自己的病患付出大筆保釋金？這個案子為什麼缺乏任何直接證據？為什麼柴克祖父母僱請的律師沒有向法官提到後來在紀錄片裡看來如此有力的證據？而相對於每日與疑似殺死自己親生兒子兇手周旋爭奪撫養的祖父母，另一邊必須不斷面對懷疑自己殺死孩子父親的祖父母來爭奪撫養的雪莉受到的壓力又是如何？柴克的死無疑是巨大的悲劇，然而我卻不那麼確定這個悲劇是某個邪惡的靈魂獨力完成。

【親愛的柴克】花了大筆的篇幅在確認雪莉的罪行、側錄親友對安德魯及其父母的頌詞與懷念，以及對柴克之死的憤恨與惋惜；而對於某些重要的事實（既然本片同時意在參與司法體制改革的行動）卻又不及詳述。在推行運動期間，柴克的祖父母把事件結集並定名為"Dance with the Devil"，或許大致上綜述了這個運動錨定的敵人所在。而這個運動在最近獲得了初步成果，將在加拿大的假釋法規裡加上「給予法院權力拒絕讓被控嚴重犯罪並可能對十八歲以下孩童造成潛在危險者假釋」，在我局外人的眼光看來，重新代入上述的事件之後，其實可能完全無法改變加拿大法庭准予雪莉假釋或撫養柴克的結局。

回到【兄弟的守護者】。儘管這部片關照的事件本身並沒有太大的爭議，以致於不易想像某種立場如此清晰的敘事方式；但在一部長片的篇幅裡採用"Direct Cinema"的製作形式，亦即以冷調處理，多方採集或融入社群等等不同的方式力求客觀誠懇；以本片為例，時常會讓我覺得有過度採集導致焦點散亂無法凝聚的困擾。影片畢竟不能全然與真實彼此代換，遑論真相。

又回到台灣脈絡。在觀看這兩部電影的同時，我始終無法拋開將這兩部電影置於台灣的公共場域時究竟會如何的想像。【兄弟的守護者】僅有少數可以凝鍊的事實：警察與司法系統如何處置邊緣人群的手段，以及社群支持的現象等等，這些都是對於特定政治目的（譬如司法人權改革）而言具有正面而清晰效果的宣傳元素。【親愛的柴克】則具備公關意義上的風險。若要形成明確的認知，需要倚賴對這部片所提供的事實進行思考的程度而定。以我的程度提出的問題例如：我們是否同意像這部片與相關運動者的觀點？如何讓精障者人權、司法人權、假釋判決等等既成的體制論述與運動論述與之調和？我們如何面對這部片在宣傳上具備的多重可能性？我們是否願意將這部電影引介至宣導無罪判定法則或刑罰比例原則的場所，甘冒詮釋多樣可能的風險？如果我們對上面的任何一個問題感到遲疑，又是否能看到多年來體制論述與運動論述是如何藉由類似的操作手段加上揀選適當的素材來滿足意見市場競爭力的原則？照此以往，這個原則將會把我們帶到多遠的地方？

我相信這些問題會在不同人身上激發出各種有意義的結論。只是我們內在的揀選機制或許早已過於成熟，乃至於這兩部電影可能只因為造成一點不便，便立刻被具有足夠公關效能的其他影片所代換。我們大可拒絕這種挑戰。

[Gas Land] 【瓦斯樂土】嬉皮之子與班鳩琴

2010-11-30T01:46:00.005+01:00

戴著防毒面具，彈起班鳩琴，背景是巨大的煉製場。這是一部紀錄片該有的畫面嗎？
在一連串令人絕望的受害者訪談畫面之間，插進一段冰雪從車窗上滑落的特寫，又是什麼記錄觀點？

我不知道這部片的導演是否在剪接大量帶著抽象或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畫面時是否想過什麼。但當我看到這樣的畫面時，總會想起荷索在《灰熊人》裡，親暱地旁觀主角之死的過程中，主角離開畫框，荷索卻留在此處，語氣平板地評論著當角色離開之後，草叢如何變得彷彿有生命一般，精神抖擻地充滿畫面。這個回想起來有點太過浪漫的畫面，總是提醒我所謂影像脈絡的元素，不只有能夠形成清楚邏輯句型的那些才有意義，甚至必須超越隱喻的力量，讓所有元素無一遺漏地、均衡地共鳴。理性能有多純粹，就必須有同等純粹的感性來達到這樣的均衡。

所以我始終質疑「什麼才是紀錄片」的亙古問題究竟是否有意義。就像記者總是發現只有打破「報導」的定義範疇才能幫自己的書寫找回更多，政客也總是毫不遲疑地打破遊戲規則以獲取超乎所有人想像的巨大利益。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與他曾任總裁的Halliburton集團，在海外總是以侵略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引人注目。而在這個例子中，則是靠著錢尼組織的能源小組打通關，最後在布希於2005年簽署的能源法案中製造出所謂的「Halliburton巧門」，將石油與天然氣產業一概摒除於自七零年代以來所有的空氣、水資源等環境保護法規檢定規則之外。只要廠商宣稱自己使用的物質無害，環保機關便不具稽查權力。

與台灣有些不同的是，在美國，法律對人民來說有一定的保障能力，於是以錢尼的位置之高，也必須責成環境法案的修改，而不是讓實際有權力的環境評估機制人為風化。然而，企業一旦完成法律防護機制，所造成的危害也更加肆無忌憚。

Halliburton並非主要的鑽探精鍊業者。但他們提供全美天然氣公司的技術：水力壓裂(hydraulic fracturing)，將大量混入化學物質的鑽探與填充水藉以汲取美國擁有的巨量天然氣資源，卻在全美各地造成廣泛的水源與空氣污染。人們開始病倒，天空出現霾害，井水裡不僅冒出大量天然氣，水龍頭湧出的水變質變色，還驗出具有大量超標的高度毒性物質。某些鑽探公司因此提供住戶運水服務，一個以此政策自我標榜的企業代表卻無法回應在私人土地以外的環境問題如何解決。

所有這些背景因素、數字、事件，或有如荒謬劇作家發明的眾多拗口化學物質，以及一段又一段正為了這個先進採探技術而受苦的人物訪談，與導演近似在耳邊的低語獨白彼此穿插。相對於一般紀錄片習用的，將彼此差距極大的畫面剪接連結的高張力對比手法，這位自稱是拒絕了鑽探企業用十餘萬美元購買鑽探權的嬉皮之子努力用自己的聲音幫片中看來頗為破碎的不同畫面找到一貫的力量；另外也緩和了本應能夠達到的張力，讓這部包含著極端的痛苦與陰謀的電影意外散發出一種疏懶的氣息。對我而言，這反而提起了某種不尋常的影像能量，例如當導演與受訪者夫婦站在家屋門前路中央，一一指數畫面外觀眾無法得見的作業井時，反而凸顯出我們受迫近包圍的氣息，比起震懾性的特寫剪輯顯然更有效用。這個畫面裡沒有快速剪切的斷裂，而以此地為中心、作業機具遍佈四面八方的地景圖像則輕易地成形。脈絡化的影像語言聲稱俯拾皆是；彈奏班鳩琴的導演，頭上的防毒面具說明看似無害的白煙其實正向空中貫注大量的汙染物質、腳下的土地竟是美國國有的自然保護地、在錢尼任內的要求之下成為成百上千個鑽探精鍊廠區的所在、使用具有高度毒性政府卻無權稽查的生產技術，美國近半的土地便因此成為油氣產業與Halliburton集團恣意開發的樂園...

精確的數據加上成熟的編排，於是成就了這部高度風格化的紀錄電影。挑一個大眾影視產品作為對照：CSI影集第十一季第八集的故事完全圍繞著同樣的事件：致病的天然氣鑽探手段、大規模的汙染公害，居民被迫與企業簽署封口合約不得向外宣揚，以及政府機關在此處的失能。然而影集除了展現精美的病害器官模型之外，跟本片比較卻既無詮釋的深度也缺乏影像的力量。

而對我們這個遙遠的島國而言，儘管沒有徹底相類的事件發生，然而政府環保機關的刻意阻撓、大眾對於天然氣作為替代能源的模糊期待、石化與其他產業毒害環境的事實、片中不會轉彎只好等待滅絕的羚羊與草原生態，應該都不是新鮮事。而如同近來美國紀錄片風潮後產生的現象，一整套政治倡議與公民賦權計畫圍繞著這部電影展開。如同台灣幾年前曾引發高度關注的「水蜜桃阿嬤」現象，但幾年之後我們卻似乎還是只能冀望下一次有哪個良心好的媒體集團再試試看。台灣的汙染正在進行，拜高科技代工所賜，未知的開發與生產技術也正在不斷翻新。然而就像法規無能約束我們的政府，公民之間至今也難得找出一條能夠預想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絕不能踰越的界線。於是許多聲言畢竟因為遍尋不著商業利益計算以外的奧援而逐漸淡出。

我們不只有一個不值得相信的政府，還有一群彼此絕不相信對方的公民。

【短札】表演是我們唯一的救贖

2010-11-22T04:00:00.001+01:00

亞運誤判楊淑君失格事件發展到現在，似乎還有很大的失控空間。

排韓熱潮迅速地在台灣遍地開花，是因為提出異議的審官屬韓裔菲律賓藉，審查裝備的委員屬韓藉，引起爭議的電子襪是由韓國廠商製作，或是因為亞洲跆拳道聯盟秘書長屬韓藉，抑或是韓國一向就被台灣人視為競爭對手，又或是長久以來韓國對台灣在各項國際賽事都不友善，已經失去一切考據的意義。許多愛護尊嚴的台灣人們，砸毀韓貨有之，宣告不接待韓國人的有之，直接言語攻擊韓裔人士者有之，甚至連蛋洗韓國學校的亦有之。而質疑這波排韓風潮的最大力量，則是認為亞運主辦國中國必須負起全責，認定技術委員趙磊包庇學生企圖保送金牌，最後的結論則是指責國民黨與媒體聯手創造排韓假象，不敢質疑中國。

依照目前網路流傳的各種照片影音，這裡面除了顯然誤判一事非常接近事實之外，有其他任何部分是根據確切的證據才做出來的判斷嗎？

如果沒有的話，誰才是真正的大陰謀家？

然而我們甚至等不到上面說過的事實到齊就已經開始怪罪，而怪罪只有對象卻沒有可用的定論，只好不停地擴散怪罪的能量，遷怒到毫無關係的人們身上。印象指數掌控一切。不只是對於仇恨的對象不斷提取一切有效或無效的元素企圖把印象製造成事實，從個人到政府到各大政黨爭相指責對方表態不夠或過度消費，同時抖擻精神演出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如果只是我群我族小圈圈裡自相炫耀的求偶行為便罷；然而仇恨最大的問題，卻是它少不了製造出過去被害的自己以及從今開始必須被害的他人。

依照刻板印象對種族或國籍的全面仇視行為，是最壞的一種歧視。關於這點，顯然比任何沒有證據的指控都更無疑義，然而許多台灣人卻樂此不疲，昨天痛心自己受歧視的，今天轉過頭來面目更為猙獰。連排外仇恨都要像賣蛋塔一樣一窩蜂爭擠上前，唯一的爭議只落在我們必須仇視誰的問題，這種社會豈非正在向世界積極高喊：其實自己根本沒資格爭取公平不偏袒的競爭環境，不是嗎？

儘管外表看來悲憤，我們其實是快樂地表演。心地善良的評論者可能會說這是因為台灣人自覺無力所以爭端才會更加激烈，我們卻不能忘記，從上個世紀開始，自居弱者幫仇恨合理化的論述早已是全球連續體，只要給予仇恨一點點機會，最終便必然與弱小者的解放無緣，而仍是爭搶一切資源排除一切對手的勢力比賽。結果也只能是弱者一面繼續參與同樣的遊戲，一面繼續表演如何揮灑自己僅存的資源與尊嚴。深陷其中的仇恨者，也只剩下向世界表演仇恨才有滿足的機會。

就這麼點斤兩的公民素養，拿出去現寶說起來倒也誠實。只是我們老是忘記自己曾經如何指責過別人捕風捉影，如何四處引用司法內規告訴世界要公平從事，如何高喊台灣是抵抗對岸極權的人權最前線，如何彼此嘲笑從未擺脫歷史的陰影。今日之我的誠實同時表示昨日之我已經被徹底遺忘。說是淺碟社會也行，只是社會畢竟不像碗碟一般，吃過東西就得洗，洗過很快就風乾。

延伸閱讀：墮落如何找到底線

【短札】文化創意產業之最有創意的文化人

2010-11-18T13:32:00.002+01:00

張大春起先寫了一篇文章，裡頭提到「我是一個寫作的人，我根本不承認有文創這回事，就好像我是一個正常的細胞，我不承認惡性腫瘤是我的一部份一樣」，「文創產業的來歷是一群寄生蟲般的人物，在既沒有創作能力、也沒有研究能力的前提之下，逞其虛矯夸飾的浮詞，闖入原本的出版、表演、戲劇、影視、廣告、藝術展覽和交易等等傳統領域。進入了這些行業之後，他們與上述各領域的專業技術、教養和知識亦無關，他們的興趣和職責就是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幫閒份子」。

從這兩大段話看起，再看看文章上下，其實找不到有什麼能阻止我們說張大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他自己在後續文章裡則提到另外兩個分類的標準：「我所指出的，是那批在講堂上吹得天花亂墜，說得疊床架屋，用雲山霧罩的流行咒語，摭拾經營管理行政財經公關市場諸般既有學門之餖飣餘粒，模糊自己幫閒無賴的身份，還要試圖以建立學程、學門、學科，作為學術封聖（canonization）的技倆，這不但是庸眾無知的悲哀，也是學院墮落的癥狀」，以及「若承認這是一門大學裡的學程，就不可能把原本不同領域之真正知識內容既整合了、又降低了門檻，如果宣稱能夠既整合、又降低，則非詐騙也何？試問：以學院的招牌為名，以學術的場址為餌，拼裝湊附它自己承認都是「舊的東西」的各學科雞零狗碎概念的「雜拌兒」，這不是大學招生的把戲是甚麼？不是墮落又是甚麼？」。這樣更好，我們便可以開始進行比較有意義的討論。

張大春的犀利，總是建立在對他回應者的無知之上。就如同他在第三篇文章裡引用撻伐的「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顯示該回應人只懂得舞文弄墨思考毫無厚度，還企圖用張大春的出版與廣播跨界經驗堵其聲卻不正面回應的怪異手法。然而這個影射卻可能是該回應裡最值得注意的部份，證明大家同為跨界是假，抓出張大春論述的問題是真。

提到文化創意產業，對社會科學有一定理解的人多半會想到「文化工業」這個概念，由這個概念出發，對於結構中創作與商業體系合流的批評，以及商品交易系統如何影響創作的精神，比起張大春路見不平揮刀亂砍的論調顯然是有意義得多。問題來了。張大春與我們存在的這個時代裡，那些他認為其中「創作者各有不同的維生系統，有的需要資本，有的需要舞台，有的需要政府補貼，有的需要企業贊助，有的需要經紀制度，有的需要營銷管道，有的甚麼都需要，有的不完全需要」，卻完全沒有提到這些孜孜矻矻認真工作的專業體系，和那些寄生噬血的幫閒們，除了各自的德性之外究竟有什麼不同。

提到傳統商業體系，受人尊敬，道德良心事業，除了慈濟之外，我們當然很容易就想到出版，這個張大春作為作者鎮日與之的行業。

出版還是門生意嗎？我想還是的；出版社裡面有許多創作者嗎？除了低薪過勞的美編工人跟閒來便對時事政策發表議論的老闆們之外好像就沒了；出版社裡有多少「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成員？嗯，除了美編跟老闆之外全部都是？張先生，只要是門生意，出現一大票你所謂的幫閒份子這回事很難理解嗎？

對我來說情況是這樣的：所謂文化創意產業云云，是基於傳統文化工業的商業結構把觸角伸入更多元領域的正常資本主義行徑。傳統文化工業發展之完整，只要看看現在出版業如何壟斷出版品市場與創作者分級系統，除了受認可創作者與學者們獨立評判的文學獎之外幾乎毫無其他機會，而創作者甚且與出版業聯手打壓新冒出頭的網路發表領域，便可略知一二。這還只是文學，要是說到學術出版或百科全書之類出版，更是只能看這些幫閒階級的臉色與良心決定。至於近代逐漸成熟的藝術代理系統更不用提，實在令人懷疑那些傳統的文化工業體究竟有什麼值得張大春寫的如此天差地別。

「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還有一點也說對了，就是這不過是個業界專人指導的職業學程。這種學程（包括出版在內）在法國的私立高等學院甚至與機構合作的公立大學裡怎麼出現都不奇怪，除了學術機構之外本來就沒有其他地方能提供這種服務，基本上很可能還會發送結業文憑供學生拿出去欺騙其他幫閒階級。很難想像在連當代文學寫作（而且授課的很可能是創作者而不是研究者）都能自由而正當地出現在大學課程裡的今天，張大春究竟想像的是哪個時代的學院。而他批評某些人「早就是在第一步上毫不猶豫、毫無懷疑地走進了『文化創意產業』這六個字的天羅地網之中，各盡所能，也各取所需」，這句話本身就引誘我們從他與出版業的關係來作文章。若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我恐怕還得感謝這個產業概念的興盛，替我帶來許多幫閒階級介紹的美編工作。當然吃人頭路也不一定要嘴軟不敢批評，只是以我尚淺的資歷都知道商業結構不分傳統或全新，遑論素有盛名的張先生，我幾乎要認為這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然而說到底，我還是很佩服張先生的德智兼備。再怎麼說，為了一群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就拿一整個類別來做文章，不停更新說法創作論述幫讀者做售後服務，對最初的錯誤毫無修改之意，忽略一切對結構的批評只管痛罵對手，顯然正是台灣當代對於正義二字最具創意的闡發。

對立完成式

2010-11-02T03:46:00.002+01:00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兩極對立政治盛行的世界裡，政客最大的利益就在於不斷暗示對立的存在，人民最大的盲目則在於不斷要求自己認知到對立的存在，並因為這個存在而繼續加深對立。我們知道像小孩那樣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戲碼是幼稚的行為，但是我們卻不可能真正認知到這個行為究竟為什麼幼稚；或許只是因為年齡歧視的存在，讓我們這些明明做著同樣行為的人，卻可以義正辭嚴地指責小朋友幼稚無知。

我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要求他們改正，因為我們根本無能碰觸這個行為的意識核心。

對立是政治資本的生產重鎮。不只因為對立可以強固原先可能多少會飄移的政治無產階級，而加強餵養資本家的積累；更糟糕的是，這種生產方式會更進一步讓群眾因為認知到對立的存在，而與所有使用不便的價值異化。價值仍然可能成為許多政治論述的重要宣稱，就像生產時不得不與工具及產品產生關係；但這樣的異化卻直接導致群眾與工具及產品之間的關係失去持續的緊密關係，而僅僅成為拾取一點點政治資本自我滿足的手段，當然我們知道在這個故事裡，站在所有政治戰略制高點的資本家，終究成為斂取並享用巨大剩餘價值者的結局。

而我們仍然對於政治企業家精神心生嚮往，予以崇敬，妄想全世界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斂取他人生產的資本。大家都忘記了，在這個故事的事實面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當個與產品異化的生產者；只允許斂取他人產品方成財富的結構，從定義上就拒絕讓多數人獲取滿足。

而當一個社會在意識層次上實現全面或跡近全面的對立時，群眾必然已經因為缺乏比較對象而失去思考「這個機制是否可以不存在」的能力，而思考的只是「如何幫自己／對方的陣營增加／減少資本」，機制本身在此刻已經成為潛在的共識，甚至連「消解對立」的呼聲都不得不進入同一個戲局，第一步永遠必須先認知到對立戲局的現狀，才有可能提出實際有效的消解方案。

現狀並不是指那些皮相的論述與宣稱。改變戲局必須深入戲局，否則便只會是同構異形的永劫回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行為之所以有問題，是由於這個宣稱預設了將對方動手作為己方動手的絕對合理性來源。若是跟著這種宣稱思考，譬如不停考據誰先誰後，徹底忽略兩個小孩彼此扭打的現實，我們就永遠到不了「傷害他人究竟對不對」的思考階段。整個情勢也就因為指責誰先動手的宣稱而破壞了建立「傷害人是不可欲的」這類基本價值的可能性。

另一個問題是自我合理化。這可能透過上述例子中的暗示效果而阻礙價值的建立，或反向宣稱：由於我們處於對立的情況，因此某某價值必須從政治議程上退位。有時的宣稱則是說明當下有更重要而必須放在首位的價值。這時歷史變成重要的洞悉工具：倘若這個當下更重要的價值是合理的新發現，則或可稱為進步；但若從歷史來看，以往曾經稱為無可比擬的價值如今迅速退位，或在同一人群的宣稱歷史中永遠只是幾個不同的價值在彼此輪換位置卻無法提出與此對應的合理情勢轉變，都有可能指向一種全然基於資本積累的競爭性而存在的論述，與其宣稱的價值幾乎無關。這曾經被稱為鞏固領導中心、堅定反共信念、培養民族意識（在不同政治團體之間輪流被賦予最高的正當性或最惡的壓迫來源），學術些的說法例如詮釋權的爭奪、典範轉移之際的混亂、歷史決定論中的過度階段…等等。

自我合理化是人類行為裡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卻不能提升為最高價值用以作為其他現象合理性的基礎：一旦如此，則我們將徹底失去體認結構性因素的能力。

由於具備提出全新意識型態要素的特性，社會運動時常走在這個合理性判準的邊緣。倘若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認識不包含進步與否的判斷，便可理解自我合理化行動的遍在。這種行動在面對社會或他人時，即會產生對立的預設。無論是說服、闡揚、提醒、要求、宣告，都預設著一個與自己論述無法互相包容、彼此忽略或徹底矛盾的論述。我們都熟悉這種手段，比較粗糙的會被稱為紮稻草人，比較細緻的則被稱為洞察。然而對於細緻度的判斷，則根源於與這個預設存在同一個層次的成見。

凡有決斷，便是戲局開始之處。一個在既定戲局裡已經掌握重要資源的勢力，例如主流意見、傳統道德、國家教育內容或規章條文等等，都有可能在某個戲局形成的當下就已經註定能操作最大量的資本。這便是為什麼許多社會運動必須在不同場合現身挑戰既定論述，而既定論述儘管被有效駁斥仍能發揮巨大的效應。許多時候社會運動必然面對這個看似全然無理的現象，然而這個現象卻標示著運動的邊緣性、運動之所以出現的必要、運動所欲改變的狀態；換句話說，即是運動根本，運動存在所倚賴的現實。

如果沒有認識到這些現實，任何被忽略的元素都會成為運動的缺陷。我們自然不需要妄想一種面面俱到的運動存有，但至少可以成為我們反省的基礎所在。常有人嘲諷某個運動只是成員彼此相互取暖，而我們必須看到，這本是認同行為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自我認同的強度一旦膨脹得不成比例，便顯然要產生忽略運動現實的缺憾。經年累月的蘇花高爭議即是一例。

許多環保運動，事實上可能如同絕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在大眾傳播結構造就的訊息劣化、政治必須附著於政黨或特定意識型態，以及大眾知識能力的限制等等現象之下，特別在台灣，仍然常以缺乏有效論據的道德型態存在。而運動不斷嘗試以順應上述現象來擴張影響力的行為，則常常更進一步強化這些現象的效果。運動成員時常滿足於內部論述在內部交換時，相對於對立論述更為有效的認知，卻難以意識到這至少受到對於他方的有限認識、內部成員的知識能力、成員之間的道德性共識，與對外口號和內部論證的落差等等因素所限制。當對立面提出類似的化約性口號尋求支持時，運動成員卻常彷彿難以理解對方可能具有同樣的內外落差結構，直接回應以口號對口號的象徵戰爭。這樣的戲局一旦成立，碰到需要選擇其一的時刻，判斷的根據自然會源於其他所在，而此時對立雙方相應的結構內涵，包括內部邏輯或外顯口號等等，很容易就被放置到判斷的後位。既然爭議的落差本身被排開，判斷的依據自然會傾向上文提過的所有意識先見。傳統道德、既定規章甚至勢力大小等等成為判斷的根據，這恐怕不是任何意欲改變現狀卻仍身處相對弱勢的社會運動所樂見的。

在蘇花高提案並通過初步環評之後，環保團體的積極介入，形成現在成為選項的蘇花公路改善方案。而蘇花改儘管經過政府向各界諮詢，仍然遲遲無法通過環評形成政策，這整個過程的癥結一直在於不同改善方案中總是有著高度風險，而技術上可探知應探知卻至今未知的因素存在。演變至今，環保團體的說明論述中幾乎已只剩下工程技術性的質疑，而相應的機關組織卻也至今未能解決這些質疑。我相信這與一般對環保運動的認知已有差距，然而一方面環保團體從未放棄以道德式呼求進行召喚的策略，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接受對立方進行同樣層次的召喚。

於是當民選首長開始運作政治資本，利用口號煽動區域群眾獲取正當性時，以環保團體為主反省蘇花高的運動架構顯然是被擊中要害。既有的呼求形式與歷史積累的社會認知不允許快速傳遞出針對工程技術質疑的細節，而技術官僚與民間技師團體也因為長期建立的對立形勢與缺乏政治智慧的現實而選擇支持；如同上文所說，此時的選擇必然根據各自的先見，例如政府政令系統的層級，或技術理性的養成。

在這樣的意義上，綠黨五名市議員候選人選擇在花蓮縣長動員群眾要求即刻通過環評的時刻出面抗議，結果便必然是加強這個對立戲局的有效性。一個巴掌拍不響的口號人人會念，但若不曾意識到戲局的存在，當然無法理解自身在對立結構中的位置。而環評初審後第一時間的質疑，仍然將宣傳重心放在「史上最快環評」之類的奇怪論據，正提醒我們運動深陷的困境，而這個困境恐怕很難全部怪罪於對立方的勢力或手段。

有效的質疑多數都困於結構，限於內部，一時之間也無法改換群眾對發聲主體的認知；就算只看媒體效應，都很難說運動在目前的手段能產生什麼效果。既然這不是一場得以徹底抹滅對方存在的武力革命，運動也不具備迅速抹消各權力機關的勢力，面對他方強化對立意識的時刻，當然必須步步為營。所謂不會激化對立的宣稱只是空虛的呼喊，是運動的社會位置以及主流先見決定了這個宣稱的內涵為何，除去對這類現實的認知，宣稱本身自然便會帶著運動本已所剩無幾的合理性一起徹底落空。

蘇花高與淡北道，談為什麼要靜坐
蘇花改創環評首例　審兩次就過
綠黨終於像個黨
審查14天「蘇花改」環評初審過關
蘇花改還需要環評嗎？
環團記者會「花東不只需要蘇花改」
蘇花改加快環評蘇澳→東澳穿山建隧道
【特稿】蘇花改不改何不暫緩環評舉行聽證會
安全回家的路不只一條環團籲慎審蘇花改
花蓮在地聯盟：蘇花改環評勿躁進
▲再見蘇花。污名化的母親之路▼
初審會議「地質最破碎…」花蓮人聞言跪求
蘇花高環評學者：89年已通過
毛治國：蘇花改溝通近1年
蘇花改配套中鋼石材走鐵路
群眾動員政治運作蘇花改高壓下初審過關

建構敵人，敵人的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與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

2010-10-25T02:34:00.001+02:00

「永遠與弱勢站在一起」可能會變成我這一代所有運動者念茲在茲，卻又必須擺脫，而終將纏祟自己一生的道德訓令。
還是要從這串討論開始。卡維波終於在串首令人難以認同的文章之後提出可能是關於這個論點最重要的分辨，即可能與主流道德呼求並存的「弱勢」／難以在主流存在時自我實現的「邊緣」。在此之前，我完全能夠理解關於一連串「表態」的討論裡各方顯示出來的焦慮，讀過傅柯關於西方基督教政體如何以誘引「自白」的生成性倫理來達成總體管理的目標，對於不斷告白立場的誘導當然會有所警覺。有經驗的政治思考者肯定都對表態的意涵有過許多思索，甚至在一個確定的話題上，「選邊站」的要求通常都被認識為不友善或對問題討論無益。

然而引誘自白的手段可不是西方政體所專屬。毛澤東同樣在中國「引蛇出洞」過，蔣介石也曾靠著建構出有限的自由派空間而完成他的意識型態型構；希特勒的集權政體建立在一個政治論辯密度數一數二的政體之上，就算是列寧甚至史達林也都曾經做過「必須容忍不同意見」的表態。

然而我們都知道那後來成了怎麼一回事。無論是勞改下獄，或者較為先進的言論封殺，乃至於非常文明的意識型態排除等等手段，人類社會從來沒有證明過自己能夠完全脫離淨化社會想像的衝動，總是以各種方式建構出不同型態的全民公敵，因此每個足以稱為主流的意識型態都具備這樣的對象，於是也因此在每個地方都有弱勢與邊緣，像政治領域這種高度受到想像宰制的所在，辨識敵我就順理成章地形塑出我們自問的第一道題目。

而我們卻常無法意識到自己曾問過這樣的問題也給出過答案。所有關於政治行動的論述，背後必然藏有這個屬於認同的問題。敵人有可能具象化成某些人群，有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思想，也有可能只是一種邏輯錯誤的偏見；當然這些也有可能彼此矛盾地存在於同一套論述裡。然而成就意識型態的吸引力如此巨大，人們可以徹底忽略，乃至於高聲辯護自己論述中最明顯的矛盾。

根據西方的發展經驗，我們唯有發展出共同的意識基底才能逐漸在相互主體性之間釐清矛盾。然而這也不限於西方，中國皇朝時代的知識份子就早已慣於將這種共性極大化，順帶加上尊皇敬天的副作用，最後的效果就類似於西方科學家總是樂於承認神的存在。所幸西方的神既從不現身又不自己開口或降旨，人們於是獲得懷疑彼此的權力，從懷疑誰才能代言神開始，人人都有自證的空間，特別在教士階級體制的權威大幅下降之後，平等開始成為可能，詮釋逐漸開放，甚至連聖經都被打開除魅的潛力，乃因被遮掩的教義與教史矛盾得以被掀開，共同邏輯的存在以及論辯對於歷史發展出的邏輯之落實，導致連信仰本身都成為可以質疑的對象。固然相對於此，直到當代都有諸多反動的現象產生，然而落實邏輯基礎的行動卻與人的存在（或在某處，人的意義崩解後與無感官身軀的慾望）緊密連結，當代以西方與親西方理論為發展根源的各種進步行動即植基於此。

如果覺得「西方傳統」四個字太過刺眼，我們必須知道，所謂希臘羅馬以降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也只不過是某個時代歐洲學界「重新發明的傳統」而已。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論述固化，絕大多數人都因而有此認識，若要稱之為一種信仰核心也無不可。只不過與傳統宗教不同的是，這個信仰關涉的是一個簡單的敘述，既無神祕主義基底，也難說有全套意識型態供其驅使，單純的證據便可顯明其中的矛盾，並不需要在論述上太過著力。

固然世界上還有許多拒絕相信基本事實的人群，當代政治信仰因而在在呈現出複雜無比的型態，不但難以同樣的原則貫徹，甚且難以用單一的架構加以認知。而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義或東方的伊斯蘭教義以至儒家思想，無一不可透過各種裂解的方案加以拆卸利用，所有看似徹底顛覆的行動事實上都倚賴類似的裂解重組以實施，發展出具有不同地域特性的意識型態政體。在社會結構緊密互扣的狀態下，任何變革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必須在某些部分紮根以獲取更動其他部分的力量。而這樣的現實直接導致所有行動都不像正面或反面宣傳語言所說的那樣，能夠達成任何徹底的翻轉；毋寧是，每個行動都會引發一場戲局，在戲局裡我們只有極為有限的選項與能量。將能量貫注在遮掩性的宣傳語言已經是種浪費，用盡全力去執行宣傳口號的內容則已跡近譫妄。

徹底屬於西方政治領域裡反身思考的共產主義傳到東方之後，成立了大小不同的社會主義政權。共產中國即是其中之一，而舊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整體解放的無限期歷史進程階段論對比「西方傳統」下的自由人權主張並合理化自身的專制集權，卻無法解決數十年的人民壓抑而崩毀。而「西方」在資本主義統御後，卻可以依賴多源性的語言來構作出一種更精細的歷史進程階段，而目前看來，根據自由民主人權等，姑且稱為「普世價值」的論調逐步成為共通邏輯，當下「西方制度」已經擺脫了跟共產制度相比下缺乏目的的缺點，進而成就更為進步的主流，同時也保證更為活躍、更具備自我主張能力的邊緣與弱勢存在。更進一步說，以這些「普世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無論是弱勢或邊緣都具備可供使用的論述武器，面對這場必將持續下去的戰爭。

失去了這些武器，可有任何其他制度構想過類似的工具？可有其他供參照的價值？無論是創新語言，甚至於武力革命，就有機會擺脫與西方國家權力的關係嗎？事實上，當全球所有國家都被纏祟在可通匯的貨幣、類似的金融體制、彼此相距不遠的幾個體制選擇，以及軍事行動始終未曾逃脫狂人掌控的最終結果等等狀態之中，甚至連青年反文化都彼此拷貝，所謂東西方有所不同，或即將創造不同的問題意識，實在很難說不只是一種庸人自擾。

相對地，我們只能在分隔西方與東方的大前提上，才有可能直接指明一種稱為「西方霸權」的對象。而像卡維波在其後的回應裡明白提出「至少有三方博奕」的態度以及說明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與運動者」「必然會批判像諾貝爾獎這樣的政治動作」等發言，仍然無法讓人領會在這個多方博奕的情況下，將西方與東方與第三世界與邊陲地帶高喊「普世價值」的人們同歸於西方霸權，究竟有什麼多方博奕可言。這本就是質疑討論串首文章最基礎的立場。而若這個「西方霸權」之下的人群立場是可以碎裂看待的，令人不明白的便是為什麼只不過有部分被西方霸權影響的諾貝爾獎應該受我們將西方霸權視為最主要的元素看待。

如同卡維波在後文回應中所說，「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去把多樣的敵意與鬥爭建構為二人博奕？」以及「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把某些議題建構為『優先』、『共同（非特殊）』與『普世』」，並也同時提供了「當然是比較有權力與話語的集團才能夠將自身投射為普遍，把它的敵人變成『大家共同的最大敵人』。它的議題是那把大傘，其他議題都在傘下」這樣的答案，我當然不認為所謂「性權派」具備立即而有效的詮釋設定權，然而這樣一來，不如明說「性權派」便因此理論對比而將自己困死在遠離主流的邊緣，宣告自己一旦獲取詮釋權則其詮釋立即全數失效，諷刺的是，或許我們便能因此開始同情當時的主流為何仍要維護應已失效的詮釋論述？

然而歷史上早已有過無數類似的故事。台灣民主化運動及其造就的民進黨即為顯例。至今台灣的兩大黨最有力的論述全是受害者論述，召喚的最大認同全是受害者認同，建構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建構自己的政治性則從來力不從心。美國建構俄國建構中國建構伊拉克、歐美建構伊斯蘭世界建構非裔人群、台灣建構中國建構東南亞、中國建構日本建構西方、伊朗建構美國建構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與無神論中國與多神論台灣過去一同建構女性，如今共同建構性少數，而遺憾地某些性少數也依婦權運動的惡例不斷建構一個萬惡的霸權世界。在此容我提醒，上面提到的所有認同範疇全部都不認為自己獲得應有的統治世界的權力；而單純只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不斷容許自身內部不可思議的矛盾、神祕主義與倫理及詮釋斷裂過度繁殖。

這樣的例子族繁不及備載，而類似的語言問題之所以不停地出現，原因其實在於語言本身就是一個容納自我矛盾乃至於雙義甚至多義並存的巨大沈澱池。我們在其中不停揀選各種片段形成論述，利用論述彼此檢驗，留下文字在時間中沈積。各種沈積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後果，在經過論述裂解的長久努力之後，如今又要重回建構巨大敵人的舊時代，特別是根據這些股份有限敵人的爪牙所及否定一切互持股份的關係企業，就像是透過呼籲所有資本家恢復純粹持股以召喚遠方將來的工人革命一樣夢幻。

請勿捎來絕望

2010-09-14T01:32:00.004+02:00

Palais de bourse，「交易聖殿」，羅馬式圓柱，三角頂，拱頂圓窗，階前的女神石像衣著雕飾極其精巧。這是仿希羅文化的新古典主義，推計建造時間或在十九世紀末。

我在心裡隨意編了這麼一句話，連自己都不知道真假。或許光是這一句話就是漏洞百出的外行眼光。我怎麼知道呢？這一切也可能全都不是真的。

邊打趣說自己很快就要開始做黑工了，邊思考著究竟要拿什麼去對付眾人避之為恐不及的警察單位，也不時回憶起自己這兩年多來有多少日子都是在不可思議的幸運與意外之間擺蕩。有時會想，或許我只是在不停地逼迫自己感受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這句話的荒謬，然而久了，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抵抗或僅是沈溺其中。我仍然笑著，知道自己的意識深處總會瘋狂追尋一切受傷害的機會，一旦成功了卻又悻悻然詛咒命運，毫不誠懇地展示自己一命闕然。不管支持得了多少人格，總是咬著牙彼此相對，企圖扯開嘴角擠出嘲弄對方的微笑。自己成為看見自己的鏡子，因為自己從不曾逃離自己，最誠實的姿態也就是最無趣的重複拷貝自己假扮始終困於內心的諸多性格。當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卻更明白自己僅能從這裡看見唯一可信卻深知絕不可能的真實。

如果這一切或我行將離去，我怎麼面對自己複製出來的自己？我是這樣活下來的。單純將是終結自身的預言。

還可以走到什麼地步？想像裡的身體已經步上聖殿的梯階，另一個走上毀滅，幸好因此大部分的我都得以警醒地留下，尚且能推陳出新迭有驚喜。假扮的蛇已經爬上咽喉，親暱地舔舐，在長髮下捲起，安眠，而後善意地假扮著咬囓。我讓恐懼走向自我毀滅，但畢竟什麼也留不下來。

真實的必然持續地枯死，虛幻的必然沉默著繁茂。

偷空看了幾篇自己從前的文章，一切都已經不大對勁，無論有多麼讓人傷逝。最自由的人格，帶著獰笑，聲稱是最後的勝利者。但是我卻還在，羞赧地反省自己為甚麼還不消失。而我若不在，又有哪來的勝利，何必管什麼自由？看到弱不禁風的，都格格吃吃地笑起來了，隨著風聲搖擺不曾稍歇，我猜應該是在聊天吧？不是我認識的語言，那麼也許是法文也未可知。

我知道我並不認識真實，因此我也知道自己無法認識其他的靈魂。如果所有靈魂都是虛假的該有多好？如此一來便只有我是真實。

於是真實也可以成為最無用的東西。我們試著彼此親吻，但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我們說不出口，只好再推兩個性格朝向毀滅，才好安然地獰笑著面對。安不下心，因為自我已是死物，有心亦不得安。

只是，萬一這一切全都是真的呢？

【短評】韓寒說真話

2010-08-23T10:36:00.002+02:00

圖片來源：新民網

韓寒肯定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不能否認他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也不能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能力說假話。

說真話的韓寒，這個意象總是讓我想起許多初看有趣事後卻乏味的影評，聲稱某某導演在某某影片中，哪怕只是隱隱提到，都是對某某議題的討論：【男孩別哭】「討論」了變性人的社會歧視、【末路狂花】「討論」了女性親密情誼與同志傾向、【鴻孕當頭】「討論」了未婚少女懷孕的處境...這種「討論」的深度邏輯，在不同面向之下，演變成乃至於只要支持某某議題的歌手就成了議題專家、得了諾貝爾獎就成了社會賢達、致力慈善就成了意見領袖，或推動翻譯計畫就成了網路界或反抗勢力總代表...等等。

韓寒的真話們並沒有超出這個格局太多，就像我們稱讚一個人熱心於針砭時事，其最高的成就可能就是下針後見一滴血，而這滴血可能還是從我們自己心頭淌出來的。

在中國，知道某些真相的人很多，願意說出口的人卻不得不少。從這點上，我們讚頌韓寒有勇氣，而這樣的勇氣激動了許多人致力於挖掘真相，打破政權壓迫語言的框架，彼此交換關於未來社會的美好想像，誓言在達到突破統治結構的目的前永不休止...是這樣嗎？比上面提到的影評來的更糟的是，影評們至少懂得借題發揮，各言其志對社會發聲，而迄今對於韓寒，除了無奈地討論一下他個人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之外，可有誰能根據他的發聲來充實自己的語言？根據他說出的真話找到改革的動力？在他說過的話裡提出一致的意旨，而那樣的意旨包含了反抗什麼結構的希望？

彷彿有。我看到的韓寒，所希望的很簡單，不過就是一個眾人知書達禮，官民相互扶持，彼此攜手共進的社會主義理想國而已。而是的，社會主義理想之中是有包括言論自由的。

所以韓寒說自己是「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這句話之所以成名，正是因為話語本身足以衍伸多面向的閱讀，而將其不斷重複則無法脫離正面表述的框架。對我而言，在他在許多發言之後，認為自己走在被檢禁的邊緣時，一種就像龍應台在北大演說中，將禮義廉恥視為台灣人民共同意識又與民主政治牽扯作伴的神秘連結出現了，這種連結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不管歷史上公民與道德的課文內容如何改變都可以與此代換，同時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一旦有了共同意識我們便能牽扯上任何當代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點精神分析在將自身與政治和社會連結時和我們說了很多，而韓寒正是在此處保有這樣神秘的連結，利用普遍道德的呼喚（哪怕可能只是認賊作父之後展現出一點激動人心的伊底帕斯悲憤），指向一個在霧中渺茫又彷彿分明的未來。我並不認為韓寒行走的那段邊緣將踏空視作純粹的危機，這並非指韓寒不可能被檢禁（這早已有例子），而是韓寒的言語必須與檢禁相生以獲取最高的價值；因為他說出的真話所牽涉的現象，在所有社會裡都可以隨時找出代換，但儘管在這樣堅固的共性基礎之下，他仍然無法提出一個統整的意見。也因此他的所有言語基本上與政權結構的穩固性不大有關，倒是設定了一個統治集團得以在宣傳中提作努力方向的價值；而這樣的現象，恐怕也只有在類似當下共產黨對於所有語言都具備廣大性感帶卻唯獨對他相對冷感的情況下才值得注目。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否認的就是，韓寒確實是一個高明的語言操作者。就像我在這篇文章裡必須使用許多他常用的語言效果來達成一點批評，而我也無法忍受自己犯諸如稱其現象為「庸眾的勝利」之類除了激動粉絲群起護駕之外毫無作用的錯誤；事實上，對韓寒這樣自足的語言世界進行批評，甚至一不小心就會掉進與他同一個層次的貓追尾巴的遊戲上。這也正是我們不知道韓寒有多少能力說假話的原因之一；當一個人提不出難以快速自我翻轉的論述時，我們當然不太有辦法以相對獨立的位置對其提出批評，甚至無從認定他在發表某些言論時究竟是否基於某種善意。而這便是韓寒與高明政客的相同之處，自然韓寒尚不曾掉入出爾反爾的愚蠢政客的範疇去，這一點應該是目前為止最值得讚揚的地方。

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抱著雄厚的名聲勢力，韓寒於是熱烈地揮灑著屬於他的所有資本。而我以為台灣在經歷這麼多公共領域裡，成就與名聲弱相關的名人現象之後，應該多少會有所覺悟，卻沒想到中國言論自由的黑旗蓋過了台灣言論自由的白旗成為許多人對韓寒進行判斷的條件。若我是政客當會把握這樣的律則，理解到原來不自由總能製造出自由的盲點。在韓寒輕快行走的步伐之間，陰影裡正有無數熱愛不自由的鬼魅蠢動，渴望著將韓寒現象養大之後一舉收編。

或許，這也就是前輩陳文茜希望他要珍惜自己話語權的真義，而我則希望他不要理解錯誤，把珍惜等同於將本逐利。只是，這麼多的成功經驗擺在眼前，韓寒不做嗎？基於市場經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人性，我也看不出來刻意不做有什麼好處。不講道德卻處處暗含道德、犧牲利益來獲取更大的資本、把自己的姿態放低成微渺虛弱的個人，追逐社會共性卻把自己擺在邊緣角色...，我以為我們看得很多了，就連韓寒這樣輕快的腳步也似曾相識。

韓寒回應陳文茜的語調一樣是輕快的：尊重、喜歡陳文茜，但不和女人爭辯。這個議題值得交給女性主義大書特書，我也懶得僭越。倒是這樣一來，我不如也聲明一下：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就是女人，還請韓寒們不要太在意為好。

紀念日

2010-08-19T23:05:00.000+02:00

眾望所歸的市長正完成了紀念日特別演說的第一段，穿著正式服裝的幕僚小跑步上台，遞了一杯密封純水。市長提起右手穿過磁力簾幕接過水杯，舉手投足不失常日的威嚴，卻引起聽眾一陣不大不小的騷動。

「這個市長真不是蓋的。」8715向8697悄悄說道，「妳看他不拘小節的氣魄，省了部屬那麼多力氣，這就叫做仁民愛物。」

「又來了，」86997有時實在受不了他這種一味擁護的態度，總是在私底下講些拍馬屁的話，跟她有什麼關係，又到底能得到什麼好處？簡直煩透了。「拜託只是伸個手臂而已，你不要每次都在那邊亂講，要也講些有建設性的嘛」

「妳啊，妳這虛與委蛇派的擁護者」他笑著搖搖頭，這樣拌嘴已經不知多少次了，他深知就算繼續吵下去她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對啊，我就是虛與委蛇派的，怎樣？至少比你們實是求全派的誠實多了」講到這裡心裡又冒出一把火，「只求官位安全，不如陪他虛偽！」
「還在背上次選舉的口號啊妳」他突然也正經起來。「也不想想自己有多矛盾，出來選舉就是要當官，哪還有口口聲聲站在民眾立場思考的...」
「話不能這樣講啊，總不能民眾都幫大官想，大官都不管民眾的想法，這不公平嘛」
「這根本就是假公平...」他眼角閃過她漲紅的臉，心裡一軟，覺得吵下去實在沒意義。「好了好了聽演講啦」
「不想聽啦...」嘴裡這麼說，8697還是慢慢冷靜了下來。

台上威嚴的身影並沒有被底下的騷動影響，喝了幾口水之後開始下一段的演說：

「各位親愛的市民們，自從75年前的寧靜進化取得全面勝利之後，我們就隨著偉大指導者的計畫，在全新物種的基礎上不停地向前進步！然而我們都知道進化與進步的巨大不同，可以說，如果沒有指導者，今天我們的成就全都只是紙上的空談！」

沈寂了幾秒之後，麥克風裡傳來市長清喉嚨的聲音。幕僚的心頭突然一陣糾緊。他知道市長將要提到重點了。雖然之前早已現場操練過數十次，但他仍然非常在意不讓任何一點細節出錯。幕僚的心中不無自豪地覺得他正在這個城市最重要的位置上貫徹本派的理念。

「當年指導者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市長刻意停頓了幾秒。這是好些年前新開發的改變，所有專家都一致同意在這裡插入一段空白會有效地激動聽眾腦中的記憶區塊，進而大幅降低市長形象缺損的機率。「利用史上首次發現的神經轟炸療法，將我們的物種前身所有過敏潛能一次激發，再以基因療法代換整個世代的序列，讓進化後的物種...」停頓，這次是傳統性的停頓，「自我徹底隔離於所有對健康產生危險的因素之外。從此之後，我們再也沒有外來因素引起病痛，醫療預算不斷降低，壽命卻不停延長！個體與社會同時擺脫了...」

一陣鈴聲突然急促地響起。市民們無奈的抱怨著，四周早已穿好正式服裝待命的控制員迅速地舉起各自的基本裝置噴灑控制素。另一批部隊則四處檢查大型環境簾幕有無破損。幾分鐘之後程序終止，方才遞過水的幕僚又一次小跑步上台低聲報告狀況無虞。市長沉思了一會，緩緩點了點頭。

「我不想聽了，我想離這裡越遠越好」8697拉拉8715的衣袖。他卻連頭也不回。
「妳想去哪，我們好不容易才擠進全市的中心點，更何況整個市區哪裡聽不到演講內容呢？」
「反正走嘛！」她硬拖著他擠出群眾，趿拉著不情願的腳步一路向外走。

半個小時之後，他們來到了國界。市長的聲音仍然清晰，間雜著演講接近中場的掌聲與歡呼聲。

「現在呢？」他的聲音帶著濃濃的嘲諷。
「出國啊。這附近就有賣正式服裝」她也賭氣了起來。
「護照呢？小時候第一次基因檢查就把護照收去打條碼了，公文程序少說還要再跑十五年...」
「你看那些官還不是在對我們虛與委蛇，全都是我們派的啦...」

她嘟著嘴撒嬌的樣子永遠那麼可愛。他想。輕輕嘆了口氣，牽起她的手往家門走。她順勢往他身上又貼近了一些。

「欸，你覺得要是有誰真的可以出國的話，在牆後面會看到什麼東西啊？」

「這種事我怎麼知道，外面的有害因子那麼多，隨時都有可能洩漏進來，我們保護自己都來不及了」她總是說著外面的事情，他也有點厭煩了。

「我看，也許世界上只剩下我們一個物種都不一定。」

【短札】法內施恩的社會

2010-08-05T11:36:00.001+02:00

在程序瑕疵導致行政法院判決停工之後，中科三四期的環評問題早已超越爭議，甚至不只是政府的施政錯誤而已，這個事件其實更明確地揭露了，在台灣的開發案，只要冠上經濟成長就妄想強渡關山，總是用盡手段企圖規避企業責任與社會秩序的一貫原則。

大埔、相思寮、竹科、中科三四期、台塑六輕、國光八輕......這些彼此可能相距甚遠的場所，在近期竟然同時搶上媒體版面，牽動台灣政治體制裡環境保護的理念、經濟發展的渴望、產業結構的想像、行政程序的闕漏等等。這些問題以往被漫無止盡的政黨鬥爭壓在暗處無人理會，而現在終於以讓人再也無法隨意轉身離開的面貌呼求我們的關注。無論是大埔封地毀稻與農人的自殺、相思寮強徵民地、中科三四期從未進入環評程序的諸多危險化學物質、竹科對霄裡溪生態的既成毒害、六輕爆炸造成毒物擴散的公安重大缺失，乃至於八輕計畫案中，坐落於廣大濕地生態系之上的石化開發將阻斷包括中華白海豚在內許多生物的生存空間等等直接而明顯的危險；或是潛在的運作效應中，強化西南沿海地下水超抽、排擠民生水電用量，與對鄰近廣大農地產品造成的污染等等；所凸顯的問題，並不是環保署、國科會或科學園區管理局等行政機關的政黨色彩，而是在當下的制度實際運作中，經濟發展如何成為不容挑戰的行事邏輯，甚至連有法明定的程序都因此被各主管機關從中作梗意圖取消把關作用的嚴峻情勢。在一個本應以不同標準互相制衡的體系裡，我們見到環保署長公開將經濟發展與環評程序等量齊觀，卻不見經濟部把企業責任與環境成本納入考慮，證明了體系的失衡已是不可忽視的現實。

企業的外部成本不應只是道德守則。所謂外部成本所考慮的，並非只是道德上的惡意，而是對社會與環境造成的實際破壞。這些破壞並不是在當代才突然發明的事實，而是人類在檢視歷史發展時，少數能夠發現並予以矯正的現象。然而包括在上述事件之中看似受害者的友達與國光等廠商在內，在環評過程與公開發言中，對於諸如霄裡溪嚴重生態破壞、以及阻斷生態系統等事實，刻意淡化或忽略，顯然是有意識侵犯環評效用的共犯，卻在行政法院要求中科停工之後，或單方面指明政府必須因其動輒百億的投資而負責，或疾呼台灣投資環境敗壞廠商無法投資云云；這些態度明顯地假定環境與社會成本是多餘而必須屏除的阻礙。這不應以道德瑕疵視之，而是純粹以剝削環境為投資利基的妄念。事實上，依據法院的明確判決，這些強硬要求負責的廠商，以及不曾強硬把關的政府，只要依據正當的環評程序，公開表明產生污染的內容，完成處理對策，並停止以侵害人民權益為宗旨的徵收手段，一切開發都能在完全合法，環保團體也難以反對的正當性之下順利完成。而社會也終於有機會不再困限於連明文規定的程序都不願切實遵守的政府亂象之中，也才能進一步討論整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方向甚至願景。

但我們竟要等到行政法院依據既有法律指明政府的執行瑕疵之後，才驚覺錯誤的施政下，連最基本的保護措施都能被視若無物。而這或許勉強能稱為「環保的勝利」，然而卻難以視作「環保理念的進步」。因為環保團體在這些事件裡所主張的，從來不曾超出既定法規賦予人民與環境的保護範圍，也從來不曾逾越普世人權中關於居住權、工作權和財產權等等價值的共識。這樣一種性質上已然相對保守的主張，在台灣居然能被過度渲染成環保勝利甚至經濟敗退云云，暴露了台灣連基本的環境保護法律效能都長期不彰的事實。而環保署在判決出爐之後仍然不肯承認當初主持環評過程中公開展示的諸多缺陷，還要重新詮釋環評法，不斷忽視自身責任；顯然意在跳過既已對環境與制度造成的所有傷害，強迫我們再一次要求法內施恩。我們必須質疑：這種刻意將人民拉入政治泥沼的政府機關，果真能對程序正義、環境與社會守護乃至於經濟建設發展發揮任何功能嗎？

當死亡成為溝通最後的橋樑

2010-05-13T15:00:00.002+02:00

我仍然相信死亡屬於一個絕無他物可替代的象徵體系，但我並不認為因此就必須認定死亡是這個相對法則盛行的世界裡，少數具有絕對意義甚至絕對價值的概念。

今年四月初，南非白人至上組織AWB領袖被殺。警方宣稱死因是由於拖欠農場工人工資、總統辦公室譴責殺人案並呼籲公眾冷靜、該組織成員糾正先前將對此進行報復的聲明，要求成員不要採取立即措施，同時又明確地將這個案件與黑人解放以來超過三千名農場主人被殺害的現象關聯起來，同時並未更正組織發言人最初視本案為「黑人社群對白人社群宣戰」的說法；報紙呈現更多元的樣貌：對於案發前農場主人企圖強暴的懷疑、踢爆其同性戀的過往、宣稱黑人對白人的殺戮仍未停止… 案發幾天前，執政黨ANC才因高等法院反對該黨青年團傳唱內含「殺死白人(Boer)、殺死農場主人」歌詞的祖魯語民謠而提出辯護，AWB領袖出殯儀式幾天後，南非警方破獲極右派白人企圖在黑人社區製造爆炸案的策劃。南非種族關係研究機構的學者認為「多數人理解這是一首抗議歌曲，但白人卻無法不想像自己成為目標…ANC必須同理少數族群的感受，特別是被認為其為激烈言論背書的時候」。在爆炸案發生兩天前，南非國家安全部長呼籲所有政治領袖譴責謀殺，並希望「不要將謀殺犯政治化」。

弔詭地，如果根據降低仇恨的目標，我們必須同意這位安全部長的聲明：讓大家同聲譴責謀殺，如此一來作為異議場域的政治將被遏止，在理論和實作上都是有正面作用的方案；但某些團體仍然戮力將之政治化，企圖打破公共領域的非政治性，稱之為偽善或虛假，並企圖揭起相應的政治行動。

對我而言，這一切都似曾相識，而倘若我在沒有任何價值前提下進行選擇，我必然會依照社會運動的教條，更親近南非的極右團體，反對一切掩飾政治性的宣稱。

但是我不會，因為我個人抱持一定的價值；就算忽略不提對南非種族傾軋歷史的認識，至少也有對種族極端主義脈絡的極端反感。然而，倘若不揭露自身所持的價值所在，無論是我自己較疏遠的去政治化的保守意識或原本較為親近的社會運動立場，必須視我為偽善。而這樣的偽善正瀰漫在所有高度政治化的公共場域，因為我們總把自身的價值視為理所當然之物，總是隱藏在一切政治宣稱的背後，直到最緊迫的時刻才揭露甚至根本否認，徹底推翻價值宣稱的必要性。

在此同時，當這樣的偽善成為眾所為之的通則，一種關於倫理的去政治化於焉成型，針對這些彼此互成的原罪，構成了不同價值立場者之間最簡單輕鬆的批評。在這其中，死亡因其不可交換性，成為少數具有絕對意義的攻訐動力或行為本身；而同樣因為死亡的不可交換性，製造死亡成為唯一可以想像的交換方式；我們最終仍然成立了這個基於不可交換性而成就的交換體系。

這裡不止於語義上的矛盾，也有其實際效果：我們惟能想像以死亡交換死亡，但每次交換的成立卻全無（如商品市場交易一般，儘管可能只是暫時性的）消解，僅是在死亡之上再添加一樁死亡。如是顯現了仇恨累加的效果，就如同慾望一般；只是慾望在社會裡是合理的，仇恨則否；若要將慾望去合理化，便必須將其與不同程度的毀滅性相連，製造直接或代理的仇恨。

此處，特別是針對死亡的例子，無論是我族的、同理的或共感的，仇恨必然是代理的仇恨，然而與之相連的交換慾望卻毫無疑問是直接的。就各種宣稱為死者復仇的例子而言，必須先勾起交換的慾望，再透過不同手段附加上毀滅性，製造出仇恨與復仇慾望的共生體。「復仇」正如字面所言，是企圖補償或回覆在仇恨中所感到的損害。經由代理、引發與傳佈等等社會性程序而生的損害，毫無疑問地是在社會、歷史與心理脈絡之下產生的，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產物。

在歷史轉型正義、種族仇恨、軍事行動乃至司法刑罰、集團械鬥等等層面，我們都可以見到極為類似的構作過程。

國家司法制度中的死刑存廢一直都是有意義的例子。以眼還眼的制度似乎只能在死刑中實現，而司法不一定能將其他刑罰中得以貫徹的交換原則同樣使用在關涉死刑的死亡案判決上。就台灣而言，在這方面或許已經取得一定的實效，例如無行為能力的抗辯、過失、執行戰爭或死刑等因素構成的殺害，都能夠排除在判處死刑的範圍之外、並已取消所有唯一死刑的條文；目前僅存的死刑範圍，在判決時多半基於法官心證出極端的惡意與嚴重性、在法條上則針對不同犯罪提出限制。

在這裡必須提起的是，儘管在死刑的列表中我們見到多數是為了懲罰對於國家主權與軍事行動的損傷，證明死刑仍然與國家權力的問題高度相關，同時構成我自己反對死刑的重要基礎；但在絕大多數的死刑存廢爭議之中，卻並不構成爭議的論述核心，反而是「殺人者死」與「（殺人案）受害補償」等議題為重。關涉死刑的法條與（全稱的）死刑存廢爭議之間的差距，恰好向我們證明，台灣社會脈絡下對於死刑主要的辨識方式，仍然落在個體死亡的交換體系之內。

由此看來，族國極端主義的死亡交換慾望與（以台灣為例）死刑爭議的交換慾望，似乎應該被放在「光譜的兩端」來看待。然而進一步來看，兩者之間又沒有截然的分別；原因就在於前面提到的「慾望代理」問題。在這兩個例子裡，死亡都不是聲明主體的遭遇，卻都成為聲明主體自身交換慾望的來源。在當代社會裡，這樣的表達方式結合了傳統社會中的集體道德概念與現代公共領域發聲方式的規訓成果。前者給予我們召喚集結的動力，後者給予我們發聲形式的教育。現代性中的公共範疇，並沒有同時規定集體道德的內涵；我們因此擁有各自宣揚不同價值的權利，卻常由於壓倒性權力位置的付之闕如而失去絕對性宣稱的合法性質。換句話說，在每個地方不斷向公共領域現代性邁進的過程中，傳統道德的除魅與壓迫性權力的軟化使得在公共領域中價值之間的彼此對視失去以往將激烈對抗合理化的社會脈絡，但在許多場合，我們卻無能發明一種彼此對視的方式，以稱之為公共。

然而，在國家概念成為公共政治場域「最大公約數」的今天，我們一方面見到了民族主義借用國家的框架達成彼此傾軋排斥的效果；另一方面則見到在幾個不同層次併發死亡交換慾望的徵象；而在不同的例子中，同樣可見到的是這兩個現象之間的緊密結合。在彼此激烈對立的不同價值之間，這類溝通最好的結果是將對立價值持有者在象徵層次上的非人化，預言甚至引發對方在政治與公共上的死亡；最壞的結果則是將死亡交換的慾望予以實踐，預言或引發對方族中個體的死亡，以及對手群體因此而朝向死亡的衰敗。

另一方面，在種族極端主義、死刑議題或反墮胎極端主義裡，我們常可見到引發死亡是一種保護手段的宣稱，這種宣稱的邏輯顯然對於一切關於死亡發生的社會脈絡徹底無知，原因則極有可能是對於這其中死亡交換慾望的代理性質完全忽視：對於某個群體的分類基礎，無論是民族內部的我群認同、抵抗勢力的共同敵人，或死刑判決所依據的司法條文與審判程序；作為代理人的集體意識以及作為代理意識執行者的成就慾望都是最為基礎的成立因素。因此，在個體對代理意識負責的需求成立之前，仍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將特定事件脈絡化並與自我認同關聯起來的步驟必須實現。看似直觀的同情並非只是單純的生物性反射，依舊會受到歷史社會脈絡與生命歷程的影響；當然我們不能直接反對一種遍及全人類的共感的確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不僅是同情藉以在社會中實現的言說形式與論述工具，甚至使同情得以發生的情境與對象都與此相關。同情的概念如此，其他關於感受性的概念亦如是。因此，對於自身認同立場所秉持的（尤其是關於敵我辨識的那些）特定宣稱，無論將其辨識為「感性」或「理性」元素的影響，多少都會因為這類宣稱的武斷性質，以及與此相關的，立場背景的隱沒，而含有上述的偽善成份。

這些結果提供了敵對立場之間永無休止的鬥爭能量。而若武斷性質與背景隱沒的習慣不予改變，公共的概念就永不可能離開暴力的彼此傾軋，而對於這類鬥爭的消解也永不可能離開以暴力進行全面壓制的方案。公眾溝通的基礎將絕對性與死亡交換的慾望相結合，其結果便是朝向象徵和實體死亡交換的不歸路。

上海．世博路口 Remix版

2010-04-25T01:28:00.000+02:00

上海．世博路口

【短札】只有受雇者的人權價值產業

2010-03-12T14:59:00.001+01:00

王清峰因為堅持不簽署死刑令，導致強大的民意反彈，從法務部長的位置下台之後，我們等待廢死聯盟的聲明，廢死聯盟也即時生產出了一篇聲明。而這些行動對於廢除死刑與否的定見和吵嚷並未有任何影響。

依照廢死聯盟的聲明，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重點：1. 人權必須與ECFA一樣讓台灣與世界接軌；2. 必須進行公開的討論與提出配套措施以影響民意，不可以當下的民意為依歸（此處「一個時期」應不包括主流民意反對死刑的時期）；3. 針對既已被判決死刑仍待定讞的被告修改訴訟程序，要求強制專業辯護、言詞辯論以及一致決；4. 希望未來法務部長能依據台灣法律以及兩部國際公約行使死刑令簽署權。

除了明確質疑當下的台灣主流民意以及要求修法在程序上保護死刑判決被告之外，這個立場與總統府的立場有何不同？

這個現象提示我們廢除死刑聯盟的無力感有多麼巨大。以此聲明為例，在得以乘著議題熱度大量曝光的機會之下，廢死聯盟所能提出的參照對象，其一為國際公約，其二竟為爭議更盛的ECFA簽署行動。公共議題需要公開討論事所應為，而在修法部份並未提供理據。

我們等待廢死聯盟，廢死聯盟期待國際公約，國際公約是由以人權價值作為政權號召的政客群體簽訂，政客參照社會運動所凝聚並產生影響的共識…我們找不到這裡誰可以被稱為論述核心，而多少會有點驚訝地發現，廢死聯盟本身就是社會運動的行動者之一。這不由得讓人懷疑，在沒有規定廢除死刑的國際公約時，那些社會運動者究竟有什麼通天的本領來造成這一切。只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也不過就是形成有效的論述、打動群眾，並依此擴大自身在社會各層面上的影響力而已。

身為一個反對死刑存在的人，我並不清楚廢死聯盟如何企圖對這些方面產生影響效果。若我們只把討論範圍限於論述，仍然會發現有太多論述交錯點上毫無廢死聯盟的著力。例如在質疑廢除死刑運動時，常聽到的「廢除死刑是不重視受害者人權」等聲稱，這並不一定關於深層的人權價值核心，其實僅是社會對於人權這個符號的認識過於空泛缺乏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已。而在台灣社會，人權團體從頭開始就掌握著人權符號的詮釋權，只是一路走來任由政客與媒體癱瘓這個符號的所指而不反應。如今面對這樣的反應，正是得其所哉。與此類似的還有諸如「司法只保護加害者不保護受害者」，或隱晦地要求司法對死刑犯採用殘酷的行刑手段等等。

我們不能將此全部稱為被害者或反對廢死者的感情作祟，因為他們之所以懂得利用情感論述作為武器，乃至於精明地採用人權以及普世價值的口號，不能撇開人權團體之功。這還僅是對於論述核心的分析，至於人權團體所一直容忍以至於偷渡使用的情感訴求，所吸引的支持力量，顯然也不能徹底與情感論述區分。明白地說，因為「下不了手」或「我們不能扮演造物主」之類的語言而反對死刑，與「殺人者便該死」、「罪犯放回社會就重大危害」等等說法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時常僅在於前者多半帶著一點較為「文明」的氣息，可惜台灣社會的公共場域並不是會隨意被氣質矇騙的環境。

而無論是跟隨氣質或跟隨既定價值，我們見不到太多針對台灣司法結構以及台灣社會情況所形構的論述。除非硬要說是儒家文化的影響讓我們不懂得公共討論或生命價值，但我也不清楚有哪種文化本身只給其子民公開討論或廢除死刑的選項而不能有他。重要的是，當這個因其渺小而必須產生更多動力和內省的論述產業卻只懂得重複他人的話語進行一場但求無過的運動時，依照完全相同的行為模式與創意含量，註定要被更巨大的主流聲浪所淹沒，而那已經不太像是一種暴力，反而比較接近純粹以力相抗的戲局，一開始就註定了贏家。

【短札】慈善的邊緣

2010-03-01T02:50:00.004+01:00

引自大愛石的真相

如果我們對於慈濟在高雄杉林興建大愛村的執行方式感到不悅，並因而認為這個行動代表慈濟集團具備某些負面的因素，乃至於開始質疑慈濟的慈善正當性；我們首先必須反省，曾經如何對自己的價值或信仰進行辯護。

為甚麼需要反省？打開慈濟的網頁，一整個「關懷莫拉克．八八水災」的專題裡，我們見到許多具有建設性的詞彙，告訴我們，慈濟如何在災前加入預防，災後進行援助與重建；「慈濟志業體」如何對受災者，特別是大愛園區中的原住民傳佈愛的訊息；志工們如何犧牲小我，辛苦地為上人所引導的志業付出；還有接受援助的災民們，如何以言語和行動表達感恩…

我們無法認定這些是出於自利心態的強辯，或作為政治陰謀的表象。但這一切宣傳手法必須召喚出如何維護自身認同的記憶。如果不是從這個層次開始反省，對於慈濟集團的質疑，無論如何無法脫出陣地對抗的格局。倘若如此，對抗的結局不言自明，既有權力贏過邊緣審視。慈濟的慈善作為當會如其所願地，在社會的所有層面上都取得無可置疑的高位。

無論在多麼現代的文明裡，只要信仰和價值存在的一天，道德就永遠不需要徹底清晰的論述來介入社會。實際與慈濟團隊接觸的人們或許會對團隊成員的閃爍矛盾感到疑惑，但這種疑惑忽略了一個常見的現象：投入道德志業，尤其是多少有所犧牲的行動，恐怕很難建基於全面的理性考量，而絕大多數都有重要價值的影響；因此相對而言，明顯的道德志業行為裡，存在著某個失語核心，邏輯無法自我完善的狀態，比起其他行為要更容易為人所見。

慈濟團隊的失語核心，建立在以其專有的立場，對災民進行全方面介入的行為之上。對於慈善團體，台灣公民社會似乎一向有著樂見物質捐助而無感於社會效果的立場。這不僅顯現於莫拉克風災後政府高度倚賴慈善團體的現象裡，公家機關在平日活動裡也習於招募各種志工、要求免費服務、召喚支持群眾等等，這些現象我們一直以來都習之而不疑；當這類服務由集體承接，各有志業的團體必然會根據內部形成的共識作為行動準則。宗教團體如此，環保團體或利益遊說團體也是如此。一個簡單的現象可以引為例子：當全球暖化的正反意見出現，同意或反對長期氣候暖化現象的團體成員首先形成的心態並非自我反省，而是積極尋找得以反駁的論述。這不一定完全出於個人意願，卻很有可能只是為了維護集團內部穩定的旨趣所導致。這個旨趣會降低個人以邏輯決定行為的動力，加強論述變動趨緩的慣性。對於特定的價值或信仰而言，也無疑需要這樣的慣性來增強內部團結的效果，維護集體力量於不墜。

既然這種現象普遍出現於各種團體內部，慈濟在杉林大愛園區的行為因而無法認定為特例。其之所以被凸顯，甚至很有可能只是因為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存在，對於包括我在內的某些人而言，具有更高的道德位置所致。我無法想像慈濟面對非原住民的援助行動會受到類似的批評，而我也不相信慈濟只面對原住民進行如此深入的影響；一切仍然歸於道德。由各大宗教團體所成立的偏遠服務與醫療體系，長期以來很少有與其價值導向完全分離的例子；當我們質疑慈濟可能因其佛教信仰，在許多地方忽視原住民的基督教信仰時，原住民何以信仰這個同為外來神祇的宗教，就顯得似乎有點不便提起；見到災後心理輔導團隊的進駐，我們很難想起通行台灣的心理學以及心理諮商技術還難以定位為本土發展的學科；而在其他地方談到原住民文化的保存時，卻又很難不以部落傳統價值的立場去處理部落後代對於他方物質文明的欽羨。簡而言之，我們很難不以自己的價值來型塑介入的方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等關注壓迫現象者尚未釐清的失語核心。

面對價值的批評，始終必須是一件困難的事。特別像是針對慈濟在杉林園區裡各種匪夷所思的侵犯性作為時，此處的同理難以兼顧他處的同理，挖掘出來看似扎眼的問題卻很有可能對其他立場而言只是邊緣殘餘。抽絲剝繭之後，所有的價值與信仰或許都具備同樣的質素；而無論對這些「邊緣」議題在意與否，引起一切忽視的價值不可言說性始終不可能撼動；於是我們或許選擇了在不同的團體之間以特定標準判別高下，但卻將自己的言論偽裝成絕對價值的代言者…

（待續）

【短札】卻在燈火闌珊處

2009-12-31T10:57:00.001+01:00

這是石之瑜的文章〈21世紀中國的死囚與文字獄〉，裡面談到了兩個事件以及相關的社會現象。

對於中國處死英國（精神障礙）毒品犯，這件事從人權的角度來說，很自然地就是死刑與司法公正性的問題；而劉曉波因宣揚思想被判刑，則是有關於思想入罪這個相對有趣而複雜的題目。

通篇文章唯一讓人同意的地方，就只有石之瑜願意對這個問題提出討論的動機而已。凡與普世人權相關的議題，常有道德化的，顧此無法及彼的問題。只是石之瑜的這篇文章，同時也有很明顯的這類問題。例如「他們的文明姿態無疑都是高尚的，但不代表他們宣稱的所謂高尚文明，實際上也真的是高尚的。反而可能恰恰相反，正由於實際的文明進程與美好的自我想像大異其趣，若能靠著妖魔化中國，來轉移或粉飾自己不堪，為何退卻？」這句，石之瑜就徹底忽略了，就算我們可以把質疑這兩個事件的人混為一談，就算我們可以將他們視為一個陣營，在這樣一個陣營裡，也必得先提出有哪些成員刻意忽視了自己國度侵犯人權的問題，特別必須指出有哪些既已成型的論述，而非用某種印象式的概觀來作為評論的基底。我們必須理解，在分析的時候，所選擇分析對象的實存狀態與深刻程度，是分析本身是否有效最重要的基準之一。

另外是如「在英國或台灣的文明社會裡的種族仇恨與歧視，能否與中國比一比誰比較嚴重，大可是知識上的重大挑戰」這句話讓我們看見的問題。另外加上「掌握論述霸權的人，妖魔化的能力就越強，他們居然可以提出像民主和平論之類的堂皇之辭，把自己侵略別國領土，害得百姓流離板蕩的作為，怪罪成是別國不民主所導致。這樣的文明國家若還需要文字獄，豈不是自我矛盾？中國至今維持文字獄，當然是政治專制的表現，但號稱在法律上沒有文字獄的台灣，是不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仍好對不同思想者抱持仇恨，進行羞辱？文字獄不但在心中，更還不斷在公共領域展現，以民意為託辭，其威力與殘害異於文字獄者幾希？」這一整段文字，拆開來看問題不是很大，主要是把國家與人民混為一談等常見謬誤；然而，特別透過後段「以民意為託辭」前後的文字，石之瑜提出的比較產生了很大的擾亂。問題不在於「石之瑜究竟支不支持文字獄」一類的立場辨識，而在於「文字獄」概念本身正是石之瑜自己指出的，在西方概念下脫離專制的改革對象。石之瑜毫無註腳地以「根據歐美的文明」與「把文明差異形容成是無可救藥」來負面評論「還沒有想好」的福山與杭廷頓，至少必須直接面對「文字獄」這個自己寫到的概念提出看法（非指站定立場），而不是聲明世界各大文明皆有此害，甚至在此基礎之上幫各大文明決定誰比誰好。我們很容易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侵害人權的作為上走的比西方國家更遠，那又為甚麼我們必須把眼光轉向自己所在的國度？

石之瑜給的答案是：「當今流行用來掩飾罪惡，甚至享受罪惡而不自知的，就是批判中國的死刑與文字獄所帶來的快感」，這正是我在前文指出來的問題。這種掩飾理當建立在既已呈現的論述或論述效果，以及具有已知影響力的聲明主體位置之上。然而石之瑜所提到的，僅僅是福山、杭廷頓以及他們各自的某個觀點。以這兩個例子與現象的相關度而言，石之瑜非常明白地顯示出自己正是以不遜於任何人權主義者的道德化概觀化的手段來觀照現象。在英國毒犯事件中，關於精神障礙以及司法公正的問題，尚且有可能視為未經討論的直觀宣稱；但在劉曉波的事件裡，我非常難以想像質疑的各國群眾之間不存在「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樣的共同意識，除非群眾是對中國司法部門的任何判決都予以反對，但這件事並不曾發生。而「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個命題，就石之瑜的立場而言，是必須加以事先反對的，若否，則這個共識一旦具備有效的存在狀態以及無法推翻的基礎，就算人權主張真如石之瑜指出的與國家文明等集體意識共謀，那又如何？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石之瑜在此處點出來的比較手法不僅是個失敗，更由於他在論述中將這些聲明者任意分類排置的手法，反而顯示了他比起他所質疑的人權聲稱者更為道德化概觀化的論述狀態。這樣一來，所幸石之瑜並非為太多人所信仰。否則恐怕我們也只能說，「至於石之瑜的文章，只是宣傳而已，越荒謬越成功」

真理之牆

2009-12-20T03:20:00.002+01:00

在陳嘉君及施明德象徵性地侵擾了游文富在汪希苓軟禁特區圍牆之外的作品時，我們或許應該看到，所謂「自由以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為限度」這類說法有多麼的薄弱不可信賴。

但我們並沒有見到。

我們又因為一個議題而設定對立的兩方，然後靠邊各自支持。許多人把問題導向文建會的決策和馬政府的政治目的，這無疑是經過有益思考的結果。但如果把問題放在游文富的「去政治化」宣稱，認定「去政治化」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卻避免將自己的政治立場脈絡化，這會直接引發由具備高度合法性的立場出發，卻刻意忽略其他立場的價值宰制。最極端的成功例子，譬如以色列對他族採取暴力措施來維護我族努力證成的存在，而仍然在文化市場上不斷生產二戰期間猶太人受害的主體性論述；而國際各國更共謀鎮壓暴力措施受害者的零星攻擊，乃至於稱為恐怖主義的扭曲論述受到各種帝國的歡迎，成為諸如中國等政權將之用作國內鎮壓並自我宣稱合法的武器。

這個事件所引發的問題，理當不會走到這個極端，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錯過同類統治邏輯實現的可能性。因為在台灣有可能實現的，正是如今許多人在馬政府的措施以及游文富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種壓迫。而這種壓迫也將不會因為當下人權論述的勝利而消失。

游文富在汪希苓特區的作品，不只實踐了他個人的創作理念，同時也成功符應了當代文化創意產業潮流中創作者與政權共謀的需求。抱持單一邏輯的行動者，一旦同時具備高度的合法性以及政權的奧援，在對其他邏輯缺乏意識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壓迫。這個說法或許不足以提起嚴重性，換句話說：以白色恐怖受害者意識，或「受害者意見」為唯一最高信仰的政治意見，與以所謂藝術創作自由，或藝術家作品施作為唯一最高信仰的政治意見，在意識型態政策層面上具有同樣的壓迫性質。

以藝術方面為例：從觀者的角度而言，任何藝術家的任何藝術作品，都必須是某種政治的共謀者。藝術家所有企圖逃脫的嘗試，最成功的也不過是開創一種新的政治形式。很遺憾地，在當代代議政治的體制下，除非我們喚起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否則政府就會成為對人民對藝術進行體制化調節的唯一合法形式，而政策建設也非常容易順理成章地成為體制化調節的重要因素。這正是在台灣發生的事。而在汪希苓特區內外發生的，直到陳嘉君完成階段性的侵擾為止，從以上的角度出發，是當下體制裡一次多方共構的良好操演。這次操演的完善程度，導致一切事件外的說法幾乎都成為多餘。

那些藝術家的聲援當然是多餘的，因為創作自由在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經被確立了，而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求體制去完整地保存所有作品。體制必須由所有人共同決定，同時我並不相信在當下的台灣社會會有多數人在普遍的態度上反對保存藝術作品的作為。如果有，保存作品的要求也必須限制在倡議而非價值性規約的基礎上。

因此，文建會的聲明也是多餘的。就掌權者的立場而言，只要保持不發言的狀態，自然會有有利於政權的政治效果，讓中產階級意識裡藝術作品的崇高性自然壓迫支持陳嘉君作為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以往反對國民黨政權的主流論述，一向標榜著最粗糙的創作自由或藝術自由口號，也從未加以深化。

從未自我深化的後果，就是政權可以搭上論述癱瘓的順風車逕行宰制。於是，以質疑馬政權立場出發的論述，雖然正確，卻因為難以在相似立場曾經戮力維護的粗糙口號下自圓其說，而成為多餘的說法。

這已經是最保守的質疑。有甚者像這篇文章既已顯明了自己對於景美園區的策劃想像，卻無法理會自己的操作與游文富甚至文建會的操作在政治層面上具有如何一致的地位，將「掌握這些強烈對比之下呈現的荒謬」作為唯一可信任的論述集結點，明確地拒絕了其他任何創作形式存在的可能性。這很有可能正是當代藝術會樂於突破的限制。

我並不認為當代藝術有什麼必須遵循的規則，此之所以藝術作品越來越常與社會起衝突，但這也是藝術能夠保持創新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明確地說，甚至想像一種不和社會起衝突的藝術場域，都是非常接近政權藉由文化創意產業這類口號搜尋並凸顯馴順藝術的邏輯。包含所有創作者的藝術領域裡，以任何政治立場出發，都必然會有馴順與違抗的同時存在。無論當下政治要求的是鞏固權威、抹滅記憶、尊重歷史或提倡人權皆然。相對地，如果持有某種政治立場，則除非抹滅或箝制藝術領域，否則永遠必須面對可能出現的衝突。特別是在當下台灣多數政治價值都高度道德化的情勢下，也就只好不停依照自身規範，在權力所及範圍之內進行檢禁措施。

社會價值原本理應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為無論如何體制畢竟難以由相對少數的藝術家來決定。但是特別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倡行下，藝術找到了體制的突破點，在將藝術崇高性植入中產階級意識之外另外開闢了一條自我維生之道，而這個突破點在起初必須付出馴服的代價，就像如今存留的許多偉大創作在當時皆是符應金主價值而生，而在厚植實力之後逐步產生出藝術的崇高性質，再轉而拓展藝術生產體系並維護某種「自由創意的空間」。在台灣，政治意識之間的尖銳對立與操作手段又為藝術提供了另一道裂隙藉以自我培力，此處，政權允可的藝術與政權企圖抹滅的價值之間產生了衝突，恰在此時，兩者之間彼此抹滅或馴服的企圖，為抹滅和馴服的手段提供了最好的宣傳與保證。而反對游文富作品以及反對馬政權作為的人們，地位比藝術家更岌岌可危。

若在此處採取道德化的集結形式和模糊化的自我宣稱，那麼我們便必須接受將他們所詮釋的人權或歷史作為一種道德來指稱。這樣一來，這種人權就會與其他道德規範不斷接近，直到一致地被政權收編為止。這種收編對我們而言不應如此陌生。而無論是收編或抹消，政權都會立即而輕易地獲取比這些反對者更高的合法性。簡單地說，理解人權或理解歷史，而不提出論述的說法，會讓人權價值與所謂的創作自由成為徹底同質的兩個口號，只有向著政權或其他資本彼此爭寵一途。

必須注意的是，當我們自身持有某種價值時，將這種價值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不可能成為自我深化的基礎。將價值視為信仰的對象，就必須如同任何宗教的基層信徒一般，若非堅定地捍衛教義而抵抗一切更動，便是逼迫自己將不斷的失望納入信仰生涯的一部分，導致最後所信的，逐步剩下徹底被掏空意義的象徵。而宗教尚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人權或歷史詮釋的價值，則沒有這樣存在而不成為壓迫性道德的可能。這裡所談的，與此事件相關之處，在質疑白色恐怖時期鎮壓關係之前，先提出的是關於「受害者意志」、「加害者錨定」以及「比較詮釋框架」等高度詮釋性的問題。這之所以成為問題最明顯的原因，是這三者都已經受到當前台灣政權的收編：馬英九對受害者進行的思想工作、將加害者定義為時代與體制、在景美園區立即可見的工運團體及慰安婦甚至白色恐怖攝影展等等，這些都顯著地不斷侵蝕著其反對者原已虛弱的合法性。而人權工作者眼中倘若還是只有藝術家的專業傲慢，面對事件時只剩下何者可以何者不行的簡單聲明，正是在協助確立與其他價值平行爭寵的架構而已。

簡而言之，在這個事件裡，依循既有體制展開的衝突，被各方多餘的論述矯飾成彼此破壞的局面，但其實任何一方都沒有明確的破壞性，反而不斷地將自身推往道德化的信仰。這正是任何政權所樂見的。其內涵不能視為彼此同質的人民內鬥，而是不同領域自我鞏固戰線的措施。這個戰場不同於同質政治意識形態的對抗，而是一旦衝突便必須分出高下，然而卻又不應期待消解衝突的情勢。而任一方的任何成員若不能認真採取與政權相對的立場，並透過自我組織與深化來消去作為口號被政權收編的潛力，便會進入與政權合流彼此為用的情況。這裡最令人擔心的，依然是人權價值不斷失去辯證性，僅僅致力於將不同象徵彼此連結的事實。我們有以人權或歷史之名的發言，卻越來越無條件地倚仗某些已經確立但仍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單純象徵。如果我們還繼續纏祟在這個衝突結構之浮面上生產的，一切諸如「去政治」或「藝術始終具有歷史意識」之類的謊言，不但衝突不會像我們不停影射的那樣消解，我們也會忽略一切自己造成的集權效果，從而讓忽略在時間的累積中長成更巨大邪惡的怪物。

我們如何保護優良的傳統新聞倫理？

2009-11-30T11:52:00.002+01:00

我們強調，新聞不是「類戲劇」，更不應該侵犯當事人人權，因此，為維護人權，我們嚴正要求壹傳媒立即停止此類侵害當事人基本權益的模擬新聞手法，同時呼籲NCC及相關主管機關主動調查、並以調查結果作為目前審查壹傳媒衛星電視頻道執照的重要依據。

－《公民團體聯合抗議聲明 2009.11.26》

蘋果「動新聞」的表現形式，與其內容侵犯人權的可能性毫無關聯；在媒介場域裡，侵犯人權的現象也不僅只是基於與「動新聞」相近的新聞形式產生，或只源自於與壹傳媒接近的媒體產業。於是，與其說這些反對聲音是針對蘋果的「動新聞」，不如說這些反對聲音只是秉持原有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新興的現象。從這個觀點出發，檢視當下台灣的媒介訊息環境，任何主流媒體的同聲反對只不過是見獵心喜；而那些與其立場勉強相符的，也因為這個荒謬的同聲現象，失去反省這些團體所持規矩的機會。

雖然我不知道在新聞歷史裡，所謂的新聞倫理在何時曾經實現，而非僅是面對新時代新現象企圖予以規範的行動；而自古以來，所有訊息傳佈管道的發展，又有何者不是持續不斷地納入各種刺激而脫序的訊息；但我們還是可以輕易發覺，在倫理維護者的論述裡，維護傳統的訊息與例證不斷出現，造成一切舊事古物皆納入立場的論述效果。此處，規範新現象的動力，加上媒介現象的萌發極少遵循倫理守則的事實，卻由於行動者一方面忽視歷史上倫理傳統的稀少、另一方面又習於暗示新聞迄今仍大致是遵循倫理的存在，而弔詭地成為這種論述效果的基礎。由此，造成媒介場域中一再出現關於倫理的呼求，而其中總是隱現著，某種合於倫理的新聞環境先於此呼求而存在的預設。

這個預設如此地不可抹滅，卻又如此缺乏事實基礎，最明顯的效果之一，便是明明也不完全具備新聞倫理素質的媒體，卻敢於與呼求倫理的團體一同撻伐。這個荒謬的效果把焦點完全聚集在「動新聞」現象上，而隱蔽了領域內跨形式與跨媒介的共通現象，也抹去社會認識與討論此現象的可能性。

蘋果「動新聞」以表現形式而言，是組織電腦動畫與錄影或拍攝畫面，加上記者旁白和字幕附註等等，用以演出時事的影音產品。由於壹傳媒的長期投資，已經可以達到相當高的完成度以及迅速的反應時間。如果把這些影音產品與網路上不停湧現的改作影片與動畫相比，在製作技術上固然有差異，但若要找到比「動新聞」更過火的現象改作卻也並非不可能。另外，早已有人開始認真地將網路視為獨立媒體平台，並在其上進行較大規模的組織傳播行為，其中也常有充滿惡意或歧視的訊息。與壹傳媒相比，便是自稱為人民或媒體的區別而已。下文再予討論。

在這裡我們碰到一個對傳統新聞倫理觀的基進挑戰，牽涉到媒體在社會中所具備的特殊地位。依據近世所發明的政治倫理，記者得以具備特殊的身份與權柄，理論上，似乎應是為了人民而積極作為有效訊息的刺探者、揭發者、散佈者等，也有認為媒體可因此成為體制或道德的守護者、人民產製訊息的代理人，以及承載論述交換的平台等等。媒體，或組織化並法制化的特定媒介機構，無論在這個政治倫理發明之前或之後出現，都傾向以這個預設自我規約；並認為自身因此而可持續享有特殊地位與權利，也大致接受以此預設為批評基礎的論述。

然而倫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規範能力比法律更差。在法律和倫理所共構的體制裡，兩者規範力的落差常會成為全新事物萌發的契機。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類似壹傳媒這樣的媒介機構集團就是顯證。與其他組織化但並未法制化的機構相比，壹傳媒利用了組織化與法制化的基礎，與人民對於道德禁忌的慾望，以不停衝擊倫理界線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擴張的利基。這樣的手段，在實踐上必須加以擴大法律與倫理，乃至法律與道德的落差。因此，在戰略的角度上，無論是公民團體的反對，或短暫觸犯以倫理或道德為指導原則的法律，都必然是壹傳媒料想中的風險損失。而在當下體制中面對風險的最佳態度，尤其是如果冒險本身正是利基所在，便是預先存好應付資本、預想處理風險的方案，以及期待在風險到臨時能進一步因而獲利。壹傳媒顯然都做到這些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蘋果「動新聞」所面對的也並非全面性的風險。以該集團的立場而言，只不過是來自於公民團體的批評、少數政府機關合法性尚有問題的懲罰性措施，與一定比例的輿論攻擊。而事實上，我雖然缺乏證據，但我相信壹傳媒集團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都明顯超過這些與其對立的行動者範疇。就結果而言，壹傳媒在這次面對的無非是一個公關風暴，我不確定在哪種意義上，會是真正侵蝕它的機構或利基的風險。

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必須進一步辨明。對於道德或倫理有興趣的觀察者當會同意，今天我們所稱的影響力或公信度，在很多時候其實並不具備或只有稀薄的道德倫理成份，更多時候僅只是一種能夠獲取大量交換價值的代稱而已。從刑法235條、兒少法到出版與網路言論內容管制辦法的三位一體，就其支持者的立場而言，是企圖把道德或倫理規條帶入法律規範能力的嘗試。在我看來無非是一廂情願，對壹傳媒而言則成為可資利用的風險獲利模式，也就是說，連法律都明定的禁忌，沒有不去測試界線的道理。禁忌同時也是社會共認的慾望對象，撩撥禁忌的手段，是一則成功吸引大眾的訊息必備的條件。而源自觸犯禁忌行為的影響力與公信度，自然不能由這兩個詞彙傳統上的正面意含予以解釋。以遵守道德倫理為構想基礎的意見，與慾望的吸引與傳佈法則，兩者永遠互望而難以交會的事實，在理性邏輯的規則之下幾乎不可能打破，就算在完全開放的假想對話情狀之中，也難以想見存在著對話基礎的可能。事實上，我更願意想像在媒介場域的當代狀況下，道德或倫理僅是影響力或公信度的屬性之一，影響力強度類似的狀況下，有可能在依倫理辨識時有著極端不同的面貌。

從以上的立場出發，我認為在蘋果「動新聞」事件裡，公民團體並沒有問出好的問題，得到好的答案，也沒有發出有效的訴求。或許他們對這次行動有更深的動機，譬如意在呼籲閱聽人停止趨近不符倫理的訊息；但我很難從行動中看出這些團體想要的以及反對的是什麼，甚至，在短短的訴求聲明裡，放在重要位置的「新聞不是類戲劇」或「模糊新聞與創作界線」之類說法，也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我多少能明白，新聞必須將自身的戲劇性置於有一定程度符合事實的脈絡之上，才能自稱為新聞的角色緊張；但我不明白「動新聞」在哪個層次上逾越了這個界線，我甚至很少見到可證實為改作的跡象。如果有朝一日壹新聞電視台改名成為國家地理頻道山寨版，說不定可以比自稱為新聞獲取更廣大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動畫的使用早見於國內外所有具備動畫製播能力的新聞媒體上，我們也不曾要求在世界級海嘯這種造成人心恐慌的重大議題上，必須只能呈現現場影像才符合新聞倫理或價值。簡言之，我在本次事件裡見到的，甚至並不是蘋果日報真正透過「動新聞」創造了什麼，而只不過是倫理的想像在「動新聞」之上投射出自己看似不同的身影。

無論有多少個影子，擋住陽光的軀體也不會因此長出新的分身。對於一再侵擾台灣訊息場域不遺餘力的兒少訊息管制道德，很遺憾地，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可以一次有效解決。為了實踐這樣的道德，行動者只有不斷地奮鬥直至保護對象成年（或成功脫離掌握）為止。無論是經過資訊產業製造的管理系統，集結有效的力量對抗媒體集團，或在架上針對蘋果日報見一份撕一份，我堅信，沒有任何一種措施可以永保這些行動者不受訊息風險影響。我盡最大的誠意，也只能尊重各位為自己與後代的選擇。但對於實施國家層次管制的要求，我還是認為，道德焦慮沒有升到這種高度的權利。而既然提到這點，我也想請各位家長注意輔導貴子弟觀看Discovery與國家地理頻道節目。這些節目所展現的，赤裸裸的國家至上意識與置入行銷問題，還有未經詮釋的弱肉強食精神，就社會整體的影響而言，相信比起個人暴力傾向要嚴重許多。

而到最後，剩下成為問題的，即是「動新聞」部份內容侵犯人權的指責。僅管我認為這個違犯與新聞表現形式毫無關聯，還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但首先，我完全不知道把這個現象與審查媒體執照扯上關係，對於廣義的人權狀況有任何實際助益。簡單地說，拿製播內容作為阻礙媒體合法化的審查標準，是一件比逾越新聞倫理界線更不可容忍的事。另一方面，如果單純認為將新聞製播成動畫，具有視覺化或煽情化的效果，會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這也完全超乎我的理解範圍。對於新聞侵犯當事人人權一事，我所能理解的部份，是刻意暴露當事人身分形貌這類作為。新聞的動畫化，恰好完全不是在圖像上暴露當事者特徵資訊的作為。在這方面人權思考的進展裡，我還沒有找到足以信任的說法，說服我「動新聞」的製作對於社會新聞當事人或犯罪者人權有任何相關的違犯。於是，我們所能看見的「動新聞」侵犯人權問題，主要是刊登當事人相片姓名資料的作為。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太多異議。事實上我認為，只要能夠確實在這一點上做到不刊登，絕大多數的倫理問題都不會發生。至於這次參與抗議的婦女團體曾經支持過暴露性侵犯個人資料的問題，我則抱持同樣立場，反對暴露任何非公眾人物的資料。同時公眾人物的定義也應該置於持續不斷的討論之下。然而這個問題不應成為只有「動新聞」專屬的監督原則。

最後必須提到新聞擬真的問題。中國時報的這篇特稿提到一種很有意思的「擬象」解讀，在肯定擬象取代真實的前提下，似乎將其認定為一種「偏離」，而同時也認為「動新聞」是一種新聞的「戲劇化」，應該與廣告化等量齊觀。我個人把這種認知看作一種割裂的理論詮釋。當然絕對合理，但需要進一步釐清。從理論觀點看，如果我們同意新聞作為「擬象」之類的訊息，我們必須從整個媒體訊息場域的廣度著眼，認識到，在我們接受媒介訊息作為事實的同時，一切關於再現政治的因素便取代了我們認識真實與辨識真偽的傳統程序，成為全新的價值判斷基礎。這絕對不是一個只關於動畫新聞的問題。而擬象理論的核心，如果具有任何警告意義，卻正是建立在實景拍攝以及絕對合於一切新聞倫理規範的訊息之上。

這也是為甚麼我始終不認為當下的媒體批評有足夠的洞察力。事實上，從訊息製播倫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國家或資本力量操控，一直到媒介擬象層次的問題，每一層都彼此扣連，但幾乎所有的抵抗都局限於單一層次，反而成為體制自我固化的合法性來源。這本身也是一個老問題。而與此切實相關的，並不是某種可供資本或國家遵循的倫理是否得以定案，而是公民對於新聞產業製播的各種訊息滿不滿意的問題。今天的抵抗之所以會把重點放在前者，是因為公民團體與人民對訊息的反應有巨大的落差所致。公民團體企圖藉由凸顯議題來影響人民對訊息的感受性或容忍度，事實上是一種改變的呼召，而非論述所稱的反映民意。而公民團體被自己「反映民意」的論述侷限的結果，便是某些團體儘管持有與人民不甚相同的道德規條，卻仍能以民意之姿製作論述，這是一個相當古典的詭論。而事實上，公民團體在這個層次上的錯誤，正好是複製了新聞產製組織以往被視為代表人民的所謂第四權概念，如今卻徹底破產的歷史。我既不相信任何依循道德運作的體制，相對地，我也不認同任何體制本身得以維護道德的自稱。

儘管我並不非常認同道德，但道德作為尚無法抹滅的社會現象之一，必須是一種以非組織化公民為主體的權利。無論任何代言的組織，都必須不斷回返這個主體予以檢視；而無論任何體制或組織的道德自律原則，都必須像是壹傳媒的道德自律機構一樣，視為必須持續監督的對象。而對於媒體現象的監督與反抗，必須從訊息場域的視野出發，同時細緻地分別處理關於道德辨識的感受性問題，以及一般作為理性思考基礎的人權問題。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才得以脫出以新聞產製組織作為整體媒介場域唯一代表的理解，而進一步思考並疑問「訊息場域中什麼是有問題的」，才能開始理解自己感受性中受侵犯的部份究竟為何，而被自己問題化的部份，又應該扣連上哪些層面。

我不願意單純地將面對「動新聞」的抗議稱為假議題，就是基於這個原因。這個議題本身並非毫無價值，但仍然必須加以釐清與擴張。僅就最基本的原則舉一個例子：只有我們停止選擇並信賴某個組織發佈的訊息，訊息場域的擬象情況才開始有可能獲得改善。如果我們把議題聚焦在某些訊息，譬如「動新聞」，那我們註定只能沿用道德辨識的準則而已。

這果真是我們要的嗎？就我的立場而言，我並不提倡這種將社會現象切割並徹底將其推翻的行動。因為到頭來，那只會讓我們盲目於現象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而已。

延伸閱讀：
蘋果日報第一次聲明
豈只腥羶動新聞踐踏人權隱私
冷眼集／無知的腦袋也該動起來
對抗「蘋果」歪風，馬英九幹得好！

自製文章：
什麼？倫理？
倫理之一
倫理之二
倫理之三

【短札】從蘋果「動新聞」手中解放台灣

2009-11-26T15:23:00.001+01:00

在台灣剛開始實施媒體內容分級辦法時，我雖然抱著非常反對的態度，但一直以為這始終是一件小眾興趣的問題。

這顯然是非常嚴重的錯估。

蘋果日報網站上「動新聞」的開播，由於內容被指控涉及暴力色情，遭到許多公民團體的反對，並要求政府予以禁止。而雖然政府在第一時間表示無法可管，卻在要求之下找出許多間接法條，甚至從網路服務商下手，要求阻絕IP位址。

嚴格說起來，這兩種回應都有理可循，前者著眼於較大規模的媒介訊息：動新聞本身並非只以被指稱為暴力色情的內容組成；後者著眼於較小規模的特定內容：該媒介既有承載被認定為暴力色情的訊息，則主管機關可對媒介進行處置。

但無論從大處或從小處，政府的作法都擴張了媒體控制的權柄，創造政府管制媒體的合法判例。

由「兒少不宜訊息」開始的這種控制手段，證明了以特定內容控管為基礎，特定意志為判斷標準，指示特定言論不可散佈的手段在台灣體制之內可以迅速而合法地運作。在體制上，我們所能仰仗的只有公民團體與政府機關運作道德時所抱持的良心。

而我不信任任何依照道德良心來運作的體制。

我們今天對於言論管制的批評原本就過於鬆散，完全按照事實體制運作情況的差異來進行。當批評對象為中國時，由於中國實際言論緊縮的狀態與台灣差異過大，導致任何鬆散無力甚至自我矛盾的批評都可以運行不悖。其中由族類歧視所製造的容忍空間，保證了一個恣意製造批評的空間，矛盾的批評尚且能彼此呼應，其中所成就的最後便必然只有歧視一事而已，而針對特定主題的批評邏輯早已自我癱瘓。

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台灣的公民社會對於其他族類的言論自由狀態其實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僅以貧弱的想像支撐。依照我們對於世界各國的差序認知格局，來決定該國的自由程度和體制運作合理性。對於在印象裡符合世界潮流的言論管制措施，我們不疑有他，戮力趕上。

而在所謂「保護兒少」的標旗之下，針對動新聞要求禁制的公民行動，毫不意外地跨越了族類的界線，向中國製造的「綠壩」軟體，或美國式階級內淨化政策之類的保護措施急起直追。由於我們對於言論管制的理解幾乎只剩下族類作為有效的界線，導致自身徹底失去反省國內或我族的理念邏輯能力。從倫理分辨到道德管制，從公民選擇到國家禁制；我們與我們批評最力的集權國家正走在完全一樣的道路上，而居然可以自圓其說。

這正是我們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集權體制。而這次，並不需要任何政治軍事力量來強行解放。

狼野

2009-11-23T08:20:00.001+01:00

牧羊人從羊身上發現一道傷痕。他驚慌地跑到村裡，大聲喊道：「狼來了！狼來了！」
沒有人理會他。

一個星期之後，牧羊人在樹林裡發現了一頭走失的羊。美麗的捲毛沾滿血跡，內臟腸胃拖撒一地。他蹲下看著失去生氣的羊眼，許久，轉身回到村裡，逢人就說「狼來了」。
還是沒有人理會。

過了一陣子，他總會發現自己的羊消失無蹤。有時一隻，有時兩隻。起先他還會四處找尋，沒有找到線索絕不放棄。日子久了，他也不再找尋。心底打算著羊隻繁殖的速度，知道羊群的數量不會減少，也就慢慢地不再掛心。村裡的人還是對他的警告充耳不聞。有人想詢問他狼的模樣，但牧羊人總是無法回應。因為他在原野上不曾看見過任何一隻。

疑問的村人帶著沒有解答的困惑離去。人們雖然還是不曾有所作為，但對牧羊人卻越來越感到同情。不時有人拿著一點家裡的工藝給他，或經過原野時邀請他共進午餐。但牧羊人並不感到愉快。他一心一意地想警告村人狼來了，卻覺得自己被當成孩子一樣安慰。他幾次露宿在牧羊地通往原野的小徑上，幾天幾夜地守衛，卻還是見不到狼的蹤影。

牧羊人逐漸變得敏感。夜裡每次起風都會被驚醒，巡過一次羊群才能入睡，身心委靡不堪。村裡的獵人經過，他總是殷勤地招待，卻顯得心不在焉。某一次，獵人勸他離開這個地方。他突然打起精神，大聲說道，他不能走，他的責任就是守在這裡，發現狼的行蹤，他必須繼續守護村人不被狼侵擾。
獵人搖搖頭，走了。

而牧羊人藏在心裡沒有說的是，他不能忍受自己一再被稱為說謊者。

日子過去，牧羊人越來越無心於照料羊群。他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價值，對於熱心待他的村人也毫無貢獻。在一次整夜雷雨後美麗的早晨，他一清醒就連忙趕到草地上，發現自己忘記把羊群趕往高地，一個晚上就被暴漲的溪水沖走大半。

牧羊人什麼也沒帶就往下游跑去，發狂似地宣誓要找回每一隻羊。幾天後，獵人見到無人看管的羊群，循著足跡追索，在遠方找到了死去多時的牧羊人。他躺在水邊，衣衫破舊不堪，身上還裹著血跡斑斑的羊毛。

村裡的人總是說，真可憐哪。為甚麼要死呢？我們都知道可能是狼吃了他的羊，但，難道他真的不知道，村裡每戶人家都養了一頭狼嗎？

理性的風險

2009-11-16T16:22:00.001+01:00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對於越理性的掌權者而言，民主程序越是一種具有阻礙作用的風險。

無論是近期的農地戴奧辛污染、美國牛肉進口、中科與友達擴廠、ECFA，或是時距較遠的核四、高鐵、雪隧、軍購等等議題，都與這個脈絡有著強烈聯繫。將這些議題歸入對於政黨乃至政客好惡的宣傳體制之中，則進一步模糊了人民與某種理念之間的連結。對我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這個脈絡的基礎元素，即是民主理念思考與落實的問題。但在這裡必須提起的另一點是，作為民主理念預想主體的人民，對於這個理念的思考與落實的態度，不僅分裂，也無明確的堅持。

當然，這必須是民主的實況。缺少雜音與不協調的國度裡，民主制度本身並無意義可言。

風險是這些議題之間另一個共同的基礎。對於社會決策機制而言，風險無論來自何處或有何效果，似乎都應該被化約為以機率數字為主的可量化指標組合。這樣的同質性來自於社會制度作為一種普遍規範所必須具備的自我恆定性質，無論持哪一種立場的公民，特別是曾經以普世價值或司法條例為辯論基礎的那些，都在某個時刻支持過這樣的恆定性質。只是對於人民而言，這種支持多半屬於一種手段，而非其終極的目標。於是當其目標有所變動時，對於這個性質的支持便很容易因而轉變。

對於一個以理性為基底而創造出來的知識體系而言，風險概念的出現毫無疑問地是種進步。它提起在理性構作的社會想像中如何納入現況下人們不願承擔的結果，並將因其完美而虛假的社會決策架構進一步合理化。然而納入風險的理性決策架構，在實作上卻忽略一件重要的事實，也就是，風險之所以曾被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是因為那是技術理性所無法完全解決卻實際存在的影響；而我們之所以必須將其納入決策，是因為儘管當下技術無法徹底消除這種影響，民主理念卻必須考慮人民是否重視這些問題的緣故。換句話說，對於風險的認識不能僅止於這些影響的或然率數字，同時也需要納入這些影響對人民實際造成的心理效果等等，在技術理性中常被視為不理性的元素。

在某些民主決策機制尚未成為第一序的決策機制的時刻或地點，我們很容易可以觀察到技術理性企圖使用無法消除、無法控制的藉口，或預設量化風險數字能夠作為決策最後憑據的態度，來處理決策的問題。無須強調，這個企圖從根本上否決了引進風險的原因，而進一步否定依據風險決策的價值所在。而這個企圖造成的進一步問題是，當代公民由於過於單面向地強調理性價值，導致理應作為民主異議主體的人民常常成為技術理性的協助者，甚至可能在懼怕被指為不理性的前提下，掩蓋自身感受乃至於將感受硬充為理性論據來參與公共決策。這造成決策體制的虛偽與不透明。更糟糕的是，這會阻止在往後議題上採行感受作為論據的正當權利，也會逼迫這些論據繼續自我掩蓋或假冒理性。

另一方面，這種虛偽或不透明對於民主決策體制有著直接的負面影響。最首要地，它從另一個面向合理化了對於技術理性的信仰。由於非理性有足夠的論述武器得以理性為名，對於技術的非理性信仰就套上了理性的外衣，而由於持有技術理性作為籌碼，比起其他的非理性元素都更能夠合理地進入決策體制，因此抹消看似較不合理的其他非理性論據。到最後，我們仍然得以技術理性作為主宰性價值。

而在官僚制度的層次上，特別在信仰理性計畫等於統治效能之處，技術理性會引發更為巨大的民主風險。在技術理性與統治理性的結合下，民主決策程序必然成為第一個犧牲者；若不是全面的取消，便是轉變為以公關效果為主的單向說服體制。而這種體制若再加上人民的配合，則價值理性亦會自我讓渡而成為以統治理性和技術信仰為中心的決策架構。如同前文提到的，在非理性決策因素影響下，對恆定性質的無法堅持，導致主導價值不再是公民手中有效的武器，而是比起對技術理性信仰更不穩定的非理性因素，此處亦因而更難以自我偽裝成理性因素，這種種都造成論辯中公民價值的弱化。

我們必須理解到這種理性的風險，因為這種風險所犧牲的是民主決策機制之所以可稱為民主的理念意含，卻同時並不在理念層次上違背任何民主決策機制的既定元素。我們必須開始面對非理性決策因素的價值，不再企圖將其為裝成理性，認識到：唯有離開將非理性因素視為如同技術理性一般存在絕對是非的思考模式，才能夠讓民主決策機制重新納入原本就不可或缺的民主價值。

熱比婭的自由與政治的自我禁錮

2009-09-26T17:58:00.004+02:00

如果我是一個所謂的戰略思考者，那麼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不讓熱比婭取得來台簽證是正確的抉擇。因為若非如此，直接刺激中國國際關係辭令裡的重要象徵，結果就是台灣政府必然會在失去更多籌碼，導致需要在鎂光燈照不到的檯面下，向中國交換比現在更多的資源或利益。

但我並不是。

我不主張國家或集體利益的優先性必須在人權之上，那怕那只是一個離我們遙遠無比的人權事件。而事實上，熱比婭正是一個離台灣人遙遠無比的民族運動領袖。這個運動無論在手段或內涵上，若是與台灣任何一種稍具規模的政治勢力產生合作或呼應的關係，都會是一場災難。維吾爾人為了抵抗中共統治，透過民族與宗教力量進行召喚凝聚的方法，是植基於當地自古以來的爭戰歷史、長時間的民族成形過程，以及直到當下還存在著，將民族界線明文切分的各種針對性文化、經濟與司法等等政策。對台灣近年來紅火熱銷的種族主義式政治語彙，參入這個運動的表淺宣傳後，只有加溫而無消解的實效。

然而熱比婭來訪與此也無關連。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宗旨並非顛覆台灣社會。只是，就算宗旨明定為顛覆台灣政體，倘若尚未在官方層次正式判處與犯罪行為有關，顯然也應享有不被官方阻礙行動自由的權力。對我而言，這個事件的人權層面僅止於此。儘管這凸顯出國家發給簽證權力的隨意性，但其實我們並不常質疑，而存在於各政治黨派裡的國家主義意識型態，也隨時準備好去取得並使用這樣的權力。

台灣政府似乎正嘗試去符應一個類似假判決的標準，提出國際官方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秘書長Dolkun Isa的處理態度以為佐證。然而這個手段的問題，在其倚賴國際刑警組織的引渡聲明，但那在任何層次上都並非有效的司法判斷甚至預審，而僅是提出國家司法機構在國內審判所需要的國際引渡協助而已。然而這至少證明，中共能夠藉由國際刑警組織的平台，請求引渡其定義的恐怖分子。儘管並未取得予其庇護的德國的認可，但相關行動卻在事實上，透過搭上具有國際效力的語彙，把東土耳其斯坦民族運動排置進入西方國家的恐怖分子名單之內。

另一方面，在台灣，無論支持或反對台灣政府措施的論述，都傾向於圍繞在將熱比婭定義為恐怖份子的認知四周。然而在這個事件與台灣相關的層次上，必須注意到，國民黨政權核心使用的是認定熱比婭「與恐怖組織相關」而非「身為恐怖份子」的論述手法。唯有不扭曲這個語彙，我們才能見到，國民黨不僅只是採用了中共的見解，還引渡了以美國為主要使用者的實用政治詞彙。也唯有放上這個前提，我們才有可能關連上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地近年的作為，進而理解：恐怖主義在幾年的政治消費之後，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例外狀態托詞；在國際上是純粹的強權詮釋，對國內則是有效消滅公民自由的藉口。若無法達到這層理解，熱比婭來不來台，對我們的立場而言，其實幾乎就是經紀公司之間為了一個明星上不上的了節目的明爭暗鬥而已。

在這層認知上，關於熱比婭是不是恐怖份子，或她是否與恐怖份子團體有關的爭辯各方，看起來就會像實境節目裡的參賽者，賣力扮演自己，假裝對幕後製作團隊毫無知覺的戲碼。這也就是當下政治語言的現實。這場政治實境遊戲最大的特徵，就是儘管每個玩家在遊戲期間莫不爭先恐後地全心投入，但絕大多數觀眾皆不然。而不如演員般投入的觀眾們，其實除了刺激有趣之外並不在意太多。若不然，這個禁令產生的諸多問題，例如在制度上疑似造成中華民國疆域重劃與國民黨宣稱相悖、或熱比婭並不直接支持新疆獨立僅是民族自主與台灣建國運動理念不符、或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曾否定「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但為二十一世紀定下恐怖主義標準的美國，卻仍將許多「與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有關」的維吾爾人囚禁在關達那摩監獄等等，在認真看待時增添困難，卻易於被表淺爭論任意納為己用的紛雜論據。這是台灣政治場域最擅長的任務：當問題越複雜難以定論，就會有越多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站出來為整個問題遽下定論。在訊息爆炸的本地現狀之下，也便只有這些人能夠在普遍貧乏的認識狀況中，成功宣傳一種稍微比較顯眼的貧乏知識。

如果我們認識到，恐怖主義在國際關係裡，從來就是大國定義的外交戰場辭令之一，也一向作為指定例外狀態範圍的藉口而存在；那麼對恐怖主義概念的反思裡，在企圖反轉而稱美國或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之後，必須同時思考反對在這個概念裡無法避免的例外狀態指稱。否則，就如同某個時代裡人人心裡都有個小警總那樣，如今就算是恐怖主義本質稍有認識的人們，許多心裡都存在著與美國或中國手段相差不大的反恐指揮中心。在台灣，許多指稱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的人們，卻也同時採行對他族或異議者全稱性的歧視論述或禁制手段，就是明證。

回過來談禁止熱比婭入境的措施。執政黨的這個舉措，因而並不只是附從中國的政治語彙，更是與北京政府一起附從由美國強勢開闢的恐怖主義論述，藉此完成自身的政治企圖：對於中國而言是將壓制境內政治異議與分離主義的暴力合理化，掩蓋政策失能的現實；對台灣政府而言，則是預先消除其兩岸關係政策的阻礙。由於這個論述本身即是隨意制定的霸權托詞，單一現象的反證由於無法動搖這個既成論述背後的權力，也便無法成為有效的質疑。例如熱比婭何以得到美國政治庇護這類疑問，甚至可以被中國政府提出來質問美國政府，加強其附從者地位的客體反諷作用。而由反對這個措施的人來提出質問，結果不但更改不了恐怖主義霸權論述的權力本質，反而進一步肯認美國對於恐怖主義論述的主導者地位。而若我們熟習恐怖主義論述本身，卻將反省界線限制在本國以內，繼續將國際間恐怖主義論述視為可認同的先見，其實正是為這個論述供應源源不絕的能量，與國民黨政府共同實現看似反對爭辯實則彼此強化的無益困局。

參考連結：

遊走…觀察…紀錄…：愛恨達賴與熱比婭
HOW's SketchBook：來不來不是重點，重點是誰是恐怖份子
貓魚的窩（偉中部落格）：邀訪熱比婭？請多思考一下！
蘋論：婉拒熱比婭訪台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轉載）：Why did the NIA bar Dolkun Isa?
龜趣來嘻：「外國人」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者，入出國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
BBC中文網：熱比婭:中國突襲東突營地令人懷疑
新台灣新聞週刊：東突的獨立運動
維基百科：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中評社：熱比婭涉恐　理直氣壯禁入台
酥餅的Blog：楊儒門不是良心犯，是恐怖份子

【短札】暴力的極限

2009-07-15T01:12:00.000+02:00

如果說現代國家的施政裡，有一個潛在的重要指令是盡全力保存國民的生命，那麼，國家自然需要保護國民免受任何可能遭遇生命危險的侵害。很遺憾地，當侵害國民生命的是另一個國民，許多國家還是選擇以殺害此侵害者以求嚇阻的方式來解決。這種稱為死刑的方案並非唯一合法殺害國民的方式，在不尋常的時機，我們還有稱為鎮壓的手段。儘管鎮壓的手段在世界各國已漸趨溫和，然而當鎮壓過程中有國民的生命遭受損害，這些國家就如同其他法律上稱為法人的組織一般，並不需要付出刑法上相當於死刑的代價。

因此，針對國家暴力的規範產生了一道裂隙。國家對於國民生命的維護，在這道裂隙存在的前提下，一旦掌握了啟動鎮壓手段的論述工具，無論在司法體制或政治宣傳方面，都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

在烏魯木齊發生，維吾爾族與漢族械鬥衝突的事件，中國國家機器在後期才進行的介入，由於國際社會對其長久以來的不信任，以一場動用武力手段加以鎮壓的事件為人認識。無論如何，現場格殺的手段既已溢出西方法治觀念裡對於終結死刑犯生命至少必須歷經完整司法過程的認知，中國在此並未被預設為具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鎮壓合法性，而一如往常地被獨立出來成為特殊的案例。其不合倫理之處，並非拒絕使用，而是過度地使用了國家的權力，直至近乎揭露國家暴力機器本質的地步，是以不僅刺激了其他國家的宣傳機器，乃至於刺激了他國公民無視於國家暴力鎮壓的潛力而能安居於幻象之中的生存現狀。嚴格說起來，我們能夠要求國家自我限制這種暴力的使用，然而所憑依者除了公民共認的倫理之外別無其他。

那麼，在這個事件裡，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

簡單地說，中國犯了一個全天下國家都會犯的錯誤。此即，在政治宣傳上重複穩定的基調，以國家機器的暴力阻止民族間的衝突進入致命階段，而對廣泛致命行為以外的衝突結構置若罔聞。這就意味著，當這個國家機器在事件上投注愈多資源，導致械鬥或仇殺等致命行為的基礎結構就將愈穩固。更進一步，無法以戰鬥宣洩的仇恨會向不同的生活層面反饋，最顯著的一種，就是繼續在語言中創作並深化更多的仇恨論述，其效用或許會在當代世界唯一的絕對界線，亦即致命性，之前停步，但顯然將會同樣以合法的方式滲透至其他一切層面。

中國國家機器一向慣於以明顯而粗劣的手段進行言論箝制，這些手段一直無法趕上其他先進國家。而或許由於中國共產革命以來的傳統，在政治場域的表面層次上也一向慣於以口號作為政治語言核心的操作形式。然而，當口號操作正面遭遇公民社會的想像力與功利主義時，例如在此事件裡，基於某種非法定的保護意識，對於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畸形的維護方式，必然引起公民社會各依其利的指責。當國家機器被迫只能為了某個口號服務，其內在可能滿足特性功利的底蘊勢將完全被掏空。

不管是在街上作案的混混，或者是打算逕處私刑自逞正義的國民，恐怕不是因為認定自己能夠抵抗國家暴力機器的鎮壓，才啟用法外的暴力。漢人覺得維吾爾人認定自己能逃過中國的司法體制、維吾爾人覺得漢人與中國政府根本是殖民共謀；在這種認知下啟動的致命暴力行為，對抗雙方皆以中國國家機器為敵對標的，而中國政府竟仍以國家暴力機器予以鎮壓。這種作法從人權觀點而言危害巨烈、從統治觀點而言無比粗糙、從結構觀點而言毫無助益。

於是，在這個事件裡，中國什麼都做錯了。

如果六四曾經發生

2009-06-08T12:13:00.001+02:00

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事件的記憶，準確地存在於權力要求我們遺忘的中心。

遺忘果真沒有效果嗎？在一連串彼此相關的事件接受遺忘指令之後，我們難道不也因此獲得不相信這個權力的力量？關於地方民眾的起事、西藏文明的抵抗，乃至於儘管受到壓制卻仍能作為國際權力交換操作槓桿上的砝碼，記憶抹滅行為的存在，在歷史上似乎從未引致如此巨大的效果。特別是引發者本身作為一個權力集中的體制，我們甚至能夠輕鬆地以最素樸的想像來加以違逆。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一直是，我們對自己身處其中的權力如何違逆的問題。而事實上，所有徵象都向我證明，我們只能違逆他方的遺忘，而從來都無力面對我族的記憶。

對於這個現象，最好的自我圓說，當是聲稱在遠方更嚴重遺忘尚未解除的當下，此地的權力還保有帶領我們違逆他處權力的價值。然而這種圓說迄今尚稱有效的現象，卻只表示了我們永遠為自己保留著遺忘的藉口。所謂遠方的權力不必存在於當下，可能是某個更久遠的官方形象，一再重複屠殺與奴役的單調聲響。我們甚至忘記在遠方的遺忘的價值，反而聲嘶力竭地繼續重複這個無調的單音，其結果也只是生產出更多對於繁音的遺忘以及傷逝。

傷逝即代表著無力面對自己身處的現實。而當抵抗的能量在傷逝裡耗盡，一種強制自身遺忘與記憶的扭曲便會創造出在此時此地巨大權力中內含的殘餘。我們當然見得到殘餘，但我們在當下即明瞭，自己會如何將其遺忘的軌跡。這種關於遺忘的記憶如此鮮明，導致殘餘成為一種眾人皆知的秘密，而權力尚且不必施行指令，只要如催眠師般提及啟動行為的密語，便呼召起眾多積極投入的能量，也安靜地撫平那些收藏著必須保存權力此類貼身錦囊的發聲人。一切的行為都符合律法，我們只是時常忘記，律法是由期待著遺忘的權力所制定。

在權力聲稱不曾發生的六四事件裡，由於遺忘指令的緣故，盡管並不存在一整個世代的失落，但在當下卻成功形成了一整個失落的世代。一切的遺忘都有理可循。以往天真地拒絕相信可能有所遺忘，如今我們精明地排置出以遺忘和記憶為路標的世界圖像。說著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其實是拒絕相信，在今天剩下的只是不同地圖之間相映照時，揭露彼此內陸可見殘餘的尷尬。

我們是如此堅定地，在記憶裡存放只在於他方的殘餘。無法將原則視為核心堅持的結果，便是彼此指責對方如何在他處進行壓制，又透過自我圓說的程序將本地的壓制更加落實。如果六四事件發生的意義只在於指責遠方的權力，那麼我們所做到的，也不過就是確保下一輪將更多殘餘遺忘的未來。

白鴿

2009-05-22T10:48:00.000+02:00

她不是他的第一個過客。

究竟是隻白色或灰色的鳥呢？第一次接納她時，他想著。她披著陳舊的灰墣的羽毛，細小卻及骨的疤痕裡看得出淚水與砂粒，雙眼已被恐懼吞食。

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內端年輪的洞中，等著她自我療癒。慢慢地，白鴿整理好羽毛顯出原色，俐落地安排出一處暫時安居的所在。樹感受著體內千百個洞穴中日常訊息的擾動，但在諸多過客之間，他總能分辨出屬於她的軌跡。其實，白鴿曾經在樹的身邊幾次隱現，總是藏住色澤，更不曾讓人發現身上的傷。直到飛來求助的那天，撲跛著腳步，畢竟總是掩蓋不了亙久以來漠視痛楚所生出，心內的血瘀。

於是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溫熱核心的洞裡，幫著她儘快恢復。白鴿漸漸有了表情，不只是如以往般飄然來去。他感覺到一種雙向的依賴，或多或少，若有似無，對於過客而言很正常，但他們卻總是更願意受命運牽扯而離開。樹不願多想，他知道自己這次恐怕再也難以治療自己被遠離的悲傷；對於白鴿，也知道自己放不下。他只能無奈地等著離別的日子來臨，而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謝謝你的幫忙，她說，這些日子以來辛苦你了。

他回以微笑。

日子沈穩地滑行。似乎已道別了很久，白鴿還沒有離開。他很快就發現，她的咕噥低語帶來一種寧靜緩解的力量。他們可以日以繼夜地閒談，以樹和白鴿的語言。微笑可以勾起更多微笑，溝通裡一切緲不可解之處，在不言自明的邏輯裡都在彼此相讓中消散不見。遠方的消息不再明晰，他只見到一個可見的未來。

他真的想休息了，琥珀漫漫淌過所有洞口，填補樹的悲傷。溫暖的結晶逐漸充實，撐起朽弱的軀幹與心。

所以當她向他詢問一個確實的消息時，樹已不再介意自己身上滿佈的傷。

千穴之樹

2009-05-22T10:46:00.000+02:00

他站在這裡已經很久了。

一陣微風吹過身上密密麻麻的洞口，讓他緊張地挺直軀體。曾經也很喜歡清風拂過梢枝的感覺，但不知何時開始，一個挨著一個的洞穴已經成為延續生命的重大阻礙。他想著，自己的身體已經被千百個穴口掏空，隨時都有可能倒下吧。

以前是顆熱愛旅行的種子，旅人的記憶與特質還在軀幹枝葉之間迴盪不去。雖然他害怕在風中沉默地倒下，卻仍然嘗試聽取隨之傳來遠方的訊息。孱弱破碎的枝葉窸窣作響，有時像是笑聲，有時像是哭聲。每片落葉都帶著一個自己或他人的秘密，埋入土裡，卻不會化為養分，而是貧化了四周地界。他陷入長久的孤獨，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卻又不停反覆著埋藏與拋荒的惡性循環。

在成為一棵樹之後，也想過向四方分享自己經過的路途。滿身覆蓋的秘密卻又竊走了土地的肥沃，讓周圍的一切凋萎。他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畢竟那段已穿越的生命，沒有什麼阻礙過他努力活著的決心。只是在他想起之前，早已經是孤身一人。而吞吃了太多消息，也忍受不住哪怕是最簡單的他方的挫折。軀幹上張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孔，接納遠來的過客。當過客離去，留下的秘密行過經絡，帶著枯黃色調的葉子便從梢端落下。

於是時間在他身上見證著一個又一個洞孔的生成。有些深得幾乎對穿。待到身上佈滿洞口之後，並不只是表面解離，事實上連身體內部都已是鬆散而搖搖欲墜。許久會有一次路過的旅者，見到他的樣子，總是暗自思忖著這具木身何時將要死去。

雖然孤單，無論如何仍激不起寂寞。能腐蝕土地的落葉對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食糧。不時吹起的風中，他緩緩搖擺著，安慰自己，就像以往那麼多的時間裡一直照顧著自己那樣。儘管站立已然難以支持，他還是希望能提供每位來者一股溫暖的安撫力量。

但有時，他也想休息。每當這樣想起，軀幹縫隙間便滲出珀色的汁液，緩緩包覆成為洞口的眾多傷痕。流過又乾硬的那些，在朝向晴空之時，會反射出溫藹的橘黃色光芒。

【短札】當我們只看到半裸的乳房

2009-04-16T01:10:00.004+02:00

In our group... you have to trust people... not be afraid... Sex...is a big part of it..

為什麼只要一思考，就會發現這個社會裡將人「物化」的現象無所不在？不只女性、男性，乃至於一切生物，看來似乎都處於被物化的危機之中。

看著大家對某件事是否物化侃侃而談，必須要問：我們真的知道什麼是物化嗎？問得更精確一些：物化一詞在台灣果真擁有一個定義嗎？

其實這個現象所代表的邏輯非常簡單：台灣社會作為一個毫不意外的消費社會，在商品資本主義的運作下，所有的物件和行為都可以化約為交換價值；而諸多交換價值構成的各種資本，又可以經由貨幣統一估算。在近來引起爭議的兩個電玩廣告系列[1][2]裡，女主角可將身體交由廣告公司修飾拍攝之後，剪輯出對目標群眾具有吸引力的片段，藉以交換金錢報酬以及知名度等媒體資本。

當然，我無意依此建立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論述基地。因為這個體制的運作早已自然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導致一切要求其他價值優先的提案，最終畢竟要回到貨幣價值的強因素，而自身的堅持卻只能作為弱因素而存在。當單一交換價值的可能性獲得普遍的確立，那即意味著我們對所有客體的衡量，都存在著向此交換價值屈服的潛力。換句話說，即便是某種異於貨幣的價值推展過程裡，我們依舊急切地想找出能夠不必違背貨幣積累原則的方案，方才認定為可自我滿足的價值。

在這樣的前提下回頭看這個爭議事件，我完全同意其中稍事裸露的女性、製作廣告的集團、販售商品的企業乃至在其他事件中所有疑似同受物化的客體全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因為我們唯一保持公平的可能性，必須基於肯定所有客體的物化都屬正當。

然而這裡引出的還有另一層問題。在這些廣告裡，性誘引只是極其隱晦的符號。事實上我更相信某些機關之所以將之凸顯，完全只是因為品味而絕非其他。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我們已經不太質疑國家戲劇院裡舞者為什麼時常穿戴遮不住性徵的薄衣，也不太反對在流行歌曲的週邊影音文字商品中露白的繾綣敘事，更不願抵制路上隨處可見展露誘人身材的男女裝扮。在刑法235條釋憲文中大法官曾副署的「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等等文字，正是在說明社會主流品味對於相關言論定義的迫切性與有效性。觀看絕大多數在社會裡引起物化批評的事件，太多時候，物化只是一個藉口，直接指向感受性受到侵犯的反感訴求而已。

物化的定義到底是什麼？至今我們仍說不清楚的，其實一直包含著不敢聲張的明確因素。而這種欲蓋彌彰的猥褻性作風，尚且能在社會裡取得高度的默認。我們招展著搖搖晃晃看不清楚的論證，而一受侵犯便開始緊張怒放的另外半球卻緊緊裹在不見天日的布料裡。莫怪無數的好色之徒總是一心想來撥動撩弄。若有幸引來幾句嬌嗔，也好覺得自己穿破冰山搔到癢處。

（圖片與對話來自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2009-04-12T00:10:00.004+02:00

蔣經國自始至終是獨裁者，白色恐怖是他的遺產，直到李登輝手中才告扭轉。這是不容泛藍政客狡辯的歷史事實。
—孫慶餘

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臺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馬英九

對於蔣經國的紀念，這一事件本身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人民對於統治者的紀念或感恩，從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而不管在哪個國家，這種熱病的不同形式，也從來沒有即將消退的跡象。

相較於其他政客，蔣經國儘管成功塑造了所謂勤政愛民的形象，但卻沒有留下太多著名的言語。這或許是在一個家父長概念以及傳統道德根深蒂固的威權國家裡，領袖所能具備的最佳品質。身處在與民主體制下截然不同的政治宣傳邏輯裡，蔣經國相當巧妙地運用了慈愛、養育與管教的持家語彙，以行動允許支持者逕行生產詮釋論述，在各處生產比語言留下更深印象的身影，為自己在台灣成就了至今屹立的父親般象徵。台灣的統治者們一直無法擺脫蔣政權所創作的諸多宣傳符號，乃至於不斷宣稱自己與蔣政權的聯繫：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從勤政愛民到私人關係，甚至招搖擺弄蔣氏父子的反共論述，也為當下台灣沈迷於符號戰爭的淺薄政治場域，下了一個最為諷刺的註腳。

紀念蔣經國的熱病由國民黨發起。我們或許可以畫出一條簡化的系譜：黨外反對蔣經國→民進黨反對李登輝→李登輝在國民黨新的反對者，後稱泛綠之中找到支持力量→國民黨在泛綠對李登輝的轉向中尋得論述武器→國民黨以及泛國民黨政權利用此一武器重新宣傳蔣經國形象與連結。依循當下流行政治論述時常宣稱的報復合法論，其實這裡面每個勢力的作為都具有相當的正當性。當然這樣說來不免有點倒因為果，因為這種允許使用敵人的手段予以報復，哪怕違背自身理念也不足惜的宣稱手法，也可以說是這個系譜中顛倒錯亂的政治關係，和前後反覆的政治論述等等事實的結果之一。

幾十年過去了，在台灣紀念蔣經國居然還有一定的正當性，儘管荒謬，但這並不純粹是無知或遺忘的產品，也不必歸因於後任者的政績如何。事實上，倘若這個社會裡沒有給予一定的結構誘因，這許多錯亂並不會如此猖狂。

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前所一手造就的白色恐怖、滯留到他晚年才小幅更動的戒嚴與反共反動意識形態，與其任內推動的各種經濟建設、生活水準的實質提昇和均富等等諸多現象，不管從哪個歷史角度看，都是很難加以反對的事實。既然如此，就歷史的角度，這些事實理當並行不悖。今日政客寫史之所以困窘倒亂，不同陣營的政治宣傳者之所以能在也樂在彼此的空缺裡挖掘自己的戰壕，完全只是為了當代體制下宣傳口號之必要而服務。政治語言對於歷史想像之貧乏，永遠只能為了製造品牌識別度而在這場大戲裡重複劃分好人壞人的遊戲。報復邏輯在這裡也得到自我強化的動力：當反對者把白色恐怖歸結到蔣經國的符徵裡，強硬排除其他所有符指時，由於蔣在歷史上尚存其他作為，支持者遂能利用史實之名指摘對方的錯誤，用同樣的排除手法翻轉符徵的意含；彼此排擠的手法輪番上陣，幾巡之後，符徵的正反價值遂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導致符指墮落為彼此可輕易取代的填充物，本身的意義完全掏空。如今白色恐怖已經不再是足供反省的歷史事件，而首先必須是證明蔣氏政權以及國民黨統治之惡的符號。作為政治效果，我們便如此失去一切對特定歷史事實評價的能力，而不停困限在如何完成敵我識別的永恆迴圈裡。

這個效果已經逐漸在政治場域裡成為主流行事指標。影響所及，就算對威權體制的各種徵兆與脈絡有所警覺的人們也脫離不了這個符號侵奪的遊戲。而政治勢力將敵我辨識作為基本要求，也造就了在不同黨派執政時，只有其反對者才能見到威權統治效應重生，而支持者對於所屬政治勢力的威權跡象卻刻意甚至無意盲目的現象。

我們不得不懷念蔣經國，或許因為人民對於他的形象還有懷念，或許因為對於歷史我們還不夠誠實。但事實上，是我們自己缺乏反省的動機和信念，也是我們自己縱容政客沿襲兩蔣時代的統治手段，是我們癱瘓了自己面對歷史的有效姿態，而同時也擺脫不了對於政權或政客的愚忠。一個威權體制的統治者在台灣能保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正是得其所哉。

孫慶餘：白色恐怖是蔣經國的遺產
馬英九：薪火相傳任重道遠─永懷經國先生

【短札】靠懲戒滋長仇恨

2009-03-18T23:10:00.003+01:00

對於范蘭欽／郭冠英的追索，聚焦在他的種族主義優越感，以及煽動族群暴力的言論上。而進行追索和咒罵最力的一群人，其中有許多也同時在這個政治議題上，以歧視與仇恨的語言來加以詮釋。如果連正義使者都可以道德敗壞地如此堂皇，那麼我們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不過就是台灣政治仇恨進化史中又一次的演化現象而已。

在這個事件裡，馬英九政府當然樂得迅速處理，國民黨團樂意追打，民進黨團擴大打擊面，網路言論自我加熱針鋒相對；很難想到其他的解決方式，包括最後沒有法源處理，於是輕輕放下，或曲解司法政治解決，或施點壓力非自願請辭。之所以說樂得處理，乃是因為國民黨向來服膺以道德解釋法條的原則，如今民進黨送上門來主動要求，我不知道有什麼比迅速處理更好的方式。只要此例一開，不僅道德檢禁的力量更為茁壯，自野草莓以來好不容易開拓的一點點可能性，也離完全抹消更進一步。

事件發生迄今，主要的行動者之中，沒有人提起仇恨犯罪管制立法的問題，也從頭到尾都只有將郭冠英解職的要求。而將郭移送懲戒的理據，頂多是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二條「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或公務員考績法，公務人員服務法中的類似規定而已。新聞局照表操課依法移送，管委員螢幕落淚交代選民，這場戲就此做完，在台灣公共場域裡留下滿地比范蘭欽高明不到哪去的文字，等待仇恨的下一次進化。

以國家機器管控言論，絕對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實行的事。我們在此案中或許已經知道引用世界各國對於仇恨行為的立法管制措施，乃至立法意旨，但更不能忽略的，是這些意向全部都是以嚴格詳盡的立法討論與法案規定為前提。一個事實上存在仇恨的社會，對於何者為仇恨言論的定義與敏感度，必然有一定的分歧。何況在台灣，仇恨與歧視言論的基礎並非只針對少數弱勢，也涉及主要的族群。然而在偽托「弱者武器」的姿態下，各大族群都出現了擅用仇恨與歧視語言的成員。在語言上長期反覆駁火的結果，就是幾乎一切宣稱都可以被視為仇恨語言，乃至於視為我族使用仇恨語言的正當性條件。

而若是要解決這種仇恨，最糟糕的方式，當是以某個政治陣營為詮釋主體，利用該陣營已成形的仇恨語言來主導詮釋權而對言論逕行審判。這種情況下，本案中范蘭欽的言論引起越多數人民反感，就越加強此陣營仇恨語言的合法性。這恐怕是在公共領域中，社會共識最令人寒心的用途之一。而這個用途如今結合國家，並肯認靠模糊法條進行懲戒的有效性，則賦予了國家機器更肆無忌憚的理由。

對仇恨言論的處理，或許再也看不到比台灣更糟糕的方式。我們只懲處了一個口出惡言的官員，但卻同時加強了人民之間以仇恨語言攻擊的現象，以及將個案擴大到敵方族群全體的歧視性詮釋角度。我們果真阻止了在國家機器裡權力與歧視的結合嗎？姑且不提以往各黨各派漫天飛舞的歧視與仇恨語言，當有人終於提出反仇恨犯罪法的意見，卻加入了「利用網路散播仇恨之言論應該受禁止，供公眾使用的網站負有過濾和拒絕仇恨犯罪之責任」這樣的建議，我們的正義之士們如何面對？倘若管委員也提出反歧視立法的提案，這個條文會不會存在？

而我們自己又將以什麼姿態來審議？或其實我們從來也沒想過要這樣做？

舊文重貼

2009-03-10T21:16:00.001+01:00

我一味興奮地訴說著。眼前的人表情木然，不時抬抬腿拍走似乎不存在的蒼蠅。空曠挑高的門廊沒有其他人影，冷弱黏膩的陽光在地上流洩一道一道的柱形，我無法看清眼前的臉（儘管那如此木然），邊說著邊聽著陽光逐步掃移在磁磚上，發出歡快的磨擦聲。我不知道，或許有幾片草葉飄過吧。而我的聲音逐漸沙啞，言語逐漸開始變得零散，落到地上發出細碎的噪音，干擾我僅存的一點點的思考。

「妳知道，在上課的時候。」然後我們兩人都為了這句話愣了一愣。

在上課的時候，就是那堂課，妳也上的。

老師不斷地笑著。每一聲的高低起伏極為多樣，聽久了卻又有一種在咖啡店裡坐到整張ｃｄ跑完又回到最初一首歌的感覺。我每次都會細細地計算課堂上話語的數量，每次都不多，剛好夠我填滿一肚子詭異嬉鬧的宴會餐盤。其中有些讓人不大能理解的，喧嘩的聲音卻特別大，彷彿蓋過了一切可能的我自己的聲音。一個學長哀傷地搖頭，偶爾有些看破似的微笑，那種笑與老師的笑纏雜在一起，從不互相盤絞勒殺，但在我看來卻遙遠像是硬撐在現實之外，也太遠了導致有些分不清楚，我常常因此而瞇上眼睛。老師一笑就停不下來，學長的眼睛透過眼鏡不斷模糊，最後就讓日光燈下的白霧肆意包繞吸收，整個人也悄悄地悉悉索索地沉沒進去。
另外有一個學長被一把精緻的銀杵釘在牆上，但是仍然快樂地舞蹈著，雙手不停地擺動，臉上顯現一種痛苦卻沉醉的表情，銀杵上精緻的飾環跟隨身體的顫動而不停抖動著。如果試著只看見那也是銀鑄的，美麗而易碎的環，會邈邈然生出一種不大真實的幸福的感覺。尤其是，它還在不停地顫抖。

「真的這麼誇張嗎？」眼前的臉終於現出比較關注的表情，我裝模作樣地牽動了一下嘴角。並且感到微微的失落。或許我應該把重點從我自己身上轉開。但是這麼一來，對話又有什麼意義呢？只是，我又能管得了這麼多嗎？如果讓我選擇，我當然不會選擇就此離開。

天上有一朵雲遮住太陽，陽光將精緻的邊線染上一層金黃。

我們美麗的，美麗的討論啊。我說。課堂上的討論。學生們如我，在冗長而孤單的思考之後，疲弱地推出一個問題，還沒到達老師的耳朵，就已經痛苦地發現自己的愚昧。以至於我每次都聽不見老師接下問題時耳中清脆的喀嚓聲。老師雖然一直笑著，但他從不曾為了學生們的痛苦而笑得更大聲，其實，那些多出來的聲音都是從他手裡的書發出來的。與其說笑聲更不如說是吶喊。那是我們痛苦地緊緊抱著頭，頭骨間縫隙被壓擠而發出來的恐怖聲響的回音。就像我常說的，書就像一面鏡子。它只因為年代的久遠而稍稍扭曲你，卻無法改變你對自己的印象。我們總是說，再找一面鏡子吧。

那麼，會不會有些失望呢？笑著的老師，痛苦的同學，和不斷受狂鬧的聲音所振動的書本？或者，不是失望，而傾向一種質疑或遺憾，問題和答案都在課堂上不斷地傳遞進行，我們一點都不缺乏語言。於是這些傷感的問號便不能附加在任何句子的尾端或滲透其中，只能等口齒與言語的共振稍歇，才能試著從眼神、表情或一切不自然的姿勢裡絕望地向遙遠的彼方伸探，然而卻永遠只能到達被體溫烘熱的空氣界限所及，儘管那是所有人剩下的，最後的，一致的，真誠的期待。但是言語仍然不停地無聲地運轉，我不得不用牽強的笑容來掩飾各種其他表情。門窗總是關得緊緊的。我每次都感到窒息。

「但是我沒有這種感覺。」之前的關注有點收歛。怎麼了？這是什麼？某個黑暗的角落裡有一張臉啞然失笑。這是一種，策略的錯誤嗎？我認真地選擇過什麼策略嗎？而眼前的這張臉，表情的收歛，是為了說些什麼嗎？是在指責我？還是在沉默地抵抗將來卻未來的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由得升起一種面目不清的期待。有點好笑的期待，好像報復的期待。

我知道啊，誰希望每個人的感覺都跟自己一模一樣呢？我若覺得與別人的感覺都一樣，又何必再說什麼呢？

「如果和別人的想法差太多，也不會說什麼吧。」彷彿是我自己說了這句話，抑或是妳說的？我兩邊的肩上像是有什麼東西為這句話崩潰了，卻緩慢而安靜地在空氣中散開。我向兩邊看了看，眼裡只有冷淡的光線固執地在地磚上刻印。睫毛因為突如其來的一陣刺痛而微微抖動。時間如此珍貴。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2009-03-04T11:13:00.002+01:00

「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回到這則專題。或因主事者對語言對抗的現況知之甚詳，在語言操作上其實已經相當自制，只不過由於滿足了模糊疆界的效果，因此卻又受到過度的注目。在此同時，使用語言標籤時的謹慎，恰好更顯露出其中意識形態操作的面貌。承續上述，這個節目所提出的對等項，是家人在台灣，歷經國民黨部隊→共產黨部隊→遭遇二十一師，最後因為冷戰情勢而在中國定居或回台定居的老兵。而這個對等項預設的論述敵人，應該除了節目已明示的【將外省人一概視為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仇敵者】之外，還包括【認為當時的中國體制，如解放軍、共產黨，乃至於中國主權範圍皆與台灣的台灣人無關】這樣的論述。在我看來，後者的顛覆性質更為強烈，直接動搖許多台灣主權運動者認定並不吝於表達的【中國主權範圍自古至今從未及於台灣】這樣的論述。許多評論有所偏差的地方在，這個節目本身並未製造「解放軍為台灣人報仇」的論述，這個觀察很有可能與感受性的壟斷有關：只因為模糊了解放軍與台灣人的界線，在震驚效果下，便自然地在心裡導出台灣人與解放軍成為相等項目的感受。這裡且不多談。

從這裡可以再往回談到前文提過的諸多問題，而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著手處理，即在論述中使用範例的問題。包括我在內，許多人都同意，面對二二八事件最基本的態度就是要從挖掘史料，盡可能塑造可信的歷史事實開始。在政治場域裡，這樣簡單的行動綱領，一碰上文化戰爭裡各方生產出來的論述武器，立刻成為俘虜。我們很快地學會只看史觀而不關心自己失落的史料。當敵人或具有潛在敵意的人們提出新的史料時，我們立刻以史觀進行政治篩檢，並假裝自己仍然予以包容。

基本上，對於治史的一般認知可能是：史料雖不至於是史觀的唯一決定因素，但史觀的型塑工程卻有責任盡可能包容所有史料。這個條件在今日受到全面的挑戰。由於論述戰爭的緣故，特別是對口述歷史的高度重視，史料與史觀之間的連結關係出現重大的轉折。在形成史觀時，我們普遍地在史料的細節上用功。這當然無可厚非，然而若我們是以史料細節來證成自己既成的史觀，就會產生史觀無法解釋的史料不斷出土，但是觀點本身卻無多少變動的現象。特別是在敵我分明、隨制體制早已成型的鬥爭狀態下，史觀的型塑，更大程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這必然造成篩選的效果，更進一步將史料也納入具有感受性壟斷效果的隨制元素之中。

這可以用一個在當下具有高度合法性的認知來理解：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們「至今仍然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這乍看之下是個具有新意的說法。然而，我們如果可以理解「無受害者的犯罪」，例如吸毒、賣淫等等概念，某些狀態的「加害者」位置，在例如戰爭、死刑、階級壓迫等等結構性行為裡，恐怕很難以個人來填補這個空缺。事實上，倘若在論述層次上把二二八事件歸入戰爭史，進而將它視為無單一加害者的體制犯罪，我認為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此同時，將二二八事件歸入政府與人民的對抗關係、極權與民主的對抗關係、乃至左派與右派的對抗關係、省籍之間的對抗關係等等，都是有可能成立的論述。然而依據不同論述的化約情況，這些不同的史觀架構會各自產生詮釋上的闕漏。在這裡，提出「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論述，是恰好顛倒了歷史詮釋的理解方向。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定義，會由詮釋結構自然產生。倘若個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史觀，對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錨定自有心得。然而這個見解卻在知識分子之間廣為流傳，也依此生產出呼籲性的論述，證明了對此議題關心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常常不是個人史觀的確立，而是集體史觀的凝聚。

相對而言，這個凝聚的行為在台灣已是流傳久遠。從民主化運動開始就已經啟動。而相對的運作內容，站在我的立場而言，我們極少把問題放在戰爭的扭曲以及政權與人民的對抗基礎關係上，時常只針對特定政權，或基於民族對立的問題意識等等前提，來揭露歷史「事實」並加以詮釋。這是之前的宣傳體制基礎。就是在對手宣傳體制所掩蓋不到，甚至刻意忽略之處，產生了新的宣傳體制。基本法則仍然相同。而不同陣營的宣傳體制一方面創造並收集不同的口號，另一方面對敵方的口號與論述隨時保持警醒。由於警戒多在於前線而少在於本陣，導致所謂的雙重標準盛行。然而那僅只是浮出表面的諸多現象之一。另一個結果是，將史料也視為口號加以操作：從屬於自己陣營的史料便加以過度詮釋以及製造感受性壟斷的工作；對敵方的史料便加以嚴格細節檢視，也不排除從史觀角度加以隔離。這樣的操作，以各個陣營為基地，在論述烽火中創造出以武力強加保衛的零碎陣地，看似保衛住某些已經成立的史觀，實際上只是在論辯層面自我癱瘓，除非加上信仰的因素，否則所有史觀都將只剩下碎裂的合法性。

中時媒體集團製作的「二二八泯恩仇」專題，正是在這樣的鬥爭場景中，隱然浮現的又一個前線陣地。雖然在其敵手的感受性壟斷操作之下，從空泛的標題開始就已經引發警戒，嘗試以回歸本陣隨制節點的方式加以否定。然而對手的過度詮釋，並不能證成自身的合法性保障，這卻又是中時集團對自己的防衛策略。事實上，這部專題的意識形態證明，並非標題，而是最後一句話：「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這句話將二二八事件扣上幾乎完全沒有邏輯關聯的兩岸恩仇和台海戰事，明確而大膽地生產了從壓迫者／被壓迫者、本省／外省，再到台灣／中國這一串對抗系列之間的隨制連結，另外也隱晦地攻擊了台灣國族運動裡，不斷創造出台灣與中國從人民到土地從未互屬的一部分論述陣地。此時其對手最有效的反制策略，當是暫時在這些陣地偃旗息鼓，同時祭出其他隨制結點來保障自己感受性的安全。

而我個人對這樣的戰爭狀態感覺最有趣的是，倘若和平和解的口號被對手搶佔了，怎麼辦呢？最能證明這種戰爭邏輯的，當是像這裡宣稱：和平根本不在。以我之見，雖然這與主流的合法性論述在邏輯上明確地自我扞格，但由於這種態度所開放的鬥爭潛力與政治利益，導致對其反省的力量會降到最低。而當我們確實將論述戰爭的成敗置於史觀的誠懇之上，我們便離開了傳統民主政治所謂公開合議的預設，創造了宣傳邏輯遍在的法則。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上）

2009-03-04T11:11:00.003+01:00

「很多台灣人誤以為，在台灣的外省人，就是當時鎮壓台灣人的那一批。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絕大多數在二二八發生時根本沒有到過台灣，甚至搞不清楚台灣在哪裡。中天新聞追蹤二十一師的用意，就是在於釐清事實，進而化解因為誤會而產生的隔閡。」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2009年2月28日，中天新聞播出了以幾則訪談和摘錄文字組成的「二二八泯恩仇」專輯，撇開冗長的篇幅不談，其主要的焦點，就在於某些台灣人加入中華民國軍隊之後，在戰場降服於解放軍，並在上海與二二八時期鎮壓的主力部隊二十一軍遭遇的故事。中天新聞台並無提及反省與究責的問題，但諸多評論者卻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認為過於簡化，刻意不提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的角色。這種觀點在當下我們已知的反省邏輯上，對也不對；若放到台灣社會的混雜脈絡中，則已無對錯可言。

這個節目，很顯然地是乘著史料挖掘的合法論述，進行特定的意識形態工程。黨國的角色撇過不談，日本—台灣—中國／國民黨—共產黨／政府—人民／台灣人—外省人等等諸多項目之間的界線也被模糊了。對於這點的普遍觀察相當準確，或許也是因為這些手段正是引起疑慮的緣由。事實上，早先已開始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恐怕也是因為類似的手段而引起另一種疑慮。

如果我們沒有著手處理背後的普遍結構，這類緣由還是會不斷發生，所差別者只不過是掌握詮釋權的角色立場而已。

在這個專輯裡，相當程度地強調了二十一師以及解放軍台灣兵的報復關係。旁白以「或許就是要將恩怨留在上海灘頭，留在上個世紀。曾經用槍口指著別人的二十一師，同樣成為槍下亡魂。那些曾經受過二二八磨難的心靈，也許能夠就此放下」帶過，這樣輕輕一帶，卻事實上預設了當下社會裡仍存在這類報復心理。這是相當基本的政治操作，用微小的單一面向企圖解消某一段論述，但事實上卻可能立刻被認同者與反對者同時上綱成為陣營之間的總體對抗。事實上，單一切面的論述所能對抗的，就只是它確實面對的論述而已。無奈台灣有太多人似乎還沉浸在反抗國民黨霸權的過往榮光之中，渾然不知意識形態的語言戲局早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形貌。

懂得操作語言的精英們也並非對此全然無知。面對國民黨政權，以權力的紐帶作為批評對象的反霸權力量，尚能有一致目標。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權力的象徵不再只有單一可能，原先作為反霸權的集結勢力便將主要手段從奪權轉化成為文化戰爭。在這個轉化裡，許多人卻還是在無意識裡，抱持著意識形態具有基礎邏輯，與其對抗只需證明其中部份邏輯失效即可的認知。他們忽略了，霸權之所以必須集中並保護自己所有的隨制邏輯，乃是因為其透過體制掌權的現實，造成必須在政治上保衛絕大多數體制成員的結果。這並不影響霸權邏輯的隨制性質，亦即，在感知性上將原本沒有邏輯關係的諸多語言項目加以連結，並塑造成類似道德規範的霸權意識型態，再發明許多空虛的符號加以承載。著名的三合一敵人論述就是顯例。也由於這種隨制霸權的一致壓迫，導致彼此之間理念極少交集的不同政治團體，也可以集結為反霸權力量共同反抗。

而在反霸權的成員掌權之後，反霸權的隨制性質自然造成斷裂。此亦所以民進黨可以與諸多社運團體共同反抗國民黨，也是在其掌權之後可以輕易與之切割，而不完全失卻其合法性乃至合理性的原因所在。但是在霸權對抗轉化成為文化對抗之後，由於體制權力的因素分裂，在政治體制的層次上，成為抱持不同文化價值的行動者，彼此爭奪體制內諸多權力位置以遂行其政治計畫的場面。相當諷刺地，在論述層次上，以權力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刻，在意識形態上可以畫出明顯的界線；然而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候，卻只剩權力場域可以用以畫界，但奪權戰線的極端零碎卻反而讓論述手段往過於簡化概括的形式呈現。總統名額只有一位爭議尚低（但我們不能忘記，總統因此在意識形態戰爭中，能夠掌握並操作多麼重要的戰略高位），國會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政府機關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情治系統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媒體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等等，較為細緻的分析由於效果不卓越而紛紛隱退，僅存者多是過度概化，濫用全稱的劣化分析。而最後竟衍生出以藍綠、統獨等截然二分整個社會的巨大認知模型，更有趣的是許多人竟也能在此重拾以往霸權對抗的語言論述，更驚人的是還有效果。起先或許只對應上一點舊時代的社會殘餘；然而在許多人開始依此認知建構政治勢力，構造敵我關係，再依這些關係實踐政治資本分配之後，認知與權力分配相互證成，台灣政治場域的二元對立虛擬實境儼然成型。

這段歷史必然為政治精英所熟知，而對於人民，他們溝通的手段同時也正是他們隱藏其政治進程的手段。

此即政治宣傳。用以召喚支持的語言必然異於政治資源分配的邏輯，這是當代政治體制的慣常現象，並在各個層級的政治行動中普遍存在。成功構作的論述具有強大的合法性召喚效果，因此最佳的組合，當是在實際掌權之後依舊宣傳自身在該體制機構中身為弱勢，如此在政治進程以及支持召喚雙方面都能得到最大效果。令人遺憾地，知識精英儘管沒有權力精英的現實束縛，但或由於意識形態集結的道德指令，仍然全力協助完成這個行動。其對時事國政，以及政治墮落效果的憂心與難捨，並非忸怩作態，乃是在這類矛盾裡企圖盡可能自我說服的姿態。

總而言之，在權力與文化集中者處，眾人的意見若沒有太多分歧，這個體制當然會依其所是繼續往歷史延展下去。而其中以權力鬥爭作為基礎與特徵的各種語言模型與實用，便成為極少有人願意挑戰的約定俗成。有一種風行台灣政壇的論辯型式，聲明對手可以做的，我們為什麼不行；直至黨派層級為止，如國民黨大量而輕易地引用民進黨使用過的論述口號，便證明了在論述層次的文化戰爭裡，所謂的對手其實反而僅是權力掌握上的阻礙，而較少是論述邏輯上的對反。

這當然引致了論述創作的緊張，畢竟論述的徹底同質性不能過於顯著，否則論述將逐漸失去召喚的能力，連帶也會影響權力資源的取得。於是藉著隨制邏輯的基底，兩方陣營都各自收取屬於各自的詞彙庫。當對方生產新口號時則實行過度批評，對我方的新口號則過度寬待。圍繞著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論述裡，「官逼民反」、「和解」、「和平」等詞彙都經過這樣的歷史，對於對手口號裡的正面潛力盡可能忽視；而譬如「光復／終戰」、「遺忘／放下仇恨」等等詞彙，則是經歷了更細緻幽微的鬥爭歷史，最後也是全面掏空，抹消各自的潛力，堂而皇之成為敵我辨識的旗號。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但願曹長青不是同性戀

2009-03-01T23:47:00.002+01:00

本文受〈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啟發

在扁案中由陳水扁爆出的，至今還看不到光碟的光碟疑案事發之後，曹長青在自由時報上刊載出充滿歧視同志意念的文章，再次引起人們對曹長青是不是同性戀的疑惑。但曹長青以評論者身份向世人展現的姿態，是一位歧視同志又分不清左右派政治的極右基本教義者，這不僅是他獲取聲名的方式，他犀利卻可笑的評論，當然也是綠營在部份人權議題裡甚至比不上藍營的很大原因。如果他是同性戀，卻仍然不停詆毀同志，顯然是耍弄了那些扭曲自己只為了與他唱和的支持者們。零六到零七年發生的一連串美國共和黨政客同性性醜聞，不但讓共和黨在同志議題上失去立場，更間接導致國會與總統選舉的失敗。而如果曹長青知道同性戀，卻竟然不知道有雙性戀的存在，乃至於直接判斷有同性性行為者必然是假結婚，則屬重度無知，自由時報的長期讀者有權利知道真相。

對曹長青問題，我近十年來沒有發表過幾個字，但卻時常注意其人其文，也做了很多「家庭作業」。我看過的曹長青文章，全部都是左右不分、政治立場看似堅挺實則扭曲、號稱評論卻只是個人感想的打字練習。拉岡指出，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常可能出現被迫拋棄珍愛事物而出現的替代物"Objet a"，在其後人生裡會發展出一種足以引發快感的對象物，導致個人在某些實踐中獲得不可言說的滿足。很多評論者的心態特別隱藏起這種個人快感的層面，卻在不同的文章裡不斷顯露出來，藉以獲得不停補償的快感，比例遠高於一般人。

曹長青一直不斷地攻擊同性戀，與他的政治色盲、低度思考以及崇拜權力等等特質都有關係。尤其在他之前與【斷背山】有關的評論中，他提到「那些影評家要用支持這部電影來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甚至是對上次總統大選時，美國絕大多數州的民眾都投票反對同性戀結婚的反彈或報復」。這難免讓人猜測，他是不是在說自己心裡的渴望呢？

一般正常人看【斷背山】得獎，可能會認為評審願意「肯定」哪怕是主流社會不見容的主題，但卻不會認為這是要「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更不會認為是對某些選舉選民的「報復」。像電影「美國心玫瑰情」裡，唯一身為同志的主要角色卻在最後才忍受不住爆發，這才是社會對同志壓抑的真相。

〈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再次引起人們對於曹長青的智力與性傾向的誠實問題。當然，並非愚蠢就不能評論，國際上處處都是極端主義右派在發表不可思議的矛盾文章；但讀者不會接受欺騙性的評論，尤其是以刻意擺出的強硬姿態作掩護。像美國共和黨議員馬克佛里，雖然身為兒童失蹤與剝削議題委員會主席，但被發現是戀童者（以露骨訊息騷擾青少年），結果因為偽善的醜聞而失去政治舞台。今天台灣讀者對曹長青是否同性戀的追究，其出發點也在於他是否欺騙大眾。這篇文章出爐後，顯見曹長青還是不改以直挺挺的立場與毫無思想的文字，繼續散播歧視同性戀的訊息。只寫一句「並不是同性戀者就不可以做總統」，對比之前長期的詆毀，甚至就在同一篇文章裡公然宣稱關於男同志的各種偏見。只提上這一句，不等於就變聰明了。曹長青向以文筆犀利果敢著稱，碰上腥味這麼重的消息，倘如同以往一般見獵心喜，卻又不會刻意放低姿態，把以前更激烈的歧視文字拋諸腦後。這實在讓人懷疑他的動機何在，無論如何，顯然無法解除人們心裡的問號。

我個人確實是不希望曹長青是同性戀的。雖然知道這種激烈手段，其實不過是為了以反向的抵抗，刻意掩藏自己的性向，並在其中獲取樂趣，就像【金賽性學教室】一片裡描述的牧師父親，唯一反抗童年禁錮的方式，竟是更努力在其他人身上加諸同樣的禁錮。但就我所知，同志們無不是努力地在艱困的精神環境中掙扎求生，就算不是耗盡所有來幫助別人，也至少不會在社會上散佈歧視，深化所有邊緣族群的困境。

然而，儘管他在立場上不停詆毀同志，污衊同性戀情，甚至仇恨一切與同志有關的政治現象；但我仍希望，如果曹長青真是同性戀，同志族群能夠張開包容的雙手，接納這個一時自陷於叛逆期的姊妹，讓我們期待每個躲在暗櫃裡的朋友們，就算一時失志，也能迷途知返，驕傲地站出來迎向陽光。

「？」的復仇

2009-02-24T22:16:00.002+01:00

仔細想想，除了至今仍是一個謎題的某篇文章，除了紀錄她在捷運局（前誤植為文建會）一役中英勇拍門的身影之外，好像沒有為這個朋友寫過什麼東西，反而常常寫一些讓她覺得很無聊的政治議題。

直到她用「？」寫了一篇文章，我才又想起這之間畢竟有著的關聯。多虧阿潑想起當時慕情用「？」築起的防衛壁壘，我是連當天喝什麼酒都忘得乾乾淨淨了。只記得當天自己沒有太多疑問，乏力地詮釋彼此發言的角色，簡而言之，便是喃喃重複別人的發言，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立場不大對勁。

忝自出身於田野風氣最盛的社會系之一，我從來就不敢認真以田野調查做為研究設計的主要基礎，卻又選了個以田野做來簡單太多的題目，看在別的同學眼裡總是奇怪。事實上我也不曾實際思考過，只覺得自己不該做不能做。直到某天同學意外在席間問起原因，才在腦中不由自主地浮現許多，彷彿已經存在很久的原因。我說，一來我太容易跟見面的人發展出友好關係，而且自己容易深陷其中。我畢竟相信，田野研究若要對學術負責，必須實施背叛和疏離的行動策略。如果我連這都做不到，走進田野只是徒然增益自己的人生經驗而已。再者，我在觀察時所收到的訊息太過繁複，不只是語氣敘述表情姿態，甚至空間歷史個人生命等等脈絡都會自動地不停地全部浮現一再修正。這樣的我一旦進了田野，倘若僥倖不被自己累死，也會因為累積的細節量過多，導致研究瑣碎難以導出結論。

相對地，慕情的在場，實際上就是一個帶著與我類似的限制，卻不僅勇敢地走進了田野，甚至堅持數年不棄的身影。這樣的狀況下，我又怎麼可能對任何「？」產生回應？

而其實，我覺得當場的「？」，不管怎麼看都是一種復仇。

政治裡很少提到復仇，但是總有許多其他的，諸如反抗、革命、批判、輪替之類字眼漂移在與復仇二字無比曖昧的粉紅色力必多空間之中。也就是說，當人們想靠政治來復仇時，總先祭出大是大非，再把復仇偽裝成不小心順帶提起的副作用。真正驅動這類政治議程的苦難經驗和意識，於是也不停地向潛意識沈落，終成不可言說的信仰。

在萬千政治脈絡橫空交錯的當下，願意保住誠實的人，自然只能以不斷的「？」來回應。這是對過度喧嘩卻無所用心的世界的復仇，也是對在虛偽世界前停步思索利益好壞的我們的復仇。

而這個以「？」復仇的人有點好處，不同於人們慣於用傷害來補償自己的眼淚，她總是以眼淚來抹去既成與未成的損傷。旁人不停努力埋藏著，她卻向著最貧瘠的地塊行去，勤耕不懈，翻土撒種，期待在下次節氣降臨後滿載收成。只是貧瘠地界永無止盡，寥寥身影再多努力，所改變的看來總是那麼渺小。我們眼看著無邊荒地，滿腹羞愧地一再遠離。背對著循理念前進的人，看來就像是拋棄了他們一般。

親愛的胡慕情小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要肆無忌憚地對妳付出這麼多期待。這些信任不是為了增添妳的責任，而是標誌出妳在這個空間裡的潛能有多麼巨大。在妳所在的地方，也已經協力建起這麼多全新的可能性。事已至此，對於世界，其實妳是該不甘願，但那又怎麼可能呢？

【情人節特刊】邱毅不過是頂假髮

2009-02-14T22:28:00.007+01:00

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由於邱毅在媒體上公然聲明想約桂綸鎂共度情人節，一句話打破多少宅男夢想。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本我對邱毅亂七八糟的論述方法一向沒放在心上，但此事既發，也不好意思不說個兩句，談談與這個人相關的媒介現象。

（註：由於情人節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神聖也最真實的節日之一，本文不涉任何超真實之類論述，請放心閱讀）

邱毅本人的論述毫無可觀，也找不到什麼特別的意識形態意旨，所憑仗者就是嘴賤了些，搞得各路以為自己正義的禁衛軍各為其主，群起攻之。支持他的群眾恐怕多半說不上信賴，就是縱容惡搞，藉媒體奇觀的方式為自己人壯壯聲勢。握有權力的那些，看來也只是放著這個虎仔在外尋釁生事，關起門來還是各搞各的合縱權爭。這種少年幫派械鬥的血性故事，也真虧台灣有這麼多人玩得興高采烈，如癡如醉。支持者毫無骨氣見招即捧，反對者罵的也是天馬行空不可理喻。兩群烏合之眾陰陽相濟，倒是把邱毅的臉打得腫了又腫、吹牛捧得高上加高，宛然一個仗義行俠的腫臉胖子。

我記得在大學時代曾上過一堂名為勞工研究的課。老師在課上講過一個故事說，他曾經帶一個外國朋友上夜市，看到賭香腸的小攤，外國朋友就下場挑戰。這位朋友一邊骰還一邊講解經濟學理論；他下了一次，中香腸一條，第二次再骰輸了，所以第三次加倍下注，第四次、第五次...如此不論輸贏依法炮製，最後幾乎把整個攤子的香腸都贏過來。外國朋友說，這就是資本在市場裡的用途，資本越大，賭博的機率雖然不變，但是只要源源不絕地投入更多資本，最後的勝利十拿九穩，一開始就成定局。

關於邱毅的現象或許也差不了多少。在信任資本尚未豐足時投入小規模的語言賭注，取得些微效果後就擴大局面；被戳破時低調，撈上邊就吹噓，誇大戰果，遺忘失誤；按照與自身的親疏差序來決定某種評斷標準的使用與否，用於敵人的批評不適於自己、敵人使用的遁詞用得倒是毫不猶豫；一旦在某個特定脈絡取得資本便緊緊糾纏，居位代言者吸取更多資本。這些都是賺取各種資本的常見方式。把眼光縮小到政治場域裡的信任資本也是如此。當下看來波瀾壯闊熱血澎湃，所謂媒體戰爭的訊息戲局，不管是自認得志的壓迫或自稱受欺的抵抗，所用的皆是同一種語言型態。

當然這只是最根本。向上發展之後，偶爾行動者也會做一點些微違反這個系統的意外之舉，例如偶爾以相近的標準檢視同夥與敵手、以行大事者不拘小節之姿運作精細的論述，卻排除一切於己不利的論述效果等等。只是以這類狀況之稀有，規模不足以傷害資本運作的根本體制，反而能為行動者累積更多資本，以少數正直的時刻將自己誇大為正義光輝的道成肉身。

很難說這個運作型態是對是錯，因為社會裡四處都見得到它的影子。在這個影子最飄渺空虛之處，則誕生了為數眾多，異形同構又彼此看不順眼的邱毅們。而社會裡的其他人，或盲目信賴，或嗤之以鼻，卻從來不曾對背後的媒體現象賦予夠多的注目，因為我們想要否定的，從來都只是敵人而不是戰爭本身。虛矯不實的戲局因此永垂不朽。

語言戲局確實是毫無力量，但由於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集體默認，讓語言和各種資本產生直接的連帶關係。就像邱毅知名的假髮，只因為堅決不認，居然成了重大的注目焦點，乃至對認其為敵的人們而言，成了一針強力興奮劑。我們堅持那是假髮，我們堅持那是真髮，我們都知道他是禿頭騙子，我們都知道他是打扁大將；我們以為那些頭髮的真假就代表了他一切語言的真假，我們想要看到真相，而最重要的真相就是邱毅的頭髮。直到由抗議者掀開他假髮那一霎那，我們都見到了無可抵賴的真相：

頭髮之下，原來居然是片頭皮。

本圖取自Bbrother部落格

語言、政治、敵我

2009-01-26T02:45:00.003+01:00

在時代精神部落格以「Schmitt專題」為主軸發表兩篇文章之後，接著又以Loss in Twitt為名發表了回應批評型態的文章。該文以三個人的Twitter內容作為批評，認為「業已在twitter上形成討論」，表示「好的文字確實有讓論客不得不注意的壓力」。我有幸被提攜參與這個部落客自我吹捧的行為，顯見好的推特發言也有讓寫手不得不回應的壓力。但由於我的推特早已上鎖，可能因此導致輾轉傳出的推文難以取得又過於零碎；除了在該文回應裡提出這個現象之外，另提出較具脈絡的說法，避免【對話失去敵我意識，陷入去政治化的危機】。

該篇文章對我的引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引用之後所附的推特永久連結網址，導致讓所有人在不清楚我的推特帳號早已上鎖的前提下，連結時只能看到被封鎖的畫面，而時代精神作者並未提及這點。對於收集一手資料的學術工作者而言，田野裡研究者與對象之間的冥界或背叛關係事屬當然，但在揭露田野資料時，對於重要的資料環境知識刻意隱瞞，便是在學術分析的實踐中，非常嚴重的去政治化缺陷。作者所引用的該站文章，主軸之一便是質疑台灣去政治化的風向，卻在個人實踐的政治裡，對此類缺失毫無知覺。推特上鎖與否，對日常發言的操作習僻有不可置疑的影響。而該文章在操作中所展示的遮掩效果，不僅只作用在這個細節，事實上也關係著底下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1. 比應然更危險的事

在我的這則發言裡，以「典型的自說自話。誰跟你說這是政治上的應然的？」這句開頭。這句話的重心是「自說自話」而非應然，這不代表我認為那說錯了。從兩篇專題文章的內容看來，其手法便是借助篩選的事實取得合法性，並回溯此等現象而暗示在理論上也有了應然的依據。這種操作手法，可由這兩段引文看出：

nagasawa：
...在一個徹底消除戰爭可能性，實現絕對和平的世界中，的確不會有敵友劃分的必要。但只要戰爭始終存在發生的可能性，只要人們還可能相互威脅彼此的生存，Schmitt將政治的定義視為「劃分敵友」，就具有現實的意義。

從上面可知，國家以政治的概念做為前提，政治即敵友之分，而此區分的必要來自於在現實世界中戰爭持續威脅生存的可能性。

oskarshen：
...雖然Schmitt這個概念是對當時德國除戰化，或是解除武裝化的反駁，甚至被視為後來納粹以武力重建德國的說詞，但事實上這兩句話卻仍舊點出人類世界至今都無法破除的主權與國家限制。即使以美國為例，這個最大的民主的殖民帝國，在九一一之後以緊急狀態，或是發動反恐戰爭來劃分敵我的舉措，仍舊證實了 Schmitt在當時提出來的論點。

聲明理論必須為現象負責，或聲明現象必須成為理論基礎時，引用現象的方式就決定了這個理論的高度。倘若我們能說Schmitt對於威瑪體制的看法，是針對一個對於簡單的民主共議制度過度信仰的社會所提出的反思；在這兩位作者的評論裡，則看不出其針對者有類似的視野，而僅是出於一個質疑當下執政黨，並反對消解民族敵我判分的立場而已。這個立場本身與社會的關係為何？作者不曾認真處理的其他項目（在野黨、相關政治團體、類似理論發言；不同的民族想像、台灣所謂認同現狀）與這個立場的擺置關係又是什麼？對於後者，oskarshen至少有兩個具有內在矛盾的看法：一是較為空泛的「...從市民社會中重新調和另一種開放式的民族主義，放棄在既有的憲法上完成Schmitt所謂的單一民族的建構，重新回到建立民族的根本議題上，並且用作補充多元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憲政理論」，另一是「...最根本的，仍舊是台灣無法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主權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問題」。如果作者已經發現台灣的政治決斷被癱瘓的現實，卻執拗地認為我們終將以整合完成的民族作為增進體制決斷能力的解決方案，那不過是對台灣現存兩種以上的國族運動各自給予激化鬥爭爭取勝利的理據而已。台灣政治癱瘓的現象，來自於國族認同之間的彼此主動敵對與互斥，並非議不可決的反決斷性格。在這種時刻，表明了追求一種能「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主權，幾乎直接忽視這兩種主權現象長期以來對於異質社會的抹消歷史，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我們另外在nagasawa的文章裡讀到：

...因為政治統一體一旦形成，成員就必須服從其權威，接受敵友的劃分，這是來自於政治共同體維繫自身存在的權利，從其存在的事實而有的權利，不需要任何證成。 Schmitt認為：一個民族如果不再有力量或意願將自己維繫在政治的範圍之內，則從世界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這個軟弱的民族。

這段聲稱的解讀恐怕很難有多元發展的機會。在這篇文章裡，為「政治」所打開的詮釋空間極其狹小。「生存意義」、「敵友之分」這類的詞彙重複出現，藉由對Schmitt的片段引文，尚且企圖聲援自己「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的結論，直接抹消台灣當下現象中諸多認同與疆界的複雜現狀，讓文中反對去政治化的聲稱，顯得淺薄而片面。

2. 非政治化的囈語情結

我個人對Schmitt的著作閱讀並不足夠，甚至對於後續評論與詮釋者如Agamben等人的閱讀亦然，此所以這篇文章的評論範圍必須限於兩篇論述本身。但多少可以確認的是，類如兩位作者這種跨越時空的類比方式，必須要處理地比這兩篇文章更加小心，而不是直接套用引出結論了事。一個觀察的重點在於兩位作者對去政治化／政治決斷兩個術語的使用。

oskarshen文中對於「開放式的民族主義」、「多元主義」等等的宣稱，其實質內涵在作為論述實踐的兩篇文章之中都不存在。nagasawa有關台灣主權疆界的排他性認知，如「台灣做為一個國家，須以政治之邊界，亦即敵友之分做為前提，此非中國『本質上的邪惡』，而是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這類將認同與政治的內涵視為不需解釋的符指的說法；以及oskarshen對1992年選舉【以一體民族達成認同疆界（和中國關係）決斷並因此達成民族一體化（國體、主權歸屬等問題）】這個具備因果緊張關係的的重語反覆詮釋，都顯示兩位作者對於其他認同中的疆界概念，包括疆界範圍以及疆界劃分姿態都毫無妥協的態度。或許這就是兩位作者的底線，但在這些態度毫不妥協的前提下來談民族一體化，又以多元或泛稱政治的論述姿態妝點門面，其結果就是生產出以自身認同進行潛意識行銷的宣傳文字而已。這種遠非分析的論述，正是當代政治與媒體場域裡去政治化實踐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份。

我們必須回到對於例外狀態的明稱與暗示。在nagasawa文中，一再將台灣（或其想像的國家狀態）返歸於現實不可避免的戰爭狀態之中，將戰爭狀態置於認同型塑的基礎位置；而在oskarshen處，則如上文所引，全然不加遮掩地要求在台灣建立一個具有決定例外狀態與分辨敵我的主權。這種大膽的宣稱，除非認定其對例外狀態的當代論述全然無知，否則實在很難對此做出樂觀的詮釋。連我作為政治哲學的門外人，都很難忽略用Google尋找「例外狀態」所能得到的諸多負面意含，何況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現象之後，還能夠不加自我解說地如此聲稱，本身就是去政治化論述的範本。這裡提及的政治並非nagasawa狹義的體制政治認知，而是關於論述政治、翻譯政治、政治宣傳等等諸多操作手法的使用。兩位作者所強調的決斷，對於針砭民主共議政治體制缺陷的重要性顯著可見。然而在談論這類針砭時，如何在認知中擺置決斷與共議的概念，則是任何政治知識終究必須予以直面處理的問題。僅止於強調決斷的重要性，若不對相互關係予以說明，恐怕就只能被認為是一篇讓民主體制缺席的政治建言。呼求型塑一個具備政治決斷能力的民族，在不加上足夠註腳的情況下，也是在直接呼求一個具有宰制合法性的共同體的誕生。宰制絕不因為具有集體合法性而合理化。我反對兩位作者這種思想的實現。

3. 邊界的誕生與消亡

於是，在去政治化操作以及追求宰制權力的旨趣下，在一個看似只是對決斷概念的微小堅持中，誕生了兩位作者毫無新意的認同表述。關於這個問題，我建議兩位作者閱讀我的看法，也請兩位大可忽略我在文末勿網摘的建議。

台灣沒有一種認同的邊界是像兩位作者想像得這麼樂觀。關於「台北國」、「南部」、「台灣人」、「新台灣人」、「台獨沙文主義」、「滯台中國人」的不同想像範疇，並不只是滿足陽性貶損攻擊慾望的玩笑，而事實上在不同的認同集結過程裡各自具有論述導向的重要作用。個人為了自身政治資本的成長，在認同場域裡也必然要不停發展和學習這類論述，訓練自己成為有效的符號操作者，於是在這個多種認同衝突的島嶼上，對於敵我的判分以及擬戰爭狀態乃至例外狀態等等決斷，早就在認同衝突的前線上狂轟濫炸不可自已。台灣民主體制之所以尚能維持表面型態的原因，恰好不是缺乏這些決斷，而是到目前為止，這類彼此目標與立場矛盾的決斷，還能彼此同意國家機器需要執行單向政策的這個共識的結果。遺憾的是，如果我們還是一逕地在關於國族的論述上，利用去政治化的宣傳語言企圖固化自身立場，並推動自身所屬的國族運動；其結果就是我們終究得選擇一個現已既存的套裝認同來作為共同體的內容。而若我們的視野比這兩位作者更寬廣些，綜觀多年來各種認同所帶引出的論述與象徵暴力，乃至於其生產的各種不可思議的壓迫形式，我不知道對於某個單一共同體進行決斷的道德信心究竟何在。

事實上，如果只把台灣的認同現況看成是引用西方理論時需要予以處置的扞格，而非重新省視疆界概念的機會，對於任何層次的認同論述都毫無貢獻可言。而對去政治化概念中政治意含的狹義化，就會造成如nagasawa文中所展示的，把馬英九的和平宣示視為去政治化手段的單純詮釋。作者在此處意外地使用了「綏靖」一詞，將馬的宣示意義限縮至單純掃蕩異議的統治手段，反倒更難提出馬所企圖掩蓋的那些政治效果，更忽視了在此處引用Schmitt「相信一個民族通過宣告它與全世界友好相處或自願解除武裝就能排除敵友的劃分，完全是一種錯誤。世界並不會因此而非政治化，也不會因此而進入一種純道德、純正義或純經濟的狀況」這段文字時，將政治等同於戰爭狀態的潛在危險，另外還進一步透過將Schmitt的「存在狀態」比附於台灣認同的「存在狀態」，抹消了在台灣認同場域裡，各種立場並未以實質武力交鋒，而是以論述企圖摧毀對方存在的現實；企圖導引認知，以中國武力的界線來決定認同的疆界。在這種立場上呼求共同體的集結，正如上文所述，本身就是刻意略去自身政治計畫，略去政治進程必須處理要素的去政治化手段，因此也是企圖藉由一種緊急狀態的強調來抹消其他政治進程，例如如何處理認同衝突現狀，的強制性手段。

如果政治就是分辨敵我，如果國家必須追求共同體決斷，那麼，這個分裂的台灣早就已經失去族國一體的政治化與決斷性的絕大多數要素了。在缺乏各種要素卻又不願直面處置的狀況下，還要呼求去凌空構造一個共同體，令我非常期待看到在往後的文章裡，時代精神部落格如何不在關於政治的詮釋上，繼續創造進一步的自我矛盾。

Kebab

2009-01-23T23:44:00.003+01:00

跟同學聊天錯過了學生餐廳開放時間。經過一家印度人開的Kebab，想起好久沒有吃到烤餅，便臨時更改了計畫。

因為過了用餐時間，店員比客人還多。站在櫃台尾端的一個小女生先看見我，就向我打了招呼。小女生畫著印度味濃厚的眼線，把原本秀氣的輪廓襯得更分明。她穿著一件毛呢外套，讓我有點遲疑。靠在櫃台上穿制服的男人這時看見我，轉過身來問我點些什麼。我很快點了咖哩雞肉三明治，拿罐可樂。女孩看了我一眼，側身走到窗旁的桌邊坐下。

窗邊桌位已經坐了一個老人，同樣穿著制服。不一會一個高瘦的白人走進店裡，看著老人起身，向他指指大門，便擺弄起門鎖來。想來是壞了得修理。

在我好不容易把所有薯條都吃完，正要咬下烤餅時，白人終於有了結論。他向老人說這鎖還是得換，我幫你換鎖，大概要價四五十歐元吧。我幫你換個最好的鎖，他強調。

老人咕噥了幾句，也不知生意有沒有談成，白人就道別走了。剛忙完一段落的店員問了幾句，老人咕噥得更大聲。

他說，不過是個鐵門的鎖，昨晚被人撬開，也沒丟什麼，換鎖倒得花不少錢。我看這根本是說好的吧。最近不是有幾個年輕的白人在附近遊蕩嗎？這些小子到處破壞，把我的門撬開了，找人來幫忙修理，又是來個白人。這肯定是他們串通好的陰謀。晚上破壞的是白人，白天來要我給錢的也是白人，這簡直就太明顯了。我看法國的白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還要陰謀來壓迫我們印度人，我不會上這個當的。

老人非常小心，上面這段話都是用印度方言說的，我邊啃著餅，一句也聽不懂。不過我想大家總是說印度人多疑又小氣。這段話翻譯起來，看來十之八九是不會錯的。

【短札】禁煙效果之法國經驗

2009-01-13T17:26:00.002+01:00

去年九月，我和一群老師學生在巴黎美麗城的一家中式餐廳裡，剛吃完飯，部份成員紛紛拿出香煙做一個吸食的動作。吞雲吐霧之際，我們討論起明年一月就要在法國實施的禁煙令。事實上，當時有許多地方已經不能如以往一樣吸煙，例如火車車廂內、車站月台和機場等等。2008年一月開始，連咖啡館、旅館、酒吧、舞廳等等，實際上是室內全面禁煙。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水煙館，全法約八百家的水煙館從2008年起面臨不能賣水煙的窘境。

我們說這是最後一次在餐廳裡抽煙啦，所以大家因此又多抽了一根。

2009年一月開始，台灣也開始實施類似的禁煙規範。董氏基金會宣稱，台灣是第十七個全面室內公共場所或工作場所禁煙的國家。在網站上的列表裡，法國是第十五個國家。行政院長指出，這「對於台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具有指標性意義」。在此我僅以個人在法國生活近一年的經驗，提出對於一個很有可能是先進國家所在的觀察。

我在一月一日凌晨抵達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和同行的法國人必須走出航站，在低溫裡邊用英文碎念法國政府，邊抖嗦著抽煙。

三月底，我在法國東部史特拉斯堡住宿，櫃台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訴我說，根據法國政府規定，旅館內完全禁煙。

從史特拉斯堡回到巴黎時，在棚架下的月台上已經開始有人抽煙。

七月初回台前，我在巴黎住宿一晚，房間的矮桌上擺著煙灰缸。旅館主人告訴我，抽煙不必下樓，在房間抽就可以了。

九月再回法國，天氣轉冷。本地的咖啡廳在室外搭起了透明帆布的帳篷，內置電熱燈，供顧客在「室外」抽煙。

十一月到里昂訪友，我在網路訂房時選擇了可吸煙的房間。向櫃台確認時，服務人員告訴我所在的樓層整樓都不禁煙。

至於水煙館，根據水煙工作者工會網站指出，法國的水煙館店長已經向法國政府提出集體訴訟，要求恢復在室內吸食水煙，目前訴訟正在進行。

在這一系列改變之後，或許台灣將不再認為法國是一個先進國家，而台灣超越歐美先進國家的夢想也在此時正式起飛。但如果以抵抗的活力來衡量，我個人其實認為法國比台灣要先進得多。

怪談

2008-12-30T17:31:00.001+01:00

他以為所有人都應該愛他，儘管知道這從未發生，卻仍然不停倚賴這個想像而存活。

一直以來，他就知道自己有過剩的情感。所謂過剩，並不是一種規律的延展，而是在一般共認的界線之外恣意氾濫。例如在講一個故事的時候，總是充滿了遊走在語言規範內外的敘述。他曾以為那是自由的象徵，卻不知道自己僅只是不斷挑戰別人的耐心，在故事結束的時候，聆聽者對自己的耐心更滿意，耳邊流過的諸多語符則早已失去一切意義。有時他覺得別人不懂，卻沒有發現那不過是自己語言的倒影；像秋日無盡伸展的枯枝，在積水中完整地映出一片繁亂，過不了幾日也就乾涸。

不只是情感，每一天的生活裡，身旁一切不停地襲來。再怎麼刻意忽視，他還是能感覺到人們的動作、彼此位置、眼神交會、語言和聲調裡細碎的變異；不但無法捨去，這些細節反而執拗地不停地沈澱，堆積巨大醜怪的記憶，彷彿是世界對感官的復仇。他越來越無法承受，於是盡可能維護固定的單純的軌跡，然而細節卻因此更鮮明難以擦除，他甚至開始理解他人收藏不願表白的質素，荒謬的是他連自己都看不透。因為太過明白這些四處綻放的瑣物，當需要隱藏的時候，他能躲得更深。

世界並不外於他而運轉，偶爾也會有人意外闖進軌跡。他總是受寵若驚，樂意給予一切來者想要的，在被問到自己想要什麼時，卻發現說不出話來。其實他想要的是一切貼近的訊息。從小他就非常喜歡和別人靠擠在一起的感覺。那些稍遠一點就堆累沈重的細節，在呼吸所及之處，變得渾沌、朦朧、一點迷惘，如此可親。他只有極少極少地體驗過，後來從人們的反應裡，警覺到或許自己要得太多，反而愈害怕接近別人，不願啟動這種理性無法控制的想望。他還是喜歡和人說話。除了珍惜並吞食那些微小的吐吶與溫度之外，也帶著對語言這種東西強烈的好奇心。當過往的記憶累積到一定程度，他發現每當別人說著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時，自己從未感同身受，有時會為此感到沮喪，卻也激發更深的探索。漸漸地開始熟習於各種表達方式之後，那些事情開始鑽入深處成為直覺反射的一部分。他的外在慢慢與內裡失去聯繫，述說變得破裂而不自然。他慢慢開始放棄，於是當人們的面貌越來越清晰，卻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掩得更緊。

他耗盡一切保住這些美麗的闖入者，卻絕望地在別人的故事裡發現，沒有人願意為了同樣的事而困擾。有時他覺得自己是個謹慎的惡鬼，每次只小心翼翼地索求一點鮮血，因此才得以在人世間棲身。只是他所渴求的鮮血，畢竟不是人們願意給予的身外之物。

既然所想的不同，難免充斥持續不斷的失望。他總是試著找尋原因，甚至把過錯怪到自己身上，卻常因此錯過最簡單的理由。而人的表達總是矛盾不協調，他知曉太多細節，因此反而無法找到足以解釋的邏輯。朝著錯誤方向的歸因更加深無助。他開始藉助模擬兩可的預言來解除自己對未知的緊張。這對安定心智極其有用，也更進一步摧毀表達的能力。他時常感到這些不可避免的惡果，清晰地足以阻止遺憾。就像時常襲來的孤獨，只因深知寂寞的根源，怎麼痛苦也很快變得再自然不過。

他不知道該怎麼思考自己。若說不正常，敘說起來又如此平淡；若說正常，卻如此難以求得自己想要的。於是不得不開始考慮其他原因，或許是個性、或許是外型，或許是不經意表達出來的知覺與情感如此陰暗沈重。到最後總在不滿足上打轉，或許是這些不滿原本就不該。

他不覺得這是一場悲劇。或者是，也是一場與他無關的悲劇。他看著台上角色的悲喜、演員的造作，與台下觀眾的投入，那種深知命運裡終有與此重合一刻的虔誠信念，彷彿自己從未有過。他知道必須寫出屬於自己的劇碼，完成之後也不須期待有人欣賞。世界所謂的真切，是表裡之間如何相繫的共識。自己既外於這種默契，便不再如此追求。

其實，他很想把這一切所知所思都當真，但也知道無論他怎麼思考，由於缺少了一點本應與存在並置的默契，永遠也找不到一句正確的表述。

他只能繼續下去，卻愈覺得自己與所有人的距離都愈遙遠，卻彷彿又不是因為什麼特殊的原因。自知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只不過是旅人相遇時彼此耳語傳說的怪談。

在巴黎的時刻

2008-11-29T00:40:00.001+01:00

酷企鵝覺得自己漸漸開始對經過的語言感到厭煩。他期待聽到自己熟悉的語言，不管說什麼都好。身旁袋子裡的機器常常響起，用不同的聲音跟小瓦說話。他開始想念小瓦的聲音。但小瓦好像已經不在附近。

他記得自己跟小瓦坐火車來到巴黎，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就算不和機器說話，小瓦也會和許多不同的人交談。就算不說話，他也覺得小瓦在旅行時總是比較開心。既然喜歡旅行，為什麼還總是帶著他、機器、米黃貓和一個新朋友呢？這問題曾經困擾他很久，有時候覺得自己該多休息一點，但現在卻又有點後悔。

米黃貓和新朋友還是顯得很興奮，對路過的人們指指點點。袋子裡的機器在小瓦離開之後響得特別頻繁，他想起它的名字了，手機，小瓦這樣說過。

鈴聲響了，小瓦人呢？為什麼沒聽見？為什麼小瓦不在，手機就不再說話？

他努力地透過縫隙看到手機上的號碼，每次似乎都不一樣。也許這代表不同的聲音，也許這代表同一個聲音的不同表情？也許只是努力地想要表達自己的心情，但卻什麼也不說，只是一逕地響著。

天亮了，兩個夥伴終於疲倦，逐漸安靜下來。

好像起了點風雨，酷企鵝覺得天氣忽然變冷，卻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手機因為響了太多次有點發熱，他便試著依偎在袋子旁邊讓自己舒服點。他知道手機並不想和他說話，那也是正常的，因為自己其實一向不太理會身邊的同伴。無論如何，多點溫暖總是好的。

又響了，貼得近時，能感覺到微微的震動。究竟想說什麼呢？為什麼不和他說？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和他說話？他想起來了，不是才剛剛想到過，這都是自己造成的吧。酷企鵝現在才開始覺得自己浪費了太多小瓦的陪伴。其實，要不是小瓦不在，他也不會想這麼多。

天氣越來越冷，開始下雪了，卻沒有雪片降在身上。小瓦說過在巴黎難得見到雪，酷企鵝覺得自己似乎比較幸運，但越來越想念小瓦的聲音。身旁的夥伴或許因為身軀小，看來受不住寒。他把三人拉在一起，米黃貓和新朋友都沒說什麼，他也不在意。

隨著每一次響聲，手機的震動似乎就會減弱一些，或許是不停的呼喊慢慢削弱手機的生命。在巴黎的時刻如此漫長，手機的生命時間卻不斷縮短。酷企鵝感到有點恍惚，不知道怎麼置身在這樣矛盾的時間之中。他想了太多，覺得自己有點累了。奇怪的是，小瓦在的時候，彷彿大家都有用不完的精力。夥伴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絮絮地叨念，他常覺得煩躁，現在又想再聽聽。而現在，那些再熟悉不過的事情好像都已經遠離。他不知道這是否也是自己造成的。倘若是，他希望能再有一次機會。

他把身旁的夥伴拉得更近一些。新朋友抖嗦著道聲謝，便不再說話。

兩天之後，手機終於不再響起，身旁的夥伴也都沒了動靜。他想，如果這是一趟旅行，或許今天的確適合沉睡。

知識死亡的隱喻

2008-11-16T18:05:00.004+01:00

讓國家沒有歧視的藉口：閱讀迄野草莓學運止

我看了野草莓學生努力地不斷地回歸初衷，一再表達自己不涉藍綠，畢竟仍有所感，所以在形成自己立場的時候，努力地隱抑對整場運動及聲援者們多少存在的疏離。那有點像我對這個組織成員面對台灣近代史的態度，儘管保有一定的審視距離，但是仍然願意有所期待。這或是為了團結，或是為了實驗如何形成有效的論述，為了讓自己在這場永不間斷自我分化的遊戲裡，能夠逐漸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現象。只是，或許這些都不必要。某種程度上，我只要宣稱一句「以前批評民進黨政府的內容，現在都成為全新國民黨政權的行事指標」，便能得到更直接的理解。

然而檢視過往，我執意不斷陳述的，一直是對我而言另一個更重要的現象。

我對政治的發言，主要基於四個時段的政治問題，很不幸地皆落在民進黨執政後期：一是2004年對當時兩項全民公投的質疑[1][2]，以及對陳水扁當選總統資格的抗爭[1][2]，一是2004年底對網路與出版言論自由的控管[1][2]，一是2006年從715學者聯合聲明到紅杉軍事件前後的現象[1][2]，最後是持續多年跨越兩黨執政時期的樂生保留運動[1][2]。在這些時刻，我曾經言之鑿鑿地提到「自我癱瘓」的概念，認為在過度的宣稱與失去邏輯的批判裡，撇開大方向問題不談，總仍有許多任意使出的判準，正一點一滴地侵蝕整體言論場域，逐字逐句地取消語言合法性，到最後成功癱瘓所有言說的可能性。我以往較不願考慮的是，遺忘不只是精英操作人民的工具，事實上也是知識份子自我催眠的武器。遺忘與自我催眠交互作用的現象，在倒扁前後還是歷史的悲劇，如今主客易位，我們連自嘲活在歷史喜劇裡的機會，都失落在令人瞋目結舌，每日不斷更新卻也不斷指涉過往的言說裡。不久前我還能大聲說出癱瘓二字，如今卻為了想要將這重擔從野草莓身上屏除而失語噤聲。

當然，網路上已有許多聲音，比我更勇敢也更誠實。

在概念上，我的立場是，人民的集結本身，無論是燭光守夜、萬人空巷、運動賽事，乃至結夥搶劫，多少都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社會現象。有時合法性會有極端的侷限，例如在幫派火拼事件中，論述的合法性範圍可能僅限於單一幫派、或在日常謠言結構裡，只在三五好友圈內；有時會因為與歷史文化脈絡中合法論述的比附而提昇，例如在今天審視歷史上吳鳳傳奇的各種版本，作為現象，就具有發展出牽連各種不同脈絡，形成繁多論述的潛力，或者因為與某個當下的社會脈絡得以扣連，而成為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正例或反例。

因此，人民的集結、訴求、行動作為一種現象，其與社會脈絡的對應性，便成為其合法性的重要標準，而輿論場域則是型塑與支持當下社會脈絡存在與傳佈的重要基礎。在輿論場域裡的爭論，因此對各種現象的對應素質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場域裡，有各人所持的立場、追求的價值、與使用的語言。立場和價值必然多元，然而作為集體現象，本應建立在語言最低限度的穩定性上，倘若語言使用極端不穩定，論述的隨意性質就會擴張至極大，此時立場和價值之間並非彼此溝通，而是彼此表露異質同構的論述，以不限於理性說服的各種認同召喚形式，盡可能自我鞏固並尋求對方召喚手段的漏洞，吸收對手論述所無法涵蓋的對象，並利用情感訴求掩蓋我方的缺口。這種政治論述計畫在成功之處，可以完全掩蓋一切漏洞，甚至將我方成員訓練成能夠自我維護的論述生產者，專責生產足以自我說服的論述，畢竟計畫的目的在於說服而不在於邏輯，於是就算個體與意識形態立場或政治力量核心的論述針鋒相對，仍然不會過於影響這個隨制語言霸權的穩定性。語言的邏輯效力既已受創，這類計畫的實施更進一步將輿論場域中論述合法性的重心，從語言邏輯逐漸移至論述所召喚的感受性上。這兩種動力，造成台灣公共場域裡，邏輯因素迅速從語言效力中剝離以致無限零碎化，彷彿只要完成一個二元等式就可以解決最艱難的數學問題，然而就算自我完滿的數學邏輯也並非這麼簡單。

然而要對此進行批評，真正的困難在於，這類論述的集結並非基於語言邏輯的基礎，而是在每個意識形態成員的心裡形成生產論述的小核心，彼此不停傳達語言邏輯的效度列表，表明在哪些判準下邏輯必須貫徹至何種程度。在這樣的操作下，才產生無數我們今日所見，以「雙重標準」、「立場反覆」、「言行不一」等等傳統判準加以批評的語言現象。若我們僅以此檢視當下的事件，雖仍具有一定效果，但詮釋能力相對有限：例如在這篇文章裡，我曾經批評政府以過度的語言禁制，還原了部份威權時代的社會操控。這些批評放到才剛落幕，針對陳雲林來台的群眾運動裡警察濫權的問題，當然同樣適用。國家體制在受到挑戰並自我解體之前，其壓迫的理路必然相通。最大的問題，以及某種程度上知識自我解消的問題，來自於相對握有較高知識權力的人們，在服膺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同時，無法適切運用語言邏輯進行批評，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把對體制結構的批判，直接歸屬於立於某種意識形態立場而對另一種遂行批評，這樣的錯誤詮釋。而與驅動這種詮釋相同的心理因素，更進一步讓知識精英成為這個詮釋的最佳執行者。譬如，若我們像是幾年前一樣挖掘當下這場學運，應該會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差別可能僅在藍綠調換。而或許就是我們在那時不加批評的隱忍，換來現在舊酒新瓶的歷史再生。又如在對民調的批評上，我們能像這樣對陸委會的民調進行質疑，但是在台灣主權立場上，我們卻還是認定有七成以上的人民支持終極獨立，並因而無法理解為什麼還是要投給支持「終極統一」的馬英九。又如信任，如果我們跟隨道德批評者的理路，認為馬政府或扁政府的作為讓人不信任，根據同樣的邏輯，藍綠支持者理當都能理解自己過度詮釋的作為，如何讓人對政黨信念或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失去信任。但如同這個本該是自我消耗的結構，在台灣，居然能在雙元對抗的浮面政治裡，成為各自壯大的理據。又如對媒體的標準：只要出現了某些詞彙，例如：M型社會、批評高鐵、批評貓纜、讚美韓國經濟成就、發表中國內部人權迫害事件，或直接批評某些政客的訊息，我們似乎就可以證明媒體站在某個政治立場上，但實際上這種判準卻時常有所闕漏。就較為正面的例子而言，竟要等到陳水扁在媒體前舉起手銬，我們才開始有聲援被告人權的共同基礎。然而在此之前，多少刑事罪案放任受害者在警察逮捕後聚眾滋擾攻擊嫌犯，多少次我們鄙視服刑人的人權、自行靠著少數資料宣告公眾人物有罪、在民氣可用時向司法體系呼喊處刑？司法人權的哪一個部份，在台灣曾經被高度實踐？而我們可曾把握過機會反對，抑或在特定時刻僅是處之泰然，甚至使盡理由幫忙開脫？蘇安生攻擊陳水扁、王定宇威嚇張銘清、老兵潑李登輝紅墨水、白冰冰公開仇恨所有跟陳進興扯上一點邊的人物、理解蘇建和案時徹底偏離證據線索乃至使用情感呼籲，又或是多年前造成吳淑珍不良於行的車禍駕駛如何成為民進黨選舉場的常客...若在視野內納入所有的，而非僅是依據邏輯的發言一同檢視，我們可以見到，圍繞這些事件所展開的正面與反面論述，其實很難體現出某種普遍均一的價值，反而是在立場轉換之間，對這些價值進行最根本的破壞。我們的批評極少為了事件直接面對的價值，而常只為了這個事件能不能進一步召喚朝向我方意識形態的隨制認同。就原則而言，這種行為不過是二十世紀風起雲湧的意識形態運動跨世紀後的遺緒。在這樣的遺緒中，意識形態不再是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救世宣言，而只是必須時時以心理效果充填固化的秘密教派。回到野草莓運動，集結初始的代表性人物李明璁，雖然發表過對於想像力消逝的憂心，然而也曾如此批評紅杉軍事件，以及其後廣場學生靜坐。今天看來，「把自己絕對正當化、『有水準』化、甚至抬舉到一個無可質疑的道德高位」、「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等等語句，卻正與外界藉以批評野草莓運動的論述一無二致。

如此細緻的問題還有更多。而事實上，如果不是由各人啟動自省，在當下的語言政權裡，真正的癱瘓不僅是早已發生，也將繼續存在。我們與所有具有正當性的批評語彙失去聯繫，唯一有可能繼續啟動批評，不行反省而亦不自失立場的方式，就是讓自己徹底遺忘。恐怖的是，以這篇文章所持的論點類型而言，原本的形式屬於集體批評，面對的是不同發言者在同一股意識形態下的自我矛盾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憶卻已如此張狂，導致前後不過幾年，這種扭曲的記憶政體竟在同樣的人身上反覆出現，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效果，從未稍歇，也早已掩蓋一切其他。

說到底，不斷破壞體系預設價值的我們，究竟憑什麼要求這個體系必須自我運轉下去？

必須再次提起，書寫至此，我們所談到的完全只是能夠進行語言解析的部份。不可忘記，我們所面對的意識形態，作用不僅如此。更多部份是語言還不能清楚表達，分析也無法窮盡，多加評判必然落入過度引申的，語言最幽暗隱晦的誘惑所在。此處談的儘只是台灣政治結構的例子，然而在各種場域裡，諸如二十世紀納粹與共產法西斯政體、自稱與之對抗的自由主義政權、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系統，民族主義、反全球化、工運與新社會運動等等，無處不存在類似的操作效果。在這個龐雜的現象之下，我們根本無法辨識出一個固結的敵人，只能在既已固結的群體之內找尋相關的線索，去分辨並解除這些線索帶來的自我癱瘓的作用。相對於具有針對性的群眾運動，我們在此能夠要求的並不是道歉或下台，而是知識份子最後的剩餘價值，也就是作為自省而不只是執行的主體。

知識與語言邏輯的交換必須更具自主性，而不能與政治意識的感受性過度扣連。相對於人類社會從最初便具備完型的道德認同體系，知識的生產從來就帶著審視戒護，而非只是負責鞏固意識存在的疏離性格，而基於共同邏輯的交換體系，更是我們經由各自所見的現象，彼此修正原則與邏輯，具有自我成長潛力的有效體制。然而在二十世紀諸種大規模意識形態操作之後，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作用，如此巨大而有效地襲捲一切知識，同時比起上一個世紀的先行者們，更能細緻地滲透每個個體的語言結構深處。這達成的效果，便是癱瘓知識與行動的聯繫，讓可供交換傳遞的知識力量，徹底臣服於群聚作為權力的認同召喚要旨之下。其中知識使用者的自願癱瘓，更是完成這種無聲壓制體制的最後一股暗流。或許，終究是因為知識分子太多，建立一個整齊的知識演化體系對社會完型的威脅太大，導致社會裡看不見的手決定讓所有知識份子在一再的矛盾，以及彼此重語反覆的反交換形式裡互相咬囓啃噬消耗殆盡？

儘管如此，我自己也採用了同樣的策略。在一個只有我意識得到的潛行策略裡，對各種現象進行劃分與批評。我所恐懼的，其實不只是這裡提到的，在不同場合裡無能利用同一邏輯適時反應；而是總有一天，或許我也會在缺乏反省的強烈信仰下踏上同樣的路，把自己投入這場巨大而不停運轉的朽壞之中。正是在表現上極其類似的潛行策略，完成了我們當下不斷面對卻無法看見的，知識死亡的隱喻。也正是因為無法得見，導致無力感如此巨大，終究只能期待一切不停冒起的破碎的行動，但又不得不面對冒起後抵擋不住的迅速消逝。

唯一的希望，或許確只剩下後續世代面對前代不斷反抗的自然進化能量。我們擺脫不了遺忘的魅影，卻可以盡力保存知識，不斷檢視。儘管意識形態、體制結構乃至生物本能都能流傳久遠，記憶與感受卻不再完整地存於這些新生的個體之中，而是成為知識傳遞的一部分。這給予我們機會，只要個人能善加使用這種人類獨有的反省先祖的趨力，充分理解一切社會的存在與傳統，並置於有系統的反身知識之下，在當下社會結構裡看來茫不可解的許多問題，都會在這樣的狀態下，隨時間不斷流逝。

然而，我們仍然必須質問生者，作為既已誕生的下一個世代，我們能夠找出屬於自己的反抗，成為中止這個隱喻的力量嗎？

Aux supermarchés

2008-10-26T00:57:00.001+02:00

我走進家樂福入口，旁邊的工作人員叫住我，請我卸下背包。

在我狐疑的眼光下，穿著筆挺襯衫的男人很快地在我背包上兩個拉鍊環釦之間繫上塑膠的封裝帶。抬頭向我一笑說好了，我說謝謝，轉身進門，他並沒有多解釋些什麼。

我知道這是什麼。賣場的規矩並不嚴格，我有一次拿著同一個背包直接問道是否要封口，換成工作人員狐疑地看著我，攤手表示什麼也不必直接請進吧。我面無表情地離開，反而忘了向他道謝。當時我心裡正想著，其實我不願意再來了。

從學校回到住處時，會經過一家ATAC。由於價格不貴也貪順路，便時常在那裡添購雜貨。年初來時還有一搭沒一搭，然而這兩個月以來，結帳員每次必然會檢查我的背包，索性進了收銀道就把背包大開。一次與同學一起採買，進了店口才想到背包裡還放著昨天買的醬料罐頭沒拿出來，收據早丟在家裡，頓時有點尷尬。同學說沒問題又不檢查，我說會吧會吧，進了收銀口，一臉嚴肅的櫃台小姐果然要查看背包，嚇得我一身冷汗。幸好橫放的罐頭被書擋住才沒出事。走出收銀口，同學一臉狐疑地問我為什麼會檢查背包？

我不知道。我想起的第一個句子，是其實許多法國人也被檢查了。

搬到城市南方之後，附近住處有間超市。空間明亮整齊，賣的多半是便宜的賣場自有品牌，出入也相當自在。我背著背包出入已經好幾次，櫃台不曾查看裡面，門口的警衛見到也不理會。

有一次我提著大籃子背著背包在超市裡閒逛，走道盡頭遠遠經過一位老先生，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買完逕自走向收銀台付錢，遠遠又看到老人走向我，用極低極輕的聲音請我把背包先寄放在櫃台再進來。您背著背包進來是不行的。他說。

我並沒有問他究竟是誰。他摳摟著梭巡的姿態有點像是年老的小學教師，和我說話時語氣尊敬有禮。是經理嗎？我終究沒問，其實老人也不等我回應太多，向前又遁入四處梭巡的軌道。事實上問了又如何呢？

我微笑向他道謝，排在前面的女人回頭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或許我對老人的身份其實毫無興趣。我只知道最後的去處也變得一樣，這個城市的廉價超商顧客們早已接受這個現實。我不知道下一次課後背著背包的我該去哪裡採買。想了一想，或許還是回去家樂福吧。

不見得／的【海角七號】

2008-10-26T00:39:00.004+02:00

對【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有一定了解，以及能夠深入觀影的觀眾或許能看到，這部片的拍攝過程受限於台灣電影工業環境的條件導致無法盡善盡美。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導演在這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確實跟隨著某些想像中能刺激票房的因素來進行，至少在片裡穿插對比的幾段愛情故事，就有著被當下流行文化影劇作品牽動的影子。這些故事的交互作用關係，幾種不同創作動機與歷程的影響相當明顯。若要無視這些，一逕引導自己某種簡化的批評，例如沿用傳統的作者論觀點來詮釋，或要理解為時代精神的戲劇化表現，或要視為某種文化政治運動的有意識推動者，都必須非常小心，否則便只是從作為創作的觀察評論，轉化成為純粹表達各自主張的寓言。

這些評論的風險，我以為是很明確的。當然，這不代表我覺得這些評論全都無效。

歷史與當下，神話與除魅：想像、理論、真實

透過諸多愛情故事交織，導演把當代的台灣鄉土與存在記憶裡時空皆有距離的日本一併提出。在片中，透過記憶、語言、信件和幾個人物形象所構建出來的日本，要說是近是遠、是愛是恨都有道理。在電影裡既未強烈失衡，有趣的反而是觀看諸多觀者評者所強調與忽略的一切，如何製造出各種過度詮釋的註腳。只是無論捧上天邊或貶入地底的評論，都少有談到幾個電影之內或與觀者之間確實存在的「失衡」：諸如舒國治提到的諸多「漏洞」與「容許」、畢恆達提到立足海角的多元家庭與戀情、甚至讓在平常參與BOT標案最力的地方角頭來執行保護主義等等，對於各種亟於假借電影表達自我的寓言似乎都太過沈重。於是我們看到最激烈昂揚的批評或讚許，常常只基於某個在電影裡便早有其他反證的證據。

或許，這些漏洞、容許與被忽略的失衡，正好讓電影能為觀眾創造出一個神話性的空間。片中日籍老師與學生的愛情故事便是關於電影自身的寓言：在六十年之後，包含著許多努力與故事而輾轉傳來的信，能撫平其實有著太多不公平關係的愛情波折；而藉由在無意識中跨越電影中諸多缺失的容許精神，觀影經驗也能夠因此圓滑而包容，適當地由正面經驗所主導。相對於好萊塢票房片利用長期重語反覆的轟炸策略迫使觀眾不得不忽視所有習慣性的缺陷，在台灣電影的市場條件下能夠有此成就，【海角七號】在這方面相當成功。

除了提供神話式經驗，電影同時也提供了除魅的效果。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效果其實架構在相似的失衡意含上。例如在片裡不甚流暢、動輒叱喝和牛頭不對馬嘴的對白，其實正抓住了台灣日常世界裡對話斷裂的韻律；用搖滾樂和西方翻譯樂曲【野玫瑰】來代表恆春「在地文化」的不協調感，雖然在影片進行時隱晦地嘲弄了茂伯的民謠和更在地的電子花車秀與鄉曲管弦，但透過這些元素，卻能夠更有效地在電影背景設定中，扣連住所涉及的不同角色與文化脈絡，展現出更貼近時代想像的感受。

當然我們也必須強調，這種感受性所貼近的，是關於時代的想像，而很難說是一種真實。我雖然並不認為這部電影是某種真實的觀景窗，但也不堅持它必然是種欺瞞。所謂的真實，或更精確地說，「事實」一物，必然揉合了個人經驗與個人對經驗的譯解，才能作為事實而具備繼續被經驗的價值。【海角七號】所達成的，是貼近我們對現實的想像，展現出某種可以在其他所在（譬如影評）裡繼續演出的「事實」。此之所以我們能安心認為自己正透過一步賣座的電影來認識正在當下存在的恆春風土人情，或者將某些論述建立在電影再現的內容上。這都是將電影內容元素視為具有事實特性的理解方案。

於是結合神話性質與除魅效果，我們便有了如今多數評論感想立於其上的「真實」。

殖民不是一定要

在我看來，圍繞在【海角七號】旁關於台日殖民關係的討論，多數只是把殖民後殖民當成藉口。取消對認知與詮釋內涵深刻討論的必要性，反而只是一逕運作政治常用的「在地」「本土」等等模糊概念來形構論述的、是我們為了某種歷史立場而效忠的需求。

例如在這篇文章裡，認為將殖民母國化為陰柔是一種歷史形象的翻轉，便是特別借用了後殖民主義文本分析的論述片段以及台灣人在殖民形象上經常自我陰性化的前提，來構作而成的聲明。然而，我自己除了在主張台灣意識或本土精神，特別是針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聲明裡之外，很難想起最近有什麼論述是把台灣人自我陰性化的，而這種陰性化卻又時常夾帶著陽性奮起的宣稱；而許多關於戰後在台日籍人士的論述（甚至是國府政治宣傳），卻似乎從來不曾脫離戰爭勝負帶來的陰性化形象。如果我的記憶不與多數台灣人的記憶相去太遠，那就是說，在文章此處所做的宣稱裡，是透過一個架空歷史的指涉，來企圖召喚一種陽性奮起的本土文化運動。倘若與前文的「去精英化本土文化運動」結合，直接令我想起的就是在某次交涉時，代表手下大聲叱喝女人不該插嘴的場景，以及片中女性除了主角之外總是隱忍被動甚至無聲的形象。另外這篇文章多少能夠代表許多不同立場的論者，在分析角色象徵時把電影看成樣板戲，在這些小人物身上附加單面意義賦予過度任務。這些都容易使得導演細緻而曖昧的呈現手法大打折扣。說起來，【海角七號】在電影內容上，已經守住再現分界而不過於多加評價，其平衡的力道早已超越許多影評一意呈現的片面景觀。

至於許多更粗糙的評論（例如[1][2]），有時只是藉機出手指桑罵槐，與電影本身無大關係，也不必多談。

話說回頭，對電影進行文本分析並不是不可能。然而這種分析涉及的時常是看見在電影創作與劇情背後的影響因素，根據不同的分析方式，至少有幾種預設存在：1. 電影作者在自主情況下掌握劇情與所有細節的走向；2. 電影劇情或其他元素受到絕大多數觀眾的認同並能夠喚起部份與殖民脈絡相關的感情；3. 在電影創作並存在的時空背景下有一種或少數幾種可供描述的殖民意識；4. 電影本身具有可分辨為創作企圖以及潛意識影響的作者狀況；5. 作為分析對象的特點可以在某種文化或社會脈絡中找到著力點、以及能夠在相關創作的系譜裡找到對比元素，等等。而在【海角七號】這樣一種票房取向，在低度發展的電影環境裡，受到高度歡迎的孤例之中，這些條件都非常難以滿足，讓許多大言夸夸的評論必須對文本的細緻紋理視而不見，好藉以滿足常規性的批評論述型態。

另一方面，某些論者樂於稱這部片為某種「本土」精神展現，但卻在關於殖民立場的分析裡，宣稱單面向的包容某處或排斥某處，這本身也相當可疑。其一，聲稱「本土」或「在地」，必然同時傳達出某種「外在之物」的訊息。那或是中國、或是日本、或是台北、或是觀光產業，或是流行消費甚至全球化。這些都有可能成為殖民的能動主體。關於本土的宣稱，或拒斥，或擁抱，或曖昧對待外在主體，都只能存在於映對的關係裡。其二，在地聲稱的意義，是以地域的分界，來輔助證成某種特殊性，這又必須相對於一種普同性而存在。於是，這個宣稱必須述說一種「正在此地的外在之物」，以及完成「此地有不同於外在之物」的論述。缺乏對這個過程的同時觀照，或只否定這個過程的部份效果，本土的宣稱便容易轉向本質主義發展。而本質主義運動，正是單向度意識對多元社會的殖民運動。

於是出現了孫瑞穗這篇相當微妙的文章。這篇文章批評了台灣認同「被偏執力量誤導為政權爭奪的工具」，企圖完成一種開放的本土想像，但這個本土的名號，卻是掛在一個匯流「各種現代文明和殖民現代性」的文化敘事之上。這裡對比的他者，一是被誤導的狹窄本土觀、一是「世界上其他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共同體文化」。分開來看，後者的概念，除了原始民族之外，幾乎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而前者或許成立，但至多是作為需要觀想的過往而存在。這裡的問題是：掛名「本土」的必要性是什麼？更簡單地問，在【海角七號】裡呈現的文化想像，是否在沒有觀光海灘和恆春小調的台北或高雄也正存在？如果考慮到電影劇情對「在地」的城鄉分野導致樂團組成，這裡提到的「本土」的界線又為什麼會落在「台灣」？

其實本土的宣稱並不是一定要。或許我們可以因此相應地擺脫不停凝視殖民的強烈需求，至少也能更細緻地思索在不停游動的界線之間各種殖民架構的流變如何被實踐。

給存在我們之間的太平盛世

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說，【海角七號】都不是一部水準很高的電影。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其實是導演能夠更精準地抓住日常對話的韻律，儘管片中仍有一些典型國產片令人尷尬的，過於文學化或嫌陳腐的對白，但人物對話與互動反應的間隔卻很實在地呈現了台灣日常對話情境裡常存的溝通磨合與斷裂的型態。台灣人並不是一個能夠流暢對話的社群，這在政治敘事、公共議論，乃至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在一般的藝術呈現裡多半以象徵方式描繪，卻少有像【海角七號】一般緊緊扣住斷裂韻律的作品，此處並不是依靠表演技巧完成的長鏡頭來實現，而是靠蒙太奇的技術，也就是導演的靈活技巧補足多少仍顯青澀的演出。

導演魏德聖似乎不曾諱言，【海角七號】是為了他一直想創作的【賽德克．巴萊】而製作。但對我而言，【賽德克．巴萊】的神話性必然太強，我比較樂見【海角七號】更早完成。以後者尚未完成的預想偏見，導演在【賽德克．巴萊】裡很難更貼近對現實的想像，也很難以類似的細密安排回應如此複雜的社會脈絡。

不僅是回應了複雜的脈絡，事實上本片所安排諸多元素的和諧過程，也相當程度自動抵抗了許多形式化的批評。譬如我們很少再見到「安排在地人講台語粗話就是用沒文化形象歧視台語文化」之類的說法，而諸多邊緣意象（非常態感情與家庭、黑道掌權、溝通困難動輒暴力相向）的指涉，也不被認為是具有貶低意圖，甚至具有正面意含而為人接受。當然太平盛世不是沒有代價的。譬如，雖然我們欣見多元感情形象的存在，但畢恆達面對觀眾的提問仍然重要。這自然不是對電影本身的批評，而已經是批評圍繞著電影的社會現象了。

某種程度上，透過除魅的真實想像，以及神話化的寬容效果，【海角七號】創造了一個屬於它自己的共同體。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共同體的想像裡，孫瑞穗沒有說錯，陳宜中沒有說錯，甚至許介麟、江文瑜也並沒有說錯。事實上，相對於許多論者時常提到的「包容」，我更願意說這部電影有很大的感動力量來自於彼此「連結」。而所連結的人們彼此有可能極端不同。這部電影所設定的角色背景，多少帶有邊緣或破碎的性質，然而這個「外於」的效果，卻時常被「含括」的力量納入特定的詮釋脈絡來處理，用來證明某種內聚性的思考邏輯確實存在。這些評論極為可惜，也可說是錯失了機會。在這個時代，和解從來不是答案，只是不斷勾引著「下一步別人想怎樣？」的陰謀恐懼症，以及「我們該利用和解來做什麼」的陰謀強迫症持續交替發作。【海角七號】熱賣得意義，對我而言，或許是時代正呼喚著，在反對這個症候群的基礎上，建立起關於太平盛世的新的想像。

我是文藝青年

2008-10-04T20:44:00.002+02:00

這是對一份文青問卷的答案集。在回答之前，我必須先聲明：本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文青。詳情請參閱本部落格任一篇文章。

1. 文青都愛村上春樹
我是因為看到這題而產生巨大的違和感，才決定寫這篇文章的。因為我一生中從未看完過任何一本日本作家的小說，也沒看過任何一本莎士比亞，也沒聽歌劇，對志文出版社的世界名著系列更是完全不熟（只有因為課堂需要買了悲劇的誕生跟另外什麼之類，不過也都沒仔細念）。我看完的就是幾本中國經典小說話本、倪匡金庸、亞森羅蘋（不過沒看福爾摩斯）克利斯蒂、史卡德系列，很多漫畫...

2. 文青都愛攝影
我一直都以為自己會因為攝影而窮死，幸好人類發明數位相機。話說回來，我以為現代人早就已經置身於熱愛攝影的文明了。另外，這題配上下面說文青不愛一向以正妹自拍照為大宗的wretch，其實還頗為尷尬。

3. 文青都極瘦
我好像從出生之後就沒人說我瘦過了。

4. 文青褲子都窄的像褲襪
這題顯然跟第三題很有關聯，基本上愛穿窄褲的胖子不是沒有，不過我實在很難想像數量會多到成為一種類型。

5. 文青都穿極簡但貴的衣服
我買的衣服比較貴是沒錯，不過Hengten跟Net之類的店服務不錯又不必殺價，應該沒啥不好吧。

6. 文青很雷光夏
我總共聽過雷光夏三首歌。以她產量而言，確實應該已經被影響很深。

7. 文青很後搖
Radiohead算後搖嗎？我蠻喜歡這個團的幾首歌的耶。

8. 文青can’t live without converse all star
說這句話的人，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威爾史密斯在i, Robot裡面幫converse打廣告的場景。真文青啊。

9. 文青的頭髮不能打薄
我洗完頭都不吹的。希望這樣有接近一點。不過我若是要剪頭髮，打薄總是早於剪短。令人扼腕。

10. 文青都戴看起來沒什麼但貴到不行手工粗框眼鏡
這個違和感更巨大。我沒近視，所以戴眼鏡對我而言實在是太過奢侈。

11. 文青喜歡歐洲遠勝過美洲
說起來，我對盧森堡其實沒什麼感情，而且美洲再怎麼說也是有格瓦拉的地方，這題出的真的很怪。或許是用詞不精準，想要說美國不小心打偏擊中美洲吧。（猜透文青的心不容易啊）

12. 文青不用wretch
我有用來剪報。而且wretch上文青的數量絕對超過一般想像。（或許出這題的人是看不爽反無名浪潮的反文青吧，不過反無名的人絕大多數應該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文青的）

13. 文青都會學法文或西班牙文
本人目前正在語言學校讀法文。好不容易終於又被說中了。

14. 文青只看深夜MTV
這題語意相當含糊，我在深夜比較喜歡看的是違禁圖片之類。電影也是有看一些。

15. 文青愛去誠品看書
我愛的不是誠品，而是熬夜。不過這題就算打中好了。

16. 文青在很暗的咖啡館看書
我不只看書還寫論文。這個世界能工作的地方並不是很多（尤其又要可以抽煙的）。又打中了。

17. 文青不吃便當
這題真的太匪疑所思了。這是說讀東海大學住小套房的全部都不是文青嗎？

18. 文青煙抽很大
打中了。不過這個社會煙抽很大的社群差異會不會太大...

19. 文青咖啡喝很大
又打中了。不過這個社會咖啡喝很大的社群...

20. 文青酒喝很大
我喝的時候確實喝很大，但跟我喝酒的都叫我文青，所以我猜他們應該不覺得自己是文青。

21. 文青一定要有MAC小白POWERBOOK
有耶我有，而且金髮尤物的女主角也有。

22. 文青要會樂器
我多年前學過鋼琴，然後打過小鼓、木琴、鈴鼓、三角鐵，試彈過吉他...只是，說起來我最會的樂器應該是CD唱片吧。

分類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要被這些問題全部打中，這樣的人我無法想像，綜合來看，這些問題也極其散漫，不管用什麼積分標準來區隔，我並不認為能區分出怎樣的社會範疇。

事實上，對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學生而言，分類常常只是表露了分類者的見解，而一個社會的分類則表露了這個社會所願意容忍的某個文化面向。發言本身就有力量，就像是無論這個量表有多荒謬，我們還是會回歸文本來比對批評。而我們的回應也因此被拘束在這個量表所構成的平面上。這也便是問卷這個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問題。與這個荒謬的量表相比，其他問卷並沒有更優越。

參考：
我不是文藝青年，如果要如此定義。
如果要如此定義，我不是文藝少女
我‥‥也不是文青
[好公民練習題] 普遍溝通行動閱讀測驗（非心理測驗）

Au Rez-de-chaussée

2008-09-15T21:10:00.001+02:00

我趕往樓下去見剛走出車道口的老先生，我說，真的很抱歉，我下午在附近找不到您的房子。

他有點惺忪地看著我，說，我就住在一樓，您的樓下呢。您從窗口向下叫Andries, Andries不就行了嗎？我重複一次「Andries先生」，他笑了。他說要到附近的店面買東西，問我要不要陪他走一段。

老人的唇邊帶著厚重的口沫，飄出烈酒甜洌的氣味，走不成直線，口齒也不似下午邀請我到他家喝酒時那樣清晰。他的狗Iris開心地在旁邊竄跑。他很可愛。老人說。

路上我們碰到一個帶著四五歲小女孩的青年。老人與他握手聊天，兩人言不及義。穿著嫩粉紅色的小女孩從她所在的位置遙遙望向我，我朝她笑笑，面色嚴肅的青年看了看我，但並沒有問我是誰。兩人道別後，老人說那是這裡的...，我聽不懂這個單字，老人說您知道民主制度嗎？他是這裡市長以下的第二人！但我不同意他的政策。我說那您沒投給他囉？他說噢我還是投給他了。我說我從台灣來的，他說是福爾摩莎啊，那麼您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他如同當年人們用了nationaliste代替國民黨，我便笑說歷史總是不斷重寫，我們現在正在試著重新對待以前的歷史。他說那當然那當然。台灣與中國會統一嗎？我說還在爭論呢。他問蔣介石的中文怎麼念的？聽了我念，便聳聳肩表示跟法文也差不太多。

我們走了十五分鐘到附近的超市，老人買了一罐狗食。

到了車道口大門邊，我說我對這裡建築的結構真是一竅不通，您究竟住在哪裡呢？於是他邀我進去。

走下車道，馬路旁的一樓轉眼成了二樓。往左拐進車庫門卻是我窗戶正下方的小院子。我住在這，您看，是窮人住的地方。老人說。

我們走進門，房裡有濃重的煙味。格局有點像樓中樓，只是上層的臥室似乎沒有窗戶。房裡的電視開著播放新聞頻道，老人要我坐下，Iris和另一隻叫做Doli的狗搖著尾巴在附近晃繞。他拿出一瓶Pastis與水，把水兌進小杯之後，原來黃澈酒水便化成灰白混濁的液體。我突然想起一位朋友向我說過這種加水會變色的開胃酒。這是魔術，老人說。這是全法國人都喝的酒。他說了幾個牌子，我想起早上才在課堂裡看見文章裡有其中一個名字，作者嘲弄法國人只愛自己的小宇宙，出國旅行總是想著趕快回家倒杯開胃酒喝。

Iris走來躺在我的腳邊，我搔著狗的耳後。他真可愛，老人說。房東太太不喜歡這隻狗常叫，所以我剪斷電鈴，免得電鈴一響狗就叫。我說對我來講沒啥問題。他真可愛，老人說，喚著Iris要他爬上沙發，狗興奮地跳上去，舔著老人的面頰。老人點了一根煙，我說我可以抽煙嗎？他正色說不我們不在屋裡抽煙，隨即笑出聲來。你問這不是白問嗎？我都在抽了呀。我摸了摸身上說忘了帶菸草，他拿出一個小裝置，從盒裡抽出一根帶濾嘴但卻是空的紙煙，把菸草裝進裝置，一抽一拉就把菸草填進空紙煙管裡。這也是魔術，他說。這些在菸草店都能買到。你不喜歡Pastis嗎？你幾乎不喝的。這酒本不適合喝快，但我還是撒了謊，說自己不太愛喝烈酒。隨即又說其實我比較愛喝伏特加，跟朋友在一起也是喝啤酒跟葡萄酒。他說你偏好啤酒嗎？我說請不必了。

我們聊了幾句，老人便開始有點沉默，向後沉入沙發。有線電視新聞台的內容開始重複時，他拿起手機說要撥給十八歲的兒子。無人接聽。您在這裡住多久了？我問道。他看看我，笑著說我退休了，在這就住到死囉。我有點窘迫，重複一次問題，他說住了七個月。我說那您也是新來的嘛，他便笑了，順手又撥了一通給兒子，仍然是語音信箱。他不接我電話，他要去參加共產黨了。老人說。我說現在週末應該去跟朋友玩了吧。他看看我的左手，又填了一根煙給我。你怎麼不向我要煙呢？我說不大好意思一直要，他又笑了。我說我二十九歲了，正在讀第七個月的語言學校。他說你講起法文不像只唸了七個月，但你是個老學生了。我也笑了。這是我來法國聽見最誠實的回應。我說鄰居的學生是要去念高等經濟學院，他說是嗎，她長得很不錯啊，你和他說過話嗎？

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新聞上重複的話題。他問了我一些台灣的情況。我說您時間上會不會太晚呢？他說不會。沉默了一會，問道，你要在我這裡吃飯嗎？還是要走了？我說我還有工作得做呢。你平常都做什麼菜？中國菜嗎？我說拿到什麼就做什麼，他笑說你不是個廚師啊。你若不愛喝Pastis，可沒義務要把它喝完。我看了看手邊不適合慢喝的酒，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他說這酒不適合慢喝。於是起身，老人也跟著起身，說你要留下吃飯還是得走了？我可不是要趕你走啊。我已經可以辨識出他捉狹的眼神，便笑說我真得走了還得工作。老人便送我到門口。

你知道了，要找我往下喊就行了，他說。我向他道謝，轉身走上車道。剛來還是下午，現在門內卻已漆黑一片。

為什麼不是愛情？

2008-08-18T10:59:00.000+02:00

對於他方的執迷，自從緊抓著影像敘事的少年時代便已開端。少年孤傲，容易以為自己所見便是整個世界，於是任由碎裂流轉的蒙太奇帶領，自陷於癡幻的虛無。

很快地，對自我重複的影像宣示感到不耐。自認也是一個蓬熱呼吸著的身體，受一廂情願的普遍主義誘引，太過認真地生活，結果所有的幸福僅是暖暖地沉入炙日下蒙熱的淤泥裡，隔著一層穢物，悲痛或喜悅都是看不見的過往。

遺憾自始至終都是難以割捨的主題。雙手握著拳面向一切，緊纂的手掌說什麼也不願鬆開。好不容易來的才一瞬眼又離去，徬徨與茫然在遠方不著邊際地呼喊，密不透風的文字之網自我閉鎖，曾以為在某些所在終能遺忘痛苦的自悔，又發現只不過擴張了難以見人的高傲悲憫。

經過這麼多年，聽著活生生的呢喃從耳邊不停冒湧，悲痛的人們卻板著一張臉說自己還是會堅強。或激越狂傲或黯然低語，總是期待些什麼又不知為何不能落空。我彷彿能融入一次又一次過耳的災難，依著別人的故事擺蕩，無非一則根縻失落的寓言。

夢做的多了，眼裡嘴裡全是過往的魂靈，方才暗笑自己總是在門外徘徊探詢，身心逐漸冷卻。

總是自滿於從文字裡梳下殘屑的本能，而不願面對梳理下來的畢竟是無人聞問的殘物。過於珍惜連物主都拋棄的痕跡，結果便是自溺於不停破滅的諸多平行世界裡，旁若無人地咧嘴嗤笑，避開還在淌血的傷口，不願與妖自較，妄想自己還有機會修煉成人。

轉頭忘卻賦予自己的任務，重手對自己一再傷害。明知無法承受又負氣不肯認難以更易的脆弱。一切疑惑在問出口時就有答案：自己爭來的傷害，又何忍怪罪別人？

但，為什麼呢？面對深知的答案，疑惑仍然執拗迴盪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