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札】從蘋果「動新聞」手中解放台灣

在台灣剛開始實施媒體內容分級辦法時，我雖然抱著非常反對的態度，但一直以為這始終是一件小眾興趣的問題。

這顯然是非常嚴重的錯估。

蘋果日報網站上「動新聞」的開播，由於內容被指控涉及暴力色情，遭到許多公民團體的反對，並要求政府予以禁止。而雖然政府在第一時間表示無法可管，卻在要求之下找出許多間接法條，甚至從網路服務商下手，要求阻絕IP位址。

嚴格說起來，這兩種回應都有理可循，前者著眼於較大規模的媒介訊息：動新聞本身並非只以被指稱為暴力色情的內容組成；後者著眼於較小規模的特定內容：該媒介既有承載被認定為暴力色情的訊息，則主管機關可對媒介進行處置。

但無論從大處或從小處，政府的作法都擴張了媒體控制的權柄，創造政府管制媒體的合法判例。

由「兒少不宜訊息」開始的這種控制手段，證明了以特定內容控管為基礎，特定意志為判斷標準，指示特定言論不可散佈的手段在台灣體制之內可以迅速而合法地運作。在體制上，我們所能仰仗的只有公民團體與政府機關運作道德時所抱持的良心。

而我不信任任何依照道德良心來運作的體制。

我們今天對於言論管制的批評原本就過於鬆散，完全按照事實體制運作情況的差異來進行。當批評對象為中國時，由於中國實際言論緊縮的狀態與台灣差異過大，導致任何鬆散無力甚至自我矛盾的批評都可以運行不悖。其中由族類歧視所製造的容忍空間，保證了一個恣意製造批評的空間，矛盾的批評尚且能彼此呼應，其中所成就的最後便必然只有歧視一事而已，而針對特定主題的批評邏輯早已自我癱瘓。

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台灣的公民社會對於其他族類的言論自由狀態其實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僅以貧弱的想像支撐。依照我們對於世界各國的差序認知格局，來決定該國的自由程度和體制運作合理性。對於在印象裡符合世界潮流的言論管制措施，我們不疑有他，戮力趕上。

而在所謂「保護兒少」的標旗之下，針對動新聞要求禁制的公民行動，毫不意外地跨越了族類的界線，向中國製造的「綠壩」軟體，或美國式階級內淨化政策之類的保護措施急起直追。由於我們對於言論管制的理解幾乎只剩下族類作為有效的界線，導致自身徹底失去反省國內或我族的理念邏輯能力。從倫理分辨到道德管制，從公民選擇到國家禁制；我們與我們批評最力的集權國家正走在完全一樣的道路上，而居然可以自圓其說。

這正是我們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集權體制。而這次，並不需要任何政治軍事力量來強行解放。

狼野

牧羊人從羊身上發現一道傷痕。他驚慌地跑到村裡，大聲喊道：「狼來了！狼來了！」
沒有人理會他。

一個星期之後，牧羊人在樹林裡發現了一頭走失的羊。美麗的捲毛沾滿血跡，內臟腸胃拖撒一地。他蹲下看著失去生氣的羊眼，許久，轉身回到村裡，逢人就說「狼來了」。
還是沒有人理會。

過了一陣子，他總會發現自己的羊消失無蹤。有時一隻，有時兩隻。起先他還會四處找尋，沒有找到線索絕不放棄。日子久了，他也不再找尋。心底打算著羊隻繁殖的速度，知道羊群的數量不會減少，也就慢慢地不再掛心。村裡的人還是對他的警告充耳不聞。有人想詢問他狼的模樣，但牧羊人總是無法回應。因為他在原野上不曾看見過任何一隻。

疑問的村人帶著沒有解答的困惑離去。人們雖然還是不曾有所作為，但對牧羊人卻越來越感到同情。不時有人拿著一點家裡的工藝給他，或經過原野時邀請他共進午餐。但牧羊人並不感到愉快。他一心一意地想警告村人狼來了，卻覺得自己被當成孩子一樣安慰。他幾次露宿在牧羊地通往原野的小徑上，幾天幾夜地守衛，卻還是見不到狼的蹤影。

牧羊人逐漸變得敏感。夜裡每次起風都會被驚醒，巡過一次羊群才能入睡，身心委靡不堪。村裡的獵人經過，他總是殷勤地招待，卻顯得心不在焉。某一次，獵人勸他離開這個地方。他突然打起精神，大聲說道，他不能走，他的責任就是守在這裡，發現狼的行蹤，他必須繼續守護村人不被狼侵擾。
獵人搖搖頭，走了。

而牧羊人藏在心裡沒有說的是，他不能忍受自己一再被稱為說謊者。

日子過去，牧羊人越來越無心於照料羊群。他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價值，對於熱心待他的村人也毫無貢獻。在一次整夜雷雨後美麗的早晨，他一清醒就連忙趕到草地上，發現自己忘記把羊群趕往高地，一個晚上就被暴漲的溪水沖走大半。

牧羊人什麼也沒帶就往下游跑去，發狂似地宣誓要找回每一隻羊。幾天後，獵人見到無人看管的羊群，循著足跡追索，在遠方找到了死去多時的牧羊人。他躺在水邊，衣衫破舊不堪，身上還裹著血跡斑斑的羊毛。

村裡的人總是說，真可憐哪。為甚麼要死呢？我們都知道可能是狼吃了他的羊，但，難道他真的不知道，村裡每戶人家都養了一頭狼嗎？

理性的風險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對於越理性的掌權者而言，民主程序越是一種具有阻礙作用的風險。


無論是近期的農地戴奧辛污染、美國牛肉進口、中科與友達擴廠、ECFA，或是時距較遠的核四、高鐵、雪隧、軍購等等議題，都與這個脈絡有著強烈聯繫。將這些議題歸入對於政黨乃至政客好惡的宣傳體制之中，則進一步模糊了人民與某種理念之間的連結。對我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這個脈絡的基礎元素，即是民主理念思考與落實的問題。但在這裡必須提起的另一點是，作為民主理念預想主體的人民，對於這個理念的思考與落實的態度，不僅分裂，也無明確的堅持。

當然，這必須是民主的實況。缺少雜音與不協調的國度裡，民主制度本身並無意義可言。

風險是這些議題之間另一個共同的基礎。對於社會決策機制而言，風險無論來自何處或有何效果，似乎都應該被化約為以機率數字為主的可量化指標組合。這樣的同質性來自於社會制度作為一種普遍規範所必須具備的自我恆定性質，無論持哪一種立場的公民，特別是曾經以普世價值或司法條例為辯論基礎的那些，都在某個時刻支持過這樣的恆定性質。只是對於人民而言，這種支持多半屬於一種手段，而非其終極的目標。於是當其目標有所變動時，對於這個性質的支持便很容易因而轉變。

對於一個以理性為基底而創造出來的知識體系而言，風險概念的出現毫無疑問地是種進步。它提起在理性構作的社會想像中如何納入現況下人們不願承擔的結果，並將因其完美而虛假的社會決策架構進一步合理化。然而納入風險的理性決策架構，在實作上卻忽略一件重要的事實，也就是，風險之所以曾被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是因為那是技術理性所無法完全解決卻實際存在的影響；而我們之所以必須將其納入決策，是因為儘管當下技術無法徹底消除這種影響，民主理念卻必須考慮人民是否重視這些問題的緣故。換句話說，對於風險的認識不能僅止於這些影響的或然率數字，同時也需要納入這些影響對人民實際造成的心理效果等等，在技術理性中常被視為不理性的元素。

在某些民主決策機制尚未成為第一序的決策機制的時刻或地點，我們很容易可以觀察到技術理性企圖使用無法消除、無法控制的藉口，或預設量化風險數字能夠作為決策最後憑據的態度，來處理決策的問題。無須強調，這個企圖從根本上否決了引進風險的原因，而進一步否定依據風險決策的價值所在。而這個企圖造成的進一步問題是，當代公民由於過於單面向地強調理性價值，導致理應作為民主異議主體的人民常常成為技術理性的協助者，甚至可能在懼怕被指為不理性的前提下，掩蓋自身感受乃至於將感受硬充為理性論據來參與公共決策。這造成決策體制的虛偽與不透明。更糟糕的是，這會阻止在往後議題上採行感受作為論據的正當權利，也會逼迫這些論據繼續自我掩蓋或假冒理性。

另一方面，這種虛偽或不透明對於民主決策體制有著直接的負面影響。最首要地，它從另一個面向合理化了對於技術理性的信仰。由於非理性有足夠的論述武器得以理性為名，對於技術的非理性信仰就套上了理性的外衣，而由於持有技術理性作為籌碼，比起其他的非理性元素都更能夠合理地進入決策體制，因此抹消看似較不合理的其他非理性論據。到最後，我們仍然得以技術理性作為主宰性價值。

而在官僚制度的層次上，特別在信仰理性計畫等於統治效能之處，技術理性會引發更為巨大的民主風險。在技術理性與統治理性的結合下，民主決策程序必然成為第一個犧牲者；若不是全面的取消，便是轉變為以公關效果為主的單向說服體制。而這種體制若再加上人民的配合，則價值理性亦會自我讓渡而成為以統治理性和技術信仰為中心的決策架構。如同前文提到的，在非理性決策因素影響下，對恆定性質的無法堅持，導致主導價值不再是公民手中有效的武器，而是比起對技術理性信仰更不穩定的非理性因素，此處亦因而更難以自我偽裝成理性因素，這種種都造成論辯中公民價值的弱化。

我們必須理解到這種理性的風險，因為這種風險所犧牲的是民主決策機制之所以可稱為民主的理念意含，卻同時並不在理念層次上違背任何民主決策機制的既定元素。我們必須開始面對非理性決策因素的價值，不再企圖將其為裝成理性，認識到：唯有離開將非理性因素視為如同技術理性一般存在絕對是非的思考模式，才能夠讓民主決策機制重新納入原本就不可或缺的民主價值。

熱比婭的自由與政治的自我禁錮

如果我是一個所謂的戰略思考者，那麼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不讓熱比婭取得來台簽證是正確的抉擇。因為若非如此，直接刺激中國國際關係辭令裡的重要象徵，結果就是台灣政府必然會在失去更多籌碼，導致需要在鎂光燈照不到的檯面下，向中國交換比現在更多的資源或利益。


但我並不是。

我不主張國家或集體利益的優先性必須在人權之上，那怕那只是一個離我們遙遠無比的人權事件。而事實上，熱比婭正是一個離台灣人遙遠無比的民族運動領袖。這個運動無論在手段或內涵上，若是與台灣任何一種稍具規模的政治勢力產生合作或呼應的關係，都會是一場災難。維吾爾人為了抵抗中共統治，透過民族與宗教力量進行召喚凝聚的方法，是植基於當地自古以來的爭戰歷史、長時間的民族成形過程，以及直到當下還存在著，將民族界線明文切分的各種針對性文化、經濟與司法等等政策。對台灣近年來紅火熱銷的種族主義式政治語彙，參入這個運動的表淺宣傳後，只有加溫而無消解的實效。

然而熱比婭來訪與此也無關連。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宗旨並非顛覆台灣社會。只是，就算宗旨明定為顛覆台灣政體，倘若尚未在官方層次正式判處與犯罪行為有關，顯然也應享有不被官方阻礙行動自由的權力。對我而言，這個事件的人權層面僅止於此。儘管這凸顯出國家發給簽證權力的隨意性，但其實我們並不常質疑，而存在於各政治黨派裡的國家主義意識型態，也隨時準備好去取得並使用這樣的權力。

台灣政府似乎正嘗試去符應一個類似假判決的標準，提出國際官方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秘書長Dolkun Isa的處理態度以為佐證。然而這個手段的問題，在其倚賴國際刑警組織的引渡聲明，但那在任何層次上都並非有效的司法判斷甚至預審，而僅是提出國家司法機構在國內審判所需要的國際引渡協助而已。然而這至少證明，中共能夠藉由國際刑警組織的平台，請求引渡其定義的恐怖分子。儘管並未取得予其庇護的德國的認可，但相關行動卻在事實上，透過搭上具有國際效力的語彙，把東土耳其斯坦民族運動排置進入西方國家的恐怖分子名單之內。

另一方面，在台灣，無論支持或反對台灣政府措施的論述，都傾向於圍繞在將熱比婭定義為恐怖份子的認知四周。然而在這個事件與台灣相關的層次上，必須注意到，國民黨政權核心使用的是認定熱比婭「與恐怖組織相關」而非「身為恐怖份子」的論述手法。唯有不扭曲這個語彙，我們才能見到，國民黨不僅只是採用了中共的見解，還引渡了以美國為主要使用者的實用政治詞彙。也唯有放上這個前提，我們才有可能關連上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地近年的作為，進而理解：恐怖主義在幾年的政治消費之後，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例外狀態托詞；在國際上是純粹的強權詮釋，對國內則是有效消滅公民自由的藉口。若無法達到這層理解，熱比婭來不來台，對我們的立場而言，其實幾乎就是經紀公司之間為了一個明星上不上的了節目的明爭暗鬥而已。

在這層認知上，關於熱比婭是不是恐怖份子，或她是否與恐怖份子團體有關的爭辯各方，看起來就會像實境節目裡的參賽者，賣力扮演自己，假裝對幕後製作團隊毫無知覺的戲碼。這也就是當下政治語言的現實。這場政治實境遊戲最大的特徵，就是儘管每個玩家在遊戲期間莫不爭先恐後地全心投入，但絕大多數觀眾皆不然。而不如演員般投入的觀眾們，其實除了刺激有趣之外並不在意太多。若不然，這個禁令產生的諸多問題，例如在制度上疑似造成中華民國疆域重劃與國民黨宣稱相悖、或熱比婭並不直接支持新疆獨立僅是民族自主與台灣建國運動理念不符、或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曾否定「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但為二十一世紀定下恐怖主義標準的美國，卻仍將許多「與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有關」的維吾爾人囚禁在關達那摩監獄等等，在認真看待時增添困難，卻易於被表淺爭論任意納為己用的紛雜論據。這是台灣政治場域最擅長的任務：當問題越複雜難以定論，就會有越多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站出來為整個問題遽下定論。在訊息爆炸的本地現狀之下，也便只有這些人能夠在普遍貧乏的認識狀況中，成功宣傳一種稍微比較顯眼的貧乏知識。

如果我們認識到，恐怖主義在國際關係裡，從來就是大國定義的外交戰場辭令之一，也一向作為指定例外狀態範圍的藉口而存在；那麼對恐怖主義概念的反思裡，在企圖反轉而稱美國或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之後，必須同時思考反對在這個概念裡無法避免的例外狀態指稱。否則，就如同某個時代裡人人心裡都有個小警總那樣，如今就算是恐怖主義本質稍有認識的人們，許多心裡都存在著與美國或中國手段相差不大的反恐指揮中心。在台灣，許多指稱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的人們，卻也同時採行對他族或異議者全稱性的歧視論述或禁制手段，就是明證。

回過來談禁止熱比婭入境的措施。執政黨的這個舉措，因而並不只是附從中國的政治語彙，更是與北京政府一起附從由美國強勢開闢的恐怖主義論述，藉此完成自身的政治企圖：對於中國而言是將壓制境內政治異議與分離主義的暴力合理化，掩蓋政策失能的現實；對台灣政府而言，則是預先消除其兩岸關係政策的阻礙。由於這個論述本身即是隨意制定的霸權托詞，單一現象的反證由於無法動搖這個既成論述背後的權力，也便無法成為有效的質疑。例如熱比婭何以得到美國政治庇護這類疑問，甚至可以被中國政府提出來質問美國政府，加強其附從者地位的客體反諷作用。而由反對這個措施的人來提出質問，結果不但更改不了恐怖主義霸權論述的權力本質，反而進一步肯認美國對於恐怖主義論述的主導者地位。而若我們熟習恐怖主義論述本身，卻將反省界線限制在本國以內，繼續將國際間恐怖主義論述視為可認同的先見，其實正是為這個論述供應源源不絕的能量，與國民黨政府共同實現看似反對爭辯實則彼此強化的無益困局。


參考連結：

遊走…觀察…紀錄…：愛恨達賴與熱比婭
HOW's SketchBook：來不來不是重點，重點是誰是恐怖份子
貓魚的窩（偉中部落格）：邀訪熱比婭？請多思考一下！
蘋論：婉拒熱比婭訪台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轉載）：Why did the NIA bar Dolkun Isa?
龜趣來嘻：「外國人」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者，入出國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
BBC中文網：熱比婭:中國突襲東突營地令人懷疑
新台灣新聞週刊：東突的獨立運動
維基百科：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中評社：熱比婭涉恐　理直氣壯禁入台
酥餅的Blog：楊儒門不是良心犯，是恐怖份子

【短札】暴力的極限

如果說現代國家的施政裡，有一個潛在的重要指令是盡全力保存國民的生命，那麼，國家自然需要保護國民免受任何可能遭遇生命危險的侵害。很遺憾地，當侵害國民生命的是另一個國民，許多國家還是選擇以殺害此侵害者以求嚇阻的方式來解決。這種稱為死刑的方案並非唯一合法殺害國民的方式，在不尋常的時機，我們還有稱為鎮壓的手段。儘管鎮壓的手段在世界各國已漸趨溫和，然而當鎮壓過程中有國民的生命遭受損害，這些國家就如同其他法律上稱為法人的組織一般，並不需要付出刑法上相當於死刑的代價。

因此，針對國家暴力的規範產生了一道裂隙。國家對於國民生命的維護，在這道裂隙存在的前提下，一旦掌握了啟動鎮壓手段的論述工具，無論在司法體制或政治宣傳方面，都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

在烏魯木齊發生，維吾爾族與漢族械鬥衝突的事件，中國國家機器在後期才進行的介入，由於國際社會對其長久以來的不信任，以一場動用武力手段加以鎮壓的事件為人認識。無論如何，現場格殺的手段既已溢出西方法治觀念裡對於終結死刑犯生命至少必須歷經完整司法過程的認知，中國在此並未被預設為具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鎮壓合法性，而一如往常地被獨立出來成為特殊的案例。其不合倫理之處，並非拒絕使用，而是過度地使用了國家的權力，直至近乎揭露國家暴力機器本質的地步，是以不僅刺激了其他國家的宣傳機器，乃至於刺激了他國公民無視於國家暴力鎮壓的潛力而能安居於幻象之中的生存現狀。嚴格說起來，我們能夠要求國家自我限制這種暴力的使用，然而所憑依者除了公民共認的倫理之外別無其他。

那麼，在這個事件裡，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

簡單地說，中國犯了一個全天下國家都會犯的錯誤。此即，在政治宣傳上重複穩定的基調，以國家機器的暴力阻止民族間的衝突進入致命階段，而對廣泛致命行為以外的衝突結構置若罔聞。這就意味著，當這個國家機器在事件上投注愈多資源，導致械鬥或仇殺等致命行為的基礎結構就將愈穩固。更進一步，無法以戰鬥宣洩的仇恨會向不同的生活層面反饋，最顯著的一種，就是繼續在語言中創作並深化更多的仇恨論述，其效用或許會在當代世界唯一的絕對界線，亦即致命性，之前停步，但顯然將會同樣以合法的方式滲透至其他一切層面。

中國國家機器一向慣於以明顯而粗劣的手段進行言論箝制，這些手段一直無法趕上其他先進國家。而或許由於中國共產革命以來的傳統，在政治場域的表面層次上也一向慣於以口號作為政治語言核心的操作形式。然而，當口號操作正面遭遇公民社會的想像力與功利主義時，例如在此事件裡，基於某種非法定的保護意識，對於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畸形的維護方式，必然引起公民社會各依其利的指責。當國家機器被迫只能為了某個口號服務，其內在可能滿足特性功利的底蘊勢將完全被掏空。

不管是在街上作案的混混，或者是打算逕處私刑自逞正義的國民，恐怕不是因為認定自己能夠抵抗國家暴力機器的鎮壓，才啟用法外的暴力。漢人覺得維吾爾人認定自己能逃過中國的司法體制、維吾爾人覺得漢人與中國政府根本是殖民共謀；在這種認知下啟動的致命暴力行為，對抗雙方皆以中國國家機器為敵對標的，而中國政府竟仍以國家暴力機器予以鎮壓。這種作法從人權觀點而言危害巨烈、從統治觀點而言無比粗糙、從結構觀點而言毫無助益。

於是，在這個事件裡，中國什麼都做錯了。

如果六四曾經發生

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事件的記憶，準確地存在於權力要求我們遺忘的中心。

遺忘果真沒有效果嗎？在一連串彼此相關的事件接受遺忘指令之後，我們難道不也因此獲得不相信這個權力的力量？關於地方民眾的起事、西藏文明的抵抗，乃至於儘管受到壓制卻仍能作為國際權力交換操作槓桿上的砝碼，記憶抹滅行為的存在，在歷史上似乎從未引致如此巨大的效果。特別是引發者本身作為一個權力集中的體制，我們甚至能夠輕鬆地以最素樸的想像來加以違逆。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一直是，我們對自己身處其中的權力如何違逆的問題。而事實上，所有徵象都向我證明，我們只能違逆他方的遺忘，而從來都無力面對我族的記憶。

對於這個現象，最好的自我圓說，當是聲稱在遠方更嚴重遺忘尚未解除的當下，此地的權力還保有帶領我們違逆他處權力的價值。然而這種圓說迄今尚稱有效的現象，卻只表示了我們永遠為自己保留著遺忘的藉口。所謂遠方的權力不必存在於當下，可能是某個更久遠的官方形象，一再重複屠殺與奴役的單調聲響。我們甚至忘記在遠方的遺忘的價值，反而聲嘶力竭地繼續重複這個無調的單音，其結果也只是生產出更多對於繁音的遺忘以及傷逝。

傷逝即代表著無力面對自己身處的現實。而當抵抗的能量在傷逝裡耗盡，一種強制自身遺忘與記憶的扭曲便會創造出在此時此地巨大權力中內含的殘餘。我們當然見得到殘餘，但我們在當下即明瞭，自己會如何將其遺忘的軌跡。這種關於遺忘的記憶如此鮮明，導致殘餘成為一種眾人皆知的秘密，而權力尚且不必施行指令，只要如催眠師般提及啟動行為的密語，便呼召起眾多積極投入的能量，也安靜地撫平那些收藏著必須保存權力此類貼身錦囊的發聲人。一切的行為都符合律法，我們只是時常忘記，律法是由期待著遺忘的權力所制定。

在權力聲稱不曾發生的六四事件裡，由於遺忘指令的緣故，盡管並不存在一整個世代的失落，但在當下卻成功形成了一整個失落的世代。一切的遺忘都有理可循。以往天真地拒絕相信可能有所遺忘，如今我們精明地排置出以遺忘和記憶為路標的世界圖像。說著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其實是拒絕相信，在今天剩下的只是不同地圖之間相映照時，揭露彼此內陸可見殘餘的尷尬。

我們是如此堅定地，在記憶裡存放只在於他方的殘餘。無法將原則視為核心堅持的結果，便是彼此指責對方如何在他處進行壓制，又透過自我圓說的程序將本地的壓制更加落實。如果六四事件發生的意義只在於指責遠方的權力，那麼我們所做到的，也不過就是確保下一輪將更多殘餘遺忘的未來。

白鴿

她不是他的第一個過客。

究竟是隻白色或灰色的鳥呢？第一次接納她時，他想著。她披著陳舊的灰墣的羽毛，細小卻及骨的疤痕裡看得出淚水與砂粒，雙眼已被恐懼吞食。

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內端年輪的洞中，等著她自我療癒。慢慢地，白鴿整理好羽毛顯出原色，俐落地安排出一處暫時安居的所在。樹感受著體內千百個洞穴中日常訊息的擾動，但在諸多過客之間，他總能分辨出屬於她的軌跡。其實，白鴿曾經在樹的身邊幾次隱現，總是藏住色澤，更不曾讓人發現身上的傷。直到飛來求助的那天，撲跛著腳步，畢竟總是掩蓋不了亙久以來漠視痛楚所生出，心內的血瘀。

於是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溫熱核心的洞裡，幫著她儘快恢復。白鴿漸漸有了表情，不只是如以往般飄然來去。他感覺到一種雙向的依賴，或多或少，若有似無，對於過客而言很正常，但他們卻總是更願意受命運牽扯而離開。樹不願多想，他知道自己這次恐怕再也難以治療自己被遠離的悲傷；對於白鴿，也知道自己放不下。他只能無奈地等著離別的日子來臨，而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謝謝你的幫忙，她說，這些日子以來辛苦你了。

他回以微笑。

日子沈穩地滑行。似乎已道別了很久，白鴿還沒有離開。他很快就發現，她的咕噥低語帶來一種寧靜緩解的力量。他們可以日以繼夜地閒談，以樹和白鴿的語言。微笑可以勾起更多微笑，溝通裡一切緲不可解之處，在不言自明的邏輯裡都在彼此相讓中消散不見。遠方的消息不再明晰，他只見到一個可見的未來。

他真的想休息了，琥珀漫漫淌過所有洞口，填補樹的悲傷。溫暖的結晶逐漸充實，撐起朽弱的軀幹與心。

所以當她向他詢問一個確實的消息時，樹已不再介意自己身上滿佈的傷。

千穴之樹

他站在這裡已經很久了。

一陣微風吹過身上密密麻麻的洞口，讓他緊張地挺直軀體。曾經也很喜歡清風拂過梢枝的感覺，但不知何時開始，一個挨著一個的洞穴已經成為延續生命的重大阻礙。他想著，自己的身體已經被千百個穴口掏空，隨時都有可能倒下吧。

以前是顆熱愛旅行的種子，旅人的記憶與特質還在軀幹枝葉之間迴盪不去。雖然他害怕在風中沉默地倒下，卻仍然嘗試聽取隨之傳來遠方的訊息。孱弱破碎的枝葉窸窣作響，有時像是笑聲，有時像是哭聲。每片落葉都帶著一個自己或他人的秘密，埋入土裡，卻不會化為養分，而是貧化了四周地界。他陷入長久的孤獨，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卻又不停反覆著埋藏與拋荒的惡性循環。

在成為一棵樹之後，也想過向四方分享自己經過的路途。滿身覆蓋的秘密卻又竊走了土地的肥沃，讓周圍的一切凋萎。他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畢竟那段已穿越的生命，沒有什麼阻礙過他努力活著的決心。只是在他想起之前，早已經是孤身一人。而吞吃了太多消息，也忍受不住哪怕是最簡單的他方的挫折。軀幹上張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孔，接納遠來的過客。當過客離去，留下的秘密行過經絡，帶著枯黃色調的葉子便從梢端落下。

於是時間在他身上見證著一個又一個洞孔的生成。有些深得幾乎對穿。待到身上佈滿洞口之後，並不只是表面解離，事實上連身體內部都已是鬆散而搖搖欲墜。許久會有一次路過的旅者，見到他的樣子，總是暗自思忖著這具木身何時將要死去。

雖然孤單，無論如何仍激不起寂寞。能腐蝕土地的落葉對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食糧。不時吹起的風中，他緩緩搖擺著，安慰自己，就像以往那麼多的時間裡一直照顧著自己那樣。儘管站立已然難以支持，他還是希望能提供每位來者一股溫暖的安撫力量。

但有時，他也想休息。每當這樣想起，軀幹縫隙間便滲出珀色的汁液，緩緩包覆成為洞口的眾多傷痕。流過又乾硬的那些，在朝向晴空之時，會反射出溫藹的橘黃色光芒。

【短札】當我們只看到半裸的乳房

In our group... you have to trust people... not be afraid... Sex...is a big part of it..

為什麼只要一思考，就會發現這個社會裡將人「物化」的現象無所不在？不只女性、男性，乃至於一切生物，看來似乎都處於被物化的危機之中。

看著大家對某件事是否物化侃侃而談，必須要問：我們真的知道什麼是物化嗎？問得更精確一些：物化一詞在台灣果真擁有一個定義嗎？

其實這個現象所代表的邏輯非常簡單：台灣社會作為一個毫不意外的消費社會，在商品資本主義的運作下，所有的物件和行為都可以化約為交換價值；而諸多交換價值構成的各種資本，又可以經由貨幣統一估算。在近來引起爭議的兩個電玩廣告系列[1][2]裡，女主角可將身體交由廣告公司修飾拍攝之後，剪輯出對目標群眾具有吸引力的片段，藉以交換金錢報酬以及知名度等媒體資本。

當然，我無意依此建立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論述基地。因為這個體制的運作早已自然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導致一切要求其他價值優先的提案，最終畢竟要回到貨幣價值的強因素，而自身的堅持卻只能作為弱因素而存在。當單一交換價值的可能性獲得普遍的確立，那即意味著我們對所有客體的衡量，都存在著向此交換價值屈服的潛力。換句話說，即便是某種異於貨幣的價值推展過程裡，我們依舊急切地想找出能夠不必違背貨幣積累原則的方案，方才認定為可自我滿足的價值。

在這樣的前提下回頭看這個爭議事件，我完全同意其中稍事裸露的女性、製作廣告的集團、販售商品的企業乃至在其他事件中所有疑似同受物化的客體全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因為我們唯一保持公平的可能性，必須基於肯定所有客體的物化都屬正當。

然而這裡引出的還有另一層問題。在這些廣告裡，性誘引只是極其隱晦的符號。事實上我更相信某些機關之所以將之凸顯，完全只是因為品味而絕非其他。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我們已經不太質疑國家戲劇院裡舞者為什麼時常穿戴遮不住性徵的薄衣，也不太反對在流行歌曲的週邊影音文字商品中露白的繾綣敘事，更不願抵制路上隨處可見展露誘人身材的男女裝扮。在刑法235條釋憲文中大法官曾副署的「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等等文字，正是在說明社會主流品味對於相關言論定義的迫切性與有效性。觀看絕大多數在社會裡引起物化批評的事件，太多時候，物化只是一個藉口，直接指向感受性受到侵犯的反感訴求而已。

物化的定義到底是什麼？至今我們仍說不清楚的，其實一直包含著不敢聲張的明確因素。而這種欲蓋彌彰的猥褻性作風，尚且能在社會裡取得高度的默認。我們招展著搖搖晃晃看不清楚的論證，而一受侵犯便開始緊張怒放的另外半球卻緊緊裹在不見天日的布料裡。莫怪無數的好色之徒總是一心想來撥動撩弄。若有幸引來幾句嬌嗔，也好覺得自己穿破冰山搔到癢處。

（圖片與對話來自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蔣經國自始至終是獨裁者，白色恐怖是他的遺產，直到李登輝手中才告扭轉。這是不容泛藍政客狡辯的歷史事實。

—孫慶餘

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臺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馬英九

對於蔣經國的紀念，這一事件本身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人民對於統治者的紀念或感恩，從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而不管在哪個國家，這種熱病的不同形式，也從來沒有即將消退的跡象。

相較於其他政客，蔣經國儘管成功塑造了所謂勤政愛民的形象，但卻沒有留下太多著名的言語。這或許是在一個家父長概念以及傳統道德根深蒂固的威權國家裡，領袖所能具備的最佳品質。身處在與民主體制下截然不同的政治宣傳邏輯裡，蔣經國相當巧妙地運用了慈愛、養育與管教的持家語彙，以行動允許支持者逕行生產詮釋論述，在各處生產比語言留下更深印象的身影，為自己在台灣成就了至今屹立的父親般象徵。台灣的統治者們一直無法擺脫蔣政權所創作的諸多宣傳符號，乃至於不斷宣稱自己與蔣政權的聯繫：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從勤政愛民到私人關係，甚至招搖擺弄蔣氏父子的反共論述，也為當下台灣沈迷於符號戰爭的淺薄政治場域，下了一個最為諷刺的註腳。

紀念蔣經國的熱病由國民黨發起。我們或許可以畫出一條簡化的系譜：黨外反對蔣經國→民進黨反對李登輝→李登輝在國民黨新的反對者，後稱泛綠之中找到支持力量→國民黨在泛綠對李登輝的轉向中尋得論述武器→國民黨以及泛國民黨政權利用此一武器重新宣傳蔣經國形象與連結。依循當下流行政治論述時常宣稱的報復合法論，其實這裡面每個勢力的作為都具有相當的正當性。當然這樣說來不免有點倒因為果，因為這種允許使用敵人的手段予以報復，哪怕違背自身理念也不足惜的宣稱手法，也可以說是這個系譜中顛倒錯亂的政治關係，和前後反覆的政治論述等等事實的結果之一。

幾十年過去了，在台灣紀念蔣經國居然還有一定的正當性，儘管荒謬，但這並不純粹是無知或遺忘的產品，也不必歸因於後任者的政績如何。事實上，倘若這個社會裡沒有給予一定的結構誘因，這許多錯亂並不會如此猖狂。

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前所一手造就的白色恐怖、滯留到他晚年才小幅更動的戒嚴與反共反動意識形態，與其任內推動的各種經濟建設、生活水準的實質提昇和均富等等諸多現象，不管從哪個歷史角度看，都是很難加以反對的事實。既然如此，就歷史的角度，這些事實理當並行不悖。今日政客寫史之所以困窘倒亂，不同陣營的政治宣傳者之所以能在也樂在彼此的空缺裡挖掘自己的戰壕，完全只是為了當代體制下宣傳口號之必要而服務。政治語言對於歷史想像之貧乏，永遠只能為了製造品牌識別度而在這場大戲裡重複劃分好人壞人的遊戲。報復邏輯在這裡也得到自我強化的動力：當反對者把白色恐怖歸結到蔣經國的符徵裡，強硬排除其他所有符指時，由於蔣在歷史上尚存其他作為，支持者遂能利用史實之名指摘對方的錯誤，用同樣的排除手法翻轉符徵的意含；彼此排擠的手法輪番上陣，幾巡之後，符徵的正反價值遂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導致符指墮落為彼此可輕易取代的填充物，本身的意義完全掏空。如今白色恐怖已經不再是足供反省的歷史事件，而首先必須是證明蔣氏政權以及國民黨統治之惡的符號。作為政治效果，我們便如此失去一切對特定歷史事實評價的能力，而不停困限在如何完成敵我識別的永恆迴圈裡。

這個效果已經逐漸在政治場域裡成為主流行事指標。影響所及，就算對威權體制的各種徵兆與脈絡有所警覺的人們也脫離不了這個符號侵奪的遊戲。而政治勢力將敵我辨識作為基本要求，也造就了在不同黨派執政時，只有其反對者才能見到威權統治效應重生，而支持者對於所屬政治勢力的威權跡象卻刻意甚至無意盲目的現象。

我們不得不懷念蔣經國，或許因為人民對於他的形象還有懷念，或許因為對於歷史我們還不夠誠實。但事實上，是我們自己缺乏反省的動機和信念，也是我們自己縱容政客沿襲兩蔣時代的統治手段，是我們癱瘓了自己面對歷史的有效姿態，而同時也擺脫不了對於政權或政客的愚忠。一個威權體制的統治者在台灣能保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正是得其所哉。

孫慶餘：白色恐怖是蔣經國的遺產
馬英九：薪火相傳 任重道遠─永懷經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