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

凌晨兩點的夜間公車上，乘客意外地稀少。窗外驟雨和冒雨候車一個多小時的昏眩模糊了視線。途經住處旁的林蔭道路時，恍惚間我彷彿看見台北高架道路下停車場淒冷的燈光。儘管我清楚知道巴黎街上並沒有日光燈，水簾間不知從何而來的一縷光線卻緊緊抓住心緒。

公車太快經過路口，我的時間卻停滯不前，車上廣播下一站的地名，我幾乎透不過氣來。

實際說來，我在法國的時間始終走走停停。每每見到的瓶頸，努力許久以為總算有點轉機之時，一旦放下心來，命運卻又急著用力一棒把我打醒。不甚可靠的運氣很大程度上決定我的性格，總是遲躇不前，卻怎麼也等不來平靜。

越是這樣的人生，卻也招來越多的見聞，靈魂迅速頹圮，密密織起枯黃乾韌的網來保護自己，隔開一切鮮活青春之物。

此時我的眼光卻穿越了障壁，見到自己念茲在茲的旅途。

走走停停的時間卻造就超乎尋常的衰老。這樣的人生無論如何不可能值得太多。年輕時我常竊喜著死期將近，搜索枯腸準備自己的墓誌銘。如今我再也沒有這樣的執迷，沉默地看時間流逝，花開正好時便嗅到尖利的腐臭，這樣的姿態無論如何不可能再有期待。

但我還是活著，多少有點意外地，而不無欣悅地等待下一場暴雨侵襲。

於是我開始被一切註定沒有未來卻仍存在的事物吸引，貪婪地吸吮四處流淌的毀敗，努力測量我們共有的命運。我秘密地痛恨所有美好，在每面鏡子裡看見自己時時刻刻準備迎接的殘破。而我也不再樂於預言，因為必然實現的預言只是早已逝去的未來。當未來與過往在我身後相遇，眼前自然只剩一片空虛。

曾經醉心於旅行，如今僅存的只是移置他處過程中瞬間閃過的心安。唯有在移動時才能確信自己仍然存在當下，而不是某個假借為未來的過往。或許源於哪個無意識的轉折，安全感巨大的空缺卻創造出一個讓別人感到安全的領域。寒冷創造出溫暖，孤獨創造出牽絆，無心創造出友善，恨意創造出一個微笑。

渴求被信任卻無時無刻不呼喊著自己不可信任，當巨大的擺盪成為日常，沉默的浪潮再也無所阻擾。看似熟睡卻不是因為從未清醒，而是惡物已滲入軀體的最後一吋，喪失了生命卻無法死去。而我不願追求死亡的機會，因為我不願再聽見任何與生命有關的訊息。

希望仍然不是一個選項，何其不幸，我正是自己的宰制者。而這塊渺小的領地上或許仍有四季，卻改變不了荒原上茫無草木的現實。

【短札】台灣，別為我哭泣

台灣駐堪薩斯代表處處長劉姍姍被美國執法單位逮捕所引發的，無論從哪種方面來看，都是一次現象空虛的爭議。

如果這次爭議裡的現象是完滿的，我們不可能會無視於自己的地盤上範圍更廣、紮根更深的歧視與非人道對待。然而比起虐待勞工，對於台灣輿論而言，劉姍姍的身分卻顯得更為重要，而她甚至不是民選官員。

我們再一次被自己蓄意矇騙，被高度重視的事件本身超越醜聞而成為掩蓋物，與此同質的事實則成為難以面對不必提起的現象。說是掩蓋並非毫無根據。適逢大選期間，美國司法單位依據法律規定進行的公開逮捕程序可以聯想為台灣主權受損，或甚至是美國對馬英九執行的政治動作，卻彷彿很難聯想到在台灣我們不但相關法規零散、執法不力，尚且任由各種歧視四處蔓延而不願面對。這其間何者更為相關，台灣輿論顯然給了我們一個多少有點驚人的結論。

這或許是個巧合：在事件剛發生的時候，報導指出劉姍姍在公開上報的資訊裡表示將合約載明的月薪1240美元扣除為590美元，另外補上140元雜支，而外交部指出扣除是基於該勞工的親筆信函請求；而若注意到外交部在事件開始強力主張事件本身受外交豁免權決定的說法中，同時也提到該勞工依理應為公家雇用，以及暗示官舍也屬於國土延伸等等，便難以忽視590美元的數字與台灣2007及2010年修改過的最低工資17280與17880元新台幣的數字極其接近。而無論這究竟是不是巧合，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具有意義的結構比喻：在台灣的法定領域裡，外交部與劉姍姍依照台灣人的習俗剋扣了伙食住宿雜費，甚至依照慣例四處加裝監視器、用遣返加以脅迫，卻仍然留下足額的最低工資給受僱者。一來為台灣外館節省開銷，二來顧及受僱者生活給予足夠照顧，三來倘若每月的140美元並非如受僱者說是供劉家採買而是如外交部宣稱的伙食加給，更是兼顧人道的移工雇主典範。既然我們無意反省自己的行為，如果說外交部與劉姍姍在事件裡倍感委屈，我等台灣公民也理應予以加油打氣才是。

但這應該是我與台灣輿論的歧見所在。對我而言比起歧視現象或政治正確姿態更為重要的，是某個社會結構如何促成禍由此出。這個判斷對於孤例都或許有效，更別說那些顯然充斥整個社會的現象。無論選舉期間與否，今天的輿論若還是要一方面恐懼反省降低支持度，一方面又要道貌岸然地痛罵不見得比自己壞上多少的他者，最後就是達成一種以個人所屬群體為唯一標準的無效批評。台灣輿論就是因此充滿政客，痛罵政客的行為無非對著自己的鏡中影像狂吠而已。

一個水果推銷員之死

不久前死去的史提夫‧賈布斯(Steve Jobs)可能是當代讓人最有感的億萬富豪之一。無論是在他死前或死後，媒體輿論的阿諛讚詞從不絕於耳。特別是在他重回自己協助創立的蘋果公司（當時還是蘋果電腦公司）之後，不停地創造奇蹟式的科技產品，在消費者與商業界兩端都受到無與倫比的重視與褒揚。有人以宗教比擬蘋果公司與產品消費者的關係，這個比較在Linux等開放軟體網絡逐漸從消費者市場退出之後更為顯著，浸浸然有一教獨大之意。


從osX出品開始，我自己就是蘋果電腦的長期重度使用者。對我而言作為蘋果公司的代言人與精神標竿，賈布斯其人自然有特殊的意義。尤其是他與該公司首席設計師強納森‧義孚(Jonathan Ive)緊密的合作與信賴關係，讓像我這種接觸零碎工作的最低階業餘設計者也能感到設計受人重視的一點暖意。就電腦作為消費產品的標準而言，無論是設計或日常作業，我確實認為蘋果電腦系統是更適合我的環境，在科技業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大肆宣揚解決方案之前，蘋果已經是一個在人機介面上具有高整合度又不似微軟那樣存在許多小問題的系統。

然而，對我而言賈布斯的啟發不在於此，我也很驚訝為什麼對於許多人而言他的意義僅止一端。簡單地說，我是從對賈布斯的長期興趣與觀察來認識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亦即，當代企業治理關係的運作方式。

對我來說，啟發至少有兩種形貌：1. 只要聽從於某人，自然會受到源源不絕的啟發，啟發是基於順服態度的聽從；2. 在觀察某種現象，特別是集體現象時，觀察所得到網絡與個人權力位置的擺置所得。賈布斯的特殊地位在於，作為企業負責人、市場明星與消費者引導權威，我們能夠從他身上同時從啟發的兩個面向裡汲取認識。類似的情況在當代似乎只有史蒂芬史匹柏或喬治盧卡斯一類的娛樂產業從業者身上發現，而這個狀態又似乎主要在以美國為首的企業文化想像裡才會發生。賈布斯可以說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不僅推出足以壟斷市場的電子消費產品、帶動足夠規模的跨國電子產業，同時也有能跨出電子產業界直面消費者的個人魅力、如玄學般模糊不清的思考模式、鉅細靡遺滲透公司每個角落的管理態度、以及看似充滿理想熱情實則每一步都經過精密計算的產品研發歷程。當我們已經熟知當代企業把生產面與形象面徹底分開的手法時，蘋果不僅公開介紹公司理念、公開產品設計甚至製程，賈布斯的管理手段也確保了某種個人眼光能透過巨大工作團隊而貫徹實踐。換句話說，賈布斯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體制下企業作為法人最為完美的道成肉身。他看似能夠結合蘋果的每個面向，完整而簡潔地呈現於市場和消費者的面前，而非一般企業慣用的，將品牌識別與商品產銷當成分離的元素，操作一些任何消費者都可以如數家珍，邊際利益急遽降低的公關掩護手段。

當然，對於一個始終必須以獲利而非其宣稱的熱情或進步理念來自我維繫的企業而言，給人越大的透明與整體感受，正代表著背後有越大的矇騙與欺瞞。

在蘋果公司戮力於營造極簡風格的產品與企業形象之際，同時也以極端的產品保密措施聞名於世，直接生產出以預測和謠言構成的巨大訊息場域；另一方面，屈指可數的產品線同時集中研發與消費的能量，打開精品消費模式卻同時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賈布斯專斷而成的形象維護、嚴格監控整條生產鏈的保密措施引發期待、以巨量資源集中少數產品線並貫徹設計師創意的實現過程，在消費端緊密控制通路獲利與可近性的手法，乃至於利用自身規模強迫合作廠商（包括世界最大電子製造企業之一的鴻海）壓低出貨價格等等，隨之而來的便是電子消費產品史上少見的超高利潤效應。

這只是從媒體上就可讀到的面向，我相信還有更多，而這些共同創造如今蘋果的存在可能性的，絕不止於賈布斯一再企圖宣稱的創意和熱情。事實上，創意與熱情這兩個看似無可爭議的特徵仍然需要更深入的觀察。

賈布斯本人並非工業設計或視覺設計乃至程式設計的專才。他在蘋果早期除了擠壓設計者的腦力，用最小的空間擠進最多實用或炫耀功能之外並沒有太大的驚喜。而在他回到蘋果之後，基於對義孚的高度授權，創造出一系列以i字開頭的消費電子用品與pro結尾的專業產品線，儘管他個人對於產品設計到生產的各個環節涉入極深，但與創意最為接近的工業設計以及作業系統兩個重要成就，卻顯然是鬆手授權的結果（後者的靈魂人物為瑟雷Bertrand Serlet，於今年五月離開蘋果）。賈布斯最為顯著的成就，因此是為蘋果公司提攜可用的人才，並指出有效的方向。而在這點上他同時也經歷大起大落，許多蘋果公司提出的概念性產品市場反應極差導致停產，而賈布斯本人的投資項目也不是樣樣賺錢。他的成功之處在於能用成功的產品抹消失敗的損耗，而市場不願接受的項目則因其概念性質反而鞏固了另一批與市場品味不盡相同的忠實使用者。

其次，早期的蘋果在賈布斯領導之下，由於與IBM和Intel等資訊業界鉅子的對抗，以及對於自主設計生產的堅持，確實引導著一種帶有反叛主流意味的科技文化。然而也因此，在當時絕不可能想像類似於今日的成功。蘋果電腦在當時有著最快的晶片、最先進的系統、最完整的周邊方案，卻在公司財務與周邊經濟規模上始終沒有起色。他在離開蘋果後自創的Next公司也有同樣的問題。回到蘋果之後，賈布斯很明顯地轉向市場與財務標的。他能夠精準地抓住消費市場的不滿，在類似的硬體規格下創造出吸引人的產品，兩個時期之間，以既有和預期中目標消費者為重的公關主軸則從未改變。而在財務面向上，蘋果在1998年由第一代imac開始，市佔率始終不見太大提昇（但毛利率已開始大幅成長）的電腦業務後，接著才由iPod、iPhone和iPad系列產品所掀起的熱潮，一方面是藉由收購創新企業與既有概念精鍊等手段組織出消費者易於接受的人機介面，另一方面則是絕對避免迎合市場趨勢，盡可能遠離一般資訊企業服務用來討好消費者的策略，而發展出自己的走向：這同樣是討好之舉，只是沿著蘋果自有的優勢而非早已形成業界慣性的老調重談。而儘管如此，每一次出品的「新」玩意仍然帶有濃重的試驗特質：iPod初上市的時候提出創新的人機介面卻無法相容太多數位音樂格式，後來就有了針對性的iTunes音樂商店，提高版權音樂近用性，成功制服混亂的盜版市場；iPhone剛開始並不開放原生應用程式，後來才逐漸開放製作套件並嚴格掌握金流與內容，讓市場迅速習慣周邊產品，頓時產生巨大的經濟規模；iPad則架構在這個經濟模式上產生價值（賈布斯在某個場合曾提到，iPad事實上是比iPhone更早提出的設計），早有許多市場分析指出這些產品的價值在於眾多內容與人機介面的易近性。與早期蘋果投入過多資源進行封閉研發而導致無法形成規模的困境相比，就算最保守地說，賈布斯及其跟隨者一向堅持的熱情，在內涵上也有不少變動，更滲入了大量精密而謹慎的利益計算。

這些較少為消費者所認識的面向，影響層面比蘋果產品本身更為深遠。例如iTunes Store與iPhone應用程式的成功，就使以往較少人願意付費的市場全面改觀；以簡約設計為基礎的產品線，激勵傳統資訊產業投入更大量的資源企圖跟上；將系統封閉概念從僅限公司內部延伸至以自願跟隨者為範圍所創造的規模經濟，則落實了以內容為基礎的資訊產業願景；在製造線與營銷端的利潤擠壓，強迫擴張了品牌價值，縮減合作產業獲利…等等。這些現象的直接後果是：內容管理集中、創意資源集中以及資本獲利集中。三者相互所用的結果，便是以蘋果公司為中心的硬體及資訊服務壟斷體系；而蘋果不僅從中收取高額的管理費用，激發企業以外的從業者提供創意（乃至併購服務企業或聘雇合意的人才），更造成在銷售端以及製造端的毛利緊縮，迫使製造與通路產業另尋降低成本的各種方式，在執法較鬆，工人管理相對容易的中國，便表現為勞動條件低落以及環境等外部成本提高的現象。蘋果在今天有著極高市值的現象，除此便無法理解。

這就是我認為賈布斯個人是當代資本主義理想道成肉身的原因。在個人的成長以及失敗經驗下，他成功創作了個人與資訊產品、個人與蘋果公司乃至個人與他的公關介面；順利運作上萬員工組成的團體以實現簡單的目標；將事倍功半不符高獲利率或需要過多人力資源的生產鏈環等全部委外並壓縮其獲利；用低廉的剩餘價值吸引創意產業預備軍形成大規模經濟體並協助推廣自身產品；並利用高明的形象塑造來遮掩不願人知的營運方式。賈布斯的角色，相悖於許多人願意相信並讚揚的創意者、反叛者甚至改革者，其實較接近於資本主義理想中企業家精神的實現，亦即，一個能夠鉅細靡遺掌握企業所有資源以實現獲利目標的終極推銷員。賈布斯的耀眼、突出與被神格化，恰好說明了這個社會結構理想中的狀態距離現實有多遙遠，人們又有多服膺於這個幻想，乃至於太容易因為一人的成功就能悠然神往於這個理想之中。不要說刻意忽視結構賦予蘋果壟斷體系的壓迫力量，造成多麼巨大的外部成本負擔；就算是在賈布斯之外，多少自稱領導者的人根本體現不了企業家精神這個幻夢，人們也可以恍作不知，仍然盲於結構的現實，在他死後只懂得追逐流星許下燦爛美好的願望。

賈布斯死了，這個世界失去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優秀推銷員。然而問題卻一直是：就算在一個完美推銷員用盡一生創造呵護的公司周遭，這個結構究竟對你我，對社會帶來什麼好處？

一隻iPhone或一台Macbook Pro絕不是答案，活在推銷員製造的幻夢裡，到頭來終究只能證明自己是個拒絕認清現實又死不悔改的，永遠的老鼠會下線而已。

其實那些並不重要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人在婚姻關係裡若沒有掌控足夠的經濟主導權，則在家庭裡地位必然缺乏保障，男人仍然處於不可置疑的權力高位。當然我們並不需要同意。


因為那其實並不重要。這幾支販賣婚姻關係的廣告無庸置疑地能引起夠多共鳴。必須在最短時間裡撩起最多認同的方式，無非就是訴諸於感受性，讓觀眾朝著影像中的人物標訂認同的向量。

在這裡，我又再次發現了身為生理男性的優勢，倒不是有進入婚姻利用經濟力量宰制女人的意思，而是我可以認出這些臉龐，卻又不必掙扎於到底應不應該演出進步戲碼的困局。

這些臉孔，妳認識，你也認識。我輕易地就認出了這些在片尾如釋重負的笑臉，儘管導演刻意讓她們在獲得快感之後才現出面貌，對我而言要想像她們無法微笑的模樣毫無困難。那些讓妳心疼不已的表情，在微笑時反而更有風雨欲來的陰影。她們自己也明白，卻仍然不斷嘗試，靠想像支撐度過愈努力卻愈艱苦的人生。她們是前線的鬥士，妳只不過是陰暗日子裡微弱的火光，數以萬計的妳散落四處，偶爾散發搖曳的溫暖。但妳不是鬥士們的原鄉。

她們的原鄉在戰場上，那個一切都錯得離譜的所在。妳所認識的字彙在那裡總是瘦弱蒼白，連妳也是。有時候邪惡的念頭升起，會伸手試圖接住一點噴濺的鮮血。或許妳能獲得一點她們的力量？但近乎透明的手什麼也接不到，妳用盡力氣追逐，偶爾碰到一些卻被灼傷。身體的碎屑飄入風中，不斷萎縮，終於蜷曲在沙塵之間，周圍鬥士們低沈而莊嚴的呻吟從未停歇。妳知道她們羨慕你，定期定量，有時妳覺得自己靠乞討她們的妒羨維生。所以才了解鬥士們的羨慕其實也是鄙夷，仰望或輕蔑如此相似，戰場上的重力早已扭曲。妳需要鬥士前來傾瀉一切殘餘的鮮豔。於是當她們蒼白，妳彷彿看到自己；當她們鮮活，妳便在心中哭著送行。倒不是因為不捨，而是因為妳們的命運並無交錯。妳一再拿出自己的溫柔直到風乾皺壞，她們根本毋須與妳爭奪。於是妳不斷在表面演出堅強與脆弱，好像自己真的擁有可以變換的情緒。而妳知道自己根本缺乏被關愛的能耐。

而這正是她們耗盡一切爭取的夢幻。妳這樣告訴自己：我真的沒有想要怪罪她們的意思。然後又更憤恨於這種無謂。鬥士的純真遙不可及，有時妳幻想自己才是那具滾臥沙塵泥塘的身體，卻見不到任何人影。她們究竟在與誰戰鬥？妳沒有記憶，只認識許多在戰場故事裡反覆變幻的形貌。或許記憶還是有的，但那不是敵人，那是一個妳永遠無法忘記，在眾多模糊形貌內裡微微閃爍的核。被迫感到一絲甜蜜之後，又因為眼光所及無邊的傾軋而顫抖。氣息如此虛弱，妳發現自己的搖曳並非全無藉口；暖意一步一步被恐懼侵佔，重力的扭曲扯碎耳唇。看似全世界只有妳才有的輕蔑，其實全世界只有妳才無權擁有。一旦想到這些，便激動藏在心裡的溫柔，狂暴地扒咬，一旦風乾更顯醜惡，此時妳逼自己微笑。容易的困難的文靜的躁動的明朗的陰鬱的沉默的嘶吼的安穩的翻攪的瘋狂的平淡的傾斜的纏夾的懊悔的絕望的。妳突然發現她們需要的也只是一面鏡子，兩面鏡子在彼此之中卻毫無投影只是相遇。妳的邊緣滲出血滴，鬥士兩眼灰白，眼底隱約可見下一次近在眼前的微笑。妳想觸摸那樣可親的惡物，編織一個屬於自己的神話。喉頭有火苗放肆延燒，卻哽住所有聲息。

其實我這樣想，因為這一切都不真實，所以這一切也不重要。其實…

妳知道的，永遠幸福快樂早已成了超真實的詛咒，當它不再發生，整個世界便因此虛假。

【短札】公平讓人受盡委屈

在社會學的基礎課程裡，分辨刻板印象與歧視是一門重要的工夫。但直到獨立研究者的工作中，我們有時都還可以發現將混淆這兩種社會現象的分析，遑論還未受過相關訓練的一般大眾乃至於知識分子。

認定同志等於愛滋病高危險族群，就是典型的刻板印象。圍繞著這個命題的統計解讀與論述，若是不曾反省，也因此容易受到這個現象的汙染。這個命題本身顯然不曾考慮男性同志與女性同志在愛滋病傳染的途徑與比率上的巨大差別，甚至所依據的數字也大有疑問。我始終懷疑公衛界的數字基於某些定義上的過度分割：有婚姻卻曾有過同性性行為的人可能完全被劃歸為同志；同性性行為與邏輯上造成高風險的肛交行為卻不曾分辨：只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同志在統計的分劃裡完全隱身、當然更難在這類數字裡看到指交或拳交等等行為，在邏輯上與愛滋病傳染的相關性有多麼低。

但統計的粗暴很難被視為一個議題，事實上運動團體不但高度倚賴統計數字作為反駁的依據，甚至在行為上也常再現「(男)同志=愛滋(權益)」的感受性相關。這個相關應該是源自於社會對於「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大家大致同意的，佔男同志性行為大宗的肛交在邏輯與實際影響上都形成愛滋傳染有效途徑的這個事實；然而這個緣由彷彿已經從大眾的記憶中隱沒，甚至連堅持愛滋病史等於隱私的人們都不常直接提起。於是當下的社會切片裡我們得以義正辭嚴地說自己沒有歧視，甚至可以指責「同志維權人士」心裡存在歧視才覺得在四處都會被歧視。因此健保卡註記愛滋的問題又被重提，在這次的事件中並且獲得許多支持。

成為近因的事件：器官捐贈者在新竹的醫院完成分割，器官分送多家醫院完成移植之後，各醫院才發現捐贈者是愛滋帶原者。

事件的反應充滿了濃濃的臺灣味：在既有制度的情況下，負責維護制度的機關與負責執行制度的機關互相指責對方的錯。幾個敢講大聲的發言者被捧成英雄，輿論更熱中於檢討台大醫院的「光環」與大家應該站在哪一邊才對，媒體則不停挑起捐贈者的同志身分與家屬歉意，彷彿少數老百姓的冥頑鄉愿才是神聖醫療帝國的最大外患。

只因為一具屍體不曾告知他人自己的愛滋病史，卻被當成醫療疏失的理由，這個事實應可讓我們對台灣醫界的權威性格有一個全新認識的機會。預設一具屍體必然為異性戀者是刻板印象的作用，要求病人必須揭露同性戀情史而非異性戀情史則屬於歧視的範圍。如果器官移植流程必須建立在這些刻板印象與歧視之上，則正是因為我們在醫療流程裡必須考慮社會歧視並與之配合，健保卡註記愛滋病史（或如某些人更進一步建議的在每次就診時都跳出特殊警告視窗）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選項。歧視的存在不可忽視，企圖把這個措施與歧視的日常政治脫勾更是不符邏輯。

但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把整個流程與社會的歧視現象脫勾，則註記愛滋病史（而不特意凸顯）和註記性傾向（而不限於同志）的措施並沒有什麼特別問題。在制度上，阻止同性戀者捐血的措施仍然合法，一種公平的個人病歷註記實在很難說是種錯誤。而關於這個事件的判斷尤其不能取決於感受性的標準，若將愛滋病賦予特殊的道德不可侵犯性，極有可能只是將「疾病的隱喻」轉換為「政治正確的隱喻」，製造新的社會現象給嗜血的社會觀察家們分析而已。

然而現實總是妥協的產物，而我們當下已有的器官捐贈醫療流程正是與「愛滋病史視為隱私不需主動揭露」的規範互補的結果。屍體的愛滋病史一經檢測確定，在器官捐贈的過程中依理會讓相關的移植機關知情，這次事件裡的問題並非是醫院無從得知捐贈者病史，而是在某個環節上的資訊傳遞失效所致。制度執行疏漏卻怪罪於屍體，或要求進一步揭露隱私資訊以建立防呆機制，無論從哪個觀點來看都只是醫療專業權威自我本位的心態導致。將愛滋視為隱私明顯地是由於既存的歧視，如果不與之妥協而只是堅持讓制度只為一種立場服務，是刻意忽視現實的宰制意圖。

處理歧視顯然不是這個社會的拿手項目，部分宗教組織基於遠古神話的譯本而拒絕同性戀者或性自由，甚至企圖推行影響所有人的相關政策，我們卻連對這樣的無知都不曾有太多明確反對的聲音。這個社會使用歧視的唯一政策就像是古代歐洲面對猶太人，平日維持假面的和平，隱忍直到下一次可以怪罪他們的事件為止。受歧視者因此絕不能被捲進任何負面事件，不像努力跟上主流的我們，則隨時可以犯下任何愚蠢的錯誤而總有別人等著負責。

更重要的現象或許是，在這個社會裡堅持歧視的聲音總是更大。只需要隨便一個合理性薄弱道德性強大的藉口，社會總是更願意接納擇「善」固執或只是大聲嚷嚷的個人而非隱埋在現象之下不斷受到日常政治壓迫的群體，甚至連遷怒或失焦的明顯事實也可以略去不計。於是自我感覺嚴肅的當代政治中便充斥這類過激的發言。堅決不讓的態度成為理想的唯一內涵，氣勢也取代邏輯成為我們辨別合理性的最大因素。

只是話說回來，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圍繞其上的各種歧視，與最近關於愛滋病的事件過程和現實面幾乎毫無相關，僅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卸責藉口。討論本身不停失焦，政治上也持續過激。這因此是一輪不曾在現實著根的討論。除非討論本身能夠沈澱成一個獨立的社會事實，否則我們便可悠然期待下一次完全一致或更為退步的事件很快地來到。

【短札】欲休兩日颱風假，吹皺一池孟婆水

突然之間，今年颱風上班不上課的公告成為一個問題。需要上班的家長們氣憤不已，憤怒的程度，應可以這篇文章為代表。這或許是因為地方政府公告太晚，或許是孩子們過完暑假就忘記在家如何獨立生活，或根本就是我的網路視域不夠寬廣導致小題大作；我個人倒是樂觀地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政客的公信早已完全失效，導致以往根本不被視為問題的，如今突然變成焦點。

然而這個問題本身不是問題，不是問題的本身卻又是個問題。

依據相關法規，人事行政局宣布上班與否的權限其實並不及於任何私人單位，只與公教人員有關。也就是說，官員根本沒有被賦予主導私人機關放假與否的權力，因而在制度上根本不需對公教人員以外的家長負責。而在幾年來的改革後，人事行政局的放假消息是以不成文的形態對私人單位產生效力，而這個不成文效力的權責則以交由地方政府首長的方式轉換成政治責任。對於強調依法行政不願負責的政客們而言，這或許是少數得以自我表彰的法外地帶之一。而在規定中，也有明文提及在有家屬需要照顧或無法到達機關的狀況下，可以向單位請家庭照顧假或事後呈報的方式停止上班。在公務人員的制度下，這些法規應當多半得以遂行。

因此這個問題並不是個問題。家長們所針對的政府首長們，就算是透過人事行政局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效力也不及於私人單位。而在公務機關服務的家長則同時具備自行停班的法源與條件。

然而這可以引出背後較為真實的問題，也是唯一較與家長們的憂慮相關的，便是台灣基本勞動條件的現實。在我們遇到爭議時最常引用或爭奪詮釋權的維基百科上，明白列出了關於颱風天宣布放假標準的演進過程。而這每一次的更動，都在一定程度上基於民意而行。然而在交由地方首長決定放假與否之後，改革似乎到此為止。從現在責怪地方首長的狀況看來，這個分而治之的統御手段果然收效甚宏。人民工作與家庭兩端無法照顧的問題，如今變成針對首長是否對市民懷有善意的一場賭注。但是，政府任意決定全國是否隨機產生國定假日的合理性，顯然比不上明文設立法規要求企業主必須在天災時刻准予員工在家照顧來的大。不管是基於人道關懷，甚至訴諸家長民粹也罷，後者才是我們在這個以具文法律為制度依歸的國家裡，面對政府更為有效的訴求。家長為了工作而在颱風天出門，所造成的工傷或家庭可能受到的損失，儘管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可循，顯然也不曾被當作要求員工在天災時刻上班的企業責任。

而且，就算我們回頭假設人事行政局的放假宣告對全台企業行號都有絕對的強制力，上班與上課的分別也是行之久矣。台灣既不是近年來只有這次颱風，勞動者也不是今天才碰到這個問題。但無論白領或藍領，以往針對這個現象最為團結的行為，大概就是四處轉貼不希望未達放假標準的颱風圖片而已。企業主了無責任，政客歡迎大家下注，勞工只有上網時才熱血澎湃。每次颱風來襲，產生的問題不只是土石流，而明擺著是影響所有人生活各層面的重大事件。而我們的選擇也非常明確，就是不停地遺忘，頂多提得起力氣關懷一下死傷人數，或怪罪自己賭桌上的莊家姿態醜陋不討人喜歡。

說到底，這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私下埋怨畢竟對政客構不成太多傷害，選民與首長很快就會一起把它遺忘。然而如果我們能認真面對這個凸顯了法律倚賴道德、權責缺乏歸依、制度徹底失效、勞工毫無意識、企業全無責任等等日常狀態的現象，同時對公共事務多一點有效的關心，或許在喝了今年這一碗孟婆湯之後，仍然能殘存一些往下一步前進的可能性。

我們是否活在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

（圖為法國民族主義政黨國家陣線青年團Front National Jeunesse(FNJ)發言人Julien Rochedy，引自Rue89專訪）

對於異文化移民的歧視與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浪潮；相鄰卻存在歧異的民族主權之間，衝突也愈形激化。「對峙與否」的命題開始成為任何團體間關係的論述總綱，大國政治領袖紛紛揚棄多元主義政策口號，世界開始回溯，並不自限於較早的大熔爐社會觀，而是民主漸進地探索更為原始的社會排除手段。歧視與污名肆無忌憚地進入主流政治，獲取許多國家暴力機關的直接援助，甚且得到不可忽視的選票與論述力量予以支持。

個別行動者也沒有在這股浪潮中缺席。最近受到矚目的事件當然非挪威政治屠殺案莫屬。更早的例子如不停引起伊斯蘭世界憤怒的歐美諷刺漫畫與文學創作、受蓋達組織與全球反恐共同啟發的攻擊行動、甫在台灣出版譯本的「革命將至」作者群因受控陰謀破壞被捕、國際刑警組織資料指出遍佈世界的分離主義暴力事件，乃至於歐美各國針對移民的暴力攻擊。同類型的事件還包括多年前荷蘭極右派領袖被當街槍殺等。

然而除了可稱為對抗的事件之外，或許我們更應該觀看那些發生時不具彼此相抗意涵的壓迫；因為正是這些暴力，激起了名為「抵抗」或「起義」之類，實則貫徹凌駕法則的暴力政治；兩者看似環環對立，卻不難看出彼此相生的事實。以反抗隨時代而來的墮落為名，例如在印度與某些非洲或伊斯蘭國家仍然盛行著殘害女性身體以貫徹傳統的家庭或種姓道德、基督教社群在全球發起反對墮胎與同性戀公民權的運動，這也包括東南亞的排華、威權體制下的造反、富裕國家裡的脫序行為等等在內，以種族或青年集團為中心在所屬國度裡的反秩序騷亂。

以上種種都很有可能被稱為極端主義所造成的結果。而我們似乎也無法否認各別事件受到極端主義影響的面向。然而極端主義這個符號卻透過一系列的事件，向我們展示它作為與仇恨並非相對，實為相生的重要質素－－仇恨凝聚了極端主義式的思考，而其產生的行動也為反向的仇恨提供足夠的滋養，進一步刺激對立的感受性與相應的知識秩序。也因此極端主義並非一種可以藉由某些手段予以消除之物：夸談消滅極端主義必然是個錯誤，除非我們能消除一切人類社會中呈現為壓迫的事實或論述。壓迫可以立基於任何事實或事實的排列組合之上；而當壓迫被認知而存在時，要求改正的力量必然會產生；可被認知的壓迫或許能經由偽意識或政治議程予以轉移，但在那樣的手段中必然包含另一種關於壓迫的認知。而凡壓迫存在之處，要求改正的力量一旦出現，卻由於受到忽略或制度慣性等等原因而得不到回應，不難想像會出現以行動企圖改變世界的個體。一旦在個體的政治議程中，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落後於反抗壓迫的動力，極端主義驅動的行為就此誕生。而從上面既有的例子可以發現，個別行動者的力量很容易就能讓自己的聲音被世界聽見。若這樣的行為還不足夠，個體行為會提升為集體的騷亂，尚能忍受的齰齷也會擴大成造成直接傷害的攻擊性行動。

我們使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極端主義？這個問題本身其實無關宏旨，但針對問題產生的個別回應則非常重要。人類歷史中連綿不絕的對抗現象已經一再提醒我們，每個人在單一事件裡會持有彼此不同的標準，而意義也會在事件的發生及其前後時間不斷流動；對抗本身不過是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現象之一，同時就算相關各方能集結形成短暫的對立陣營，也會在事件的不同階段裡持續碎裂，直到最後達成彼此威脅的恐怖平衡或沒有任何值得對抗的目標為止。

那麼，我們真的活在一個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裡嗎？

今天的世界裡，極端主義再也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辨識的主題。除了聚焦於個別事件中隨時可能迸現的微型極端主義元素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去認識我們所屬的社會中，是什麼培養出了這些元素與現象，以及自己應當如何面對這些內含於結構的元素。最基本的認知可能是：在自由世界的理念型裡，極端主義存在的可能性原本就不能抹消。從這個認知出發，較好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決定將極端主義視為如犯罪行為一般，不應抹消掩飾但需明確規範的不可欲之物？相對於這個問題，當下社會面對極端主義的方式：在思索與形成階段虛意放行暗中監控，事件發生後才任其引發一再自我重覆的反省檢討，毋寧只是鄉愿而表面的。這種態度自然也直接影響到只在感受性上反對極端主義這個符號的人們，僅在被辨識為極端主義的所在予以反對，卻不願直接認知四處萌生的片段元素。極端主義的符號於是被掏空，成為語言遊戲的人質。而我們也因此失去了進一步追索極端主義元素的能力，反省只能指向由權力所選取標定的對象，語言戲局受控於其他政治基礎，而非源自理解極端主義的旨趣。權力所需之處，極端主義的思想與特質仍然是可欲的。

如此一來，並非極端主義擴張而盛行，而是體制將極端主義的效果收編為政治立場的工具之一。由於這樣的需求，辨識極端主義的詮釋權因而成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極左或極右的語言符號恣意飄散在主流政治場域裡，有時或許正確地標示出極端思想的事實，更多時候只是向我們提示發言者本身的立場何在。這個符號作為有效工具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極端主義的符號不僅成為可欲，有時更成為政治發言中唯一有力的宣稱。欲求著符號現身的權力於是大量散佈這個空虛的符指，符號本身殘存的政治力量則激起不同立場者加入散佈者的行列。就在我們認定自己無畏地搜索極端主義以完成良善公民的職責之處，被掏空的符號反過來蛻變為宰制權力的使者，失去標準的意義也不再能用來錨定任何相關的事實，而只是暗示我們「權力在此作用」的修辭句讀。

或許在可見的將來，極端主義的力量果將崛起而稱霸一方。然而在那個時刻，我們應當反省的不會是為何沒有足夠辨識這個威脅的知識，而是我們如何一同努力，培養起這個邏輯上必然自我成就的結局。

不公平地看待北市府與google之間關於軟體銷售的爭議

圖片引用網頁

在google將android market付費部分關閉之後，台灣的網路上一如往常，瞬間充滿彼此不相容的謠言和根據謠言而來的反射動作，事後也只有少數人嘗試去把大家都宣稱自己最重視的真相提出來對照。整個事件像是劣質燈泡，亮了幾天之後便只剩下紅色燈絲苟延殘喘，造就網路經濟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長尾效應。


台北市政府依照據說是跟不上時代，無法對應網路應用軟體銷售的消保法規，要求網路購物廠商對消費者提供七日內無條件退費的服務。多數公司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例如PCHOME仍然保留軟體拆封後不得無條件退貨的標準；手機應用軟體部分，蘋果也宣稱配合，但沒有跡象顯示將會改變原來在三十日內由使用者提交理由給蘋果審核是否退款的政策；而只因為google選擇由律師表明不願改變全球通行策略，並關閉在台灣的付費軟體搜尋通道，北市府因此對google開罰，才引起廣泛的注意。

台北市政府所引用的消保法是這樣規定的：

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郵購或訪問買賣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約定無效

郵購買賣：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

另一方面，在效率等於選舉作秀的立法院裡，則躺著一部修改後的消保法規草案。其中的相關條文有：

遠距通訊交易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得於受領給付後七日內，退回所受領之給付或以遠距通訊工具通知企業經營者之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但消費者於締約前已檢視交易客體者，不適用之。

遠距通訊交易之客體為下列各款之ㄧ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刪節）==

六、業經消費者啟封之影音產品或電腦軟體

這是台灣法律的現狀，但似乎很難成為網路言論立場的根據，只是鬥嘴鼓時好用的工具箱。依據同樣的工具箱邏輯，任何未經檢視的事實和幽微深刻的反射式輿論都可以收集以為己用。眾人把持著各自的位置與觀點，將論述工作的能量都花在說法的雕琢上，藉以應付謠言作為事實的風險。其中較為經典的例子之一是「北市府自以為是的動作讓蘋果的退費期間從三十天縮短成七天」這條試圖諷刺的說法。句子本身造成的共感效果如此強烈，氣度如此恢宏，若想要提出消保法要求的其實是無條件退費等等冗長瑣碎的分辨，在眾聲喧嘩的的力量跟前，卻顯得如此軟弱蒼白。

如果說當代社會分析無法逃避的兩大惡魔，一是政府、二是企業，或許這個對立背後影射的左右政治鬥爭已經愈形遙遠，而以往呼籲人民選擇一個敵人的傳統，現在更加上自己必須將某個朋友內化的要求。所謂「與xx站在同一邊」的聲稱，不再只是公共場域裡冷冰冰的輿論對象，而因此平添了幾分鄰里宗族的親切。這種擬血緣的熱烈情感遍及於一切輿論觸及的所在。乃至連北市法規會都發佈了顯示為心緒澎湃不已的新聞稿，指責google踰越情理法度，市府大義不容受辱，必會針對跨國網路巨擘處以百萬罰款，以主動捍衛廣大消費者天賦法定真權之類的良心發言。我個人非常樂於見到這類肉麻的公眾求愛宣言受到廣大人民的忽視乃至於輕蔑，但是卻不無驚訝地發現消費者們似乎多數都願意無條件接受軟體企業的任何銷售條件。無論是要求文字申覆又完整保留審核權力的蘋果，或設定購買後十五分鐘之內必須決定是否合用的google，都似乎只因為冗長無人閱讀的使用者條款裡明文寫著相關規定就等於徹底合理，令人懷疑台灣法律是否已經落後到無法跟上古老政治契約論的時代：沒有使用者參與設立的使用者條款，位階似乎遠高於這個擬民主國家的擬民選國會通過的法律。一切都如此和諧有序。

事實是，雙方都是企圖從大眾身上吸取最大利益的團體。在以原則為基礎的討論裡明顯忽視這個條件，只是不停表達與擬血親之間的熱情或敵意，自然是很荒謬的。

當然許多討論裡還是有涉及到一些理性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卻總是碰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google的十五分鐘太短，台灣法律的七天太長，是否最終還是要決定一個時間，這個時間又是否適合交給國家來決定？第二個問題較少看到討論，似乎只有少數希望師法自然回到叢林的使用者認為消費者完全不需要國家法規的保障。而對於第一個問題，譬如在這串比較密集的討論裡，使用者們不但眾說紛紜，尚且沒有人能提到一個用來設定時間限制的明確標準。同樣的理由可能導向不同的時間限制，增加某些條款之後也有可能改變情況。與中文討論類似，這裡的使用者也貼心地幫廠商與開發者構想了如濫用監督機制等用以解決可能損失的問題。消費者親近廠商而協助提防其他消費者的故事，就像某些勞工親近資方、某些子民親近獨裁者一樣，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見到，不只存在於此。

於是就談到了道德風險的問題。並不意外地，幾乎所有理性公民都正確地意識到了任何制度必然有人濫用的問題，同樣的人們之間也有相當一部份展現出對於十五分鐘必然足以完整測試任何應用程式，或開發者對使用者必然有無盡善意的信心，不認為這些團體事實上濫用了一般人的法律知識障礙與相對封閉系統的優勢，在這裡大幅度地降低了網路平台企業的風險與手段複雜程度，放鬆企業的責任，相對地消費者的行為範圍自然就會跟著緊縮。狀況有點類似音樂產業或出版產業，企業綁架的並非消費者而是創作者，而世界也很快地認同了以綁架為結盟的擬現實。

為了增強自己論點基礎的表象，倚賴俯拾即是的例子，效果也終歸有限，頂多只能加以詮釋卻很難作為證據。無論是台灣其他平台企業如何陽奉陰違、開發商如何擔憂大眾的濫用，或是大賣場如何連食物都無條件退貨，亞馬遜的電子書也有七天無條件退款等等…這所有例子由於都有反例的存在，早應該全部宣告無效；事實上就算沒有反例，我也不能理解為什麼只是有人這麼做了就是作法完全合理的證明。如果我們真的接受了這個原則，所謂的道德危機從定義上便是許多人做過的事情，那麼就算讓國家破產跨國企業倒閉也完全不該是危機，而只應是被誤解的民間傳統而已。前面的警告與後面的擔憂，理當會彼此解消才對。

我可以理解親近google等資訊企業而非台北市政府的原因。雖然北市府握有龐大的權力，畢竟不像google那樣掌握每個人的重要隱密資訊。而如果選擇不相信google，不但要在資訊時代付出重大的存在主義上的代價，比起不信任北市府而產生的危機感更是相去不可道里計。但如果在純粹談到消費者權益的時候還要在兩者之間選邊站，最多也只能說是表現出背叛自己以成就別人的高尚德性，然而與此同時卻也背叛了與自己相似的整個群體。至北市府開罰為止，我所見到的網路討論絕大多數都傾向對兩者進行道德判斷，似乎沒有太多人在意以法律保護消費者這個行為，正是在否定企業所希望的，與個人之間契約具有無限權力、拿個人的自由意志作為企業開脫惡行藉口，以及拿少部分人的行為進行全面權利限縮等等對商品經濟的期許。法律當然是流動的，但是以消費者利益出發修正或以企業利益出發修正就有極大的不同。

這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稱指涉的陰魂仍然揮之不去。這並不是在宣稱語言有可能消除所有全稱用法，而是在舉例說明全稱指涉可能會造成什麼問題，或在現實裡，只有部分揭露的全稱指涉如何存在，以及社會的想像與體制如何必然包含相關效應：

發現消保法對郵購商品的概括無法顧及數位商品、卻沒有意識到數位商品也涵蓋太多不同情況；發現數位商品不是每個都適用十五分鐘猶豫期、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仍然將眾多商品開發者的獲利模式視為完全一致；發現法律可能無法適應最新的商業模式、卻沒有意識到法律不得不在全稱指涉的原則狀態下存在；發現法律與全稱指涉的關係、卻沒有意識到在原則對抗的層次上自己正一再肯定由企業制定的遊戲規則...

然後我們開始質疑：這樣公平嗎？但是我們卻難以提出能明確判別公平性的標準，也無法在非常類似的商品販賣機制之間如此巨大的使用條款落差之下，去說明這些企業如何受到某種自然條款的限制因而衍生出彼此不同的生存法則…我們在提及公平性的同時，採用的正是生活世界裡以感受性為基礎的聲明方式。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聲明卻被用來維護專業世界的內部倫理與遊戲規則，而非以其所從出的大眾立場思考。如此一來，生活世界再無抵禦機制可言，這條原則的喪失，可能比消費者保護法徹底廢除之類的後果要更為嚴重。

一如各界的殷殷期盼，歐盟議會在今年六月底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消費者保護法令。其中特別關於遠端購物的規定，認為消費者必須獲得足夠的資訊，並在遠端成交的狀況下擁有十四天的無條件退換權。實際條文定本似乎還未上網，但在說明裡，這部份的法律特別提到：

排除於解約權外的，例如，雜誌（此處不計訂閱合約）、租車、機票與旅店預定、迅速過期或腐敗的商品如食品或花卉，以及客製化的商品，例如量身訂做的套裝或特別打造的咖啡桌等

數位商品，如音樂、電影或軟體程式，也同樣被排除於解約權外。該次銷售將從下載開始的那一刻起便視為不可回復

這是歐盟最新的規定，也是經年累月深藏於立院，等待與主人相逢以統御消費社會的消保法修正草案立法精神。從這類條文開始，我們便不必再談論任何猶豫期「應當」有的限制，因為這道阻擋在我們與開發者之間的高牆就要因此而倒下了。從今開始，任何數位商品的猶豫期規定全都是企業的恩賜，我不知道往後還會再發生多少次例如蘋果FCPX等第一代產品出貨即災難需要長久集體行動才有回應的狀況、或android market因為企業內部決策而無預警刻意下架的事件；但我相信無論是從消費者保障法規在這個領域的真空、大眾與貼身服務提供商零距離互動產生的革命情誼與擬血親關係，或樂於接受一切企業制定條款的消費者與開發者來看，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最終倚靠的便是企業看似無邊無際的善意。我個人從來不相信利益相關團體的善意，只是或許在當下，這條原則對我們而言已經不再重要了。

相關文章摘選：

笨蛋！問題根本不是那七天！談北市府與Google的消保法爭議

關於臺北市政府與Google在數位內容上爭議之我見

北市府法規委員會葉慶元狗官的傲慢！

從 Google 不賣台灣人 Android Market 軟體談起

Google下架軟體、北市罰重金對槓，誰來回應消費者與開發者？

[轉]Google和台北市政府的鬥爭：傷的是願意付費的消費者和願意出力的開發者

消保法的過時與不完整 - App七天內可退錢，那電子書，音樂，電影也都可以看完再退囉

【短札】性。謊言。反解放。

1. 我們尊重且不歧視個人之性別傾向，但是反對在國中小教育階段中，加入多元情慾、多元家庭、多元婚姻之教材。
2. 立即停止發放現行不當的教師資源手冊教案、教材至全國中小學、停止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並重新編輯。
3. 重新編輯時，應以相當的篇幅納入「不同於性解放概念」的性別教育之論述。性別教育專家不能只含括單一觀點者，並應邀請家長、青少年兒童心理發展學者，以及生命教育、品格教育、課程專家以及倫理議題方面之專業人士參與。
4. 至於解決性別歧視／霸凌、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刻板印象的現實問題，應更積極的落實教導生命教育、品格教育與合宜的性教育，而非只是消極於教導性解放、安全性行為及同志教育。

－台灣真愛聯盟官方網站，「我們的訴求」

「真愛聯盟」有計畫地發動教會組織，進行了一個「反對教育部在國小、國中性別平等教育中鼓勵性解放」的連署，並且宣稱已有八萬人加入連署。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意見表達而已，而是一個有計畫的抹黑栽贓並藉此擴大保守教會對公共政策影響力的行動，其目標與規模就是一個反同大作戰！

－【給同志社群及關心多元價值的朋友】

看清局勢變化，行動！不要再沈默（by 喀飛）

台灣應該是高度民主化了，以往只在於各大政治勢力之間拷貝吸納彼此宣傳策略的手段，已經（疑似在美國淋漓盡致的文化戰爭表演影響下）迅速而持續地往民間社會擴張。正是在自由化（或稱解放）的社會條件下，以往抱持萬世一系道德信念的人們突然發現社會將要往自己不熟悉的方向變遷，權威地位即將不保，這些人們很自然地會傾向認為以往持有的權威必然會經由機制或陰謀而被別人奪走，於是鎖定敵人加以打擊便成為他們自我召喚與鞏固核心的必然方案。

經過多年努力好不容易集結足夠能量與知識的性學，終於能夠進入國家教育政策機構建言，卻在獲得實施之際遭到另股力量的集結抵抗，在不同的社會層次上，與保守團體其實有著相去不遠的困境和反應。從各方反應看來，我們恐怕也不能輕易排除各為其主的態度已經開始讓這個表面現象生根固著成論述事件的核心。從這個角度，「台灣真愛聯盟」的認定裡看似最糟糕的「性別平等教育=性解放一言堂」便反而成為最有效的論述之一。由性別團體明白指出的諸多謊言與扭曲，因此不只是基於極端立場而造就的誤讀，更是有意形塑並與此相生的強化手段，在斧鑿痕跡最深之處，近似於某些論述裡會使用的誤讀策略，其中保守團體本身所缺乏的弱勢立場基礎，則必須以這些謊言和失勢的危機感加以補充。

性事的確是當代社會最為複雜的輿論議題之一。在某個理論高度上我們理解到性的壓迫與解放在社會結構中呈現雙生的結構，然而在實際的運動操作裡，壓迫卻不可能自然地產生反抗，而必須經由人為操作產生，而過度將理論視作自然道理的結果，便是忽視一個無法產生足夠反抗能量的社會絕對是有可能的。當代高度發展的文化戰爭策略已經將這個理論的裂隙擴張至極大，導致謊言成為日常風景，而所有論述的邊際殘餘都可能經由各種手段而生根固化成為社會事實的核心，當代的社會早已不在乎作為謊言的謊言，而只關照能夠有效催化敵手能量的謊言，以致於這些錯誤成為唯一能夠催化輿論的啟始點，事件不得不只好圍繞著它們而展開。

到此為止一直沒有提到的進步價值，某種程度上其實已經在現狀中成為次要因素。目前公共社會達成的共識，似乎就只是標準化的公關技巧能夠獲取大眾信賴這一點而已，就算是不願意相信公關技巧的人，也亟願將之視為影響力無可置疑的公定標準。「進步」的符號在經過對手的有效弱化、體制的吸納收編與持有者的自我癱瘓之後，甚至已無力反對最基本而簡化的價值相對論調。這當然也間接帶動了文化戰爭的興起，最保守的論述因此得以脫離被進步捻滅的宿命，而以重新創作的面貌成為某種必須保存的文化資產。

如此而我們還有什麼意識的解放可言？除了某些最基礎的現實（例如世上存在同性生物性交這件事）在被發現之後就難以動搖，其他一切認識與辯證內容都失去了加以改造的正當性，僅剩下菁英群體中推動改革者的政治操演能耐，這從倡議廢除死刑者一再強調世界各國都是從政界推動人民認同的事實時就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以我個人的立場與理解的事實而言，所謂性解放，究其根本只是朝著承認既有現象而不強制改變的基本人權價值而去；然而對於某些立場，特別是習於將社會置於隨意制定的道德規範下的那些（譬如宗教），在語言核心規定一套讓社會能「更好地運作」的價值，或許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就像我們至今無法切實地想像一種能脫離所有體制運作的政治一樣，對某些人而言，解放的目標永遠只是無比遙遠的夢想而已。

而在這樣激化的狀態下，我們更無法意識到，解放本就是動態的過程，是前往下一個現狀集結點的進行曲。屆時的狀態必仍多元、異質並彼此衝突；明天的解放目標，也終會讓今天的狀態成為保守的價值。我們所有的選擇，或許只剩下在今天結束時盡可能地少留下謊言，誠懇地指出自己意想中的方向，以免在下一階段的解放論述裡留下太多荒謬的足跡，期待日後災難的火光裡不要映出太多自己的身影。

【短札】衣櫃裡的風景

關於施明德最近引起爭議的發言，這裡有一則稍嫌為完整的報導。

之所以引用較為完整的報導，是因為這裡面比較能顯出事件中最大的問題，即是「個人性向是影響政治判斷的非理性因素」這個預設。在這個說法下，本次事件與日前指涉馬英九與男藝人性交的「巧克力光碟」事件在表現層次上有所不同。後者接續台灣常見將「揭露」邊緣性事視為貶損對方人格與展現自我氣概的擬荷爾蒙效應，前者則拽引出更多層次的問題。

長期以來，同志議題與主流政治的關係一向曖昧不明。個人的宗教傾向、政治信仰、國族意識等屬性常常具備正面而可欲的政治效果，然而性身分、性議題與性認同則通常介於可討論與不可討論的領域之間。以同志議題為例，在直觀層次上就有是否恐同的問題，而對同志友善的態度反向激發出同志亡國或愛滋天譴等等論述，相對地恐同情緒也讓露骨表達的刺激效應更為高漲。從身體政治與身體美學的對比來看，個人在性場域的一切自我操演，都會同時在政治的目的性以及美學的感受性上產生效果。而相對於當代政治議題在公共領域裡通常摒除「不可討論」的選項，性事勾引出來的慾望一方面趨向公開化，但同時也有朝向隱密化的強大拉力。繼續推演下去，「可說的性事」至少包含了宣傳理念、自我肯定或敘事療法等等；「不可說的性事」也有自我檢禁、逃避壓迫或只是印象整飭等等旨趣。

性事的問題如此複雜，甚至連說與不說都存在著單一政治論述無法同時解決的問題。針對其他議題的單純政治宣示都已是問題叢生，可以想像在此處必然產生更多複雜的狀況。這一次引起的爭議當中，最糟糕的反應當是絕不可能自圓其說的簡化邏輯。例如某些婦女團體認為絕對不可要求表露性傾向的說法，就不是一種可欲的立場。這不僅反對我認為在政治上有意義也必須表述的意識型態與認同連結，同樣的婦女團體在提出男性集團共謀阻礙女性參與等等論調時也從根本上與之扞挌；而認為要求同志出櫃會一致壓迫單身女性的從政空間，則不只是錯誤地宣傳唯有女性在單身時性向才會受到質疑的想像，更幫同志加上了難以認定為隱私的「個人婚姻狀態」這麼一個政治位置歧異的盟友。

回到上面的問題，關於「個人性向是影響政治判斷的非理性因素」這個預設，若單純放在性事的原始框架裡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荒謬，但若把「性向」代換成「認同」，語言效果就會變得模糊。將性認同與其他政治認同混為一談，同時徹底忽視認同與社會因素交互作用才得以形成政治姿態的事實，很有可能便是施明德與部分婦女運動團體在爭議中之所以發言錯謬的根源。認同為同志的身體，更有可能深入認識同志社群；而對同志社群的認識，也更有可能帶來平等對待同性戀與異性戀等性向的態度。這不能以宣示加以抹消，甚且有可能是某些社會成員疑慮的來源之一，而必須直接面對。雖然在實踐上可能有所限制，我仍然同意某些觀點認為倘若能將性事日常化，性傾向去禁忌化，便能從根本解決與這次爭議類似的問題；而在當下的社會，將性立場的政治優先性置於性傾向之前也是個好主意，因為儘管兩者之間有所關連，不同的指稱仍然具有提起不同符號比重的效果。另一方面，關於把爭議延伸到逼迫政客將惡化青少年處境等說法，我一時無法參透，或許只是用霸凌符號進行串連的行動而已，就先按下不表。只是採用逼迫、霸凌等等字眼，似乎有點誇大了施明德本人相對於蔡英文的權力位置。這是婦女運動聲明中預設強化男女位置必然性的常見問題，與同志認同連結時，同樣誇大了兩者間權力位置的平等性，也不必做過多敘述。

爭議裡的這個面向，讓我想到施明德上一次涉入爭論的景美人權園區作品事件。以我當時的認識，陳嘉君與施明德對游文富作品強力批判，以及後來予以破壞的事件皆屬於同一框架下的創作行為。施明德在這次爭議裡的角色正好相反：既自認為帶著善意發言，宣稱自己對同志友善，卻又展現出對於同志政治的議題狀態毫無意識，稱為對政治化的刻意無知也不為過。或許這進一步證實了施明德在內心深處其實一直自視為行動創作者，企圖以整個社會為對象予以衝擊的手段來發言。某種程度上，我能夠理解個人在政客角色上無知，在創作者角色上以激烈手段衝撞一切框架的狀態。然而相對於性別認同與政治意見之間較為間接的關聯性，作為政客的施明德對於角色的操作顯然激起對社會影響更為直接的效應。這樣說來，若要我們果真無視於政客施明德的政治盲目，創作者施明德理當及早出櫃，畢竟他仍然需要回應自己的論點：若是不能忠於身體，又怎麼知道會不會忠於人民、忠於國家？

【災難 非禮勿視】操作說明

有鑑於本部落格居高不下的彈出率與虛無飄渺的平均閱讀時間，特提供這篇針對【災難 非禮勿視】提供的操作方式說明。使用時請先連結原文，並依循下述文字引導進行閱讀。

（圖一：請於新視窗展開本圖，配合各部分標示服用）

影片說明：
由日本創作者創作的動畫，以兒童為目標群眾，在震災後幾天內就發佈。某方面而言，這部動畫也是日本媒體（特別是公營的NHK）面對震災反應的縮影，將民眾幼稚化，災害後果平淡化，事先切割嚴重的後果，忽略整體問題轉而投注於英雄化的努力。

標題與文首段落：
文章標題靈感來自這則訊息中日本工人將政府比喻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三隻猴子。媒體與資源的關注不需多言，政府對於救災的拖延近來已有極多的報導，這裡是一篇外電翻譯文以及綜合報導，另外也可見台灣記者的現場直擊。搜尋外文媒體的專題報導則可見到更多。


第一部分「紅色」：（關鍵字：災難、消逝）

「對於苦難的單純描述很難直接連結上某種集體困境」「災後第一時間出現的判斷，通常不會基於足夠的現象資訊，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成見與經驗...受限於時間而造成參考對象不足...媒體與政客每次災難過後一頭熱的所謂檢討反思...無法...反省...短線操作...遑論...改變」「一切都將迅速地消逝...記憶...繼起的奇觀...提起誇大的線索...改寫語言和詞彙的意義」

第一階段的報導，最有代表性的應該就是當期新新聞週刊的封面。這只不過是基於台灣社會面對日本社會時所一直持有的成見，任何的深究也只不過是基於這樣的先見進行，相對狹窄。除了本文的批評之外，另外也可參考兩篇文章：別當日本「文明」的奴隸與能不能至少讓我們學到這些。就我的立場，這些文字不僅具有平衡分析報導的功能，或許也是讓我們能夠反省自己反應太快，以及太過相信成見的問題。但是前一篇文章中對「進步」成見表達徹底否決的態度使得天災超越制度的認識無法建立，與後一篇中對於日本既已建立的「制度」仍然抱持相當信心的態度，都與本文立場有一點不同。至於這次災害後比較重要對台灣媒體的批評，可以這篇文章為代表。然而這類立場卻難以處理應如何面對媒體處理災難報導的兩面性。

======分隔線：但是======

第二部分「藍色」：（關鍵字：比較、結構、體制、政府）

「比較...不是那麼重要」「當代社會...剝奪...個人之間的連帶與信任...增強對遠方...賦予信任的需要...影響...觀感與行動...掌控的...累積信任資本...逃避...危機」「日本政府...遮掩...負面表現...台灣...贊許...效率與能量...只不過是種賭注...啟動...解釋」

承接上段，說明若是利用全稱式的敘述來加以評論，便很容易出現明顯的問題。這一段文字開始試著處理這個問題的樣貌，並且提出信任的問題。並利用文中「災變初期的新聞禁制、公有媒體的單調無聲、記者會上的公關斧鑿、凸顯英雄事蹟轉移注意等等，都發生了遮掩諸如政府與自衛隊指揮分裂、政府反應遲緩、核電廠公司隱瞞事實、動員與運輸失能，乃至於官僚作業拖延卸責等等等等負面表現」（註：無連結的事件訊息來源可參見上文參考資料）都無法影響我們的先見，強調上文提到的分析。

======分隔線：而且======

第三部分「綠色」：（關鍵字：民族性、信仰、典範）

「就...對岸...辯護...無涉事實只涉成見的判斷...加速...消逝」「台灣...贊許...日本...民族性...神話...信仰...全稱...反應都告消逝...災區以外...無限擴張...抗衡...竟只...過度冷漠」「日本國內完善的預警系統與日常訓練被一再提起，不提故事只通報災變的公有媒體被認為典範...被天災超越...還認定是高素質...媒體...難以理解」

網路上隨處都可搜尋到為當時中國震災的政府措施辯護或美化的文章，本段希望能引起讀者對汶川地震時的記憶，正確地說，是記起自身的遺忘，很顯然地，如果記憶管用，很多人在兩次震災之間對於政府行政措施的細節等等態度並不一致。而這裡說的是，這種不一致本身最大的問題是顯露並加強了批評與批評對象之間對不上線的錯位效應，以這種態度面對災難，則災難便不成災難，將會很快地在偏離主題的思考與針鋒相對之間被遺忘。另外在段尾也開始提到被災難超越的防護措施仍被認為應該效法的問題。

======分隔線：接著======

第四部分「黃色」：（關鍵字：信心、反核、批判）

「日本人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大幅喪失...反核...只有數百人...台灣...能募集到數量不只於此的志願者」「若...刻意遮掩...不願質疑...當成...維護社會穩定...藉口...制度...失能...果真敬仰...以信任體制為優先的群眾嗎？」「台灣...同樣...被要求遺忘...熟悉...批判...卻浮現...社會心理因素」

上文中的參考資料都可看出日本人的信心喪失的問題，可惜主要是西方媒體才在這裡著墨較深。這裡開始敘述台灣反核遊行的事件與爭議，可以參閱這篇文章，爭議的部分則可從這兩篇文章[1][2]開始，前者標題是本文第二段小標的來源。關於日本反核遊行，我最初的訊息是在三月二十日有數百人的遊行，但根據其他來源則有超過千人。原文用「數百人」只是提個較不精確的數字。

在這裡的兩段影片顯示出媒體效果與災難超越周全防護措施的象徵。我們從第二段影片中原先漫不經心的日人到片後半時的情緒轉變，以及更多仗著高堤靠山仍然在街上川流不息的車輛行人可以見到信賴本身的不可信賴，從媒體早期播送的畫面之差異則可見到媒體處理災難新聞時的態度。

======分隔線：政治======

第五部分「紫色」：（關鍵字：核災、體制、依法行政）

「福島...核災...縮影...無法解決...矯飾太平...激起...廣泛質疑...台灣...先見...忽略...相似性」「對...體制...信賴...過度讚揚...期待...長治久安的體制...為了...烏托邦破損而不滿...卻又願意...為了體制而辯護」「為體制辯護的行為跨越了一切政治光譜而存在...一日不脫離對於體制的真誠信任...無法解決任何風險克服體制的失能危機...接受當下許多違失的...形象」

台灣在震災初期很快地表現出對於日本體制與人民高度信賴的態度，直到近期在大量負面訊息出現的狀況下，仍然不吝重複類似的成見，就核電問題而言，無論正方或反方皆然。至於提出馬政府慣用的「依法行政」論述，是為了進一步說明「對於體制的信任」不僅是對於政客或政府的信任，而更是戮力維護結構現狀的態度，以及相信某種依循理念運作的結構即將到來的信念，以及在此信念裡相信自己有可能再也不必受政治纏擾，傳統社會學能輕易認定為「中產階級的安逸妄想」的態度。而這對於近未來烏托邦的堅信，就像是台灣政治歷史上一再發生地，很容易便能讓信仰者忽略當下必須批評的現實。

======分隔線：批評======

第六部分「橘色」：（關鍵字：政黨勢力、權力）

「反核...爭議...與政黨勢力結合...削弱...能量...忽略了將反核排在政治議程前端的人終究尚屬少數...某些成員隨時可以因為其他議程而放棄反核...緊密結合...有害而無利」「急著與政黨體制結合，並不是反核運動中某些團體專有的現象...為什麼自己總是隨時擺好被統治的姿態？」

首先附上民進黨執政時期核四復工的行政院長聲明，另外則是一篇關於歷史與現狀的評論。這個部分與原文最相關的是聲明中提到「行政院一貫主張的『非核家園』，終於也得到立法院在通過決議提案中，給予認同」。某些認為「環保團體背叛民進黨導致反核功敗垂成」的誇張言論，在這裡恐怕要面對我們是否也要說，儘管國民黨長期擁核，但因為這個決議而仍然可以認識為反核陣線一員的問題。我始終認為，如果沒有辦法認識到台灣的兩大主流政黨早已成為不能以理念為出發點加以認識的政治集團，那麼所有對台灣政治的認識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其中帶來的偏執和盲目等現象早已層出不窮，相關討論可見我的其他文章。

另外，關於原文敘述中婦女、工人、國族等社運與國家和政黨結合的問題，不容易找到簡單的解說文字，讀者可以自行搜尋。

======分隔線：結語======

第七部分「桃色」：（關鍵字：反省、視野）

「政客的承諾原本就不必持續...運動...理念並不能停滯...重新思考...信任的依據...反核運動...保持...對於過度信任加以反省的能量...拒絕以過度信任來抹消風險...直面...現實」「或許當代世界...藉由...信任而得以建構...等等行為...不同的視野...得以形塑未來的實踐」

由作者再來解釋自己的結語會形成恐怖的無止盡迴圈，這裡不再外加敘述。

災難，非禮勿視

3月15日上傳的動畫「おなかがいたくなった原発くん」中文翻譯後再上傳，片中提到的蔬菜與魚類污染在一週後由日本官方證實存在。

在海嘯震災侵襲日本東北地區之後，大量的資源與關注在全球通訊網絡的催化下注入災區，但對於災區與災民的定義卻似乎顯得有些混亂，對於基本事實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一個現象可以借鏡：災後數日，某些地方的道路或記者線搶通之後，資源還是沒有運到，倖存的災民若非自力救濟便是無助地病死。


災難的消逝

如今的狀況，在外界的我們也不大確知，或許有些人像我覺得這種現象極端重要，但是對於媒體而言並沒有逐日通報的價值。我們只是在幾日間看到單單一次個體的苦難，而對於苦難的單純描述很難直接連結上某種集體困境，於是我們也只能各自尋求判讀足夠的訊息。

這樣的情況下，災後第一時間出現的判斷，通常不會基於足夠的現象資訊，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成見與經驗。比較重要的或許是，對於這些判斷的觀點也會同時受限於時間而造成參考對象不足；若是缺乏進一步的反省或異見，這些判斷與回應多半只能維護原有的意識結構，大致上不會對社會進步產生任何功效。台灣社會對於日本官僚體制效率與人民自制隱忍現象的崇拜，以及媒體與政客每次災難過後一頭熱的所謂檢討反思，很可能就是因為自陷於無法持續的短期行動裡，所以最多只能期待某條需要已久的法律進入議程，無法處理較為廣泛的結構檢討或體制反省，甚至連塑造規範或共識的過程與結果都不得不充滿短線操作的痕跡，遑論對社會事實造成足夠深入的改變。

這種無法持續的行動模式，註定除了千瘡百孔的規範之外，包括記憶、經驗、認知等等隨意堆積擺放的一切都將迅速地消逝。唯一的記憶方式只剩下不斷地被動等待或主動創造出繼起的奇觀，或費盡心思地在不甚相關的所在提起誇大的線索，或生硬地在一切事物之上強加氣味彷彿的警句。於是，受到深層心理因素影響的隨制語言四處萌生，在政治場域裡不斷改寫語言和詞彙的意義連結，可能便是這類操作唯一足以持續的產物。

從這裡看起來，比較台日媒體的冷靜與激動、單純或雜亂，主張台日群眾的守序或自私、冷漠或熱心，甚至對照台日官僚的效率或無知、專業或民粹等等，似乎都不是那麼重要。這種隨意的全稱方式不僅無論如何都必不可能表達全貌，更重要的是它會不斷引導我們得出缺乏意義的判斷，進一步污染我們為了往後所累積的經驗。

還不只如此。當代社會的運作狀態，不斷剝奪日常生活裡相遇個人之間的連帶與信任，但卻大幅度地增強對遠方個體－－特別是佔有權力位置的個體－－賦予信任的需要。於是我們對於生活裡認識或不認識的個人難以相信，對於遠方掌握資源的人卻願意投入熱烈的信任。這當然會直接影響我們對於結構的觀感與行動。掌控論述訊息或政治經濟權力的個人或組織因而得以投資並迅速累積信任資本，另一方面也傾向利用所獲取的資源盡力逃避信任破滅的危機。政府與政客如是，媒體如是，學者專家如是，名人如是，遠方的群眾也可能如是。而當我們愈積極地尋求不可破滅的對象時，這些對象幫自己逃避危機的策略也愈顯重要。

在這次日本東北地方的震災與核災裡，日本政府就明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無論是災變初期的新聞禁制、公有媒體的單調無聲、記者會上的公關斧鑿、凸顯英雄事蹟轉移注意等等，都發生了遮掩諸如政府與自衛隊指揮分裂、政府反應遲緩、核電廠公司隱瞞事實、動員與運輸失能，乃至於官僚作業拖延卸責等等等等負面表現的效用。台灣有許多人在第一時間立刻贊許日本政府的效率與能量，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太過迅速的判斷只不過是種賭注。而今天與他們期望相反的事實逐漸浮現，當初下注的人們也只好啟動各種藉口幫忙解釋，儼然成為日本政府在台公關顧問。

當然這也不是新鮮事，就以對岸汶川震災後的狀況看來，同樣也有不少人為了中國政府的新聞禁制、媒體疏離、掩蓋事實等等作為加以辯護；同樣也常是無涉事實只涉成見的判斷。而台灣公共場域中無所謂反省的慣性則將觀看他人苦難之事變質為針鋒相對的成見戰爭，進一步加速災難在歷史中的消逝。

另一件在台灣受到普遍贊許的則是所謂日本的民族性。雖然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日本災民之間的慌亂遁逃有之，竊取強奪有之，埋怨政府有之，囤積哄抬有之，然而與台灣災害情勢相反地，這些事件全然不影響我們對日本國民素質神話的全面信仰，也難以產生任何一點關於全稱概論的疑慮，彷彿連我們自己對於災難曾有的反應都告消逝。發生在災區以外東京都會的守法守序行為被無限擴張，至今我們能用來與成見抗衡的想像，竟只是如此的行為是否代表過度冷漠。

日本國內完善的預警系統與日常訓練被一再提起，不提故事只通報災變的公有媒體被認為典範。然而正是這套讓人感覺安全的體系被天災徹底超越而造成如今的殘酷現實：東北地方原本就有極為完善的海嘯預警與堤防系統，唯可稱道的防震建築措施與災害對應訓練避不開浪潮襲擊，至今已知漏洞百出處處欺瞞的核電工業連台灣的反核團體都還認定是高素質的系統，而官僚體系仍然在各處阻撓外界的援助以及自家的資源運輸，而我們認定最信賴的媒體卻似乎對這些問題依舊難以理解。

根據其他媒體的報導，日本人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大幅喪失，而各種事實證明這並不冤枉。然而，催促人民安靜守序的日本治理性，在公共領域產出的結果，卻是儘管在輻射災害不斷膨脹的時刻，結合反戰遊行的反核隊伍以及幾日前先行組織的反核集會，都只有數百人的規模。而同時間在台灣專為反核舉辦的遊行，在某些環保團體選擇不加入的前提下，仍能募集到數量不只於此的志願者。

我們不需要徵求恐慌或怨天尤人。但若從集體到個人各種層次的社會現象都指向刻意遮掩的手段與不願質疑的態度，甚至還以此當成維護社會穩定的藉口，我們對自己接受到關於這個社會的訊息還能不抱持警覺嗎？何況單就既已傳達出來的訊息，各種制度中的預警與維護系統失能和失效跡象斑斑可考，我們果真敬仰在這樣的情況下還以信任體制為優先的群眾嗎？

台灣並非不熟悉這樣的情境。可以說所有發生過的災難都是在同樣的社會運作之下被要求遺忘，而無對針對中國或台灣的體制，台灣也完全熟悉對於這類情境的批判。但是在關於這次日本震災的反應之間，卻浮現出比這種批判態度更深沈的社會心理因素。


反核運動無法到此為止

福島電廠的核災事件彷彿是日本政府對災難回應的縮影。不論是所有安全閥盡皆失效、人為事故層出不窮，或總是在災後才暴露出來的維護系統虧敗，都在日本政府投入巨大政治經濟資本進行救援的情況之下依舊無法解決，而官方回應也仍是千篇一律地矯飾太平。從海嘯到核電防護體系的多層次失效，理當激起對於體系的廣泛質疑，然而我們卻仍舊依循日本作為現代進步國家的先見予以認識，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核電運轉技術與實作上，台灣與日本的相似性。更不用提東電的成本考量與台電的法定盈餘壓力之下，必然會發生多少便宜行事和隱瞞逃避的現象。

然而我們對一方面身處其中，另一方面距離權力位置又太過遙遠的各種體制，仍然賦予無比的信賴。在日本震災事件裡展現為對防災演練與預防機制的過度讚揚，在台灣則除了懷疑政府拷貝日本不力之外別無他求。很明顯地，我們仍然期待一個足以安存其中、不必持續思考的，長治久安的體制，同時我們也依舊誇稱自己已經進入了原為了超越烏托邦而設的後現代情境。其實在每次聲稱的時候，我們只是為了自己想像中的烏托邦破損而不滿；而一旦具備了某種程度的信心，卻又願意挺身為了體制而辯護。

很容易就能看出，這類為體制辯護的行為跨越了一切政治光譜而存在。其中有相信核電技術既已克服風險、有相信冥冥中自有護祐、有相信民主制度能解決核能事故，也有仰賴政客提出核安或反核意見以為解決之道。但是這些可能都比不上馬英九與執政黨慣用的「依法行政」宣稱來的有力。事實上，只要我們一日不脫離對於體制的真誠信任，不把法律視為政府行事最低且必備的標準，無論再怎麼嘲諷所謂「依法行政」的邏輯，都無法解決任何風險克服體制的失能危機，甚至會由於把「依法行政」當成最高標準而削弱了針對政府執行法律不透徹的質疑，滿足於一種戮力追求依法行政的未來目標，卻也因此讓人似乎可以接受當下許多違失的治理者形象。

上述與日本同時發生的台灣反核遊行便因此發生爭議。部分參與者認為反核行動必須與政黨勢力結合的行動，竟是邀請曾經在重要權力位置上不願執行反核承諾的前官員們，在主要的集會時間上台發言。如此一來，反核運動固然可能達成與政客結盟的宣示，或者在短期內獲得政客資源的協助，然而這個宣示同時達成的效果，卻是一方面削弱了運動得以保證不再受到反覆對待的能量，另一方面更宣告運動本身向既有體制靠攏的形象。單純為了動員效應與民意代表票數而設定的行動，很容易就讓我們忽略了將反核排在政治議程前端的人終究尚屬少數，而動員來的群眾也不知有多少擴張支持者的效應存在。當我們已經認識到某些成員隨時可以因為其他議程而放棄反核的時候，讓他們不僅是參與活動而更進一步與運動領導者緊密結合的行為，無疑是有害而無利的。

急著與政黨體制結合，並不是反核運動中某些團體專有的現象。我們已經見到力量遠為強大的婦女運動如何在與國家結合的過程中分裂弱化，工人運動如何在組織未踏實之前就一再被國家統整收編，統一或獨立等國族運動如何在與政黨的分合中不斷退化。當代的，本地的負面例證一再發生，我們卻不曾認真問過，為什麼自己總是隨時擺好被統治的姿態？傳統固有，當下用以嘲弄的「期待聖君」的渴望，實則以不同的型態留存至今。在少數人身上展現為對於當下某些權力位置的絕對信任與護衛，在多數人身上則不時經由對虛矯不實的願景或承諾予以無條件信賴而展現。

事實上，政客的承諾原本就不必持續，就算持續也不必然依照原先受到的認識來實現；在此同時，使運動得以推行的理念並不能停滯。我們當然可以積極地承認自己受選舉制度綁架的現實，逼迫自己不斷接受依循政客利益而扭曲的理念，在無甚差異的選項之間做出選擇。但若我們能重新思考對其信任的依據，則不論是對於反省、對於運動、對於價值或溝通等等詞彙都能展開全新的認識。反核運動的特殊意涵，因此是在人類技術的現況下，保持住社會對於過度信任加以反省的能量。我們難以否認人類有一天將發展出可以徹底控制的核能，如同歷史上逐步掌控瓦斯、電力、內燃機、航海與飛行等技術。然而在此之前，特別是反例不停產生、缺憾明顯可見的當下，我們仍然必須拒絕以過度信任來抹消風險的感受性暴力，更必須透過這樣的拒絕來強化反省能量，透過更完整的視野來直面我們身處的現實。

或許當代世界果真如某些理論家而言，是藉由對於遙遠客體的信任而得以建構。然而在同樣的前提之下，對於既有信任的強化或質疑、對於願景承諾的信賴或警醒、對於意識型態的閉鎖或開放，或對於認識基礎的停滯或深究等等行為，卻會帶給我們極其不同的視野。基於這些行動帶來的視野，而非遠處傳來的承諾，才會是讓我們得以形塑未來的實踐。

真實能告訴我們多少真相？[Brother's Keeper]兄弟的守護者、[Dear Zachary]親愛的柴克

司法與警察體制在美國似乎始終是個足以引起人們極大興趣的主題，無論在公共領域或影視產品裡都常常處於核心地位。與台灣相比，美國的公共論述似乎較少在令人意外的判例出現時怪罪於法官或陪審團，而較多質疑制度的合理性。相信體制在有必要時就該以集體力量加以改變，而較不針對個人或某個群體進行個別化的質問，是出身於亞洲的我們，於美國乃至歐洲等諸多關於公共論述的西方文化產品中很容易發覺的特殊現象。 當然這不構成一種絕對的分野，頂多是相對性的詮釋。

正是因為這種相對性，讓作為「現象片段蒙太奇」的紀錄片，特別是由西方製作的產品而由東方社會成員觀看時，會產生出相當有趣的身分問題。譬如說，當一部紀錄片有了明確的製作意圖，要以某個特殊的案例來引起西方觀眾對於體制的反省，從上面的認知出發，便是在普遍共認應該以體制為觀看對象的公共領域裡，讓案例彰顯出體制本身、單純注視體制時，或以集體為出發點的思考立場所闕漏之處；然而在普遍以個體故事為想像基礎（無論這個基礎是出自於實際案例或共同想像）的社會裡，連社會的中堅分子都以個體故事的想像為立論所依憑對象時，將這樣的文化產品置入脈絡，無疑地將會產生許多更為複雜的辯證關係。當然還是必須重申：這些分別皆非絕對，上面粗略的說法只不過試圖跨越空間，拉攏疊合不同社會中的權力網絡時，對疊合物內裡錯綜複雜關係結構的管窺之見而已。

在台灣，人民團體為了特定運動議題，引進外國影視產品來生產主題式展覽的作法已行之有年，我自己始終懷疑這類展覽在策劃時是否真有某種清楚的企圖，卻實在無法徹底相信這些展覽所公布的文案（對我而言這個現象有諸多不當，但或許多數人都已接受）。自然地，在攝食許多紀錄片的過程中，我便會從上面的想法出發，加入台灣社會的脈絡來做比對。

這裡引為範例的兩部片簡介如下：【兄弟的守護者】描述的是在美國鄉村地區，處於社群邊緣的老人被控謀殺親生兄弟的過程；【親愛的柴克】則是一個被控殺死男友後生出遺腹子的女人，與男友父母爭取撫養權，最後以悲劇收場的故事；導演同時也試圖以此參與一場要求加拿大政府修改假釋法規的運動。（我在簡介中扭曲了第二部片的意圖，原因見後文可知）

【兄弟的守護者】採用相對簡單直敘的作法：採訪死者的兄弟、鄰人，案件的承辦法官、檢察官；場景限於幾個相關的固定場所之內，影片呈現的故事甚至於沒有太多轉折僅有前後呼應的細節，劇情高潮也適切地安排在法庭宣布同住兄弟無罪的那一刻。特意不設計太多轉折的故事結構，給予觀者以相對安全的保障，使其能專注於故事本身展現出的問題癥結：檢查與警察機關疑似栽贓與污衊的行為、鄉村社群對邊緣家庭成員付出熱情的支持、涉案兄弟各別的性格與一致缺乏社會溝通與經濟能力的弱勢地位，以及這樣的人們在司法體制與媒體訊息中呈現的樣貌等等。警方最先接獲與死者威廉渥德同住的兄弟戴伯特報案，現場勘查與筆錄之後認定戴伯特悶死威廉，動機可能是為了解除威廉長久以來疾病纏身所造成的苦痛。在這期間，現場照片多出原本不在的證據，警方要求識字不多的戴伯特簽下悶死威廉的認罪筆錄，製造出戴伯特向親友提及要終結威廉痛苦的對話，罪證不足時又企圖尋找兩名老邁未婚兄弟由於彼此性愛問題產生不合而動殺機的證據。謠言也在另外一方發酵：渥德兄弟的辯護律師聽到傳言指出警察在案件發生前後曾直接找上鄰人詢問是否有意願出售土地，則牽引出位於紐約州的鄉村在高價郊區住宅地與貧困農務之間掙扎求生的背景。

本片最具感情力量的一幕，或許是在片初向記者述說自己自小便對所有人事物感到緊張的萊曼在片尾坐上證人席那一刻，無法適應社會的老人不停搖晃顫抖，無法控制出口字句的抖亂，卻仍努力嘗試與詢問者應答的時刻。除此之外，無論是威廉的死亡，警方的威迫或相關人士的憤怒與怨言，都以相對冷調的鏡頭呈現。對我而言，這種呈現方式與導演的態度，共同組織了一部意外不會令我緊張地搜尋一切隱藏符號的自然主義式作品。這部片的意圖性相對稀薄，少用影像技巧引導認知，讓觀者能以更自由的眼光權衡事件中各方的角色與彼此矛盾的說法。若說在觀看本片之後，不同立場的人們仍會保有自己的認知而不感到窘迫，是完全有可能的。

相對於此，【親愛的柴克】則提供了一種差異極大的典型。柴克被殺害的父親安德魯貝比是導演的童年摯友，廣受親友敬愛的祖父母為了他的監護權從美國西部移居加拿大紐芬蘭島，母親雪莉則是被控殺害安德魯的兇手。基於與貝比一家人的多年情誼，我們自始便很難期待這部片以同樣的冷調角度觀看事件，而事實上導演克特奎恩也並不掩藏這個意圖，乃至於透過近似驚悚劇情片的影像技巧與故事結構極力強化這種情緒的感染力。導演在旁白裡兩次提到製作這部片的動機，第一次是為了幫無法見到父親的柴克製作一部關於父親生命的故事，第二次則提及透過影片為祖父母尋求支持。

這樣的一部影片會在何時用到快速剪接和驚悚片技巧？答案是，母親雪莉自始至終便被家屬認定謀殺安德魯並潛逃，而在故事後期，她帶著柴克在紐芬蘭的海邊結束自己與嬰兒的生命。故事進行時，理應屬於生命史記錄的部份，導演便安排了諸多對於雪莉不利的陳述與事實證據、暗示安德魯在人生受挫的低潮時刻才與雪莉交往、描述雪莉遷居紐芬蘭並生下柴克之後如何受到加拿大司法系統的低落效率與繁文褥節所保護、柴克的祖父母如何受眾人敬愛又克服了多少困境追到加拿大找尋親愛的孫兒...如上所述，影片的意圖明確，近乎毫無遮掩。關於雪莉的影像與描述總是配合著醜陋的、急促的、暗示異常的呈現方式，關於貝比家人們的部分則完全相反。純以手法而言，不能說毫無可取之處，但若類似的再現方式出現在劇情長片裡，對我而言所代表的顯然只是另一部無甚可觀的B級電影。只因為本片大部分根基於事實，劇情元素與再現手法的地位遂彼此代換；我不再視表現手法為劇情元素可信與否的判準，而是理解到這些事實元素的可信度提昇了表現手法的層次，讓原本陳舊無趣的手法成功產生催化效用。

但是，這些與台灣社會的脈絡有什麼關係？

接連失去了兒子與孫子之後，柴克的祖父母發起一場運動，以美國公民的身分要求加拿大公民重視這件案子相關的體制程序。這很快就讓我想到在台灣和中國以維護人民法益為主題的各種運動，特別是針對個案判決要求改革法官制度與兒少性侵法規的白玫瑰運動、一直存在的性侵與性交相關法律制定的拉鋸戰，以及近來漸起反響，多年來始終以蘇建和等三人案例為宣傳核心的廢除死刑運動。在這些長期事件以及眾多其他爭論中牽涉到的議題：司法誤判與警察濫權、兒少保護主義、身體自主權、體制懲罰手段與限制、報復主義、犯罪受害人人權、犯罪者人權、更生者人權等等，似乎都可以在這兩部片中找到足以投射的支點。而這兩部片最大的差別在於，我在【兄弟的守護者】敘事過程中便可以組織出一個讓自己滿意的故事版本（當然我已經預備接受不是只有某一方正確的可能性），而【親愛的柴克】則在結束之後讓我開始懷疑自己見到的真實，尋找一個抵抗導演企圖的機會。

首先，片中作為雪莉罪證的事實至少如下：案發前，安德魯提到將與雪莉見面徹底分手、目擊者指證在現場見到疑似雪莉的座車；案發後，雪莉打了許多通電話，依序呈現案發現場到住處的路線，電話裡她主動提到沒見到安德魯希望能再相約、殺害安德魯的槍支與雪莉的槍支口徑相同，她宣稱自己已經把槍交給對方、在警方的詢問裡雪莉證詞多次反覆支吾其詞、在被控二級謀殺之後雪莉立刻前往加拿大、她的心理諮商師支付了某一次的保釋金的大部分、彷彿不甚理會與不同前夫生的三個孩子；在加拿大的司法體制部分，導演指責法官效率過於緩慢、重要專家認定雪莉受指控的案件「具有特定性，因此對公眾不構成危險」、兒童法庭毫不追查雪莉的前科：遭八人申請法院強制令、在某療養院期間被置於監視之下以防自殺，同時威脅用叉子殺害室友、美國警方則記錄她某任男友報案指出她企圖在自己門前自殺並威脅將其殺害等等。

然而這些證據都不曾被任何人，包括祖父母的辯護律師在內，在法庭上提出。這篇報導的最後，一位加拿大官員便提出這樣的問題。另外，考慮過上面所有事實，仍然無法排除以雪莉的精神狀態而言，在她能夠自理生活的狀況下，撫養己出很有可能是符合基本人道精神的治療手段之一。在看過本片之後，我們很快就可以發現被排除的故事之必要：雪莉的心理諮商師為什麼涉入並幫自己的病患付出大筆保釋金？這個案子為什麼缺乏任何直接證據？為什麼柴克祖父母僱請的律師沒有向法官提到後來在紀錄片裡看來如此有力的證據？而相對於每日與疑似殺死自己親生兒子兇手周旋爭奪撫養的祖父母，另一邊必須不斷面對懷疑自己殺死孩子父親的祖父母來爭奪撫養的雪莉受到的壓力又是如何？柴克的死無疑是巨大的悲劇，然而我卻不那麼確定這個悲劇是某個邪惡的靈魂獨力完成。

【親愛的柴克】花了大筆的篇幅在確認雪莉的罪行、側錄親友對安德魯及其父母的頌詞與懷念，以及對柴克之死的憤恨與惋惜；而對於某些重要的事實（既然本片同時意在參與司法體制改革的行動）卻又不及詳述。在推行運動期間，柴克的祖父母把事件結集並定名為"Dance with the Devil"，或許大致上綜述了這個運動錨定的敵人所在。而這個運動在最近獲得了初步成果，將在加拿大的假釋法規裡加上「給予法院權力拒絕讓被控嚴重犯罪並可能對十八歲以下孩童造成潛在危險者假釋」，在我局外人的眼光看來，重新代入上述的事件之後，其實可能完全無法改變加拿大法庭准予雪莉假釋或撫養柴克的結局。

回到【兄弟的守護者】。儘管這部片關照的事件本身並沒有太大的爭議，以致於不易想像某種立場如此清晰的敘事方式；但在一部長片的篇幅裡採用"Direct Cinema"的製作形式，亦即以冷調處理，多方採集或融入社群等等不同的方式力求客觀誠懇；以本片為例，時常會讓我覺得有過度採集導致焦點散亂無法凝聚的困擾。影片畢竟不能全然與真實彼此代換，遑論真相。

又回到台灣脈絡。在觀看這兩部電影的同時，我始終無法拋開將這兩部電影置於台灣的公共場域時究竟會如何的想像。【兄弟的守護者】僅有少數可以凝鍊的事實：警察與司法系統如何處置邊緣人群的手段，以及社群支持的現象等等，這些都是對於特定政治目的（譬如司法人權改革）而言具有正面而清晰效果的宣傳元素。【親愛的柴克】則具備公關意義上的風險。若要形成明確的認知，需要倚賴對這部片所提供的事實進行思考的程度而定。以我的程度提出的問題例如：我們是否同意像這部片與相關運動者的觀點？如何讓精障者人權、司法人權、假釋判決等等既成的體制論述與運動論述與之調和？我們如何面對這部片在宣傳上具備的多重可能性？我們是否願意將這部電影引介至宣導無罪判定法則或刑罰比例原則的場所，甘冒詮釋多樣可能的風險？如果我們對上面的任何一個問題感到遲疑，又是否能看到多年來體制論述與運動論述是如何藉由類似的操作手段加上揀選適當的素材來滿足意見市場競爭力的原則？照此以往，這個原則將會把我們帶到多遠的地方？

我相信這些問題會在不同人身上激發出各種有意義的結論。只是我們內在的揀選機制或許早已過於成熟，乃至於這兩部電影可能只因為造成一點不便，便立刻被具有足夠公關效能的其他影片所代換。我們大可拒絕這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