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s Land] 【瓦斯樂土】嬉皮之子與班鳩琴

戴著防毒面具，彈起班鳩琴，背景是巨大的煉製場。這是一部紀錄片該有的畫面嗎？
在一連串令人絕望的受害者訪談畫面之間，插進一段冰雪從車窗上滑落的特寫，又是什麼記錄觀點？

我不知道這部片的導演是否在剪接大量帶著抽象或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畫面時是否想過什麼。但當我看到這樣的畫面時，總會想起荷索在《灰熊人》裡，親暱地旁觀主角之死的過程中，主角離開畫框，荷索卻留在此處，語氣平板地評論著當角色離開之後，草叢如何變得彷彿有生命一般，精神抖擻地充滿畫面。這個回想起來有點太過浪漫的畫面，總是提醒我所謂影像脈絡的元素，不只有能夠形成清楚邏輯句型的那些才有意義，甚至必須超越隱喻的力量，讓所有元素無一遺漏地、均衡地共鳴。理性能有多純粹，就必須有同等純粹的感性來達到這樣的均衡。

所以我始終質疑「什麼才是紀錄片」的亙古問題究竟是否有意義。就像記者總是發現只有打破「報導」的定義範疇才能幫自己的書寫找回更多，政客也總是毫不遲疑地打破遊戲規則以獲取超乎所有人想像的巨大利益。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與他曾任總裁的Halliburton集團，在海外總是以侵略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引人注目。而在這個例子中，則是靠著錢尼組織的能源小組打通關，最後在布希於2005年簽署的能源法案中製造出所謂的「Halliburton巧門」，將石油與天然氣產業一概摒除於自七零年代以來所有的空氣、水資源等環境保護法規檢定規則之外。只要廠商宣稱自己使用的物質無害，環保機關便不具稽查權力。

與台灣有些不同的是，在美國，法律對人民來說有一定的保障能力，於是以錢尼的位置之高，也必須責成環境法案的修改，而不是讓實際有權力的環境評估機制人為風化。然而，企業一旦完成法律防護機制，所造成的危害也更加肆無忌憚。

Halliburton並非主要的鑽探精鍊業者。但他們提供全美天然氣公司的技術：水力壓裂(hydraulic fracturing)，將大量混入化學物質的鑽探與填充水藉以汲取美國擁有的巨量天然氣資源，卻在全美各地造成廣泛的水源與空氣污染。人們開始病倒，天空出現霾害，井水裡不僅冒出大量天然氣，水龍頭湧出的水變質變色，還驗出具有大量超標的高度毒性物質。某些鑽探公司因此提供住戶運水服務，一個以此政策自我標榜的企業代表卻無法回應在私人土地以外的環境問題如何解決。



所有這些背景因素、數字、事件，或有如荒謬劇作家發明的眾多拗口化學物質，以及一段又一段正為了這個先進採探技術而受苦的人物訪談，與導演近似在耳邊的低語獨白彼此穿插。相對於一般紀錄片習用的，將彼此差距極大的畫面剪接連結的高張力對比手法，這位自稱是拒絕了鑽探企業用十餘萬美元購買鑽探權的嬉皮之子努力用自己的聲音幫片中看來頗為破碎的不同畫面找到一貫的力量；另外也緩和了本應能夠達到的張力，讓這部包含著極端的痛苦與陰謀的電影意外散發出一種疏懶的氣息。對我而言，這反而提起了某種不尋常的影像能量，例如當導演與受訪者夫婦站在家屋門前路中央，一一指數畫面外觀眾無法得見的作業井時，反而凸顯出我們受迫近包圍的氣息，比起震懾性的特寫剪輯顯然更有效用。這個畫面裡沒有快速剪切的斷裂，而以此地為中心、作業機具遍佈四面八方的地景圖像則輕易地成形。脈絡化的影像語言聲稱俯拾皆是；彈奏班鳩琴的導演，頭上的防毒面具說明看似無害的白煙其實正向空中貫注大量的汙染物質、腳下的土地竟是美國國有的自然保護地、在錢尼任內的要求之下成為成百上千個鑽探精鍊廠區的所在、使用具有高度毒性政府卻無權稽查的生產技術，美國近半的土地便因此成為油氣產業與Halliburton集團恣意開發的樂園...



精確的數據加上成熟的編排，於是成就了這部高度風格化的紀錄電影。挑一個大眾影視產品作為對照：CSI影集第十一季第八集的故事完全圍繞著同樣的事件：致病的天然氣鑽探手段、大規模的汙染公害，居民被迫與企業簽署封口合約不得向外宣揚，以及政府機關在此處的失能。然而影集除了展現精美的病害器官模型之外，跟本片比較卻既無詮釋的深度也缺乏影像的力量。

而對我們這個遙遠的島國而言，儘管沒有徹底相類的事件發生，然而政府環保機關的刻意阻撓、大眾對於天然氣作為替代能源的模糊期待、石化與其他產業毒害環境的事實、片中不會轉彎只好等待滅絕的羚羊與草原生態，應該都不是新鮮事。而如同近來美國紀錄片風潮後產生的現象，一整套政治倡議與公民賦權計畫圍繞著這部電影展開。如同台灣幾年前曾引發高度關注的「水蜜桃阿嬤」現象，但幾年之後我們卻似乎還是只能冀望下一次有哪個良心好的媒體集團再試試看。台灣的汙染正在進行，拜高科技代工所賜，未知的開發與生產技術也正在不斷翻新。然而就像法規無能約束我們的政府，公民之間至今也難得找出一條能夠預想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絕不能踰越的界線。於是許多聲言畢竟因為遍尋不著商業利益計算以外的奧援而逐漸淡出。

我們不只有一個不值得相信的政府，還有一群彼此絕不相信對方的公民。

【短札】表演是我們唯一的救贖

亞運誤判楊淑君失格事件發展到現在，似乎還有很大的失控空間。

排韓熱潮迅速地在台灣遍地開花，是因為提出異議的審官屬韓裔菲律賓藉，審查裝備的委員屬韓藉，引起爭議的電子襪是由韓國廠商製作，或是因為亞洲跆拳道聯盟秘書長屬韓藉，抑或是韓國一向就被台灣人視為競爭對手，又或是長久以來韓國對台灣在各項國際賽事都不友善，已經失去一切考據的意義。許多愛護尊嚴的台灣人們，砸毀韓貨有之，宣告不接待韓國人的有之，直接言語攻擊韓裔人士者有之，甚至連蛋洗韓國學校的亦有之。而質疑這波排韓風潮的最大力量，則是認為亞運主辦國中國必須負起全責，認定技術委員趙磊包庇學生企圖保送金牌，最後的結論則是指責國民黨與媒體聯手創造排韓假象，不敢質疑中國。

依照目前網路流傳的各種照片影音，這裡面除了顯然誤判一事非常接近事實之外，有其他任何部分是根據確切的證據才做出來的判斷嗎？

如果沒有的話，誰才是真正的大陰謀家？

然而我們甚至等不到上面說過的事實到齊就已經開始怪罪，而怪罪只有對象卻沒有可用的定論，只好不停地擴散怪罪的能量，遷怒到毫無關係的人們身上。印象指數掌控一切。不只是對於仇恨的對象不斷提取一切有效或無效的元素企圖把印象製造成事實，從個人到政府到各大政黨爭相指責對方表態不夠或過度消費，同時抖擻精神演出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如果只是我群我族小圈圈裡自相炫耀的求偶行為便罷；然而仇恨最大的問題，卻是它少不了製造出過去被害的自己以及從今開始必須被害的他人。

依照刻板印象對種族或國籍的全面仇視行為，是最壞的一種歧視。關於這點，顯然比任何沒有證據的指控都更無疑義，然而許多台灣人卻樂此不疲，昨天痛心自己受歧視的，今天轉過頭來面目更為猙獰。連排外仇恨都要像賣蛋塔一樣一窩蜂爭擠上前，唯一的爭議只落在我們必須仇視誰的問題，這種社會豈非正在向世界積極高喊：其實自己根本沒資格爭取公平不偏袒的競爭環境，不是嗎？

儘管外表看來悲憤，我們其實是快樂地表演。心地善良的評論者可能會說這是因為台灣人自覺無力所以爭端才會更加激烈，我們卻不能忘記，從上個世紀開始，自居弱者幫仇恨合理化的論述早已是全球連續體，只要給予仇恨一點點機會，最終便必然與弱小者的解放無緣，而仍是爭搶一切資源排除一切對手的勢力比賽。結果也只能是弱者一面繼續參與同樣的遊戲，一面繼續表演如何揮灑自己僅存的資源與尊嚴。深陷其中的仇恨者，也只剩下向世界表演仇恨才有滿足的機會。

就這麼點斤兩的公民素養，拿出去現寶說起來倒也誠實。只是我們老是忘記自己曾經如何指責過別人捕風捉影，如何四處引用司法內規告訴世界要公平從事，如何高喊台灣是抵抗對岸極權的人權最前線，如何彼此嘲笑從未擺脫歷史的陰影。今日之我的誠實同時表示昨日之我已經被徹底遺忘。說是淺碟社會也行，只是社會畢竟不像碗碟一般，吃過東西就得洗，洗過很快就風乾。


延伸閱讀： 墮落如何找到底線

【短札】文化創意產業之最有創意的文化人

張大春起先寫了一篇文章，裡頭提到「我是一個寫作的人，我根本不承認有文創這回事，就好像我是一個正常的細胞，我不承認惡性腫瘤是我的一部份一樣」，「文創產業的來歷是一群寄生蟲般的人物，在既沒有創作能力、也沒有研究能力的前提之下，逞其虛矯夸飾的浮詞，闖入原本的出版、表演、戲劇、影視、廣告、藝術展覽和交易等等傳統領域。進入了這些行業之後，他們與上述各領域的專業技術、教養和知識亦無關，他們的興趣和職責就是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幫閒份子」。

從這兩大段話看起，再看看文章上下，其實找不到有什麼能阻止我們說張大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他自己在後續文章裡則提到另外兩個分類的標準：「我所指出的，是那批在講堂上吹得天花亂墜，說得疊床架屋，用雲山霧罩的流行咒語，摭拾經營管理行政財經公關市場諸般既有學門之餖飣餘粒，模糊自己幫閒無賴的身份，還要試圖以建立學程、學門、學科，作為學術封聖（canonization）的技倆，這不但是庸眾無知的悲哀，也是學院墮落的癥狀」，以及「若承認這是一門大學裡的學程，就不可能把原本不同領域之真正知識內容既整合了、又降低了門檻，如果宣稱能夠既整合、又降低，則非詐騙也何？試問：以學院的招牌為名，以學術的場址為餌，拼裝湊附它自己承認都是「舊的東西」的各學科雞零狗碎概念的「雜拌兒」，這不是大學招生的把戲是甚麼？不是墮落又是甚麼？」。這樣更好，我們便可以開始進行比較有意義的討論。

張大春的犀利，總是建立在對他回應者的無知之上。就如同他在第三篇文章裡引用撻伐的「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顯示該回應人只懂得舞文弄墨思考毫無厚度，還企圖用張大春的出版與廣播跨界經驗堵其聲卻不正面回應的怪異手法。然而這個影射卻可能是該回應裡最值得注意的部份，證明大家同為跨界是假，抓出張大春論述的問題是真。

提到文化創意產業，對社會科學有一定理解的人多半會想到「文化工業」這個概念，由這個概念出發，對於結構中創作與商業體系合流的批評，以及商品交易系統如何影響創作的精神，比起張大春路見不平揮刀亂砍的論調顯然是有意義得多。問題來了。張大春與我們存在的這個時代裡，那些他認為其中「創作者各有不同的維生系統，有的需要資本，有的需要舞台，有的需要政府補貼，有的需要企業贊助，有的需要經紀制度，有的需要營銷管道，有的甚麼都需要，有的不完全需要」，卻完全沒有提到這些孜孜矻矻認真工作的專業體系，和那些寄生噬血的幫閒們，除了各自的德性之外究竟有什麼不同。

提到傳統商業體系，受人尊敬，道德良心事業，除了慈濟之外，我們當然很容易就想到出版，這個張大春作為作者鎮日與之的行業。

出版還是門生意嗎？我想還是的；出版社裡面有許多創作者嗎？除了低薪過勞的美編工人跟閒來便對時事政策發表議論的老闆們之外好像就沒了；出版社裡有多少「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成員？嗯，除了美編跟老闆之外全部都是？張先生，只要是門生意，出現一大票你所謂的幫閒份子這回事很難理解嗎？

對我來說情況是這樣的：所謂文化創意產業云云，是基於傳統文化工業的商業結構把觸角伸入更多元領域的正常資本主義行徑。傳統文化工業發展之完整，只要看看現在出版業如何壟斷出版品市場與創作者分級系統，除了受認可創作者與學者們獨立評判的文學獎之外幾乎毫無其他機會，而創作者甚且與出版業聯手打壓新冒出頭的網路發表領域，便可略知一二。這還只是文學，要是說到學術出版或百科全書之類出版，更是只能看這些幫閒階級的臉色與良心決定。至於近代逐漸成熟的藝術代理系統更不用提，實在令人懷疑那些傳統的文化工業體究竟有什麼值得張大春寫的如此天差地別。

「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還有一點也說對了，就是這不過是個業界專人指導的職業學程。這種學程（包括出版在內）在法國的私立高等學院甚至與機構合作的公立大學裡怎麼出現都不奇怪，除了學術機構之外本來就沒有其他地方能提供這種服務，基本上很可能還會發送結業文憑供學生拿出去欺騙其他幫閒階級。很難想像在連當代文學寫作（而且授課的很可能是創作者而不是研究者）都能自由而正當地出現在大學課程裡的今天，張大春究竟想像的是哪個時代的學院。而他批評某些人「早就是在第一步上毫不猶豫、毫無懷疑地走進了『文化創意產業』這六個字的天羅地網之中，各盡所能，也各取所需」，這句話本身就引誘我們從他與出版業的關係來作文章。若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我恐怕還得感謝這個產業概念的興盛，替我帶來許多幫閒階級介紹的美編工作。當然吃人頭路也不一定要嘴軟不敢批評，只是以我尚淺的資歷都知道商業結構不分傳統或全新，遑論素有盛名的張先生，我幾乎要認為這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然而說到底，我還是很佩服張先生的德智兼備。再怎麼說，為了一群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就拿一整個類別來做文章，不停更新說法創作論述幫讀者做售後服務，對最初的錯誤毫無修改之意，忽略一切對結構的批評只管痛罵對手，顯然正是台灣當代對於正義二字最具創意的闡發。

對立完成式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兩極對立政治盛行的世界裡，政客最大的利益就在於不斷暗示對立的存在，人民最大的盲目則在於不斷要求自己認知到對立的存在，並因為這個存在而繼續加深對立。我們知道像小孩那樣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戲碼是幼稚的行為，但是我們卻不可能真正認知到這個行為究竟為什麼幼稚；或許只是因為年齡歧視的存在，讓我們這些明明做著同樣行為的人，卻可以義正辭嚴地指責小朋友幼稚無知。

我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要求他們改正，因為我們根本無能碰觸這個行為的意識核心。


對立是政治資本的生產重鎮。不只因為對立可以強固原先可能多少會飄移的政治無產階級，而加強餵養資本家的積累；更糟糕的是，這種生產方式會更進一步讓群眾因為認知到對立的存在，而與所有使用不便的價值異化。價值仍然可能成為許多政治論述的重要宣稱，就像生產時不得不與工具及產品產生關係；但這樣的異化卻直接導致群眾與工具及產品之間的關係失去持續的緊密關係，而僅僅成為拾取一點點政治資本自我滿足的手段，當然我們知道在這個故事裡，站在所有政治戰略制高點的資本家，終究成為斂取並享用巨大剩餘價值者的結局。

而我們仍然對於政治企業家精神心生嚮往，予以崇敬，妄想全世界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斂取他人生產的資本。大家都忘記了，在這個故事的事實面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當個與產品異化的生產者；只允許斂取他人產品方成財富的結構，從定義上就拒絕讓多數人獲取滿足。

而當一個社會在意識層次上實現全面或跡近全面的對立時，群眾必然已經因為缺乏比較對象而失去思考「這個機制是否可以不存在」的能力，而思考的只是「如何幫自己／對方的陣營增加／減少資本」，機制本身在此刻已經成為潛在的共識，甚至連「消解對立」的呼聲都不得不進入同一個戲局，第一步永遠必須先認知到對立戲局的現狀，才有可能提出實際有效的消解方案。

現狀並不是指那些皮相的論述與宣稱。改變戲局必須深入戲局，否則便只會是同構異形的永劫回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行為之所以有問題，是由於這個宣稱預設了將對方動手作為己方動手的絕對合理性來源。若是跟著這種宣稱思考，譬如不停考據誰先誰後，徹底忽略兩個小孩彼此扭打的現實，我們就永遠到不了「傷害他人究竟對不對」的思考階段。整個情勢也就因為指責誰先動手的宣稱而破壞了建立「傷害人是不可欲的」這類基本價值的可能性。

另一個問題是自我合理化。這可能透過上述例子中的暗示效果而阻礙價值的建立，或反向宣稱：由於我們處於對立的情況，因此某某價值必須從政治議程上退位。有時的宣稱則是說明當下有更重要而必須放在首位的價值。這時歷史變成重要的洞悉工具：倘若這個當下更重要的價值是合理的新發現，則或可稱為進步；但若從歷史來看，以往曾經稱為無可比擬的價值如今迅速退位，或在同一人群的宣稱歷史中永遠只是幾個不同的價值在彼此輪換位置卻無法提出與此對應的合理情勢轉變，都有可能指向一種全然基於資本積累的競爭性而存在的論述，與其宣稱的價值幾乎無關。這曾經被稱為鞏固領導中心、堅定反共信念、培養民族意識（在不同政治團體之間輪流被賦予最高的正當性或最惡的壓迫來源），學術些的說法例如詮釋權的爭奪、典範轉移之際的混亂、歷史決定論中的過度階段…等等。

自我合理化是人類行為裡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卻不能提升為最高價值用以作為其他現象合理性的基礎：一旦如此，則我們將徹底失去體認結構性因素的能力。

由於具備提出全新意識型態要素的特性，社會運動時常走在這個合理性判準的邊緣。倘若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認識不包含進步與否的判斷，便可理解自我合理化行動的遍在。這種行動在面對社會或他人時，即會產生對立的預設。無論是說服、闡揚、提醒、要求、宣告，都預設著一個與自己論述無法互相包容、彼此忽略或徹底矛盾的論述。我們都熟悉這種手段，比較粗糙的會被稱為紮稻草人，比較細緻的則被稱為洞察。然而對於細緻度的判斷，則根源於與這個預設存在同一個層次的成見。

凡有決斷，便是戲局開始之處。一個在既定戲局裡已經掌握重要資源的勢力，例如主流意見、傳統道德、國家教育內容或規章條文等等，都有可能在某個戲局形成的當下就已經註定能操作最大量的資本。這便是為什麼許多社會運動必須在不同場合現身挑戰既定論述，而既定論述儘管被有效駁斥仍能發揮巨大的效應。許多時候社會運動必然面對這個看似全然無理的現象，然而這個現象卻標示著運動的邊緣性、運動之所以出現的必要、運動所欲改變的狀態；換句話說，即是運動根本，運動存在所倚賴的現實。

如果沒有認識到這些現實，任何被忽略的元素都會成為運動的缺陷。我們自然不需要妄想一種面面俱到的運動存有，但至少可以成為我們反省的基礎所在。常有人嘲諷某個運動只是成員彼此相互取暖，而我們必須看到，這本是認同行為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自我認同的強度一旦膨脹得不成比例，便顯然要產生忽略運動現實的缺憾。經年累月的蘇花高爭議即是一例。

許多環保運動，事實上可能如同絕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在大眾傳播結構造就的訊息劣化、政治必須附著於政黨或特定意識型態，以及大眾知識能力的限制等等現象之下，特別在台灣，仍然常以缺乏有效論據的道德型態存在。而運動不斷嘗試以順應上述現象來擴張影響力的行為，則常常更進一步強化這些現象的效果。運動成員時常滿足於內部論述在內部交換時，相對於對立論述更為有效的認知，卻難以意識到這至少受到對於他方的有限認識、內部成員的知識能力、成員之間的道德性共識，與對外口號和內部論證的落差等等因素所限制。當對立面提出類似的化約性口號尋求支持時，運動成員卻常彷彿難以理解對方可能具有同樣的內外落差結構，直接回應以口號對口號的象徵戰爭。這樣的戲局一旦成立，碰到需要選擇其一的時刻，判斷的根據自然會源於其他所在，而此時對立雙方相應的結構內涵，包括內部邏輯或外顯口號等等，很容易就被放置到判斷的後位。既然爭議的落差本身被排開，判斷的依據自然會傾向上文提過的所有意識先見。傳統道德、既定規章甚至勢力大小等等成為判斷的根據，這恐怕不是任何意欲改變現狀卻仍身處相對弱勢的社會運動所樂見的。

在蘇花高提案並通過初步環評之後，環保團體的積極介入，形成現在成為選項的蘇花公路改善方案。而蘇花改儘管經過政府向各界諮詢，仍然遲遲無法通過環評形成政策，這整個過程的癥結一直在於不同改善方案中總是有著高度風險，而技術上可探知應探知卻至今未知的因素存在。演變至今，環保團體的說明論述中幾乎已只剩下工程技術性的質疑，而相應的機關組織卻也至今未能解決這些質疑。我相信這與一般對環保運動的認知已有差距，然而一方面環保團體從未放棄以道德式呼求進行召喚的策略，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接受對立方進行同樣層次的召喚。

於是當民選首長開始運作政治資本，利用口號煽動區域群眾獲取正當性時，以環保團體為主反省蘇花高的運動架構顯然是被擊中要害。既有的呼求形式與歷史積累的社會認知不允許快速傳遞出針對工程技術質疑的細節，而技術官僚與民間技師團體也因為長期建立的對立形勢與缺乏政治智慧的現實而選擇支持；如同上文所說，此時的選擇必然根據各自的先見，例如政府政令系統的層級，或技術理性的養成。

在這樣的意義上，綠黨五名市議員候選人選擇在花蓮縣長動員群眾要求即刻通過環評的時刻出面抗議，結果便必然是加強這個對立戲局的有效性。一個巴掌拍不響的口號人人會念，但若不曾意識到戲局的存在，當然無法理解自身在對立結構中的位置。而環評初審後第一時間的質疑，仍然將宣傳重心放在「史上最快環評」之類的奇怪論據，正提醒我們運動深陷的困境，而這個困境恐怕很難全部怪罪於對立方的勢力或手段。

有效的質疑多數都困於結構，限於內部，一時之間也無法改換群眾對發聲主體的認知；就算只看媒體效應，都很難說運動在目前的手段能產生什麼效果。既然這不是一場得以徹底抹滅對方存在的武力革命，運動也不具備迅速抹消各權力機關的勢力，面對他方強化對立意識的時刻，當然必須步步為營。所謂不會激化對立的宣稱只是空虛的呼喊，是運動的社會位置以及主流先見決定了這個宣稱的內涵為何，除去對這類現實的認知，宣稱本身自然便會帶著運動本已所剩無幾的合理性一起徹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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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敵人，敵人的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與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

「永遠與弱勢站在一起」可能會變成我這一代所有運動者念茲在茲，卻又必須擺脫，而終將纏祟自己一生的道德訓令。
還是要從這串討論開始。卡維波終於在串首令人難以認同的文章之後提出可能是關於這個論點最重要的分辨，即可能與主流道德呼求並存的「弱勢」／難以在主流存在時自我實現的「邊緣」。在此之前，我完全能夠理解關於一連串「表態」的討論裡各方顯示出來的焦慮，讀過傅柯關於西方基督教政體如何以誘引「自白」的生成性倫理來達成總體管理的目標，對於不斷告白立場的誘導當然會有所警覺。有經驗的政治思考者肯定都對表態的意涵有過許多思索，甚至在一個確定的話題上，「選邊站」的要求通常都被認識為不友善或對問題討論無益。

然而引誘自白的手段可不是西方政體所專屬。毛澤東同樣在中國「引蛇出洞」過，蔣介石也曾靠著建構出有限的自由派空間而完成他的意識型態型構；希特勒的集權政體建立在一個政治論辯密度數一數二的政體之上，就算是列寧甚至史達林也都曾經做過「必須容忍不同意見」的表態。

然而我們都知道那後來成了怎麼一回事。無論是勞改下獄，或者較為先進的言論封殺，乃至於非常文明的意識型態排除等等手段，人類社會從來沒有證明過自己能夠完全脫離淨化社會想像的衝動，總是以各種方式建構出不同型態的全民公敵，因此每個足以稱為主流的意識型態都具備這樣的對象，於是也因此在每個地方都有弱勢與邊緣，像政治領域這種高度受到想像宰制的所在，辨識敵我就順理成章地形塑出我們自問的第一道題目。

而我們卻常無法意識到自己曾問過這樣的問題也給出過答案。所有關於政治行動的論述，背後必然藏有這個屬於認同的問題。敵人有可能具象化成某些人群，有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思想，也有可能只是一種邏輯錯誤的偏見；當然這些也有可能彼此矛盾地存在於同一套論述裡。然而成就意識型態的吸引力如此巨大，人們可以徹底忽略，乃至於高聲辯護自己論述中最明顯的矛盾。

根據西方的發展經驗，我們唯有發展出共同的意識基底才能逐漸在相互主體性之間釐清矛盾。然而這也不限於西方，中國皇朝時代的知識份子就早已慣於將這種共性極大化，順帶加上尊皇敬天的副作用，最後的效果就類似於西方科學家總是樂於承認神的存在。所幸西方的神既從不現身又不自己開口或降旨，人們於是獲得懷疑彼此的權力，從懷疑誰才能代言神開始，人人都有自證的空間，特別在教士階級體制的權威大幅下降之後，平等開始成為可能，詮釋逐漸開放，甚至連聖經都被打開除魅的潛力，乃因被遮掩的教義與教史矛盾得以被掀開，共同邏輯的存在以及論辯對於歷史發展出的邏輯之落實，導致連信仰本身都成為可以質疑的對象。固然相對於此，直到當代都有諸多反動的現象產生，然而落實邏輯基礎的行動卻與人的存在（或在某處，人的意義崩解後與無感官身軀的慾望）緊密連結，當代以西方與親西方理論為發展根源的各種進步行動即植基於此。

如果覺得「西方傳統」四個字太過刺眼，我們必須知道，所謂希臘羅馬以降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也只不過是某個時代歐洲學界「重新發明的傳統」而已。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論述固化，絕大多數人都因而有此認識，若要稱之為一種信仰核心也無不可。只不過與傳統宗教不同的是，這個信仰關涉的是一個簡單的敘述，既無神祕主義基底，也難說有全套意識型態供其驅使，單純的證據便可顯明其中的矛盾，並不需要在論述上太過著力。

固然世界上還有許多拒絕相信基本事實的人群，當代政治信仰因而在在呈現出複雜無比的型態，不但難以同樣的原則貫徹，甚且難以用單一的架構加以認知。而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義或東方的伊斯蘭教義以至儒家思想，無一不可透過各種裂解的方案加以拆卸利用，所有看似徹底顛覆的行動事實上都倚賴類似的裂解重組以實施，發展出具有不同地域特性的意識型態政體。在社會結構緊密互扣的狀態下，任何變革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必須在某些部分紮根以獲取更動其他部分的力量。而這樣的現實直接導致所有行動都不像正面或反面宣傳語言所說的那樣，能夠達成任何徹底的翻轉；毋寧是，每個行動都會引發一場戲局，在戲局裡我們只有極為有限的選項與能量。將能量貫注在遮掩性的宣傳語言已經是種浪費，用盡全力去執行宣傳口號的內容則已跡近譫妄。

徹底屬於西方政治領域裡反身思考的共產主義傳到東方之後，成立了大小不同的社會主義政權。共產中國即是其中之一，而舊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整體解放的無限期歷史進程階段論對比「西方傳統」下的自由人權主張並合理化自身的專制集權，卻無法解決數十年的人民壓抑而崩毀。而「西方」在資本主義統御後，卻可以依賴多源性的語言來構作出一種更精細的歷史進程階段，而目前看來，根據自由民主人權等，姑且稱為「普世價值」的論調逐步成為共通邏輯，當下「西方制度」已經擺脫了跟共產制度相比下缺乏目的的缺點，進而成就更為進步的主流，同時也保證更為活躍、更具備自我主張能力的邊緣與弱勢存在。更進一步說，以這些「普世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無論是弱勢或邊緣都具備可供使用的論述武器，面對這場必將持續下去的戰爭。

失去了這些武器，可有任何其他制度構想過類似的工具？可有其他供參照的價值？無論是創新語言，甚至於武力革命，就有機會擺脫與西方國家權力的關係嗎？事實上，當全球所有國家都被纏祟在可通匯的貨幣、類似的金融體制、彼此相距不遠的幾個體制選擇，以及軍事行動始終未曾逃脫狂人掌控的最終結果等等狀態之中，甚至連青年反文化都彼此拷貝，所謂東西方有所不同，或即將創造不同的問題意識，實在很難說不只是一種庸人自擾。

相對地，我們只能在分隔西方與東方的大前提上，才有可能直接指明一種稱為「西方霸權」的對象。而像卡維波在其後的回應裡明白提出「至少有三方博奕」的態度以及說明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與運動者」「必然會批判像諾貝爾獎這樣的政治動作」等發言，仍然無法讓人領會在這個多方博奕的情況下，將西方與東方與第三世界與邊陲地帶高喊「普世價值」的人們同歸於西方霸權，究竟有什麼多方博奕可言。這本就是質疑討論串首文章最基礎的立場。而若這個「西方霸權」之下的人群立場是可以碎裂看待的，令人不明白的便是為什麼只不過有部分被西方霸權影響的諾貝爾獎應該受我們將西方霸權視為最主要的元素看待。

如同卡維波在後文回應中所說，「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去把多樣的敵意與鬥爭建構為二人博奕？」以及「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把某些議題建構為『優先』、『共同（非特殊）』與『普世』」，並也同時提供了「當然是比較有權力與話語的集團才能夠將自身投射為普遍，把它的敵人變成『大家共同的最大敵人』。它的議題是那把大傘，其他議題都在傘下」這樣的答案，我當然不認為所謂「性權派」具備立即而有效的詮釋設定權，然而這樣一來，不如明說「性權派」便因此理論對比而將自己困死在遠離主流的邊緣，宣告自己一旦獲取詮釋權則其詮釋立即全數失效，諷刺的是，或許我們便能因此開始同情當時的主流為何仍要維護應已失效的詮釋論述？

然而歷史上早已有過無數類似的故事。台灣民主化運動及其造就的民進黨即為顯例。至今台灣的兩大黨最有力的論述全是受害者論述，召喚的最大認同全是受害者認同，建構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建構自己的政治性則從來力不從心。美國建構俄國建構中國建構伊拉克、歐美建構伊斯蘭世界建構非裔人群、台灣建構中國建構東南亞、中國建構日本建構西方、伊朗建構美國建構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與無神論中國與多神論台灣過去一同建構女性，如今共同建構性少數，而遺憾地某些性少數也依婦權運動的惡例不斷建構一個萬惡的霸權世界。在此容我提醒，上面提到的所有認同範疇全部都不認為自己獲得應有的統治世界的權力；而單純只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不斷容許自身內部不可思議的矛盾、神祕主義與倫理及詮釋斷裂過度繁殖。

這樣的例子族繁不及備載，而類似的語言問題之所以不停地出現，原因其實在於語言本身就是一個容納自我矛盾乃至於雙義甚至多義並存的巨大沈澱池。我們在其中不停揀選各種片段形成論述，利用論述彼此檢驗，留下文字在時間中沈積。各種沈積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後果，在經過論述裂解的長久努力之後，如今又要重回建構巨大敵人的舊時代，特別是根據這些股份有限敵人的爪牙所及否定一切互持股份的關係企業，就像是透過呼籲所有資本家恢復純粹持股以召喚遠方將來的工人革命一樣夢幻。

請勿捎來絕望

Palais de bourse，「交易聖殿」，羅馬式圓柱，三角頂，拱頂圓窗，階前的女神石像衣著雕飾極其精巧。這是仿希羅文化的新古典主義，推計建造時間或在十九世紀末。

我在心裡隨意編了這麼一句話，連自己都不知道真假。或許光是這一句話就是漏洞百出的外行眼光。我怎麼知道呢？這一切也可能全都不是真的。

邊打趣說自己很快就要開始做黑工了，邊思考著究竟要拿什麼去對付眾人避之為恐不及的警察單位，也不時回憶起自己這兩年多來有多少日子都是在不可思議的幸運與意外之間擺蕩。有時會想，或許我只是在不停地逼迫自己感受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這句話的荒謬，然而久了，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抵抗或僅是沈溺其中。我仍然笑著，知道自己的意識深處總會瘋狂追尋一切受傷害的機會，一旦成功了卻又悻悻然詛咒命運，毫不誠懇地展示自己一命闕然。不管支持得了多少人格，總是咬著牙彼此相對，企圖扯開嘴角擠出嘲弄對方的微笑。自己成為看見自己的鏡子，因為自己從不曾逃離自己，最誠實的姿態也就是最無趣的重複拷貝自己假扮始終困於內心的諸多性格。當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卻更明白自己僅能從這裡看見唯一可信卻深知絕不可能的真實。

如果這一切或我行將離去，我怎麼面對自己複製出來的自己？我是這樣活下來的。單純將是終結自身的預言。

還可以走到什麼地步？想像裡的身體已經步上聖殿的梯階，另一個走上毀滅，幸好因此大部分的我都得以警醒地留下，尚且能推陳出新迭有驚喜。假扮的蛇已經爬上咽喉，親暱地舔舐，在長髮下捲起，安眠，而後善意地假扮著咬囓。我讓恐懼走向自我毀滅，但畢竟什麼也留不下來。

真實的必然持續地枯死，虛幻的必然沉默著繁茂。

偷空看了幾篇自己從前的文章，一切都已經不大對勁，無論有多麼讓人傷逝。最自由的人格，帶著獰笑，聲稱是最後的勝利者。但是我卻還在，羞赧地反省自己為甚麼還不消失。而我若不在，又有哪來的勝利，何必管什麼自由？看到弱不禁風的，都格格吃吃地笑起來了，隨著風聲搖擺不曾稍歇，我猜應該是在聊天吧？不是我認識的語言，那麼也許是法文也未可知。

我知道我並不認識真實，因此我也知道自己無法認識其他的靈魂。如果所有靈魂都是虛假的該有多好？如此一來便只有我是真實。

於是真實也可以成為最無用的東西。我們試著彼此親吻，但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我們說不出口，只好再推兩個性格朝向毀滅，才好安然地獰笑著面對。安不下心，因為自我已是死物，有心亦不得安。

只是，萬一這一切全都是真的呢？

【短評】韓寒說真話

圖片來源：新民網

韓寒肯定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不能否認他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也不能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能力說假話。

說真話的韓寒，這個意象總是讓我想起許多初看有趣事後卻乏味的影評，聲稱某某導演在某某影片中，哪怕只是隱隱提到，都是對某某議題的討論：【男孩別哭】「討論」了變性人的社會歧視、【末路狂花】「討論」了女性親密情誼與同志傾向、【鴻孕當頭】「討論」了未婚少女懷孕的處境...這種「討論」的深度邏輯，在不同面向之下，演變成乃至於只要支持某某議題的歌手就成了議題專家、得了諾貝爾獎就成了社會賢達、致力慈善就成了意見領袖，或推動翻譯計畫就成了網路界或反抗勢力總代表...等等。

韓寒的真話們並沒有超出這個格局太多，就像我們稱讚一個人熱心於針砭時事，其最高的成就可能就是下針後見一滴血，而這滴血可能還是從我們自己心頭淌出來的。

在中國，知道某些真相的人很多，願意說出口的人卻不得不少。從這點上，我們讚頌韓寒有勇氣，而這樣的勇氣激動了許多人致力於挖掘真相，打破政權壓迫語言的框架，彼此交換關於未來社會的美好想像，誓言在達到突破統治結構的目的前永不休止...是這樣嗎？比上面提到的影評來的更糟的是，影評們至少懂得借題發揮，各言其志對社會發聲，而迄今對於韓寒，除了無奈地討論一下他個人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之外，可有誰能根據他的發聲來充實自己的語言？根據他說出的真話找到改革的動力？在他說過的話裡提出一致的意旨，而那樣的意旨包含了反抗什麼結構的希望？

彷彿有。我看到的韓寒，所希望的很簡單，不過就是一個眾人知書達禮，官民相互扶持，彼此攜手共進的社會主義理想國而已。而是的，社會主義理想之中是有包括言論自由的。

所以韓寒說自己是「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這句話之所以成名，正是因為話語本身足以衍伸多面向的閱讀，而將其不斷重複則無法脫離正面表述的框架。對我而言，在他在許多發言之後，認為自己走在被檢禁的邊緣時，一種就像龍應台在北大演說中，將禮義廉恥視為台灣人民共同意識又與民主政治牽扯作伴的神秘連結出現了，這種連結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不管歷史上公民與道德的課文內容如何改變都可以與此代換，同時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一旦有了共同意識我們便能牽扯上任何當代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點精神分析在將自身與政治和社會連結時和我們說了很多，而韓寒正是在此處保有這樣神秘的連結，利用普遍道德的呼喚（哪怕可能只是認賊作父之後展現出一點激動人心的伊底帕斯悲憤），指向一個在霧中渺茫又彷彿分明的未來。我並不認為韓寒行走的那段邊緣將踏空視作純粹的危機，這並非指韓寒不可能被檢禁（這早已有例子），而是韓寒的言語必須與檢禁相生以獲取最高的價值；因為他說出的真話所牽涉的現象，在所有社會裡都可以隨時找出代換，但儘管在這樣堅固的共性基礎之下，他仍然無法提出一個統整的意見。也因此他的所有言語基本上與政權結構的穩固性不大有關，倒是設定了一個統治集團得以在宣傳中提作努力方向的價值；而這樣的現象，恐怕也只有在類似當下共產黨對於所有語言都具備廣大性感帶卻唯獨對他相對冷感的情況下才值得注目。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否認的就是，韓寒確實是一個高明的語言操作者。就像我在這篇文章裡必須使用許多他常用的語言效果來達成一點批評，而我也無法忍受自己犯諸如稱其現象為「庸眾的勝利」之類除了激動粉絲群起護駕之外毫無作用的錯誤；事實上，對韓寒這樣自足的語言世界進行批評，甚至一不小心就會掉進與他同一個層次的貓追尾巴的遊戲上。這也正是我們不知道韓寒有多少能力說假話的原因之一；當一個人提不出難以快速自我翻轉的論述時，我們當然不太有辦法以相對獨立的位置對其提出批評，甚至無從認定他在發表某些言論時究竟是否基於某種善意。而這便是韓寒與高明政客的相同之處，自然韓寒尚不曾掉入出爾反爾的愚蠢政客的範疇去，這一點應該是目前為止最值得讚揚的地方。

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抱著雄厚的名聲勢力，韓寒於是熱烈地揮灑著屬於他的所有資本。而我以為台灣在經歷這麼多公共領域裡，成就與名聲弱相關的名人現象之後，應該多少會有所覺悟，卻沒想到中國言論自由的黑旗蓋過了台灣言論自由的白旗成為許多人對韓寒進行判斷的條件。若我是政客當會把握這樣的律則，理解到原來不自由總能製造出自由的盲點。在韓寒輕快行走的步伐之間，陰影裡正有無數熱愛不自由的鬼魅蠢動，渴望著將韓寒現象養大之後一舉收編。

或許，這也就是前輩陳文茜希望他要珍惜自己話語權的真義，而我則希望他不要理解錯誤，把珍惜等同於將本逐利。只是，這麼多的成功經驗擺在眼前，韓寒不做嗎？基於市場經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人性，我也看不出來刻意不做有什麼好處。不講道德卻處處暗含道德、犧牲利益來獲取更大的資本、把自己的姿態放低成微渺虛弱的個人，追逐社會共性卻把自己擺在邊緣角色...，我以為我們看得很多了，就連韓寒這樣輕快的腳步也似曾相識。

韓寒回應陳文茜的語調一樣是輕快的：尊重、喜歡陳文茜，但不和女人爭辯。這個議題值得交給女性主義大書特書，我也懶得僭越。倒是這樣一來，我不如也聲明一下：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就是女人，還請韓寒們不要太在意為好。

紀念日

眾望所歸的市長正完成了紀念日特別演說的第一段，穿著正式服裝的幕僚小跑步上台，遞了一杯密封純水。市長提起右手穿過磁力簾幕接過水杯，舉手投足不失常日的威嚴，卻引起聽眾一陣不大不小的騷動。

「這個市長真不是蓋的。」8715向8697悄悄說道，「妳看他不拘小節的氣魄，省了部屬那麼多力氣，這就叫做仁民愛物。」

「又來了，」86997有時實在受不了他這種一味擁護的態度，總是在私底下講些拍馬屁的話，跟她有什麼關係，又到底能得到什麼好處？簡直煩透了。「拜託只是伸個手臂而已，你不要每次都在那邊亂講，要也講些有建設性的嘛」

「妳啊，妳這虛與委蛇派的擁護者」他笑著搖搖頭，這樣拌嘴已經不知多少次了，他深知就算繼續吵下去她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對啊，我就是虛與委蛇派的，怎樣？至少比你們實是求全派的誠實多了」講到這裡心裡又冒出一把火，「只求官位安全，不如陪他虛偽！」
「還在背上次選舉的口號啊妳」他突然也正經起來。「也不想想自己有多矛盾，出來選舉就是要當官，哪還有口口聲聲站在民眾立場思考的...」
「話不能這樣講啊，總不能民眾都幫大官想，大官都不管民眾的想法，這不公平嘛」
「這根本就是假公平...」他眼角閃過她漲紅的臉，心裡一軟，覺得吵下去實在沒意義。「好了好了聽演講啦」
「不想聽啦...」嘴裡這麼說，8697還是慢慢冷靜了下來。

台上威嚴的身影並沒有被底下的騷動影響，喝了幾口水之後開始下一段的演說：

「各位親愛的市民們，自從75年前的寧靜進化取得全面勝利之後，我們就隨著偉大指導者的計畫，在全新物種的基礎上不停地向前進步！然而我們都知道進化與進步的巨大不同，可以說，如果沒有指導者，今天我們的成就全都只是紙上的空談！」

沈寂了幾秒之後，麥克風裡傳來市長清喉嚨的聲音。幕僚的心頭突然一陣糾緊。他知道市長將要提到重點了。雖然之前早已現場操練過數十次，但他仍然非常在意不讓任何一點細節出錯。幕僚的心中不無自豪地覺得他正在這個城市最重要的位置上貫徹本派的理念。

「當年指導者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市長刻意停頓了幾秒。這是好些年前新開發的改變，所有專家都一致同意在這裡插入一段空白會有效地激動聽眾腦中的記憶區塊，進而大幅降低市長形象缺損的機率。「利用史上首次發現的神經轟炸療法，將我們的物種前身所有過敏潛能一次激發，再以基因療法代換整個世代的序列，讓進化後的物種...」停頓，這次是傳統性的停頓，「自我徹底隔離於所有對健康產生危險的因素之外。從此之後，我們再也沒有外來因素引起病痛，醫療預算不斷降低，壽命卻不停延長！個體與社會同時擺脫了...」

一陣鈴聲突然急促地響起。市民們無奈的抱怨著，四周早已穿好正式服裝待命的控制員迅速地舉起各自的基本裝置噴灑控制素。另一批部隊則四處檢查大型環境簾幕有無破損。幾分鐘之後程序終止，方才遞過水的幕僚又一次小跑步上台低聲報告狀況無虞。市長沉思了一會，緩緩點了點頭。

「我不想聽了，我想離這裡越遠越好」8697拉拉8715的衣袖。他卻連頭也不回。
「妳想去哪，我們好不容易才擠進全市的中心點，更何況整個市區哪裡聽不到演講內容呢？」
「反正走嘛！」她硬拖著他擠出群眾，趿拉著不情願的腳步一路向外走。

半個小時之後，他們來到了國界。市長的聲音仍然清晰，間雜著演講接近中場的掌聲與歡呼聲。

「現在呢？」他的聲音帶著濃濃的嘲諷。
「出國啊。這附近就有賣正式服裝」她也賭氣了起來。
「護照呢？小時候第一次基因檢查就把護照收去打條碼了，公文程序少說還要再跑十五年...」
「你看那些官還不是在對我們虛與委蛇，全都是我們派的啦...」

她嘟著嘴撒嬌的樣子永遠那麼可愛。他想。輕輕嘆了口氣，牽起她的手往家門走。她順勢往他身上又貼近了一些。

「欸，你覺得要是有誰真的可以出國的話，在牆後面會看到什麼東西啊？」

「這種事我怎麼知道，外面的有害因子那麼多，隨時都有可能洩漏進來，我們保護自己都來不及了」她總是說著外面的事情，他也有點厭煩了。

「我看，也許世界上只剩下我們一個物種都不一定。」

【短札】法內施恩的社會

在程序瑕疵導致行政法院判決停工之後，中科三四期的環評問題早已超越爭議，甚至不只是政府的施政錯誤而已，這個事件其實更明確地揭露了，在台灣的開發案，只要冠上經濟成長就妄想強渡關山，總是用盡手段企圖規避企業責任與社會秩序的一貫原則。

大埔、相思寮、竹科、中科三四期、台塑六輕、國光八輕......這些彼此可能相距甚遠的場所，在近期竟然同時搶上媒體版面，牽動台灣政治體制裡環境保護的理念、經濟發展的渴望、產業結構的想像、行政程序的闕漏等等。這些問題以往被漫無止盡的政黨鬥爭壓在暗處無人理會，而現在終於以讓人再也無法隨意轉身離開的面貌呼求我們的關注。無論是大埔封地毀稻與農人的自殺、相思寮強徵民地、中科三四期從未進入環評程序的諸多危險化學物質、竹科對霄裡溪生態的既成毒害、六輕爆炸造成毒物擴散的公安重大缺失，乃至於八輕計畫案中，坐落於廣大濕地生態系之上的石化開發將阻斷包括中華白海豚在內許多生物的生存空間等等直接而明顯的危險；或是潛在的運作效應中，強化西南沿海地下水超抽、排擠民生水電用量，與對鄰近廣大農地產品造成的污染等等；所凸顯的問題，並不是環保署、國科會或科學園區管理局等行政機關的政黨色彩，而是在當下的制度實際運作中，經濟發展如何成為不容挑戰的行事邏輯，甚至連有法明定的程序都因此被各主管機關從中作梗意圖取消把關作用的嚴峻情勢。在一個本應以不同標準互相制衡的體系裡，我們見到環保署長公開將經濟發展與環評程序等量齊觀，卻不見經濟部把企業責任與環境成本納入考慮，證明了體系的失衡已是不可忽視的現實。

企業的外部成本不應只是道德守則。所謂外部成本所考慮的，並非只是道德上的惡意，而是對社會與環境造成的實際破壞。這些破壞並不是在當代才突然發明的事實，而是人類在檢視歷史發展時，少數能夠發現並予以矯正的現象。然而包括在上述事件之中看似受害者的友達與國光等廠商在內，在環評過程與公開發言中，對於諸如霄裡溪嚴重生態破壞、以及阻斷生態系統等事實，刻意淡化或忽略，顯然是有意識侵犯環評效用的共犯，卻在行政法院要求中科停工之後，或單方面指明政府必須因其動輒百億的投資而負責，或疾呼台灣投資環境敗壞廠商無法投資云云；這些態度明顯地假定環境與社會成本是多餘而必須屏除的阻礙。這不應以道德瑕疵視之，而是純粹以剝削環境為投資利基的妄念。事實上，依據法院的明確判決，這些強硬要求負責的廠商，以及不曾強硬把關的政府，只要依據正當的環評程序，公開表明產生污染的內容，完成處理對策，並停止以侵害人民權益為宗旨的徵收手段，一切開發都能在完全合法，環保團體也難以反對的正當性之下順利完成。而社會也終於有機會不再困限於連明文規定的程序都不願切實遵守的政府亂象之中，也才能進一步討論整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方向甚至願景。

但我們竟要等到行政法院依據既有法律指明政府的執行瑕疵之後，才驚覺錯誤的施政下，連最基本的保護措施都能被視若無物。而這或許勉強能稱為「環保的勝利」，然而卻難以視作「環保理念的進步」。因為環保團體在這些事件裡所主張的，從來不曾超出既定法規賦予人民與環境的保護範圍，也從來不曾逾越普世人權中關於居住權、工作權和財產權等等價值的共識。這樣一種性質上已然相對保守的主張，在台灣居然能被過度渲染成環保勝利甚至經濟敗退云云，暴露了台灣連基本的環境保護法律效能都長期不彰的事實。而環保署在判決出爐之後仍然不肯承認當初主持環評過程中公開展示的諸多缺陷，還要重新詮釋環評法，不斷忽視自身責任；顯然意在跳過既已對環境與制度造成的所有傷害，強迫我們再一次要求法內施恩。我們必須質疑：這種刻意將人民拉入政治泥沼的政府機關，果真能對程序正義、環境與社會守護乃至於經濟建設發展發揮任何功能嗎？

當死亡成為溝通最後的橋樑

我仍然相信死亡屬於一個絕無他物可替代的象徵體系，但我並不認為因此就必須認定死亡是這個相對法則盛行的世界裡，少數具有絕對意義甚至絕對價值的概念。

今年四月初，南非白人至上組織AWB領袖被殺。警方宣稱死因是由於拖欠農場工人工資、總統辦公室譴責殺人案並呼籲公眾冷靜、該組織成員糾正先前將對此進行報復的聲明，要求成員不要採取立即措施，同時又明確地將這個案件與黑人解放以來超過三千名農場主人被殺害的現象關聯起來，同時並未更正組織發言人最初視本案為「黑人社群對白人社群宣戰」的說法；報紙呈現更多元的樣貌：對於案發前農場主人企圖強暴的懷疑、踢爆其同性戀的過往、宣稱黑人對白人的殺戮仍未停止… 案發幾天前，執政黨ANC才因高等法院反對該黨青年團傳唱內含「殺死白人(Boer)、殺死農場主人」歌詞的祖魯語民謠而提出辯護，AWB領袖出殯儀式幾天後，南非警方破獲極右派白人企圖在黑人社區製造爆炸案的策劃。南非種族關係研究機構的學者認為「多數人理解這是一首抗議歌曲，但白人卻無法不想像自己成為目標…ANC必須同理少數族群的感受，特別是被認為其為激烈言論背書的時候」。在爆炸案發生兩天前，南非國家安全部長呼籲所有政治領袖譴責謀殺，並希望「不要將謀殺犯政治化」。

弔詭地，如果根據降低仇恨的目標，我們必須同意這位安全部長的聲明：讓大家同聲譴責謀殺，如此一來作為異議場域的政治將被遏止，在理論和實作上都是有正面作用的方案；但某些團體仍然戮力將之政治化，企圖打破公共領域的非政治性，稱之為偽善或虛假，並企圖揭起相應的政治行動。

對我而言，這一切都似曾相識，而倘若我在沒有任何價值前提下進行選擇，我必然會依照社會運動的教條，更親近南非的極右團體，反對一切掩飾政治性的宣稱。

但是我不會，因為我個人抱持一定的價值；就算忽略不提對南非種族傾軋歷史的認識，至少也有對種族極端主義脈絡的極端反感。然而，倘若不揭露自身所持的價值所在，無論是我自己較疏遠的去政治化的保守意識或原本較為親近的社會運動立場，必須視我為偽善。而這樣的偽善正瀰漫在所有高度政治化的公共場域，因為我們總把自身的價值視為理所當然之物，總是隱藏在一切政治宣稱的背後，直到最緊迫的時刻才揭露甚至根本否認，徹底推翻價值宣稱的必要性。

在此同時，當這樣的偽善成為眾所為之的通則，一種關於倫理的去政治化於焉成型，針對這些彼此互成的原罪，構成了不同價值立場者之間最簡單輕鬆的批評。在這其中，死亡因其不可交換性，成為少數具有絕對意義的攻訐動力或行為本身；而同樣因為死亡的不可交換性，製造死亡成為唯一可以想像的交換方式；我們最終仍然成立了這個基於不可交換性而成就的交換體系。

這裡不止於語義上的矛盾，也有其實際效果：我們惟能想像以死亡交換死亡，但每次交換的成立卻全無（如商品市場交易一般，儘管可能只是暫時性的）消解，僅是在死亡之上再添加一樁死亡。如是顯現了仇恨累加的效果，就如同慾望一般；只是慾望在社會裡是合理的，仇恨則否；若要將慾望去合理化，便必須將其與不同程度的毀滅性相連，製造直接或代理的仇恨。

此處，特別是針對死亡的例子，無論是我族的、同理的或共感的，仇恨必然是代理的仇恨，然而與之相連的交換慾望卻毫無疑問是直接的。就各種宣稱為死者復仇的例子而言，必須先勾起交換的慾望，再透過不同手段附加上毀滅性，製造出仇恨與復仇慾望的共生體。「復仇」正如字面所言，是企圖補償或回覆在仇恨中所感到的損害。經由代理、引發與傳佈等等社會性程序而生的損害，毫無疑問地是在社會、歷史與心理脈絡之下產生的，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產物。

在歷史轉型正義、種族仇恨、軍事行動乃至司法刑罰、集團械鬥等等層面，我們都可以見到極為類似的構作過程。

國家司法制度中的死刑存廢一直都是有意義的例子。以眼還眼的制度似乎只能在死刑中實現，而司法不一定能將其他刑罰中得以貫徹的交換原則同樣使用在關涉死刑的死亡案判決上。就台灣而言，在這方面或許已經取得一定的實效，例如無行為能力的抗辯、過失、執行戰爭或死刑等因素構成的殺害，都能夠排除在判處死刑的範圍之外、並已取消所有唯一死刑的條文；目前僅存的死刑範圍，在判決時多半基於法官心證出極端的惡意與嚴重性、在法條上則針對不同犯罪提出限制。

在這裡必須提起的是，儘管在死刑的列表中我們見到多數是為了懲罰對於國家主權與軍事行動的損傷，證明死刑仍然與國家權力的問題高度相關，同時構成我自己反對死刑的重要基礎；但在絕大多數的死刑存廢爭議之中，卻並不構成爭議的論述核心，反而是「殺人者死」與「（殺人案）受害補償」等議題為重。關涉死刑的法條與（全稱的）死刑存廢爭議之間的差距，恰好向我們證明，台灣社會脈絡下對於死刑主要的辨識方式，仍然落在個體死亡的交換體系之內。

由此看來，族國極端主義的死亡交換慾望與（以台灣為例）死刑爭議的交換慾望，似乎應該被放在「光譜的兩端」來看待。然而進一步來看，兩者之間又沒有截然的分別；原因就在於前面提到的「慾望代理」問題。在這兩個例子裡，死亡都不是聲明主體的遭遇，卻都成為聲明主體自身交換慾望的來源。在當代社會裡，這樣的表達方式結合了傳統社會中的集體道德概念與現代公共領域發聲方式的規訓成果。前者給予我們召喚集結的動力，後者給予我們發聲形式的教育。現代性中的公共範疇，並沒有同時規定集體道德的內涵；我們因此擁有各自宣揚不同價值的權利，卻常由於壓倒性權力位置的付之闕如而失去絕對性宣稱的合法性質。換句話說，在每個地方不斷向公共領域現代性邁進的過程中，傳統道德的除魅與壓迫性權力的軟化使得在公共領域中價值之間的彼此對視失去以往將激烈對抗合理化的社會脈絡，但在許多場合，我們卻無能發明一種彼此對視的方式，以稱之為公共。

然而，在國家概念成為公共政治場域「最大公約數」的今天，我們一方面見到了民族主義借用國家的框架達成彼此傾軋排斥的效果；另一方面則見到在幾個不同層次併發死亡交換慾望的徵象；而在不同的例子中，同樣可見到的是這兩個現象之間的緊密結合。在彼此激烈對立的不同價值之間，這類溝通最好的結果是將對立價值持有者在象徵層次上的非人化，預言甚至引發對方在政治與公共上的死亡；最壞的結果則是將死亡交換的慾望予以實踐，預言或引發對方族中個體的死亡，以及對手群體因此而朝向死亡的衰敗。

另一方面，在種族極端主義、死刑議題或反墮胎極端主義裡，我們常可見到引發死亡是一種保護手段的宣稱，這種宣稱的邏輯顯然對於一切關於死亡發生的社會脈絡徹底無知，原因則極有可能是對於這其中死亡交換慾望的代理性質完全忽視：對於某個群體的分類基礎，無論是民族內部的我群認同、抵抗勢力的共同敵人，或死刑判決所依據的司法條文與審判程序；作為代理人的集體意識以及作為代理意識執行者的成就慾望都是最為基礎的成立因素。因此，在個體對代理意識負責的需求成立之前，仍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將特定事件脈絡化並與自我認同關聯起來的步驟必須實現。看似直觀的同情並非只是單純的生物性反射，依舊會受到歷史社會脈絡與生命歷程的影響；當然我們不能直接反對一種遍及全人類的共感的確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不僅是同情藉以在社會中實現的言說形式與論述工具，甚至使同情得以發生的情境與對象都與此相關。同情的概念如此，其他關於感受性的概念亦如是。因此，對於自身認同立場所秉持的（尤其是關於敵我辨識的那些）特定宣稱，無論將其辨識為「感性」或「理性」元素的影響，多少都會因為這類宣稱的武斷性質，以及與此相關的，立場背景的隱沒，而含有上述的偽善成份。

這些結果提供了敵對立場之間永無休止的鬥爭能量。而若武斷性質與背景隱沒的習慣不予改變，公共的概念就永不可能離開暴力的彼此傾軋，而對於這類鬥爭的消解也永不可能離開以暴力進行全面壓制的方案。公眾溝通的基礎將絕對性與死亡交換的慾望相結合，其結果便是朝向象徵和實體死亡交換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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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札】只有受雇者的人權價值產業

王清峰因為堅持不簽署死刑令，導致強大的民意反彈，從法務部長的位置下台之後，我們等待廢死聯盟的聲明，廢死聯盟也即時生產出了一篇聲明。而這些行動對於廢除死刑與否的定見和吵嚷並未有任何影響。

依照廢死聯盟的聲明，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重點：1. 人權必須與ECFA一樣讓台灣與世界接軌；2. 必須進行公開的討論與提出配套措施以影響民意，不可以當下的民意為依歸（此處「一個時期」應不包括主流民意反對死刑的時期）；3. 針對既已被判決死刑仍待定讞的被告修改訴訟程序，要求強制專業辯護、言詞辯論以及一致決；4. 希望未來法務部長能依據台灣法律以及兩部國際公約行使死刑令簽署權。

除了明確質疑當下的台灣主流民意以及要求修法在程序上保護死刑判決被告之外，這個立場與總統府的立場有何不同？

這個現象提示我們廢除死刑聯盟的無力感有多麼巨大。以此聲明為例，在得以乘著議題熱度大量曝光的機會之下，廢死聯盟所能提出的參照對象，其一為國際公約，其二竟為爭議更盛的ECFA簽署行動。公共議題需要公開討論事所應為，而在修法部份並未提供理據。

我們等待廢死聯盟，廢死聯盟期待國際公約，國際公約是由以人權價值作為政權號召的政客群體簽訂，政客參照社會運動所凝聚並產生影響的共識…我們找不到這裡誰可以被稱為論述核心，而多少會有點驚訝地發現，廢死聯盟本身就是社會運動的行動者之一。這不由得讓人懷疑，在沒有規定廢除死刑的國際公約時，那些社會運動者究竟有什麼通天的本領來造成這一切。只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也不過就是形成有效的論述、打動群眾，並依此擴大自身在社會各層面上的影響力而已。

身為一個反對死刑存在的人，我並不清楚廢死聯盟如何企圖對這些方面產生影響效果。若我們只把討論範圍限於論述，仍然會發現有太多論述交錯點上毫無廢死聯盟的著力。例如在質疑廢除死刑運動時，常聽到的「廢除死刑是不重視受害者人權」等聲稱，這並不一定關於深層的人權價值核心，其實僅是社會對於人權這個符號的認識過於空泛缺乏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已。而在台灣社會，人權團體從頭開始就掌握著人權符號的詮釋權，只是一路走來任由政客與媒體癱瘓這個符號的所指而不反應。如今面對這樣的反應，正是得其所哉。與此類似的還有諸如「司法只保護加害者不保護受害者」，或隱晦地要求司法對死刑犯採用殘酷的行刑手段等等。

我們不能將此全部稱為被害者或反對廢死者的感情作祟，因為他們之所以懂得利用情感論述作為武器，乃至於精明地採用人權以及普世價值的口號，不能撇開人權團體之功。這還僅是對於論述核心的分析，至於人權團體所一直容忍以至於偷渡使用的情感訴求，所吸引的支持力量，顯然也不能徹底與情感論述區分。明白地說，因為「下不了手」或「我們不能扮演造物主」之類的語言而反對死刑，與「殺人者便該死」、「罪犯放回社會就重大危害」等等說法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時常僅在於前者多半帶著一點較為「文明」的氣息，可惜台灣社會的公共場域並不是會隨意被氣質矇騙的環境。

而無論是跟隨氣質或跟隨既定價值，我們見不到太多針對台灣司法結構以及台灣社會情況所形構的論述。除非硬要說是儒家文化的影響讓我們不懂得公共討論或生命價值，但我也不清楚有哪種文化本身只給其子民公開討論或廢除死刑的選項而不能有他。重要的是，當這個因其渺小而必須產生更多動力和內省的論述產業卻只懂得重複他人的話語進行一場但求無過的運動時，依照完全相同的行為模式與創意含量，註定要被更巨大的主流聲浪所淹沒，而那已經不太像是一種暴力，反而比較接近純粹以力相抗的戲局，一開始就註定了贏家。

【短札】慈善的邊緣

引自大愛石的真相

如果我們對於慈濟在高雄杉林興建大愛村的執行方式感到不悅，並因而認為這個行動代表慈濟集團具備某些負面的因素，乃至於開始質疑慈濟的慈善正當性；我們首先必須反省，曾經如何對自己的價值或信仰進行辯護。

為甚麼需要反省？打開慈濟的網頁，一整個「關懷莫拉克．八八水災」的專題裡，我們見到許多具有建設性的詞彙，告訴我們，慈濟如何在災前加入預防，災後進行援助與重建；「慈濟志業體」如何對受災者，特別是大愛園區中的原住民傳佈愛的訊息；志工們如何犧牲小我，辛苦地為上人所引導的志業付出；還有接受援助的災民們，如何以言語和行動表達感恩…

我們無法認定這些是出於自利心態的強辯，或作為政治陰謀的表象。但這一切宣傳手法必須召喚出如何維護自身認同的記憶。如果不是從這個層次開始反省，對於慈濟集團的質疑，無論如何無法脫出陣地對抗的格局。倘若如此，對抗的結局不言自明，既有權力贏過邊緣審視。慈濟的慈善作為當會如其所願地，在社會的所有層面上都取得無可置疑的高位。

無論在多麼現代的文明裡，只要信仰和價值存在的一天，道德就永遠不需要徹底清晰的論述來介入社會。實際與慈濟團隊接觸的人們或許會對團隊成員的閃爍矛盾感到疑惑，但這種疑惑忽略了一個常見的現象：投入道德志業，尤其是多少有所犧牲的行動，恐怕很難建基於全面的理性考量，而絕大多數都有重要價值的影響；因此相對而言，明顯的道德志業行為裡，存在著某個失語核心，邏輯無法自我完善的狀態，比起其他行為要更容易為人所見。

慈濟團隊的失語核心，建立在以其專有的立場，對災民進行全方面介入的行為之上。對於慈善團體，台灣公民社會似乎一向有著樂見物質捐助而無感於社會效果的立場。這不僅顯現於莫拉克風災後政府高度倚賴慈善團體的現象裡，公家機關在平日活動裡也習於招募各種志工、要求免費服務、召喚支持群眾等等，這些現象我們一直以來都習之而不疑；當這類服務由集體承接，各有志業的團體必然會根據內部形成的共識作為行動準則。宗教團體如此，環保團體或利益遊說團體也是如此。一個簡單的現象可以引為例子：當全球暖化的正反意見出現，同意或反對長期氣候暖化現象的團體成員首先形成的心態並非自我反省，而是積極尋找得以反駁的論述。這不一定完全出於個人意願，卻很有可能只是為了維護集團內部穩定的旨趣所導致。這個旨趣會降低個人以邏輯決定行為的動力，加強論述變動趨緩的慣性。對於特定的價值或信仰而言，也無疑需要這樣的慣性來增強內部團結的效果，維護集體力量於不墜。

既然這種現象普遍出現於各種團體內部，慈濟在杉林大愛園區的行為因而無法認定為特例。其之所以被凸顯，甚至很有可能只是因為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存在，對於包括我在內的某些人而言，具有更高的道德位置所致。我無法想像慈濟面對非原住民的援助行動會受到類似的批評，而我也不相信慈濟只面對原住民進行如此深入的影響；一切仍然歸於道德。由各大宗教團體所成立的偏遠服務與醫療體系，長期以來很少有與其價值導向完全分離的例子；當我們質疑慈濟可能因其佛教信仰，在許多地方忽視原住民的基督教信仰時，原住民何以信仰這個同為外來神祇的宗教，就顯得似乎有點不便提起；見到災後心理輔導團隊的進駐，我們很難想起通行台灣的心理學以及心理諮商技術還難以定位為本土發展的學科；而在其他地方談到原住民文化的保存時，卻又很難不以部落傳統價值的立場去處理部落後代對於他方物質文明的欽羨。簡而言之，我們很難不以自己的價值來型塑介入的方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等關注壓迫現象者尚未釐清的失語核心。

面對價值的批評，始終必須是一件困難的事。特別像是針對慈濟在杉林園區裡各種匪夷所思的侵犯性作為時，此處的同理難以兼顧他處的同理，挖掘出來看似扎眼的問題卻很有可能對其他立場而言只是邊緣殘餘。抽絲剝繭之後，所有的價值與信仰或許都具備同樣的質素；而無論對這些「邊緣」議題在意與否，引起一切忽視的價值不可言說性始終不可能撼動；於是我們或許選擇了在不同的團體之間以特定標準判別高下，但卻將自己的言論偽裝成絕對價值的代言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