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復仇

仔細想想，除了至今仍是一個謎題的某篇文章，除了紀錄她在捷運局（前誤植為文建會）一役中英勇拍門的身影之外，好像沒有為這個朋友寫過什麼東西，反而常常寫一些讓她覺得很無聊的政治議題。

直到她用「？」寫了一篇文章，我才又想起這之間畢竟有著的關聯。多虧阿潑想起當時慕情用「？」築起的防衛壁壘，我是連當天喝什麼酒都忘得乾乾淨淨了。只記得當天自己沒有太多疑問，乏力地詮釋彼此發言的角色，簡而言之，便是喃喃重複別人的發言，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立場不大對勁。

忝自出身於田野風氣最盛的社會系之一，我從來就不敢認真以田野調查做為研究設計的主要基礎，卻又選了個以田野做來簡單太多的題目，看在別的同學眼裡總是奇怪。事實上我也不曾實際思考過，只覺得自己不該做不能做。直到某天同學意外在席間問起原因，才在腦中不由自主地浮現許多，彷彿已經存在很久的原因。我說，一來我太容易跟見面的人發展出友好關係，而且自己容易深陷其中。我畢竟相信，田野研究若要對學術負責，必須實施背叛和疏離的行動策略。如果我連這都做不到，走進田野只是徒然增益自己的人生經驗而已。再者，我在觀察時所收到的訊息太過繁複，不只是語氣敘述表情姿態，甚至空間歷史個人生命等等脈絡都會自動地不停地全部浮現一再修正。這樣的我一旦進了田野，倘若僥倖不被自己累死，也會因為累積的細節量過多，導致研究瑣碎難以導出結論。

相對地，慕情的在場，實際上就是一個帶著與我類似的限制，卻不僅勇敢地走進了田野，甚至堅持數年不棄的身影。這樣的狀況下，我又怎麼可能對任何「？」產生回應？

而其實，我覺得當場的「？」，不管怎麼看都是一種復仇。

政治裡很少提到復仇，但是總有許多其他的，諸如反抗、革命、批判、輪替之類字眼漂移在與復仇二字無比曖昧的粉紅色力必多空間之中。也就是說，當人們想靠政治來復仇時，總先祭出大是大非，再把復仇偽裝成不小心順帶提起的副作用。真正驅動這類政治議程的苦難經驗和意識，於是也不停地向潛意識沈落，終成不可言說的信仰。

在萬千政治脈絡橫空交錯的當下，願意保住誠實的人，自然只能以不斷的「？」來回應。這是對過度喧嘩卻無所用心的世界的復仇，也是對在虛偽世界前停步思索利益好壞的我們的復仇。

而這個以「？」復仇的人有點好處，不同於人們慣於用傷害來補償自己的眼淚，她總是以眼淚來抹去既成與未成的損傷。旁人不停努力埋藏著，她卻向著最貧瘠的地塊行去，勤耕不懈，翻土撒種，期待在下次節氣降臨後滿載收成。只是貧瘠地界永無止盡，寥寥身影再多努力，所改變的看來總是那麼渺小。我們眼看著無邊荒地，滿腹羞愧地一再遠離。背對著循理念前進的人，看來就像是拋棄了他們一般。

親愛的胡慕情小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要肆無忌憚地對妳付出這麼多期待。這些信任不是為了增添妳的責任，而是標誌出妳在這個空間裡的潛能有多麼巨大。在妳所在的地方，也已經協力建起這麼多全新的可能性。事已至此，對於世界，其實妳是該不甘願，但那又怎麼可能呢？

【情人節特刊】邱毅不過是頂假髮

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由於邱毅在媒體上公然聲明想約桂綸鎂共度情人節，一句話打破多少宅男夢想。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本我對邱毅亂七八糟的論述方法一向沒放在心上，但此事既發，也不好意思不說個兩句，談談與這個人相關的媒介現象。

（註：由於情人節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神聖也最真實的節日之一，本文不涉任何超真實之類論述，請放心閱讀）


邱毅本人的論述毫無可觀，也找不到什麼特別的意識形態意旨，所憑仗者就是嘴賤了些，搞得各路以為自己正義的禁衛軍各為其主，群起攻之。支持他的群眾恐怕多半說不上信賴，就是縱容惡搞，藉媒體奇觀的方式為自己人壯壯聲勢。握有權力的那些，看來也只是放著這個虎仔在外尋釁生事，關起門來還是各搞各的合縱權爭。這種少年幫派械鬥的血性故事，也真虧台灣有這麼多人玩得興高采烈，如癡如醉。支持者毫無骨氣見招即捧，反對者罵的也是天馬行空不可理喻。兩群烏合之眾陰陽相濟，倒是把邱毅的臉打得腫了又腫、吹牛捧得高上加高，宛然一個仗義行俠的腫臉胖子。

我記得在大學時代曾上過一堂名為勞工研究的課。老師在課上講過一個故事說，他曾經帶一個外國朋友上夜市，看到賭香腸的小攤，外國朋友就下場挑戰。這位朋友一邊骰還一邊講解經濟學理論；他下了一次，中香腸一條，第二次再骰輸了，所以第三次加倍下注，第四次、第五次...如此不論輸贏依法炮製，最後幾乎把整個攤子的香腸都贏過來。外國朋友說，這就是資本在市場裡的用途，資本越大，賭博的機率雖然不變，但是只要源源不絕地投入更多資本，最後的勝利十拿九穩，一開始就成定局。

關於邱毅的現象或許也差不了多少。在信任資本尚未豐足時投入小規模的語言賭注，取得些微效果後就擴大局面；被戳破時低調，撈上邊就吹噓，誇大戰果，遺忘失誤；按照與自身的親疏差序來決定某種評斷標準的使用與否，用於敵人的批評不適於自己、敵人使用的遁詞用得倒是毫不猶豫；一旦在某個特定脈絡取得資本便緊緊糾纏，居位代言者吸取更多資本。這些都是賺取各種資本的常見方式。把眼光縮小到政治場域裡的信任資本也是如此。當下看來波瀾壯闊熱血澎湃，所謂媒體戰爭的訊息戲局，不管是自認得志的壓迫或自稱受欺的抵抗，所用的皆是同一種語言型態。

當然這只是最根本。向上發展之後，偶爾行動者也會做一點些微違反這個系統的意外之舉，例如偶爾以相近的標準檢視同夥與敵手、以行大事者不拘小節之姿運作精細的論述，卻排除一切於己不利的論述效果等等。只是以這類狀況之稀有，規模不足以傷害資本運作的根本體制，反而能為行動者累積更多資本，以少數正直的時刻將自己誇大為正義光輝的道成肉身。

很難說這個運作型態是對是錯，因為社會裡四處都見得到它的影子。在這個影子最飄渺空虛之處，則誕生了為數眾多，異形同構又彼此看不順眼的邱毅們。而社會裡的其他人，或盲目信賴，或嗤之以鼻，卻從來不曾對背後的媒體現象賦予夠多的注目，因為我們想要否定的，從來都只是敵人而不是戰爭本身。虛矯不實的戲局因此永垂不朽。

語言戲局確實是毫無力量，但由於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集體默認，讓語言和各種資本產生直接的連帶關係。就像邱毅知名的假髮，只因為堅決不認，居然成了重大的注目焦點，乃至對認其為敵的人們而言，成了一針強力興奮劑。我們堅持那是假髮，我們堅持那是真髮，我們都知道他是禿頭騙子，我們都知道他是打扁大將；我們以為那些頭髮的真假就代表了他一切語言的真假，我們想要看到真相，而最重要的真相就是邱毅的頭髮。直到由抗議者掀開他假髮那一霎那，我們都見到了無可抵賴的真相：

頭髮之下，原來居然是片頭皮。

本圖取自Bbrother部落格

語言、政治、敵我

在時代精神部落格以「Schmitt專題」為主軸發表兩篇文章之後，接著又以Loss in Twitt為名發表了回應批評型態的文章。該文以三個人的Twitter內容作為批評，認為「業已在twitter上形成討論」，表示「好的文字確實有讓論客不得不注意的壓力」。我有幸被提攜參與這個部落客自我吹捧的行為，顯見好的推特發言也有讓寫手不得不回應的壓力。但由於我的推特早已上鎖，可能因此導致輾轉傳出的推文難以取得又過於零碎；除了在該文回應裡提出這個現象之外，另提出較具脈絡的說法，避免【對話失去敵我意識，陷入去政治化的危機】。

該篇文章對我的引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引用之後所附的推特永久連結網址，導致讓所有人在不清楚我的推特帳號早已上鎖的前提下，連結時只能看到被封鎖的畫面，而時代精神作者並未提及這點。對於收集一手資料的學術工作者而言，田野裡研究者與對象之間的冥界或背叛關係事屬當然，但在揭露田野資料時，對於重要的資料環境知識刻意隱瞞，便是在學術分析的實踐中，非常嚴重的去政治化缺陷。作者所引用的該站文章，主軸之一便是質疑台灣去政治化的風向，卻在個人實踐的政治裡，對此類缺失毫無知覺。推特上鎖與否，對日常發言的操作習僻有不可置疑的影響。而該文章在操作中所展示的遮掩效果，不僅只作用在這個細節，事實上也關係著底下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1. 比應然更危險的事

在我的這則發言裡，以「典型的自說自話。誰跟你說這是政治上的應然的？」這句開頭。這句話的重心是「自說自話」而非應然，這不代表我認為那說錯了。從兩篇專題文章的內容看來，其手法便是借助篩選的事實取得合法性，並回溯此等現象而暗示在理論上也有了應然的依據。這種操作手法，可由這兩段引文看出：

nagasawa：
...在一個徹底消除戰爭可能性，實現絕對和平的世界中，的確不會有敵友劃分的必要。但只要戰爭始終存在發生的可能性，只要人們還可能相互威脅彼此的生存，Schmitt將政治的定義視為「劃分敵友」，就具有現實的意義。

從上面可知，國家以政治的概念做為前提，政治即敵友之分，而此區分的必要來自於在現實世界中戰爭持續威脅生存的可能性。

oskarshen：
...雖然Schmitt這個概念是對當時德國除戰化，或是解除武裝化的反駁，甚至被視為後來納粹以武力重建德國的說詞，但事實上這兩句話卻仍舊點出人類世界至今都無法破除的主權與國家限制。即使以美國為例，這個最大的民主的殖民帝國，在九一一之後以緊急狀態，或是發動反恐戰爭來劃分敵我的舉措，仍舊證實了 Schmitt在當時提出來的論點。

聲明理論必須為現象負責，或聲明現象必須成為理論基礎時，引用現象的方式就決定了這個理論的高度。倘若我們能說Schmitt對於威瑪體制的看法，是針對一個對於簡單的民主共議制度過度信仰的社會所提出的反思；在這兩位作者的評論裡，則看不出其針對者有類似的視野，而僅是出於一個質疑當下執政黨，並反對消解民族敵我判分的立場而已。這個立場本身與社會的關係為何？作者不曾認真處理的其他項目（在野黨、相關政治團體、類似理論發言；不同的民族想像、台灣所謂認同現狀）與這個立場的擺置關係又是什麼？對於後者，oskarshen至少有兩個具有內在矛盾的看法：一是較為空泛的「...從市民社會中重新調和另一種開放式的民族主義，放棄在既有的憲法上完成Schmitt所謂的單一民族的建構，重新回到建立民族的根本議題上，並且用作補充多元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憲政理論」，另一是「...最根本的，仍舊是台灣無法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主權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問題」。如果作者已經發現台灣的政治決斷被癱瘓的現實，卻執拗地認為我們終將以整合完成的民族作為增進體制決斷能力的解決方案，那不過是對台灣現存兩種以上的國族運動各自給予激化鬥爭爭取勝利的理據而已。台灣政治癱瘓的現象，來自於國族認同之間的彼此主動敵對與互斥，並非議不可決的反決斷性格。在這種時刻，表明了追求一種能「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主權，幾乎直接忽視這兩種主權現象長期以來對於異質社會的抹消歷史，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我們另外在nagasawa的文章裡讀到：

...因為政治統一體一旦形成，成員就必須服從其權威，接受敵友的劃分，這是來自於政治共同體維繫自身存在的權利，從其存在的事實而有的權利，不需要任何證成。 Schmitt認為：一個民族如果不再有力量或意願將自己維繫在政治的範圍之內，則從世界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這個軟弱的民族。

這段聲稱的解讀恐怕很難有多元發展的機會。在這篇文章裡，為「政治」所打開的詮釋空間極其狹小。「生存意義」、「敵友之分」這類的詞彙重複出現，藉由對Schmitt的片段引文，尚且企圖聲援自己「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的結論，直接抹消台灣當下現象中諸多認同與疆界的複雜現狀，讓文中反對去政治化的聲稱，顯得淺薄而片面。


2. 非政治化的囈語情結

我個人對Schmitt的著作閱讀並不足夠，甚至對於後續評論與詮釋者如Agamben等人的閱讀亦然，此所以這篇文章的評論範圍必須限於兩篇論述本身。但多少可以確認的是，類如兩位作者這種跨越時空的類比方式，必須要處理地比這兩篇文章更加小心，而不是直接套用引出結論了事。一個觀察的重點在於兩位作者對去政治化／政治決斷兩個術語的使用。

oskarshen文中對於「開放式的民族主義」、「多元主義」等等的宣稱，其實質內涵在作為論述實踐的兩篇文章之中都不存在。nagasawa有關台灣主權疆界的排他性認知，如「台灣做為一個國家，須以政治之邊界，亦即敵友之分做為前提，此非中國『本質上的邪惡』，而是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這類將認同與政治的內涵視為不需解釋的符指的說法；以及oskarshen對1992年選舉【以一體民族達成認同疆界（和中國關係）決斷並因此達成民族一體化（國體、主權歸屬等問題）】這個具備因果緊張關係的的重語反覆詮釋，都顯示兩位作者對於其他認同中的疆界概念，包括疆界範圍以及疆界劃分姿態都毫無妥協的態度。或許這就是兩位作者的底線，但在這些態度毫不妥協的前提下來談民族一體化，又以多元或泛稱政治的論述姿態妝點門面，其結果就是生產出以自身認同進行潛意識行銷的宣傳文字而已。這種遠非分析的論述，正是當代政治與媒體場域裡去政治化實踐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份。

我們必須回到對於例外狀態的明稱與暗示。在nagasawa文中，一再將台灣（或其想像的國家狀態）返歸於現實不可避免的戰爭狀態之中，將戰爭狀態置於認同型塑的基礎位置；而在oskarshen處，則如上文所引，全然不加遮掩地要求在台灣建立一個具有決定例外狀態與分辨敵我的主權。這種大膽的宣稱，除非認定其對例外狀態的當代論述全然無知，否則實在很難對此做出樂觀的詮釋。連我作為政治哲學的門外人，都很難忽略用Google尋找「例外狀態」所能得到的諸多負面意含，何況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現象之後，還能夠不加自我解說地如此聲稱，本身就是去政治化論述的範本。這裡提及的政治並非nagasawa狹義的體制政治認知，而是關於論述政治、翻譯政治、政治宣傳等等諸多操作手法的使用。兩位作者所強調的決斷，對於針砭民主共議政治體制缺陷的重要性顯著可見。然而在談論這類針砭時，如何在認知中擺置決斷與共議的概念，則是任何政治知識終究必須予以直面處理的問題。僅止於強調決斷的重要性，若不對相互關係予以說明，恐怕就只能被認為是一篇讓民主體制缺席的政治建言。呼求型塑一個具備政治決斷能力的民族，在不加上足夠註腳的情況下，也是在直接呼求一個具有宰制合法性的共同體的誕生。宰制絕不因為具有集體合法性而合理化。我反對兩位作者這種思想的實現。


3. 邊界的誕生與消亡

於是，在去政治化操作以及追求宰制權力的旨趣下，在一個看似只是對決斷概念的微小堅持中，誕生了兩位作者毫無新意的認同表述。關於這個問題，我建議兩位作者閱讀我的看法，也請兩位大可忽略我在文末勿網摘的建議。

台灣沒有一種認同的邊界是像兩位作者想像得這麼樂觀。關於「台北國」、「南部」、「台灣人」、「新台灣人」、「台獨沙文主義」、「滯台中國人」的不同想像範疇，並不只是滿足陽性貶損攻擊慾望的玩笑，而事實上在不同的認同集結過程裡各自具有論述導向的重要作用。個人為了自身政治資本的成長，在認同場域裡也必然要不停發展和學習這類論述，訓練自己成為有效的符號操作者，於是在這個多種認同衝突的島嶼上，對於敵我的判分以及擬戰爭狀態乃至例外狀態等等決斷，早就在認同衝突的前線上狂轟濫炸不可自已。台灣民主體制之所以尚能維持表面型態的原因，恰好不是缺乏這些決斷，而是到目前為止，這類彼此目標與立場矛盾的決斷，還能彼此同意國家機器需要執行單向政策的這個共識的結果。遺憾的是，如果我們還是一逕地在關於國族的論述上，利用去政治化的宣傳語言企圖固化自身立場，並推動自身所屬的國族運動；其結果就是我們終究得選擇一個現已既存的套裝認同來作為共同體的內容。而若我們的視野比這兩位作者更寬廣些，綜觀多年來各種認同所帶引出的論述與象徵暴力，乃至於其生產的各種不可思議的壓迫形式，我不知道對於某個單一共同體進行決斷的道德信心究竟何在。

事實上，如果只把台灣的認同現況看成是引用西方理論時需要予以處置的扞格，而非重新省視疆界概念的機會，對於任何層次的認同論述都毫無貢獻可言。而對去政治化概念中政治意含的狹義化，就會造成如nagasawa文中所展示的，把馬英九的和平宣示視為去政治化手段的單純詮釋。作者在此處意外地使用了「綏靖」一詞，將馬的宣示意義限縮至單純掃蕩異議的統治手段，反倒更難提出馬所企圖掩蓋的那些政治效果，更忽視了在此處引用Schmitt「相信一個民族通過宣告它與全世界友好相處或自願解除武裝就能排除敵友的劃分，完全是一種錯誤。世界並不會因此而非政治化，也不會因此而進入一種純道德、純正義或純經濟的狀況」這段文字時，將政治等同於戰爭狀態的潛在危險，另外還進一步透過將Schmitt的「存在狀態」比附於台灣認同的「存在狀態」，抹消了在台灣認同場域裡，各種立場並未以實質武力交鋒，而是以論述企圖摧毀對方存在的現實；企圖導引認知，以中國武力的界線來決定認同的疆界。在這種立場上呼求共同體的集結，正如上文所述，本身就是刻意略去自身政治計畫，略去政治進程必須處理要素的去政治化手段，因此也是企圖藉由一種緊急狀態的強調來抹消其他政治進程，例如如何處理認同衝突現狀，的強制性手段。

如果政治就是分辨敵我，如果國家必須追求共同體決斷，那麼，這個分裂的台灣早就已經失去族國一體的政治化與決斷性的絕大多數要素了。在缺乏各種要素卻又不願直面處置的狀況下，還要呼求去凌空構造一個共同體，令我非常期待看到在往後的文章裡，時代精神部落格如何不在關於政治的詮釋上，繼續創造進一步的自我矛盾。

Kebab

跟同學聊天錯過了學生餐廳開放時間。經過一家印度人開的Kebab，想起好久沒有吃到烤餅，便臨時更改了計畫。


因為過了用餐時間，店員比客人還多。站在櫃台尾端的一個小女生先看見我，就向我打了招呼。小女生畫著印度味濃厚的眼線，把原本秀氣的輪廓襯得更分明。她穿著一件毛呢外套，讓我有點遲疑。靠在櫃台上穿制服的男人這時看見我，轉過身來問我點些什麼。我很快點了咖哩雞肉三明治，拿罐可樂。女孩看了我一眼，側身走到窗旁的桌邊坐下。

窗邊桌位已經坐了一個老人，同樣穿著制服。不一會一個高瘦的白人走進店裡，看著老人起身，向他指指大門，便擺弄起門鎖來。想來是壞了得修理。

在我好不容易把所有薯條都吃完，正要咬下烤餅時，白人終於有了結論。他向老人說這鎖還是得換，我幫你換鎖，大概要價四五十歐元吧。我幫你換個最好的鎖，他強調。

老人咕噥了幾句，也不知生意有沒有談成，白人就道別走了。剛忙完一段落的店員問了幾句，老人咕噥得更大聲。

他說，不過是個鐵門的鎖，昨晚被人撬開，也沒丟什麼，換鎖倒得花不少錢。我看這根本是說好的吧。最近不是有幾個年輕的白人在附近遊蕩嗎？這些小子到處破壞，把我的門撬開了，找人來幫忙修理，又是來個白人。這肯定是他們串通好的陰謀。晚上破壞的是白人，白天來要我給錢的也是白人，這簡直就太明顯了。我看法國的白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還要陰謀來壓迫我們印度人，我不會上這個當的。

老人非常小心，上面這段話都是用印度方言說的，我邊啃著餅，一句也聽不懂。不過我想大家總是說印度人多疑又小氣。這段話翻譯起來，看來十之八九是不會錯的。

【短札】禁煙效果之法國經驗

去年九月，我和一群老師學生在巴黎美麗城的一家中式餐廳裡，剛吃完飯，部份成員紛紛拿出香煙做一個吸食的動作。吞雲吐霧之際，我們討論起明年一月就要在法國實施的禁煙令。事實上，當時有許多地方已經不能如以往一樣吸煙，例如火車車廂內、車站月台和機場等等。2008年一月開始，連咖啡館、旅館、酒吧、舞廳等等，實際上是室內全面禁煙。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水煙館，全法約八百家的水煙館從2008年起面臨不能賣水煙的窘境。

我們說這是最後一次在餐廳裡抽煙啦，所以大家因此又多抽了一根。

2009年一月開始，台灣也開始實施類似的禁煙規範。董氏基金會宣稱，台灣是第十七個全面室內公共場所或工作場所禁煙的國家。在網站上的列表裡，法國是第十五個國家。行政院長指出，這「對於台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具有指標性意義」。在此我僅以個人在法國生活近一年的經驗，提出對於一個很有可能是先進國家所在的觀察。

我在一月一日凌晨抵達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和同行的法國人必須走出航站，在低溫裡邊用英文碎念法國政府，邊抖嗦著抽煙。

三月底，我在法國東部史特拉斯堡住宿，櫃台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訴我說，根據法國政府規定，旅館內完全禁煙。

從史特拉斯堡回到巴黎時，在棚架下的月台上已經開始有人抽煙。

七月初回台前，我在巴黎住宿一晚，房間的矮桌上擺著煙灰缸。旅館主人告訴我，抽煙不必下樓，在房間抽就可以了。

九月再回法國，天氣轉冷。本地的咖啡廳在室外搭起了透明帆布的帳篷，內置電熱燈，供顧客在「室外」抽煙。

十一月到里昂訪友，我在網路訂房時選擇了可吸煙的房間。向櫃台確認時，服務人員告訴我所在的樓層整樓都不禁煙。

至於水煙館，根據水煙工作者工會網站指出，法國的水煙館店長已經向法國政府提出集體訴訟，要求恢復在室內吸食水煙，目前訴訟正在進行。

在這一系列改變之後，或許台灣將不再認為法國是一個先進國家，而台灣超越歐美先進國家的夢想也在此時正式起飛。但如果以抵抗的活力來衡量，我個人其實認為法國比台灣要先進得多。

怪談

他以為所有人都應該愛他，儘管知道這從未發生，卻仍然不停倚賴這個想像而存活。


一直以來，他就知道自己有過剩的情感。所謂過剩，並不是一種規律的延展，而是在一般共認的界線之外恣意氾濫。例如在講一個故事的時候，總是充滿了遊走在語言規範內外的敘述。他曾以為那是自由的象徵，卻不知道自己僅只是不斷挑戰別人的耐心，在故事結束的時候，聆聽者對自己的耐心更滿意，耳邊流過的諸多語符則早已失去一切意義。有時他覺得別人不懂，卻沒有發現那不過是自己語言的倒影；像秋日無盡伸展的枯枝，在積水中完整地映出一片繁亂，過不了幾日也就乾涸。

不只是情感，每一天的生活裡，身旁一切不停地襲來。再怎麼刻意忽視，他還是能感覺到人們的動作、彼此位置、眼神交會、語言和聲調裡細碎的變異；不但無法捨去，這些細節反而執拗地不停地沈澱，堆積巨大醜怪的記憶，彷彿是世界對感官的復仇。他越來越無法承受，於是盡可能維護固定的單純的軌跡，然而細節卻因此更鮮明難以擦除，他甚至開始理解他人收藏不願表白的質素，荒謬的是他連自己都看不透。因為太過明白這些四處綻放的瑣物，當需要隱藏的時候，他能躲得更深。

世界並不外於他而運轉，偶爾也會有人意外闖進軌跡。他總是受寵若驚，樂意給予一切來者想要的，在被問到自己想要什麼時，卻發現說不出話來。其實他想要的是一切貼近的訊息。從小他就非常喜歡和別人靠擠在一起的感覺。那些稍遠一點就堆累沈重的細節，在呼吸所及之處，變得渾沌、朦朧、一點迷惘，如此可親。他只有極少極少地體驗過，後來從人們的反應裡，警覺到或許自己要得太多，反而愈害怕接近別人，不願啟動這種理性無法控制的想望。他還是喜歡和人說話。除了珍惜並吞食那些微小的吐吶與溫度之外，也帶著對語言這種東西強烈的好奇心。當過往的記憶累積到一定程度，他發現每當別人說著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時，自己從未感同身受，有時會為此感到沮喪，卻也激發更深的探索。漸漸地開始熟習於各種表達方式之後，那些事情開始鑽入深處成為直覺反射的一部分。他的外在慢慢與內裡失去聯繫，述說變得破裂而不自然。他慢慢開始放棄，於是當人們的面貌越來越清晰，卻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掩得更緊。

他耗盡一切保住這些美麗的闖入者，卻絕望地在別人的故事裡發現，沒有人願意為了同樣的事而困擾。有時他覺得自己是個謹慎的惡鬼，每次只小心翼翼地索求一點鮮血，因此才得以在人世間棲身。只是他所渴求的鮮血，畢竟不是人們願意給予的身外之物。

既然所想的不同，難免充斥持續不斷的失望。他總是試著找尋原因，甚至把過錯怪到自己身上，卻常因此錯過最簡單的理由。而人的表達總是矛盾不協調，他知曉太多細節，因此反而無法找到足以解釋的邏輯。朝著錯誤方向的歸因更加深無助。他開始藉助模擬兩可的預言來解除自己對未知的緊張。這對安定心智極其有用，也更進一步摧毀表達的能力。他時常感到這些不可避免的惡果，清晰地足以阻止遺憾。就像時常襲來的孤獨，只因深知寂寞的根源，怎麼痛苦也很快變得再自然不過。

他不知道該怎麼思考自己。若說不正常，敘說起來又如此平淡；若說正常，卻如此難以求得自己想要的。於是不得不開始考慮其他原因，或許是個性、或許是外型，或許是不經意表達出來的知覺與情感如此陰暗沈重。到最後總在不滿足上打轉，或許是這些不滿原本就不該。

他不覺得這是一場悲劇。或者是，也是一場與他無關的悲劇。他看著台上角色的悲喜、演員的造作，與台下觀眾的投入，那種深知命運裡終有與此重合一刻的虔誠信念，彷彿自己從未有過。他知道必須寫出屬於自己的劇碼，完成之後也不須期待有人欣賞。世界所謂的真切，是表裡之間如何相繫的共識。自己既外於這種默契，便不再如此追求。

其實，他很想把這一切所知所思都當真，但也知道無論他怎麼思考，由於缺少了一點本應與存在並置的默契，永遠也找不到一句正確的表述。

他只能繼續下去，卻愈覺得自己與所有人的距離都愈遙遠，卻彷彿又不是因為什麼特殊的原因。自知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只不過是旅人相遇時彼此耳語傳說的怪談。

在巴黎的時刻

酷企鵝覺得自己漸漸開始對經過的語言感到厭煩。他期待聽到自己熟悉的語言，不管說什麼都好。身旁袋子裡的機器常常響起，用不同的聲音跟小瓦說話。他開始想念小瓦的聲音。但小瓦好像已經不在附近。

他記得自己跟小瓦坐火車來到巴黎，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就算不和機器說話，小瓦也會和許多不同的人交談。就算不說話，他也覺得小瓦在旅行時總是比較開心。既然喜歡旅行，為什麼還總是帶著他、機器、米黃貓和一個新朋友呢？這問題曾經困擾他很久，有時候覺得自己該多休息一點，但現在卻又有點後悔。

米黃貓和新朋友還是顯得很興奮，對路過的人們指指點點。袋子裡的機器在小瓦離開之後響得特別頻繁，他想起它的名字了，手機，小瓦這樣說過。

鈴聲響了，小瓦人呢？為什麼沒聽見？為什麼小瓦不在，手機就不再說話？

他努力地透過縫隙看到手機上的號碼，每次似乎都不一樣。也許這代表不同的聲音，也許這代表同一個聲音的不同表情？也許只是努力地想要表達自己的心情，但卻什麼也不說，只是一逕地響著。

天亮了，兩個夥伴終於疲倦，逐漸安靜下來。

好像起了點風雨，酷企鵝覺得天氣忽然變冷，卻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手機因為響了太多次有點發熱，他便試著依偎在袋子旁邊讓自己舒服點。他知道手機並不想和他說話，那也是正常的，因為自己其實一向不太理會身邊的同伴。無論如何，多點溫暖總是好的。

又響了，貼得近時，能感覺到微微的震動。究竟想說什麼呢？為什麼不和他說？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和他說話？他想起來了，不是才剛剛想到過，這都是自己造成的吧。酷企鵝現在才開始覺得自己浪費了太多小瓦的陪伴。其實，要不是小瓦不在，他也不會想這麼多。

天氣越來越冷，開始下雪了，卻沒有雪片降在身上。小瓦說過在巴黎難得見到雪，酷企鵝覺得自己似乎比較幸運，但越來越想念小瓦的聲音。身旁的夥伴或許因為身軀小，看來受不住寒。他把三人拉在一起，米黃貓和新朋友都沒說什麼，他也不在意。

隨著每一次響聲，手機的震動似乎就會減弱一些，或許是不停的呼喊慢慢削弱手機的生命。在巴黎的時刻如此漫長，手機的生命時間卻不斷縮短。酷企鵝感到有點恍惚，不知道怎麼置身在這樣矛盾的時間之中。他想了太多，覺得自己有點累了。奇怪的是，小瓦在的時候，彷彿大家都有用不完的精力。夥伴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絮絮地叨念，他常覺得煩躁，現在又想再聽聽。而現在，那些再熟悉不過的事情好像都已經遠離。他不知道這是否也是自己造成的。倘若是，他希望能再有一次機會。

他把身旁的夥伴拉得更近一些。新朋友抖嗦著道聲謝，便不再說話。

兩天之後，手機終於不再響起，身旁的夥伴也都沒了動靜。他想，如果這是一趟旅行，或許今天的確適合沉睡。

知識死亡的隱喻

讓國家沒有歧視的藉口：閱讀迄野草莓學運止


我看了野草莓學生努力地不斷地回歸初衷，一再表達自己不涉藍綠，畢竟仍有所感，所以在形成自己立場的時候，努力地隱抑對整場運動及聲援者們多少存在的疏離。那有點像我對這個組織成員面對台灣近代史的態度，儘管保有一定的審視距離，但是仍然願意有所期待。這或是為了團結，或是為了實驗如何形成有效的論述，為了讓自己在這場永不間斷自我分化的遊戲裡，能夠逐漸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現象。只是，或許這些都不必要。某種程度上，我只要宣稱一句「以前批評民進黨政府的內容，現在都成為全新國民黨政權的行事指標」，便能得到更直接的理解。

然而檢視過往，我執意不斷陳述的，一直是對我而言另一個更重要的現象。

我對政治的發言，主要基於四個時段的政治問題，很不幸地皆落在民進黨執政後期：一是2004年對當時兩項全民公投的質疑[1][2]，以及對陳水扁當選總統資格的抗爭[1][2]，一是2004年底對網路與出版言論自由的控管[1][2]，一是2006年從715學者聯合聲明到紅杉軍事件前後的現象[1][2]，最後是持續多年跨越兩黨執政時期的樂生保留運動[1][2]。在這些時刻，我曾經言之鑿鑿地提到「自我癱瘓」的概念，認為在過度的宣稱與失去邏輯的批判裡，撇開大方向問題不談，總仍有許多任意使出的判準，正一點一滴地侵蝕整體言論場域，逐字逐句地取消語言合法性，到最後成功癱瘓所有言說的可能性。我以往較不願考慮的是，遺忘不只是精英操作人民的工具，事實上也是知識份子自我催眠的武器。遺忘與自我催眠交互作用的現象，在倒扁前後還是歷史的悲劇，如今主客易位，我們連自嘲活在歷史喜劇裡的機會，都失落在令人瞋目結舌，每日不斷更新卻也不斷指涉過往的言說裡。不久前我還能大聲說出癱瘓二字，如今卻為了想要將這重擔從野草莓身上屏除而失語噤聲。

當然，網路上已有許多聲音，比我更勇敢也更誠實。

在概念上，我的立場是，人民的集結本身，無論是燭光守夜、萬人空巷、運動賽事，乃至結夥搶劫，多少都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社會現象。有時合法性會有極端的侷限，例如在幫派火拼事件中，論述的合法性範圍可能僅限於單一幫派、或在日常謠言結構裡，只在三五好友圈內；有時會因為與歷史文化脈絡中合法論述的比附而提昇，例如在今天審視歷史上吳鳳傳奇的各種版本，作為現象，就具有發展出牽連各種不同脈絡，形成繁多論述的潛力，或者因為與某個當下的社會脈絡得以扣連，而成為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正例或反例。

因此，人民的集結、訴求、行動作為一種現象，其與社會脈絡的對應性，便成為其合法性的重要標準，而輿論場域則是型塑與支持當下社會脈絡存在與傳佈的重要基礎。在輿論場域裡的爭論，因此對各種現象的對應素質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場域裡，有各人所持的立場、追求的價值、與使用的語言。立場和價值必然多元，然而作為集體現象，本應建立在語言最低限度的穩定性上，倘若語言使用極端不穩定，論述的隨意性質就會擴張至極大，此時立場和價值之間並非彼此溝通，而是彼此表露異質同構的論述，以不限於理性說服的各種認同召喚形式，盡可能自我鞏固並尋求對方召喚手段的漏洞，吸收對手論述所無法涵蓋的對象，並利用情感訴求掩蓋我方的缺口。這種政治論述計畫在成功之處，可以完全掩蓋一切漏洞，甚至將我方成員訓練成能夠自我維護的論述生產者，專責生產足以自我說服的論述，畢竟計畫的目的在於說服而不在於邏輯，於是就算個體與意識形態立場或政治力量核心的論述針鋒相對，仍然不會過於影響這個隨制語言霸權的穩定性。語言的邏輯效力既已受創，這類計畫的實施更進一步將輿論場域中論述合法性的重心，從語言邏輯逐漸移至論述所召喚的感受性上。這兩種動力，造成台灣公共場域裡，邏輯因素迅速從語言效力中剝離以致無限零碎化，彷彿只要完成一個二元等式就可以解決最艱難的數學問題，然而就算自我完滿的數學邏輯也並非這麼簡單。

然而要對此進行批評，真正的困難在於，這類論述的集結並非基於語言邏輯的基礎，而是在每個意識形態成員的心裡形成生產論述的小核心，彼此不停傳達語言邏輯的效度列表，表明在哪些判準下邏輯必須貫徹至何種程度。在這樣的操作下，才產生無數我們今日所見，以「雙重標準」、「立場反覆」、「言行不一」等等傳統判準加以批評的語言現象。若我們僅以此檢視當下的事件，雖仍具有一定效果，但詮釋能力相對有限：例如在這篇文章裡，我曾經批評政府以過度的語言禁制，還原了部份威權時代的社會操控。這些批評放到才剛落幕，針對陳雲林來台的群眾運動裡警察濫權的問題，當然同樣適用。國家體制在受到挑戰並自我解體之前，其壓迫的理路必然相通。最大的問題，以及某種程度上知識自我解消的問題，來自於相對握有較高知識權力的人們，在服膺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同時，無法適切運用語言邏輯進行批評，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把對體制結構的批判，直接歸屬於立於某種意識形態立場而對另一種遂行批評，這樣的錯誤詮釋。而與驅動這種詮釋相同的心理因素，更進一步讓知識精英成為這個詮釋的最佳執行者。譬如，若我們像是幾年前一樣挖掘當下這場學運，應該會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差別可能僅在藍綠調換。而或許就是我們在那時不加批評的隱忍，換來現在舊酒新瓶的歷史再生。又如在對民調的批評上，我們能像這樣對陸委會的民調進行質疑，但是在台灣主權立場上，我們卻還是認定有七成以上的人民支持終極獨立，並因而無法理解為什麼還是要投給支持「終極統一」的馬英九。又如信任，如果我們跟隨道德批評者的理路，認為馬政府或扁政府的作為讓人不信任，根據同樣的邏輯，藍綠支持者理當都能理解自己過度詮釋的作為，如何讓人對政黨信念或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失去信任。但如同這個本該是自我消耗的結構，在台灣，居然能在雙元對抗的浮面政治裡，成為各自壯大的理據。又如對媒體的標準：只要出現了某些詞彙，例如：M型社會、批評高鐵、批評貓纜、讚美韓國經濟成就、發表中國內部人權迫害事件，或直接批評某些政客的訊息，我們似乎就可以證明媒體站在某個政治立場上，但實際上這種判準卻時常有所闕漏。就較為正面的例子而言，竟要等到陳水扁在媒體前舉起手銬，我們才開始有聲援被告人權的共同基礎。然而在此之前，多少刑事罪案放任受害者在警察逮捕後聚眾滋擾攻擊嫌犯，多少次我們鄙視服刑人的人權、自行靠著少數資料宣告公眾人物有罪、在民氣可用時向司法體系呼喊處刑？司法人權的哪一個部份，在台灣曾經被高度實踐？而我們可曾把握過機會反對，抑或在特定時刻僅是處之泰然，甚至使盡理由幫忙開脫？蘇安生攻擊陳水扁、王定宇威嚇張銘清、老兵潑李登輝紅墨水、白冰冰公開仇恨所有跟陳進興扯上一點邊的人物、理解蘇建和案時徹底偏離證據線索乃至使用情感呼籲，又或是多年前造成吳淑珍不良於行的車禍駕駛如何成為民進黨選舉場的常客...若在視野內納入所有的，而非僅是依據邏輯的發言一同檢視，我們可以見到，圍繞這些事件所展開的正面與反面論述，其實很難體現出某種普遍均一的價值，反而是在立場轉換之間，對這些價值進行最根本的破壞。我們的批評極少為了事件直接面對的價值，而常只為了這個事件能不能進一步召喚朝向我方意識形態的隨制認同。就原則而言，這種行為不過是二十世紀風起雲湧的意識形態運動跨世紀後的遺緒。在這樣的遺緒中，意識形態不再是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救世宣言，而只是必須時時以心理效果充填固化的秘密教派。回到野草莓運動，集結初始的代表性人物李明璁，雖然發表過對於想像力消逝的憂心，然而也曾如此批評紅杉軍事件，以及其後廣場學生靜坐。今天看來，「把自己絕對正當化、『有水準』化、甚至抬舉到一個無可質疑的道德高位」、「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等等語句，卻正與外界藉以批評野草莓運動的論述一無二致。

如此細緻的問題還有更多。而事實上，如果不是由各人啟動自省，在當下的語言政權裡，真正的癱瘓不僅是早已發生，也將繼續存在。我們與所有具有正當性的批評語彙失去聯繫，唯一有可能繼續啟動批評，不行反省而亦不自失立場的方式，就是讓自己徹底遺忘。恐怖的是，以這篇文章所持的論點類型而言，原本的形式屬於集體批評，面對的是不同發言者在同一股意識形態下的自我矛盾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憶卻已如此張狂，導致前後不過幾年，這種扭曲的記憶政體竟在同樣的人身上反覆出現，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效果，從未稍歇，也早已掩蓋一切其他。

說到底，不斷破壞體系預設價值的我們，究竟憑什麼要求這個體系必須自我運轉下去？

必須再次提起，書寫至此，我們所談到的完全只是能夠進行語言解析的部份。不可忘記，我們所面對的意識形態，作用不僅如此。更多部份是語言還不能清楚表達，分析也無法窮盡，多加評判必然落入過度引申的，語言最幽暗隱晦的誘惑所在。此處談的儘只是台灣政治結構的例子，然而在各種場域裡，諸如二十世紀納粹與共產法西斯政體、自稱與之對抗的自由主義政權、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系統，民族主義、反全球化、工運與新社會運動等等，無處不存在類似的操作效果。在這個龐雜的現象之下，我們根本無法辨識出一個固結的敵人，只能在既已固結的群體之內找尋相關的線索，去分辨並解除這些線索帶來的自我癱瘓的作用。相對於具有針對性的群眾運動，我們在此能夠要求的並不是道歉或下台，而是知識份子最後的剩餘價值，也就是作為自省而不只是執行的主體。

知識與語言邏輯的交換必須更具自主性，而不能與政治意識的感受性過度扣連。相對於人類社會從最初便具備完型的道德認同體系，知識的生產從來就帶著審視戒護，而非只是負責鞏固意識存在的疏離性格，而基於共同邏輯的交換體系，更是我們經由各自所見的現象，彼此修正原則與邏輯，具有自我成長潛力的有效體制。然而在二十世紀諸種大規模意識形態操作之後，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作用，如此巨大而有效地襲捲一切知識，同時比起上一個世紀的先行者們，更能細緻地滲透每個個體的語言結構深處。這達成的效果，便是癱瘓知識與行動的聯繫，讓可供交換傳遞的知識力量，徹底臣服於群聚作為權力的認同召喚要旨之下。其中知識使用者的自願癱瘓，更是完成這種無聲壓制體制的最後一股暗流。或許，終究是因為知識分子太多，建立一個整齊的知識演化體系對社會完型的威脅太大，導致社會裡看不見的手決定讓所有知識份子在一再的矛盾，以及彼此重語反覆的反交換形式裡互相咬囓啃噬消耗殆盡？

儘管如此，我自己也採用了同樣的策略。在一個只有我意識得到的潛行策略裡，對各種現象進行劃分與批評。我所恐懼的，其實不只是這裡提到的，在不同場合裡無能利用同一邏輯適時反應；而是總有一天，或許我也會在缺乏反省的強烈信仰下踏上同樣的路，把自己投入這場巨大而不停運轉的朽壞之中。正是在表現上極其類似的潛行策略，完成了我們當下不斷面對卻無法看見的，知識死亡的隱喻。也正是因為無法得見，導致無力感如此巨大，終究只能期待一切不停冒起的破碎的行動，但又不得不面對冒起後抵擋不住的迅速消逝。

唯一的希望，或許確只剩下後續世代面對前代不斷反抗的自然進化能量。我們擺脫不了遺忘的魅影，卻可以盡力保存知識，不斷檢視。儘管意識形態、體制結構乃至生物本能都能流傳久遠，記憶與感受卻不再完整地存於這些新生的個體之中，而是成為知識傳遞的一部分。這給予我們機會，只要個人能善加使用這種人類獨有的反省先祖的趨力，充分理解一切社會的存在與傳統，並置於有系統的反身知識之下，在當下社會結構裡看來茫不可解的許多問題，都會在這樣的狀態下，隨時間不斷流逝。

然而，我們仍然必須質問生者，作為既已誕生的下一個世代，我們能夠找出屬於自己的反抗，成為中止這個隱喻的力量嗎？

Aux supermarchés

我走進家樂福入口，旁邊的工作人員叫住我，請我卸下背包。


在我狐疑的眼光下，穿著筆挺襯衫的男人很快地在我背包上兩個拉鍊環釦之間繫上塑膠的封裝帶。抬頭向我一笑說好了，我說謝謝，轉身進門，他並沒有多解釋些什麼。

我知道這是什麼。賣場的規矩並不嚴格，我有一次拿著同一個背包直接問道是否要封口，換成工作人員狐疑地看著我，攤手表示什麼也不必直接請進吧。我面無表情地離開，反而忘了向他道謝。當時我心裡正想著，其實我不願意再來了。

從學校回到住處時，會經過一家ATAC。由於價格不貴也貪順路，便時常在那裡添購雜貨。年初來時還有一搭沒一搭，然而這兩個月以來，結帳員每次必然會檢查我的背包，索性進了收銀道就把背包大開。一次與同學一起採買，進了店口才想到背包裡還放著昨天買的醬料罐頭沒拿出來，收據早丟在家裡，頓時有點尷尬。同學說沒問題又不檢查，我說會吧會吧，進了收銀口，一臉嚴肅的櫃台小姐果然要查看背包，嚇得我一身冷汗。幸好橫放的罐頭被書擋住才沒出事。走出收銀口，同學一臉狐疑地問我為什麼會檢查背包？

我不知道。我想起的第一個句子，是其實許多法國人也被檢查了。

搬到城市南方之後，附近住處有間超市。空間明亮整齊，賣的多半是便宜的賣場自有品牌，出入也相當自在。我背著背包出入已經好幾次，櫃台不曾查看裡面，門口的警衛見到也不理會。

有一次我提著大籃子背著背包在超市裡閒逛，走道盡頭遠遠經過一位老先生，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買完逕自走向收銀台付錢，遠遠又看到老人走向我，用極低極輕的聲音請我把背包先寄放在櫃台再進來。您背著背包進來是不行的。他說。

我並沒有問他究竟是誰。他摳摟著梭巡的姿態有點像是年老的小學教師，和我說話時語氣尊敬有禮。是經理嗎？我終究沒問，其實老人也不等我回應太多，向前又遁入四處梭巡的軌道。事實上問了又如何呢？

我微笑向他道謝，排在前面的女人回頭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或許我對老人的身份其實毫無興趣。我只知道最後的去處也變得一樣，這個城市的廉價超商顧客們早已接受這個現實。我不知道下一次課後背著背包的我該去哪裡採買。想了一想，或許還是回去家樂福吧。

不見得／的【海角七號】

對【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有一定了解，以及能夠深入觀影的觀眾或許能看到，這部片的拍攝過程受限於台灣電影工業環境的條件導致無法盡善盡美。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導演在這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確實跟隨著某些想像中能刺激票房的因素來進行，至少在片裡穿插對比的幾段愛情故事，就有著被當下流行文化影劇作品牽動的影子。這些故事的交互作用關係，幾種不同創作動機與歷程的影響相當明顯。若要無視這些，一逕引導自己某種簡化的批評，例如沿用傳統的作者論觀點來詮釋，或要理解為時代精神的戲劇化表現，或要視為某種文化政治運動的有意識推動者，都必須非常小心，否則便只是從作為創作的觀察評論，轉化成為純粹表達各自主張的寓言。

這些評論的風險，我以為是很明確的。當然，這不代表我覺得這些評論全都無效。

歷史與當下，神話與除魅：想像、理論、真實

透過諸多愛情故事交織，導演把當代的台灣鄉土與存在記憶裡時空皆有距離的日本一併提出。在片中，透過記憶、語言、信件和幾個人物形象所構建出來的日本，要說是近是遠、是愛是恨都有道理。在電影裡既未強烈失衡，有趣的反而是觀看諸多觀者評者所強調與忽略的一切，如何製造出各種過度詮釋的註腳。只是無論捧上天邊或貶入地底的評論，都少有談到幾個電影之內或與觀者之間確實存在的「失衡」：諸如舒國治提到的諸多「漏洞」與「容許」、畢恆達提到立足海角的多元家庭與戀情、甚至讓在平常參與BOT標案最力的地方角頭來執行保護主義等等，對於各種亟於假借電影表達自我的寓言似乎都太過沈重。於是我們看到最激烈昂揚的批評或讚許，常常只基於某個在電影裡便早有其他反證的證據。

或許，這些漏洞、容許與被忽略的失衡，正好讓電影能為觀眾創造出一個神話性的空間。片中日籍老師與學生的愛情故事便是關於電影自身的寓言：在六十年之後，包含著許多努力與故事而輾轉傳來的信，能撫平其實有著太多不公平關係的愛情波折；而藉由在無意識中跨越電影中諸多缺失的容許精神，觀影經驗也能夠因此圓滑而包容，適當地由正面經驗所主導。相對於好萊塢票房片利用長期重語反覆的轟炸策略迫使觀眾不得不忽視所有習慣性的缺陷，在台灣電影的市場條件下能夠有此成就，【海角七號】在這方面相當成功。

除了提供神話式經驗，電影同時也提供了除魅的效果。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效果其實架構在相似的失衡意含上。例如在片裡不甚流暢、動輒叱喝和牛頭不對馬嘴的對白，其實正抓住了台灣日常世界裡對話斷裂的韻律；用搖滾樂和西方翻譯樂曲【野玫瑰】來代表恆春「在地文化」的不協調感，雖然在影片進行時隱晦地嘲弄了茂伯的民謠和更在地的電子花車秀與鄉曲管弦，但透過這些元素，卻能夠更有效地在電影背景設定中，扣連住所涉及的不同角色與文化脈絡，展現出更貼近時代想像的感受。

當然我們也必須強調，這種感受性所貼近的，是關於時代的想像，而很難說是一種真實。我雖然並不認為這部電影是某種真實的觀景窗，但也不堅持它必然是種欺瞞。所謂的真實，或更精確地說，「事實」一物，必然揉合了個人經驗與個人對經驗的譯解，才能作為事實而具備繼續被經驗的價值。【海角七號】所達成的，是貼近我們對現實的想像，展現出某種可以在其他所在（譬如影評）裡繼續演出的「事實」。此之所以我們能安心認為自己正透過一步賣座的電影來認識正在當下存在的恆春風土人情，或者將某些論述建立在電影再現的內容上。這都是將電影內容元素視為具有事實特性的理解方案。

於是結合神話性質與除魅效果，我們便有了如今多數評論感想立於其上的「真實」。


殖民不是一定要

在我看來，圍繞在【海角七號】旁關於台日殖民關係的討論，多數只是把殖民後殖民當成藉口。取消對認知與詮釋內涵深刻討論的必要性，反而只是一逕運作政治常用的「在地」「本土」等等模糊概念來形構論述的、是我們為了某種歷史立場而效忠的需求。

例如在這篇文章裡，認為將殖民母國化為陰柔是一種歷史形象的翻轉，便是特別借用了後殖民主義文本分析的論述片段以及台灣人在殖民形象上經常自我陰性化的前提，來構作而成的聲明。然而，我自己除了在主張台灣意識或本土精神，特別是針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聲明裡之外，很難想起最近有什麼論述是把台灣人自我陰性化的，而這種陰性化卻又時常夾帶著陽性奮起的宣稱；而許多關於戰後在台日籍人士的論述（甚至是國府政治宣傳），卻似乎從來不曾脫離戰爭勝負帶來的陰性化形象。如果我的記憶不與多數台灣人的記憶相去太遠，那就是說，在文章此處所做的宣稱裡，是透過一個架空歷史的指涉，來企圖召喚一種陽性奮起的本土文化運動。倘若與前文的「去精英化本土文化運動」結合，直接令我想起的就是在某次交涉時，代表手下大聲叱喝女人不該插嘴的場景，以及片中女性除了主角之外總是隱忍被動甚至無聲的形象。另外這篇文章多少能夠代表許多不同立場的論者，在分析角色象徵時把電影看成樣板戲，在這些小人物身上附加單面意義賦予過度任務。這些都容易使得導演細緻而曖昧的呈現手法大打折扣。說起來，【海角七號】在電影內容上，已經守住再現分界而不過於多加評價，其平衡的力道早已超越許多影評一意呈現的片面景觀。

至於許多更粗糙的評論（例如[1][2]），有時只是藉機出手指桑罵槐，與電影本身無大關係，也不必多談。

話說回頭，對電影進行文本分析並不是不可能。然而這種分析涉及的時常是看見在電影創作與劇情背後的影響因素，根據不同的分析方式，至少有幾種預設存在：1. 電影作者在自主情況下掌握劇情與所有細節的走向；2. 電影劇情或其他元素受到絕大多數觀眾的認同並能夠喚起部份與殖民脈絡相關的感情；3. 在電影創作並存在的時空背景下有一種或少數幾種可供描述的殖民意識；4. 電影本身具有可分辨為創作企圖以及潛意識影響的作者狀況；5. 作為分析對象的特點可以在某種文化或社會脈絡中找到著力點、以及能夠在相關創作的系譜裡找到對比元素，等等。而在【海角七號】這樣一種票房取向，在低度發展的電影環境裡，受到高度歡迎的孤例之中，這些條件都非常難以滿足，讓許多大言夸夸的評論必須對文本的細緻紋理視而不見，好藉以滿足常規性的批評論述型態。

另一方面，某些論者樂於稱這部片為某種「本土」精神展現，但卻在關於殖民立場的分析裡，宣稱單面向的包容某處或排斥某處，這本身也相當可疑。其一，聲稱「本土」或「在地」，必然同時傳達出某種「外在之物」的訊息。那或是中國、或是日本、或是台北、或是觀光產業，或是流行消費甚至全球化。這些都有可能成為殖民的能動主體。關於本土的宣稱，或拒斥，或擁抱，或曖昧對待外在主體，都只能存在於映對的關係裡。其二，在地聲稱的意義，是以地域的分界，來輔助證成某種特殊性，這又必須相對於一種普同性而存在。於是，這個宣稱必須述說一種「正在此地的外在之物」，以及完成「此地有不同於外在之物」的論述。缺乏對這個過程的同時觀照，或只否定這個過程的部份效果，本土的宣稱便容易轉向本質主義發展。而本質主義運動，正是單向度意識對多元社會的殖民運動。

於是出現了孫瑞穗這篇相當微妙的文章。這篇文章批評了台灣認同「被偏執力量誤導為政權爭奪的工具」，企圖完成一種開放的本土想像，但這個本土的名號，卻是掛在一個匯流「各種現代文明和殖民現代性」的文化敘事之上。這裡對比的他者，一是被誤導的狹窄本土觀、一是「世界上其他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共同體文化」。分開來看，後者的概念，除了原始民族之外，幾乎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而前者或許成立，但至多是作為需要觀想的過往而存在。這裡的問題是：掛名「本土」的必要性是什麼？更簡單地問，在【海角七號】裡呈現的文化想像，是否在沒有觀光海灘和恆春小調的台北或高雄也正存在？如果考慮到電影劇情對「在地」的城鄉分野導致樂團組成，這裡提到的「本土」的界線又為什麼會落在「台灣」？

其實本土的宣稱並不是一定要。或許我們可以因此相應地擺脫不停凝視殖民的強烈需求，至少也能更細緻地思索在不停游動的界線之間各種殖民架構的流變如何被實踐。


給存在我們之間的太平盛世

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說，【海角七號】都不是一部水準很高的電影。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其實是導演能夠更精準地抓住日常對話的韻律，儘管片中仍有一些典型國產片令人尷尬的，過於文學化或嫌陳腐的對白，但人物對話與互動反應的間隔卻很實在地呈現了台灣日常對話情境裡常存的溝通磨合與斷裂的型態。台灣人並不是一個能夠流暢對話的社群，這在政治敘事、公共議論，乃至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在一般的藝術呈現裡多半以象徵方式描繪，卻少有像【海角七號】一般緊緊扣住斷裂韻律的作品，此處並不是依靠表演技巧完成的長鏡頭來實現，而是靠蒙太奇的技術，也就是導演的靈活技巧補足多少仍顯青澀的演出。

導演魏德聖似乎不曾諱言，【海角七號】是為了他一直想創作的【賽德克．巴萊】而製作。但對我而言，【賽德克．巴萊】的神話性必然太強，我比較樂見【海角七號】更早完成。以後者尚未完成的預想偏見，導演在【賽德克．巴萊】裡很難更貼近對現實的想像，也很難以類似的細密安排回應如此複雜的社會脈絡。

不僅是回應了複雜的脈絡，事實上本片所安排諸多元素的和諧過程，也相當程度自動抵抗了許多形式化的批評。譬如我們很少再見到「安排在地人講台語粗話就是用沒文化形象歧視台語文化」之類的說法，而諸多邊緣意象（非常態感情與家庭、黑道掌權、溝通困難動輒暴力相向）的指涉，也不被認為是具有貶低意圖，甚至具有正面意含而為人接受。當然太平盛世不是沒有代價的。譬如，雖然我們欣見多元感情形象的存在，但畢恆達面對觀眾的提問仍然重要。這自然不是對電影本身的批評，而已經是批評圍繞著電影的社會現象了。

某種程度上，透過除魅的真實想像，以及神話化的寬容效果，【海角七號】創造了一個屬於它自己的共同體。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共同體的想像裡，孫瑞穗沒有說錯，陳宜中沒有說錯，甚至許介麟、江文瑜也並沒有說錯。事實上，相對於許多論者時常提到的「包容」，我更願意說這部電影有很大的感動力量來自於彼此「連結」。而所連結的人們彼此有可能極端不同。這部電影所設定的角色背景，多少帶有邊緣或破碎的性質，然而這個「外於」的效果，卻時常被「含括」的力量納入特定的詮釋脈絡來處理，用來證明某種內聚性的思考邏輯確實存在。這些評論極為可惜，也可說是錯失了機會。在這個時代，和解從來不是答案，只是不斷勾引著「下一步別人想怎樣？」的陰謀恐懼症，以及「我們該利用和解來做什麼」的陰謀強迫症持續交替發作。【海角七號】熱賣得意義，對我而言，或許是時代正呼喚著，在反對這個症候群的基礎上，建立起關於太平盛世的新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