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回到這則專題。或因主事者對語言對抗的現況知之甚詳，在語言操作上其實已經相當自制，只不過由於滿足了模糊疆界的效果，因此卻又受到過度的注目。在此同時， 使用語言標籤時的謹慎，恰好更顯露出其中意識形態操作的面貌。承續上述，這個節目所提出的對等項，是家人在台灣，歷經國民黨部隊→共產黨部隊→遭遇二十一師，最後因為冷戰情勢而在中國定居或回台定居的老兵。而這個對等項預設的論述敵人，應該除了節目已明示的【將外省人一概視為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仇敵者】之外，還包括【認為當時的中國體制，如解放軍、共產黨，乃至於中國主權範圍皆與台灣的台灣人無關】這樣的論述。在我看來，後者的顛覆性質更為強烈，直接動搖許多台灣主權運動者認定並不吝於表達的【中國主權範圍自古至今從未及於台灣】這樣的論述。許多評論有所偏差的地方在，這個節目本身並未製造「解放軍為台灣人報仇」的論述，這個觀察很有可能與感受性的壟斷有關：只因為模糊了解放軍與台灣人的界線，在震驚效果下，便自然地在心裡導出台灣人與解放軍成為相等項目的感受。這裡且不多談。

從這裡可以再往回談到前文提過的諸多問題，而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著手處理，即在論述中使用範例的問題。包括我在內，許多人都同意，面對二二八事件最基本的態度就是要從挖掘史料，盡可能塑造可信的歷史事實開始。在政治場域裡，這樣簡單的行動綱領，一碰上文化戰爭裡各方生產出來的論述武器，立刻成為俘虜。我們很快地學會只看史觀而不關心自己失落的史料。當敵人或具有潛在敵意的人們提出新的史料時，我們立刻以史觀進行政治篩檢，並假裝自己仍然予以包容。

基本上，對於治史的一般認知可能是：史料雖不至於是史觀的唯一決定因素，但史觀的型塑工程卻有責任盡可能包容所有史料。這個條件在今日受到全面的挑戰。由於論述戰爭的緣故，特別是對口述歷史的高度重視，史料與史觀之間的連結關係出現重大的轉折。在形成史觀時，我們普遍地在史料的細節上用功。這當然無可厚非，然而若我們是以史料細節來證成自己既成的史觀，就會產生史觀無法解釋的史料不斷出土，但是觀點本身卻無多少變動的現象。特別是在敵我分明、隨制體制早已成型的鬥爭狀態下，史觀的型塑，更大程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這必然造成篩選的效果，更進一步將史料也納入具有感受性壟斷效果的隨制元素之中。

這可以用一個在當下具有高度合法性的認知來理解：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們「至今仍然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這乍看之下是個具有新意的說法。然而，我們如果可以理解「無受害者的犯罪」，例如吸毒、賣淫等等概念，某些狀態的「加害者」位置，在例如戰爭、死刑、階級壓迫等等結構性行為裡，恐怕很難以個人來填補這個空缺。事實上，倘若在論述層次上把二二八事件歸入戰爭史，進而將它視為無單一加害者的體制犯罪，我認為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此同時，將二二八事件歸入政府與人民的對抗關係、極權與民主的對抗關係、乃至左派與右派的對抗關係、省籍之間的對抗關係等等，都是有可能成立的論述。然而依據不同論述的化約情況，這些不同的史觀架構會各自產生詮釋上的闕漏。在這裡，提出「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論述，是恰好顛倒了歷史詮釋的理解方向。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定義，會由詮釋結構自然產生。倘若個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史觀，對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錨定自有心得。然而這個見解卻在知識分子之間廣為流傳，也依此生產出呼籲性的論述，證明了對此議題關心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常常不是個人史觀的確立，而是集體史觀的凝聚。

相對而言，這個凝聚的行為在台灣已是流傳久遠。從民主化運動開始就已經啟動。而相對的運作內容，站在我的立場而言，我們極少把問題放在戰爭的扭曲以及政權與人民的對抗基礎關係上，時常只針對特定政權，或基於民族對立的問題意識等等前提，來揭露歷史「事實」並加以詮釋。這是之前的宣傳體制基礎。就是在對手宣傳體制所掩蓋不到，甚至刻意忽略之處，產生了新的宣傳體制。基本法則仍然相同。而不同陣營的宣傳體制一方面創造並收集不同的口號，另一方面對敵方的口號與論述隨時保持警醒。由於警戒多在於前線而少在於本陣，導致所謂的雙重標準盛行。然而那僅只是浮出表面的諸多現象之一。另一個結果是，將史料也視為口號加以操作：從屬於自己陣營的史料便加以過度詮釋以及製造感受性壟斷的工作；對敵方的史料便加以嚴格細節檢視，也不排除從史觀角度加以隔離。這樣的操作，以各個陣營為基地，在論述烽火中創造出以武力強加保衛的零碎陣地，看似保衛住某些已經成立的史觀，實際上只是在論辯層面自我癱瘓，除非加上信仰的因素，否則所有史觀都將只剩下碎裂的合法性。

中時媒體集團製作的「二二八泯恩仇」專題，正是在這樣的鬥爭場景中，隱然浮現的又一個前線陣地。雖然在其敵手的感受性壟斷操作之下，從空泛的標題開始就已經引發警戒，嘗試以回歸本陣隨制節點的方式加以否定。然而對手的過度詮釋，並不能證成自身的合法性保障，這卻又是中時集團對自己的防衛策略。事實上，這部專題的意識形態證明，並非標題，而是最後一句話：「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這句話將二二八事件扣上幾乎完全沒有邏輯關聯的兩岸恩仇和台海戰事，明確而大膽地生產了從壓迫者／被壓迫者、本省／外省，再到台灣／中國這一串對抗系列之間的隨制連結，另外也隱晦地攻擊了台灣國族運動裡，不斷創造出台灣與中國從人民到土地從未互屬的一部分論述陣地。此時其對手最有效的反制策略，當是暫時在這些陣地偃旗息鼓，同時祭出其他隨制結點來保障自己感受性的安全。

而我個人對這樣的戰爭狀態感覺最有趣的是，倘若和平和解的口號被對手搶佔了，怎麼辦呢？最能證明這種戰爭邏輯的，當是像這裡宣稱：和平根本不在。以我之見，雖然這與主流的合法性論述在邏輯上明確地自我扞格，但由於這種態度所開放的鬥爭潛力與政治利益，導致對其反省的力量會降到最低。而當我們確實將論述戰爭的成敗置於史觀的誠懇之上，我們便離開了傳統民主政治所謂公開合議的預設，創造了宣傳邏輯遍在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