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31

【短札】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是石之瑜的文章〈21世紀中國的死囚與文字獄〉,裡面談到了兩個事件以及相關的社會現象。

對於中國處死英國(精神障礙)毒品犯,這件事從人權的角度來說,很自然地就是死刑與司法公正性的問題;而劉曉波因宣揚思想被判刑,則是有關於思想入罪這個相對有趣而複雜的題目。

通篇文章唯一讓人同意的地方,就只有石之瑜願意對這個問題提出討論的動機而已。凡與普世人權相關的議題,常有道德化的,顧此無法及彼的問題。只是石之瑜的這篇文章,同時也有很明顯的這類問題。例如「他們的文明姿態無疑都是高尚的,但不代表他們宣稱的所謂高尚文明,實際上也真的是高尚的。反而可能恰恰相反,正由於實際的文明進程與美好的自我想像大異其趣,若能靠著妖魔化中國,來轉移或粉飾自己不堪,為何退卻?」這句,石之瑜就徹底忽略了,就算我們可以把質疑這兩個事件的人混為一談,就算我們可以將他們視為一個陣營,在這樣一個陣營裡,也必得先提出有哪些成員刻意忽視了自己國度侵犯人權的問題,特別必須指出有哪些既已成型的論述,而非用某種印象式的概觀來作為評論的基底。我們必須理解,在分析的時候,所選擇分析對象的實存狀態與深刻程度,是分析本身是否有效最重要的基準之一。

另外是如「在英國或台灣的文明社會裡的種族仇恨與歧視,能否與中國比一比誰比較嚴重,大可是知識上的重大挑戰」這句話讓我們看見的問題。另外加上「掌握論述霸權的人,妖魔化的能力就越強,他們居然可以提出像民主和平論之類的堂皇之辭,把自己侵略別國領土,害得百姓流離板蕩的作為,怪罪成是別國不民主所導致。這樣的文明國家若還需要文字獄,豈不是自我矛盾?中國至今維持文字獄,當然是政治專制的表現,但號稱在法律上沒有文字獄的台灣,是不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仍好對不同思想者抱持仇恨,進行羞辱?文字獄不但在心中,更還不斷在公共領域展現,以民意為託辭,其威力與殘害異於文字獄者幾希?」這一整段文字,拆開來看問題不是很大,主要是把國家與人民混為一談等常見謬誤;然而,特別透過後段「以民意為託辭」前後的文字,石之瑜提出的比較產生了很大的擾亂。問題不在於「石之瑜究竟支不支持文字獄」一類的立場辨識,而在於「文字獄」概念本身正是石之瑜自己指出的,在西方概念下脫離專制的改革對象。石之瑜毫無註腳地以「根據歐美的文明」與「把文明差異形容成是無可救藥」來負面評論「還沒有想好」的福山與杭廷頓,至少必須直接面對「文字獄」這個自己寫到的概念提出看法(非指站定立場),而不是聲明世界各大文明皆有此害,甚至在此基礎之上幫各大文明決定誰比誰好。我們很容易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侵害人權的作為上走的比西方國家更遠,那又為甚麼我們必須把眼光轉向自己所在的國度?

石之瑜給的答案是:「當今流行用來掩飾罪惡,甚至享受罪惡而不自知的,就是批判中國的死刑與文字獄所帶來的快感」,這正是我在前文指出來的問題。這種掩飾理當建立在既已呈現的論述或論述效果,以及具有已知影響力的聲明主體位置之上。然而石之瑜所提到的,僅僅是福山、杭廷頓以及他們各自的某個觀點。以這兩個例子與現象的相關度而言,石之瑜非常明白地顯示出自己正是以不遜於任何人權主義者的道德化概觀化的手段來觀照現象。在英國毒犯事件中,關於精神障礙以及司法公正的問題,尚且有可能視為未經討論的直觀宣稱;但在劉曉波的事件裡,我非常難以想像質疑的各國群眾之間不存在「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樣的共同意識,除非群眾是對中國司法部門的任何判決都予以反對,但這件事並不曾發生。而「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個命題,就石之瑜的立場而言,是必須加以事先反對的,若否,則這個共識一旦具備有效的存在狀態以及無法推翻的基礎,就算人權主張真如石之瑜指出的與國家文明等集體意識共謀,那又如何?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石之瑜在此處點出來的比較手法不僅是個失敗,更由於他在論述中將這些聲明者任意分類排置的手法,反而顯示了他比起他所質疑的人權聲稱者更為道德化概觀化的論述狀態。這樣一來,所幸石之瑜並非為太多人所信仰。否則恐怕我們也只能說,「至於石之瑜的文章,只是宣傳而已,越荒謬越成功」

2009/12/20

真理之牆

在陳嘉君及施明德象徵性地侵擾了游文富在汪希苓軟禁特區圍牆之外的作品時,我們或許應該看到,所謂「自由以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為限度」這類說法有多麼的薄弱不可信賴。

但我們並沒有見到。


我們又因為一個議題而設定對立的兩方,然後靠邊各自支持。許多人把問題導向文建會的決策和馬政府的政治目的,這無疑是經過有益思考的結果。但如果把問題放在游文富的「去政治化」宣稱,認定「去政治化」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卻避免將自己的政治立場脈絡化,這會直接引發由具備高度合法性的立場出發,卻刻意忽略其他立場的價值宰制。最極端的成功例子,譬如以色列對他族採取暴力措施來維護我族努力證成的存在,而仍然在文化市場上不斷生產二戰期間猶太人受害的主體性論述;而國際各國更共謀鎮壓暴力措施受害者的零星攻擊,乃至於稱為恐怖主義的扭曲論述受到各種帝國的歡迎,成為諸如中國等政權將之用作國內鎮壓並自我宣稱合法的武器。

這個事件所引發的問題,理當不會走到這個極端,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錯過同類統治邏輯實現的可能性。因為在台灣有可能實現的,正是如今許多人在馬政府的措施以及游文富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種壓迫。而這種壓迫也將不會因為當下人權論述的勝利而消失。

游文富在汪希苓特區的作品,不只實踐了他個人的創作理念,同時也成功符應了當代文化創意產業潮流中創作者與政權共謀的需求。抱持單一邏輯的行動者,一旦同時具備高度的合法性以及政權的奧援,在對其他邏輯缺乏意識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壓迫。這個說法或許不足以提起嚴重性,換句話說:以白色恐怖受害者意識,或「受害者意見」為唯一最高信仰的政治意見,與以所謂藝術創作自由,或藝術家作品施作為唯一最高信仰的政治意見,在意識型態政策層面上具有同樣的壓迫性質。

以藝術方面為例:從觀者的角度而言,任何藝術家的任何藝術作品,都必須是某種政治的共謀者。藝術家所有企圖逃脫的嘗試,最成功的也不過是開創一種新的政治形式。很遺憾地,在當代代議政治的體制下,除非我們喚起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否則政府就會成為對人民對藝術進行體制化調節的唯一合法形式,而政策建設也非常容易順理成章地成為體制化調節的重要因素。這正是在台灣發生的事。而在汪希苓特區內外發生的,直到陳嘉君完成階段性的侵擾為止,從以上的角度出發,是當下體制裡一次多方共構的良好操演。這次操演的完善程度,導致一切事件外的說法幾乎都成為多餘。

那些藝術家的聲援當然是多餘的,因為創作自由在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經被確立了,而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求體制去完整地保存所有作品。體制必須由所有人共同決定,同時我並不相信在當下的台灣社會會有多數人在普遍的態度上反對保存藝術作品的作為。如果有,保存作品的要求也必須限制在倡議而非價值性規約的基礎上。

因此,文建會的聲明也是多餘的。就掌權者的立場而言,只要保持不發言的狀態,自然會有有利於政權的政治效果,讓中產階級意識裡藝術作品的崇高性自然壓迫支持陳嘉君作為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以往反對國民黨政權的主流論述,一向標榜著最粗糙的創作自由或藝術自由口號,也從未加以深化。

從未自我深化的後果,就是政權可以搭上論述癱瘓的順風車逕行宰制。於是,以質疑馬政權立場出發的論述,雖然正確,卻因為難以在相似立場曾經戮力維護的粗糙口號下自圓其說,而成為多餘的說法。

這已經是最保守的質疑。有甚者像這篇文章既已顯明了自己對於景美園區的策劃想像,卻無法理會自己的操作與游文富甚至文建會的操作在政治層面上具有如何一致的地位,將「掌握這些強烈對比之下呈現的荒謬」作為唯一可信任的論述集結點,明確地拒絕了其他任何創作形式存在的可能性。這很有可能正是當代藝術會樂於突破的限制。

我並不認為當代藝術有什麼必須遵循的規則,此之所以藝術作品越來越常與社會起衝突,但這也是藝術能夠保持創新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明確地說,甚至想像一種不和社會起衝突的藝術場域,都是非常接近政權藉由文化創意產業這類口號搜尋並凸顯馴順藝術的邏輯。包含所有創作者的藝術領域裡,以任何政治立場出發,都必然會有馴順與違抗的同時存在。無論當下政治要求的是鞏固權威、抹滅記憶、尊重歷史或提倡人權皆然。相對地,如果持有某種政治立場,則除非抹滅或箝制藝術領域,否則永遠必須面對可能出現的衝突。特別是在當下台灣多數政治價值都高度道德化的情勢下,也就只好不停依照自身規範,在權力所及範圍之內進行檢禁措施。

社會價值原本理應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為無論如何體制畢竟難以由相對少數的藝術家來決定。但是特別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倡行下,藝術找到了體制的突破點,在將藝術崇高性植入中產階級意識之外另外開闢了一條自我維生之道,而這個突破點在起初必須付出馴服的代價,就像如今存留的許多偉大創作在當時皆是符應金主價值而生,而在厚植實力之後逐步產生出藝術的崇高性質,再轉而拓展藝術生產體系並維護某種「自由創意的空間」。在台灣,政治意識之間的尖銳對立與操作手段又為藝術提供了另一道裂隙藉以自我培力,此處,政權允可的藝術與政權企圖抹滅的價值之間產生了衝突,恰在此時,兩者之間彼此抹滅或馴服的企圖,為抹滅和馴服的手段提供了最好的宣傳與保證。而反對游文富作品以及反對馬政權作為的人們,地位比藝術家更岌岌可危。

若在此處採取道德化的集結形式和模糊化的自我宣稱,那麼我們便必須接受將他們所詮釋的人權或歷史作為一種道德來指稱。這樣一來,這種人權就會與其他道德規範不斷接近,直到一致地被政權收編為止。這種收編對我們而言不應如此陌生。而無論是收編或抹消,政權都會立即而輕易地獲取比這些反對者更高的合法性。簡單地說,理解人權或理解歷史,而不提出論述的說法,會讓人權價值與所謂的創作自由成為徹底同質的兩個口號,只有向著政權或其他資本彼此爭寵一途。

必須注意的是,當我們自身持有某種價值時,將這種價值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不可能成為自我深化的基礎。將價值視為信仰的對象,就必須如同任何宗教的基層信徒一般,若非堅定地捍衛教義而抵抗一切更動,便是逼迫自己將不斷的失望納入信仰生涯的一部分,導致最後所信的,逐步剩下徹底被掏空意義的象徵。而宗教尚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人權或歷史詮釋的價值,則沒有這樣存在而不成為壓迫性道德的可能。這裡所談的,與此事件相關之處,在質疑白色恐怖時期鎮壓關係之前,先提出的是關於「受害者意志」、「加害者錨定」以及「比較詮釋框架」等高度詮釋性的問題。這之所以成為問題最明顯的原因,是這三者都已經受到當前台灣政權的收編:馬英九對受害者進行的思想工作、將加害者定義為時代與體制、在景美園區立即可見的工運團體及慰安婦甚至白色恐怖攝影展等等,這些都顯著地不斷侵蝕著其反對者原已虛弱的合法性。而人權工作者眼中倘若還是只有藝術家的專業傲慢,面對事件時只剩下何者可以何者不行的簡單聲明,正是在協助確立與其他價值平行爭寵的架構而已。

簡而言之,在這個事件裡,依循既有體制展開的衝突,被各方多餘的論述矯飾成彼此破壞的局面,但其實任何一方都沒有明確的破壞性,反而不斷地將自身推往道德化的信仰。這正是任何政權所樂見的。其內涵不能視為彼此同質的人民內鬥,而是不同領域自我鞏固戰線的措施。這個戰場不同於同質政治意識形態的對抗,而是一旦衝突便必須分出高下,然而卻又不應期待消解衝突的情勢。而任一方的任何成員若不能認真採取與政權相對的立場,並透過自我組織與深化來消去作為口號被政權收編的潛力,便會進入與政權合流彼此為用的情況。這裡最令人擔心的,依然是人權價值不斷失去辯證性,僅僅致力於將不同象徵彼此連結的事實。我們有以人權或歷史之名的發言,卻越來越無條件地倚仗某些已經確立但仍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單純象徵。如果我們還繼續纏祟在這個衝突結構之浮面上生產的,一切諸如「去政治」或「藝術始終具有歷史意識」之類的謊言,不但衝突不會像我們不停影射的那樣消解,我們也會忽略一切自己造成的集權效果,從而讓忽略在時間的累積中長成更巨大邪惡的怪物。

2009/11/30

我們如何保護優良的傳統新聞倫理?

我們強調,新聞不是「類戲劇」,更不應該侵犯當事人人權,因此,為維護人權,我們嚴正要求壹傳媒立即停止此類侵害當事人基本權益的模擬新聞手法,同時呼籲NCC及相關主管機關主動調查、並以調查結果作為目前審查壹傳媒衛星電視頻道執照的重要依據。




蘋果「動新聞」的表現形式,與其內容侵犯人權的可能性毫無關聯;在媒介場域裡,侵犯人權的現象也不僅只是基於與「動新聞」相近的新聞形式產生,或只源自於與壹傳媒接近的媒體產業。於是,與其說這些反對聲音是針對蘋果的「動新聞」,不如說這些反對聲音只是秉持原有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新興的現象。從這個觀點出發,檢視當下台灣的媒介訊息環境,任何主流媒體的同聲反對只不過是見獵心喜;而那些與其立場勉強相符的,也因為這個荒謬的同聲現象,失去反省這些團體所持規矩的機會。

雖然我不知道在新聞歷史裡,所謂的新聞倫理在何時曾經實現,而非僅是面對新時代新現象企圖予以規範的行動;而自古以來,所有訊息傳佈管道的發展,又有何者不是持續不斷地納入各種刺激而脫序的訊息;但我們還是可以輕易發覺,在倫理維護者的論述裡,維護傳統的訊息與例證不斷出現,造成一切舊事古物皆納入立場的論述效果。此處,規範新現象的動力,加上媒介現象的萌發極少遵循倫理守則的事實,卻由於行動者一方面忽視歷史上倫理傳統的稀少、另一方面又習於暗示新聞迄今仍大致是遵循倫理的存在,而弔詭地成為這種論述效果的基礎。由此,造成媒介場域中一再出現關於倫理的呼求,而其中總是隱現著,某種合於倫理的新聞環境先於此呼求而存在的預設。

這個預設如此地不可抹滅,卻又如此缺乏事實基礎,最明顯的效果之一,便是明明也不完全具備新聞倫理素質的媒體,卻敢於與呼求倫理的團體一同撻伐。這個荒謬的效果把焦點完全聚集在「動新聞」現象上,而隱蔽了領域內跨形式與跨媒介的共通現象,也抹去社會認識與討論此現象的可能性。

蘋果「動新聞」以表現形式而言,是組織電腦動畫與錄影或拍攝畫面,加上記者旁白和字幕附註等等,用以演出時事的影音產品。由於壹傳媒的長期投資,已經可以達到相當高的完成度以及迅速的反應時間。如果把這些影音產品與網路上不停湧現的改作影片與動畫相比,在製作技術上固然有差異,但若要找到比「動新聞」更過火的現象改作卻也並非不可能。另外,早已有人開始認真地將網路視為獨立媒體平台,並在其上進行較大規模的組織傳播行為,其中也常有充滿惡意或歧視的訊息。與壹傳媒相比,便是自稱為人民或媒體的區別而已。下文再予討論。

在這裡我們碰到一個對傳統新聞倫理觀的基進挑戰,牽涉到媒體在社會中所具備的特殊地位。依據近世所發明的政治倫理,記者得以具備特殊的身份與權柄,理論上,似乎應是為了人民而積極作為有效訊息的刺探者、揭發者、散佈者等,也有認為媒體可因此成為體制或道德的守護者、人民產製訊息的代理人,以及承載論述交換的平台等等。媒體,或組織化並法制化的特定媒介機構,無論在這個政治倫理發明之前或之後出現,都傾向以這個預設自我規約;並認為自身因此而可持續享有特殊地位與權利,也大致接受以此預設為批評基礎的論述。

然而倫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規範能力比法律更差。在法律和倫理所共構的體制裡,兩者規範力的落差常會成為全新事物萌發的契機。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類似壹傳媒這樣的媒介機構集團就是顯證。與其他組織化但並未法制化的機構相比,壹傳媒利用了組織化與法制化的基礎,與人民對於道德禁忌的慾望,以不停衝擊倫理界線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擴張的利基。這樣的手段,在實踐上必須加以擴大法律與倫理,乃至法律與道德的落差。因此,在戰略的角度上,無論是公民團體的反對,或短暫觸犯以倫理或道德為指導原則的法律,都必然是壹傳媒料想中的風險損失。而在當下體制中面對風險的最佳態度,尤其是如果冒險本身正是利基所在,便是預先存好應付資本、預想處理風險的方案,以及期待在風險到臨時能進一步因而獲利。壹傳媒顯然都做到這些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蘋果「動新聞」所面對的也並非全面性的風險。以該集團的立場而言,只不過是來自於公民團體的批評、少數政府機關合法性尚有問題的懲罰性措施,與一定比例的輿論攻擊。而事實上,我雖然缺乏證據,但我相信壹傳媒集團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都明顯超過這些與其對立的行動者範疇。就結果而言,壹傳媒在這次面對的無非是一個公關風暴,我不確定在哪種意義上,會是真正侵蝕它的機構或利基的風險。

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必須進一步辨明。對於道德或倫理有興趣的觀察者當會同意,今天我們所稱的影響力或公信度,在很多時候其實並不具備或只有稀薄的道德倫理成份,更多時候僅只是一種能夠獲取大量交換價值的代稱而已。從刑法235條、兒少法到出版與網路言論內容管制辦法的三位一體,就其支持者的立場而言,是企圖把道德或倫理規條帶入法律規範能力的嘗試。在我看來無非是一廂情願,對壹傳媒而言則成為可資利用的風險獲利模式,也就是說,連法律都明定的禁忌,沒有不去測試界線的道理。禁忌同時也是社會共認的慾望對象,撩撥禁忌的手段,是一則成功吸引大眾的訊息必備的條件。而源自觸犯禁忌行為的影響力與公信度,自然不能由這兩個詞彙傳統上的正面意含予以解釋。以遵守道德倫理為構想基礎的意見,與慾望的吸引與傳佈法則,兩者永遠互望而難以交會的事實,在理性邏輯的規則之下幾乎不可能打破,就算在完全開放的假想對話情狀之中,也難以想見存在著對話基礎的可能。事實上,我更願意想像在媒介場域的當代狀況下,道德或倫理僅是影響力或公信度的屬性之一,影響力強度類似的狀況下,有可能在依倫理辨識時有著極端不同的面貌。

從以上的立場出發,我認為在蘋果「動新聞」事件裡,公民團體並沒有問出好的問題,得到好的答案,也沒有發出有效的訴求。或許他們對這次行動有更深的動機,譬如意在呼籲閱聽人停止趨近不符倫理的訊息;但我很難從行動中看出這些團體想要的以及反對的是什麼,甚至,在短短的訴求聲明裡,放在重要位置的「新聞不是類戲劇」或「模糊新聞與創作界線」之類說法,也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我多少能明白,新聞必須將自身的戲劇性置於有一定程度符合事實的脈絡之上,才能自稱為新聞的角色緊張;但我不明白「動新聞」在哪個層次上逾越了這個界線,我甚至很少見到可證實為改作的跡象。如果有朝一日壹新聞電視台改名成為國家地理頻道山寨版,說不定可以比自稱為新聞獲取更廣大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動畫的使用早見於國內外所有具備動畫製播能力的新聞媒體上,我們也不曾要求在世界級海嘯這種造成人心恐慌的重大議題上,必須只能呈現現場影像才符合新聞倫理或價值。簡言之,我在本次事件裡見到的,甚至並不是蘋果日報真正透過「動新聞」創造了什麼,而只不過是倫理的想像在「動新聞」之上投射出自己看似不同的身影。

無論有多少個影子,擋住陽光的軀體也不會因此長出新的分身。對於一再侵擾台灣訊息場域不遺餘力的兒少訊息管制道德,很遺憾地,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可以一次有效解決。為了實踐這樣的道德,行動者只有不斷地奮鬥直至保護對象成年(或成功脫離掌握)為止。無論是經過資訊產業製造的管理系統,集結有效的力量對抗媒體集團,或在架上針對蘋果日報見一份撕一份,我堅信,沒有任何一種措施可以永保這些行動者不受訊息風險影響。我盡最大的誠意,也只能尊重各位為自己與後代的選擇。但對於實施國家層次管制的要求,我還是認為,道德焦慮沒有升到這種高度的權利。而既然提到這點,我也想請各位家長注意輔導貴子弟觀看Discovery與國家地理頻道節目。這些節目所展現的,赤裸裸的國家至上意識與置入行銷問題,還有未經詮釋的弱肉強食精神,就社會整體的影響而言,相信比起個人暴力傾向要嚴重許多。

而到最後,剩下成為問題的,即是「動新聞」部份內容侵犯人權的指責。僅管我認為這個違犯與新聞表現形式毫無關聯,還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但首先,我完全不知道把這個現象與審查媒體執照扯上關係,對於廣義的人權狀況有任何實際助益。簡單地說,拿製播內容作為阻礙媒體合法化的審查標準,是一件比逾越新聞倫理界線更不可容忍的事。另一方面,如果單純認為將新聞製播成動畫,具有視覺化或煽情化的效果,會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這也完全超乎我的理解範圍。對於新聞侵犯當事人人權一事,我所能理解的部份,是刻意暴露當事人身分形貌這類作為。新聞的動畫化,恰好完全不是在圖像上暴露當事者特徵資訊的作為。在這方面人權思考的進展裡,我還沒有找到足以信任的說法,說服我「動新聞」的製作對於社會新聞當事人或犯罪者人權有任何相關的違犯。於是,我們所能看見的「動新聞」侵犯人權問題,主要是刊登當事人相片姓名資料的作為。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太多異議。事實上我認為,只要能夠確實在這一點上做到不刊登,絕大多數的倫理問題都不會發生。至於這次參與抗議的婦女團體曾經支持過暴露性侵犯個人資料的問題,我則抱持同樣立場,反對暴露任何非公眾人物的資料。同時公眾人物的定義也應該置於持續不斷的討論之下。然而這個問題不應成為只有「動新聞」專屬的監督原則。

最後必須提到新聞擬真的問題。中國時報的這篇特稿提到一種很有意思的「擬象」解讀,在肯定擬象取代真實的前提下,似乎將其認定為一種「偏離」,而同時也認為「動新聞」是一種新聞的「戲劇化」,應該與廣告化等量齊觀。我個人把這種認知看作一種割裂的理論詮釋。當然絕對合理,但需要進一步釐清。從理論觀點看,如果我們同意新聞作為「擬象」之類的訊息,我們必須從整個媒體訊息場域的廣度著眼,認識到,在我們接受媒介訊息作為事實的同時,一切關於再現政治的因素便取代了我們認識真實與辨識真偽的傳統程序,成為全新的價值判斷基礎。這絕對不是一個只關於動畫新聞的問題。而擬象理論的核心,如果具有任何警告意義,卻正是建立在實景拍攝以及絕對合於一切新聞倫理規範的訊息之上。

這也是為甚麼我始終不認為當下的媒體批評有足夠的洞察力。事實上,從訊息製播倫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國家或資本力量操控,一直到媒介擬象層次的問題,每一層都彼此扣連,但幾乎所有的抵抗都局限於單一層次,反而成為體制自我固化的合法性來源。這本身也是一個老問題。而與此切實相關的,並不是某種可供資本或國家遵循的倫理是否得以定案,而是公民對於新聞產業製播的各種訊息滿不滿意的問題。今天的抵抗之所以會把重點放在前者,是因為公民團體與人民對訊息的反應有巨大的落差所致。公民團體企圖藉由凸顯議題來影響人民對訊息的感受性或容忍度,事實上是一種改變的呼召,而非論述所稱的反映民意。而公民團體被自己「反映民意」的論述侷限的結果,便是某些團體儘管持有與人民不甚相同的道德規條,卻仍能以民意之姿製作論述,這是一個相當古典的詭論。而事實上,公民團體在這個層次上的錯誤,正好是複製了新聞產製組織以往被視為代表人民的所謂第四權概念,如今卻徹底破產的歷史。我既不相信任何依循道德運作的體制,相對地,我也不認同任何體制本身得以維護道德的自稱。

儘管我並不非常認同道德,但道德作為尚無法抹滅的社會現象之一,必須是一種以非組織化公民為主體的權利。無論任何代言的組織,都必須不斷回返這個主體予以檢視;而無論任何體制或組織的道德自律原則,都必須像是壹傳媒的道德自律機構一樣,視為必須持續監督的對象。而對於媒體現象的監督與反抗,必須從訊息場域的視野出發,同時細緻地分別處理關於道德辨識的感受性問題,以及一般作為理性思考基礎的人權問題。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才得以脫出以新聞產製組織作為整體媒介場域唯一代表的理解,而進一步思考並疑問「訊息場域中什麼是有問題的」,才能開始理解自己感受性中受侵犯的部份究竟為何,而被自己問題化的部份,又應該扣連上哪些層面。

我不願意單純地將面對「動新聞」的抗議稱為假議題,就是基於這個原因。這個議題本身並非毫無價值,但仍然必須加以釐清與擴張。僅就最基本的原則舉一個例子:只有我們停止選擇並信賴某個組織發佈的訊息,訊息場域的擬象情況才開始有可能獲得改善。如果我們把議題聚焦在某些訊息,譬如「動新聞」,那我們註定只能沿用道德辨識的準則而已。

這果真是我們要的嗎?就我的立場而言,我並不提倡這種將社會現象切割並徹底將其推翻的行動。因為到頭來,那只會讓我們盲目於現象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而已。


延伸閱讀:
蘋果日報第一次聲明
豈只腥羶 動新聞踐踏人權隱私
冷眼集/無知的腦袋 也該動起來
對抗「蘋果」歪風,馬英九幹得好!

自製文章:
什麼?倫理?
倫理之一
倫理之二
倫理之三

2009/11/26

【短札】從蘋果「動新聞」手中解放台灣



在台灣剛開始實施媒體內容分級辦法時,我雖然抱著非常反對的態度,但一直以為這始終是一件小眾興趣的問題。

這顯然是非常嚴重的錯估。

蘋果日報網站上「動新聞」的開播,由於內容被指控涉及暴力色情,遭到許多公民團體的反對,並要求政府予以禁止。而雖然政府在第一時間表示無法可管,卻在要求之下找出許多間接法條,甚至從網路服務商下手,要求阻絕IP位址。

嚴格說起來,這兩種回應都有理可循,前者著眼於較大規模的媒介訊息:動新聞本身並非只以被指稱為暴力色情的內容組成;後者著眼於較小規模的特定內容:該媒介既有承載被認定為暴力色情的訊息,則主管機關可對媒介進行處置。

但無論從大處或從小處,政府的作法都擴張了媒體控制的權柄,創造政府管制媒體的合法判例。

由「兒少不宜訊息」開始的這種控制手段,證明了以特定內容控管為基礎,特定意志為判斷標準,指示特定言論不可散佈的手段在台灣體制之內可以迅速而合法地運作。在體制上,我們所能仰仗的只有公民團體與政府機關運作道德時所抱持的良心。

而我不信任任何依照道德良心來運作的體制。

我們今天對於言論管制的批評原本就過於鬆散,完全按照事實體制運作情況的差異來進行。當批評對象為中國時,由於中國實際言論緊縮的狀態與台灣差異過大,導致任何鬆散無力甚至自我矛盾的批評都可以運行不悖。其中由族類歧視所製造的容忍空間,保證了一個恣意製造批評的空間,矛盾的批評尚且能彼此呼應,其中所成就的最後便必然只有歧視一事而已,而針對特定主題的批評邏輯早已自我癱瘓。

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台灣的公民社會對於其他族類的言論自由狀態其實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僅以貧弱的想像支撐。依照我們對於世界各國的差序認知格局,來決定該國的自由程度和體制運作合理性。對於在印象裡符合世界潮流的言論管制措施,我們不疑有他,戮力趕上。

而在所謂「保護兒少」的標旗之下,針對動新聞要求禁制的公民行動,毫不意外地跨越了族類的界線,向中國製造的「綠壩」軟體,或美國式階級內淨化政策之類的保護措施急起直追。由於我們對於言論管制的理解幾乎只剩下族類作為有效的界線,導致自身徹底失去反省國內或我族的理念邏輯能力。從倫理分辨到道德管制,從公民選擇到國家禁制;我們與我們批評最力的集權國家正走在完全一樣的道路上,而居然可以自圓其說。

這正是我們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集權體制。而這次,並不需要任何政治軍事力量來強行解放。

2009/11/23

狼野

牧羊人從羊身上發現一道傷痕。他驚慌地跑到村裡,大聲喊道:「狼來了!狼來了!」
沒有人理會他。

一個星期之後,牧羊人在樹林裡發現了一頭走失的羊。美麗的捲毛沾滿血跡,內臟腸胃拖撒一地。他蹲下看著失去生氣的羊眼,許久,轉身回到村裡,逢人就說「狼來了」。
還是沒有人理會。

過了一陣子,他總會發現自己的羊消失無蹤。有時一隻,有時兩隻。起先他還會四處找尋,沒有找到線索絕不放棄。日子久了,他也不再找尋。心底打算著羊隻繁殖的速度,知道羊群的數量不會減少,也就慢慢地不再掛心。村裡的人還是對他的警告充耳不聞。有人想詢問他狼的模樣,但牧羊人總是無法回應。因為他在原野上不曾看見過任何一隻。

疑問的村人帶著沒有解答的困惑離去。人們雖然還是不曾有所作為,但對牧羊人卻越來越感到同情。不時有人拿著一點家裡的工藝給他,或經過原野時邀請他共進午餐。但牧羊人並不感到愉快。他一心一意地想警告村人狼來了,卻覺得自己被當成孩子一樣安慰。他幾次露宿在牧羊地通往原野的小徑上,幾天幾夜地守衛,卻還是見不到狼的蹤影。

牧羊人逐漸變得敏感。夜裡每次起風都會被驚醒,巡過一次羊群才能入睡,身心委靡不堪。村裡的獵人經過,他總是殷勤地招待,卻顯得心不在焉。某一次,獵人勸他離開這個地方。他突然打起精神,大聲說道,他不能走,他的責任就是守在這裡,發現狼的行蹤,他必須繼續守護村人不被狼侵擾。
獵人搖搖頭,走了。

而牧羊人藏在心裡沒有說的是,他不能忍受自己一再被稱為說謊者。

日子過去,牧羊人越來越無心於照料羊群。他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價值,對於熱心待他的村人也毫無貢獻。在一次整夜雷雨後美麗的早晨,他一清醒就連忙趕到草地上,發現自己忘記把羊群趕往高地,一個晚上就被暴漲的溪水沖走大半。

牧羊人什麼也沒帶就往下游跑去,發狂似地宣誓要找回每一隻羊。幾天後,獵人見到無人看管的羊群,循著足跡追索,在遠方找到了死去多時的牧羊人。他躺在水邊,衣衫破舊不堪,身上還裹著血跡斑斑的羊毛。

村裡的人總是說,真可憐哪。為甚麼要死呢?我們都知道可能是狼吃了他的羊,但,難道他真的不知道,村裡每戶人家都養了一頭狼嗎?

2009/11/16

理性的風險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對於越理性的掌權者而言,民主程序越是一種具有阻礙作用的風險。


無論是近期的農地戴奧辛污染、美國牛肉進口、中科與友達擴廠、ECFA,或是時距較遠的核四、高鐵、雪隧、軍購等等議題,都與這個脈絡有著強烈聯繫。將這些議題歸入對於政黨乃至政客好惡的宣傳體制之中,則進一步模糊了人民與某種理念之間的連結。對我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這個脈絡的基礎元素,即是民主理念思考與落實的問題。但在這裡必須提起的另一點是,作為民主理念預想主體的人民,對於這個理念的思考與落實的態度,不僅分裂,也無明確的堅持。

當然,這必須是民主的實況。缺少雜音與不協調的國度裡,民主制度本身並無意義可言。

風險是這些議題之間另一個共同的基礎。對於社會決策機制而言,風險無論來自何處或有何效果,似乎都應該被化約為以機率數字為主的可量化指標組合。這樣的同質性來自於社會制度作為一種普遍規範所必須具備的自我恆定性質,無論持哪一種立場的公民,特別是曾經以普世價值或司法條例為辯論基礎的那些,都在某個時刻支持過這樣的恆定性質。只是對於人民而言,這種支持多半屬於一種手段,而非其終極的目標。於是當其目標有所變動時,對於這個性質的支持便很容易因而轉變。

對於一個以理性為基底而創造出來的知識體系而言,風險概念的出現毫無疑問地是種進步。它提起在理性構作的社會想像中如何納入現況下人們不願承擔的結果,並將因其完美而虛假的社會決策架構進一步合理化。然而納入風險的理性決策架構,在實作上卻忽略一件重要的事實,也就是,風險之所以曾被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是因為那是技術理性所無法完全解決卻實際存在的影響;而我們之所以必須將其納入決策,是因為儘管當下技術無法徹底消除這種影響,民主理念卻必須考慮人民是否重視這些問題的緣故。換句話說,對於風險的認識不能僅止於這些影響的或然率數字,同時也需要納入這些影響對人民實際造成的心理效果等等,在技術理性中常被視為不理性的元素。

在某些民主決策機制尚未成為第一序的決策機制的時刻或地點,我們很容易可以觀察到技術理性企圖使用無法消除、無法控制的藉口,或預設量化風險數字能夠作為決策最後憑據的態度,來處理決策的問題。無須強調,這個企圖從根本上否決了引進風險的原因,而進一步否定依據風險決策的價值所在。而這個企圖造成的進一步問題是,當代公民由於過於單面向地強調理性價值,導致理應作為民主異議主體的人民常常成為技術理性的協助者,甚至可能在懼怕被指為不理性的前提下,掩蓋自身感受乃至於將感受硬充為理性論據來參與公共決策。這造成決策體制的虛偽與不透明。更糟糕的是,這會阻止在往後議題上採行感受作為論據的正當權利,也會逼迫這些論據繼續自我掩蓋或假冒理性。

另一方面,這種虛偽或不透明對於民主決策體制有著直接的負面影響。最首要地,它從另一個面向合理化了對於技術理性的信仰。由於非理性有足夠的論述武器得以理性為名,對於技術的非理性信仰就套上了理性的外衣,而由於持有技術理性作為籌碼,比起其他的非理性元素都更能夠合理地進入決策體制,因此抹消看似較不合理的其他非理性論據。到最後,我們仍然得以技術理性作為主宰性價值。

而在官僚制度的層次上,特別在信仰理性計畫等於統治效能之處,技術理性會引發更為巨大的民主風險。在技術理性與統治理性的結合下,民主決策程序必然成為第一個犧牲者;若不是全面的取消,便是轉變為以公關效果為主的單向說服體制。而這種體制若再加上人民的配合,則價值理性亦會自我讓渡而成為以統治理性和技術信仰為中心的決策架構。如同前文提到的,在非理性決策因素影響下,對恆定性質的無法堅持,導致主導價值不再是公民手中有效的武器,而是比起對技術理性信仰更不穩定的非理性因素,此處亦因而更難以自我偽裝成理性因素,這種種都造成論辯中公民價值的弱化。

我們必須理解到這種理性的風險,因為這種風險所犧牲的是民主決策機制之所以可稱為民主的理念意含,卻同時並不在理念層次上違背任何民主決策機制的既定元素。我們必須開始面對非理性決策因素的價值,不再企圖將其為裝成理性,認識到:唯有離開將非理性因素視為如同技術理性一般存在絕對是非的思考模式,才能夠讓民主決策機制重新納入原本就不可或缺的民主價值。

2009/09/26

熱比婭的自由與政治的自我禁錮

如果我是一個所謂的戰略思考者,那麼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不讓熱比婭取得來台簽證是正確的抉擇。因為若非如此,直接刺激中國國際關係辭令裡的重要象徵,結果就是台灣政府必然會在失去更多籌碼,導致需要在鎂光燈照不到的檯面下,向中國交換比現在更多的資源或利益。


但我並不是。

我不主張國家或集體利益的優先性必須在人權之上,那怕那只是一個離我們遙遠無比的人權事件。而事實上,熱比婭正是一個離台灣人遙遠無比的民族運動領袖。這個運動無論在手段或內涵上,若是與台灣任何一種稍具規模的政治勢力產生合作或呼應的關係,都會是一場災難。維吾爾人為了抵抗中共統治,透過民族與宗教力量進行召喚凝聚的方法,是植基於當地自古以來的爭戰歷史、長時間的民族成形過程,以及直到當下還存在著,將民族界線明文切分的各種針對性文化、經濟與司法等等政策。對台灣近年來紅火熱銷的種族主義式政治語彙,參入這個運動的表淺宣傳後,只有加溫而無消解的實效。

然而熱比婭來訪與此也無關連。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宗旨並非顛覆台灣社會。只是,就算宗旨明定為顛覆台灣政體,倘若尚未在官方層次正式判處與犯罪行為有關,顯然也應享有不被官方阻礙行動自由的權力。對我而言,這個事件的人權層面僅止於此。儘管這凸顯出國家發給簽證權力的隨意性,但其實我們並不常質疑,而存在於各政治黨派裡的國家主義意識型態,也隨時準備好去取得並使用這樣的權力。

台灣政府似乎正嘗試去符應一個類似假判決的標準,提出國際官方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秘書長Dolkun Isa的處理態度以為佐證。然而這個手段的問題,在其倚賴國際刑警組織的引渡聲明,但那在任何層次上都並非有效的司法判斷甚至預審,而僅是提出國家司法機構在國內審判所需要的國際引渡協助而已。然而這至少證明,中共能夠藉由國際刑警組織的平台,請求引渡其定義的恐怖分子。儘管並未取得予其庇護的德國的認可,但相關行動卻在事實上,透過搭上具有國際效力的語彙,把東土耳其斯坦民族運動排置進入西方國家的恐怖分子名單之內。

另一方面,在台灣,無論支持或反對台灣政府措施的論述,都傾向於圍繞在將熱比婭定義為恐怖份子的認知四周。然而在這個事件與台灣相關的層次上,必須注意到,國民黨政權核心使用的是認定熱比婭「與恐怖組織相關」而非「身為恐怖份子」的論述手法。唯有不扭曲這個語彙,我們才能見到,國民黨不僅只是採用了中共的見解,還引渡了以美國為主要使用者的實用政治詞彙。也唯有放上這個前提,我們才有可能關連上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地近年的作為,進而理解:恐怖主義在幾年的政治消費之後,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例外狀態托詞;在國際上是純粹的強權詮釋,對國內則是有效消滅公民自由的藉口。若無法達到這層理解,熱比婭來不來台,對我們的立場而言,其實幾乎就是經紀公司之間為了一個明星上不上的了節目的明爭暗鬥而已。

在這層認知上,關於熱比婭是不是恐怖份子,或她是否與恐怖份子團體有關的爭辯各方,看起來就會像實境節目裡的參賽者,賣力扮演自己,假裝對幕後製作團隊毫無知覺的戲碼。這也就是當下政治語言的現實。這場政治實境遊戲最大的特徵,就是儘管每個玩家在遊戲期間莫不爭先恐後地全心投入,但絕大多數觀眾皆不然。而不如演員般投入的觀眾們,其實除了刺激有趣之外並不在意太多。若不然,這個禁令產生的諸多問題,例如在制度上疑似造成中華民國疆域重劃與國民黨宣稱相悖、或熱比婭並不直接支持新疆獨立僅是民族自主與台灣建國運動理念不符、或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曾否定「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但為二十一世紀定下恐怖主義標準的美國,卻仍將許多「與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有關」的維吾爾人囚禁在關達那摩監獄等等,在認真看待時增添困難,卻易於被表淺爭論任意納為己用的紛雜論據。這是台灣政治場域最擅長的任務:當問題越複雜難以定論,就會有越多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站出來為整個問題遽下定論。在訊息爆炸的本地現狀之下,也便只有這些人能夠在普遍貧乏的認識狀況中,成功宣傳一種稍微比較顯眼的貧乏知識。

如果我們認識到,恐怖主義在國際關係裡,從來就是大國定義的外交戰場辭令之一,也一向作為指定例外狀態範圍的藉口而存在;那麼對恐怖主義概念的反思裡,在企圖反轉而稱美國或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之後,必須同時思考反對在這個概念裡無法避免的例外狀態指稱。否則,就如同某個時代裡人人心裡都有個小警總那樣,如今就算是恐怖主義本質稍有認識的人們,許多心裡都存在著與美國或中國手段相差不大的反恐指揮中心。在台灣,許多指稱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的人們,卻也同時採行對他族或異議者全稱性的歧視論述或禁制手段,就是明證。

回過來談禁止熱比婭入境的措施。執政黨的這個舉措,因而並不只是附從中國的政治語彙,更是與北京政府一起附從由美國強勢開闢的恐怖主義論述,藉此完成自身的政治企圖:對於中國而言是將壓制境內政治異議與分離主義的暴力合理化,掩蓋政策失能的現實;對台灣政府而言,則是預先消除其兩岸關係政策的阻礙。由於這個論述本身即是隨意制定的霸權托詞,單一現象的反證由於無法動搖這個既成論述背後的權力,也便無法成為有效的質疑。例如熱比婭何以得到美國政治庇護這類疑問,甚至可以被中國政府提出來質問美國政府,加強其附從者地位的客體反諷作用。而由反對這個措施的人來提出質問,結果不但更改不了恐怖主義霸權論述的權力本質,反而進一步肯認美國對於恐怖主義論述的主導者地位。而若我們熟習恐怖主義論述本身,卻將反省界線限制在本國以內,繼續將國際間恐怖主義論述視為可認同的先見,其實正是為這個論述供應源源不絕的能量,與國民黨政府共同實現看似反對爭辯實則彼此強化的無益困局。


參考連結:

遊走…觀察…紀錄…:愛恨達賴與熱比婭
HOW's SketchBook:來不來不是重點,重點是誰是恐怖份子
貓魚的窩(偉中部落格):邀訪熱比婭?請多思考一下!
蘋論:婉拒熱比婭訪台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轉載):Why did the NIA bar Dolkun Isa?
龜趣來嘻:「外國人」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者,入出國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
BBC中文網:熱比婭:中國突襲東突營地令人懷疑
新台灣新聞週刊:東突的獨立運動
維基百科: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中評社:熱比婭涉恐 理直氣壯禁入台
酥餅的Blog:楊儒門不是良心犯,是恐怖份子

2009/07/15

【短札】暴力的極限

如果說現代國家的施政裡,有一個潛在的重要指令是盡全力保存國民的生命,那麼,國家自然需要保護國民免受任何可能遭遇生命危險的侵害。很遺憾地,當侵害國民生命的是另一個國民,許多國家還是選擇以殺害此侵害者以求嚇阻的方式來解決。這種稱為死刑的方案並非唯一合法殺害國民的方式,在不尋常的時機,我們還有稱為鎮壓的手段。儘管鎮壓的手段在世界各國已漸趨溫和,然而當鎮壓過程中有國民的生命遭受損害,這些國家就如同其他法律上稱為法人的組織一般,並不需要付出刑法上相當於死刑的代價。

因此,針對國家暴力的規範產生了一道裂隙。國家對於國民生命的維護,在這道裂隙存在的前提下,一旦掌握了啟動鎮壓手段的論述工具,無論在司法體制或政治宣傳方面,都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

在烏魯木齊發生,維吾爾族與漢族械鬥衝突的事件,中國國家機器在後期才進行的介入,由於國際社會對其長久以來的不信任,以一場動用武力手段加以鎮壓的事件為人認識。無論如何,現場格殺的手段既已溢出西方法治觀念裡對於終結死刑犯生命至少必須歷經完整司法過程的認知,中國在此並未被預設為具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鎮壓合法性,而一如往常地被獨立出來成為特殊的案例。其不合倫理之處,並非拒絕使用,而是過度地使用了國家的權力,直至近乎揭露國家暴力機器本質的地步,是以不僅刺激了其他國家的宣傳機器,乃至於刺激了他國公民無視於國家暴力鎮壓的潛力而能安居於幻象之中的生存現狀。嚴格說起來,我們能夠要求國家自我限制這種暴力的使用,然而所憑依者除了公民共認的倫理之外別無其他。

那麼,在這個事件裡,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

簡單地說,中國犯了一個全天下國家都會犯的錯誤。此即,在政治宣傳上重複穩定的基調,以國家機器的暴力阻止民族間的衝突進入致命階段,而對廣泛致命行為以外的衝突結構置若罔聞。這就意味著,當這個國家機器在事件上投注愈多資源,導致械鬥或仇殺等致命行為的基礎結構就將愈穩固。更進一步,無法以戰鬥宣洩的仇恨會向不同的生活層面反饋,最顯著的一種,就是繼續在語言中創作並深化更多的仇恨論述,其效用或許會在當代世界唯一的絕對界線,亦即致命性,之前停步,但顯然將會同樣以合法的方式滲透至其他一切層面。

中國國家機器一向慣於以明顯而粗劣的手段進行言論箝制,這些手段一直無法趕上其他先進國家。而或許由於中國共產革命以來的傳統,在政治場域的表面層次上也一向慣於以口號作為政治語言核心的操作形式。然而,當口號操作正面遭遇公民社會的想像力與功利主義時,例如在此事件裡,基於某種非法定的保護意識,對於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畸形的維護方式,必然引起公民社會各依其利的指責。當國家機器被迫只能為了某個口號服務,其內在可能滿足特性功利的底蘊勢將完全被掏空。

不管是在街上作案的混混,或者是打算逕處私刑自逞正義的國民,恐怕不是因為認定自己能夠抵抗國家暴力機器的鎮壓,才啟用法外的暴力。漢人覺得維吾爾人認定自己能逃過中國的司法體制、維吾爾人覺得漢人與中國政府根本是殖民共謀;在這種認知下啟動的致命暴力行為,對抗雙方皆以中國國家機器為敵對標的,而中國政府竟仍以國家暴力機器予以鎮壓。這種作法從人權觀點而言危害巨烈、從統治觀點而言無比粗糙、從結構觀點而言毫無助益。

於是,在這個事件裡,中國什麼都做錯了。

2009/06/08

如果六四曾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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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事件的記憶,準確地存在於權力要求我們遺忘的中心。

遺忘果真沒有效果嗎?在一連串彼此相關的事件接受遺忘指令之後,我們難道不也因此獲得不相信這個權力的力量?關於地方民眾的起事、西藏文明的抵抗,乃至於儘管受到壓制卻仍能作為國際權力交換操作槓桿上的砝碼,記憶抹滅行為的存在,在歷史上似乎從未引致如此巨大的效果。特別是引發者本身作為一個權力集中的體制,我們甚至能夠輕鬆地以最素樸的想像來加以違逆。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一直是,我們對自己身處其中的權力如何違逆的問題。而事實上,所有徵象都向我證明,我們只能違逆他方的遺忘,而從來都無力面對我族的記憶。

對於這個現象,最好的自我圓說,當是聲稱在遠方更嚴重遺忘尚未解除的當下,此地的權力還保有帶領我們違逆他處權力的價值。然而這種圓說迄今尚稱有效的現象,卻只表示了我們永遠為自己保留著遺忘的藉口。所謂遠方的權力不必存在於當下,可能是某個更久遠的官方形象,一再重複屠殺與奴役的單調聲響。我們甚至忘記在遠方的遺忘的價值,反而聲嘶力竭地繼續重複這個無調的單音,其結果也只是生產出更多對於繁音的遺忘以及傷逝。

傷逝即代表著無力面對自己身處的現實。而當抵抗的能量在傷逝裡耗盡,一種強制自身遺忘與記憶的扭曲便會創造出在此時此地巨大權力中內含的殘餘。我們當然見得到殘餘,但我們在當下即明瞭,自己會如何將其遺忘的軌跡。這種關於遺忘的記憶如此鮮明,導致殘餘成為一種眾人皆知的秘密,而權力尚且不必施行指令,只要如催眠師般提及啟動行為的密語,便呼召起眾多積極投入的能量,也安靜地撫平那些收藏著必須保存權力此類貼身錦囊的發聲人。一切的行為都符合律法,我們只是時常忘記,律法是由期待著遺忘的權力所制定。

在權力聲稱不曾發生的六四事件裡,由於遺忘指令的緣故,盡管並不存在一整個世代的失落,但在當下卻成功形成了一整個失落的世代。一切的遺忘都有理可循。以往天真地拒絕相信可能有所遺忘,如今我們精明地排置出以遺忘和記憶為路標的世界圖像。說著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其實是拒絕相信,在今天剩下的只是不同地圖之間相映照時,揭露彼此內陸可見殘餘的尷尬。

我們是如此堅定地,在記憶裡存放只在於他方的殘餘。無法將原則視為核心堅持的結果,便是彼此指責對方如何在他處進行壓制,又透過自我圓說的程序將本地的壓制更加落實。如果六四事件發生的意義只在於指責遠方的權力,那麼我們所做到的,也不過就是確保下一輪將更多殘餘遺忘的未來。

2009/05/22

白鴿

她不是他的第一個過客。

究竟是隻白色或灰色的鳥呢?第一次接納她時,他想著。她披著陳舊的灰墣的羽毛,細小卻及骨的疤痕裡看得出淚水與砂粒,雙眼已被恐懼吞食。

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內端年輪的洞中,等著她自我療癒。慢慢地,白鴿整理好羽毛顯出原色,俐落地安排出一處暫時安居的所在。樹感受著體內千百個洞穴中日常訊息的擾動,但在諸多過客之間,他總能分辨出屬於她的軌跡。其實,白鴿曾經在樹的身邊幾次隱現,總是藏住色澤,更不曾讓人發現身上的傷。直到飛來求助的那天,撲跛著腳步,畢竟總是掩蓋不了亙久以來漠視痛楚所生出,心內的血瘀。

於是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溫熱核心的洞裡,幫著她儘快恢復。白鴿漸漸有了表情,不只是如以往般飄然來去。他感覺到一種雙向的依賴,或多或少,若有似無,對於過客而言很正常,但他們卻總是更願意受命運牽扯而離開。樹不願多想,他知道自己這次恐怕再也難以治療自己被遠離的悲傷;對於白鴿,也知道自己放不下。他只能無奈地等著離別的日子來臨,而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謝謝你的幫忙,她說,這些日子以來辛苦你了。

他回以微笑。

日子沈穩地滑行。似乎已道別了很久,白鴿還沒有離開。他很快就發現,她的咕噥低語帶來一種寧靜緩解的力量。他們可以日以繼夜地閒談,以樹和白鴿的語言。微笑可以勾起更多微笑,溝通裡一切緲不可解之處,在不言自明的邏輯裡都在彼此相讓中消散不見。遠方的消息不再明晰,他只見到一個可見的未來。

他真的想休息了,琥珀漫漫淌過所有洞口,填補樹的悲傷。溫暖的結晶逐漸充實,撐起朽弱的軀幹與心。

所以當她向他詢問一個確實的消息時,樹已不再介意自己身上滿佈的傷。

千穴之樹

他站在這裡已經很久了。

一陣微風吹過身上密密麻麻的洞口,讓他緊張地挺直軀體。曾經也很喜歡清風拂過梢枝的感覺,但不知何時開始,一個挨著一個的洞穴已經成為延續生命的重大阻礙。他想著,自己的身體已經被千百個穴口掏空,隨時都有可能倒下吧。

以前是顆熱愛旅行的種子,旅人的記憶與特質還在軀幹枝葉之間迴盪不去。雖然他害怕在風中沉默地倒下,卻仍然嘗試聽取隨之傳來遠方的訊息。孱弱破碎的枝葉窸窣作響,有時像是笑聲,有時像是哭聲。每片落葉都帶著一個自己或他人的秘密,埋入土裡,卻不會化為養分,而是貧化了四周地界。他陷入長久的孤獨,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卻又不停反覆著埋藏與拋荒的惡性循環。

在成為一棵樹之後,也想過向四方分享自己經過的路途。滿身覆蓋的秘密卻又竊走了土地的肥沃,讓周圍的一切凋萎。他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畢竟那段已穿越的生命,沒有什麼阻礙過他努力活著的決心。只是在他想起之前,早已經是孤身一人。而吞吃了太多消息,也忍受不住哪怕是最簡單的他方的挫折。軀幹上張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孔,接納遠來的過客。當過客離去,留下的秘密行過經絡,帶著枯黃色調的葉子便從梢端落下。

於是時間在他身上見證著一個又一個洞孔的生成。有些深得幾乎對穿。待到身上佈滿洞口之後,並不只是表面解離,事實上連身體內部都已是鬆散而搖搖欲墜。許久會有一次路過的旅者,見到他的樣子,總是暗自思忖著這具木身何時將要死去。

雖然孤單,無論如何仍激不起寂寞。能腐蝕土地的落葉對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食糧。不時吹起的風中,他緩緩搖擺著,安慰自己,就像以往那麼多的時間裡一直照顧著自己那樣。儘管站立已然難以支持,他還是希望能提供每位來者一股溫暖的安撫力量。

但有時,他也想休息。每當這樣想起,軀幹縫隙間便滲出珀色的汁液,緩緩包覆成為洞口的眾多傷痕。流過又乾硬的那些,在朝向晴空之時,會反射出溫藹的橘黃色光芒。

2009/04/16

【短札】當我們只看到半裸的乳房

In our group... you have to trust people... not be afraid... Sex...is a big part of it..


為什麼只要一思考,就會發現這個社會裡將人「物化」的現象無所不在?不只女性、男性,乃至於一切生物,看來似乎都處於被物化的危機之中。

看著大家對某件事是否物化侃侃而談,必須要問:我們真的知道什麼是物化嗎?問得更精確一些:物化一詞在台灣果真擁有一個定義嗎?

其實這個現象所代表的邏輯非常簡單:台灣社會作為一個毫不意外的消費社會,在商品資本主義的運作下,所有的物件和行為都可以化約為交換價值;而諸多交換價值構成的各種資本,又可以經由貨幣統一估算。在近來引起爭議的兩個電玩廣告系列[1][2]裡,女主角可將身體交由廣告公司修飾拍攝之後,剪輯出對目標群眾具有吸引力的片段,藉以交換金錢報酬以及知名度等媒體資本。

當然,我無意依此建立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論述基地。因為這個體制的運作早已自然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導致一切要求其他價值優先的提案,最終畢竟要回到貨幣價值的強因素,而自身的堅持卻只能作為弱因素而存在。當單一交換價值的可能性獲得普遍的確立,那即意味著我們對所有客體的衡量,都存在著向此交換價值屈服的潛力。換句話說,即便是某種異於貨幣的價值推展過程裡,我們依舊急切地想找出能夠不必違背貨幣積累原則的方案,方才認定為可自我滿足的價值。

在這樣的前提下回頭看這個爭議事件,我完全同意其中稍事裸露的女性、製作廣告的集團、販售商品的企業乃至在其他事件中所有疑似同受物化的客體全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因為我們唯一保持公平的可能性,必須基於肯定所有客體的物化都屬正當。

然而這裡引出的還有另一層問題。在這些廣告裡,性誘引只是極其隱晦的符號。事實上我更相信某些機關之所以將之凸顯,完全只是因為品味而絕非其他。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我們已經不太質疑國家戲劇院裡舞者為什麼時常穿戴遮不住性徵的薄衣,也不太反對在流行歌曲的週邊影音文字商品中露白的繾綣敘事,更不願抵制路上隨處可見展露誘人身材的男女裝扮。在刑法235條釋憲文中大法官曾副署的「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等等文字,正是在說明社會主流品味對於相關言論定義的迫切性與有效性。觀看絕大多數在社會裡引起物化批評的事件,太多時候,物化只是一個藉口,直接指向感受性受到侵犯的反感訴求而已。

物化的定義到底是什麼?至今我們仍說不清楚的,其實一直包含著不敢聲張的明確因素。而這種欲蓋彌彰的猥褻性作風,尚且能在社會裡取得高度的默認。我們招展著搖搖晃晃看不清楚的論證,而一受侵犯便開始緊張怒放的另外半球卻緊緊裹在不見天日的布料裡。莫怪無數的好色之徒總是一心想來撥動撩弄。若有幸引來幾句嬌嗔,也好覺得自己穿破冰山搔到癢處。

(圖片與對話來自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2009/04/12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蔣經國自始至終是獨裁者,白色恐怖是他的遺產,直到李登輝手中才告扭轉。這是不容泛藍政客狡辯的歷史事實。
—孫慶餘
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臺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馬英九

對於蔣經國的紀念,這一事件本身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人民對於統治者的紀念或感恩,從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而不管在哪個國家,這種熱病的不同形式,也從來沒有即將消退的跡象。

相較於其他政客,蔣經國儘管成功塑造了所謂勤政愛民的形象,但卻沒有留下太多著名的言語。這或許是在一個家父長概念以及傳統道德根深蒂固的威權國家裡,領袖所能具備的最佳品質。身處在與民主體制下截然不同的政治宣傳邏輯裡,蔣經國相當巧妙地運用了慈愛、養育與管教的持家語彙,以行動允許支持者逕行生產詮釋論述,在各處生產比語言留下更深印象的身影,為自己在台灣成就了至今屹立的父親般象徵。台灣的統治者們一直無法擺脫蔣政權所創作的諸多宣傳符號,乃至於不斷宣稱自己與蔣政權的聯繫: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從勤政愛民到私人關係,甚至招搖擺弄蔣氏父子的反共論述,也為當下台灣沈迷於符號戰爭的淺薄政治場域,下了一個最為諷刺的註腳。

紀念蔣經國的熱病由國民黨發起。我們或許可以畫出一條簡化的系譜:黨外反對蔣經國→民進黨反對李登輝→李登輝在國民黨新的反對者,後稱泛綠之中找到支持力量→國民黨在泛綠對李登輝的轉向中尋得論述武器→國民黨以及泛國民黨政權利用此一武器重新宣傳蔣經國形象與連結。依循當下流行政治論述時常宣稱的報復合法論,其實這裡面每個勢力的作為都具有相當的正當性。當然這樣說來不免有點倒因為果,因為這種允許使用敵人的手段予以報復,哪怕違背自身理念也不足惜的宣稱手法,也可以說是這個系譜中顛倒錯亂的政治關係,和前後反覆的政治論述等等事實的結果之一。

幾十年過去了,在台灣紀念蔣經國居然還有一定的正當性,儘管荒謬,但這並不純粹是無知或遺忘的產品,也不必歸因於後任者的政績如何。事實上,倘若這個社會裡沒有給予一定的結構誘因,這許多錯亂並不會如此猖狂。

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前所一手造就的白色恐怖、滯留到他晚年才小幅更動的戒嚴與反共反動意識形態,與其任內推動的各種經濟建設、生活水準的實質提昇和均富等等諸多現象,不管從哪個歷史角度看,都是很難加以反對的事實。既然如此,就歷史的角度,這些事實理當並行不悖。今日政客寫史之所以困窘倒亂,不同陣營的政治宣傳者之所以能在也樂在彼此的空缺裡挖掘自己的戰壕,完全只是為了當代體制下宣傳口號之必要而服務。政治語言對於歷史想像之貧乏,永遠只能為了製造品牌識別度而在這場大戲裡重複劃分好人壞人的遊戲。報復邏輯在這裡也得到自我強化的動力:當反對者把白色恐怖歸結到蔣經國的符徵裡,強硬排除其他所有符指時,由於蔣在歷史上尚存其他作為,支持者遂能利用史實之名指摘對方的錯誤,用同樣的排除手法翻轉符徵的意含;彼此排擠的手法輪番上陣,幾巡之後,符徵的正反價值遂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導致符指墮落為彼此可輕易取代的填充物,本身的意義完全掏空。如今白色恐怖已經不再是足供反省的歷史事件,而首先必須是證明蔣氏政權以及國民黨統治之惡的符號。作為政治效果,我們便如此失去一切對特定歷史事實評價的能力,而不停困限在如何完成敵我識別的永恆迴圈裡。

這個效果已經逐漸在政治場域裡成為主流行事指標。影響所及,就算對威權體制的各種徵兆與脈絡有所警覺的人們也脫離不了這個符號侵奪的遊戲。而政治勢力將敵我辨識作為基本要求,也造就了在不同黨派執政時,只有其反對者才能見到威權統治效應重生,而支持者對於所屬政治勢力的威權跡象卻刻意甚至無意盲目的現象。

我們不得不懷念蔣經國,或許因為人民對於他的形象還有懷念,或許因為對於歷史我們還不夠誠實。但事實上,是我們自己缺乏反省的動機和信念,也是我們自己縱容政客沿襲兩蔣時代的統治手段,是我們癱瘓了自己面對歷史的有效姿態,而同時也擺脫不了對於政權或政客的愚忠。一個威權體制的統治者在台灣能保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正是得其所哉。

孫慶餘:白色恐怖是蔣經國的遺產
馬英九:薪火相傳 任重道遠─永懷經國先生

2009/03/18

【短札】靠懲戒滋長仇恨


對於范蘭欽/郭冠英的追索,聚焦在他的種族主義優越感,以及煽動族群暴力的言論上。而進行追索和咒罵最力的一群人,其中有許多也同時在這個政治議題上,以歧視與仇恨的語言來加以詮釋。如果連正義使者都可以道德敗壞地如此堂皇,那麼我們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不過就是台灣政治仇恨進化史中又一次的演化現象而已。

在這個事件裡,馬英九政府當然樂得迅速處理,國民黨團樂意追打,民進黨團擴大打擊面,網路言論自我加熱針鋒相對;很難想到其他的解決方式,包括最後沒有法源處理,於是輕輕放下,或曲解司法政治解決,或施點壓力非自願請辭。之所以說樂得處理,乃是因為國民黨向來服膺以道德解釋法條的原則,如今民進黨送上門來主動要求,我不知道有什麼比迅速處理更好的方式。只要此例一開,不僅道德檢禁的力量更為茁壯,自野草莓以來好不容易開拓的一點點可能性,也離完全抹消更進一步。

事件發生迄今,主要的行動者之中,沒有人提起仇恨犯罪管制立法的問題,也從頭到尾都只有將郭冠英解職的要求。而將郭移送懲戒的理據,頂多是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二條「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或公務員考績法,公務人員服務法中的類似規定而已。新聞局照表操課依法移送,管委員螢幕落淚交代選民,這場戲就此做完,在台灣公共場域裡留下滿地比范蘭欽高明不到哪去的文字,等待仇恨的下一次進化。

以國家機器管控言論,絕對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實行的事。我們在此案中或許已經知道引用世界各國對於仇恨行為的立法管制措施,乃至立法意旨,但更不能忽略的,是這些意向全部都是以嚴格詳盡的立法討論與法案規定為前提。一個事實上存在仇恨的社會,對於何者為仇恨言論的定義與敏感度,必然有一定的分歧。何況在台灣,仇恨與歧視言論的基礎並非只針對少數弱勢,也涉及主要的族群。然而在偽托「弱者武器」的姿態下,各大族群都出現了擅用仇恨與歧視語言的成員。在語言上長期反覆駁火的結果,就是幾乎一切宣稱都可以被視為仇恨語言,乃至於視為我族使用仇恨語言的正當性條件。

而若是要解決這種仇恨,最糟糕的方式,當是以某個政治陣營為詮釋主體,利用該陣營已成形的仇恨語言來主導詮釋權而對言論逕行審判。這種情況下,本案中范蘭欽的言論引起越多數人民反感,就越加強此陣營仇恨語言的合法性。這恐怕是在公共領域中,社會共識最令人寒心的用途之一。而這個用途如今結合國家,並肯認靠模糊法條進行懲戒的有效性,則賦予了國家機器更肆無忌憚的理由。

對仇恨言論的處理,或許再也看不到比台灣更糟糕的方式。我們只懲處了一個口出惡言的官員,但卻同時加強了人民之間以仇恨語言攻擊的現象,以及將個案擴大到敵方族群全體的歧視性詮釋角度。我們果真阻止了在國家機器裡權力與歧視的結合嗎?姑且不提以往各黨各派漫天飛舞的歧視與仇恨語言,當有人終於提出反仇恨犯罪法的意見,卻加入了「利用網路散播仇恨之言論應該受禁止,供公眾使用的網站負有過濾和拒絕仇恨犯罪之責任」這樣的建議,我們的正義之士們如何面對?倘若管委員也提出反歧視立法的提案,這個條文會不會存在?

而我們自己又將以什麼姿態來審議?或其實我們從來也沒想過要這樣做?

2009/03/10

舊文重貼

我一味興奮地訴說著。眼前的人表情木然,不時抬抬腿拍走似乎不存在的蒼蠅。空曠挑高的門廊沒有其他人影,冷弱黏膩的陽光在地上流洩一道一道的柱形,我無法看清眼前的臉(儘管那如此木然),邊說著邊聽著陽光逐步掃移在磁磚上,發出歡快的磨擦聲。我不知道,或許有幾片草葉飄過吧。而我的聲音逐漸沙啞,言語逐漸開始變得零散,落到地上發出細碎的噪音,干擾我僅存的一點點的思考。

「妳知道,在上課的時候。」然後我們兩人都為了這句話愣了一愣。

在上課的時候,就是那堂課,妳也上的。

老師不斷地笑著。每一聲的高低起伏極為多樣,聽久了卻又有一種在咖啡店裡坐到整張cd跑完又回到最初一首歌的感覺。我每次都會細細地計算課堂上話語的數量,每次都不多,剛好夠我填滿一肚子詭異嬉鬧的宴會餐盤。其中有些讓人不大能理解的,喧嘩的聲音卻特別大,彷彿蓋過了一切可能的我自己的聲音。一個學長哀傷地搖頭,偶爾有些看破似的微笑,那種笑與老師的笑纏雜在一起,從不互相盤絞勒殺,但在我看來卻遙遠像是硬撐在現實之外,也太遠了導致有些分不清楚,我常常因此而瞇上眼睛。老師一笑就停不下來,學長的眼睛透過眼鏡不斷模糊,最後就讓日光燈下的白霧肆意包繞吸收,整個人也悄悄地悉悉索索地沉沒進去。
另外有一個學長被一把精緻的銀杵釘在牆上,但是仍然快樂地舞蹈著,雙手不停地擺動,臉上顯現一種痛苦卻沉醉的表情,銀杵上精緻的飾環跟隨身體的顫動而不停抖動著。如果試著只看見那也是銀鑄的,美麗而易碎的環,會邈邈然生出一種不大真實的幸福的感覺。尤其是,它還在不停地顫抖。

「真的這麼誇張嗎?」眼前的臉終於現出比較關注的表情,我裝模作樣地牽動了一下嘴角。並且感到微微的失落。或許我應該把重點從我自己身上轉開。但是這麼一來,對話又有什麼意義呢?只是,我又能管得了這麼多嗎?如果讓我選擇,我當然不會選擇就此離開。

天上有一朵雲遮住太陽,陽光將精緻的邊線染上一層金黃。

我們美麗的,美麗的討論啊。我說。課堂上的討論。學生們如我,在冗長而孤單的思考之後,疲弱地推出一個問題,還沒到達老師的耳朵,就已經痛苦地發現自己的愚昧。以至於我每次都聽不見老師接下問題時耳中清脆的喀嚓聲。老師雖然一直笑著,但他從不曾為了學生們的痛苦而笑得更大聲,其實,那些多出來的聲音都是從他手裡的書發出來的。與其說笑聲更不如說是吶喊。那是我們痛苦地緊緊抱著頭,頭骨間縫隙被壓擠而發出來的恐怖聲響的回音。就像我常說的,書就像一面鏡子。它只因為年代的久遠而稍稍扭曲你,卻無法改變你對自己的印象。我們總是說,再找一面鏡子吧。

那麼,會不會有些失望呢?笑著的老師,痛苦的同學,和不斷受狂鬧的聲音所振動的書本?或者,不是失望,而傾向一種質疑或遺憾,問題和答案都在課堂上不斷地傳遞進行,我們一點都不缺乏語言。於是這些傷感的問號便不能附加在任何句子的尾端或滲透其中,只能等口齒與言語的共振稍歇,才能試著從眼神、表情或一切不自然的姿勢裡絕望地向遙遠的彼方伸探,然而卻永遠只能到達被體溫烘熱的空氣界限所及,儘管那是所有人剩下的,最後的,一致的,真誠的期待。但是言語仍然不停地無聲地運轉,我不得不用牽強的笑容來掩飾各種其他表情。門窗總是關得緊緊的。我每次都感到窒息。

「但是我沒有這種感覺。」之前的關注有點收歛。怎麼了?這是什麼?某個黑暗的角落裡有一張臉啞然失笑。這是一種,策略的錯誤嗎?我認真地選擇過什麼策略嗎?而眼前的這張臉,表情的收歛,是為了說些什麼嗎?是在指責我?還是在沉默地抵抗將來卻未來的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由得升起一種面目不清的期待。有點好笑的期待,好像報復的期待。

我知道啊,誰希望每個人的感覺都跟自己一模一樣呢?我若覺得與別人的感覺都一樣,又何必再說什麼呢?

「如果和別人的想法差太多,也不會說什麼吧。」彷彿是我自己說了這句話,抑或是妳說的?我兩邊的肩上像是有什麼東西為這句話崩潰了,卻緩慢而安靜地在空氣中散開。我向兩邊看了看,眼裡只有冷淡的光線固執地在地磚上刻印。睫毛因為突如其來的一陣刺痛而微微抖動。時間如此珍貴。

2009/03/04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回到這則專題。或因主事者對語言對抗的現況知之甚詳,在語言操作上其實已經相當自制,只不過由於滿足了模糊疆界的效果,因此卻又受到過度的注目。在此同時, 使用語言標籤時的謹慎,恰好更顯露出其中意識形態操作的面貌。承續上述,這個節目所提出的對等項,是家人在台灣,歷經國民黨部隊→共產黨部隊→遭遇二十一師,最後因為冷戰情勢而在中國定居或回台定居的老兵。而這個對等項預設的論述敵人,應該除了節目已明示的【將外省人一概視為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仇敵者】之外,還包括【認為當時的中國體制,如解放軍、共產黨,乃至於中國主權範圍皆與台灣的台灣人無關】這樣的論述。在我看來,後者的顛覆性質更為強烈,直接動搖許多台灣主權運動者認定並不吝於表達的【中國主權範圍自古至今從未及於台灣】這樣的論述。許多評論有所偏差的地方在,這個節目本身並未製造「解放軍為台灣人報仇」的論述,這個觀察很有可能與感受性的壟斷有關:只因為模糊了解放軍與台灣人的界線,在震驚效果下,便自然地在心裡導出台灣人與解放軍成為相等項目的感受。這裡且不多談。

從這裡可以再往回談到前文提過的諸多問題,而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著手處理,即在論述中使用範例的問題。包括我在內,許多人都同意,面對二二八事件最基本的態度就是要從挖掘史料,盡可能塑造可信的歷史事實開始。在政治場域裡,這樣簡單的行動綱領,一碰上文化戰爭裡各方生產出來的論述武器,立刻成為俘虜。我們很快地學會只看史觀而不關心自己失落的史料。當敵人或具有潛在敵意的人們提出新的史料時,我們立刻以史觀進行政治篩檢,並假裝自己仍然予以包容。

基本上,對於治史的一般認知可能是:史料雖不至於是史觀的唯一決定因素,但史觀的型塑工程卻有責任盡可能包容所有史料。這個條件在今日受到全面的挑戰。由於論述戰爭的緣故,特別是對口述歷史的高度重視,史料與史觀之間的連結關係出現重大的轉折。在形成史觀時,我們普遍地在史料的細節上用功。這當然無可厚非,然而若我們是以史料細節來證成自己既成的史觀,就會產生史觀無法解釋的史料不斷出土,但是觀點本身卻無多少變動的現象。特別是在敵我分明、隨制體制早已成型的鬥爭狀態下,史觀的型塑,更大程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這必然造成篩選的效果,更進一步將史料也納入具有感受性壟斷效果的隨制元素之中。

這可以用一個在當下具有高度合法性的認知來理解: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們「至今仍然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這乍看之下是個具有新意的說法。然而,我們如果可以理解「無受害者的犯罪」,例如吸毒、賣淫等等概念,某些狀態的「加害者」位置,在例如戰爭、死刑、階級壓迫等等結構性行為裡,恐怕很難以個人來填補這個空缺。事實上,倘若在論述層次上把二二八事件歸入戰爭史,進而將它視為無單一加害者的體制犯罪,我認為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此同時,將二二八事件歸入政府與人民的對抗關係、極權與民主的對抗關係、乃至左派與右派的對抗關係、省籍之間的對抗關係等等,都是有可能成立的論述。然而依據不同論述的化約情況,這些不同的史觀架構會各自產生詮釋上的闕漏。在這裡,提出「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論述,是恰好顛倒了歷史詮釋的理解方向。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定義,會由詮釋結構自然產生。倘若個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史觀,對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錨定自有心得。然而這個見解卻在知識分子之間廣為流傳,也依此生產出呼籲性的論述,證明了對此議題關心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常常不是個人史觀的確立,而是集體史觀的凝聚。

相對而言,這個凝聚的行為在台灣已是流傳久遠。從民主化運動開始就已經啟動。而相對的運作內容,站在我的立場而言,我們極少把問題放在戰爭的扭曲以及政權與人民的對抗基礎關係上,時常只針對特定政權,或基於民族對立的問題意識等等前提,來揭露歷史「事實」並加以詮釋。這是之前的宣傳體制基礎。就是在對手宣傳體制所掩蓋不到,甚至刻意忽略之處,產生了新的宣傳體制。基本法則仍然相同。而不同陣營的宣傳體制一方面創造並收集不同的口號,另一方面對敵方的口號與論述隨時保持警醒。由於警戒多在於前線而少在於本陣,導致所謂的雙重標準盛行。然而那僅只是浮出表面的諸多現象之一。另一個結果是,將史料也視為口號加以操作:從屬於自己陣營的史料便加以過度詮釋以及製造感受性壟斷的工作;對敵方的史料便加以嚴格細節檢視,也不排除從史觀角度加以隔離。這樣的操作,以各個陣營為基地,在論述烽火中創造出以武力強加保衛的零碎陣地,看似保衛住某些已經成立的史觀,實際上只是在論辯層面自我癱瘓,除非加上信仰的因素,否則所有史觀都將只剩下碎裂的合法性。

中時媒體集團製作的「二二八泯恩仇」專題,正是在這樣的鬥爭場景中,隱然浮現的又一個前線陣地。雖然在其敵手的感受性壟斷操作之下,從空泛的標題開始就已經引發警戒,嘗試以回歸本陣隨制節點的方式加以否定。然而對手的過度詮釋,並不能證成自身的合法性保障,這卻又是中時集團對自己的防衛策略。事實上,這部專題的意識形態證明,並非標題,而是最後一句話:「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這句話將二二八事件扣上幾乎完全沒有邏輯關聯的兩岸恩仇和台海戰事,明確而大膽地生產了從壓迫者/被壓迫者、本省/外省,再到台灣/中國這一串對抗系列之間的隨制連結,另外也隱晦地攻擊了台灣國族運動裡,不斷創造出台灣與中國從人民到土地從未互屬的一部分論述陣地。此時其對手最有效的反制策略,當是暫時在這些陣地偃旗息鼓,同時祭出其他隨制結點來保障自己感受性的安全。

而我個人對這樣的戰爭狀態感覺最有趣的是,倘若和平和解的口號被對手搶佔了,怎麼辦呢?最能證明這種戰爭邏輯的,當是像這裡宣稱:和平根本不在。以我之見,雖然這與主流的合法性論述在邏輯上明確地自我扞格,但由於這種態度所開放的鬥爭潛力與政治利益,導致對其反省的力量會降到最低。而當我們確實將論述戰爭的成敗置於史觀的誠懇之上,我們便離開了傳統民主政治所謂公開合議的預設,創造了宣傳邏輯遍在的法則。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上)

「很多台灣人誤以為,在台灣的外省人,就是當時鎮壓台灣人的那一批。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絕大多數在二二八發生時根本沒有到過台灣,甚至搞不清楚台灣在哪裡。中天新聞追蹤二十一師的用意,就是在於釐清事實,進而化解因為誤會而產生的隔閡。」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2009年2月28日,中天新聞播出了以幾則訪談和摘錄文字組成的「二二八泯恩仇」專輯,撇開冗長的篇幅不談,其主要的焦點,就在於某些台灣人加入中華民國軍隊之後,在戰場降服於解放軍,並在上海與二二八時期鎮壓的主力部隊二十一軍遭遇的故事。中天新聞台並無提及反省與究責的問題,但諸多評論者卻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認為過於簡化,刻意不提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的角色。這種觀點在當下我們已知的反省邏輯上,對也不對;若放到台灣社會的混雜脈絡中,則已無對錯可言。

這個節目,很顯然地是乘著史料挖掘的合法論述,進行特定的意識形態工程。黨國的角色撇過不談,日本—台灣—中國/國民黨—共產黨/政府—人民/台灣人—外省人等等諸多項目之間的界線也被模糊了。對於這點的普遍觀察相當準確,或許也是因為這些手段正是引起疑慮的緣由。事實上,早先已開始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恐怕也是因為類似的手段而引起另一種疑慮。

如果我們沒有著手處理背後的普遍結構,這類緣由還是會不斷發生,所差別者只不過是掌握詮釋權的角色立場而已。

在這個專輯裡,相當程度地強調了二十一師以及解放軍台灣兵的報復關係。旁白以「或許就是要將恩怨留在上海灘頭,留在上個世紀。曾經用槍口指著別人的二十一師,同樣成為槍下亡魂。那些曾經受過二二八磨難的心靈,也許能夠就此放下」帶過,這樣輕輕一帶,卻事實上預設了當下社會裡仍存在這類報復心理。這是相當基本的政治操作,用微小的單一面向企圖解消某一段論述,但事實上卻可能立刻被認同者與反對者同時上綱成為陣營之間的總體對抗。事實上,單一切面的論述所能對抗的,就只是它確實面對的論述而已。無奈台灣有太多人似乎還沉浸在反抗國民黨霸權的過往榮光之中,渾然不知意識形態的語言戲局早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形貌。

懂得操作語言的精英們也並非對此全然無知。面對國民黨政權,以權力的紐帶作為批評對象的反霸權力量,尚能有一致目標。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權力的象徵不再只有單一可能,原先作為反霸權的集結勢力便將主要手段從奪權轉化成為文化戰爭。在這個轉化裡,許多人卻還是在無意識裡,抱持著意識形態具有基礎邏輯,與其對抗只需證明其中部份邏輯失效即可的認知。他們忽略了,霸權之所以必須集中並保護自己所有的隨制邏輯,乃是因為其透過體制掌權的現實,造成必須在政治上保衛絕大多數體制成員的結果。這並不影響霸權邏輯的隨制性質,亦即,在感知性上將原本沒有邏輯關係的諸多語言項目加以連結,並塑造成類似道德規範的霸權意識型態,再發明許多空虛的符號加以承載。著名的三合一敵人論述就是顯例。也由於這種隨制霸權的一致壓迫,導致彼此之間理念極少交集的不同政治團體,也可以集結為反霸權力量共同反抗。

而在反霸權的成員掌權之後,反霸權的隨制性質自然造成斷裂。此亦所以民進黨可以與諸多社運團體共同反抗國民黨,也是在其掌權之後可以輕易與之切割,而不完全失卻其合法性乃至合理性的原因所在。但是在霸權對抗轉化成為文化對抗之後,由於體制權力的因素分裂,在政治體制的層次上,成為抱持不同文化價值的行動者,彼此爭奪體制內諸多權力位置以遂行其政治計畫的場面。相當諷刺地,在論述層次上,以權力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刻,在意識形態上可以畫出明顯的界線;然而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候,卻只剩權力場域可以用以畫界,但奪權戰線的極端零碎卻反而讓論述手段往過於簡化概括的形式呈現。總統名額只有一位爭議尚低(但我們不能忘記,總統因此在意識形態戰爭中,能夠掌握並操作多麼重要的戰略高位),國會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政府機關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情治系統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媒體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等等,較為細緻的分析由於效果不卓越而紛紛隱退,僅存者多是過度概化,濫用全稱的劣化分析。而最後竟衍生出以藍綠、統獨等截然二分整個社會的巨大認知模型,更有趣的是許多人竟也能在此重拾以往霸權對抗的語言論述,更驚人的是還有效果。起先或許只對應上一點舊時代的社會殘餘;然而在許多人開始依此認知建構政治勢力,構造敵我關係,再依這些關係實踐政治資本分配之後,認知與權力分配相互證成,台灣政治場域的二元對立虛擬實境儼然成型。

這段歷史必然為政治精英所熟知,而對於人民,他們溝通的手段同時也正是他們隱藏其政治進程的手段。

此即政治宣傳。用以召喚支持的語言必然異於政治資源分配的邏輯,這是當代政治體制的慣常現象,並在各個層級的政治行動中普遍存在。成功構作的論述具有強大的合法性召喚效果,因此最佳的組合,當是在實際掌權之後依舊宣傳自身在該體制機構中身為弱勢,如此在政治進程以及支持召喚雙方面都能得到最大效果。令人遺憾地,知識精英儘管沒有權力精英的現實束縛,但或由於意識形態集結的道德指令,仍然全力協助完成這個行動。其對時事國政,以及政治墮落效果的憂心與難捨,並非忸怩作態,乃是在這類矛盾裡企圖盡可能自我說服的姿態。

總而言之,在權力與文化集中者處,眾人的意見若沒有太多分歧,這個體制當然會依其所是繼續往歷史延展下去。而其中以權力鬥爭作為基礎與特徵的各種語言模型與實用,便成為極少有人願意挑戰的約定俗成。有一種風行台灣政壇的論辯型式,聲明對手可以做的,我們為什麼不行;直至黨派層級為止,如國民黨大量而輕易地引用民進黨使用過的論述口號,便證明了在論述層次的文化戰爭裡,所謂的對手其實反而僅是權力掌握上的阻礙,而較少是論述邏輯上的對反。

這當然引致了論述創作的緊張,畢竟論述的徹底同質性不能過於顯著,否則論述將逐漸失去召喚的能力,連帶也會影響權力資源的取得。於是藉著隨制邏輯的基底,兩方陣營都各自收取屬於各自的詞彙庫。當對方生產新口號時則實行過度批評,對我方的新口號則過度寬待。圍繞著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論述裡,「官逼民反」、「和解」、「和平」等詞彙都經過這樣的歷史,對於對手口號裡的正面潛力盡可能忽視;而譬如「光復/終戰」、「遺忘/放下仇恨」等等詞彙,則是經歷了更細緻幽微的鬥爭歷史,最後也是全面掏空,抹消各自的潛力,堂而皇之成為敵我辨識的旗號。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2009/03/01

但願曹長青不是同性戀

本文受〈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啟發

在扁案中由陳水扁爆出的,至今還看不到光碟的光碟疑案事發之後,曹長青在自由時報上刊載出充滿歧視同志意念的文章,再次引起人們對曹長青是不是同性戀的疑惑。但曹長青以評論者身份向世人展現的姿態,是一位歧視同志又分不清左右派政治的極右基本教義者,這不僅是他獲取聲名的方式,他犀利卻可笑的評論,當然也是綠營在部份人權議題裡甚至比不上藍營的很大原因。如果他是同性戀,卻仍然不停詆毀同志,顯然是耍弄了那些扭曲自己只為了與他唱和的支持者們。零六到零七年發生的一連串美國共和黨政客同性性醜聞,不但讓共和黨在同志議題上失去立場,更間接導致國會與總統選舉的失敗。而如果曹長青知道同性戀,卻竟然不知道有雙性戀的存在,乃至於直接判斷有同性性行為者必然是假結婚,則屬重度無知,自由時報的長期讀者有權利知道真相。

對曹長青問題,我近十年來沒有發表過幾個字,但卻時常注意其人其文,也做了很多「家庭作業」。我看過的曹長青文章,全部都是左右不分、政治立場看似堅挺實則扭曲、號稱評論卻只是個人感想的打字練習。拉岡指出,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常可能出現被迫拋棄珍愛事物而出現的替代物"Objet a",在其後人生裡會發展出一種足以引發快感的對象物,導致個人在某些實踐中獲得不可言說的滿足。很多評論者的心態特別隱藏起這種個人快感的層面,卻在不同的文章裡不斷顯露出來,藉以獲得不停補償的快感,比例遠高於一般人。

曹長青一直不斷地攻擊同性戀,與他的政治色盲、低度思考以及崇拜權力等等特質都有關係。尤其在他之前與【斷背山】有關的評論中,他提到「那些影評家要用支持這部電影來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甚至是對上次總統大選時,美國絕大多數州的民眾都投票反對同性戀結婚的反彈或報復」。這難免讓人猜測,他是不是在說自己心裡的渴望呢?

一般正常人看【斷背山】得獎,可能會認為評審願意「肯定」哪怕是主流社會不見容的主題,但卻不會認為這是要「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更不會認為是對某些選舉選民的「報復」。像電影「美國心玫瑰情」裡,唯一身為同志的主要角色卻在最後才忍受不住爆發,這才是社會對同志壓抑的真相。

〈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再次引起人們對於曹長青的智力與性傾向的誠實問題。當然,並非愚蠢就不能評論,國際上處處都是極端主義右派在發表不可思議的矛盾文章;但讀者不會接受欺騙性的評論,尤其是以刻意擺出的強硬姿態作掩護。像美國共和黨議員馬克佛里,雖然身為兒童失蹤與剝削議題委員會主席,但被發現是戀童者(以露骨訊息騷擾青少年),結果因為偽善的醜聞而失去政治舞台。今天台灣讀者對曹長青是否同性戀的追究,其出發點也在於他是否欺騙大眾。這篇文章出爐後,顯見曹長青還是不改以直挺挺的立場與毫無思想的文字,繼續散播歧視同性戀的訊息。只寫一句「並不是同性戀者就不可以做總統」,對比之前長期的詆毀,甚至就在同一篇文章裡公然宣稱關於男同志的各種偏見。只提上這一句,不等於就變聰明了。曹長青向以文筆犀利果敢著稱,碰上腥味這麼重的消息,倘如同以往一般見獵心喜,卻又不會刻意放低姿態,把以前更激烈的歧視文字拋諸腦後。這實在讓人懷疑他的動機何在,無論如何,顯然無法解除人們心裡的問號。

我個人確實是不希望曹長青是同性戀的。雖然知道這種激烈手段,其實不過是為了以反向的抵抗,刻意掩藏自己的性向,並在其中獲取樂趣,就像【金賽性學教室】一片裡描述的牧師父親,唯一反抗童年禁錮的方式,竟是更努力在其他人身上加諸同樣的禁錮。但就我所知,同志們無不是努力地在艱困的精神環境中掙扎求生,就算不是耗盡所有來幫助別人,也至少不會在社會上散佈歧視,深化所有邊緣族群的困境。

然而,儘管他在立場上不停詆毀同志,污衊同性戀情,甚至仇恨一切與同志有關的政治現象;但我仍希望,如果曹長青真是同性戀,同志族群能夠張開包容的雙手,接納這個一時自陷於叛逆期的姊妹,讓我們期待每個躲在暗櫃裡的朋友們,就算一時失志,也能迷途知返,驕傲地站出來迎向陽光。

2009/02/24

「?」的復仇

仔細想想,除了至今仍是一個謎題的某篇文章,除了紀錄她在捷運局(前誤植為文建會)一役中英勇拍門的身影之外,好像沒有為這個朋友寫過什麼東西,反而常常寫一些讓她覺得很無聊的政治議題。

直到她用「?」寫了一篇文章,我才又想起這之間畢竟有著的關聯。多虧阿潑想起當時慕情用「?」築起的防衛壁壘,我是連當天喝什麼酒都忘得乾乾淨淨了。只記得當天自己沒有太多疑問,乏力地詮釋彼此發言的角色,簡而言之,便是喃喃重複別人的發言,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立場不大對勁。

忝自出身於田野風氣最盛的社會系之一,我從來就不敢認真以田野調查做為研究設計的主要基礎,卻又選了個以田野做來簡單太多的題目,看在別的同學眼裡總是奇怪。事實上我也不曾實際思考過,只覺得自己不該做不能做。直到某天同學意外在席間問起原因,才在腦中不由自主地浮現許多,彷彿已經存在很久的原因。我說,一來我太容易跟見面的人發展出友好關係,而且自己容易深陷其中。我畢竟相信,田野研究若要對學術負責,必須實施背叛和疏離的行動策略。如果我連這都做不到,走進田野只是徒然增益自己的人生經驗而已。再者,我在觀察時所收到的訊息太過繁複,不只是語氣敘述表情姿態,甚至空間歷史個人生命等等脈絡都會自動地不停地全部浮現一再修正。這樣的我一旦進了田野,倘若僥倖不被自己累死,也會因為累積的細節量過多,導致研究瑣碎難以導出結論。

相對地,慕情的在場,實際上就是一個帶著與我類似的限制,卻不僅勇敢地走進了田野,甚至堅持數年不棄的身影。這樣的狀況下,我又怎麼可能對任何「?」產生回應?

而其實,我覺得當場的「?」,不管怎麼看都是一種復仇。

政治裡很少提到復仇,但是總有許多其他的,諸如反抗、革命、批判、輪替之類字眼漂移在與復仇二字無比曖昧的粉紅色力必多空間之中。也就是說,當人們想靠政治來復仇時,總先祭出大是大非,再把復仇偽裝成不小心順帶提起的副作用。真正驅動這類政治議程的苦難經驗和意識,於是也不停地向潛意識沈落,終成不可言說的信仰。

在萬千政治脈絡橫空交錯的當下,願意保住誠實的人,自然只能以不斷的「?」來回應。這是對過度喧嘩卻無所用心的世界的復仇,也是對在虛偽世界前停步思索利益好壞的我們的復仇。

而這個以「?」復仇的人有點好處,不同於人們慣於用傷害來補償自己的眼淚,她總是以眼淚來抹去既成與未成的損傷。旁人不停努力埋藏著,她卻向著最貧瘠的地塊行去,勤耕不懈,翻土撒種,期待在下次節氣降臨後滿載收成。只是貧瘠地界永無止盡,寥寥身影再多努力,所改變的看來總是那麼渺小。我們眼看著無邊荒地,滿腹羞愧地一再遠離。背對著循理念前進的人,看來就像是拋棄了他們一般。

親愛的胡慕情小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要肆無忌憚地對妳付出這麼多期待。這些信任不是為了增添妳的責任,而是標誌出妳在這個空間裡的潛能有多麼巨大。在妳所在的地方,也已經協力建起這麼多全新的可能性。事已至此,對於世界,其實妳是該不甘願,但那又怎麼可能呢?

2009/02/14

【情人節特刊】邱毅不過是頂假髮



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由於邱毅在媒體上公然聲明想約桂綸鎂共度情人節,一句話打破多少宅男夢想。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本我對邱毅亂七八糟的論述方法一向沒放在心上,但此事既發,也不好意思不說個兩句,談談與這個人相關的媒介現象。

(註:由於情人節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神聖也最真實的節日之一,本文不涉任何超真實之類論述,請放心閱讀)


邱毅本人的論述毫無可觀,也找不到什麼特別的意識形態意旨,所憑仗者就是嘴賤了些,搞得各路以為自己正義的禁衛軍各為其主,群起攻之。支持他的群眾恐怕多半說不上信賴,就是縱容惡搞,藉媒體奇觀的方式為自己人壯壯聲勢。握有權力的那些,看來也只是放著這個虎仔在外尋釁生事,關起門來還是各搞各的合縱權爭。這種少年幫派械鬥的血性故事,也真虧台灣有這麼多人玩得興高采烈,如癡如醉。支持者毫無骨氣見招即捧,反對者罵的也是天馬行空不可理喻。兩群烏合之眾陰陽相濟,倒是把邱毅的臉打得腫了又腫、吹牛捧得高上加高,宛然一個仗義行俠的腫臉胖子。

我記得在大學時代曾上過一堂名為勞工研究的課。老師在課上講過一個故事說,他曾經帶一個外國朋友上夜市,看到賭香腸的小攤,外國朋友就下場挑戰。這位朋友一邊骰還一邊講解經濟學理論;他下了一次,中香腸一條,第二次再骰輸了,所以第三次加倍下注,第四次、第五次...如此不論輸贏依法炮製,最後幾乎把整個攤子的香腸都贏過來。外國朋友說,這就是資本在市場裡的用途,資本越大,賭博的機率雖然不變,但是只要源源不絕地投入更多資本,最後的勝利十拿九穩,一開始就成定局。

關於邱毅的現象或許也差不了多少。在信任資本尚未豐足時投入小規模的語言賭注,取得些微效果後就擴大局面;被戳破時低調,撈上邊就吹噓,誇大戰果,遺忘失誤;按照與自身的親疏差序來決定某種評斷標準的使用與否,用於敵人的批評不適於自己、敵人使用的遁詞用得倒是毫不猶豫;一旦在某個特定脈絡取得資本便緊緊糾纏,居位代言者吸取更多資本。這些都是賺取各種資本的常見方式。把眼光縮小到政治場域裡的信任資本也是如此。當下看來波瀾壯闊熱血澎湃,所謂媒體戰爭的訊息戲局,不管是自認得志的壓迫或自稱受欺的抵抗,所用的皆是同一種語言型態。

當然這只是最根本。向上發展之後,偶爾行動者也會做一點些微違反這個系統的意外之舉,例如偶爾以相近的標準檢視同夥與敵手、以行大事者不拘小節之姿運作精細的論述,卻排除一切於己不利的論述效果等等。只是以這類狀況之稀有,規模不足以傷害資本運作的根本體制,反而能為行動者累積更多資本,以少數正直的時刻將自己誇大為正義光輝的道成肉身。

很難說這個運作型態是對是錯,因為社會裡四處都見得到它的影子。在這個影子最飄渺空虛之處,則誕生了為數眾多,異形同構又彼此看不順眼的邱毅們。而社會裡的其他人,或盲目信賴,或嗤之以鼻,卻從來不曾對背後的媒體現象賦予夠多的注目,因為我們想要否定的,從來都只是敵人而不是戰爭本身。虛矯不實的戲局因此永垂不朽。

語言戲局確實是毫無力量,但由於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集體默認,讓語言和各種資本產生直接的連帶關係。就像邱毅知名的假髮,只因為堅決不認,居然成了重大的注目焦點,乃至對認其為敵的人們而言,成了一針強力興奮劑。我們堅持那是假髮,我們堅持那是真髮,我們都知道他是禿頭騙子,我們都知道他是打扁大將;我們以為那些頭髮的真假就代表了他一切語言的真假,我們想要看到真相,而最重要的真相就是邱毅的頭髮。直到由抗議者掀開他假髮那一霎那,我們都見到了無可抵賴的真相:

頭髮之下,原來居然是片頭皮。

本圖取自Bbrother部落格

2009/01/26

語言、政治、敵我



時代精神部落格以「Schmitt專題」為主軸發表兩篇文章之後,接著又以Loss in Twitt為名發表了回應批評型態的文章。該文以三個人的Twitter內容作為批評,認為「業已在twitter上形成討論」,表示「好的文字確實有讓論客不得不注意的壓力」。我有幸被提攜參與這個部落客自我吹捧的行為,顯見好的推特發言也有讓寫手不得不回應的壓力。但由於我的推特早已上鎖,可能因此導致輾轉傳出的推文難以取得又過於零碎;除了在該文回應裡提出這個現象之外,另提出較具脈絡的說法,避免【對話失去敵我意識,陷入去政治化的危機】。

該篇文章對我的引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引用之後所附的推特永久連結網址,導致讓所有人在不清楚我的推特帳號早已上鎖的前提下,連結時只能看到被封鎖的畫面,而時代精神作者並未提及這點。對於收集一手資料的學術工作者而言,田野裡研究者與對象之間的冥界或背叛關係事屬當然,但在揭露田野資料時,對於重要的資料環境知識刻意隱瞞,便是在學術分析的實踐中,非常嚴重的去政治化缺陷。作者所引用的該站文章,主軸之一便是質疑台灣去政治化的風向,卻在個人實踐的政治裡,對此類缺失毫無知覺。推特上鎖與否,對日常發言的操作習僻有不可置疑的影響。而該文章在操作中所展示的遮掩效果,不僅只作用在這個細節,事實上也關係著底下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1. 比應然更危險的事

在我的這則發言裡,以「典型的自說自話。誰跟你說這是政治上的應然的?」這句開頭。這句話的重心是「自說自話」而非應然,這不代表我認為那說錯了。從兩篇專題文章的內容看來,其手法便是借助篩選的事實取得合法性,並回溯此等現象而暗示在理論上也有了應然的依據。這種操作手法,可由這兩段引文看出:

nagasawa
...在一個徹底消除戰爭可能性,實現絕對和平的世界中,的確不會有敵友劃分的必要。但只要戰爭始終存在發生的可能性,只要人們還可能相互威脅彼此的生存,Schmitt將政治的定義視為「劃分敵友」,就具有現實的意義。

從上面可知,國家以政治的概念做為前提,政治即敵友之分,而此區分的必要來自於在現實世界中戰爭持續威脅生存的可能性。

oskarshen
...雖然Schmitt這個概念是對當時德國除戰化,或是解除武裝化的反駁,甚至被視為後來納粹以武力重建德國的說詞,但事實上這兩句話卻仍舊點出人類世界至今都無法破除的主權與國家限制。即使以美國為例,這個最大的民主的殖民帝國,在九一一之後以緊急狀態,或是發動反恐戰爭來劃分敵我的舉措,仍舊證實了 Schmitt在當時提出來的論點。

聲明理論必須為現象負責,或聲明現象必須成為理論基礎時,引用現象的方式就決定了這個理論的高度。倘若我們能說Schmitt對於威瑪體制的看法,是針對一個對於簡單的民主共議制度過度信仰的社會所提出的反思;在這兩位作者的評論裡,則看不出其針對者有類似的視野,而僅是出於一個質疑當下執政黨,並反對消解民族敵我判分的立場而已。這個立場本身與社會的關係為何?作者不曾認真處理的其他項目(在野黨、相關政治團體、類似理論發言;不同的民族想像、台灣所謂認同現狀)與這個立場的擺置關係又是什麼?對於後者,oskarshen至少有兩個具有內在矛盾的看法:一是較為空泛的「...從市民社會中重新調和另一種開放式的民族主義,放棄在既有的憲法上完成Schmitt所謂的單一民族的建構,重新回到建立民族的根本議題上,並且用作補充多元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憲政理論」,另一是「...最根本的,仍舊是台灣無法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主權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問題」。如果作者已經發現台灣的政治決斷被癱瘓的現實,卻執拗地認為我們終將以整合完成的民族作為增進體制決斷能力的解決方案,那不過是對台灣現存兩種以上的國族運動各自給予激化鬥爭爭取勝利的理據而已。台灣政治癱瘓的現象,來自於國族認同之間的彼此主動敵對與互斥,並非議不可決的反決斷性格。在這種時刻,表明了追求一種能「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主權,幾乎直接忽視這兩種主權現象長期以來對於異質社會的抹消歷史,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我們另外在nagasawa的文章裡讀到:

...因為政治統一體一旦形成,成員就必須服從其權威,接受敵友的劃分,這是來自於政治共同體維繫自身存在的權利,從其存在的事實而有的權利,不需要任何證成。 Schmitt認為:一個民族如果不再有力量或意願將自己維繫在政治的範圍之內,則從世界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這個軟弱的民族。

這段聲稱的解讀恐怕很難有多元發展的機會。在這篇文章裡,為「政治」所打開的詮釋空間極其狹小。「生存意義」、「敵友之分」這類的詞彙重複出現,藉由對Schmitt的片段引文,尚且企圖聲援自己「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的結論,直接抹消台灣當下現象中諸多認同與疆界的複雜現狀,讓文中反對去政治化的聲稱,顯得淺薄而片面。


2. 非政治化的囈語情結

我個人對Schmitt的著作閱讀並不足夠,甚至對於後續評論與詮釋者如Agamben等人的閱讀亦然,此所以這篇文章的評論範圍必須限於兩篇論述本身。但多少可以確認的是,類如兩位作者這種跨越時空的類比方式,必須要處理地比這兩篇文章更加小心,而不是直接套用引出結論了事。一個觀察的重點在於兩位作者對去政治化/政治決斷兩個術語的使用。

oskarshen文中對於「開放式的民族主義」、「多元主義」等等的宣稱,其實質內涵在作為論述實踐的兩篇文章之中都不存在。nagasawa有關台灣主權疆界的排他性認知,如「台灣做為一個國家,須以政治之邊界,亦即敵友之分做為前提,此非中國『本質上的邪惡』,而是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這類將認同與政治的內涵視為不需解釋的符指的說法;以及oskarshen對1992年選舉【以一體民族達成認同疆界(和中國關係)決斷並因此達成民族一體化(國體、主權歸屬等問題)】這個具備因果緊張關係的的重語反覆詮釋,都顯示兩位作者對於其他認同中的疆界概念,包括疆界範圍以及疆界劃分姿態都毫無妥協的態度。或許這就是兩位作者的底線,但在這些態度毫不妥協的前提下來談民族一體化,又以多元或泛稱政治的論述姿態妝點門面,其結果就是生產出以自身認同進行潛意識行銷的宣傳文字而已。這種遠非分析的論述,正是當代政治與媒體場域裡去政治化實踐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份。

我們必須回到對於例外狀態的明稱與暗示。在nagasawa文中,一再將台灣(或其想像的國家狀態)返歸於現實不可避免的戰爭狀態之中,將戰爭狀態置於認同型塑的基礎位置;而在oskarshen處,則如上文所引,全然不加遮掩地要求在台灣建立一個具有決定例外狀態與分辨敵我的主權。這種大膽的宣稱,除非認定其對例外狀態的當代論述全然無知,否則實在很難對此做出樂觀的詮釋。連我作為政治哲學的門外人,都很難忽略用Google尋找「例外狀態」所能得到的諸多負面意含,何況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現象之後,還能夠不加自我解說地如此聲稱,本身就是去政治化論述的範本。這裡提及的政治並非nagasawa狹義的體制政治認知,而是關於論述政治、翻譯政治、政治宣傳等等諸多操作手法的使用。兩位作者所強調的決斷,對於針砭民主共議政治體制缺陷的重要性顯著可見。然而在談論這類針砭時,如何在認知中擺置決斷與共議的概念,則是任何政治知識終究必須予以直面處理的問題。僅止於強調決斷的重要性,若不對相互關係予以說明,恐怕就只能被認為是一篇讓民主體制缺席的政治建言。呼求型塑一個具備政治決斷能力的民族,在不加上足夠註腳的情況下,也是在直接呼求一個具有宰制合法性的共同體的誕生。宰制絕不因為具有集體合法性而合理化。我反對兩位作者這種思想的實現。


3. 邊界的誕生與消亡

於是,在去政治化操作以及追求宰制權力的旨趣下,在一個看似只是對決斷概念的微小堅持中,誕生了兩位作者毫無新意的認同表述。關於這個問題,我建議兩位作者閱讀我的看法,也請兩位大可忽略我在文末勿網摘的建議。

台灣沒有一種認同的邊界是像兩位作者想像得這麼樂觀。關於「台北國」、「南部」、「台灣人」、「新台灣人」、「台獨沙文主義」、「滯台中國人」的不同想像範疇,並不只是滿足陽性貶損攻擊慾望的玩笑,而事實上在不同的認同集結過程裡各自具有論述導向的重要作用。個人為了自身政治資本的成長,在認同場域裡也必然要不停發展和學習這類論述,訓練自己成為有效的符號操作者,於是在這個多種認同衝突的島嶼上,對於敵我的判分以及擬戰爭狀態乃至例外狀態等等決斷,早就在認同衝突的前線上狂轟濫炸不可自已。台灣民主體制之所以尚能維持表面型態的原因,恰好不是缺乏這些決斷,而是到目前為止,這類彼此目標與立場矛盾的決斷,還能彼此同意國家機器需要執行單向政策的這個共識的結果。遺憾的是,如果我們還是一逕地在關於國族的論述上,利用去政治化的宣傳語言企圖固化自身立場,並推動自身所屬的國族運動;其結果就是我們終究得選擇一個現已既存的套裝認同來作為共同體的內容。而若我們的視野比這兩位作者更寬廣些,綜觀多年來各種認同所帶引出的論述與象徵暴力,乃至於其生產的各種不可思議的壓迫形式,我不知道對於某個單一共同體進行決斷的道德信心究竟何在。

事實上,如果只把台灣的認同現況看成是引用西方理論時需要予以處置的扞格,而非重新省視疆界概念的機會,對於任何層次的認同論述都毫無貢獻可言。而對去政治化概念中政治意含的狹義化,就會造成如nagasawa文中所展示的,把馬英九的和平宣示視為去政治化手段的單純詮釋。作者在此處意外地使用了「綏靖」一詞,將馬的宣示意義限縮至單純掃蕩異議的統治手段,反倒更難提出馬所企圖掩蓋的那些政治效果,更忽視了在此處引用Schmitt「相信一個民族通過宣告它與全世界友好相處或自願解除武裝就能排除敵友的劃分,完全是一種錯誤。世界並不會因此而非政治化,也不會因此而進入一種純道德、純正義或純經濟的狀況」這段文字時,將政治等同於戰爭狀態的潛在危險,另外還進一步透過將Schmitt的「存在狀態」比附於台灣認同的「存在狀態」,抹消了在台灣認同場域裡,各種立場並未以實質武力交鋒,而是以論述企圖摧毀對方存在的現實;企圖導引認知,以中國武力的界線來決定認同的疆界。在這種立場上呼求共同體的集結,正如上文所述,本身就是刻意略去自身政治計畫,略去政治進程必須處理要素的去政治化手段,因此也是企圖藉由一種緊急狀態的強調來抹消其他政治進程,例如如何處理認同衝突現狀,的強制性手段。

如果政治就是分辨敵我,如果國家必須追求共同體決斷,那麼,這個分裂的台灣早就已經失去族國一體的政治化與決斷性的絕大多數要素了。在缺乏各種要素卻又不願直面處置的狀況下,還要呼求去凌空構造一個共同體,令我非常期待看到在往後的文章裡,時代精神部落格如何不在關於政治的詮釋上,繼續創造進一步的自我矛盾。

2009/01/23

Kebab

跟同學聊天錯過了學生餐廳開放時間。經過一家印度人開的Kebab,想起好久沒有吃到烤餅,便臨時更改了計畫。


因為過了用餐時間,店員比客人還多。站在櫃台尾端的一個小女生先看見我,就向我打了招呼。小女生畫著印度味濃厚的眼線,把原本秀氣的輪廓襯得更分明。她穿著一件毛呢外套,讓我有點遲疑。靠在櫃台上穿制服的男人這時看見我,轉過身來問我點些什麼。我很快點了咖哩雞肉三明治,拿罐可樂。女孩看了我一眼,側身走到窗旁的桌邊坐下。

窗邊桌位已經坐了一個老人,同樣穿著制服。不一會一個高瘦的白人走進店裡,看著老人起身,向他指指大門,便擺弄起門鎖來。想來是壞了得修理。

在我好不容易把所有薯條都吃完,正要咬下烤餅時,白人終於有了結論。他向老人說這鎖還是得換,我幫你換鎖,大概要價四五十歐元吧。我幫你換個最好的鎖,他強調。

老人咕噥了幾句,也不知生意有沒有談成,白人就道別走了。剛忙完一段落的店員問了幾句,老人咕噥得更大聲。

他說,不過是個鐵門的鎖,昨晚被人撬開,也沒丟什麼,換鎖倒得花不少錢。我看這根本是說好的吧。最近不是有幾個年輕的白人在附近遊蕩嗎?這些小子到處破壞,把我的門撬開了,找人來幫忙修理,又是來個白人。這肯定是他們串通好的陰謀。晚上破壞的是白人,白天來要我給錢的也是白人,這簡直就太明顯了。我看法國的白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還要陰謀來壓迫我們印度人,我不會上這個當的。

老人非常小心,上面這段話都是用印度方言說的,我邊啃著餅,一句也聽不懂。不過我想大家總是說印度人多疑又小氣。這段話翻譯起來,看來十之八九是不會錯的。

2009/01/13

【短札】禁煙效果之法國經驗

去年九月,我和一群老師學生在巴黎美麗城的一家中式餐廳裡,剛吃完飯,部份成員紛紛拿出香煙做一個吸食的動作。吞雲吐霧之際,我們討論起明年一月就要在法國實施的禁煙令。事實上,當時有許多地方已經不能如以往一樣吸煙,例如火車車廂內、車站月台和機場等等。2008年一月開始,連咖啡館、旅館、酒吧、舞廳等等,實際上是室內全面禁煙。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水煙館,全法約八百家的水煙館從2008年起面臨不能賣水煙的窘境。

我們說這是最後一次在餐廳裡抽煙啦,所以大家因此又多抽了一根。

2009年一月開始,台灣也開始實施類似的禁煙規範。董氏基金會宣稱,台灣是第十七個全面室內公共場所或工作場所禁煙的國家。在網站上的列表裡,法國是第十五個國家。行政院長指出,這「對於台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具有指標性意義」。在此我僅以個人在法國生活近一年的經驗,提出對於一個很有可能是先進國家所在的觀察。

我在一月一日凌晨抵達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和同行的法國人必須走出航站,在低溫裡邊用英文碎念法國政府,邊抖嗦著抽煙。

三月底,我在法國東部史特拉斯堡住宿,櫃台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訴我說,根據法國政府規定,旅館內完全禁煙。

從史特拉斯堡回到巴黎時,在棚架下的月台上已經開始有人抽煙。

七月初回台前,我在巴黎住宿一晚,房間的矮桌上擺著煙灰缸。旅館主人告訴我,抽煙不必下樓,在房間抽就可以了。

九月再回法國,天氣轉冷。本地的咖啡廳在室外搭起了透明帆布的帳篷,內置電熱燈,供顧客在「室外」抽煙。

十一月到里昂訪友,我在網路訂房時選擇了可吸煙的房間。向櫃台確認時,服務人員告訴我所在的樓層整樓都不禁煙。

至於水煙館,根據水煙工作者工會網站指出,法國的水煙館店長已經向法國政府提出集體訴訟,要求恢復在室內吸食水煙,目前訴訟正在進行。

在這一系列改變之後,或許台灣將不再認為法國是一個先進國家,而台灣超越歐美先進國家的夢想也在此時正式起飛。但如果以抵抗的活力來衡量,我個人其實認為法國比台灣要先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