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們都累了。

我抽煙，但是我支持綠黨。我時常想，世界上還有比煙商更完美地綜合了所有社運聲稱之惡的對象嗎？


論述

事實是，我們一點一點爬向最精微的語言深處，而一切現象卻告訴我們社會正無盡地渴求最淺層的語言，以精煉出朗朗上口卻模稜兩可的口號為樂。

然而模稜兩可的口號是種正確，我們在語言之內辛苦相約爬梳的各種微小的裂隙，卻成為彼此相對時心懷不滿的根源。對於語言的理解深度，原本是為了去除溝通工具裡的障礙，然而急迫地確立各種立場時，所抹消的那些，又回過頭來更兇猛地吞噬了我們之間薄弱的信任。彼此相對時，每個微妙的沈默，都成為引發懷疑的根由。

而我們的謹慎卻表達了軟弱。近身搏鬥時，對手彷彿知曉我們身上每一道過往的傷痕。這正是搏鬥致勝之道：無視於自己弱點傳來的痛楚，不斷攻擊對方的傷口。任何慈悲仁厚乃至內省都是虧輸的徵兆。

儘管我們都曾是傭兵，面對毫無思想的總體戰爭，失去所有意識的雇主，唯有黯然退下。


意志

看著今天在各種政治場域裡語言粗劣的同儕，或更年輕的人們，難道我們不曾內省過，或許正是當年的我們型塑了當下的他們？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意志似曾相識，對信念的仰賴，儘管所有的只是令人嗤之以鼻的破碎核心，與論述的周延或誠懇毫無關連，誠實地面對自己，我們能說，信仰的意志與信仰的內容果真有任何實際的關連？

在誠實的回憶裡，我們從前不是如此嗎？

面對這個巨大而僵硬的世界，我們自知不能隨身攜帶過於天真的絕對。且讓我提起幾個教條：衝撞的必要、類存在的共同基礎、剩餘價值作為妥置龕內的聖物，等等。在此之下我們曾彼此大力抹消對方的堅持，幸而我們的眼光僅限於知識理解的狹隘界域之內；不幸的是，當下的世界裡，知識已經成為氾濫的浮光。曾在嚴肅場合裡字句必較的嚴謹，擴散之後成為由一知半解者們主宰的人民公審。同構異形的武器四出狩獵，騷擾所有無法全心投入論述打造因而弱點畢現的人們。這種騷擾同樣似曾相識，然而當論述在知識之外也成為唯一的武器，卻又被聲稱為人民的聲音，專業體制侵奪生活世界的理論，從此有了全新的意涵。

或者，也並非那麼新，只不過在他處失敗的社會主義革命從未在台灣成形，導致我們毫無教訓。


幸福

和你在一起的女生一定很幸福，許多朋友說著，聽久了你竟然也信以為真。

這些年來多半孤身行走，好不容易嘗試愛情卻無能維繫，耳裡聽到的是眾多友人或苦或甜的感情記憶。面對苦澀多於甜美的那些，你不由得會想，他們愛上的，你愛上的，豈不正是這些讓人心底泌血的幽暗質素？在這個時代，有什麼比痛苦更讓人接近自己，透徹淋漓地體驗生命，然後稱之為愛情？誰真的想要溫暖慵懶的生命？你如此理解，知道自己畢竟從未成為真正的人。從拒斥者到傾聽者的長久訓練，你從來只是徘徊在圈子之外，觀看透明障壁上自己的倒影，知道裡面的人們似乎想說些什麼，於是你把手按上柔軟的圍籬，傾聽，吸取。而不是

交流。透明的障壁如此絕對，交流只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幻念。偶爾你在域外張惶徘徊的身影，吸引了誤認域外為自由之地的眼光，她們試著把手貼近你的掌心，藉此交換能穿透到域外的一點希望。她們不顧你的面容受到多少扭曲，這種勇氣使你震動。但她們不願接受你對扭曲形象的訴說，卻讓你不得不退縮。時日久矣，你眷戀他人眼裡的形象，於是難以辨識關於自己的真實。你終於開始懷疑，是否吸取而來的一切盡只是另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扭曲。

事實如此。無論是誰，包括你自己，從你身上看到的，總是幻影或他方的幸福。


索夢

時常從符號豐富卻泛滿痛苦與絕望的夢境裡醒來，一個人呆坐，為自己的夢分析索解。

某次的夢境關於自己將要出國學習的未來。一路拖宕到這個年歲，還有如此境遇，是我不可多得的幸福。把自己丟棄到遙遠的國度，充斥著不確定感，則是我維繫與生命之間搏鬥關係的最終方案。在那個夢境裡，我的張惶屬於域內，儘管慌亂而痛苦，心底仍暗暗泌著幸福的光彩。

理解夢境成為我與自己溝通的固定形態。追索夢境的實現則彷彿成為延續生命或承認存在的唯一方式。我不斷提出改善命運的方案，意識則以不斷的夢境予以回應。於是夢境時常比激動的自己更為冷靜透徹，長久的平衡予我安撫。內在與外在的反差同樣具有安定力道，向我保證能索見一切錯落，拆解旁人凝塑安固的守則，甚且使面對者墮入難以意識的夢境，在彼此的存在之間書寫滿溢過度的語彙。

這樣的關係裡，我所見的皆是不可見者，於是不可見者型塑了我所見的世界。其間不可思議的遙遠跨距，卻引誘出每次困苦卻不得不然的越界訴說。


疲倦

無論如何堅稱，然而此時此地所稱的多元與豐盛，或許正是導致一整個世代疲倦的根由。

我很清楚這樣的跨距，更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身處語言操作流利的位置。多聲繁音的幻夢太過美好，導致現實暗處所排除的任何範疇，都註定了一整個人群永恆的失落。於是我們努力的包容，卻只是在原有的域內增添更繁滿的訊息，遠處看來繁複多彩，近看時只是推擠噬咬的醜惡。

於是不得不疲倦，我們的眼光轉而慈悲，所容忍者卻是世界越來越巨大的惡。對於這個世界，我們之間各種不同的構圖，其中每個渺不可見的裂隙，都撐滿了扭曲褻動的陰霾，也都恰如其分不致使構圖破裂。然而即使我們終能守住自己的夢幻，卻仍不斷掉落疲憊恥辱的深淵。

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們都累了。或許唯有說出這句話，我們才能真誠面對自己身上的傷痕，撕去從不懷疑的假象，蹲伏在屬於自己的角落，策劃下一次光輝的陰謀。

Lions? for Lambs?

政治對我而言非常簡單：一群人，面對同一個社會，根據各自接收的資訊，以各自的立場來生產詮釋內容和解決方案，並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或口才來彼此鬥爭，企圖掌握更高的地位。

而對政治的批評，我也遵行簡單的規則：在所有肯定句裡放入儘可能多的問號，並在所有疑問句裡找到最有可能屬於句號的位置。

而儘管我的詮釋架構如此簡單，在這之上，仍然建築著一個極端複雜、彼此欺瞞以及赤裸拼鬥的世界。


而在這些理解之上，[Lions for Lambs]對我而言有著非常忠實的劇本。一輩子在政治辯駁裡打滾的教授、一心求勝的政治新星、老練而疲憊的記者、熱誠地自認冷漠的大學生，以及為了自己的出身奮鬥，一心參與世界體驗世界以至從軍的年輕人。莫怪許多人認為這是一部主戰的電影，因為我們太習慣把電影裡的光耀與奮鬥歸給求戰求勝的角色、並把一切正面的軍人角色視為主戰的元素。不只評論者，對於長期受到簡化觀影教育的觀眾而言，也何嘗不是如此？

然而這部電影正是直接面對這些簡化論述，並求取一點翻轉可能的作品。

領導者，總統最信任的戰略顧問，在九千哩外指揮全新的╱老舊的戰略，在越戰時期就有失敗先例的策略，在電影裡被賦予更戲劇化的失敗，這是電影本身求取直接宣傳效果的手法。而刻意採用德國軍人（敵人）描寫英軍（盟友）是「雄獅卻由羔羊領導」的詮釋，則是編劇刻意以反差來碎裂直觀宣傳語彙的安排。姑不深論這部電影所談論的與所表現的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那或許早已遠遠逸出大眾觀影經驗所可能涉及的範圍），且談這部片的直觀表現手法，仍是以適度的隱瞞或自然主義敘述方式來引渡議題。就這點而言，這部片確實極為政治，甚至說是一種文宣也不為過。

值得注意的是，這同時也正是這部電影的主題。我們對政治的見識多少，對國家歷史以及未來的構架有何認識，面對當下困境提出哪種解決之道，對單一事件正面與反面的說法和彼此辯駁如何體現個人的選擇與決定，正是政治落實在每個個體身上的樣貌。而這裡所談的，並不是當代已經習於歸諸日常生活的身體政治：性別、種族、認同等等，而是最遙遠的國際關係和異國戰爭與最切近的生涯選擇如何彼此影響，以及作為人的個體如何把自己嵌進時代氛圍。

在這裡，最初的問題是，我們能做什麼？

然而這個問題必須至少做一次視角轉換：我們以為自己能做什麼？

無可置疑地，大至美國遍及全球的軍事鬥爭策略，小至本地某選區的藍綠嘲罵，都是比個人大上千萬倍的政治議題。日常生活裡的個人所能支配的資源如此單薄，支配資源的獲取如此困難，導致任何尺度的政治議題看來都像是一場夢幻，拿來與當代社會裡旅行作為逃逸的潮流比對也不誇張。政治的惡之所以能被宣傳體制所掩蓋，無非正是因為我們瘋狂地祈求在這個看來真實的夢幻裡找到希望。而這個希望的尺度如此巨大，導致我們以為自己只能選擇加入某種潮流便能╱才能獲取型塑夢想的力量，加入潮流讓我們以為自己不再是個體，而參與╱融入╱吸收了改變世界的能量。一時間我們可以誤認自己不再只是個體，而這個誤認正是我們一開始對政治的期待。政治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然而不是靠政治經濟的改革，也不是靠理念的辯論，而完全是以這些效果為名，某種巨大夢幻的擬似實現。

當然，這不是電影想說的。

這部電影只提供了我們一點前提。聰明的學生選擇切近的生涯而拒絕遙遠無所著力的政治；上進的參議員利用情報分析的專長與華麗敏銳的語言包裝自己的政治生涯；出身貧窮的年輕人透過從軍來達成參與時代和解決債務的生涯規劃；幹練的記者困苦地意圖辨識所聞見的真實，企圖抵抗新聞職場的壓力。鮮活的知識與判斷圍繞在個體四周，然而那卻常只是關於極為遙遠的世界，不可想像的距離或許正體現著渾沌理論的預設：任何微小的細節更動都會在另一個世界造成巨大的改變。而在政治的場合裡，再怎麼巨大的改變也並不會產生反饋，體現權力的免責性質，也塑造參與政治的無力感。政治學教授最後仍然訴諸最基本的政治架構，他說，放棄政治是加入冷漠的潮流，也正墮入政客的算計。

然而，在圍繞著這部電影內外的多重宣傳與假想之中，誰不是政客呢？我們究竟能不能在政治裡，獲取一種透明的希望？

回歸到自己的批評規則，在這個問句裡，我會說，我已經接受了每個人都是政客的預設，認定在政治裡無所謂明確簡單的希望。然而這個批評究竟決定了我從此死亡或生命延續的基礎（當然不會是天真的重生），則是之後一連串的選擇與行動尚待撩起的未來。

這有關於古希臘政治討論裡「潛力」的概念，或許也是這部電影裡所點出最明亮的題旨之一。我們絕對能聰明敏銳地發覺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必然的解答，但是在不斷流逝的時間裡，在某個不可能的解答，以及歷史沈積予我們的認識與反省之後，政治於我們究竟是什麼，我們看見的是不斷迎面壓落的現實或逃逸失神的夢幻或在此之外更多的選擇，則是一個不斷詢問我們，而我們也必然不斷給出答案的問號。

色，戒，對照記

只有一千零一夜裏才有這樣的事。用金子，也是天方夜譚裏的事。

－張愛玲，〈色，戒〉

「別擔心，妳的朋友已經關照過酬款了」印度珠寶匠和王佳芝說。

－李安，【色，戒】（觀影側寫）

上街買菜，恰巧遇著封鎖，被羈在離家幾丈遠的地方，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陽地裡，一個女傭企圖衝過防線，一面掙扎著，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吧！」眾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販米的廣東婦人向她的兒子說道：「看醫生是可以的；燒飯是不可以的。」她的聲音平板而鄭重，似乎對於一切都甚滿意，是初級外國語教科書的口吻，然而不知道為甚麼，聽在耳朵裡使人不安，彷彿話中有話。其實並沒有。

－張愛玲，〈道路以目〉

李安的【色，戒】，在細節下了太多工夫，以致於觀賞電影時每一點必然出現的漏失，都有可能成為不同論點彼此駁斥的基礎。然而若要對影片整體做出細緻的評論，光靠一般粗寫白描，而只記錄自己心有所感的少數鏡頭，這類技法又嫌不足。而許多評論卻一意孤行，企圖利用慣用的技法來達成整體批評，甚至再拉進張愛玲儉言吝寫的原著比對，最後只好使著迷糊的字眼漫漫敘寫缺乏主軸的評論；否則便只得繁衍某些細節的意義直至極大，任由過度詮釋出來的意義掩蓋其他細節的價值。而許多明明是對文本的心得敘寫，偏又把屬於自己的情結認定成屬於張愛玲或李安的。批評的書寫無非批評者的創作，自己的創作硬要歸咎別人起釁，恐怕連原作者也只能感嘆無奈。


音畫╱文字

電影裡，王佳芝與老吳見面後接下任務，搬離舅媽住處。她提著大皮箱，舅媽站在門邊目送。王佳芝轉進巷子前，回頭一次，兩次，第二次之後，轉頭向前，前方音響突然冒出一聲細細的孩童喚聲「拜拜！」，一時間我卻見不到是螢幕裡的哪個角色說的。

這是屬於電影敘事的特長。在文字上，例如張愛玲用了主角生命時間前後跳接的多段書寫，來表現踏入珠寶店之後王佳芝與易先生的身處空間以及心理狀態的流轉，則是電影音畫難以完全做到的呈現方式。影音的運動自然不像小說一般採取單一文字媒介，飽滿細節的代價正是觀影經驗裡細微線索的大量流失。就像李安若不是安排兩人進入珠寶店前先讓王佳芝聽到車門關上而驚跳，易先生逃離現場時車門關上的聲音，想來也不會有小說裡簡單一句「砰！關上車門—還是槍擊？」所產生的效果。

導演李安以及編劇王蕙玲曾在許多訪談裡一致強調：張愛玲的文本意在言外，電影的製作許多地方在補足文本所沒有明白談出的細節。這點在上面已經提及，如電影必須重置整段過往場景來取代小說裡僅是迴光一瞥的書寫形式，另外也必須儘可能使用音畫細節來表達角色心境。從這點來看，李安的改作相對於張愛玲的小說，不得不是一部表現主義的作品，在小說裡能讓角色心境暢所欲言的部份，在電影裡必須大量翻轉成最表面的象徵，間以編劇筆添的角色對白。這種層次上的轉移一旦未受到足夠的注意，最直接的結果便是，觀眾無法脫離「激情」鏡頭的纏祟，也難以不去獨立看待這些「激情」橋段。李安在此處並未遵循連小說也秉遵的戲劇性法則，不斷累積劇情張力並在最後迸現高潮，讓觀眾難以對焦，或許也是原因之一。而這樣的安排重新分配╱分散了觀眾對整部片的注意力，不僅性愛場面，包括增補的舞台劇、性愛練習、殺害副官、佔領區街景、易先生多場自白、虹口區酒館等等場景，都是李安企圖在劇情主軸之外安放更細緻構圖的結果。

電影裡豐富的細節，是許多評論者與觀眾意見裡共同提到的經驗。「意在言外」，亦即，象徵意義衍申而出的感受經驗，其實是小說與電影共享的特質。上述稱之為翻轉的，在針對一篇包含大量角色內心獨白文章的電影改作裡，其實可能也只是同一個層次上從文字到音畫的翻譯而已。在這個層次上，稱電影為不夠含蓄，過於暴露或鋪張，其實都是極為可疑的說法。

然而，也唯其有著小說文本的牽制，使得電影裡被感知到的每個細節，都不得不被拿來與小說文本的相關細節進行「是否符合原著精神」或「是否過度詮釋原著」的比對。比對時又不免創作出諸如冷眼╱同情、直面╱蘊藉等等對立以完成比較。卻又無法否認張愛玲冷眼中與角色的共感、文字裡蘊含的深意；或李安反看國族大義的敘事，迎向自己曾處身其中的歷史記憶等等命題。於是，或許音畫與文字之間表現形式表面上的相異，造就了電影與書寫之間人人驚而異之的斷裂：小說裡似乎毫無疑問的描寫了，甚至連張愛玲都在自辯書中背書了的，易先生的無情與不仁、王佳芝的自戀與漠然，究竟到哪裡去了？但是，倘若小說裡的人物只能這麼扁平地敘寫，小說本身又有何值得玩味的深度？


鏡內╱鏡外

第一次與易先生私下見面的公寓裡，王佳芝望著窗外的雨，接著關上窗戶，闔過來的窗面赫然出現易先生的照影。王佳芝驚叫出聲，回頭一看，易先生正斜坐在藤椅裡回看著她。鏡頭回到王佳芝，她轉過身來，眼光觸到剛才闔上的窗面，又退縮了一點，彷彿再一次被窗上人影嚇了一跳。「以後不許再這樣嚇我！」她說。（觀影側寫）

在電影裡，視線╱眼光的問題確是重要的敘事形態。關於這點，周星星在網路發表的評論裡有相當精彩的整理。但實際上，鏡面╱玻璃╱視框的呈現方式，包括框內╱框外的物件、角色、眼光等要素的投射╱映照╱觀看等等，存在著彼此交錯的趣味，應可作為同一主題加以處理。特別在李安凸顯了舞台╱戲劇的視覺意象之後，創作了一種音畫專屬的象徵系統。例如：

香港計畫失敗之後，眾人正打掃收拾臨時租來的公寓，唯有王佳芝仍穿著華貴的旗袍坐在客廳中央抽煙，而後又離開客廳走上陽台。過了一會，與鄺裕民同鄉的副官突然出現，威脅眾人要洩漏事端，反被學生攻擊。扭打之間，王佳芝站在陽台向內望，鏡頭隨著她的眼光滑動，廳裡封閉的聲響讓激烈的打鬥看來彷彿只是一場戲。直到推擠之間撞破落地門玻璃的當下，聲響突然變得清晰，聲音與空間的隔閡被打破，王佳芝又被拉回舞台。（觀影側寫）

這個橋段安排在電影劇情的上半場，而李安在此處則已經把上述的各種要素綜合運用並推展開來。有趣的是，上半場的眼光多數是透過視框，或直接接觸對象：王佳芝透過車窗看見的佔領區街景、舞台上與觀眾的對視、裸身向窗外望（這幕也勾引出眾人請副官喝酒場景後王佳芝望向二樓窗邊的妓女身影）等等；直到擊殺副官一幕時，藉由王佳芝身體由內而外穿越落地窗、眼光由外而內隔著窗框觀看打鬥戲碼、以及打鬥身體敲破玻璃穿透窗框的一連串運動，香港事件也從戲碼轉而成為直接碰撞王佳芝的真實事件，而以王佳芝逃出劇碼╱遁入黑暗作結；而在下半場（以及與此連結的上半場回溯之前的劇情），王佳芝穿梭於諸多幽閉空間：上海佔領區、咖啡館、布幔中的易家、偷情公寓、虹口酒館、珠寶店等等，則多運用鏡面╱視框內外的場景配置關係作為主要視覺元素。包括鏡面、門框、車窗等等都具有強烈的引喻效果。其中，虹口酒館一景確是轉折所在：王佳芝在進入酒館、日語對答、穿過走廊、被拉進日本軍官宴樂房再拉出、這一系列的運動，直到走進房間，加上易先生一席政權消亡隱含焦慮的談話，可以視為王佳芝終於逐步潛入易先生本我心境的過程。權力密會後的殘羹剩酒與房外傳來「像哭一樣」的亡國之音迴盪在這個大房間裡，解釋了易先生之前冷漠、狠毒、扭曲的表象。而王佳芝在初次對話之後，關上房門（隔開走廊上的日本軍官），穿越至房間的另一側，藉用電影裡傾訴衷曲的歌調身段重新充填聲景，歌唱間穿越紙門框拾起酒杯敬酒，這一系列運動則確切地傳述了王佳芝對易先生的回應，再來易先生的拭淚反而過於露白，僅是加強情感交關的表徵。

電影應是在此處正式與小說分離，角色關係互為鏡像。在小說裡由王佳芝隨意挑選佈置作為下手地點的珠寶店，在電影裡則成為易先生假為托付情報，實則引導王佳芝挑選禮物的戀人遊戲。而王佳芝在理解這是個遊戲之後仍邀集同儕準備下手，用「鑽戒好了」，而非「幫耳環補鑽」的理由進行引導；亦即，在兩人踏入珠寶店之前，王佳芝在行為上對情感的主動背叛已然極其明顯。這一系列的安排，所表達的是王佳芝兩面牽扯的心境，遠非許多評論直指的一逕因情慾而投降虧輸，反而更像是用了極長的編排與扭轉來鋪陳並等待張愛玲寫在小說裡的一句話：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

而後電影接近小說原有的扭轉，只是讓王佳芝自以為「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轉而為易先生實際說出的「別怕，妳跟我在一起」。兩種文本交匯在同一句王佳芝低聲說的「快走」之上，而後又分道揚鑣：張愛玲讓王佳芝前往以為無人知曉的愚園路躲避，夾在兩個敵對的情報系統之中，這個行動本是基於天真的想法；而李安則讓王佳芝依舊吩咐車夫前去福開森路兩人原先要私會的地點，比起小說情節，這裡表達的反而更是洞徹自身處境後的蒼涼。三輪車封街被阻之後，李安在此用上張愛玲〈道路以目〉的典故，已被某些論者精準地點明正是電影中王佳芝與冷眼張看最接近的時刻。

易先生脫逃之後的鏡頭，李安又一次借用鏡內╱鏡外的語彙來說故事。在王蕙玲提到李安執著於重現細節的這場戲裡，張愛玲相應的文本僅此一段：

她有點詫異天還沒黑，仿佛在裏面不知待了多少時候。人行道上熙來攘往，馬路上一輛輛三輪馳過，就是沒有空車。車如流水，與路上行人都跟她隔著層玻璃，就像櫥窗裏展覽皮大衣與蝙蝠袖爛銀衣裙的木美人一樣可望而不可及，也跟他們一樣閒適自如，只有她一個人心慌意亂關在外面。

這場戲裡，李安運用女性電影語彙中常見的橫向搖鏡，擺盪在人行道上的王佳芝與街邊櫥窗之間。看似隨意的運鏡，其實精準地切割出櫥窗裡人形衣架的中段，割去展示服裝的上下緣，凸顯出木頭美人裸露的手；且勿忘記，不同於小說，此時王佳芝手上還戴著鴿子蛋鑲成的鑽戒。而在最後一個櫥窗內，最華貴的皮草展示櫥窗內，隱約有著一男一女相伴在店內瀏覽。正是這對伴侶打斷了王佳芝的流連，讓鏡頭回到她身上，轉身攔車，帶出接下來前往愚園路的戲碼。也是在此後，電影離開了由眾多視框構成的世界，讓王佳芝收起作為最後手段的毒藥，決定與年輕時代的同學一起面對死亡。在處決場所與同伴們的素顏相視，是王佳芝為這整場暗殺鬧劇所下的最後註腳。此處，李安則一反張愛玲的冷處理，透過場景構造的階段遞移，讓王佳芝在他的手筆下取得自我淨化的力量。


入時╱出世

域外人這篇書評，貌作持平之論，讀者未必知道通篇穿鑿附會，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牽強的曲解與「想當然耳」：一方面又一再聲明「但願是我錯會了意」，自己預留退步，可以歸之於誤解，就可以說話完全不負責。我到底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負責，所以只好寫了這篇短文，下不為例。

－張愛玲，〈羊毛出在羊身上〉

許多人提及，我們也很難忽略的，張愛玲的冷漠與李安的溫柔，究竟意味著什麼？

而李安自述要去面對自己的時代，張愛玲在自辯文裡說自己還是必須為作品負責，他們所擔負的又是什麼？

引發張愛玲罕見反駁的這個筆名「域外人」，或許正是此處最佳的象徵：一篇質疑張愛玲歌頌漢奸的文章，分明受禁錮在國家大義的框架裡，卻能自得其樂地反指張愛玲與其小說陷在情慾書寫的「域內」，正表白著時代氛圍裡充滿了要求集體至上，明辨忠奸的現實氣味。李安在數十年後所翻譯的電影作品，儘管產生在據說個人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其實，張愛玲又何嘗不是生在一個據說個體解放與新式書寫正值萌發的時代？），卻引致類似的懷疑，認為情慾書寫蓋過一切。論則論矣，我們到底不能忽視自己注目的焦點所為何來。

認真說起來，在【色，戒】的故事裡，究竟有什麼是必須比王佳芝和易先生的感情更重要？在兩人偷情、戀愛、交合的關係之外，存在的就僅僅是一個以虛幻「忠誠」架構起來的世界：對國家的忠誠必須以欺瞞的關係完成、對同儕的忠誠必須以自己的犧牲交換、站在同一陣線的夥伴卻是自己被糟蹋的主使、對敵人的真戲假做被困陷在不可假戲真做的禁令之下...唯一與這個荒謬世界共謀的，彼此維護的，就只是一條薄弱卻絕對的界限。將它抹除，讓它破滅，反對這個世界的虛幻，又豈非對沈浮眾生最勇敢而善意的表現？在兩個相隔數十年的文本之間，張愛玲作為局內人，用自己的創作做到了的；李安在那個時代之外，以不同方式又進行了一次。而作為觀眾的我們，身處局內或局外，恐怕還未定案。

相對於小說文本，李安的電影拉進更寬的視野，大量置入背景敘述與香港時期的角色情節，在在強調小說敘事裡隱含的時代性格；李安在此以自己的記憶介入，添補了在他的時代仍在傳唱的愛國歌曲，用黨國記憶為情報工作的想像世界加上血肉；疊合這兩個時代的記憶，是李安在電影中隱誨地渡入某個年代裡時代幻象的傳承與自我複製。

而張愛玲在小說裡對王佳芝的冷漠，以致於讓易先生在最後留下看來洋洋自得的獨白，又在自辯文裡編排王佳芝的角色，說她「失去童貞...有苦說不出，有點心理變態。不然也不至於在首飾店裡一時動心，鑄成大錯」，若說她是將自己與胡蘭成戀情中的角色投射到王佳芝的身上，何以如此毫無同感？然而張愛玲又何曾是一個慣於正面表述的書寫者？她自己對出身、親情、家庭、愛情等等的排拒，從未真正成為離開的理由，冷漠的斥罵，也從未阻止她進行具有深刻理解性的敘說。書寫作為排拒的行為，證成的或正是作家與故事角色之間難以徹底分割的繾踡。相對而言，李安作為直面表述的創作者，照看故事裡諸多角色的溫柔眼光，反而是一種更遙遠的，跡近於出世的距離。

事實上，這也是他們兩人與時代的真正距離。張愛玲的冷眼緣於自身處於亂世，睥睨大時代裡熱血滔滔的呼喊與犧牲，以至亂世裡受困情愛的男女，為後世留下一雙冷靜而細緻的眼；李安的蘊藉緣於觀看自身所處的時代，荒謬地複製著某個澎湃的幻覺，低聲詢問當下的我們，是否又要讓一切重來？何者出世，何者入世？同樣面對著時代的巨像，屬於張愛玲的語言，於是也屬於李安。

而若要站在無論何種國家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李安，或，色戒，我完全能夠理解。只是在我們將之一筆抹消之後，這樣珍貴的聲音終將消逝，站在當下，屬於我們自己的〈色，戒〉卻迄未誕生。

一段遙遠的距離

片尾打出電影標題時，「最遙遠的」和「距離」之間，拉了一條長長的線。

這部片也的確充滿了延伸的意象，公路，持續延伸的鏡頭，以及幾個角色身上承擔著的，沈悶而看似不斷遠離淡出的感情。


延伸╱引導╱置換

結果，最遙遠的距離，彷彿就在台北和台東之間。

就像許多敘寫逃離或展望的電影一般，導演很自然地襲用了常見的城鄉置換。旅行作為將自己置入異地的行動，出了城市，置入原鄉，因此得以舒展開在生命中被異己的日常生活無限壓縮不可吐露的窒悶。

電影開頭，對三個主要角色的介紹式敘說，給了我們三種窒悶的面貌：小湯對失去的戀人無法割捨，於是困在一起計畫卻無法一起完成的承諾裡；小雲陷入與公司主管的戀情，作為第三者，困在得不到承諾的感情生活裡；阿才則看似難以完全接受治療者的身分，似乎與援交少女的交換情境也無法排解自己的困局。

其中最為難解的自然是精神科醫師阿才出走的原因。在觀影過程裡，我原本一直期待在劇情後段，阿才多次使用的戲劇療法能引導出他回看自我；想像中，應該會由別人來啟動角色扮演的要求。直到電影後段揭開阿才婚姻的秘密之後，我才發現其實作為治療者，阿才在前段面對遭受外遇打擊的女人時，充滿魔力的大段獨白正是偷渡了自己的情境，引導成了訴說，治療者引導自我進入療癒，於是角色置換之後，他出走到台東尋找大學時期喜歡的人。

劇情至此，賦予角色們引導自我走出城市的契機。阿才的戲劇治療無法治癒自己；小湯在被夢靨般海潮聲響驚醒之後趕赴工作，卻尷尬地發現其實自己已被排出工作之外；小雲收到不斷寄來的錄音帶，傾聽之際意會到自己的世界也可以換上新的面貌。這三個人不約而同地走出台北來到台東，一是乾脆把置換不了的自己置入異鄉的情境；一是重新投入福爾摩沙之音的錄製計畫敘說自己的情意；一是轉身追索聲音源起的情境和錄音者，像是拉扯著自己離開，進入移動不止的旅程。

但是在踏上異地之後，當路人問起追尋這些線索的意義時，小雲還是無法回應。

自從提起之後，在電影裡一再重現的「戲劇療法」，便成了整部片裡戲劇張力的本源。這種療法之不同於一般想像中，探求心底的秘密再用邏輯予以消解的特色，導演也明白地告訴我們：當小湯和阿才坐在火堆旁，阿才拿過麥克風，說起小湯其實只要把旅程本身當成訴說的儀式就好不必執著於挽回，這樣真切的指明，儘管接觸了小湯身處狀態裡不可說的部份，卻反而引起他「不要以為你什麼都知道」又奪回麥克風的怨懟。由此，治療的戲劇性，不僅指扮演的行為，更是以言說和情境的力量讓受治療者自願吐露，自願跨越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防線╱鏡面，透過置換來引導出自己可以接受的療癒方式。如此一來，小湯拋不去舊愛牽纏的置換終歸無效，阿才被指為「玩別人老婆」時激起的恐懼與厭惡，以及小雲之所以能在音場的置換後轉而出走，這幾段情節便以更明晰的狀態在我們眼前展開。

因此，我是這麼看待幾段結局：小湯畢竟要為無效的置換劃下句點；小雲要在見到收成後焚燒的稻田，意識到追索的失落之後，在台東的海邊才能真正面對自身的窒悶；而阿才在艱苦地面對初戀情人無可追索的空缺之後，也終於能穿戴上潛水衣，儘管笨重難行，但終究是一副自己能夠擔負的環境，從此才能離開台東北行，喘息著卻堅定地，一步步回到自己的生活。

戀情的距離

或許是我自己不曾經驗過這樣溫柔相對的戀情，在小湯跨越自己與戀人之間的距離時，我只知道莫子儀的這段戲是全片表達最真摯的部份，或許非常動人；於我卻飄渺難以捉摸。不由得會想起若自己存在這樣的情境裡，將吐露出來的字句，會帶著多少恐怖與絕望。所幸試片室裡觀眾不多，否則一次與數百人集體觀影卻不得不自我隔離的經驗，想必恐懼更深。

我無法置換，雖然也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多少走過片中角色們的旅程。

電影裡三個主要演員的聲音都有迷人的特質。賈孝國低沈迷濛，語句裡不時出現的斷裂對角色心理有很強的詮釋力道；桂綸鎂的訴說裡一直帶著渾圓的次聲調，不斷喚起角色背景裡灰暗沈滯的基底；相較之下，莫子儀的口白便較缺乏音場效果，而更偏向舞台式的靈活。但在聲音之外，電影對白毫不遮掩的誇張，像是用文學元素硬生生刷洗去一般電影帶有的日常性格，這或許也是讓人難以投入的另一個原因。

我必須說，在看著導演努力敘寫著角色們的故事時，我卻不停地向自己喚起【尋愛之旅】裡諸多洗鍊而繁複的音畫細節。我毫無窒礙地，投入並崇拜著那樣通達又慈悲的遊牧視野，Tony Gatlif極其大膽精確的置換風格，在對比之下，也讓我對林靖傑所展示的局限覺得可惜。但我畢竟還是相信這兩部片能夠各自召喚著不同的情緒，不屬於此即屬於彼，一種看似局限，或更嚴厲地說，都會中產階級的戀愛觀，也不代表那便不是一種真心。說到這裡，我也才剛剛承認自己崇拜著某種絕對不屬於我的戀情，證實了自己嚮往著逃向某種空缺的慾望呢。

這麼一來，或許不是距離本身招引著關於戀情的思緒，反而是戀情的思緒不停勾引出關於距離的遺憾。戀上的究竟是情人還是愛情本身？遠離的究竟是對方還是自己？關於戀情的思索總是充滿翻攪反覆，正面反面都要一再確認又經不起一再確認，當下認為完滿的在下一秒又變幻出新的裂痕，昨日的疑惑與焦慮今天又遠離不再明晰。於是同時提起戀情與遙遠的距離，本來就是提起一個永恆糾纏的對立。對我而言，所有稱為浪漫的與誘惑的皆由此而生，不斷侵擾看似困境的，正是驅動自己向前掙動企圖擺脫的，而後陷得更深，此時悄立，眼望當日的遙遠，滿足地微笑卻又說著無奈。

我們無論如何不是從戀情裡脫出，再怎麼自傷的言語也脫不開記憶或臆想裡某刻溫熱的甜蜜。

電影接近尾聲，小雲與小湯踏上同一片海灘，分站螢幕兩角，眼光不曾與彼此交錯。無論認定這是點燃起希望，或適切的淒美，終究牽扯著從自身過往裡翻湧出來的期待。

於是，或許冷眼直面旁觀的特權，才是這部電影裡延伸出來，一種無法置換或贖回的，最遙遠的距離。

影╱戒，或評論的狂歡

但李安還是拍了，拍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張愛玲，一個恐怕連張愛玲也覺得驚心動魄的《色，戒》。

－張小虹〈大開色戒－從李安到張愛玲〉

易先生第一次進入麥太太的場景裡，李安在王佳芝最後一聲稍微變色的鳴叫之後，精準地斷句。從此以後，我們再也難以辨認出抱持女性主義的批判心靈，究竟對於電影本身有多少忠誠。

時代不同了。或許我們可以轉個詮釋的方向，當觀眾們多半同意李安正在不斷反省自己心中父親的形象時，我們也可以說，某種單薄的女性主義在【色，戒】出品的今天，已經成為不斷壓制李安的父親之一，讓他有意識地以厚實精準的音畫對位予以回應。

我們也可以說，有多少個父親，就有多少個李安。這是論者強調李安不停顛覆固定片種之所源，同時也是他們理解李安無比溫柔蘊藉之所源。然而如此一來，我已不知為何有必要提起某種刻意削薄的，林林總總的對立：李安╱張愛玲、李安╱女性、李安╱男性、李安╱西方、李安╱東方、李安╱色情、李安╱時代...。論者們不停地生產的，其實多半只是關於自己的論述，導致【色，戒】不得不成為一面鏡子，透露每個評論者或已遺忘、或正隱瞞的本心。然而我懷疑，甚至這樣的現象，是否李安本欲達成的目的。或許是的，因為每個評論都生產了屬於自己的一部【色，戒】，論者集體證明了這部電影的厚實與多層次，電影在影評之後又包抄了所有影評，作為一部非實驗性的電影，我們無法不承認，是論者削薄了自己，從最好的一面，同時也是最難堪的一面來看，我們都只是李安的父親。

甚至在這些顯影中更為單薄的罔兩，亦即，張愛玲，也不斷地被論者削薄、重複生產。倘若胡蘭成果真作為易先生的隱本，一個受女作家深愛而致閉鎖的男人，如何能夠一逕純粹地單向扣連，無論是汪政權官員、諜報故事傳述者，或剋制著純良女性的枷鎖？倘若張愛玲不斷修改〈色，戒〉，又不斷陳述斥駁著為何寫反派不能揣測本心，明擺著寫作時與發表後如此顯著的艱難，如何能夠一逕以張看的冷眼詮釋原作的易先生與王佳芝，喃喃評著一個單只溫柔的李安，借用既已削薄的罔兩，硬撐出評論裡更薄的影？

一部不願意只是說什麼的作品，當然能夠毫無困難地包容每一篇只願意說些什麼的評論。只因為連這樣的包容，都不是導演一逕想說的什麼。

就連情色，李安拍來都毫無汁水淋漓，導致強調情色論者的困窘，只能透過重疊並覆述多幕性愛場景的體位來彆腳地強調，以掩蓋在自身單薄的解讀中無色可談的迷惘。這畢竟是以色為名的電影，從色來談當然可以談到高潮。然則在意圖談論李安為大眾導演的論者心裡，卻又刻意迎合大眾對於情色的貧瘠想像，導致窘迫的狀態如此明顯，幾乎所有人都不得不草草收尾。欲寬容者容不下太多李安、欲反對者又找不到著力。驚心動魄的何止是張小虹筆下的女作家，這個震懾簡直橫掃單調無聊的電影評論生產線，讓每一篇看似武斷的評論裡，都透露著論者惶惑不知所終而亟欲斷論的緊張面孔。

如果能斷定李安就只是這樣，如果能喚起並藉助一縷單薄的張愛玲魂魄，如果能用僵死的史實或主義拴套一部分明是當代製作出品的電影...

那麼我們如何信任評論甚於電影本身？


篩選╱框限

一部【色，戒】能導引出這種現象並非偶然。舉例而言：一場性愛裡，王佳芝刻意壓制易先生的臉面，翻滾，女上男下，反而更激動易，翻滾至上位，奮力衝刺，王迷惘或絕望，最後呼喊；比對之後王在老吳與鄺面前激動自表，以兩個鍾愛家╱國男人能懂的精確語言，近乎徹底地翻譯並重述性愛當場的撕扯置換的關係，卻換來男人無法接受的難堪離場；以這個比對的層次，再思考諸多觀影評論如何暴力地削薄切割碎裂這場精彩的自述以遂行各自訴說的慾望，僅僅這兩層比對，我便不得不更同情電影甚於評論。若再思考電影裡有多少如此顯著的脈絡，如李安如此赤裸地用語言重述自己的影像，而還可能有更多隱而不顯的；便不得不對評論失望，也讓評論的書寫被既成的評論奇異地框限至幾乎無可言說。

至少，我們是否能留點空間給懷想著零度的批評？在知覺到電影詳細而繁複的背景重現構作並嘗試予以回應時，能否知覺到評論本身也正背靠著自己的生命、經驗與知識的構作？

也因此，【色，戒】的評論彷彿比起電影更值得評論。或，一篇評論更值得從觀看諸多評論裡投射自身。


纏踡╱忠誠

談起冷眼的張看，而藉此削去角色之間的纏踡以遂批評，對我來說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閱讀方式。若是如此，多於一個主角的文本豈有任何可讀性？最簡單的批評是：倘若王佳芝果真是在獲得燦麗鑽戒的時候動心警告，為何論者又汲汲於在隨後王驅車脫身的當下，強調她在小說中立刻轉向張愛玲式的冷眼漠然？如果這樣巨大的牽扯成真，又如何可能以單面的悲涼心狀將男女主角一概而論？

僅從此處，許多被歸為李安的便大可屬於張愛玲，而被歸為張愛玲的也大可屬於李安。只是，在評論裡，若連主角之間的繾踡都無以名狀，兩個文本之間的交纏自然也就只有付之闕如。

纏踡當然不必然是相濡以沫的糾葛，在此我的確同意，【色，戒】裡安排的性愛場景讓電影判分於小說。不僅是由於精心裁剪的影像與聲音提供異於書寫的刺激，而更是在兩者並列時，異聲一同向我們訴說著纏踡的兩種面貌。

我們可以先考慮在兩個文本裡都推至浮面而扁平化的「忠誠」一事。無論是正對「愛國主義」、反對「布爾喬亞」、面對「同儕」、遙對作為代名詞的「重慶」與「汪政府」、對作為隱喻或徹底浮白的「肉體」，或對純淨單調╱撕扯硬擊╱收買╱獻身的「愛情」，「忠誠」都如此遙遠不可信，卻又是唯一共通的支點，故事裡不同世界之間用以彼此翻譯的關鍵辭彙。不僅是角色與劇情如此，從一開始，兩個文本就賦予這個辭彙不可思議的，極輕卻極密實的重量，藉由它將自身撐離，以至可以自由地外在於整個時代。只要不盲於這個支點，觀影重心就能毫無困難地位移到主角間的關係上，不必再困於家國╱情愛或過往╱當代之類的幻影對立而無法索解。如此一來，在相對位置上看來模糊的纏踡便可獲得直接的關照。

這並非提示忠誠在文本裡毫無重力。事實上，忠誠從頭到尾都存在故事裡，成為主要角色之間關係推展的負面因素。從最初共組劇團的應允、協同報國的許諾，一直到最後王掙扎著出聲警告易快走，以及易處決一干學生等等情節裡，忠誠彷彿揮之不去的詛咒陰影，不僅撐起整個時代的氛圍，推展角色情節的相遇，也決定最後各安其位的命運。我相信這是張愛玲之所以多年來不見容於各種家國論述，也是李安之所以鋪陳其向時代致敬的基礎。只因為這個陰影如此順當，遂激動所有敏感的神經，或褒或貶，卻盡皆無法超越這個陰影的穩固地位。

在這樣的陰影下，劇情如何緣起，角色如何謝幕，這些評論教條裡難以避免的，卻已經不那麼重要。無論如何角色們順了命運的意，無論如何角色們也成了陰影的差使。重要的是，在緣起與謝幕之間，王佳芝與易先生以赤裸之軀，像是一時離開命運之水的魚，易藉由狂烈的求愛交合、王藉由情愛幻象的籠絡，沒頭沒腦地蹦跳掙扎；誤以為對方是拯救自己的浮木，卻忘記離水的魚索求浮木有多麼荒謬。魚離開水終究無法生存，在最後，忠誠的陰影也終究安穩地等待眾人回歸。

如果一定要引用張愛玲的文本，我寧願想起她述寫空襲時孤零零停在馬路中央的電車，令人感到淒涼，那無非是一種既已極目遠眺，卻仍被眼前瑣物牽引不可自拔的悲憐。眼前之物耀射出身處的整個世界，例如一部電車，或更具象的，一枚鑽戒。

於是，誰能說王佳芝的一聲警告，不是當下最純淨竭力的反抗之聲呢？在那之後，魚脫力入水，又有誰能只因一時眷戀而拉住不放？

而無所不在的忠誠，為避無可避的繾踡，密密地鋪成底蘊。在此大膽以影像元素借喻，即是看似激烈的性愛與無論何種體位皆離不開的床。易先生在片尾細撫回憶的床，與其稱為小說裡從未出現的多餘，毋寧是電影藉以翻譯命運的語彙。在終場裡，李安讓易先生夾在頭頂與身下的兩道陰影之間，露骨地表達了王佳芝的不在場，也解消了小說裡，張愛玲必須藉著蔑語讓易思憶王的緊張。果真是個如此過度仰賴忠誠的易先生，又何以讓張愛玲必須以探其內心的語彙加以辯護？其實，腦裡想著那些蔑語的易先生，李安也早在第一場性愛裡王佳芝始初按奈下坐時，那個像委屈男孩般癟著嘴的易先生臉上給了我們。這個時序的換置理當讓我們更清楚，在這個故事裡，李安並沒有比張愛玲喚回更多，張愛玲也沒有比李安更斂起些什麼。

我們，愚蠢地孤獨著

自從我們有記憶以來，許多人就不吝稱我們是聰明的。一開始或許我們也如此以為，然而後來卻逐漸知曉自己所有的可能只是一點不同的構框，一點自溺的堅持，一點迎往世界時稍微偏向的姿態。後來更知道那是這個世界幫我們預想好的位置，遙遠地懸掛著，讓過路的人投以欽羨或鄙夷的眼光。伸手卻碰不到地面。

我們困難地發展與世界溝通的方式，聆聽，學習；彼此摸索著建立搖搖欲墜的組織，彷彿這樣能夠取得一點溫暖，卻毫不意外地發現與地面離的更遠。世界無畏地包容著我們，予以滋養，藉以回應將我們群聚隔離造成的悲傷。偶爾我們成功地以過度華麗的包裝致上一則預言，所獲取的卻無非一點嗤笑或悲憐，以及，在死亡之前努力遺忘，死亡之後又過分地回憶。數十寒暑的學習，帶給我們的從不是融入這個世界，反而在自體之內發展出兩種相抗的精神。於是至此僅僅獲得了以假面隱藏自己的能力，卻不曾拾得任何當初妄想深浸其中的滿足。

溫煦的土地還是那麼遠，我們開始在隨時就要潰散的組織之間彼此攻訐。就這樣吧，他們說。像面對被某些所在的警察放棄治安的貧民窟。打死一個少一個，他們說。

最具野心的人們創造了流傳久遠的各種科目。讓我們沈醉於組織或可保存的幻象之中，安心地繼續彼此損傷的偉大事業。我們之間有些人的分裂獲致了最終的結果。那些由假面贏得勝利的，又創造出自己領導著世界的幻象，他們光鮮地歸來，帶著熟悉的嗤笑與悲憐，問剩下的人們：在等什麼？

而傷痕累累的我們，也不再願意說些什麼。憤怒與挫折成為自體與彼此間戰爭的基調，口裡承諾許多嚴肅的遺憾，心裡卻濿骨般刮除上一則失落的預言。我們吞食自己的嘆息，保留錐心的寂寞，只因為那是世界隨手指定的最後堡壘，於是我們珍愛地收藏。

儘管如此，對於一種光明的未來，許多人還是前仆後繼地投入這個可能是史上精神疾病致死率最高的行業。這樣的生涯規劃，多麼愚蠢，多麼誘人。但或許，那也只因我們早已欣喜地領會，每踏出一步，便更加速了死亡的來到。

從法國來的霉菌

我從法國南部的小村莊帶了兩塊乳酪回來。兩塊乳酪表面佈滿了霉菌，味道都很重，在巴黎住處的陽台打開包裝時，四處立刻瀰漫著濃厚的氣味。



帶回來之後，我再次打開包裝，把乳酪放在陽台的鞋櫃上風乾。似乎不到兩個小時，再去看時，木質的鞋櫃上已經沾染了一點一點的霉菌，綠綠黑黑，看來還蠻詭異的。我看見乳酪的表面生出一些粉末，輕輕壓下，還是有點潮軟，於是繼續放著一會，出門吃飯。

吃完飯回家，霉菌已經從陽台蔓延到落地窗內了。原本小塊小塊的霉菌，有些已經生出不同的顏色，鞋櫃大半都被覆蓋起來，從兩塊乳酪向外延伸處，有一片地界生著白茸茸的菌種，但乳酪本身並沒有太大變化，黃色的本體與粉末仍然可見。菌衣伸展的邊界則還是綠綠黑黑的。我把邊角的霉擦去一些，回頭進房間做自己的事。

過了一會，看見貓從門外走進來。長長的毛上長了一點霉菌，不過卻是綠色與黃色，看起來像是枯葉一般的色調。我抱起他，用紙擦去霉菌丟棄，貓似乎不太高興，喵了幾聲就離開。

不知不覺就入夜了，似乎是因為剛才擦拭時掉了一些，房裡也開始伸展起枯葉的色調。沙發已經佔滿了一半，但是看來卻比原來乾燥而骯髒的灰白色好上一些。書櫃也幾乎長滿了霉菌，但櫃上的書卻意外地沒有任何侵染。就像是換了新的書櫃一般，櫃頂上的霉菌長得很長，隨著風扇有韻律地搖擺，像是我在基隆從未見過的那種乾黃的秋日景象。

睡了一覺醒來，霉菌在晚上似乎停止生長，只是綠黑色的邊角都被白色的菌種取代。貓舒適地在客廳的絨毛上休息，嘴邊有霉菌的殘渣，但毛上已經沒有再長了，或許他的體質已經適應了霉菌吧，我這樣邊想著，邊收拾東西準備出門。臨時突然想起，到陽台上看，乳酪已經乾硬了。於是用密封袋包好拿到冰箱冷藏。

在外頭混了一天回家，一打開門，房裡充滿濃重的溼氣。原來霉菌已經伸展到天花板，客廳與房間的走道也長滿了。在白色的絨毛之間，長出艷黃色類似蕈類的物種，但我想應該還是屬於霉菌的類屬吧。急忙關上門，跑到房間觀看，幸好枯黃的部份沒有被侵佔，在兩種主要菌種的交界處，看來水乳交融地混合成深淺不一的漸層色調，或許是在乳酪的表面已經達成生存的和解也未可知。

貓看來很開心地在不同顏色的地板上跑來跑去，偶爾會撥弄期間的蕈類取樂。我到廚房一看，冰箱的抽屜縫中也延伸出一片灰白色的霉菌。看來有點像雪，也很像是貓原來的顏色。或許貓會更喜歡廚房這裡的狀況呢。我這麼覺得。

【短札】Where Have all the Judges Gone?

司法是在國家制度之下自成一格的封閉語言系統。這個系統在特定範圍內具有極高的決定性權力，特別針對行動者脫離特定規範的行為進行決斷、勸喻和懲罰。

我們如何看待一個邏輯嚴謹的語言體系成為壓迫人民的機構？或，這個語言體系自始至終從來不脫其壓迫性的基礎，在戒嚴或威權意識形態之下受到不得不然的滲透，而在民主制度裡卻儼然成為高度獨立自主的機關。是否在這兩種預設裡，我們各自忽略了一些什麼？是否我們在考慮威權體制的時候，過度高估了其中司法體系的自主性，而在考慮民主制度時盲於檢視其中意識形態滲透的結果？而若補足了這些，再考慮我們對公務體系（包括行政機關與軍憲警特）裡所謂「Banality of Evil」的態度，我們知道，反人類的罪行常常不是一個或能使人警醒的命令，而是一連串疏離的日常副署瑣務，或在一個更大的總體想像之下眾多些微偏逸的決行與容忍所構成。當我們肯認對這一連串行動者皆須予以追索罪行的合法性，並特別在意那些站在第一線面對人民的行動者時，卻對司法審判體系毫無索求。是否這種內部延續性的受到忽略，只是對民主制度時期司法尊嚴的確立的不得不然（或便宜行事）？

然而，對威權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司法的觀察，不能便宜行事地只是針對特定個案挑剔內裡的字句，那種延續至今的，法官作為司法機器前端行動者，僅遵循制度行事的預想，必須與轉型正義論題裡所謂第一線行動者的罪行追索問題置放在同一個層次上觀看。不只是在實質的罪行確認上，同時也是在社會對不同系統下具有類似地位的行動者有何不同觀看與論述方式，種種差異之間，取得轉型正義邏輯延伸的可能，在轉型後社會裡獲取更周延的正當性。

[短札] 台灣大學共一家？

今天的大學招考數字又出來了，今年的錄取率又是高的很，於是媒體在今年又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了。

大家到底在擔心什麼問題？「大學生素質降低」？「大學文憑價值縮水」？「大學競爭力流失」？

這裡的「大學」兩字，到底指向什麼想像？仍然讓大家擠破頭的台大，某所新近建立的科技大學，連招考都沒參加的社區大學，大學作為台灣高等教育的代名詞，填入上面的三個問句，都會得出各自不同的答案。

但是，啊，大學的反正什麼就是變得比以前不好了。

到底是誰在說，誰在聽，誰在看，誰在茶餘飯後彼此相對點頭？他們心中的大學究竟什麼模樣？

和解的疆界

為什麼台灣看似達不到簡單的和解，而必須由政客一再提起當作永不兌現的選舉籌碼？

首先，我們必須得問，為什麼台灣內部的和解會是迫切的問題，或更根本地，為什麼會╱如何是個問題？和解，和解的不可能或尚未實現，又意味著什麼？這些問題不是沒有人問，也並非得不到答案。然而在諸多答案裡隱而不顯或只因為修辭效果而刻意不談的前提，正是最值得注意的部份。


我認為台灣是處於「一塊土地，兩個國家」的狀態。但這裡需要更多分辨：在認同上，我們至少有明晰的（獨立主權的）台灣認同者、明晰的（中華民族的）中國認同者、對台灣主權定位的現況與期許有意保有模糊空間的準認同者，以及並不願意完全接受任何主權認同的疑認同者等等。在這裡，我們彷彿開始談及和解問題的人群範疇，但實際上國家認同並不應該是和解的主題。和解無法脫離既已發生的罪行、過失、侵害或違犯，國家認同則只是一種不斷慾望內部整合與外部排斥的動力或態度。將和解扣上各種對立的認同內涵，既無法處理稍微分辨過的認同狀況，也阻礙對於認同與何種過犯有關的進一步理解與詮釋；在歷史上，這種認同的罪咎形態，有思想犯之類司法範疇的彰顯，是再明顯不過的隨制連結。依此連結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其任意性已由此可知。或論和解只是追求一致與和諧，但在這個層次上的和解若與罪咎力和罪疚感混同，則容易涵括過多需要更細緻申論的過犯甚至罪惡等問題，這種混同將進一步索求認同群體之間惡劣相待的論述，企圖依認同完成群體的清晰分劃以及將特定認同妖魔化；這從根本上與認同多樣性的共處有著反向動力，徒然增加障蔽和解的緊張。

其次，在歷史、地理、語言、種族與社會生活上，中國與台灣保有持續而深刻的關連。特別是在所謂清代和國府初期兩個政權時期，甚至在民族與國家的史觀建構上都難以迴避跨越兩岸的主權效果，而後者以立憲方式建構的中華民國，其憲法與國家體制更延續至今。在這裡必須分辨的是，持續而深刻的關連並不等於一種全面性國族基礎建構的必要性。而這理應同時作用於台灣的各種國家想像之上。國族認同的歸屬，在和解的前提下，必須超然於這類史觀之上；唯有不受到針對這類史觀贊成或反對的意見所限，令史觀與國族認同彼此具備高度的相對獨立性，才能達成雙向的解放。而若繼續透過贊成或反對（或對各方而言弔詭地皆是禁錮╱反抗的史詩運動）的手段，一再肯認兩者間無法分割的糾結，只會造成原屬島內的和解問題不斷往歷史延伸，這本身並無不可，只不過延伸所向之處，盡是對國家或民族界限劃分的理性而言，幽暗隱誨無法比附的所在。受肯認的糾結與疆界模糊的問題彼此交纏，導致於僅是史觀型構甚至史料選取的行動也受到各種國族運動目標的高度污染，侵蝕當下國族認同型塑行為的根基。倘若和解必須以疆界之內的生命共同體為前提，則疆界的劃定必須超然於國族語言爭鬥的戰場範圍之上。彼此排擠的零和爭鬥或許終能達成一個目標，但那已不是一個以和解為基礎的目標。

暫且將中華民國主權所及的領土定為當下和解問題裡劃分內外的國界。回顧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許多罪行與違犯，其中有一部份由威權主義政權主導的罪行，被納入民主化時代「轉型正義」的和解議程。相對於上個世紀之交的日本政權，威權主義政體多少被認為是「國內」的早期政權，可能的理由包括不流血的政權轉型過程、國民黨的存留、憲法與政府體制不曾大幅修改，以及李登輝與陳水扁作為跨越轉型期的「本土政權」表徵延續性等等。當然這些都不是決定性的條件，但在這個和解議題裡，國民黨威權時期被視為最重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產生罪行的時期，以及，民進黨接掌中華民國政府後，並不如日本是以國家角色處理戰禍等罪行的補償問題，而是要求在野（非國家機器）的國民黨負起道歉、賠償與公佈史料等等責任，固然一方面是在政治上自我證成的分立策略，另一方面則也確認了中華民國體制的延續性與威權政體罪行作為本國罪行的意義。在這個前提下，當認同和解的重要性時談論敵手為他國人，刻意將其排出自身認同的疆界之外（無論將他者從屬於「（主權╱妖魔的）中國」、「外國」、「異國」或「（未定案╱不存在的）台灣國」作為罪咎語言的基調），是站在反對建立和解基礎的立場上，要求唯有以和解為目標方能推動╱有必要推動的罪行認識。也只是緣木求魚。

為什麼在和解問題裡，疆界的分劃如此重要？若我們肯認：在台灣，和解是轉型正義的一部份、轉型正義是為了完成國家政權民主化轉型的必要過程，以及國家政權民主化並不消滅中華民國主權╱台灣歷史主體的歷史與地理延續性等三個前提；我們便無法否認：在每個關於和解的知識系統之中，都必須存在一個貫通首尾的和解疆界。必須在這個疆界之內產生的罪行與違犯，以及由這個疆界所代表的共同生活與共同命運的問題，才提起並導致和解的必要。

有趣的是，以清晰的統╱獨認同立場而言，若說中華民國主權是台灣國家認同的最大公約數，這並不是指正面的認同，反而更像是投射厭惡的交集。前者將改換此主權的範圍（或以最近流行的說法而言，以確保某種民主制度保存這個立憲國家的精神而國家象徵選擇成為次要問題）；後者將改換此主權的憲法基礎與國家象徵。而對於準認同者與疑認同者而言，這個最大公約數或許較具有正面的意義，於是這種認可當下的態度便引致不同認同者的焦慮與攻擊，並長期身處認同不夠明晰的緊張之下，這兩個最有可能以正面態度面對和解的群體，不僅得不到和諧，甚且弔詭地在當下重要的和解議題裡，只因不屬於清晰認同的焦慮主體，而被亟欲撮合對立認同的和解焦慮所忽視。相對而言，由於和解的焦慮目光集中在清晰而固執的認同之上，所謂的和解早已被迫溢出疆界。不管是自身具備，或指控他者具有中國認同，都在強迫建基於近代可知歷史上的和解議題與「敵國中國」、「兩岸一體的中國」，甚至「日本宗主－殖民地」、「美國侍從政權」等主權想像緊密勾連。

為了質問這樣的和解焦慮，或甚至固執的認同主體本身，或許應該修改問題：當我們一再被迫在這類框架之下思考和解問題時，我們是否同時考慮與中國或日本或美國和解的問題？與他國的和解，如果是個更難的問題，我們又為什麼不斷強迫自我進行勾連？如果和解不是發生在當下這個缺乏共識的疆界之內，那麼在何種疆界之內能得到足以完成和解的，一種共同的罪行確認與史觀判斷？

這並不是在提議一種例如徹底抹消中國語彙的語言策略，更不是召喚一隻吞食歷史的巨獸。而是肯認一個更重要問題的存在，亦即，當我們提出和解的同時，即確認疆界的無法消弭，以及現狀下模糊所造成的障蔽。這是為什麼和解的問題總是一再激起原本無甚相關的各種語言征伐，為什麼和解被認為在國族爭辯中具有重要性，也是為什麼和解看似如此難以推動的重要癥結之一。由於在和解問題裡疆界問題的隱誨難解，每一次單純的判分幾乎都等於在特定國族意識裡歷史或地理知識的全面改寫。然而也正因為只有翻攪出疆界預想的問題，才能滿足在討論之前肯定和解的基礎，把疆界的問題引入，辨識在不同意見裡關於疆界問題的刻意忽略與自我矛盾，才有可能進一步確認和解議程的存在。若這個社會選擇和解議程先於徹底破除疆界的革命議程，上文所述的釐清策略便具有相當的意義。

（作者建議勿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