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是愛情？

對於他方的執迷，自從緊抓著影像敘事的少年時代便已開端。少年孤傲，容易以為自己所見便是整個世界，於是任由碎裂流轉的蒙太奇帶領，自陷於癡幻的虛無。

很快地，對自我重複的影像宣示感到不耐。自認也是一個蓬熱呼吸著的身體，受一廂情願的普遍主義誘引，太過認真地生活，結果所有的幸福僅是暖暖地沉入炙日下蒙熱的淤泥裡，隔著一層穢物，悲痛或喜悅都是看不見的過往。

遺憾自始至終都是難以割捨的主題。雙手握著拳面向一切，緊纂的手掌說什麼也不願鬆開。好不容易來的才一瞬眼又離去，徬徨與茫然在遠方不著邊際地呼喊，密不透風的文字之網自我閉鎖，曾以為在某些所在終能遺忘痛苦的自悔，又發現只不過擴張了難以見人的高傲悲憫。

經過這麼多年，聽著活生生的呢喃從耳邊不停冒湧，悲痛的人們卻板著一張臉說自己還是會堅強。或激越狂傲或黯然低語，總是期待些什麼又不知為何不能落空。我彷彿能融入一次又一次過耳的災難，依著別人的故事擺蕩，無非一則根縻失落的寓言。

夢做的多了，眼裡嘴裡全是過往的魂靈，方才暗笑自己總是在門外徘徊探詢，身心逐漸冷卻。

總是自滿於從文字裡梳下殘屑的本能，而不願面對梳理下來的畢竟是無人聞問的殘物。過於珍惜連物主都拋棄的痕跡，結果便是自溺於不停破滅的諸多平行世界裡，旁若無人地咧嘴嗤笑，避開還在淌血的傷口，不願與妖自較，妄想自己還有機會修煉成人。

轉頭忘卻賦予自己的任務，重手對自己一再傷害。明知無法承受又負氣不肯認難以更易的脆弱。一切疑惑在問出口時就有答案：自己爭來的傷害，又何忍怪罪別人？

但，為什麼呢？面對深知的答案，疑惑仍然執拗迴盪不去。

當動畫終於成為電影：【瓦力】 [Wall.E]

事實上，相對於前半段高明至極的實體鏡頭模擬、焦距、光影和攝影機運動等等CG炫技，電影後半段主要的太空場景在技術上反而顯得有點平淡無味。那畢竟是我們太常見到的特效場面。若非有皮克斯電影裡難得一見的真人影片作為對比，在【超人特攻隊】中導演執意維持的漫畫式人物造型將失去原先動畫本位的效果，而淪為光面模型場景中喚醒陳舊記憶（如年代久遠的【威探闖通關】）的卡通物件。


擬真、致敬、抄襲、擬仿、諧擬

好萊塢的動畫影片，作為高度資本集中的商業化訊息，在表現手法上，一向以最平穩的擬仿為主。從【威探闖通關】類型的「結合真實」、【獅子王】裡用3D動畫技巧在羚羊奔馳的大場面中模擬並融入手工畫片，到【小蟻雄兵】參照黏土動畫元素拍製，而後到【玩具總動員】以無機材質填補技術空缺、【史瑞克】裡在角色衣料皮膚等採用擬真材質等等進步階段，再不斷吸收從【侏儸紀公園】開始眾多特效工作室在實景電影裡大量採用CG特效的經驗，以及傳承迪士尼以降美式動畫世界的物體與角色運動定律，以皮克斯為首的各大CG動畫電影製作群，逐步成功地結合手工動畫的誇示手法與擬真特效的製圖技術，建立起複雜的訊息傳達體系，與閱聽者長期的觀賞經驗互動，更進一步穩固了動畫作者與讀者之間有效傳達的廣泛默契。

而另一個分支則是美國長久的科幻片傳統。特別是電影史中將機器擬人化的長久過往，以及一再自我重複，表達電腦能獲取情感與思考能力的主題演繹，導致我們在見到一台能表現感情、具有諸多非功能化零件（眉毛、眼皮乃至痛癢觸覺）、無效益行動（關切生命、發抖等）與有機型態（零件燒毀只造成遲緩虛弱而非功能截然喪失）的機器角色時，已不需要任何解釋便能順利接受。

而在【瓦力】一片中，皮克斯將原先顯得曖昧卻單義的模擬（到底像不像真的？這像是我們見過的哪個片段？），藉由吸收不同的電影史脈絡、直接向影史經典致敬，以及採取動畫和模型電影的表達方式等等手法，成功鎔鑄出一部必然成為經典的動畫電影。之所以為經典，其實不在於創造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峰，而是宣示動畫電影成熟期的到來，一種類型的自我鞏固於焉完成，在CG動畫長時間技術面的生澀嘗試，及引入導演取向以充實影片骨架（Brad Bird在【鐵巨人】之後進入皮克斯導演的【超人特攻隊】、【料理鼠王】）之後，皮克斯在【瓦力】的製作裡抓住時機，站在眾多發展完浚的累積之上，建立重要的里程碑。

從此之後，全CG動畫電影可以從實景電影元素的諧擬宿命中自我解放。從近似抄襲的擬仿到足以包含參照與致敬的手法，宣示著自身與「真正」電影能夠比肩。


議題

許多人特別注意到這個特性，或是因為片中呈現了與當代議題，例如環保、消費主義與商業擴張等等有關的訊息。事實上類似的訊息甚至表現技巧都不算嶄新，稍舉一例，垃圾充滿世界乃至太空的預設在一九九零年代的電腦遊戲[Space Quest]裡就已經出現。該遊戲開始的場景是如本片後段太空船裡的垃圾堆，遊戲設定同是充滿垃圾不適人居的地球，而遊戲中的過場動畫也無獨有偶地以音樂向【2001太空漫遊】致敬。

當然，在這個未來已經發生(2008!)，全球環保意識與反全球化運動空前集結的今天，類似的指涉自然有其特殊性。然而若取消片裡重語反覆的垃圾意象，其實所傳達的意念，或許並不比【ID4星際終結者】裡耗盡自然資源的外星人、【駭客任務】裡人類近似病毒的反諷預言，或【惡靈古堡】裡舖天蓋地的umbrella公司來的更豐富。面對閱聽大眾的好萊塢電影，似乎在議題訊息的傳達上也只能如此貧弱。相對而言，美國紀錄片類型在議題衝擊上的大膽嘗試與成功經驗，似乎更不應該受到忽視。


感情戲

在劇情上，【瓦力】的編導採用了相對安全保守的愛情元素，但在形式上則較為不同，描述兩個機器人之間的感情（可惜同時承續了美式動畫傳統裡的性別刻板印象），一段受主角啟發的人類戀情故事支線則適切扮演了烘托的角色。然而，正因其新，對閱聽人而言，機器人之間產生感情的過程缺乏由觀影經驗長期植入的訊息印象，便多少顯得有點突兀。相對地，導演在感情故事的節奏與橋段鋪陳上相當平穩，也近似於票房電影的傳統操作手法。

倘若真要見其新，應該是在兩位主角的戲碼中，導演安排了天真而惹人憐愛的男主角，以及工作幹練卻未經情事的女主角。這種在真人實景電影裡難以順利鋪排的愛情組合，在動畫電影習於角色誇張化與幼稚化的傳統裡，卻得以自然地呈現也不致平板，不得不歸功於編導的洞見與巧思。正是因為誇張諷刺的漫畫類型傳統早已穩固，動畫角色於是可以透過結合駁雜反覆的敘事和簡單直線的情感予以呈現。實景電影裡我們習於要求的角色心理深度，在動畫電影裡可以不值一提。

從這個角度出發，導演在片裡使用歌舞片[Hello Dolly]作為素材的驚喜便有了可見的脈絡。透過類型化電影的播放，如同在他處置入的真人實景影片一般，對比並凸顯了兩個時空的差別。【瓦力】利用CG生產的擬真三維空間以及劇情設定相距七百年的科幻時間縱深（且看歷任艦長的照片如何從真人照片變成漫畫人物！），代換成真實—擬像的距離，宣示自己與實景科幻電影等高的野心。

也正是因為拉出了這樣的對比，編導得以更獨立於諧擬的桎梏之外，更自由地塑造這個七百年後的人類世界。藉由人際網絡徹底架構在電子訊息網路（無性化？）的設定，巨嬰人約翰與瑪麗享受的實體愛情，向我們傳達一個已然平板表淺的感情指標。相較之下，機器人靈活的行動與表情、牙牙學語的努力以及歷經險阻危難的旅程，都讓這段感情看來更為合理而易於投射認同。


（操演）現實

於是，當我看到旁邊的神鬼傳奇三介紹影片裡，製作人口沫橫飛地說這部片結合了動作、愛情、懸疑等等數不完的元素；看到許多人被瓦力裡「純真的感情」所感動；看到許多人認為【瓦力】包含了嚴肅的深層意義；看到許多人為了皮克斯的創意再一次創造奇蹟，這類的評語，其實我看到的，是好萊塢在成為電影的本體（不只代名詞）之後，又在皮克斯手裡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影像真實。

我們究竟看不看得見北京？

就一個學術使用者而言，我們在意的一向是自己的生產對於學術積累有沒有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重語反覆都令人不耐。我們似乎預設著讀者具備大量而仔細的閱讀先見，所在意者，也僅只是在這樣深入理解之後，能否再提出全新的洞見。

然而就一系列面對社會的行動來說，光是構造那樣一種足以傳播的先見，就是最大的挑戰。


在這本書《看不見的北京》裡，揉雜進許多脈絡：民主、自由、人權、統治手段、比較歷史、國際關係等等。一般而言，站穩了台灣社運界普遍承認的各種立場。或如作者所說，是必須有人訴說的現象，是尋找並提問中國為自己劃下了什麼記憶。

書名本身不由得引人遐思。在首先懷疑我們為什麼看不見北京，以及自己看見的究竟是哪個北京之後，接著要問的是：誰看不見北京？我們該看見哪個北京？或北京看不見的什麼？

淺薄地說，這是一個觀點的問題。或說認識優先性的問題。

作者表達的焦慮相當準確，書中的內容確實也離不開觀點的政治。迄今為止，我們所見到關於奧運與北京的訊息，正如其所說，常常纏祟於擁護支持或敵視反對的既有陣營四周。在長久的發展下，無論擁護或敵視，其實早已說不清楚自己所聚焦的究竟是什麼，乃至於在人權集結的場上，也會產生拿我族傷亡來證成集體暴力的怪異訊息。北京並不同於上海或深圳。這個政治與官方文化的中心，在台灣的見識裡，未曾成為所謂經濟活水的夢幻焦點，卻常是國際政治和社會運動者千夫所指的對象。而一旦奧運確認將在北京發生，大量的資金與創意伴隨著商業—媒體—政權共謀系統源源注入的結果，便是一向在其他場域執行去政治化工作的訊息生產體制，在北京之上迅速集結起來，完全覆蓋了原有的反省聲音。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書填補了一個訊息的斷裂。雖然不能說是全新的揭露，但是在訊息視野的穩定性上確有貢獻。

無獨有偶地，在中國也出現許多以「看不見的北京」為題的生產。以網路所見，這些生產以南方報業網（南方都市報、南方日報、南方農村報等等）所屬《城市畫報》211期專題〈看不見的北京〉為最大宗。其他如歷史著作、攝影集、報紙專題甚至時尚專欄等等。這些主題專注在拓展既有訊息的深度，傳達小人物群像、消費訊息或視覺以外感官的訊息。相對而言，台灣版《看不見的北京》作者所聚焦的，一則在奧運這個事件，一則在相關建設與訊息之中難以得見的各種人群或視野。

中國的這些生產，同時也是一種填補斷裂的作法。這些生產，同樣不貼近政權歌功頌德，也同樣展現一個在巨大而專一的訊息流裡看不見的城市邊角。它們與本書的差距，鮮明地點出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我們能否展示自己的社會是一個不滿的社會？對全球社會運動而言，問題則是：國際的主流認識如何成為在地的主流意見？

綜合這兩個問題，必須自問：我們能不能將全球性社會運動所帶領的價值用於自省？在書裡多次提到，中國目前所採取的壓迫與統治手段，事實上在世界其他國家，若不是有歷史軌跡可尋，便是在當下仍然不斷發生（乃至共謀）。書中訊息所指向的價值，因此不止於北京，也絕非與我們自己無關。

在這個角度，看看社會運動在台灣分裂破碎，缺乏包容與思辨的現貌，我其實並不認為有多少人能懇切面對並思考這個涉及觀點的問題。尤其是，如果我們還把自己禁錮在以感性連結為基礎的小眾群體裡，依據理性價值彼此認同的社會運動也必然無從發生。倘若最後我們眼中所見，仍是根據自己光譜攝取而來的色調，在這本書中累積的資訊與作者的呼求對我們也不會產生任何意義。

於是，《看不見的北京》最重要的意義，或許便是作為一塊測驗讀者自身價值的試金石。儘管類似的精神在二次大戰後數十年間不斷自我展現，歷經壓迫與戰爭的侵蝕而常新，對台灣而言，恐怕卻仍屬於一塊看不見的幽暗之地。

人道不是我們的義務

關於四川震災，很快地成為台灣熱門的話題。無論支持以怎樣的型態馳援，或根本反對投入資源救災，都是由於台灣各種長期存在的NGO行動、社會道德底蘊、政治對立論述等等共同塑造。從開始就可預期，在議題層次上，這個事件比起世界其他角落正在發生的災難，必然引起更多關注。


而每個人都穩穩地站好各自的立場。這也是台灣各種政治場域裡一再自我重複的現象。社會學裡，利用「選擇性的親近」來詮釋社會言論場域的現象，已有百年傳統，望文即可生義。

這時有個奇特的關鍵字出現了：人道。由於出乎意料地成為箭靶，在立場各自鮮明的平淡常態裡，一躍成為論述生產所圍繞的核心。人道的概念，從來不是什麼清楚的運動目標，儘管確實沈澱在以西方詮釋為主的社會道德之中，但就我的記憶裡，一向都在語言運作裡僅僅佔有次要的角色。當然這也造就了政治文宣最好的攻擊標靶，由於相關論述生產尚未固定，於是便形成最為容易進行符指假翻轉的實施對象。以激烈的指責摧毀從不存在的堅固堡壘，在無人山頭樹立光榮而平淡的旗幟。

這個行為最重要的結果是，無人山頭並非果真無人，佔地為匪終究會影響過路人，不是搶奪財富，而是在自己的山寨裡向路人丟泥巴石塊以此取樂，增加行路人的負擔。於是以往只放著人道路徑自然存在的人們，多少會把眼光轉向這個小山頭，論述生產動員起來之後，就像四川震災被動蓋過其他災難一般，人道小路也突然立起了高牆堡壘，連同路邊頑童蓋起的小山寨，一下子成為熱門觀光景點。就這樣，在虛無的基礎上，立起了新的政治語言纏結。頑童們的成就感迅速累積，更增添不可一世的氣燄。

另外有些小鬼躲進高牆這邊。他們對著山寨丟擲泥巴石塊，同樣卑劣地取笑。不過小鬼們更有信心，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這次站到了正確的一方。過路客們玩不起這種遊戲，於是紛紛離去，留下高牆堡壘、小徑與山寨，戰爭從此變成頑童與小鬼的戰爭。這樣的場景已經在台灣政治言論場域搬演過無數次，至今我已數不清有多少小徑上，多少頑童與小鬼還在樂此不疲地彼此取樂。這些人們彼此拉幫結派，學習非洲軍閥取起莊嚴高尚的名稱，並用自己貧弱腦漿裡所能擠出最污穢的語言彼此相稱。這個遊戲看不到終止的盡頭，過路人們開始發覺自己每次的旅程都充滿荊棘。

就因為社會的本質無處不政治，於是論述的世界裡就無處不挨擠著如蛆蟲般彼此排斥咬噬卻又相濡以沫的小鬼與頑童。

而這個現象，並不會因為小鬼們帶著台灣派、中道人士或知名編輯之類的頭銜就不再成立。過路人們辛苦建起來的高牆，再怎麼壯麗輝煌也蓋不住底下的醜態。

人道、人道精神、人道主義，從來就不是一件我們非要時時想到不可的事情。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道無非是社會道德的一環，具有與其他道德相似的質素：概念不清晰、內涵難以確認、價值信仰成份濃厚、詮釋空間過度廣大、一般群眾難以推卻。正是這些質素讓人道成為無知者攻伐的對象，但也正是這些質素讓它成為構作訴求時有效的支撐論述，因此具備能夠廣泛傳佈的基礎。

儘管不是任何義務，在物資與技術充足的社會裡，人道主義仍是全球社會信任的重要環節。這種道德隨時可能超越法律與國家的界線，對其他社會提供稍可倚賴的保障資本。由古典慈善事業演變而成的人道主義行動，儘管具有許多問題，但在能有效轉換其巨大的能量之前，我們能進行或多或少的批評，卻不宜直接加以推翻。若有朝一日這成為全球性的社會風俗，對我而言也不至於與任何進步理念彼此衝突。

當然在話題被挑起之後，更好的選擇顯然是對這個概念本身加以精煉與深化。此時人道成為一種辨識機制：我們能依此辨識出小鬼與頑童，也能依此辨識出一個社會是否具有足夠深厚得與道德基礎並存的普遍知識底蘊，或僅僅是一個把媒介訊息當成所有知識的表淺社會。可惜在台灣的例子裡，似乎不僅難以深化，人道或其他被盤據的山頭小徑，總是依著小鬼與頑童的路線不斷行進。


參考資料：在這些連結以及其中包含的資訊與更多連結裡，我們可以依此辨識不同角色，而在辨識的過程裡，或許我們也可以辨識自己。

人道？

我討厭政治文的原因

四川大震：「台灣愛」與「愛台灣」

人道是普世價值

要投入四川救災與重建行列可以，但災民能否感受到台灣善意才是重

與緬甸和中國的災民同憂

天災前，人性不能泯滅

假借「人道」、「人性」為名的刻薄、兇暴與鬥爭正在消費四川大震

【筆記】反對實施死刑、贊成廢除死刑、考慮部份廢除死刑意見、以及理解部份反對廢除死刑意見

死刑是一種國家司法針對個人施行的罰則，在國家司法的層次上，我們用盡可能合理的公審制度取代報復性定罪，而不是用盡可能相同的手段代理私刑。


在現代國家體制的想像裡，國家有權力公開啟動事關生死的政策，對外有戰爭，對內則有死刑。也許是因為相較之下，戰爭的唯一目的是以破壞性的巨大體制機器進行破壞、癱瘓、佔領與殺戮等等例外行為，所以引起的反響更大；而死刑則是內含於現代公民被教導必須忍受的司法刑審體制之內，於是被認為是具有正當性、以及與其他政治議題一般必須訴諸民意觀感的公眾決策事項。兩者間不同的決策過程與宣傳形貌，多半源於這樣的差異。

然而當我們認識到針對現代國家所發展的人權概念時，會發現兩者之間體制意涵的相似性。即，當代人權概念源自於在國家機器強大的權力潛能之下，從反面劃定個人可賴以自我保護的體制界線；而在這條界線之下，需要考慮的立場並非作為整體的其他公民，而是人權持有者本身。因此現代國家的司法刑罰一旦出現，特別在個人尊嚴與肉體完整性的層次上，必須加以保護，也必須發展出以教化受刑人而非損害報復為思考基礎的體系，否則整個司法體系的制度合理性便無法自圓其說。

在個體層次上，同樣不是對受刑人同情與否的問題。如同警察在執法手段上必須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時考慮到司法對於不同犯罪衡量判刑輕重的理據，便可理解，國家作為國內暴力行為的壟斷者，不可將施行暴力手段視為非黑即白的二分範疇的道理。若執法機構有權辨識出特定個人並對這些個人施以無限制的暴力，這個可即時放縱權力的例外狀況便會在國家作為詮釋者的手裡任意擴張。如同戰爭時所謂的合理與否時常只是討戰檄書文字遊戲的結果（可以美伊戰爭前後各方的政治宣傳為例）；任何給予國家施行絕對暴力的機會，最後必然造成人權界線在國家體制文字遊戲中不停破損。舊政權時期看似具有高度合理性的捕殺行為，亦只是在體制上公民讓渡了國家施行絕對暴力的決策權，配合國家宣傳機器的自我合理化，使統治機器的濫權成為可能。若不認識到這點，而只是拿著戒嚴的字樣做文字遊戲，我們將會忽視現行制度裡各種國家濫權具有實質意義的存在。

於是，國家司法與執法系統一方面不可以肉體損害報復維基礎，二方面不可以在執法時貫徹無限制暴力，這是我們必須對死刑進行思考的出發點。在這之上，又因為在我的認知裡，一來死刑本身並無降低犯罪率的實效；二來死刑也無起死回生的補償效果；三來現代司法一向是以不斷侵犯並更替私刑的對等報復原則來自我建立，卻在殺人犯罪受害者家屬情感上，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於是保留死刑，不過是在政治推展過程裡制度為了自我維護而保存的權宜措施。所以我反對實施死刑，並贊成廢除死刑讓司法能更像是一個保障人權的國家體制。

在同樣的理據上，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部份反對廢除死刑的意見。例如在這篇文章裡，吳志光認為「（中國擬議的）死緩制度所強調的犯罪者有無『悔悟』，姑且不論其認定標準及合理觀察時間長短等技術性問題，其正可以突顯廢除死刑的迷思所在。若認同為保障生命權而廢除死刑的理念係一普遍的道德性誡命，廢除死刑即不應附帶任何條件」，而「犯罪者有無『悔悟』，應該是假釋制度的重要依據，亦係監獄教化的努力目標，實不應成為是否廢除死刑的交換或前提條件」，就有理據逆轉的問題。這個認知會破壞以司法為主體立場的死刑思考理路，也容易造成衍生論述裡「生命權」概念過度抽象而鬆散的後果。另外又如這篇文章裡瞿海源以民意調查的方向出發，在社會學內部討論上或有其作用，但在針對死刑的思考裡，我們會因為過度強調當下民意的重要性，而難以辨識例如這篇與這篇文章裡由瞿海源以及吳志光自己所提出，由進步理念與法制體制特質揉合而成的前瞻性考量。再如這篇文章裡吳豪人純粹地反對將國家司法牽連上恐嚇效果，沒有進一步推展，則又無法與認為是破案判決率而非刑罰輕重決定犯罪量的論述取得協調。在實效上，這類訊息會高度加強相關論述作為政治宣傳產品的屬性，進一步混亂乃至於淡化關於死刑問題的公開討論狀況。

最後在反對廢除死刑的意見上，這篇文章或許帶有相當的代表性。文章裡的許多問題在上文中已經討論。然而就理解的旨趣而言，我們要理解的重心或許不是過度抽象的所謂「受害者家屬心情」，而是從「考慮受害者家屬心情」到「不可廢除死刑」之間的理路。諸如「法律為何保護壞人」、「犯罪者無自由可言」、「倡導人權者可有想過犯罪本身」、「法律有幫受害者想嗎」之類的連結，這些都是司法體制在自我完善的過程裡本應主動加以更替的想像，而不應是不同主張之間彼此對立的理由。我們可以再次看到體制本身不願自我完善卻仍不停壟斷暴力的惰性與慣性問題，以及公開討論裡無人意在取得彼此協調的現象。對於彼此理解與自我深化不加以著意的後果，只有可能是彼此推高感情拒斥的壁壘，將表面上正在被討論的議題型塑成自我標榜的表態語言而已。

【短札】電影片尾其實沒什麼意義

在法國一間戲院，不對號入座的影廳裡散落不到三分之一的觀眾。電影結束之後，有人鼓掌，有人靜靜坐在位置上看完片尾，有人在第一部份的演員名單還沒播完之前就離開。

這是在一個歐洲國家某個城市裡常見的景象。片尾播放與否，在這裡並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那本來就是電影的一部分，在片尾時離開，與在片中離開一樣不具重要性。相對而言，本地戲院的空氣顯然更為自由不激烈。戲院不剪斷片尾，提供觀眾自由表達與自由閱聽的機會。

且慢，這並不是偉大的自由主義思辨。若找來一群自由主義者，恐怕裡面認為不播片尾乃是市場競爭結果不必插手者佔得更多。這也難涉文明程度的思考，因為在我們假定的文明國家裡，片尾這檔事似乎既不是文藝腔的堅持，也不是什麼必看不可的偉大細節。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國際電影文化權力展示的一個環節，不過就這麼把自己陷入赤裸裸的尺寸比較，好像也不是非常正當的理由。何況對於國片而言，讓觀眾看到片名可能比看到片尾更為重要。

我們很怕做錯事情，主張什麼事總要提高聲量壯大信心，遇到指責的卻又過度珍惜內心恐懼，轉而捍衛這塊純粹屬於自己的部份。

同樣要求看完片尾，上述文章與這篇的立場就有相當差異，儘管前者乃受後者觸發，彼此卻也不是毫無矛盾。兩篇共同要求者是希望觀影人對創作品有更多理解，但就我的理解，比對盜版電影盛行的事實，這種態度似乎與社會風俗有所違背。

再且慢，這仍不是進步知識分子與未開化社會的對壘。除了我國知識分子習慣上就普遍對影片從開頭至結尾的品質要求極低的相關事實之外，比較一下針對劇情部份與片尾部份的評論，其實我們對電影劇情部份理解形式的紛雜，本來就預示了個人對片尾解讀意見的必然差異，而這種差異也會直接導致讀取意義的失落。如果個人選擇觀影的緣由本來就只是一個明星或一篇可信賴的評論，觀看片尾顯然僅只是一場痛苦而毫無意義的音樂播放行為而已。

當然，如果問我電影到底該不該播片尾，我會毫不遲疑地在「要」的前面打勾。雖然我自己習慣的比較範圍僅是導演音樂編劇演員頂多加上製作人們（多半在片頭就可以看見），而且以我個人的思考習僻，抽煙之前根本不會有什麼想法。我所相信的是，這之所以會是問題，並不是文藝青年們啟動的偉大社會改造計畫，而是貪圖播放場次的片商和過度擁擠的我國觀影群眾共同造就的現象。就因為它本來就沒什麼意義，其實本來也不該成為一個問題。

疑失

恍惚裡，好像感覺到貓跳上床來，棉被上些許沉緊。在家時我也常有這樣的幻覺，起身尋找時，白色身影常常已在他處蜷滿睡熟。於是我多半閉目不理，之後貓果真跳上來時，就當作是一個神秘而溫暖的預言成真。

我有時會想念貓的體溫，就像我有時也會想念人的體溫。張口時散出的些許氣味，激動或和緩的吐吶，舌尖隨著句詠韻律流轉，輕輕敲擊齒顎唇牙時彷彿可以聽到氣流在腔內旋盪的聲響。那些極近極近的觸覺，捧起端詳、搓弄、輕抹，細心撿拾散落一地的晶亮。

不知貓會否覺得奇怪，鎮日與自己相伴相視的人怎會說走就走。或許他會試著更勤於跳上人常困睡的沙發，嗅聞他可能藏身的被中，等待著向他抗議近日不曾餵食的罪過。

我無法敘說現在有多麼希望一個擁抱，或一點我願相信的理解。我希望這個擁抱很長很長，直到所有眼下不知所蹤的寂寞一併擠兌迸流，直到貓也咬上我的手，或把肉掌放上我的手背索討一點點樂趣。而我也因此可以向擁抱者表達感激。

告訴他，你懂的，這不代表什麼。這甚至不代表時間已經過去。

有時我想念的僅僅是可以接近的體溫。而我曾如此木然地揮霍，不知年華已盡。

而我仍不斷揮霍。

我已經忘記貓牙卸住手掌時的疼痛。本地的貓不任人逗弄，瀟灑飄盪一如世界對本地女人的印象。或許事實的確如此，而我既知自己是個外人，也就不如在自己生長的地界上被排拒時那樣患得患失。貓是如此，有時能聽見遠處甜美的喚聲，走到近旁，卻只能面對冷淡不解的面容。相較之下，本地的人反而可愛許多。

對我而言，人總是有趣卻不可親的。我私自崇拜著那些願意侵撞自己與他人世界的勇氣，一如我私自崇拜著貓族的灑脫，看似了無伎求卻又漩渦一般捲取所有憐愛，而一切又那麼自然。我崇拜著自己缺損的，心裡不斷忖量著與人之間難以度量的索線長短。我永遠不肯輕易相信，卻又讓自己更加沮喪。

我也不知究竟在故鄉或異鄉時，感到的孤單要更多一些。

在幻痛最劇烈的時候，我會想起那些真正沉默的話語。想起我或多或少的背棄，其中有些已然毫無理由，於是幻痛更深。

我懷念貓的步伐，在心裡緩慢地播放。一次又一次，於是我知道這一切都已經不同於以往。

理性的殘餘與殘餘人

人類世界的理性計畫已然大致完成。亦即，我們已經無法脫離理性計算的根本原則，無法不用理性與否來衡量一切，對於理性以外的世界懵然無知，甚至遵奉理性成為最高的倫理與道德。且不論理性這個詞彙如何被納入口號與政治宣傳以強化詞義空洞化與共同理解反智化的功能，在理性政權內部的一般預設裡，殘餘一事仍然具有實際的意含。


單一邏輯的殘餘

這個層次非常容易理解。凡一條規範或一種敘述形式被視為某個社會的最高價值，視其定義，這個社會必然會有落在模糊地帶或受此價值肯定範圍之外的成員或概念範疇。否則，倘若所有成員或概念都同時身處於這個範圍之內或之外，價值本身即會失去被述說的意義，甚至強調此價值的主體如何存在也難以得知。

然而當代的理性政體同時運用了這兩種本質上相互矛盾的特質，即一方面將自身的物理存在代換為概念予以確立，視自己的主張為當下既存的現實：另一方面又重複述說這個主張，並引用自身或自屬範疇的普遍存在以為證明。在這兩者的矛盾尚未被指明時，作為說服手段的基礎加以散佈。在這種辯論型態的聲明語言之下，特別是對於此種特定敘述裡不曾被包含的殘餘者，則在這個聲明之中徹底消失。這種聲明型態一旦成為廣為大眾接受的理解方式，則亦確立了殘餘者不可見的地位，並在以此聲明為基礎的一切策略或戰術考量中予以屏棄。

二元對立的殘餘

二元對立的情形在語言裡極為廣泛。普通的例子隨處皆是，例如從政治宣傳裡符指浮濫的「我們」、「他們」，到當代仍盛行的界內—界外分劃等等。所不同的是，二元對立不只是將殘餘者屏除，更進一步在域外的殘餘者之間指定出另一個與自己對立的範疇，予以有意的屏棄。而一旦此指定範疇成立，範疇內的殘餘者可能有機會依照這個被對方指定的範疇彼此結合，另一方面則也有可能進行與指定者同樣的行動，將不屬於兩種範疇之內的殘餘者加以屏棄。一般而言，比起單一邏輯的殘餘狀態，對於最後仍不屬於任何範疇的殘餘者而言，是顯然的共謀，然而一則因為人類政治議程裡不常出現關於殘餘者的討論，二則因為二元對立的劃分邏輯在雙方之處都極有可能是語言上的隨制連結，導致對立範疇裡的雙方更堅決否定殘餘者的存在，達成對立雙方即包含整個社會的共識，於是殘餘者的不可見性更為嚴峻。

依據同樣的模式，當同一個層次的對立分為三種、四種或更多時，社會已然透明的假想便會逐步更加確立，然而此種假偽的透明性卻同時也逐步達成殘餘者更進一步受掩蓋的命運。非此即彼的選擇以及屏棄的行動，不會因為多元而喪失能量，對於殘餘者而言，原有的不可見性反而會更為加強。

因此，就殘餘者的立場而言，單一邏輯、二元對立與多元主義的差別並不是非常明顯。相較於一般認為多元主義會進一步解放社會的假說，社會的多元性，對殘餘者而言，反而可能才是危難的開端。

統計學與殘餘人的弔詭性質

在統計學裡，殘餘是相異個體各別與觀察概況的差距。這與當下社會的某種理性邏輯運作狀態也相去不遠，但與上文提及的範疇殘餘概念有所不同。亦即，我們既可以指出範疇外的受屏棄者為殘餘者，但就算在範疇內，不同的個體之間也具有其個別的殘餘性質。因此，若僅僅對單一個體或個別概念加以考察，則其與特定範疇概況的個體差異，以及其是否包含在某範疇內的特性檢視，兩者間即會產生如何相較的問題。當個體與某範疇的特性多數相合，但其與該範疇的概況又有某部份差異極大，此時會產生內外判準的緊張，而視該範疇的排斥與包容性格不同，則又產生進一步的決斷疑慮。

在一個遵守並內化統計理則的社會裡，這便會產生一種特定行為。此意含的弔詭著落在範疇分化的行為考量上。亦即，在取得統計概況之前，我們便必須決定一個範疇。然而在這個未知統計結論的當下，劃分範疇的決斷卻早已決定統計結果為何，其後的調查與計算只是既定結果的實現。因此，在統計之先對範疇劃定進行操控，盡可能猜測並排除會造成異種結論的取樣個體，但事後卻將統計結果的詮釋重新涵蓋整個範疇（甚至範疇之外），便成為當代普遍的政治宣傳操作手段。

這並非純粹抽象的狂想。只要思考今天許多地方的政治場域裡，敵對雙方如何只在自我陣營中理解取樣，卻又把所得的概況詮釋鋪蓋給對立雙方所存在的同一個場域裡（更精確的指涉，譬如敵對的藍綠如何將敵我的優越或缺憾擴大解釋為台灣人的理念或特質），可知這種操作手段的實際發生與成果極其普遍而有效。

而在此處，殘餘並非一種確立狀態，而成為一種用以操作範疇認同的風險。範疇劃定者為了避免範疇緊張，反將這樣的風險套在社會成員身上，威脅若不趨向這樣的概況詮釋即將成為被屏棄的殘餘者，開放範疇邊界卻設立檢定關卡，製造社會成員必須不斷朝向範疇核心前進，並努力不成為關卡篩離對象的狀態。這普遍見於資本主義個體競爭、國族或派系等等認同召喚、教育體系，以及戰爭狀態的敵我識別等等。在這樣的操作之下，殘餘者不僅被徹底推離既有範疇，更被賦予反核心的角色，在倫理上成為惡的表徵。由於操作本身刻意的矛盾性質，這些象徵與被掩蔽的命運交互作用，構成極為複雜而有效的屏棄效果。

這裡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各種類戰爭的範疇緊急狀態。當代的社會就像是一個戰場。這不只是隱而不宣的秘密，其實已是在日常生活用語裡被廣泛接受的說法。當我們在日常生活裡談到競爭、對手、勝敗、策略等等概念時，從戰爭裡發展出來的詞彙與概念皆揮之不去。當此隱喻氾濫之際，戰爭殘酷的生死問題也藉此偷渡到每個實施緊急狀態的範疇分劃行動與論述之中。由於戰爭語彙的過度污染，導致政治議程中所有的論述效果都具有生死的色彩，在排定公共議程時，可能僅只是個體生存利益的問題，也非常容易渲染為生死交關的語彙，反而忽略在物理上真正與生死相關的問題。落實在對殘餘者的極端不友善之上，常造成殘餘者實際的生存危機。

殘餘者參政的可能性

由於語言無法盡說現實的問題，我們並不期待在任何一種單元、雙元或多元的語境裡有完全不存在殘餘者的可能性。而無論在概念或實際上，鼓動殘餘者的連結與參政，其實也只是將部份殘餘者隨制而成另一個範疇。這個狀態在殘餘者主動的集結，以及社會賦予殘餘者不同名稱範疇時（例如所謂「弱勢團體」概念）都同樣有效。

以當代政治操作技術而言，沒有任何範疇分劃的行動幾乎是不可能的，所留存者，或許只有某些運動者「永遠站在弱勢一方」之類的宣稱，而非較為完整的政治議程。這自然難以見容於高度制度化、機構化以及分工縝密的社會構作，在概念的詮釋路徑上，有時甚至被迫還原為個體信仰問題，這在範疇劃定與被劃定的狀況下皆然。

然而，在概念上，這個狀態卻可能是殘餘者唯一得以被認識的共性。若是如此，在構作政略時必須先思考的問題是：1. 如何理解一種非範疇的性質？2. 如何成立一種非範疇基底的政略主體？3. 如何在隨制形式上予以突破，盡可能降低隨制範疇的排斥性，提高包容性？4. 如何反對既有範疇的向心競爭作用，重整認識模型，揭露核心利益對於殘餘者的壓迫？

台灣何時不是一黨獨大？

好了，大選之後，眾多第三勢力政黨並沒有能跨過百分之五的門檻，公民社會對此應該怎麼負責？

我想應該無法負責吧。這問題刻意問的太大，而後我才能順利地問，什麼是我們認知的公民社會？


長期思考政治的人們，面對越來越細緻的政治操作和正反立場宣示時，被這次立委選舉的結果震懾，這非常可以理解。畢竟眾人想像裡台灣還是一個兩股勢力彼此抗衡的政治場域，無論談的是和解或對抗的語言，都不得不從這個抗衡的觀點出發，導致在這次選舉的結果下，所有舊的語言基底都似乎瓦解，只剩下政治極端主義興高采烈地接收戰果，重新確認自己總體主義式詮釋觀點的正確性。認為終於可以證實綠的政治被全面打壓，或認為藍的政治已經為台灣人民全盤接受。

新的單一選區制度，或許表達了中間選民的聲音，卻讓許多知識分子心裡的天平失衡，又反而更進一步激動極端主義的興奮神經。

人們開始必須思考「一黨獨大」這個詞彙，詞彙本身確實是許久以前的記憶，彷彿在這幾年間散去又復辟，但我們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說這句話？

林世煜的這篇文章鮮明地挑起這個問題。文中他呼求台灣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一同支持一個可以制衡國會的「在野總統」，在當下的情況，這指的當然是謝長廷。林文希望社運界與公民社會共同認識到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危機，並捐棄成見合作投入選戰，與謝長廷連結。

當然是謝長廷，而非別的人選。這個當然的背後，隱藏不可忽視的問題。

之所以是謝長廷，之所以是民進黨，顯然因為他是目前台灣僅剩長期耕耘總統選舉，有政黨奧援，並最有機會選上總統的政客。在謝長廷的長期耕耘之下，社運團體在選前最後兩個月所提出（如果能提出）的進步議程，謝長廷本人、他的幕僚、以及他長期以來的支持力量是否同意？民進黨是否能拋棄以往玩弄社運符號的惡習？當下強力批判民進黨的社運團體是否能在選後被一視同仁？謝長廷在選後對國民黨的制衡力量將在哪些事件上發生？採納誰的意見？擁有的權力如何使用？這些都是在政治的巨觀層次不可忽視的問題。

往社運團體走近一步，就必須考慮Torrent提到的，當下社運團體所主張的，謝長廷與民進黨能做到多少？另一方面，國民黨又能做到多少？如果忽視民進黨執政後對社運的挫傷行徑，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自己為了什麼反對國民黨？簡而言之，若我們要投入制衡的力量，我們想要為了什麼而制衡誰？我們借用的力量又是什麼？誰能保證這個力量會誠懇地進行制衡？

提出這麼多問題，我自然有我的立場。一言以蔽之，以我親近社運的政治立場來說，台灣什麼時候不是一黨獨大？

再往下一個層次考慮，如果我們相信不同社會運動團體所抱持的價值是台灣社會值得珍惜的利益，那麼，在經過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統治之後，我們看到什麼被達成？社運團體是否只有某個黨派支援？社運價值是否只有某個黨派反對？如果不是，目前可能參加中央政府的幾個黨派，對社運而言有什麼分別？

換一面來看，知識分子、與進步知識分子要召喚的公民社會，在這次立委選舉早已全軍覆沒。而這毫無疑問正是台灣的公民社會給社運的一個明確答案。很遺憾的是，社運若在這種時機參政，在民主政治的場域裡，就和選不過百分之五的小黨卻大聲嚷嚷說自己是決定大選的重要力量一般不可思議。正如陳威志這篇文章所說「進步力量的失敗」，然而我並不相信同時是「人民的退場」，因為民主選舉制度要求我們接受選票計數結果，並將這個結果直接翻譯成為人民對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程度。如果我們不打算挑戰這個認知，自然只能接受社運0席對舊政權113席的結果。我不太清楚，在檢視以往或多或少掌權的政黨表現之後，社運界為什麼對任何一黨執政會有特別的疑慮？我相信，不管在任何層次上，這次立委選後的各方反應，多半是重新檢視自己所不信任的對象：堅持投藍者對綠色政權的不信任、呼籲投綠者對藍色政權的不信任、公民對社運參政的不信任、知識分子團體與社運團體之間對彼此的不信任，對馬英九或謝長廷本人的不信任、對莽撞修改選舉制度的不信任、對統一或獨立政綱的不信任、對立院的不信任、對政府的不信任、對司法的不信任...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更認真地考量自己信任的對象呢？

有太多走回頭路的機會正誘惑著我們。如果信任謝長廷只因為不信任國民黨，那麼復辟的並不只是黨國合一的記憶，我們對自己所信任的政黨隱惡揚善的舊政治也同時復生；如果只依據國家發展的總體意識來解釋立委選舉的結果，同樣是經濟發展／進步價值這個不必要對立的復辟。更不用說在各種論述的幽微之處，統獨、藍綠、民族主義，甚至私交友誼又重新回到政治議程首位的思維復辟。如果連社運界都無法避免這些情況，談起進步，我們只好全部重新來過。而若我有幸參與這個重整的過程，首先要提出的問題當然也就是：對我們而言，台灣何時不是一黨獨大？

無雪的冬季

已經有兩個星期了，一早醒來打開房間的門，卻見不到貓。


不過我沒有想要因此跳上飛機回家的意思。事實上，我不知道有什麼會讓我產生這樣的念頭。仔細回想每個熟識的身影，好像也沒有誰有這種力量。原本遙遠的一切更加遙遠，那些近身的，則一點一滴地消散。我已經不太清楚這樣的狀態是好是壞，有時候難免覺得，一個人在外，不得不感覺一點寂寞，藉此回應遠方或多或少的思念。

不過我倒有點懷念自己的書。那些沉默的物件不懂得思念，飄洋過海也是太過沈重的負擔。

每天早上我放棄公車，走三十多分鐘的路到學校。此地正是濕冷的時候，途經羅亞爾河上的石造大橋，滾滾黃水上，常會鼓起特別強勁的寒風，若是風衣沒有鍊緊，便從每個縫隙鑽進，刺透步行時微熱的身體。一路上總會碰見固定早起的人們，開始就不曾打過招呼，相遇也只是默然擦肩。不過多久，其中某些人的神色與眼神已不再那麼緊張。

或許有一天我離開這間住所後，這個城市竟會留下關於我的記憶？

城市說大也不大，兩條交叉的主要幹道，分出幾個各自扭曲交錯巷弄構成的巨大街廓。市區沒有什麼大樓，幾乎清一色是仿古或歷經整修的三四層樓房。新的那些與街道間有著乾淨漂亮的切角，舊的那些，不管是輝煌的建築或中古城市遺緒，若不是攀著地裡伸展出來的草莖，便是在底部沈積著時間的顏色。像是舊貨店裡佈滿均勻細痕的古老茶瓷，舊日的時光還沾附其上，保護古老物件不被新的時間沖刷而去。物因此有了夢幻的特質，凝煉出不在此地的生命，抵抗躲在暗處騷動不止的消逝。

於是，異地的冷風讓人清醒，也讓人意識到是什麼在保護自己生命長久下來的累積。

在這個國度暫作停留，原本便只是夢想而非計畫。在夢想裡的日常生活，卻意外地沒有什麼困惑。我盡可能抓住隨時間從我身邊流過的所有事物，一時間彷彿有了滿載的生命。然而我卻無法想像，隨著這樣的時間能帶來的，究竟會是一個怎樣的自己？

沒有負擔的生活，在這個年歲裡，又會遺留下怎樣的人格？

我一直期待著雪。但來到這個國度之後，人們卻說這裡不再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