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札】靠懲戒滋長仇恨

對於范蘭欽／郭冠英的追索，聚焦在他的種族主義優越感，以及煽動族群暴力的言論上。而進行追索和咒罵最力的一群人，其中有許多也同時在這個政治議題上，以歧視與仇恨的語言來加以詮釋。如果連正義使者都可以道德敗壞地如此堂皇，那麼我們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不過就是台灣政治仇恨進化史中又一次的演化現象而已。

在這個事件裡，馬英九政府當然樂得迅速處理，國民黨團樂意追打，民進黨團擴大打擊面，網路言論自我加熱針鋒相對；很難想到其他的解決方式，包括最後沒有法源處理，於是輕輕放下，或曲解司法政治解決，或施點壓力非自願請辭。之所以說樂得處理，乃是因為國民黨向來服膺以道德解釋法條的原則，如今民進黨送上門來主動要求，我不知道有什麼比迅速處理更好的方式。只要此例一開，不僅道德檢禁的力量更為茁壯，自野草莓以來好不容易開拓的一點點可能性，也離完全抹消更進一步。

事件發生迄今，主要的行動者之中，沒有人提起仇恨犯罪管制立法的問題，也從頭到尾都只有將郭冠英解職的要求。而將郭移送懲戒的理據，頂多是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二條「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或公務員考績法，公務人員服務法中的類似規定而已。新聞局照表操課依法移送，管委員螢幕落淚交代選民，這場戲就此做完，在台灣公共場域裡留下滿地比范蘭欽高明不到哪去的文字，等待仇恨的下一次進化。

以國家機器管控言論，絕對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實行的事。我們在此案中或許已經知道引用世界各國對於仇恨行為的立法管制措施，乃至立法意旨，但更不能忽略的，是這些意向全部都是以嚴格詳盡的立法討論與法案規定為前提。一個事實上存在仇恨的社會，對於何者為仇恨言論的定義與敏感度，必然有一定的分歧。何況在台灣，仇恨與歧視言論的基礎並非只針對少數弱勢，也涉及主要的族群。然而在偽托「弱者武器」的姿態下，各大族群都出現了擅用仇恨與歧視語言的成員。在語言上長期反覆駁火的結果，就是幾乎一切宣稱都可以被視為仇恨語言，乃至於視為我族使用仇恨語言的正當性條件。

而若是要解決這種仇恨，最糟糕的方式，當是以某個政治陣營為詮釋主體，利用該陣營已成形的仇恨語言來主導詮釋權而對言論逕行審判。這種情況下，本案中范蘭欽的言論引起越多數人民反感，就越加強此陣營仇恨語言的合法性。這恐怕是在公共領域中，社會共識最令人寒心的用途之一。而這個用途如今結合國家，並肯認靠模糊法條進行懲戒的有效性，則賦予了國家機器更肆無忌憚的理由。

對仇恨言論的處理，或許再也看不到比台灣更糟糕的方式。我們只懲處了一個口出惡言的官員，但卻同時加強了人民之間以仇恨語言攻擊的現象，以及將個案擴大到敵方族群全體的歧視性詮釋角度。我們果真阻止了在國家機器裡權力與歧視的結合嗎？姑且不提以往各黨各派漫天飛舞的歧視與仇恨語言，當有人終於提出反仇恨犯罪法的意見，卻加入了「利用網路散播仇恨之言論應該受禁止，供公眾使用的網站負有過濾和拒絕仇恨犯罪之責任」這樣的建議，我們的正義之士們如何面對？倘若管委員也提出反歧視立法的提案，這個條文會不會存在？

而我們自己又將以什麼姿態來審議？或其實我們從來也沒想過要這樣做？

舊文重貼

我一味興奮地訴說著。眼前的人表情木然，不時抬抬腿拍走似乎不存在的蒼蠅。空曠挑高的門廊沒有其他人影，冷弱黏膩的陽光在地上流洩一道一道的柱形，我無法看清眼前的臉（儘管那如此木然），邊說著邊聽著陽光逐步掃移在磁磚上，發出歡快的磨擦聲。我不知道，或許有幾片草葉飄過吧。而我的聲音逐漸沙啞，言語逐漸開始變得零散，落到地上發出細碎的噪音，干擾我僅存的一點點的思考。

「妳知道，在上課的時候。」然後我們兩人都為了這句話愣了一愣。

在上課的時候，就是那堂課，妳也上的。

老師不斷地笑著。每一聲的高低起伏極為多樣，聽久了卻又有一種在咖啡店裡坐到整張ｃｄ跑完又回到最初一首歌的感覺。我每次都會細細地計算課堂上話語的數量，每次都不多，剛好夠我填滿一肚子詭異嬉鬧的宴會餐盤。其中有些讓人不大能理解的，喧嘩的聲音卻特別大，彷彿蓋過了一切可能的我自己的聲音。一個學長哀傷地搖頭，偶爾有些看破似的微笑，那種笑與老師的笑纏雜在一起，從不互相盤絞勒殺，但在我看來卻遙遠像是硬撐在現實之外，也太遠了導致有些分不清楚，我常常因此而瞇上眼睛。老師一笑就停不下來，學長的眼睛透過眼鏡不斷模糊，最後就讓日光燈下的白霧肆意包繞吸收，整個人也悄悄地悉悉索索地沉沒進去。
另外有一個學長被一把精緻的銀杵釘在牆上，但是仍然快樂地舞蹈著，雙手不停地擺動，臉上顯現一種痛苦卻沉醉的表情，銀杵上精緻的飾環跟隨身體的顫動而不停抖動著。如果試著只看見那也是銀鑄的，美麗而易碎的環，會邈邈然生出一種不大真實的幸福的感覺。尤其是，它還在不停地顫抖。

「真的這麼誇張嗎？」眼前的臉終於現出比較關注的表情，我裝模作樣地牽動了一下嘴角。並且感到微微的失落。或許我應該把重點從我自己身上轉開。但是這麼一來，對話又有什麼意義呢？只是，我又能管得了這麼多嗎？如果讓我選擇，我當然不會選擇就此離開。

天上有一朵雲遮住太陽，陽光將精緻的邊線染上一層金黃。

我們美麗的，美麗的討論啊。我說。課堂上的討論。學生們如我，在冗長而孤單的思考之後，疲弱地推出一個問題，還沒到達老師的耳朵，就已經痛苦地發現自己的愚昧。以至於我每次都聽不見老師接下問題時耳中清脆的喀嚓聲。老師雖然一直笑著，但他從不曾為了學生們的痛苦而笑得更大聲，其實，那些多出來的聲音都是從他手裡的書發出來的。與其說笑聲更不如說是吶喊。那是我們痛苦地緊緊抱著頭，頭骨間縫隙被壓擠而發出來的恐怖聲響的回音。就像我常說的，書就像一面鏡子。它只因為年代的久遠而稍稍扭曲你，卻無法改變你對自己的印象。我們總是說，再找一面鏡子吧。

那麼，會不會有些失望呢？笑著的老師，痛苦的同學，和不斷受狂鬧的聲音所振動的書本？或者，不是失望，而傾向一種質疑或遺憾，問題和答案都在課堂上不斷地傳遞進行，我們一點都不缺乏語言。於是這些傷感的問號便不能附加在任何句子的尾端或滲透其中，只能等口齒與言語的共振稍歇，才能試著從眼神、表情或一切不自然的姿勢裡絕望地向遙遠的彼方伸探，然而卻永遠只能到達被體溫烘熱的空氣界限所及，儘管那是所有人剩下的，最後的，一致的，真誠的期待。但是言語仍然不停地無聲地運轉，我不得不用牽強的笑容來掩飾各種其他表情。門窗總是關得緊緊的。我每次都感到窒息。

「但是我沒有這種感覺。」之前的關注有點收歛。怎麼了？這是什麼？某個黑暗的角落裡有一張臉啞然失笑。這是一種，策略的錯誤嗎？我認真地選擇過什麼策略嗎？而眼前的這張臉，表情的收歛，是為了說些什麼嗎？是在指責我？還是在沉默地抵抗將來卻未來的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由得升起一種面目不清的期待。有點好笑的期待，好像報復的期待。

我知道啊，誰希望每個人的感覺都跟自己一模一樣呢？我若覺得與別人的感覺都一樣，又何必再說什麼呢？

「如果和別人的想法差太多，也不會說什麼吧。」彷彿是我自己說了這句話，抑或是妳說的？我兩邊的肩上像是有什麼東西為這句話崩潰了，卻緩慢而安靜地在空氣中散開。我向兩邊看了看，眼裡只有冷淡的光線固執地在地磚上刻印。睫毛因為突如其來的一陣刺痛而微微抖動。時間如此珍貴。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回到這則專題。或因主事者對語言對抗的現況知之甚詳，在語言操作上其實已經相當自制，只不過由於滿足了模糊疆界的效果，因此卻又受到過度的注目。在此同時， 使用語言標籤時的謹慎，恰好更顯露出其中意識形態操作的面貌。承續上述，這個節目所提出的對等項，是家人在台灣，歷經國民黨部隊→共產黨部隊→遭遇二十一師，最後因為冷戰情勢而在中國定居或回台定居的老兵。而這個對等項預設的論述敵人，應該除了節目已明示的【將外省人一概視為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仇敵者】之外，還包括【認為當時的中國體制，如解放軍、共產黨，乃至於中國主權範圍皆與台灣的台灣人無關】這樣的論述。在我看來，後者的顛覆性質更為強烈，直接動搖許多台灣主權運動者認定並不吝於表達的【中國主權範圍自古至今從未及於台灣】這樣的論述。許多評論有所偏差的地方在，這個節目本身並未製造「解放軍為台灣人報仇」的論述，這個觀察很有可能與感受性的壟斷有關：只因為模糊了解放軍與台灣人的界線，在震驚效果下，便自然地在心裡導出台灣人與解放軍成為相等項目的感受。這裡且不多談。

從這裡可以再往回談到前文提過的諸多問題，而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著手處理，即在論述中使用範例的問題。包括我在內，許多人都同意，面對二二八事件最基本的態度就是要從挖掘史料，盡可能塑造可信的歷史事實開始。在政治場域裡，這樣簡單的行動綱領，一碰上文化戰爭裡各方生產出來的論述武器，立刻成為俘虜。我們很快地學會只看史觀而不關心自己失落的史料。當敵人或具有潛在敵意的人們提出新的史料時，我們立刻以史觀進行政治篩檢，並假裝自己仍然予以包容。

基本上，對於治史的一般認知可能是：史料雖不至於是史觀的唯一決定因素，但史觀的型塑工程卻有責任盡可能包容所有史料。這個條件在今日受到全面的挑戰。由於論述戰爭的緣故，特別是對口述歷史的高度重視，史料與史觀之間的連結關係出現重大的轉折。在形成史觀時，我們普遍地在史料的細節上用功。這當然無可厚非，然而若我們是以史料細節來證成自己既成的史觀，就會產生史觀無法解釋的史料不斷出土，但是觀點本身卻無多少變動的現象。特別是在敵我分明、隨制體制早已成型的鬥爭狀態下，史觀的型塑，更大程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這必然造成篩選的效果，更進一步將史料也納入具有感受性壟斷效果的隨制元素之中。

這可以用一個在當下具有高度合法性的認知來理解：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們「至今仍然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這乍看之下是個具有新意的說法。然而，我們如果可以理解「無受害者的犯罪」，例如吸毒、賣淫等等概念，某些狀態的「加害者」位置，在例如戰爭、死刑、階級壓迫等等結構性行為裡，恐怕很難以個人來填補這個空缺。事實上，倘若在論述層次上把二二八事件歸入戰爭史，進而將它視為無單一加害者的體制犯罪，我認為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此同時，將二二八事件歸入政府與人民的對抗關係、極權與民主的對抗關係、乃至左派與右派的對抗關係、省籍之間的對抗關係等等，都是有可能成立的論述。然而依據不同論述的化約情況，這些不同的史觀架構會各自產生詮釋上的闕漏。在這裡，提出「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論述，是恰好顛倒了歷史詮釋的理解方向。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定義，會由詮釋結構自然產生。倘若個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史觀，對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錨定自有心得。然而這個見解卻在知識分子之間廣為流傳，也依此生產出呼籲性的論述，證明了對此議題關心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常常不是個人史觀的確立，而是集體史觀的凝聚。

相對而言，這個凝聚的行為在台灣已是流傳久遠。從民主化運動開始就已經啟動。而相對的運作內容，站在我的立場而言，我們極少把問題放在戰爭的扭曲以及政權與人民的對抗基礎關係上，時常只針對特定政權，或基於民族對立的問題意識等等前提，來揭露歷史「事實」並加以詮釋。這是之前的宣傳體制基礎。就是在對手宣傳體制所掩蓋不到，甚至刻意忽略之處，產生了新的宣傳體制。基本法則仍然相同。而不同陣營的宣傳體制一方面創造並收集不同的口號，另一方面對敵方的口號與論述隨時保持警醒。由於警戒多在於前線而少在於本陣，導致所謂的雙重標準盛行。然而那僅只是浮出表面的諸多現象之一。另一個結果是，將史料也視為口號加以操作：從屬於自己陣營的史料便加以過度詮釋以及製造感受性壟斷的工作；對敵方的史料便加以嚴格細節檢視，也不排除從史觀角度加以隔離。這樣的操作，以各個陣營為基地，在論述烽火中創造出以武力強加保衛的零碎陣地，看似保衛住某些已經成立的史觀，實際上只是在論辯層面自我癱瘓，除非加上信仰的因素，否則所有史觀都將只剩下碎裂的合法性。

中時媒體集團製作的「二二八泯恩仇」專題，正是在這樣的鬥爭場景中，隱然浮現的又一個前線陣地。雖然在其敵手的感受性壟斷操作之下，從空泛的標題開始就已經引發警戒，嘗試以回歸本陣隨制節點的方式加以否定。然而對手的過度詮釋，並不能證成自身的合法性保障，這卻又是中時集團對自己的防衛策略。事實上，這部專題的意識形態證明，並非標題，而是最後一句話：「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這句話將二二八事件扣上幾乎完全沒有邏輯關聯的兩岸恩仇和台海戰事，明確而大膽地生產了從壓迫者／被壓迫者、本省／外省，再到台灣／中國這一串對抗系列之間的隨制連結，另外也隱晦地攻擊了台灣國族運動裡，不斷創造出台灣與中國從人民到土地從未互屬的一部分論述陣地。此時其對手最有效的反制策略，當是暫時在這些陣地偃旗息鼓，同時祭出其他隨制結點來保障自己感受性的安全。

而我個人對這樣的戰爭狀態感覺最有趣的是，倘若和平和解的口號被對手搶佔了，怎麼辦呢？最能證明這種戰爭邏輯的，當是像這裡宣稱：和平根本不在。以我之見，雖然這與主流的合法性論述在邏輯上明確地自我扞格，但由於這種態度所開放的鬥爭潛力與政治利益，導致對其反省的力量會降到最低。而當我們確實將論述戰爭的成敗置於史觀的誠懇之上，我們便離開了傳統民主政治所謂公開合議的預設，創造了宣傳邏輯遍在的法則。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上）

「很多台灣人誤以為，在台灣的外省人，就是當時鎮壓台灣人的那一批。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絕大多數在二二八發生時根本沒有到過台灣，甚至搞不清楚台灣在哪裡。中天新聞追蹤二十一師的用意，就是在於釐清事實，進而化解因為誤會而產生的隔閡。」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2009年2月28日，中天新聞播出了以幾則訪談和摘錄文字組成的「二二八泯恩仇」專輯，撇開冗長的篇幅不談，其主要的焦點，就在於某些台灣人加入中華民國軍隊之後，在戰場降服於解放軍，並在上海與二二八時期鎮壓的主力部隊二十一軍遭遇的故事。中天新聞台並無提及反省與究責的問題，但諸多評論者卻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認為過於簡化，刻意不提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的角色。這種觀點在當下我們已知的反省邏輯上，對也不對；若放到台灣社會的混雜脈絡中，則已無對錯可言。

這個節目，很顯然地是乘著史料挖掘的合法論述，進行特定的意識形態工程。黨國的角色撇過不談，日本—台灣—中國／國民黨—共產黨／政府—人民／台灣人—外省人等等諸多項目之間的界線也被模糊了。對於這點的普遍觀察相當準確，或許也是因為這些手段正是引起疑慮的緣由。事實上，早先已開始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恐怕也是因為類似的手段而引起另一種疑慮。

如果我們沒有著手處理背後的普遍結構，這類緣由還是會不斷發生，所差別者只不過是掌握詮釋權的角色立場而已。

在這個專輯裡，相當程度地強調了二十一師以及解放軍台灣兵的報復關係。旁白以「或許就是要將恩怨留在上海灘頭，留在上個世紀。曾經用槍口指著別人的二十一師，同樣成為槍下亡魂。那些曾經受過二二八磨難的心靈，也許能夠就此放下」帶過，這樣輕輕一帶，卻事實上預設了當下社會裡仍存在這類報復心理。這是相當基本的政治操作，用微小的單一面向企圖解消某一段論述，但事實上卻可能立刻被認同者與反對者同時上綱成為陣營之間的總體對抗。事實上，單一切面的論述所能對抗的，就只是它確實面對的論述而已。無奈台灣有太多人似乎還沉浸在反抗國民黨霸權的過往榮光之中，渾然不知意識形態的語言戲局早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形貌。

懂得操作語言的精英們也並非對此全然無知。面對國民黨政權，以權力的紐帶作為批評對象的反霸權力量，尚能有一致目標。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權力的象徵不再只有單一可能，原先作為反霸權的集結勢力便將主要手段從奪權轉化成為文化戰爭。在這個轉化裡，許多人卻還是在無意識裡，抱持著意識形態具有基礎邏輯，與其對抗只需證明其中部份邏輯失效即可的認知。他們忽略了，霸權之所以必須集中並保護自己所有的隨制邏輯，乃是因為其透過體制掌權的現實，造成必須在政治上保衛絕大多數體制成員的結果。這並不影響霸權邏輯的隨制性質，亦即，在感知性上將原本沒有邏輯關係的諸多語言項目加以連結，並塑造成類似道德規範的霸權意識型態，再發明許多空虛的符號加以承載。著名的三合一敵人論述就是顯例。也由於這種隨制霸權的一致壓迫，導致彼此之間理念極少交集的不同政治團體，也可以集結為反霸權力量共同反抗。

而在反霸權的成員掌權之後，反霸權的隨制性質自然造成斷裂。此亦所以民進黨可以與諸多社運團體共同反抗國民黨，也是在其掌權之後可以輕易與之切割，而不完全失卻其合法性乃至合理性的原因所在。但是在霸權對抗轉化成為文化對抗之後，由於體制權力的因素分裂，在政治體制的層次上，成為抱持不同文化價值的行動者，彼此爭奪體制內諸多權力位置以遂行其政治計畫的場面。相當諷刺地，在論述層次上，以權力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刻，在意識形態上可以畫出明顯的界線；然而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候，卻只剩權力場域可以用以畫界，但奪權戰線的極端零碎卻反而讓論述手段往過於簡化概括的形式呈現。總統名額只有一位爭議尚低（但我們不能忘記，總統因此在意識形態戰爭中，能夠掌握並操作多麼重要的戰略高位），國會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政府機關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情治系統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媒體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等等，較為細緻的分析由於效果不卓越而紛紛隱退，僅存者多是過度概化，濫用全稱的劣化分析。而最後竟衍生出以藍綠、統獨等截然二分整個社會的巨大認知模型，更有趣的是許多人竟也能在此重拾以往霸權對抗的語言論述，更驚人的是還有效果。起先或許只對應上一點舊時代的社會殘餘；然而在許多人開始依此認知建構政治勢力，構造敵我關係，再依這些關係實踐政治資本分配之後，認知與權力分配相互證成，台灣政治場域的二元對立虛擬實境儼然成型。

這段歷史必然為政治精英所熟知，而對於人民，他們溝通的手段同時也正是他們隱藏其政治進程的手段。

此即政治宣傳。用以召喚支持的語言必然異於政治資源分配的邏輯，這是當代政治體制的慣常現象，並在各個層級的政治行動中普遍存在。成功構作的論述具有強大的合法性召喚效果，因此最佳的組合，當是在實際掌權之後依舊宣傳自身在該體制機構中身為弱勢，如此在政治進程以及支持召喚雙方面都能得到最大效果。令人遺憾地，知識精英儘管沒有權力精英的現實束縛，但或由於意識形態集結的道德指令，仍然全力協助完成這個行動。其對時事國政，以及政治墮落效果的憂心與難捨，並非忸怩作態，乃是在這類矛盾裡企圖盡可能自我說服的姿態。

總而言之，在權力與文化集中者處，眾人的意見若沒有太多分歧，這個體制當然會依其所是繼續往歷史延展下去。而其中以權力鬥爭作為基礎與特徵的各種語言模型與實用，便成為極少有人願意挑戰的約定俗成。有一種風行台灣政壇的論辯型式，聲明對手可以做的，我們為什麼不行；直至黨派層級為止，如國民黨大量而輕易地引用民進黨使用過的論述口號，便證明了在論述層次的文化戰爭裡，所謂的對手其實反而僅是權力掌握上的阻礙，而較少是論述邏輯上的對反。

這當然引致了論述創作的緊張，畢竟論述的徹底同質性不能過於顯著，否則論述將逐漸失去召喚的能力，連帶也會影響權力資源的取得。於是藉著隨制邏輯的基底，兩方陣營都各自收取屬於各自的詞彙庫。當對方生產新口號時則實行過度批評，對我方的新口號則過度寬待。圍繞著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論述裡，「官逼民反」、「和解」、「和平」等詞彙都經過這樣的歷史，對於對手口號裡的正面潛力盡可能忽視；而譬如「光復／終戰」、「遺忘／放下仇恨」等等詞彙，則是經歷了更細緻幽微的鬥爭歷史，最後也是全面掏空，抹消各自的潛力，堂而皇之成為敵我辨識的旗號。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但願曹長青不是同性戀

本文受〈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啟發

在扁案中由陳水扁爆出的，至今還看不到光碟的光碟疑案事發之後，曹長青在自由時報上刊載出充滿歧視同志意念的文章，再次引起人們對曹長青是不是同性戀的疑惑。但曹長青以評論者身份向世人展現的姿態，是一位歧視同志又分不清左右派政治的極右基本教義者，這不僅是他獲取聲名的方式，他犀利卻可笑的評論，當然也是綠營在部份人權議題裡甚至比不上藍營的很大原因。如果他是同性戀，卻仍然不停詆毀同志，顯然是耍弄了那些扭曲自己只為了與他唱和的支持者們。零六到零七年發生的一連串美國共和黨政客同性性醜聞，不但讓共和黨在同志議題上失去立場，更間接導致國會與總統選舉的失敗。而如果曹長青知道同性戀，卻竟然不知道有雙性戀的存在，乃至於直接判斷有同性性行為者必然是假結婚，則屬重度無知，自由時報的長期讀者有權利知道真相。

對曹長青問題，我近十年來沒有發表過幾個字，但卻時常注意其人其文，也做了很多「家庭作業」。我看過的曹長青文章，全部都是左右不分、政治立場看似堅挺實則扭曲、號稱評論卻只是個人感想的打字練習。拉岡指出，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常可能出現被迫拋棄珍愛事物而出現的替代物"Objet a"，在其後人生裡會發展出一種足以引發快感的對象物，導致個人在某些實踐中獲得不可言說的滿足。很多評論者的心態特別隱藏起這種個人快感的層面，卻在不同的文章裡不斷顯露出來，藉以獲得不停補償的快感，比例遠高於一般人。

曹長青一直不斷地攻擊同性戀，與他的政治色盲、低度思考以及崇拜權力等等特質都有關係。尤其在他之前與【斷背山】有關的評論中，他提到「那些影評家要用支持這部電影來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甚至是對上次總統大選時，美國絕大多數州的民眾都投票反對同性戀結婚的反彈或報復」。這難免讓人猜測，他是不是在說自己心裡的渴望呢？

一般正常人看【斷背山】得獎，可能會認為評審願意「肯定」哪怕是主流社會不見容的主題，但卻不會認為這是要「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更不會認為是對某些選舉選民的「報復」。像電影「美國心玫瑰情」裡，唯一身為同志的主要角色卻在最後才忍受不住爆發，這才是社會對同志壓抑的真相。

〈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再次引起人們對於曹長青的智力與性傾向的誠實問題。當然，並非愚蠢就不能評論，國際上處處都是極端主義右派在發表不可思議的矛盾文章；但讀者不會接受欺騙性的評論，尤其是以刻意擺出的強硬姿態作掩護。像美國共和黨議員馬克佛里，雖然身為兒童失蹤與剝削議題委員會主席，但被發現是戀童者（以露骨訊息騷擾青少年），結果因為偽善的醜聞而失去政治舞台。今天台灣讀者對曹長青是否同性戀的追究，其出發點也在於他是否欺騙大眾。這篇文章出爐後，顯見曹長青還是不改以直挺挺的立場與毫無思想的文字，繼續散播歧視同性戀的訊息。只寫一句「並不是同性戀者就不可以做總統」，對比之前長期的詆毀，甚至就在同一篇文章裡公然宣稱關於男同志的各種偏見。只提上這一句，不等於就變聰明了。曹長青向以文筆犀利果敢著稱，碰上腥味這麼重的消息，倘如同以往一般見獵心喜，卻又不會刻意放低姿態，把以前更激烈的歧視文字拋諸腦後。這實在讓人懷疑他的動機何在，無論如何，顯然無法解除人們心裡的問號。

我個人確實是不希望曹長青是同性戀的。雖然知道這種激烈手段，其實不過是為了以反向的抵抗，刻意掩藏自己的性向，並在其中獲取樂趣，就像【金賽性學教室】一片裡描述的牧師父親，唯一反抗童年禁錮的方式，竟是更努力在其他人身上加諸同樣的禁錮。但就我所知，同志們無不是努力地在艱困的精神環境中掙扎求生，就算不是耗盡所有來幫助別人，也至少不會在社會上散佈歧視，深化所有邊緣族群的困境。

然而，儘管他在立場上不停詆毀同志，污衊同性戀情，甚至仇恨一切與同志有關的政治現象；但我仍希望，如果曹長青真是同性戀，同志族群能夠張開包容的雙手，接納這個一時自陷於叛逆期的姊妹，讓我們期待每個躲在暗櫃裡的朋友們，就算一時失志，也能迷途知返，驕傲地站出來迎向陽光。

「？」的復仇

仔細想想，除了至今仍是一個謎題的某篇文章，除了紀錄她在捷運局（前誤植為文建會）一役中英勇拍門的身影之外，好像沒有為這個朋友寫過什麼東西，反而常常寫一些讓她覺得很無聊的政治議題。

直到她用「？」寫了一篇文章，我才又想起這之間畢竟有著的關聯。多虧阿潑想起當時慕情用「？」築起的防衛壁壘，我是連當天喝什麼酒都忘得乾乾淨淨了。只記得當天自己沒有太多疑問，乏力地詮釋彼此發言的角色，簡而言之，便是喃喃重複別人的發言，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立場不大對勁。

忝自出身於田野風氣最盛的社會系之一，我從來就不敢認真以田野調查做為研究設計的主要基礎，卻又選了個以田野做來簡單太多的題目，看在別的同學眼裡總是奇怪。事實上我也不曾實際思考過，只覺得自己不該做不能做。直到某天同學意外在席間問起原因，才在腦中不由自主地浮現許多，彷彿已經存在很久的原因。我說，一來我太容易跟見面的人發展出友好關係，而且自己容易深陷其中。我畢竟相信，田野研究若要對學術負責，必須實施背叛和疏離的行動策略。如果我連這都做不到，走進田野只是徒然增益自己的人生經驗而已。再者，我在觀察時所收到的訊息太過繁複，不只是語氣敘述表情姿態，甚至空間歷史個人生命等等脈絡都會自動地不停地全部浮現一再修正。這樣的我一旦進了田野，倘若僥倖不被自己累死，也會因為累積的細節量過多，導致研究瑣碎難以導出結論。

相對地，慕情的在場，實際上就是一個帶著與我類似的限制，卻不僅勇敢地走進了田野，甚至堅持數年不棄的身影。這樣的狀況下，我又怎麼可能對任何「？」產生回應？

而其實，我覺得當場的「？」，不管怎麼看都是一種復仇。

政治裡很少提到復仇，但是總有許多其他的，諸如反抗、革命、批判、輪替之類字眼漂移在與復仇二字無比曖昧的粉紅色力必多空間之中。也就是說，當人們想靠政治來復仇時，總先祭出大是大非，再把復仇偽裝成不小心順帶提起的副作用。真正驅動這類政治議程的苦難經驗和意識，於是也不停地向潛意識沈落，終成不可言說的信仰。

在萬千政治脈絡橫空交錯的當下，願意保住誠實的人，自然只能以不斷的「？」來回應。這是對過度喧嘩卻無所用心的世界的復仇，也是對在虛偽世界前停步思索利益好壞的我們的復仇。

而這個以「？」復仇的人有點好處，不同於人們慣於用傷害來補償自己的眼淚，她總是以眼淚來抹去既成與未成的損傷。旁人不停努力埋藏著，她卻向著最貧瘠的地塊行去，勤耕不懈，翻土撒種，期待在下次節氣降臨後滿載收成。只是貧瘠地界永無止盡，寥寥身影再多努力，所改變的看來總是那麼渺小。我們眼看著無邊荒地，滿腹羞愧地一再遠離。背對著循理念前進的人，看來就像是拋棄了他們一般。

親愛的胡慕情小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要肆無忌憚地對妳付出這麼多期待。這些信任不是為了增添妳的責任，而是標誌出妳在這個空間裡的潛能有多麼巨大。在妳所在的地方，也已經協力建起這麼多全新的可能性。事已至此，對於世界，其實妳是該不甘願，但那又怎麼可能呢？

【情人節特刊】邱毅不過是頂假髮

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由於邱毅在媒體上公然聲明想約桂綸鎂共度情人節，一句話打破多少宅男夢想。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本我對邱毅亂七八糟的論述方法一向沒放在心上，但此事既發，也不好意思不說個兩句，談談與這個人相關的媒介現象。

（註：由於情人節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神聖也最真實的節日之一，本文不涉任何超真實之類論述，請放心閱讀）


邱毅本人的論述毫無可觀，也找不到什麼特別的意識形態意旨，所憑仗者就是嘴賤了些，搞得各路以為自己正義的禁衛軍各為其主，群起攻之。支持他的群眾恐怕多半說不上信賴，就是縱容惡搞，藉媒體奇觀的方式為自己人壯壯聲勢。握有權力的那些，看來也只是放著這個虎仔在外尋釁生事，關起門來還是各搞各的合縱權爭。這種少年幫派械鬥的血性故事，也真虧台灣有這麼多人玩得興高采烈，如癡如醉。支持者毫無骨氣見招即捧，反對者罵的也是天馬行空不可理喻。兩群烏合之眾陰陽相濟，倒是把邱毅的臉打得腫了又腫、吹牛捧得高上加高，宛然一個仗義行俠的腫臉胖子。

我記得在大學時代曾上過一堂名為勞工研究的課。老師在課上講過一個故事說，他曾經帶一個外國朋友上夜市，看到賭香腸的小攤，外國朋友就下場挑戰。這位朋友一邊骰還一邊講解經濟學理論；他下了一次，中香腸一條，第二次再骰輸了，所以第三次加倍下注，第四次、第五次...如此不論輸贏依法炮製，最後幾乎把整個攤子的香腸都贏過來。外國朋友說，這就是資本在市場裡的用途，資本越大，賭博的機率雖然不變，但是只要源源不絕地投入更多資本，最後的勝利十拿九穩，一開始就成定局。

關於邱毅的現象或許也差不了多少。在信任資本尚未豐足時投入小規模的語言賭注，取得些微效果後就擴大局面；被戳破時低調，撈上邊就吹噓，誇大戰果，遺忘失誤；按照與自身的親疏差序來決定某種評斷標準的使用與否，用於敵人的批評不適於自己、敵人使用的遁詞用得倒是毫不猶豫；一旦在某個特定脈絡取得資本便緊緊糾纏，居位代言者吸取更多資本。這些都是賺取各種資本的常見方式。把眼光縮小到政治場域裡的信任資本也是如此。當下看來波瀾壯闊熱血澎湃，所謂媒體戰爭的訊息戲局，不管是自認得志的壓迫或自稱受欺的抵抗，所用的皆是同一種語言型態。

當然這只是最根本。向上發展之後，偶爾行動者也會做一點些微違反這個系統的意外之舉，例如偶爾以相近的標準檢視同夥與敵手、以行大事者不拘小節之姿運作精細的論述，卻排除一切於己不利的論述效果等等。只是以這類狀況之稀有，規模不足以傷害資本運作的根本體制，反而能為行動者累積更多資本，以少數正直的時刻將自己誇大為正義光輝的道成肉身。

很難說這個運作型態是對是錯，因為社會裡四處都見得到它的影子。在這個影子最飄渺空虛之處，則誕生了為數眾多，異形同構又彼此看不順眼的邱毅們。而社會裡的其他人，或盲目信賴，或嗤之以鼻，卻從來不曾對背後的媒體現象賦予夠多的注目，因為我們想要否定的，從來都只是敵人而不是戰爭本身。虛矯不實的戲局因此永垂不朽。

語言戲局確實是毫無力量，但由於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集體默認，讓語言和各種資本產生直接的連帶關係。就像邱毅知名的假髮，只因為堅決不認，居然成了重大的注目焦點，乃至對認其為敵的人們而言，成了一針強力興奮劑。我們堅持那是假髮，我們堅持那是真髮，我們都知道他是禿頭騙子，我們都知道他是打扁大將；我們以為那些頭髮的真假就代表了他一切語言的真假，我們想要看到真相，而最重要的真相就是邱毅的頭髮。直到由抗議者掀開他假髮那一霎那，我們都見到了無可抵賴的真相：

頭髮之下，原來居然是片頭皮。

本圖取自Bbrother部落格

語言、政治、敵我

在時代精神部落格以「Schmitt專題」為主軸發表兩篇文章之後，接著又以Loss in Twitt為名發表了回應批評型態的文章。該文以三個人的Twitter內容作為批評，認為「業已在twitter上形成討論」，表示「好的文字確實有讓論客不得不注意的壓力」。我有幸被提攜參與這個部落客自我吹捧的行為，顯見好的推特發言也有讓寫手不得不回應的壓力。但由於我的推特早已上鎖，可能因此導致輾轉傳出的推文難以取得又過於零碎；除了在該文回應裡提出這個現象之外，另提出較具脈絡的說法，避免【對話失去敵我意識，陷入去政治化的危機】。

該篇文章對我的引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引用之後所附的推特永久連結網址，導致讓所有人在不清楚我的推特帳號早已上鎖的前提下，連結時只能看到被封鎖的畫面，而時代精神作者並未提及這點。對於收集一手資料的學術工作者而言，田野裡研究者與對象之間的冥界或背叛關係事屬當然，但在揭露田野資料時，對於重要的資料環境知識刻意隱瞞，便是在學術分析的實踐中，非常嚴重的去政治化缺陷。作者所引用的該站文章，主軸之一便是質疑台灣去政治化的風向，卻在個人實踐的政治裡，對此類缺失毫無知覺。推特上鎖與否，對日常發言的操作習僻有不可置疑的影響。而該文章在操作中所展示的遮掩效果，不僅只作用在這個細節，事實上也關係著底下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1. 比應然更危險的事

在我的這則發言裡，以「典型的自說自話。誰跟你說這是政治上的應然的？」這句開頭。這句話的重心是「自說自話」而非應然，這不代表我認為那說錯了。從兩篇專題文章的內容看來，其手法便是借助篩選的事實取得合法性，並回溯此等現象而暗示在理論上也有了應然的依據。這種操作手法，可由這兩段引文看出：

nagasawa：
...在一個徹底消除戰爭可能性，實現絕對和平的世界中，的確不會有敵友劃分的必要。但只要戰爭始終存在發生的可能性，只要人們還可能相互威脅彼此的生存，Schmitt將政治的定義視為「劃分敵友」，就具有現實的意義。

從上面可知，國家以政治的概念做為前提，政治即敵友之分，而此區分的必要來自於在現實世界中戰爭持續威脅生存的可能性。

oskarshen：
...雖然Schmitt這個概念是對當時德國除戰化，或是解除武裝化的反駁，甚至被視為後來納粹以武力重建德國的說詞，但事實上這兩句話卻仍舊點出人類世界至今都無法破除的主權與國家限制。即使以美國為例，這個最大的民主的殖民帝國，在九一一之後以緊急狀態，或是發動反恐戰爭來劃分敵我的舉措，仍舊證實了 Schmitt在當時提出來的論點。

聲明理論必須為現象負責，或聲明現象必須成為理論基礎時，引用現象的方式就決定了這個理論的高度。倘若我們能說Schmitt對於威瑪體制的看法，是針對一個對於簡單的民主共議制度過度信仰的社會所提出的反思；在這兩位作者的評論裡，則看不出其針對者有類似的視野，而僅是出於一個質疑當下執政黨，並反對消解民族敵我判分的立場而已。這個立場本身與社會的關係為何？作者不曾認真處理的其他項目（在野黨、相關政治團體、類似理論發言；不同的民族想像、台灣所謂認同現狀）與這個立場的擺置關係又是什麼？對於後者，oskarshen至少有兩個具有內在矛盾的看法：一是較為空泛的「...從市民社會中重新調和另一種開放式的民族主義，放棄在既有的憲法上完成Schmitt所謂的單一民族的建構，重新回到建立民族的根本議題上，並且用作補充多元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憲政理論」，另一是「...最根本的，仍舊是台灣無法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主權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問題」。如果作者已經發現台灣的政治決斷被癱瘓的現實，卻執拗地認為我們終將以整合完成的民族作為增進體制決斷能力的解決方案，那不過是對台灣現存兩種以上的國族運動各自給予激化鬥爭爭取勝利的理據而已。台灣政治癱瘓的現象，來自於國族認同之間的彼此主動敵對與互斥，並非議不可決的反決斷性格。在這種時刻，表明了追求一種能「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主權，幾乎直接忽視這兩種主權現象長期以來對於異質社會的抹消歷史，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我們另外在nagasawa的文章裡讀到：

...因為政治統一體一旦形成，成員就必須服從其權威，接受敵友的劃分，這是來自於政治共同體維繫自身存在的權利，從其存在的事實而有的權利，不需要任何證成。 Schmitt認為：一個民族如果不再有力量或意願將自己維繫在政治的範圍之內，則從世界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這個軟弱的民族。

這段聲稱的解讀恐怕很難有多元發展的機會。在這篇文章裡，為「政治」所打開的詮釋空間極其狹小。「生存意義」、「敵友之分」這類的詞彙重複出現，藉由對Schmitt的片段引文，尚且企圖聲援自己「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的結論，直接抹消台灣當下現象中諸多認同與疆界的複雜現狀，讓文中反對去政治化的聲稱，顯得淺薄而片面。


2. 非政治化的囈語情結

我個人對Schmitt的著作閱讀並不足夠，甚至對於後續評論與詮釋者如Agamben等人的閱讀亦然，此所以這篇文章的評論範圍必須限於兩篇論述本身。但多少可以確認的是，類如兩位作者這種跨越時空的類比方式，必須要處理地比這兩篇文章更加小心，而不是直接套用引出結論了事。一個觀察的重點在於兩位作者對去政治化／政治決斷兩個術語的使用。

oskarshen文中對於「開放式的民族主義」、「多元主義」等等的宣稱，其實質內涵在作為論述實踐的兩篇文章之中都不存在。nagasawa有關台灣主權疆界的排他性認知，如「台灣做為一個國家，須以政治之邊界，亦即敵友之分做為前提，此非中國『本質上的邪惡』，而是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這類將認同與政治的內涵視為不需解釋的符指的說法；以及oskarshen對1992年選舉【以一體民族達成認同疆界（和中國關係）決斷並因此達成民族一體化（國體、主權歸屬等問題）】這個具備因果緊張關係的的重語反覆詮釋，都顯示兩位作者對於其他認同中的疆界概念，包括疆界範圍以及疆界劃分姿態都毫無妥協的態度。或許這就是兩位作者的底線，但在這些態度毫不妥協的前提下來談民族一體化，又以多元或泛稱政治的論述姿態妝點門面，其結果就是生產出以自身認同進行潛意識行銷的宣傳文字而已。這種遠非分析的論述，正是當代政治與媒體場域裡去政治化實踐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份。

我們必須回到對於例外狀態的明稱與暗示。在nagasawa文中，一再將台灣（或其想像的國家狀態）返歸於現實不可避免的戰爭狀態之中，將戰爭狀態置於認同型塑的基礎位置；而在oskarshen處，則如上文所引，全然不加遮掩地要求在台灣建立一個具有決定例外狀態與分辨敵我的主權。這種大膽的宣稱，除非認定其對例外狀態的當代論述全然無知，否則實在很難對此做出樂觀的詮釋。連我作為政治哲學的門外人，都很難忽略用Google尋找「例外狀態」所能得到的諸多負面意含，何況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現象之後，還能夠不加自我解說地如此聲稱，本身就是去政治化論述的範本。這裡提及的政治並非nagasawa狹義的體制政治認知，而是關於論述政治、翻譯政治、政治宣傳等等諸多操作手法的使用。兩位作者所強調的決斷，對於針砭民主共議政治體制缺陷的重要性顯著可見。然而在談論這類針砭時，如何在認知中擺置決斷與共議的概念，則是任何政治知識終究必須予以直面處理的問題。僅止於強調決斷的重要性，若不對相互關係予以說明，恐怕就只能被認為是一篇讓民主體制缺席的政治建言。呼求型塑一個具備政治決斷能力的民族，在不加上足夠註腳的情況下，也是在直接呼求一個具有宰制合法性的共同體的誕生。宰制絕不因為具有集體合法性而合理化。我反對兩位作者這種思想的實現。


3. 邊界的誕生與消亡

於是，在去政治化操作以及追求宰制權力的旨趣下，在一個看似只是對決斷概念的微小堅持中，誕生了兩位作者毫無新意的認同表述。關於這個問題，我建議兩位作者閱讀我的看法，也請兩位大可忽略我在文末勿網摘的建議。

台灣沒有一種認同的邊界是像兩位作者想像得這麼樂觀。關於「台北國」、「南部」、「台灣人」、「新台灣人」、「台獨沙文主義」、「滯台中國人」的不同想像範疇，並不只是滿足陽性貶損攻擊慾望的玩笑，而事實上在不同的認同集結過程裡各自具有論述導向的重要作用。個人為了自身政治資本的成長，在認同場域裡也必然要不停發展和學習這類論述，訓練自己成為有效的符號操作者，於是在這個多種認同衝突的島嶼上，對於敵我的判分以及擬戰爭狀態乃至例外狀態等等決斷，早就在認同衝突的前線上狂轟濫炸不可自已。台灣民主體制之所以尚能維持表面型態的原因，恰好不是缺乏這些決斷，而是到目前為止，這類彼此目標與立場矛盾的決斷，還能彼此同意國家機器需要執行單向政策的這個共識的結果。遺憾的是，如果我們還是一逕地在關於國族的論述上，利用去政治化的宣傳語言企圖固化自身立場，並推動自身所屬的國族運動；其結果就是我們終究得選擇一個現已既存的套裝認同來作為共同體的內容。而若我們的視野比這兩位作者更寬廣些，綜觀多年來各種認同所帶引出的論述與象徵暴力，乃至於其生產的各種不可思議的壓迫形式，我不知道對於某個單一共同體進行決斷的道德信心究竟何在。

事實上，如果只把台灣的認同現況看成是引用西方理論時需要予以處置的扞格，而非重新省視疆界概念的機會，對於任何層次的認同論述都毫無貢獻可言。而對去政治化概念中政治意含的狹義化，就會造成如nagasawa文中所展示的，把馬英九的和平宣示視為去政治化手段的單純詮釋。作者在此處意外地使用了「綏靖」一詞，將馬的宣示意義限縮至單純掃蕩異議的統治手段，反倒更難提出馬所企圖掩蓋的那些政治效果，更忽視了在此處引用Schmitt「相信一個民族通過宣告它與全世界友好相處或自願解除武裝就能排除敵友的劃分，完全是一種錯誤。世界並不會因此而非政治化，也不會因此而進入一種純道德、純正義或純經濟的狀況」這段文字時，將政治等同於戰爭狀態的潛在危險，另外還進一步透過將Schmitt的「存在狀態」比附於台灣認同的「存在狀態」，抹消了在台灣認同場域裡，各種立場並未以實質武力交鋒，而是以論述企圖摧毀對方存在的現實；企圖導引認知，以中國武力的界線來決定認同的疆界。在這種立場上呼求共同體的集結，正如上文所述，本身就是刻意略去自身政治計畫，略去政治進程必須處理要素的去政治化手段，因此也是企圖藉由一種緊急狀態的強調來抹消其他政治進程，例如如何處理認同衝突現狀，的強制性手段。

如果政治就是分辨敵我，如果國家必須追求共同體決斷，那麼，這個分裂的台灣早就已經失去族國一體的政治化與決斷性的絕大多數要素了。在缺乏各種要素卻又不願直面處置的狀況下，還要呼求去凌空構造一個共同體，令我非常期待看到在往後的文章裡，時代精神部落格如何不在關於政治的詮釋上，繼續創造進一步的自我矛盾。

Kebab

跟同學聊天錯過了學生餐廳開放時間。經過一家印度人開的Kebab，想起好久沒有吃到烤餅，便臨時更改了計畫。


因為過了用餐時間，店員比客人還多。站在櫃台尾端的一個小女生先看見我，就向我打了招呼。小女生畫著印度味濃厚的眼線，把原本秀氣的輪廓襯得更分明。她穿著一件毛呢外套，讓我有點遲疑。靠在櫃台上穿制服的男人這時看見我，轉過身來問我點些什麼。我很快點了咖哩雞肉三明治，拿罐可樂。女孩看了我一眼，側身走到窗旁的桌邊坐下。

窗邊桌位已經坐了一個老人，同樣穿著制服。不一會一個高瘦的白人走進店裡，看著老人起身，向他指指大門，便擺弄起門鎖來。想來是壞了得修理。

在我好不容易把所有薯條都吃完，正要咬下烤餅時，白人終於有了結論。他向老人說這鎖還是得換，我幫你換鎖，大概要價四五十歐元吧。我幫你換個最好的鎖，他強調。

老人咕噥了幾句，也不知生意有沒有談成，白人就道別走了。剛忙完一段落的店員問了幾句，老人咕噥得更大聲。

他說，不過是個鐵門的鎖，昨晚被人撬開，也沒丟什麼，換鎖倒得花不少錢。我看這根本是說好的吧。最近不是有幾個年輕的白人在附近遊蕩嗎？這些小子到處破壞，把我的門撬開了，找人來幫忙修理，又是來個白人。這肯定是他們串通好的陰謀。晚上破壞的是白人，白天來要我給錢的也是白人，這簡直就太明顯了。我看法國的白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還要陰謀來壓迫我們印度人，我不會上這個當的。

老人非常小心，上面這段話都是用印度方言說的，我邊啃著餅，一句也聽不懂。不過我想大家總是說印度人多疑又小氣。這段話翻譯起來，看來十之八九是不會錯的。

【短札】禁煙效果之法國經驗

去年九月，我和一群老師學生在巴黎美麗城的一家中式餐廳裡，剛吃完飯，部份成員紛紛拿出香煙做一個吸食的動作。吞雲吐霧之際，我們討論起明年一月就要在法國實施的禁煙令。事實上，當時有許多地方已經不能如以往一樣吸煙，例如火車車廂內、車站月台和機場等等。2008年一月開始，連咖啡館、旅館、酒吧、舞廳等等，實際上是室內全面禁煙。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水煙館，全法約八百家的水煙館從2008年起面臨不能賣水煙的窘境。

我們說這是最後一次在餐廳裡抽煙啦，所以大家因此又多抽了一根。

2009年一月開始，台灣也開始實施類似的禁煙規範。董氏基金會宣稱，台灣是第十七個全面室內公共場所或工作場所禁煙的國家。在網站上的列表裡，法國是第十五個國家。行政院長指出，這「對於台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具有指標性意義」。在此我僅以個人在法國生活近一年的經驗，提出對於一個很有可能是先進國家所在的觀察。

我在一月一日凌晨抵達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和同行的法國人必須走出航站，在低溫裡邊用英文碎念法國政府，邊抖嗦著抽煙。

三月底，我在法國東部史特拉斯堡住宿，櫃台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訴我說，根據法國政府規定，旅館內完全禁煙。

從史特拉斯堡回到巴黎時，在棚架下的月台上已經開始有人抽煙。

七月初回台前，我在巴黎住宿一晚，房間的矮桌上擺著煙灰缸。旅館主人告訴我，抽煙不必下樓，在房間抽就可以了。

九月再回法國，天氣轉冷。本地的咖啡廳在室外搭起了透明帆布的帳篷，內置電熱燈，供顧客在「室外」抽煙。

十一月到里昂訪友，我在網路訂房時選擇了可吸煙的房間。向櫃台確認時，服務人員告訴我所在的樓層整樓都不禁煙。

至於水煙館，根據水煙工作者工會網站指出，法國的水煙館店長已經向法國政府提出集體訴訟，要求恢復在室內吸食水煙，目前訴訟正在進行。

在這一系列改變之後，或許台灣將不再認為法國是一個先進國家，而台灣超越歐美先進國家的夢想也在此時正式起飛。但如果以抵抗的活力來衡量，我個人其實認為法國比台灣要先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