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 非禮勿視】操作說明

有鑑於本部落格居高不下的彈出率與虛無飄渺的平均閱讀時間，特提供這篇針對【災難 非禮勿視】提供的操作方式說明。使用時請先連結原文，並依循下述文字引導進行閱讀。

（圖一：請於新視窗展開本圖，配合各部分標示服用）

影片說明：
由日本創作者創作的動畫，以兒童為目標群眾，在震災後幾天內就發佈。某方面而言，這部動畫也是日本媒體（特別是公營的NHK）面對震災反應的縮影，將民眾幼稚化，災害後果平淡化，事先切割嚴重的後果，忽略整體問題轉而投注於英雄化的努力。

標題與文首段落：
文章標題靈感來自這則訊息中日本工人將政府比喻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三隻猴子。媒體與資源的關注不需多言，政府對於救災的拖延近來已有極多的報導，這裡是一篇外電翻譯文以及綜合報導，另外也可見台灣記者的現場直擊。搜尋外文媒體的專題報導則可見到更多。


第一部分「紅色」：（關鍵字：災難、消逝）

「對於苦難的單純描述很難直接連結上某種集體困境」「災後第一時間出現的判斷，通常不會基於足夠的現象資訊，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成見與經驗...受限於時間而造成參考對象不足...媒體與政客每次災難過後一頭熱的所謂檢討反思...無法...反省...短線操作...遑論...改變」「一切都將迅速地消逝...記憶...繼起的奇觀...提起誇大的線索...改寫語言和詞彙的意義」

第一階段的報導，最有代表性的應該就是當期新新聞週刊的封面。這只不過是基於台灣社會面對日本社會時所一直持有的成見，任何的深究也只不過是基於這樣的先見進行，相對狹窄。除了本文的批評之外，另外也可參考兩篇文章：別當日本「文明」的奴隸與能不能至少讓我們學到這些。就我的立場，這些文字不僅具有平衡分析報導的功能，或許也是讓我們能夠反省自己反應太快，以及太過相信成見的問題。但是前一篇文章中對「進步」成見表達徹底否決的態度使得天災超越制度的認識無法建立，與後一篇中對於日本既已建立的「制度」仍然抱持相當信心的態度，都與本文立場有一點不同。至於這次災害後比較重要對台灣媒體的批評，可以這篇文章為代表。然而這類立場卻難以處理應如何面對媒體處理災難報導的兩面性。

======分隔線：但是======

第二部分「藍色」：（關鍵字：比較、結構、體制、政府）

「比較...不是那麼重要」「當代社會...剝奪...個人之間的連帶與信任...增強對遠方...賦予信任的需要...影響...觀感與行動...掌控的...累積信任資本...逃避...危機」「日本政府...遮掩...負面表現...台灣...贊許...效率與能量...只不過是種賭注...啟動...解釋」

承接上段，說明若是利用全稱式的敘述來加以評論，便很容易出現明顯的問題。這一段文字開始試著處理這個問題的樣貌，並且提出信任的問題。並利用文中「災變初期的新聞禁制、公有媒體的單調無聲、記者會上的公關斧鑿、凸顯英雄事蹟轉移注意等等，都發生了遮掩諸如政府與自衛隊指揮分裂、政府反應遲緩、核電廠公司隱瞞事實、動員與運輸失能，乃至於官僚作業拖延卸責等等等等負面表現」（註：無連結的事件訊息來源可參見上文參考資料）都無法影響我們的先見，強調上文提到的分析。

======分隔線：而且======

第三部分「綠色」：（關鍵字：民族性、信仰、典範）

「就...對岸...辯護...無涉事實只涉成見的判斷...加速...消逝」「台灣...贊許...日本...民族性...神話...信仰...全稱...反應都告消逝...災區以外...無限擴張...抗衡...竟只...過度冷漠」「日本國內完善的預警系統與日常訓練被一再提起，不提故事只通報災變的公有媒體被認為典範...被天災超越...還認定是高素質...媒體...難以理解」

網路上隨處都可搜尋到為當時中國震災的政府措施辯護或美化的文章，本段希望能引起讀者對汶川地震時的記憶，正確地說，是記起自身的遺忘，很顯然地，如果記憶管用，很多人在兩次震災之間對於政府行政措施的細節等等態度並不一致。而這裡說的是，這種不一致本身最大的問題是顯露並加強了批評與批評對象之間對不上線的錯位效應，以這種態度面對災難，則災難便不成災難，將會很快地在偏離主題的思考與針鋒相對之間被遺忘。另外在段尾也開始提到被災難超越的防護措施仍被認為應該效法的問題。

======分隔線：接著======

第四部分「黃色」：（關鍵字：信心、反核、批判）

「日本人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大幅喪失...反核...只有數百人...台灣...能募集到數量不只於此的志願者」「若...刻意遮掩...不願質疑...當成...維護社會穩定...藉口...制度...失能...果真敬仰...以信任體制為優先的群眾嗎？」「台灣...同樣...被要求遺忘...熟悉...批判...卻浮現...社會心理因素」

上文中的參考資料都可看出日本人的信心喪失的問題，可惜主要是西方媒體才在這裡著墨較深。這裡開始敘述台灣反核遊行的事件與爭議，可以參閱這篇文章，爭議的部分則可從這兩篇文章[1][2]開始，前者標題是本文第二段小標的來源。關於日本反核遊行，我最初的訊息是在三月二十日有數百人的遊行，但根據其他來源則有超過千人。原文用「數百人」只是提個較不精確的數字。

在這裡的兩段影片顯示出媒體效果與災難超越周全防護措施的象徵。我們從第二段影片中原先漫不經心的日人到片後半時的情緒轉變，以及更多仗著高堤靠山仍然在街上川流不息的車輛行人可以見到信賴本身的不可信賴，從媒體早期播送的畫面之差異則可見到媒體處理災難新聞時的態度。

======分隔線：政治======

第五部分「紫色」：（關鍵字：核災、體制、依法行政）

「福島...核災...縮影...無法解決...矯飾太平...激起...廣泛質疑...台灣...先見...忽略...相似性」「對...體制...信賴...過度讚揚...期待...長治久安的體制...為了...烏托邦破損而不滿...卻又願意...為了體制而辯護」「為體制辯護的行為跨越了一切政治光譜而存在...一日不脫離對於體制的真誠信任...無法解決任何風險克服體制的失能危機...接受當下許多違失的...形象」

台灣在震災初期很快地表現出對於日本體制與人民高度信賴的態度，直到近期在大量負面訊息出現的狀況下，仍然不吝重複類似的成見，就核電問題而言，無論正方或反方皆然。至於提出馬政府慣用的「依法行政」論述，是為了進一步說明「對於體制的信任」不僅是對於政客或政府的信任，而更是戮力維護結構現狀的態度，以及相信某種依循理念運作的結構即將到來的信念，以及在此信念裡相信自己有可能再也不必受政治纏擾，傳統社會學能輕易認定為「中產階級的安逸妄想」的態度。而這對於近未來烏托邦的堅信，就像是台灣政治歷史上一再發生地，很容易便能讓信仰者忽略當下必須批評的現實。

======分隔線：批評======

第六部分「橘色」：（關鍵字：政黨勢力、權力）

「反核...爭議...與政黨勢力結合...削弱...能量...忽略了將反核排在政治議程前端的人終究尚屬少數...某些成員隨時可以因為其他議程而放棄反核...緊密結合...有害而無利」「急著與政黨體制結合，並不是反核運動中某些團體專有的現象...為什麼自己總是隨時擺好被統治的姿態？」

首先附上民進黨執政時期核四復工的行政院長聲明，另外則是一篇關於歷史與現狀的評論。這個部分與原文最相關的是聲明中提到「行政院一貫主張的『非核家園』，終於也得到立法院在通過決議提案中，給予認同」。某些認為「環保團體背叛民進黨導致反核功敗垂成」的誇張言論，在這裡恐怕要面對我們是否也要說，儘管國民黨長期擁核，但因為這個決議而仍然可以認識為反核陣線一員的問題。我始終認為，如果沒有辦法認識到台灣的兩大主流政黨早已成為不能以理念為出發點加以認識的政治集團，那麼所有對台灣政治的認識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其中帶來的偏執和盲目等現象早已層出不窮，相關討論可見我的其他文章。

另外，關於原文敘述中婦女、工人、國族等社運與國家和政黨結合的問題，不容易找到簡單的解說文字，讀者可以自行搜尋。

======分隔線：結語======

第七部分「桃色」：（關鍵字：反省、視野）

「政客的承諾原本就不必持續...運動...理念並不能停滯...重新思考...信任的依據...反核運動...保持...對於過度信任加以反省的能量...拒絕以過度信任來抹消風險...直面...現實」「或許當代世界...藉由...信任而得以建構...等等行為...不同的視野...得以形塑未來的實踐」

由作者再來解釋自己的結語會形成恐怖的無止盡迴圈，這裡不再外加敘述。

災難，非禮勿視

3月15日上傳的動畫「おなかがいたくなった原発くん」中文翻譯後再上傳，片中提到的蔬菜與魚類污染在一週後由日本官方證實存在。

在海嘯震災侵襲日本東北地區之後，大量的資源與關注在全球通訊網絡的催化下注入災區，但對於災區與災民的定義卻似乎顯得有些混亂，對於基本事實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一個現象可以借鏡：災後數日，某些地方的道路或記者線搶通之後，資源還是沒有運到，倖存的災民若非自力救濟便是無助地病死。


災難的消逝

如今的狀況，在外界的我們也不大確知，或許有些人像我覺得這種現象極端重要，但是對於媒體而言並沒有逐日通報的價值。我們只是在幾日間看到單單一次個體的苦難，而對於苦難的單純描述很難直接連結上某種集體困境，於是我們也只能各自尋求判讀足夠的訊息。

這樣的情況下，災後第一時間出現的判斷，通常不會基於足夠的現象資訊，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成見與經驗。比較重要的或許是，對於這些判斷的觀點也會同時受限於時間而造成參考對象不足；若是缺乏進一步的反省或異見，這些判斷與回應多半只能維護原有的意識結構，大致上不會對社會進步產生任何功效。台灣社會對於日本官僚體制效率與人民自制隱忍現象的崇拜，以及媒體與政客每次災難過後一頭熱的所謂檢討反思，很可能就是因為自陷於無法持續的短期行動裡，所以最多只能期待某條需要已久的法律進入議程，無法處理較為廣泛的結構檢討或體制反省，甚至連塑造規範或共識的過程與結果都不得不充滿短線操作的痕跡，遑論對社會事實造成足夠深入的改變。

這種無法持續的行動模式，註定除了千瘡百孔的規範之外，包括記憶、經驗、認知等等隨意堆積擺放的一切都將迅速地消逝。唯一的記憶方式只剩下不斷地被動等待或主動創造出繼起的奇觀，或費盡心思地在不甚相關的所在提起誇大的線索，或生硬地在一切事物之上強加氣味彷彿的警句。於是，受到深層心理因素影響的隨制語言四處萌生，在政治場域裡不斷改寫語言和詞彙的意義連結，可能便是這類操作唯一足以持續的產物。

從這裡看起來，比較台日媒體的冷靜與激動、單純或雜亂，主張台日群眾的守序或自私、冷漠或熱心，甚至對照台日官僚的效率或無知、專業或民粹等等，似乎都不是那麼重要。這種隨意的全稱方式不僅無論如何都必不可能表達全貌，更重要的是它會不斷引導我們得出缺乏意義的判斷，進一步污染我們為了往後所累積的經驗。

還不只如此。當代社會的運作狀態，不斷剝奪日常生活裡相遇個人之間的連帶與信任，但卻大幅度地增強對遠方個體－－特別是佔有權力位置的個體－－賦予信任的需要。於是我們對於生活裡認識或不認識的個人難以相信，對於遠方掌握資源的人卻願意投入熱烈的信任。這當然會直接影響我們對於結構的觀感與行動。掌控論述訊息或政治經濟權力的個人或組織因而得以投資並迅速累積信任資本，另一方面也傾向利用所獲取的資源盡力逃避信任破滅的危機。政府與政客如是，媒體如是，學者專家如是，名人如是，遠方的群眾也可能如是。而當我們愈積極地尋求不可破滅的對象時，這些對象幫自己逃避危機的策略也愈顯重要。

在這次日本東北地方的震災與核災裡，日本政府就明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無論是災變初期的新聞禁制、公有媒體的單調無聲、記者會上的公關斧鑿、凸顯英雄事蹟轉移注意等等，都發生了遮掩諸如政府與自衛隊指揮分裂、政府反應遲緩、核電廠公司隱瞞事實、動員與運輸失能，乃至於官僚作業拖延卸責等等等等負面表現的效用。台灣有許多人在第一時間立刻贊許日本政府的效率與能量，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太過迅速的判斷只不過是種賭注。而今天與他們期望相反的事實逐漸浮現，當初下注的人們也只好啟動各種藉口幫忙解釋，儼然成為日本政府在台公關顧問。

當然這也不是新鮮事，就以對岸汶川震災後的狀況看來，同樣也有不少人為了中國政府的新聞禁制、媒體疏離、掩蓋事實等等作為加以辯護；同樣也常是無涉事實只涉成見的判斷。而台灣公共場域中無所謂反省的慣性則將觀看他人苦難之事變質為針鋒相對的成見戰爭，進一步加速災難在歷史中的消逝。

另一件在台灣受到普遍贊許的則是所謂日本的民族性。雖然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日本災民之間的慌亂遁逃有之，竊取強奪有之，埋怨政府有之，囤積哄抬有之，然而與台灣災害情勢相反地，這些事件全然不影響我們對日本國民素質神話的全面信仰，也難以產生任何一點關於全稱概論的疑慮，彷彿連我們自己對於災難曾有的反應都告消逝。發生在災區以外東京都會的守法守序行為被無限擴張，至今我們能用來與成見抗衡的想像，竟只是如此的行為是否代表過度冷漠。

日本國內完善的預警系統與日常訓練被一再提起，不提故事只通報災變的公有媒體被認為典範。然而正是這套讓人感覺安全的體系被天災徹底超越而造成如今的殘酷現實：東北地方原本就有極為完善的海嘯預警與堤防系統，唯可稱道的防震建築措施與災害對應訓練避不開浪潮襲擊，至今已知漏洞百出處處欺瞞的核電工業連台灣的反核團體都還認定是高素質的系統，而官僚體系仍然在各處阻撓外界的援助以及自家的資源運輸，而我們認定最信賴的媒體卻似乎對這些問題依舊難以理解。

根據其他媒體的報導，日本人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大幅喪失，而各種事實證明這並不冤枉。然而，催促人民安靜守序的日本治理性，在公共領域產出的結果，卻是儘管在輻射災害不斷膨脹的時刻，結合反戰遊行的反核隊伍以及幾日前先行組織的反核集會，都只有數百人的規模。而同時間在台灣專為反核舉辦的遊行，在某些環保團體選擇不加入的前提下，仍能募集到數量不只於此的志願者。

我們不需要徵求恐慌或怨天尤人。但若從集體到個人各種層次的社會現象都指向刻意遮掩的手段與不願質疑的態度，甚至還以此當成維護社會穩定的藉口，我們對自己接受到關於這個社會的訊息還能不抱持警覺嗎？何況單就既已傳達出來的訊息，各種制度中的預警與維護系統失能和失效跡象斑斑可考，我們果真敬仰在這樣的情況下還以信任體制為優先的群眾嗎？

台灣並非不熟悉這樣的情境。可以說所有發生過的災難都是在同樣的社會運作之下被要求遺忘，而無對針對中國或台灣的體制，台灣也完全熟悉對於這類情境的批判。但是在關於這次日本震災的反應之間，卻浮現出比這種批判態度更深沈的社會心理因素。


反核運動無法到此為止

福島電廠的核災事件彷彿是日本政府對災難回應的縮影。不論是所有安全閥盡皆失效、人為事故層出不窮，或總是在災後才暴露出來的維護系統虧敗，都在日本政府投入巨大政治經濟資本進行救援的情況之下依舊無法解決，而官方回應也仍是千篇一律地矯飾太平。從海嘯到核電防護體系的多層次失效，理當激起對於體系的廣泛質疑，然而我們卻仍舊依循日本作為現代進步國家的先見予以認識，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核電運轉技術與實作上，台灣與日本的相似性。更不用提東電的成本考量與台電的法定盈餘壓力之下，必然會發生多少便宜行事和隱瞞逃避的現象。

然而我們對一方面身處其中，另一方面距離權力位置又太過遙遠的各種體制，仍然賦予無比的信賴。在日本震災事件裡展現為對防災演練與預防機制的過度讚揚，在台灣則除了懷疑政府拷貝日本不力之外別無他求。很明顯地，我們仍然期待一個足以安存其中、不必持續思考的，長治久安的體制，同時我們也依舊誇稱自己已經進入了原為了超越烏托邦而設的後現代情境。其實在每次聲稱的時候，我們只是為了自己想像中的烏托邦破損而不滿；而一旦具備了某種程度的信心，卻又願意挺身為了體制而辯護。

很容易就能看出，這類為體制辯護的行為跨越了一切政治光譜而存在。其中有相信核電技術既已克服風險、有相信冥冥中自有護祐、有相信民主制度能解決核能事故，也有仰賴政客提出核安或反核意見以為解決之道。但是這些可能都比不上馬英九與執政黨慣用的「依法行政」宣稱來的有力。事實上，只要我們一日不脫離對於體制的真誠信任，不把法律視為政府行事最低且必備的標準，無論再怎麼嘲諷所謂「依法行政」的邏輯，都無法解決任何風險克服體制的失能危機，甚至會由於把「依法行政」當成最高標準而削弱了針對政府執行法律不透徹的質疑，滿足於一種戮力追求依法行政的未來目標，卻也因此讓人似乎可以接受當下許多違失的治理者形象。

上述與日本同時發生的台灣反核遊行便因此發生爭議。部分參與者認為反核行動必須與政黨勢力結合的行動，竟是邀請曾經在重要權力位置上不願執行反核承諾的前官員們，在主要的集會時間上台發言。如此一來，反核運動固然可能達成與政客結盟的宣示，或者在短期內獲得政客資源的協助，然而這個宣示同時達成的效果，卻是一方面削弱了運動得以保證不再受到反覆對待的能量，另一方面更宣告運動本身向既有體制靠攏的形象。單純為了動員效應與民意代表票數而設定的行動，很容易就讓我們忽略了將反核排在政治議程前端的人終究尚屬少數，而動員來的群眾也不知有多少擴張支持者的效應存在。當我們已經認識到某些成員隨時可以因為其他議程而放棄反核的時候，讓他們不僅是參與活動而更進一步與運動領導者緊密結合的行為，無疑是有害而無利的。

急著與政黨體制結合，並不是反核運動中某些團體專有的現象。我們已經見到力量遠為強大的婦女運動如何在與國家結合的過程中分裂弱化，工人運動如何在組織未踏實之前就一再被國家統整收編，統一或獨立等國族運動如何在與政黨的分合中不斷退化。當代的，本地的負面例證一再發生，我們卻不曾認真問過，為什麼自己總是隨時擺好被統治的姿態？傳統固有，當下用以嘲弄的「期待聖君」的渴望，實則以不同的型態留存至今。在少數人身上展現為對於當下某些權力位置的絕對信任與護衛，在多數人身上則不時經由對虛矯不實的願景或承諾予以無條件信賴而展現。

事實上，政客的承諾原本就不必持續，就算持續也不必然依照原先受到的認識來實現；在此同時，使運動得以推行的理念並不能停滯。我們當然可以積極地承認自己受選舉制度綁架的現實，逼迫自己不斷接受依循政客利益而扭曲的理念，在無甚差異的選項之間做出選擇。但若我們能重新思考對其信任的依據，則不論是對於反省、對於運動、對於價值或溝通等等詞彙都能展開全新的認識。反核運動的特殊意涵，因此是在人類技術的現況下，保持住社會對於過度信任加以反省的能量。我們難以否認人類有一天將發展出可以徹底控制的核能，如同歷史上逐步掌控瓦斯、電力、內燃機、航海與飛行等技術。然而在此之前，特別是反例不停產生、缺憾明顯可見的當下，我們仍然必須拒絕以過度信任來抹消風險的感受性暴力，更必須透過這樣的拒絕來強化反省能量，透過更完整的視野來直面我們身處的現實。

或許當代世界果真如某些理論家而言，是藉由對於遙遠客體的信任而得以建構。然而在同樣的前提之下，對於既有信任的強化或質疑、對於願景承諾的信賴或警醒、對於意識型態的閉鎖或開放，或對於認識基礎的停滯或深究等等行為，卻會帶給我們極其不同的視野。基於這些行動帶來的視野，而非遠處傳來的承諾，才會是讓我們得以形塑未來的實踐。

真實能告訴我們多少真相？[Brother's Keeper]兄弟的守護者、[Dear Zachary]親愛的柴克

司法與警察體制在美國似乎始終是個足以引起人們極大興趣的主題，無論在公共領域或影視產品裡都常常處於核心地位。與台灣相比，美國的公共論述似乎較少在令人意外的判例出現時怪罪於法官或陪審團，而較多質疑制度的合理性。相信體制在有必要時就該以集體力量加以改變，而較不針對個人或某個群體進行個別化的質問，是出身於亞洲的我們，於美國乃至歐洲等諸多關於公共論述的西方文化產品中很容易發覺的特殊現象。 當然這不構成一種絕對的分野，頂多是相對性的詮釋。

正是因為這種相對性，讓作為「現象片段蒙太奇」的紀錄片，特別是由西方製作的產品而由東方社會成員觀看時，會產生出相當有趣的身分問題。譬如說，當一部紀錄片有了明確的製作意圖，要以某個特殊的案例來引起西方觀眾對於體制的反省，從上面的認知出發，便是在普遍共認應該以體制為觀看對象的公共領域裡，讓案例彰顯出體制本身、單純注視體制時，或以集體為出發點的思考立場所闕漏之處；然而在普遍以個體故事為想像基礎（無論這個基礎是出自於實際案例或共同想像）的社會裡，連社會的中堅分子都以個體故事的想像為立論所依憑對象時，將這樣的文化產品置入脈絡，無疑地將會產生許多更為複雜的辯證關係。當然還是必須重申：這些分別皆非絕對，上面粗略的說法只不過試圖跨越空間，拉攏疊合不同社會中的權力網絡時，對疊合物內裡錯綜複雜關係結構的管窺之見而已。

在台灣，人民團體為了特定運動議題，引進外國影視產品來生產主題式展覽的作法已行之有年，我自己始終懷疑這類展覽在策劃時是否真有某種清楚的企圖，卻實在無法徹底相信這些展覽所公布的文案（對我而言這個現象有諸多不當，但或許多數人都已接受）。自然地，在攝食許多紀錄片的過程中，我便會從上面的想法出發，加入台灣社會的脈絡來做比對。

這裡引為範例的兩部片簡介如下：【兄弟的守護者】描述的是在美國鄉村地區，處於社群邊緣的老人被控謀殺親生兄弟的過程；【親愛的柴克】則是一個被控殺死男友後生出遺腹子的女人，與男友父母爭取撫養權，最後以悲劇收場的故事；導演同時也試圖以此參與一場要求加拿大政府修改假釋法規的運動。（我在簡介中扭曲了第二部片的意圖，原因見後文可知）

【兄弟的守護者】採用相對簡單直敘的作法：採訪死者的兄弟、鄰人，案件的承辦法官、檢察官；場景限於幾個相關的固定場所之內，影片呈現的故事甚至於沒有太多轉折僅有前後呼應的細節，劇情高潮也適切地安排在法庭宣布同住兄弟無罪的那一刻。特意不設計太多轉折的故事結構，給予觀者以相對安全的保障，使其能專注於故事本身展現出的問題癥結：檢查與警察機關疑似栽贓與污衊的行為、鄉村社群對邊緣家庭成員付出熱情的支持、涉案兄弟各別的性格與一致缺乏社會溝通與經濟能力的弱勢地位，以及這樣的人們在司法體制與媒體訊息中呈現的樣貌等等。警方最先接獲與死者威廉渥德同住的兄弟戴伯特報案，現場勘查與筆錄之後認定戴伯特悶死威廉，動機可能是為了解除威廉長久以來疾病纏身所造成的苦痛。在這期間，現場照片多出原本不在的證據，警方要求識字不多的戴伯特簽下悶死威廉的認罪筆錄，製造出戴伯特向親友提及要終結威廉痛苦的對話，罪證不足時又企圖尋找兩名老邁未婚兄弟由於彼此性愛問題產生不合而動殺機的證據。謠言也在另外一方發酵：渥德兄弟的辯護律師聽到傳言指出警察在案件發生前後曾直接找上鄰人詢問是否有意願出售土地，則牽引出位於紐約州的鄉村在高價郊區住宅地與貧困農務之間掙扎求生的背景。

本片最具感情力量的一幕，或許是在片初向記者述說自己自小便對所有人事物感到緊張的萊曼在片尾坐上證人席那一刻，無法適應社會的老人不停搖晃顫抖，無法控制出口字句的抖亂，卻仍努力嘗試與詢問者應答的時刻。除此之外，無論是威廉的死亡，警方的威迫或相關人士的憤怒與怨言，都以相對冷調的鏡頭呈現。對我而言，這種呈現方式與導演的態度，共同組織了一部意外不會令我緊張地搜尋一切隱藏符號的自然主義式作品。這部片的意圖性相對稀薄，少用影像技巧引導認知，讓觀者能以更自由的眼光權衡事件中各方的角色與彼此矛盾的說法。若說在觀看本片之後，不同立場的人們仍會保有自己的認知而不感到窘迫，是完全有可能的。

相對於此，【親愛的柴克】則提供了一種差異極大的典型。柴克被殺害的父親安德魯貝比是導演的童年摯友，廣受親友敬愛的祖父母為了他的監護權從美國西部移居加拿大紐芬蘭島，母親雪莉則是被控殺害安德魯的兇手。基於與貝比一家人的多年情誼，我們自始便很難期待這部片以同樣的冷調角度觀看事件，而事實上導演克特奎恩也並不掩藏這個意圖，乃至於透過近似驚悚劇情片的影像技巧與故事結構極力強化這種情緒的感染力。導演在旁白裡兩次提到製作這部片的動機，第一次是為了幫無法見到父親的柴克製作一部關於父親生命的故事，第二次則提及透過影片為祖父母尋求支持。

這樣的一部影片會在何時用到快速剪接和驚悚片技巧？答案是，母親雪莉自始至終便被家屬認定謀殺安德魯並潛逃，而在故事後期，她帶著柴克在紐芬蘭的海邊結束自己與嬰兒的生命。故事進行時，理應屬於生命史記錄的部份，導演便安排了諸多對於雪莉不利的陳述與事實證據、暗示安德魯在人生受挫的低潮時刻才與雪莉交往、描述雪莉遷居紐芬蘭並生下柴克之後如何受到加拿大司法系統的低落效率與繁文褥節所保護、柴克的祖父母如何受眾人敬愛又克服了多少困境追到加拿大找尋親愛的孫兒...如上所述，影片的意圖明確，近乎毫無遮掩。關於雪莉的影像與描述總是配合著醜陋的、急促的、暗示異常的呈現方式，關於貝比家人們的部分則完全相反。純以手法而言，不能說毫無可取之處，但若類似的再現方式出現在劇情長片裡，對我而言所代表的顯然只是另一部無甚可觀的B級電影。只因為本片大部分根基於事實，劇情元素與再現手法的地位遂彼此代換；我不再視表現手法為劇情元素可信與否的判準，而是理解到這些事實元素的可信度提昇了表現手法的層次，讓原本陳舊無趣的手法成功產生催化效用。

但是，這些與台灣社會的脈絡有什麼關係？

接連失去了兒子與孫子之後，柴克的祖父母發起一場運動，以美國公民的身分要求加拿大公民重視這件案子相關的體制程序。這很快就讓我想到在台灣和中國以維護人民法益為主題的各種運動，特別是針對個案判決要求改革法官制度與兒少性侵法規的白玫瑰運動、一直存在的性侵與性交相關法律制定的拉鋸戰，以及近來漸起反響，多年來始終以蘇建和等三人案例為宣傳核心的廢除死刑運動。在這些長期事件以及眾多其他爭論中牽涉到的議題：司法誤判與警察濫權、兒少保護主義、身體自主權、體制懲罰手段與限制、報復主義、犯罪受害人人權、犯罪者人權、更生者人權等等，似乎都可以在這兩部片中找到足以投射的支點。而這兩部片最大的差別在於，我在【兄弟的守護者】敘事過程中便可以組織出一個讓自己滿意的故事版本（當然我已經預備接受不是只有某一方正確的可能性），而【親愛的柴克】則在結束之後讓我開始懷疑自己見到的真實，尋找一個抵抗導演企圖的機會。

首先，片中作為雪莉罪證的事實至少如下：案發前，安德魯提到將與雪莉見面徹底分手、目擊者指證在現場見到疑似雪莉的座車；案發後，雪莉打了許多通電話，依序呈現案發現場到住處的路線，電話裡她主動提到沒見到安德魯希望能再相約、殺害安德魯的槍支與雪莉的槍支口徑相同，她宣稱自己已經把槍交給對方、在警方的詢問裡雪莉證詞多次反覆支吾其詞、在被控二級謀殺之後雪莉立刻前往加拿大、她的心理諮商師支付了某一次的保釋金的大部分、彷彿不甚理會與不同前夫生的三個孩子；在加拿大的司法體制部分，導演指責法官效率過於緩慢、重要專家認定雪莉受指控的案件「具有特定性，因此對公眾不構成危險」、兒童法庭毫不追查雪莉的前科：遭八人申請法院強制令、在某療養院期間被置於監視之下以防自殺，同時威脅用叉子殺害室友、美國警方則記錄她某任男友報案指出她企圖在自己門前自殺並威脅將其殺害等等。

然而這些證據都不曾被任何人，包括祖父母的辯護律師在內，在法庭上提出。這篇報導的最後，一位加拿大官員便提出這樣的問題。另外，考慮過上面所有事實，仍然無法排除以雪莉的精神狀態而言，在她能夠自理生活的狀況下，撫養己出很有可能是符合基本人道精神的治療手段之一。在看過本片之後，我們很快就可以發現被排除的故事之必要：雪莉的心理諮商師為什麼涉入並幫自己的病患付出大筆保釋金？這個案子為什麼缺乏任何直接證據？為什麼柴克祖父母僱請的律師沒有向法官提到後來在紀錄片裡看來如此有力的證據？而相對於每日與疑似殺死自己親生兒子兇手周旋爭奪撫養的祖父母，另一邊必須不斷面對懷疑自己殺死孩子父親的祖父母來爭奪撫養的雪莉受到的壓力又是如何？柴克的死無疑是巨大的悲劇，然而我卻不那麼確定這個悲劇是某個邪惡的靈魂獨力完成。

【親愛的柴克】花了大筆的篇幅在確認雪莉的罪行、側錄親友對安德魯及其父母的頌詞與懷念，以及對柴克之死的憤恨與惋惜；而對於某些重要的事實（既然本片同時意在參與司法體制改革的行動）卻又不及詳述。在推行運動期間，柴克的祖父母把事件結集並定名為"Dance with the Devil"，或許大致上綜述了這個運動錨定的敵人所在。而這個運動在最近獲得了初步成果，將在加拿大的假釋法規裡加上「給予法院權力拒絕讓被控嚴重犯罪並可能對十八歲以下孩童造成潛在危險者假釋」，在我局外人的眼光看來，重新代入上述的事件之後，其實可能完全無法改變加拿大法庭准予雪莉假釋或撫養柴克的結局。

回到【兄弟的守護者】。儘管這部片關照的事件本身並沒有太大的爭議，以致於不易想像某種立場如此清晰的敘事方式；但在一部長片的篇幅裡採用"Direct Cinema"的製作形式，亦即以冷調處理，多方採集或融入社群等等不同的方式力求客觀誠懇；以本片為例，時常會讓我覺得有過度採集導致焦點散亂無法凝聚的困擾。影片畢竟不能全然與真實彼此代換，遑論真相。

又回到台灣脈絡。在觀看這兩部電影的同時，我始終無法拋開將這兩部電影置於台灣的公共場域時究竟會如何的想像。【兄弟的守護者】僅有少數可以凝鍊的事實：警察與司法系統如何處置邊緣人群的手段，以及社群支持的現象等等，這些都是對於特定政治目的（譬如司法人權改革）而言具有正面而清晰效果的宣傳元素。【親愛的柴克】則具備公關意義上的風險。若要形成明確的認知，需要倚賴對這部片所提供的事實進行思考的程度而定。以我的程度提出的問題例如：我們是否同意像這部片與相關運動者的觀點？如何讓精障者人權、司法人權、假釋判決等等既成的體制論述與運動論述與之調和？我們如何面對這部片在宣傳上具備的多重可能性？我們是否願意將這部電影引介至宣導無罪判定法則或刑罰比例原則的場所，甘冒詮釋多樣可能的風險？如果我們對上面的任何一個問題感到遲疑，又是否能看到多年來體制論述與運動論述是如何藉由類似的操作手段加上揀選適當的素材來滿足意見市場競爭力的原則？照此以往，這個原則將會把我們帶到多遠的地方？

我相信這些問題會在不同人身上激發出各種有意義的結論。只是我們內在的揀選機制或許早已過於成熟，乃至於這兩部電影可能只因為造成一點不便，便立刻被具有足夠公關效能的其他影片所代換。我們大可拒絕這種挑戰。

[Gas Land] 【瓦斯樂土】嬉皮之子與班鳩琴

戴著防毒面具，彈起班鳩琴，背景是巨大的煉製場。這是一部紀錄片該有的畫面嗎？
在一連串令人絕望的受害者訪談畫面之間，插進一段冰雪從車窗上滑落的特寫，又是什麼記錄觀點？

我不知道這部片的導演是否在剪接大量帶著抽象或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畫面時是否想過什麼。但當我看到這樣的畫面時，總會想起荷索在《灰熊人》裡，親暱地旁觀主角之死的過程中，主角離開畫框，荷索卻留在此處，語氣平板地評論著當角色離開之後，草叢如何變得彷彿有生命一般，精神抖擻地充滿畫面。這個回想起來有點太過浪漫的畫面，總是提醒我所謂影像脈絡的元素，不只有能夠形成清楚邏輯句型的那些才有意義，甚至必須超越隱喻的力量，讓所有元素無一遺漏地、均衡地共鳴。理性能有多純粹，就必須有同等純粹的感性來達到這樣的均衡。

所以我始終質疑「什麼才是紀錄片」的亙古問題究竟是否有意義。就像記者總是發現只有打破「報導」的定義範疇才能幫自己的書寫找回更多，政客也總是毫不遲疑地打破遊戲規則以獲取超乎所有人想像的巨大利益。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與他曾任總裁的Halliburton集團，在海外總是以侵略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引人注目。而在這個例子中，則是靠著錢尼組織的能源小組打通關，最後在布希於2005年簽署的能源法案中製造出所謂的「Halliburton巧門」，將石油與天然氣產業一概摒除於自七零年代以來所有的空氣、水資源等環境保護法規檢定規則之外。只要廠商宣稱自己使用的物質無害，環保機關便不具稽查權力。

與台灣有些不同的是，在美國，法律對人民來說有一定的保障能力，於是以錢尼的位置之高，也必須責成環境法案的修改，而不是讓實際有權力的環境評估機制人為風化。然而，企業一旦完成法律防護機制，所造成的危害也更加肆無忌憚。

Halliburton並非主要的鑽探精鍊業者。但他們提供全美天然氣公司的技術：水力壓裂(hydraulic fracturing)，將大量混入化學物質的鑽探與填充水藉以汲取美國擁有的巨量天然氣資源，卻在全美各地造成廣泛的水源與空氣污染。人們開始病倒，天空出現霾害，井水裡不僅冒出大量天然氣，水龍頭湧出的水變質變色，還驗出具有大量超標的高度毒性物質。某些鑽探公司因此提供住戶運水服務，一個以此政策自我標榜的企業代表卻無法回應在私人土地以外的環境問題如何解決。



所有這些背景因素、數字、事件，或有如荒謬劇作家發明的眾多拗口化學物質，以及一段又一段正為了這個先進採探技術而受苦的人物訪談，與導演近似在耳邊的低語獨白彼此穿插。相對於一般紀錄片習用的，將彼此差距極大的畫面剪接連結的高張力對比手法，這位自稱是拒絕了鑽探企業用十餘萬美元購買鑽探權的嬉皮之子努力用自己的聲音幫片中看來頗為破碎的不同畫面找到一貫的力量；另外也緩和了本應能夠達到的張力，讓這部包含著極端的痛苦與陰謀的電影意外散發出一種疏懶的氣息。對我而言，這反而提起了某種不尋常的影像能量，例如當導演與受訪者夫婦站在家屋門前路中央，一一指數畫面外觀眾無法得見的作業井時，反而凸顯出我們受迫近包圍的氣息，比起震懾性的特寫剪輯顯然更有效用。這個畫面裡沒有快速剪切的斷裂，而以此地為中心、作業機具遍佈四面八方的地景圖像則輕易地成形。脈絡化的影像語言聲稱俯拾皆是；彈奏班鳩琴的導演，頭上的防毒面具說明看似無害的白煙其實正向空中貫注大量的汙染物質、腳下的土地竟是美國國有的自然保護地、在錢尼任內的要求之下成為成百上千個鑽探精鍊廠區的所在、使用具有高度毒性政府卻無權稽查的生產技術，美國近半的土地便因此成為油氣產業與Halliburton集團恣意開發的樂園...



精確的數據加上成熟的編排，於是成就了這部高度風格化的紀錄電影。挑一個大眾影視產品作為對照：CSI影集第十一季第八集的故事完全圍繞著同樣的事件：致病的天然氣鑽探手段、大規模的汙染公害，居民被迫與企業簽署封口合約不得向外宣揚，以及政府機關在此處的失能。然而影集除了展現精美的病害器官模型之外，跟本片比較卻既無詮釋的深度也缺乏影像的力量。

而對我們這個遙遠的島國而言，儘管沒有徹底相類的事件發生，然而政府環保機關的刻意阻撓、大眾對於天然氣作為替代能源的模糊期待、石化與其他產業毒害環境的事實、片中不會轉彎只好等待滅絕的羚羊與草原生態，應該都不是新鮮事。而如同近來美國紀錄片風潮後產生的現象，一整套政治倡議與公民賦權計畫圍繞著這部電影展開。如同台灣幾年前曾引發高度關注的「水蜜桃阿嬤」現象，但幾年之後我們卻似乎還是只能冀望下一次有哪個良心好的媒體集團再試試看。台灣的汙染正在進行，拜高科技代工所賜，未知的開發與生產技術也正在不斷翻新。然而就像法規無能約束我們的政府，公民之間至今也難得找出一條能夠預想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絕不能踰越的界線。於是許多聲言畢竟因為遍尋不著商業利益計算以外的奧援而逐漸淡出。

我們不只有一個不值得相信的政府，還有一群彼此絕不相信對方的公民。

【短札】表演是我們唯一的救贖

亞運誤判楊淑君失格事件發展到現在，似乎還有很大的失控空間。

排韓熱潮迅速地在台灣遍地開花，是因為提出異議的審官屬韓裔菲律賓藉，審查裝備的委員屬韓藉，引起爭議的電子襪是由韓國廠商製作，或是因為亞洲跆拳道聯盟秘書長屬韓藉，抑或是韓國一向就被台灣人視為競爭對手，又或是長久以來韓國對台灣在各項國際賽事都不友善，已經失去一切考據的意義。許多愛護尊嚴的台灣人們，砸毀韓貨有之，宣告不接待韓國人的有之，直接言語攻擊韓裔人士者有之，甚至連蛋洗韓國學校的亦有之。而質疑這波排韓風潮的最大力量，則是認為亞運主辦國中國必須負起全責，認定技術委員趙磊包庇學生企圖保送金牌，最後的結論則是指責國民黨與媒體聯手創造排韓假象，不敢質疑中國。

依照目前網路流傳的各種照片影音，這裡面除了顯然誤判一事非常接近事實之外，有其他任何部分是根據確切的證據才做出來的判斷嗎？

如果沒有的話，誰才是真正的大陰謀家？

然而我們甚至等不到上面說過的事實到齊就已經開始怪罪，而怪罪只有對象卻沒有可用的定論，只好不停地擴散怪罪的能量，遷怒到毫無關係的人們身上。印象指數掌控一切。不只是對於仇恨的對象不斷提取一切有效或無效的元素企圖把印象製造成事實，從個人到政府到各大政黨爭相指責對方表態不夠或過度消費，同時抖擻精神演出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如果只是我群我族小圈圈裡自相炫耀的求偶行為便罷；然而仇恨最大的問題，卻是它少不了製造出過去被害的自己以及從今開始必須被害的他人。

依照刻板印象對種族或國籍的全面仇視行為，是最壞的一種歧視。關於這點，顯然比任何沒有證據的指控都更無疑義，然而許多台灣人卻樂此不疲，昨天痛心自己受歧視的，今天轉過頭來面目更為猙獰。連排外仇恨都要像賣蛋塔一樣一窩蜂爭擠上前，唯一的爭議只落在我們必須仇視誰的問題，這種社會豈非正在向世界積極高喊：其實自己根本沒資格爭取公平不偏袒的競爭環境，不是嗎？

儘管外表看來悲憤，我們其實是快樂地表演。心地善良的評論者可能會說這是因為台灣人自覺無力所以爭端才會更加激烈，我們卻不能忘記，從上個世紀開始，自居弱者幫仇恨合理化的論述早已是全球連續體，只要給予仇恨一點點機會，最終便必然與弱小者的解放無緣，而仍是爭搶一切資源排除一切對手的勢力比賽。結果也只能是弱者一面繼續參與同樣的遊戲，一面繼續表演如何揮灑自己僅存的資源與尊嚴。深陷其中的仇恨者，也只剩下向世界表演仇恨才有滿足的機會。

就這麼點斤兩的公民素養，拿出去現寶說起來倒也誠實。只是我們老是忘記自己曾經如何指責過別人捕風捉影，如何四處引用司法內規告訴世界要公平從事，如何高喊台灣是抵抗對岸極權的人權最前線，如何彼此嘲笑從未擺脫歷史的陰影。今日之我的誠實同時表示昨日之我已經被徹底遺忘。說是淺碟社會也行，只是社會畢竟不像碗碟一般，吃過東西就得洗，洗過很快就風乾。


延伸閱讀： 墮落如何找到底線

【短札】文化創意產業之最有創意的文化人

張大春起先寫了一篇文章，裡頭提到「我是一個寫作的人，我根本不承認有文創這回事，就好像我是一個正常的細胞，我不承認惡性腫瘤是我的一部份一樣」，「文創產業的來歷是一群寄生蟲般的人物，在既沒有創作能力、也沒有研究能力的前提之下，逞其虛矯夸飾的浮詞，闖入原本的出版、表演、戲劇、影視、廣告、藝術展覽和交易等等傳統領域。進入了這些行業之後，他們與上述各領域的專業技術、教養和知識亦無關，他們的興趣和職責就是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幫閒份子」。

從這兩大段話看起，再看看文章上下，其實找不到有什麼能阻止我們說張大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他自己在後續文章裡則提到另外兩個分類的標準：「我所指出的，是那批在講堂上吹得天花亂墜，說得疊床架屋，用雲山霧罩的流行咒語，摭拾經營管理行政財經公關市場諸般既有學門之餖飣餘粒，模糊自己幫閒無賴的身份，還要試圖以建立學程、學門、學科，作為學術封聖（canonization）的技倆，這不但是庸眾無知的悲哀，也是學院墮落的癥狀」，以及「若承認這是一門大學裡的學程，就不可能把原本不同領域之真正知識內容既整合了、又降低了門檻，如果宣稱能夠既整合、又降低，則非詐騙也何？試問：以學院的招牌為名，以學術的場址為餌，拼裝湊附它自己承認都是「舊的東西」的各學科雞零狗碎概念的「雜拌兒」，這不是大學招生的把戲是甚麼？不是墮落又是甚麼？」。這樣更好，我們便可以開始進行比較有意義的討論。

張大春的犀利，總是建立在對他回應者的無知之上。就如同他在第三篇文章裡引用撻伐的「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顯示該回應人只懂得舞文弄墨思考毫無厚度，還企圖用張大春的出版與廣播跨界經驗堵其聲卻不正面回應的怪異手法。然而這個影射卻可能是該回應裡最值得注意的部份，證明大家同為跨界是假，抓出張大春論述的問題是真。

提到文化創意產業，對社會科學有一定理解的人多半會想到「文化工業」這個概念，由這個概念出發，對於結構中創作與商業體系合流的批評，以及商品交易系統如何影響創作的精神，比起張大春路見不平揮刀亂砍的論調顯然是有意義得多。問題來了。張大春與我們存在的這個時代裡，那些他認為其中「創作者各有不同的維生系統，有的需要資本，有的需要舞台，有的需要政府補貼，有的需要企業贊助，有的需要經紀制度，有的需要營銷管道，有的甚麼都需要，有的不完全需要」，卻完全沒有提到這些孜孜矻矻認真工作的專業體系，和那些寄生噬血的幫閒們，除了各自的德性之外究竟有什麼不同。

提到傳統商業體系，受人尊敬，道德良心事業，除了慈濟之外，我們當然很容易就想到出版，這個張大春作為作者鎮日與之的行業。

出版還是門生意嗎？我想還是的；出版社裡面有許多創作者嗎？除了低薪過勞的美編工人跟閒來便對時事政策發表議論的老闆們之外好像就沒了；出版社裡有多少「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成員？嗯，除了美編跟老闆之外全部都是？張先生，只要是門生意，出現一大票你所謂的幫閒份子這回事很難理解嗎？

對我來說情況是這樣的：所謂文化創意產業云云，是基於傳統文化工業的商業結構把觸角伸入更多元領域的正常資本主義行徑。傳統文化工業發展之完整，只要看看現在出版業如何壟斷出版品市場與創作者分級系統，除了受認可創作者與學者們獨立評判的文學獎之外幾乎毫無其他機會，而創作者甚且與出版業聯手打壓新冒出頭的網路發表領域，便可略知一二。這還只是文學，要是說到學術出版或百科全書之類出版，更是只能看這些幫閒階級的臉色與良心決定。至於近代逐漸成熟的藝術代理系統更不用提，實在令人懷疑那些傳統的文化工業體究竟有什麼值得張大春寫的如此天差地別。

「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還有一點也說對了，就是這不過是個業界專人指導的職業學程。這種學程（包括出版在內）在法國的私立高等學院甚至與機構合作的公立大學裡怎麼出現都不奇怪，除了學術機構之外本來就沒有其他地方能提供這種服務，基本上很可能還會發送結業文憑供學生拿出去欺騙其他幫閒階級。很難想像在連當代文學寫作（而且授課的很可能是創作者而不是研究者）都能自由而正當地出現在大學課程裡的今天，張大春究竟想像的是哪個時代的學院。而他批評某些人「早就是在第一步上毫不猶豫、毫無懷疑地走進了『文化創意產業』這六個字的天羅地網之中，各盡所能，也各取所需」，這句話本身就引誘我們從他與出版業的關係來作文章。若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我恐怕還得感謝這個產業概念的興盛，替我帶來許多幫閒階級介紹的美編工作。當然吃人頭路也不一定要嘴軟不敢批評，只是以我尚淺的資歷都知道商業結構不分傳統或全新，遑論素有盛名的張先生，我幾乎要認為這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然而說到底，我還是很佩服張先生的德智兼備。再怎麼說，為了一群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就拿一整個類別來做文章，不停更新說法創作論述幫讀者做售後服務，對最初的錯誤毫無修改之意，忽略一切對結構的批評只管痛罵對手，顯然正是台灣當代對於正義二字最具創意的闡發。

對立完成式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兩極對立政治盛行的世界裡，政客最大的利益就在於不斷暗示對立的存在，人民最大的盲目則在於不斷要求自己認知到對立的存在，並因為這個存在而繼續加深對立。我們知道像小孩那樣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戲碼是幼稚的行為，但是我們卻不可能真正認知到這個行為究竟為什麼幼稚；或許只是因為年齡歧視的存在，讓我們這些明明做著同樣行為的人，卻可以義正辭嚴地指責小朋友幼稚無知。

我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要求他們改正，因為我們根本無能碰觸這個行為的意識核心。


對立是政治資本的生產重鎮。不只因為對立可以強固原先可能多少會飄移的政治無產階級，而加強餵養資本家的積累；更糟糕的是，這種生產方式會更進一步讓群眾因為認知到對立的存在，而與所有使用不便的價值異化。價值仍然可能成為許多政治論述的重要宣稱，就像生產時不得不與工具及產品產生關係；但這樣的異化卻直接導致群眾與工具及產品之間的關係失去持續的緊密關係，而僅僅成為拾取一點點政治資本自我滿足的手段，當然我們知道在這個故事裡，站在所有政治戰略制高點的資本家，終究成為斂取並享用巨大剩餘價值者的結局。

而我們仍然對於政治企業家精神心生嚮往，予以崇敬，妄想全世界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斂取他人生產的資本。大家都忘記了，在這個故事的事實面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當個與產品異化的生產者；只允許斂取他人產品方成財富的結構，從定義上就拒絕讓多數人獲取滿足。

而當一個社會在意識層次上實現全面或跡近全面的對立時，群眾必然已經因為缺乏比較對象而失去思考「這個機制是否可以不存在」的能力，而思考的只是「如何幫自己／對方的陣營增加／減少資本」，機制本身在此刻已經成為潛在的共識，甚至連「消解對立」的呼聲都不得不進入同一個戲局，第一步永遠必須先認知到對立戲局的現狀，才有可能提出實際有效的消解方案。

現狀並不是指那些皮相的論述與宣稱。改變戲局必須深入戲局，否則便只會是同構異形的永劫回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行為之所以有問題，是由於這個宣稱預設了將對方動手作為己方動手的絕對合理性來源。若是跟著這種宣稱思考，譬如不停考據誰先誰後，徹底忽略兩個小孩彼此扭打的現實，我們就永遠到不了「傷害他人究竟對不對」的思考階段。整個情勢也就因為指責誰先動手的宣稱而破壞了建立「傷害人是不可欲的」這類基本價值的可能性。

另一個問題是自我合理化。這可能透過上述例子中的暗示效果而阻礙價值的建立，或反向宣稱：由於我們處於對立的情況，因此某某價值必須從政治議程上退位。有時的宣稱則是說明當下有更重要而必須放在首位的價值。這時歷史變成重要的洞悉工具：倘若這個當下更重要的價值是合理的新發現，則或可稱為進步；但若從歷史來看，以往曾經稱為無可比擬的價值如今迅速退位，或在同一人群的宣稱歷史中永遠只是幾個不同的價值在彼此輪換位置卻無法提出與此對應的合理情勢轉變，都有可能指向一種全然基於資本積累的競爭性而存在的論述，與其宣稱的價值幾乎無關。這曾經被稱為鞏固領導中心、堅定反共信念、培養民族意識（在不同政治團體之間輪流被賦予最高的正當性或最惡的壓迫來源），學術些的說法例如詮釋權的爭奪、典範轉移之際的混亂、歷史決定論中的過度階段…等等。

自我合理化是人類行為裡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卻不能提升為最高價值用以作為其他現象合理性的基礎：一旦如此，則我們將徹底失去體認結構性因素的能力。

由於具備提出全新意識型態要素的特性，社會運動時常走在這個合理性判準的邊緣。倘若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認識不包含進步與否的判斷，便可理解自我合理化行動的遍在。這種行動在面對社會或他人時，即會產生對立的預設。無論是說服、闡揚、提醒、要求、宣告，都預設著一個與自己論述無法互相包容、彼此忽略或徹底矛盾的論述。我們都熟悉這種手段，比較粗糙的會被稱為紮稻草人，比較細緻的則被稱為洞察。然而對於細緻度的判斷，則根源於與這個預設存在同一個層次的成見。

凡有決斷，便是戲局開始之處。一個在既定戲局裡已經掌握重要資源的勢力，例如主流意見、傳統道德、國家教育內容或規章條文等等，都有可能在某個戲局形成的當下就已經註定能操作最大量的資本。這便是為什麼許多社會運動必須在不同場合現身挑戰既定論述，而既定論述儘管被有效駁斥仍能發揮巨大的效應。許多時候社會運動必然面對這個看似全然無理的現象，然而這個現象卻標示著運動的邊緣性、運動之所以出現的必要、運動所欲改變的狀態；換句話說，即是運動根本，運動存在所倚賴的現實。

如果沒有認識到這些現實，任何被忽略的元素都會成為運動的缺陷。我們自然不需要妄想一種面面俱到的運動存有，但至少可以成為我們反省的基礎所在。常有人嘲諷某個運動只是成員彼此相互取暖，而我們必須看到，這本是認同行為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自我認同的強度一旦膨脹得不成比例，便顯然要產生忽略運動現實的缺憾。經年累月的蘇花高爭議即是一例。

許多環保運動，事實上可能如同絕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在大眾傳播結構造就的訊息劣化、政治必須附著於政黨或特定意識型態，以及大眾知識能力的限制等等現象之下，特別在台灣，仍然常以缺乏有效論據的道德型態存在。而運動不斷嘗試以順應上述現象來擴張影響力的行為，則常常更進一步強化這些現象的效果。運動成員時常滿足於內部論述在內部交換時，相對於對立論述更為有效的認知，卻難以意識到這至少受到對於他方的有限認識、內部成員的知識能力、成員之間的道德性共識，與對外口號和內部論證的落差等等因素所限制。當對立面提出類似的化約性口號尋求支持時，運動成員卻常彷彿難以理解對方可能具有同樣的內外落差結構，直接回應以口號對口號的象徵戰爭。這樣的戲局一旦成立，碰到需要選擇其一的時刻，判斷的根據自然會源於其他所在，而此時對立雙方相應的結構內涵，包括內部邏輯或外顯口號等等，很容易就被放置到判斷的後位。既然爭議的落差本身被排開，判斷的依據自然會傾向上文提過的所有意識先見。傳統道德、既定規章甚至勢力大小等等成為判斷的根據，這恐怕不是任何意欲改變現狀卻仍身處相對弱勢的社會運動所樂見的。

在蘇花高提案並通過初步環評之後，環保團體的積極介入，形成現在成為選項的蘇花公路改善方案。而蘇花改儘管經過政府向各界諮詢，仍然遲遲無法通過環評形成政策，這整個過程的癥結一直在於不同改善方案中總是有著高度風險，而技術上可探知應探知卻至今未知的因素存在。演變至今，環保團體的說明論述中幾乎已只剩下工程技術性的質疑，而相應的機關組織卻也至今未能解決這些質疑。我相信這與一般對環保運動的認知已有差距，然而一方面環保團體從未放棄以道德式呼求進行召喚的策略，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接受對立方進行同樣層次的召喚。

於是當民選首長開始運作政治資本，利用口號煽動區域群眾獲取正當性時，以環保團體為主反省蘇花高的運動架構顯然是被擊中要害。既有的呼求形式與歷史積累的社會認知不允許快速傳遞出針對工程技術質疑的細節，而技術官僚與民間技師團體也因為長期建立的對立形勢與缺乏政治智慧的現實而選擇支持；如同上文所說，此時的選擇必然根據各自的先見，例如政府政令系統的層級，或技術理性的養成。

在這樣的意義上，綠黨五名市議員候選人選擇在花蓮縣長動員群眾要求即刻通過環評的時刻出面抗議，結果便必然是加強這個對立戲局的有效性。一個巴掌拍不響的口號人人會念，但若不曾意識到戲局的存在，當然無法理解自身在對立結構中的位置。而環評初審後第一時間的質疑，仍然將宣傳重心放在「史上最快環評」之類的奇怪論據，正提醒我們運動深陷的困境，而這個困境恐怕很難全部怪罪於對立方的勢力或手段。

有效的質疑多數都困於結構，限於內部，一時之間也無法改換群眾對發聲主體的認知；就算只看媒體效應，都很難說運動在目前的手段能產生什麼效果。既然這不是一場得以徹底抹滅對方存在的武力革命，運動也不具備迅速抹消各權力機關的勢力，面對他方強化對立意識的時刻，當然必須步步為營。所謂不會激化對立的宣稱只是空虛的呼喊，是運動的社會位置以及主流先見決定了這個宣稱的內涵為何，除去對這類現實的認知，宣稱本身自然便會帶著運動本已所剩無幾的合理性一起徹底落空。



蘇花高與淡北道，談為什麼要靜坐
蘇花改創環評首例　審兩次就過
綠黨終於像個黨
審查14天 「蘇花改」環評初審過關
蘇花改還需要環評嗎？
環團記者會「花東不只需要蘇花改」
蘇花改加快環評 蘇澳→東澳穿山建隧道
【特稿】蘇花改不改 何不暫緩環評 舉行聽證會
安全回家的路不只一條 環團籲慎審蘇花改
花蓮在地聯盟：蘇花改環評勿躁進
▲再見蘇花。污名化的母親之路▼
初審會議「地質最破碎…」 花蓮人聞言跪求
蘇花高環評 學者：89年已通過
毛治國：蘇花改溝通近1年
蘇花改配套 中鋼石材走鐵路
群眾動員 政治運作 蘇花改 高壓下初審過關

建構敵人，敵人的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與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

「永遠與弱勢站在一起」可能會變成我這一代所有運動者念茲在茲，卻又必須擺脫，而終將纏祟自己一生的道德訓令。
還是要從這串討論開始。卡維波終於在串首令人難以認同的文章之後提出可能是關於這個論點最重要的分辨，即可能與主流道德呼求並存的「弱勢」／難以在主流存在時自我實現的「邊緣」。在此之前，我完全能夠理解關於一連串「表態」的討論裡各方顯示出來的焦慮，讀過傅柯關於西方基督教政體如何以誘引「自白」的生成性倫理來達成總體管理的目標，對於不斷告白立場的誘導當然會有所警覺。有經驗的政治思考者肯定都對表態的意涵有過許多思索，甚至在一個確定的話題上，「選邊站」的要求通常都被認識為不友善或對問題討論無益。

然而引誘自白的手段可不是西方政體所專屬。毛澤東同樣在中國「引蛇出洞」過，蔣介石也曾靠著建構出有限的自由派空間而完成他的意識型態型構；希特勒的集權政體建立在一個政治論辯密度數一數二的政體之上，就算是列寧甚至史達林也都曾經做過「必須容忍不同意見」的表態。

然而我們都知道那後來成了怎麼一回事。無論是勞改下獄，或者較為先進的言論封殺，乃至於非常文明的意識型態排除等等手段，人類社會從來沒有證明過自己能夠完全脫離淨化社會想像的衝動，總是以各種方式建構出不同型態的全民公敵，因此每個足以稱為主流的意識型態都具備這樣的對象，於是也因此在每個地方都有弱勢與邊緣，像政治領域這種高度受到想像宰制的所在，辨識敵我就順理成章地形塑出我們自問的第一道題目。

而我們卻常無法意識到自己曾問過這樣的問題也給出過答案。所有關於政治行動的論述，背後必然藏有這個屬於認同的問題。敵人有可能具象化成某些人群，有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思想，也有可能只是一種邏輯錯誤的偏見；當然這些也有可能彼此矛盾地存在於同一套論述裡。然而成就意識型態的吸引力如此巨大，人們可以徹底忽略，乃至於高聲辯護自己論述中最明顯的矛盾。

根據西方的發展經驗，我們唯有發展出共同的意識基底才能逐漸在相互主體性之間釐清矛盾。然而這也不限於西方，中國皇朝時代的知識份子就早已慣於將這種共性極大化，順帶加上尊皇敬天的副作用，最後的效果就類似於西方科學家總是樂於承認神的存在。所幸西方的神既從不現身又不自己開口或降旨，人們於是獲得懷疑彼此的權力，從懷疑誰才能代言神開始，人人都有自證的空間，特別在教士階級體制的權威大幅下降之後，平等開始成為可能，詮釋逐漸開放，甚至連聖經都被打開除魅的潛力，乃因被遮掩的教義與教史矛盾得以被掀開，共同邏輯的存在以及論辯對於歷史發展出的邏輯之落實，導致連信仰本身都成為可以質疑的對象。固然相對於此，直到當代都有諸多反動的現象產生，然而落實邏輯基礎的行動卻與人的存在（或在某處，人的意義崩解後與無感官身軀的慾望）緊密連結，當代以西方與親西方理論為發展根源的各種進步行動即植基於此。

如果覺得「西方傳統」四個字太過刺眼，我們必須知道，所謂希臘羅馬以降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也只不過是某個時代歐洲學界「重新發明的傳統」而已。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論述固化，絕大多數人都因而有此認識，若要稱之為一種信仰核心也無不可。只不過與傳統宗教不同的是，這個信仰關涉的是一個簡單的敘述，既無神祕主義基底，也難說有全套意識型態供其驅使，單純的證據便可顯明其中的矛盾，並不需要在論述上太過著力。

固然世界上還有許多拒絕相信基本事實的人群，當代政治信仰因而在在呈現出複雜無比的型態，不但難以同樣的原則貫徹，甚且難以用單一的架構加以認知。而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義或東方的伊斯蘭教義以至儒家思想，無一不可透過各種裂解的方案加以拆卸利用，所有看似徹底顛覆的行動事實上都倚賴類似的裂解重組以實施，發展出具有不同地域特性的意識型態政體。在社會結構緊密互扣的狀態下，任何變革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必須在某些部分紮根以獲取更動其他部分的力量。而這樣的現實直接導致所有行動都不像正面或反面宣傳語言所說的那樣，能夠達成任何徹底的翻轉；毋寧是，每個行動都會引發一場戲局，在戲局裡我們只有極為有限的選項與能量。將能量貫注在遮掩性的宣傳語言已經是種浪費，用盡全力去執行宣傳口號的內容則已跡近譫妄。

徹底屬於西方政治領域裡反身思考的共產主義傳到東方之後，成立了大小不同的社會主義政權。共產中國即是其中之一，而舊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整體解放的無限期歷史進程階段論對比「西方傳統」下的自由人權主張並合理化自身的專制集權，卻無法解決數十年的人民壓抑而崩毀。而「西方」在資本主義統御後，卻可以依賴多源性的語言來構作出一種更精細的歷史進程階段，而目前看來，根據自由民主人權等，姑且稱為「普世價值」的論調逐步成為共通邏輯，當下「西方制度」已經擺脫了跟共產制度相比下缺乏目的的缺點，進而成就更為進步的主流，同時也保證更為活躍、更具備自我主張能力的邊緣與弱勢存在。更進一步說，以這些「普世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無論是弱勢或邊緣都具備可供使用的論述武器，面對這場必將持續下去的戰爭。

失去了這些武器，可有任何其他制度構想過類似的工具？可有其他供參照的價值？無論是創新語言，甚至於武力革命，就有機會擺脫與西方國家權力的關係嗎？事實上，當全球所有國家都被纏祟在可通匯的貨幣、類似的金融體制、彼此相距不遠的幾個體制選擇，以及軍事行動始終未曾逃脫狂人掌控的最終結果等等狀態之中，甚至連青年反文化都彼此拷貝，所謂東西方有所不同，或即將創造不同的問題意識，實在很難說不只是一種庸人自擾。

相對地，我們只能在分隔西方與東方的大前提上，才有可能直接指明一種稱為「西方霸權」的對象。而像卡維波在其後的回應裡明白提出「至少有三方博奕」的態度以及說明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與運動者」「必然會批判像諾貝爾獎這樣的政治動作」等發言，仍然無法讓人領會在這個多方博奕的情況下，將西方與東方與第三世界與邊陲地帶高喊「普世價值」的人們同歸於西方霸權，究竟有什麼多方博奕可言。這本就是質疑討論串首文章最基礎的立場。而若這個「西方霸權」之下的人群立場是可以碎裂看待的，令人不明白的便是為什麼只不過有部分被西方霸權影響的諾貝爾獎應該受我們將西方霸權視為最主要的元素看待。

如同卡維波在後文回應中所說，「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去把多樣的敵意與鬥爭建構為二人博奕？」以及「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把某些議題建構為『優先』、『共同（非特殊）』與『普世』」，並也同時提供了「當然是比較有權力與話語的集團才能夠將自身投射為普遍，把它的敵人變成『大家共同的最大敵人』。它的議題是那把大傘，其他議題都在傘下」這樣的答案，我當然不認為所謂「性權派」具備立即而有效的詮釋設定權，然而這樣一來，不如明說「性權派」便因此理論對比而將自己困死在遠離主流的邊緣，宣告自己一旦獲取詮釋權則其詮釋立即全數失效，諷刺的是，或許我們便能因此開始同情當時的主流為何仍要維護應已失效的詮釋論述？

然而歷史上早已有過無數類似的故事。台灣民主化運動及其造就的民進黨即為顯例。至今台灣的兩大黨最有力的論述全是受害者論述，召喚的最大認同全是受害者認同，建構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建構自己的政治性則從來力不從心。美國建構俄國建構中國建構伊拉克、歐美建構伊斯蘭世界建構非裔人群、台灣建構中國建構東南亞、中國建構日本建構西方、伊朗建構美國建構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與無神論中國與多神論台灣過去一同建構女性，如今共同建構性少數，而遺憾地某些性少數也依婦權運動的惡例不斷建構一個萬惡的霸權世界。在此容我提醒，上面提到的所有認同範疇全部都不認為自己獲得應有的統治世界的權力；而單純只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不斷容許自身內部不可思議的矛盾、神祕主義與倫理及詮釋斷裂過度繁殖。

這樣的例子族繁不及備載，而類似的語言問題之所以不停地出現，原因其實在於語言本身就是一個容納自我矛盾乃至於雙義甚至多義並存的巨大沈澱池。我們在其中不停揀選各種片段形成論述，利用論述彼此檢驗，留下文字在時間中沈積。各種沈積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後果，在經過論述裂解的長久努力之後，如今又要重回建構巨大敵人的舊時代，特別是根據這些股份有限敵人的爪牙所及否定一切互持股份的關係企業，就像是透過呼籲所有資本家恢復純粹持股以召喚遠方將來的工人革命一樣夢幻。

請勿捎來絕望

Palais de bourse，「交易聖殿」，羅馬式圓柱，三角頂，拱頂圓窗，階前的女神石像衣著雕飾極其精巧。這是仿希羅文化的新古典主義，推計建造時間或在十九世紀末。

我在心裡隨意編了這麼一句話，連自己都不知道真假。或許光是這一句話就是漏洞百出的外行眼光。我怎麼知道呢？這一切也可能全都不是真的。

邊打趣說自己很快就要開始做黑工了，邊思考著究竟要拿什麼去對付眾人避之為恐不及的警察單位，也不時回憶起自己這兩年多來有多少日子都是在不可思議的幸運與意外之間擺蕩。有時會想，或許我只是在不停地逼迫自己感受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這句話的荒謬，然而久了，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抵抗或僅是沈溺其中。我仍然笑著，知道自己的意識深處總會瘋狂追尋一切受傷害的機會，一旦成功了卻又悻悻然詛咒命運，毫不誠懇地展示自己一命闕然。不管支持得了多少人格，總是咬著牙彼此相對，企圖扯開嘴角擠出嘲弄對方的微笑。自己成為看見自己的鏡子，因為自己從不曾逃離自己，最誠實的姿態也就是最無趣的重複拷貝自己假扮始終困於內心的諸多性格。當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卻更明白自己僅能從這裡看見唯一可信卻深知絕不可能的真實。

如果這一切或我行將離去，我怎麼面對自己複製出來的自己？我是這樣活下來的。單純將是終結自身的預言。

還可以走到什麼地步？想像裡的身體已經步上聖殿的梯階，另一個走上毀滅，幸好因此大部分的我都得以警醒地留下，尚且能推陳出新迭有驚喜。假扮的蛇已經爬上咽喉，親暱地舔舐，在長髮下捲起，安眠，而後善意地假扮著咬囓。我讓恐懼走向自我毀滅，但畢竟什麼也留不下來。

真實的必然持續地枯死，虛幻的必然沉默著繁茂。

偷空看了幾篇自己從前的文章，一切都已經不大對勁，無論有多麼讓人傷逝。最自由的人格，帶著獰笑，聲稱是最後的勝利者。但是我卻還在，羞赧地反省自己為甚麼還不消失。而我若不在，又有哪來的勝利，何必管什麼自由？看到弱不禁風的，都格格吃吃地笑起來了，隨著風聲搖擺不曾稍歇，我猜應該是在聊天吧？不是我認識的語言，那麼也許是法文也未可知。

我知道我並不認識真實，因此我也知道自己無法認識其他的靈魂。如果所有靈魂都是虛假的該有多好？如此一來便只有我是真實。

於是真實也可以成為最無用的東西。我們試著彼此親吻，但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我們說不出口，只好再推兩個性格朝向毀滅，才好安然地獰笑著面對。安不下心，因為自我已是死物，有心亦不得安。

只是，萬一這一切全都是真的呢？

【短評】韓寒說真話

圖片來源：新民網

韓寒肯定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不能否認他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也不能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能力說假話。

說真話的韓寒，這個意象總是讓我想起許多初看有趣事後卻乏味的影評，聲稱某某導演在某某影片中，哪怕只是隱隱提到，都是對某某議題的討論：【男孩別哭】「討論」了變性人的社會歧視、【末路狂花】「討論」了女性親密情誼與同志傾向、【鴻孕當頭】「討論」了未婚少女懷孕的處境...這種「討論」的深度邏輯，在不同面向之下，演變成乃至於只要支持某某議題的歌手就成了議題專家、得了諾貝爾獎就成了社會賢達、致力慈善就成了意見領袖，或推動翻譯計畫就成了網路界或反抗勢力總代表...等等。

韓寒的真話們並沒有超出這個格局太多，就像我們稱讚一個人熱心於針砭時事，其最高的成就可能就是下針後見一滴血，而這滴血可能還是從我們自己心頭淌出來的。

在中國，知道某些真相的人很多，願意說出口的人卻不得不少。從這點上，我們讚頌韓寒有勇氣，而這樣的勇氣激動了許多人致力於挖掘真相，打破政權壓迫語言的框架，彼此交換關於未來社會的美好想像，誓言在達到突破統治結構的目的前永不休止...是這樣嗎？比上面提到的影評來的更糟的是，影評們至少懂得借題發揮，各言其志對社會發聲，而迄今對於韓寒，除了無奈地討論一下他個人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之外，可有誰能根據他的發聲來充實自己的語言？根據他說出的真話找到改革的動力？在他說過的話裡提出一致的意旨，而那樣的意旨包含了反抗什麼結構的希望？

彷彿有。我看到的韓寒，所希望的很簡單，不過就是一個眾人知書達禮，官民相互扶持，彼此攜手共進的社會主義理想國而已。而是的，社會主義理想之中是有包括言論自由的。

所以韓寒說自己是「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這句話之所以成名，正是因為話語本身足以衍伸多面向的閱讀，而將其不斷重複則無法脫離正面表述的框架。對我而言，在他在許多發言之後，認為自己走在被檢禁的邊緣時，一種就像龍應台在北大演說中，將禮義廉恥視為台灣人民共同意識又與民主政治牽扯作伴的神秘連結出現了，這種連結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不管歷史上公民與道德的課文內容如何改變都可以與此代換，同時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一旦有了共同意識我們便能牽扯上任何當代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點精神分析在將自身與政治和社會連結時和我們說了很多，而韓寒正是在此處保有這樣神秘的連結，利用普遍道德的呼喚（哪怕可能只是認賊作父之後展現出一點激動人心的伊底帕斯悲憤），指向一個在霧中渺茫又彷彿分明的未來。我並不認為韓寒行走的那段邊緣將踏空視作純粹的危機，這並非指韓寒不可能被檢禁（這早已有例子），而是韓寒的言語必須與檢禁相生以獲取最高的價值；因為他說出的真話所牽涉的現象，在所有社會裡都可以隨時找出代換，但儘管在這樣堅固的共性基礎之下，他仍然無法提出一個統整的意見。也因此他的所有言語基本上與政權結構的穩固性不大有關，倒是設定了一個統治集團得以在宣傳中提作努力方向的價值；而這樣的現象，恐怕也只有在類似當下共產黨對於所有語言都具備廣大性感帶卻唯獨對他相對冷感的情況下才值得注目。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否認的就是，韓寒確實是一個高明的語言操作者。就像我在這篇文章裡必須使用許多他常用的語言效果來達成一點批評，而我也無法忍受自己犯諸如稱其現象為「庸眾的勝利」之類除了激動粉絲群起護駕之外毫無作用的錯誤；事實上，對韓寒這樣自足的語言世界進行批評，甚至一不小心就會掉進與他同一個層次的貓追尾巴的遊戲上。這也正是我們不知道韓寒有多少能力說假話的原因之一；當一個人提不出難以快速自我翻轉的論述時，我們當然不太有辦法以相對獨立的位置對其提出批評，甚至無從認定他在發表某些言論時究竟是否基於某種善意。而這便是韓寒與高明政客的相同之處，自然韓寒尚不曾掉入出爾反爾的愚蠢政客的範疇去，這一點應該是目前為止最值得讚揚的地方。

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抱著雄厚的名聲勢力，韓寒於是熱烈地揮灑著屬於他的所有資本。而我以為台灣在經歷這麼多公共領域裡，成就與名聲弱相關的名人現象之後，應該多少會有所覺悟，卻沒想到中國言論自由的黑旗蓋過了台灣言論自由的白旗成為許多人對韓寒進行判斷的條件。若我是政客當會把握這樣的律則，理解到原來不自由總能製造出自由的盲點。在韓寒輕快行走的步伐之間，陰影裡正有無數熱愛不自由的鬼魅蠢動，渴望著將韓寒現象養大之後一舉收編。

或許，這也就是前輩陳文茜希望他要珍惜自己話語權的真義，而我則希望他不要理解錯誤，把珍惜等同於將本逐利。只是，這麼多的成功經驗擺在眼前，韓寒不做嗎？基於市場經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人性，我也看不出來刻意不做有什麼好處。不講道德卻處處暗含道德、犧牲利益來獲取更大的資本、把自己的姿態放低成微渺虛弱的個人，追逐社會共性卻把自己擺在邊緣角色...，我以為我們看得很多了，就連韓寒這樣輕快的腳步也似曾相識。

韓寒回應陳文茜的語調一樣是輕快的：尊重、喜歡陳文茜，但不和女人爭辯。這個議題值得交給女性主義大書特書，我也懶得僭越。倒是這樣一來，我不如也聲明一下：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就是女人，還請韓寒們不要太在意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