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六四曾經發生

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事件的記憶，準確地存在於權力要求我們遺忘的中心。

遺忘果真沒有效果嗎？在一連串彼此相關的事件接受遺忘指令之後，我們難道不也因此獲得不相信這個權力的力量？關於地方民眾的起事、西藏文明的抵抗，乃至於儘管受到壓制卻仍能作為國際權力交換操作槓桿上的砝碼，記憶抹滅行為的存在，在歷史上似乎從未引致如此巨大的效果。特別是引發者本身作為一個權力集中的體制，我們甚至能夠輕鬆地以最素樸的想像來加以違逆。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一直是，我們對自己身處其中的權力如何違逆的問題。而事實上，所有徵象都向我證明，我們只能違逆他方的遺忘，而從來都無力面對我族的記憶。

對於這個現象，最好的自我圓說，當是聲稱在遠方更嚴重遺忘尚未解除的當下，此地的權力還保有帶領我們違逆他處權力的價值。然而這種圓說迄今尚稱有效的現象，卻只表示了我們永遠為自己保留著遺忘的藉口。所謂遠方的權力不必存在於當下，可能是某個更久遠的官方形象，一再重複屠殺與奴役的單調聲響。我們甚至忘記在遠方的遺忘的價值，反而聲嘶力竭地繼續重複這個無調的單音，其結果也只是生產出更多對於繁音的遺忘以及傷逝。

傷逝即代表著無力面對自己身處的現實。而當抵抗的能量在傷逝裡耗盡，一種強制自身遺忘與記憶的扭曲便會創造出在此時此地巨大權力中內含的殘餘。我們當然見得到殘餘，但我們在當下即明瞭，自己會如何將其遺忘的軌跡。這種關於遺忘的記憶如此鮮明，導致殘餘成為一種眾人皆知的秘密，而權力尚且不必施行指令，只要如催眠師般提及啟動行為的密語，便呼召起眾多積極投入的能量，也安靜地撫平那些收藏著必須保存權力此類貼身錦囊的發聲人。一切的行為都符合律法，我們只是時常忘記，律法是由期待著遺忘的權力所制定。

在權力聲稱不曾發生的六四事件裡，由於遺忘指令的緣故，盡管並不存在一整個世代的失落，但在當下卻成功形成了一整個失落的世代。一切的遺忘都有理可循。以往天真地拒絕相信可能有所遺忘，如今我們精明地排置出以遺忘和記憶為路標的世界圖像。說著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其實是拒絕相信，在今天剩下的只是不同地圖之間相映照時，揭露彼此內陸可見殘餘的尷尬。

我們是如此堅定地，在記憶裡存放只在於他方的殘餘。無法將原則視為核心堅持的結果，便是彼此指責對方如何在他處進行壓制，又透過自我圓說的程序將本地的壓制更加落實。如果六四事件發生的意義只在於指責遠方的權力，那麼我們所做到的，也不過就是確保下一輪將更多殘餘遺忘的未來。

白鴿

她不是他的第一個過客。

究竟是隻白色或灰色的鳥呢？第一次接納她時，他想著。她披著陳舊的灰墣的羽毛，細小卻及骨的疤痕裡看得出淚水與砂粒，雙眼已被恐懼吞食。

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內端年輪的洞中，等著她自我療癒。慢慢地，白鴿整理好羽毛顯出原色，俐落地安排出一處暫時安居的所在。樹感受著體內千百個洞穴中日常訊息的擾動，但在諸多過客之間，他總能分辨出屬於她的軌跡。其實，白鴿曾經在樹的身邊幾次隱現，總是藏住色澤，更不曾讓人發現身上的傷。直到飛來求助的那天，撲跛著腳步，畢竟總是掩蓋不了亙久以來漠視痛楚所生出，心內的血瘀。

於是他將她安放在靠近最溫熱核心的洞裡，幫著她儘快恢復。白鴿漸漸有了表情，不只是如以往般飄然來去。他感覺到一種雙向的依賴，或多或少，若有似無，對於過客而言很正常，但他們卻總是更願意受命運牽扯而離開。樹不願多想，他知道自己這次恐怕再也難以治療自己被遠離的悲傷；對於白鴿，也知道自己放不下。他只能無奈地等著離別的日子來臨，而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謝謝你的幫忙，她說，這些日子以來辛苦你了。

他回以微笑。

日子沈穩地滑行。似乎已道別了很久，白鴿還沒有離開。他很快就發現，她的咕噥低語帶來一種寧靜緩解的力量。他們可以日以繼夜地閒談，以樹和白鴿的語言。微笑可以勾起更多微笑，溝通裡一切緲不可解之處，在不言自明的邏輯裡都在彼此相讓中消散不見。遠方的消息不再明晰，他只見到一個可見的未來。

他真的想休息了，琥珀漫漫淌過所有洞口，填補樹的悲傷。溫暖的結晶逐漸充實，撐起朽弱的軀幹與心。

所以當她向他詢問一個確實的消息時，樹已不再介意自己身上滿佈的傷。

千穴之樹

他站在這裡已經很久了。

一陣微風吹過身上密密麻麻的洞口，讓他緊張地挺直軀體。曾經也很喜歡清風拂過梢枝的感覺，但不知何時開始，一個挨著一個的洞穴已經成為延續生命的重大阻礙。他想著，自己的身體已經被千百個穴口掏空，隨時都有可能倒下吧。

以前是顆熱愛旅行的種子，旅人的記憶與特質還在軀幹枝葉之間迴盪不去。雖然他害怕在風中沉默地倒下，卻仍然嘗試聽取隨之傳來遠方的訊息。孱弱破碎的枝葉窸窣作響，有時像是笑聲，有時像是哭聲。每片落葉都帶著一個自己或他人的秘密，埋入土裡，卻不會化為養分，而是貧化了四周地界。他陷入長久的孤獨，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卻又不停反覆著埋藏與拋荒的惡性循環。

在成為一棵樹之後，也想過向四方分享自己經過的路途。滿身覆蓋的秘密卻又竊走了土地的肥沃，讓周圍的一切凋萎。他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畢竟那段已穿越的生命，沒有什麼阻礙過他努力活著的決心。只是在他想起之前，早已經是孤身一人。而吞吃了太多消息，也忍受不住哪怕是最簡單的他方的挫折。軀幹上張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孔，接納遠來的過客。當過客離去，留下的秘密行過經絡，帶著枯黃色調的葉子便從梢端落下。

於是時間在他身上見證著一個又一個洞孔的生成。有些深得幾乎對穿。待到身上佈滿洞口之後，並不只是表面解離，事實上連身體內部都已是鬆散而搖搖欲墜。許久會有一次路過的旅者，見到他的樣子，總是暗自思忖著這具木身何時將要死去。

雖然孤單，無論如何仍激不起寂寞。能腐蝕土地的落葉對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食糧。不時吹起的風中，他緩緩搖擺著，安慰自己，就像以往那麼多的時間裡一直照顧著自己那樣。儘管站立已然難以支持，他還是希望能提供每位來者一股溫暖的安撫力量。

但有時，他也想休息。每當這樣想起，軀幹縫隙間便滲出珀色的汁液，緩緩包覆成為洞口的眾多傷痕。流過又乾硬的那些，在朝向晴空之時，會反射出溫藹的橘黃色光芒。

【短札】當我們只看到半裸的乳房

In our group... you have to trust people... not be afraid... Sex...is a big part of it..

為什麼只要一思考，就會發現這個社會裡將人「物化」的現象無所不在？不只女性、男性，乃至於一切生物，看來似乎都處於被物化的危機之中。

看著大家對某件事是否物化侃侃而談，必須要問：我們真的知道什麼是物化嗎？問得更精確一些：物化一詞在台灣果真擁有一個定義嗎？

其實這個現象所代表的邏輯非常簡單：台灣社會作為一個毫不意外的消費社會，在商品資本主義的運作下，所有的物件和行為都可以化約為交換價值；而諸多交換價值構成的各種資本，又可以經由貨幣統一估算。在近來引起爭議的兩個電玩廣告系列[1][2]裡，女主角可將身體交由廣告公司修飾拍攝之後，剪輯出對目標群眾具有吸引力的片段，藉以交換金錢報酬以及知名度等媒體資本。

當然，我無意依此建立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論述基地。因為這個體制的運作早已自然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導致一切要求其他價值優先的提案，最終畢竟要回到貨幣價值的強因素，而自身的堅持卻只能作為弱因素而存在。當單一交換價值的可能性獲得普遍的確立，那即意味著我們對所有客體的衡量，都存在著向此交換價值屈服的潛力。換句話說，即便是某種異於貨幣的價值推展過程裡，我們依舊急切地想找出能夠不必違背貨幣積累原則的方案，方才認定為可自我滿足的價值。

在這樣的前提下回頭看這個爭議事件，我完全同意其中稍事裸露的女性、製作廣告的集團、販售商品的企業乃至在其他事件中所有疑似同受物化的客體全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因為我們唯一保持公平的可能性，必須基於肯定所有客體的物化都屬正當。

然而這裡引出的還有另一層問題。在這些廣告裡，性誘引只是極其隱晦的符號。事實上我更相信某些機關之所以將之凸顯，完全只是因為品味而絕非其他。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我們已經不太質疑國家戲劇院裡舞者為什麼時常穿戴遮不住性徵的薄衣，也不太反對在流行歌曲的週邊影音文字商品中露白的繾綣敘事，更不願抵制路上隨處可見展露誘人身材的男女裝扮。在刑法235條釋憲文中大法官曾副署的「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等等文字，正是在說明社會主流品味對於相關言論定義的迫切性與有效性。觀看絕大多數在社會裡引起物化批評的事件，太多時候，物化只是一個藉口，直接指向感受性受到侵犯的反感訴求而已。

物化的定義到底是什麼？至今我們仍說不清楚的，其實一直包含著不敢聲張的明確因素。而這種欲蓋彌彰的猥褻性作風，尚且能在社會裡取得高度的默認。我們招展著搖搖晃晃看不清楚的論證，而一受侵犯便開始緊張怒放的另外半球卻緊緊裹在不見天日的布料裡。莫怪無數的好色之徒總是一心想來撥動撩弄。若有幸引來幾句嬌嗔，也好覺得自己穿破冰山搔到癢處。

（圖片與對話來自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蔣經國自始至終是獨裁者，白色恐怖是他的遺產，直到李登輝手中才告扭轉。這是不容泛藍政客狡辯的歷史事實。

—孫慶餘

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臺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馬英九

對於蔣經國的紀念，這一事件本身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人民對於統治者的紀念或感恩，從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而不管在哪個國家，這種熱病的不同形式，也從來沒有即將消退的跡象。

相較於其他政客，蔣經國儘管成功塑造了所謂勤政愛民的形象，但卻沒有留下太多著名的言語。這或許是在一個家父長概念以及傳統道德根深蒂固的威權國家裡，領袖所能具備的最佳品質。身處在與民主體制下截然不同的政治宣傳邏輯裡，蔣經國相當巧妙地運用了慈愛、養育與管教的持家語彙，以行動允許支持者逕行生產詮釋論述，在各處生產比語言留下更深印象的身影，為自己在台灣成就了至今屹立的父親般象徵。台灣的統治者們一直無法擺脫蔣政權所創作的諸多宣傳符號，乃至於不斷宣稱自己與蔣政權的聯繫：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從勤政愛民到私人關係，甚至招搖擺弄蔣氏父子的反共論述，也為當下台灣沈迷於符號戰爭的淺薄政治場域，下了一個最為諷刺的註腳。

紀念蔣經國的熱病由國民黨發起。我們或許可以畫出一條簡化的系譜：黨外反對蔣經國→民進黨反對李登輝→李登輝在國民黨新的反對者，後稱泛綠之中找到支持力量→國民黨在泛綠對李登輝的轉向中尋得論述武器→國民黨以及泛國民黨政權利用此一武器重新宣傳蔣經國形象與連結。依循當下流行政治論述時常宣稱的報復合法論，其實這裡面每個勢力的作為都具有相當的正當性。當然這樣說來不免有點倒因為果，因為這種允許使用敵人的手段予以報復，哪怕違背自身理念也不足惜的宣稱手法，也可以說是這個系譜中顛倒錯亂的政治關係，和前後反覆的政治論述等等事實的結果之一。

幾十年過去了，在台灣紀念蔣經國居然還有一定的正當性，儘管荒謬，但這並不純粹是無知或遺忘的產品，也不必歸因於後任者的政績如何。事實上，倘若這個社會裡沒有給予一定的結構誘因，這許多錯亂並不會如此猖狂。

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前所一手造就的白色恐怖、滯留到他晚年才小幅更動的戒嚴與反共反動意識形態，與其任內推動的各種經濟建設、生活水準的實質提昇和均富等等諸多現象，不管從哪個歷史角度看，都是很難加以反對的事實。既然如此，就歷史的角度，這些事實理當並行不悖。今日政客寫史之所以困窘倒亂，不同陣營的政治宣傳者之所以能在也樂在彼此的空缺裡挖掘自己的戰壕，完全只是為了當代體制下宣傳口號之必要而服務。政治語言對於歷史想像之貧乏，永遠只能為了製造品牌識別度而在這場大戲裡重複劃分好人壞人的遊戲。報復邏輯在這裡也得到自我強化的動力：當反對者把白色恐怖歸結到蔣經國的符徵裡，強硬排除其他所有符指時，由於蔣在歷史上尚存其他作為，支持者遂能利用史實之名指摘對方的錯誤，用同樣的排除手法翻轉符徵的意含；彼此排擠的手法輪番上陣，幾巡之後，符徵的正反價值遂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導致符指墮落為彼此可輕易取代的填充物，本身的意義完全掏空。如今白色恐怖已經不再是足供反省的歷史事件，而首先必須是證明蔣氏政權以及國民黨統治之惡的符號。作為政治效果，我們便如此失去一切對特定歷史事實評價的能力，而不停困限在如何完成敵我識別的永恆迴圈裡。

這個效果已經逐漸在政治場域裡成為主流行事指標。影響所及，就算對威權體制的各種徵兆與脈絡有所警覺的人們也脫離不了這個符號侵奪的遊戲。而政治勢力將敵我辨識作為基本要求，也造就了在不同黨派執政時，只有其反對者才能見到威權統治效應重生，而支持者對於所屬政治勢力的威權跡象卻刻意甚至無意盲目的現象。

我們不得不懷念蔣經國，或許因為人民對於他的形象還有懷念，或許因為對於歷史我們還不夠誠實。但事實上，是我們自己缺乏反省的動機和信念，也是我們自己縱容政客沿襲兩蔣時代的統治手段，是我們癱瘓了自己面對歷史的有效姿態，而同時也擺脫不了對於政權或政客的愚忠。一個威權體制的統治者在台灣能保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正是得其所哉。

孫慶餘：白色恐怖是蔣經國的遺產
馬英九：薪火相傳 任重道遠─永懷經國先生

【短札】靠懲戒滋長仇恨

對於范蘭欽／郭冠英的追索，聚焦在他的種族主義優越感，以及煽動族群暴力的言論上。而進行追索和咒罵最力的一群人，其中有許多也同時在這個政治議題上，以歧視與仇恨的語言來加以詮釋。如果連正義使者都可以道德敗壞地如此堂皇，那麼我們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不過就是台灣政治仇恨進化史中又一次的演化現象而已。

在這個事件裡，馬英九政府當然樂得迅速處理，國民黨團樂意追打，民進黨團擴大打擊面，網路言論自我加熱針鋒相對；很難想到其他的解決方式，包括最後沒有法源處理，於是輕輕放下，或曲解司法政治解決，或施點壓力非自願請辭。之所以說樂得處理，乃是因為國民黨向來服膺以道德解釋法條的原則，如今民進黨送上門來主動要求，我不知道有什麼比迅速處理更好的方式。只要此例一開，不僅道德檢禁的力量更為茁壯，自野草莓以來好不容易開拓的一點點可能性，也離完全抹消更進一步。

事件發生迄今，主要的行動者之中，沒有人提起仇恨犯罪管制立法的問題，也從頭到尾都只有將郭冠英解職的要求。而將郭移送懲戒的理據，頂多是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二條「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或公務員考績法，公務人員服務法中的類似規定而已。新聞局照表操課依法移送，管委員螢幕落淚交代選民，這場戲就此做完，在台灣公共場域裡留下滿地比范蘭欽高明不到哪去的文字，等待仇恨的下一次進化。

以國家機器管控言論，絕對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實行的事。我們在此案中或許已經知道引用世界各國對於仇恨行為的立法管制措施，乃至立法意旨，但更不能忽略的，是這些意向全部都是以嚴格詳盡的立法討論與法案規定為前提。一個事實上存在仇恨的社會，對於何者為仇恨言論的定義與敏感度，必然有一定的分歧。何況在台灣，仇恨與歧視言論的基礎並非只針對少數弱勢，也涉及主要的族群。然而在偽托「弱者武器」的姿態下，各大族群都出現了擅用仇恨與歧視語言的成員。在語言上長期反覆駁火的結果，就是幾乎一切宣稱都可以被視為仇恨語言，乃至於視為我族使用仇恨語言的正當性條件。

而若是要解決這種仇恨，最糟糕的方式，當是以某個政治陣營為詮釋主體，利用該陣營已成形的仇恨語言來主導詮釋權而對言論逕行審判。這種情況下，本案中范蘭欽的言論引起越多數人民反感，就越加強此陣營仇恨語言的合法性。這恐怕是在公共領域中，社會共識最令人寒心的用途之一。而這個用途如今結合國家，並肯認靠模糊法條進行懲戒的有效性，則賦予了國家機器更肆無忌憚的理由。

對仇恨言論的處理，或許再也看不到比台灣更糟糕的方式。我們只懲處了一個口出惡言的官員，但卻同時加強了人民之間以仇恨語言攻擊的現象，以及將個案擴大到敵方族群全體的歧視性詮釋角度。我們果真阻止了在國家機器裡權力與歧視的結合嗎？姑且不提以往各黨各派漫天飛舞的歧視與仇恨語言，當有人終於提出反仇恨犯罪法的意見，卻加入了「利用網路散播仇恨之言論應該受禁止，供公眾使用的網站負有過濾和拒絕仇恨犯罪之責任」這樣的建議，我們的正義之士們如何面對？倘若管委員也提出反歧視立法的提案，這個條文會不會存在？

而我們自己又將以什麼姿態來審議？或其實我們從來也沒想過要這樣做？

舊文重貼

我一味興奮地訴說著。眼前的人表情木然，不時抬抬腿拍走似乎不存在的蒼蠅。空曠挑高的門廊沒有其他人影，冷弱黏膩的陽光在地上流洩一道一道的柱形，我無法看清眼前的臉（儘管那如此木然），邊說著邊聽著陽光逐步掃移在磁磚上，發出歡快的磨擦聲。我不知道，或許有幾片草葉飄過吧。而我的聲音逐漸沙啞，言語逐漸開始變得零散，落到地上發出細碎的噪音，干擾我僅存的一點點的思考。

「妳知道，在上課的時候。」然後我們兩人都為了這句話愣了一愣。

在上課的時候，就是那堂課，妳也上的。

老師不斷地笑著。每一聲的高低起伏極為多樣，聽久了卻又有一種在咖啡店裡坐到整張ｃｄ跑完又回到最初一首歌的感覺。我每次都會細細地計算課堂上話語的數量，每次都不多，剛好夠我填滿一肚子詭異嬉鬧的宴會餐盤。其中有些讓人不大能理解的，喧嘩的聲音卻特別大，彷彿蓋過了一切可能的我自己的聲音。一個學長哀傷地搖頭，偶爾有些看破似的微笑，那種笑與老師的笑纏雜在一起，從不互相盤絞勒殺，但在我看來卻遙遠像是硬撐在現實之外，也太遠了導致有些分不清楚，我常常因此而瞇上眼睛。老師一笑就停不下來，學長的眼睛透過眼鏡不斷模糊，最後就讓日光燈下的白霧肆意包繞吸收，整個人也悄悄地悉悉索索地沉沒進去。
另外有一個學長被一把精緻的銀杵釘在牆上，但是仍然快樂地舞蹈著，雙手不停地擺動，臉上顯現一種痛苦卻沉醉的表情，銀杵上精緻的飾環跟隨身體的顫動而不停抖動著。如果試著只看見那也是銀鑄的，美麗而易碎的環，會邈邈然生出一種不大真實的幸福的感覺。尤其是，它還在不停地顫抖。

「真的這麼誇張嗎？」眼前的臉終於現出比較關注的表情，我裝模作樣地牽動了一下嘴角。並且感到微微的失落。或許我應該把重點從我自己身上轉開。但是這麼一來，對話又有什麼意義呢？只是，我又能管得了這麼多嗎？如果讓我選擇，我當然不會選擇就此離開。

天上有一朵雲遮住太陽，陽光將精緻的邊線染上一層金黃。

我們美麗的，美麗的討論啊。我說。課堂上的討論。學生們如我，在冗長而孤單的思考之後，疲弱地推出一個問題，還沒到達老師的耳朵，就已經痛苦地發現自己的愚昧。以至於我每次都聽不見老師接下問題時耳中清脆的喀嚓聲。老師雖然一直笑著，但他從不曾為了學生們的痛苦而笑得更大聲，其實，那些多出來的聲音都是從他手裡的書發出來的。與其說笑聲更不如說是吶喊。那是我們痛苦地緊緊抱著頭，頭骨間縫隙被壓擠而發出來的恐怖聲響的回音。就像我常說的，書就像一面鏡子。它只因為年代的久遠而稍稍扭曲你，卻無法改變你對自己的印象。我們總是說，再找一面鏡子吧。

那麼，會不會有些失望呢？笑著的老師，痛苦的同學，和不斷受狂鬧的聲音所振動的書本？或者，不是失望，而傾向一種質疑或遺憾，問題和答案都在課堂上不斷地傳遞進行，我們一點都不缺乏語言。於是這些傷感的問號便不能附加在任何句子的尾端或滲透其中，只能等口齒與言語的共振稍歇，才能試著從眼神、表情或一切不自然的姿勢裡絕望地向遙遠的彼方伸探，然而卻永遠只能到達被體溫烘熱的空氣界限所及，儘管那是所有人剩下的，最後的，一致的，真誠的期待。但是言語仍然不停地無聲地運轉，我不得不用牽強的笑容來掩飾各種其他表情。門窗總是關得緊緊的。我每次都感到窒息。

「但是我沒有這種感覺。」之前的關注有點收歛。怎麼了？這是什麼？某個黑暗的角落裡有一張臉啞然失笑。這是一種，策略的錯誤嗎？我認真地選擇過什麼策略嗎？而眼前的這張臉，表情的收歛，是為了說些什麼嗎？是在指責我？還是在沉默地抵抗將來卻未來的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由得升起一種面目不清的期待。有點好笑的期待，好像報復的期待。

我知道啊，誰希望每個人的感覺都跟自己一模一樣呢？我若覺得與別人的感覺都一樣，又何必再說什麼呢？

「如果和別人的想法差太多，也不會說什麼吧。」彷彿是我自己說了這句話，抑或是妳說的？我兩邊的肩上像是有什麼東西為這句話崩潰了，卻緩慢而安靜地在空氣中散開。我向兩邊看了看，眼裡只有冷淡的光線固執地在地磚上刻印。睫毛因為突如其來的一陣刺痛而微微抖動。時間如此珍貴。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回到這則專題。或因主事者對語言對抗的現況知之甚詳，在語言操作上其實已經相當自制，只不過由於滿足了模糊疆界的效果，因此卻又受到過度的注目。在此同時， 使用語言標籤時的謹慎，恰好更顯露出其中意識形態操作的面貌。承續上述，這個節目所提出的對等項，是家人在台灣，歷經國民黨部隊→共產黨部隊→遭遇二十一師，最後因為冷戰情勢而在中國定居或回台定居的老兵。而這個對等項預設的論述敵人，應該除了節目已明示的【將外省人一概視為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仇敵者】之外，還包括【認為當時的中國體制，如解放軍、共產黨，乃至於中國主權範圍皆與台灣的台灣人無關】這樣的論述。在我看來，後者的顛覆性質更為強烈，直接動搖許多台灣主權運動者認定並不吝於表達的【中國主權範圍自古至今從未及於台灣】這樣的論述。許多評論有所偏差的地方在，這個節目本身並未製造「解放軍為台灣人報仇」的論述，這個觀察很有可能與感受性的壟斷有關：只因為模糊了解放軍與台灣人的界線，在震驚效果下，便自然地在心裡導出台灣人與解放軍成為相等項目的感受。這裡且不多談。

從這裡可以再往回談到前文提過的諸多問題，而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著手處理，即在論述中使用範例的問題。包括我在內，許多人都同意，面對二二八事件最基本的態度就是要從挖掘史料，盡可能塑造可信的歷史事實開始。在政治場域裡，這樣簡單的行動綱領，一碰上文化戰爭裡各方生產出來的論述武器，立刻成為俘虜。我們很快地學會只看史觀而不關心自己失落的史料。當敵人或具有潛在敵意的人們提出新的史料時，我們立刻以史觀進行政治篩檢，並假裝自己仍然予以包容。

基本上，對於治史的一般認知可能是：史料雖不至於是史觀的唯一決定因素，但史觀的型塑工程卻有責任盡可能包容所有史料。這個條件在今日受到全面的挑戰。由於論述戰爭的緣故，特別是對口述歷史的高度重視，史料與史觀之間的連結關係出現重大的轉折。在形成史觀時，我們普遍地在史料的細節上用功。這當然無可厚非，然而若我們是以史料細節來證成自己既成的史觀，就會產生史觀無法解釋的史料不斷出土，但是觀點本身卻無多少變動的現象。特別是在敵我分明、隨制體制早已成型的鬥爭狀態下，史觀的型塑，更大程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這必然造成篩選的效果，更進一步將史料也納入具有感受性壟斷效果的隨制元素之中。

這可以用一個在當下具有高度合法性的認知來理解：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們「至今仍然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這乍看之下是個具有新意的說法。然而，我們如果可以理解「無受害者的犯罪」，例如吸毒、賣淫等等概念，某些狀態的「加害者」位置，在例如戰爭、死刑、階級壓迫等等結構性行為裡，恐怕很難以個人來填補這個空缺。事實上，倘若在論述層次上把二二八事件歸入戰爭史，進而將它視為無單一加害者的體制犯罪，我認為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此同時，將二二八事件歸入政府與人民的對抗關係、極權與民主的對抗關係、乃至左派與右派的對抗關係、省籍之間的對抗關係等等，都是有可能成立的論述。然而依據不同論述的化約情況，這些不同的史觀架構會各自產生詮釋上的闕漏。在這裡，提出「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論述，是恰好顛倒了歷史詮釋的理解方向。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定義，會由詮釋結構自然產生。倘若個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史觀，對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錨定自有心得。然而這個見解卻在知識分子之間廣為流傳，也依此生產出呼籲性的論述，證明了對此議題關心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常常不是個人史觀的確立，而是集體史觀的凝聚。

相對而言，這個凝聚的行為在台灣已是流傳久遠。從民主化運動開始就已經啟動。而相對的運作內容，站在我的立場而言，我們極少把問題放在戰爭的扭曲以及政權與人民的對抗基礎關係上，時常只針對特定政權，或基於民族對立的問題意識等等前提，來揭露歷史「事實」並加以詮釋。這是之前的宣傳體制基礎。就是在對手宣傳體制所掩蓋不到，甚至刻意忽略之處，產生了新的宣傳體制。基本法則仍然相同。而不同陣營的宣傳體制一方面創造並收集不同的口號，另一方面對敵方的口號與論述隨時保持警醒。由於警戒多在於前線而少在於本陣，導致所謂的雙重標準盛行。然而那僅只是浮出表面的諸多現象之一。另一個結果是，將史料也視為口號加以操作：從屬於自己陣營的史料便加以過度詮釋以及製造感受性壟斷的工作；對敵方的史料便加以嚴格細節檢視，也不排除從史觀角度加以隔離。這樣的操作，以各個陣營為基地，在論述烽火中創造出以武力強加保衛的零碎陣地，看似保衛住某些已經成立的史觀，實際上只是在論辯層面自我癱瘓，除非加上信仰的因素，否則所有史觀都將只剩下碎裂的合法性。

中時媒體集團製作的「二二八泯恩仇」專題，正是在這樣的鬥爭場景中，隱然浮現的又一個前線陣地。雖然在其敵手的感受性壟斷操作之下，從空泛的標題開始就已經引發警戒，嘗試以回歸本陣隨制節點的方式加以否定。然而對手的過度詮釋，並不能證成自身的合法性保障，這卻又是中時集團對自己的防衛策略。事實上，這部專題的意識形態證明，並非標題，而是最後一句話：「祈願兩岸泯恩仇、台海無戰事」。這句話將二二八事件扣上幾乎完全沒有邏輯關聯的兩岸恩仇和台海戰事，明確而大膽地生產了從壓迫者／被壓迫者、本省／外省，再到台灣／中國這一串對抗系列之間的隨制連結，另外也隱晦地攻擊了台灣國族運動裡，不斷創造出台灣與中國從人民到土地從未互屬的一部分論述陣地。此時其對手最有效的反制策略，當是暫時在這些陣地偃旗息鼓，同時祭出其他隨制結點來保障自己感受性的安全。

而我個人對這樣的戰爭狀態感覺最有趣的是，倘若和平和解的口號被對手搶佔了，怎麼辦呢？最能證明這種戰爭邏輯的，當是像這裡宣稱：和平根本不在。以我之見，雖然這與主流的合法性論述在邏輯上明確地自我扞格，但由於這種態度所開放的鬥爭潛力與政治利益，導致對其反省的力量會降到最低。而當我們確實將論述戰爭的成敗置於史觀的誠懇之上，我們便離開了傳統民主政治所謂公開合議的預設，創造了宣傳邏輯遍在的法則。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上）

「很多台灣人誤以為，在台灣的外省人，就是當時鎮壓台灣人的那一批。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絕大多數在二二八發生時根本沒有到過台灣，甚至搞不清楚台灣在哪裡。中天新聞追蹤二十一師的用意，就是在於釐清事實，進而化解因為誤會而產生的隔閡。」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2009年2月28日，中天新聞播出了以幾則訪談和摘錄文字組成的「二二八泯恩仇」專輯，撇開冗長的篇幅不談，其主要的焦點，就在於某些台灣人加入中華民國軍隊之後，在戰場降服於解放軍，並在上海與二二八時期鎮壓的主力部隊二十一軍遭遇的故事。中天新聞台並無提及反省與究責的問題，但諸多評論者卻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認為過於簡化，刻意不提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的角色。這種觀點在當下我們已知的反省邏輯上，對也不對；若放到台灣社會的混雜脈絡中，則已無對錯可言。

這個節目，很顯然地是乘著史料挖掘的合法論述，進行特定的意識形態工程。黨國的角色撇過不談，日本—台灣—中國／國民黨—共產黨／政府—人民／台灣人—外省人等等諸多項目之間的界線也被模糊了。對於這點的普遍觀察相當準確，或許也是因為這些手段正是引起疑慮的緣由。事實上，早先已開始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恐怕也是因為類似的手段而引起另一種疑慮。

如果我們沒有著手處理背後的普遍結構，這類緣由還是會不斷發生，所差別者只不過是掌握詮釋權的角色立場而已。

在這個專輯裡，相當程度地強調了二十一師以及解放軍台灣兵的報復關係。旁白以「或許就是要將恩怨留在上海灘頭，留在上個世紀。曾經用槍口指著別人的二十一師，同樣成為槍下亡魂。那些曾經受過二二八磨難的心靈，也許能夠就此放下」帶過，這樣輕輕一帶，卻事實上預設了當下社會裡仍存在這類報復心理。這是相當基本的政治操作，用微小的單一面向企圖解消某一段論述，但事實上卻可能立刻被認同者與反對者同時上綱成為陣營之間的總體對抗。事實上，單一切面的論述所能對抗的，就只是它確實面對的論述而已。無奈台灣有太多人似乎還沉浸在反抗國民黨霸權的過往榮光之中，渾然不知意識形態的語言戲局早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形貌。

懂得操作語言的精英們也並非對此全然無知。面對國民黨政權，以權力的紐帶作為批評對象的反霸權力量，尚能有一致目標。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權力的象徵不再只有單一可能，原先作為反霸權的集結勢力便將主要手段從奪權轉化成為文化戰爭。在這個轉化裡，許多人卻還是在無意識裡，抱持著意識形態具有基礎邏輯，與其對抗只需證明其中部份邏輯失效即可的認知。他們忽略了，霸權之所以必須集中並保護自己所有的隨制邏輯，乃是因為其透過體制掌權的現實，造成必須在政治上保衛絕大多數體制成員的結果。這並不影響霸權邏輯的隨制性質，亦即，在感知性上將原本沒有邏輯關係的諸多語言項目加以連結，並塑造成類似道德規範的霸權意識型態，再發明許多空虛的符號加以承載。著名的三合一敵人論述就是顯例。也由於這種隨制霸權的一致壓迫，導致彼此之間理念極少交集的不同政治團體，也可以集結為反霸權力量共同反抗。

而在反霸權的成員掌權之後，反霸權的隨制性質自然造成斷裂。此亦所以民進黨可以與諸多社運團體共同反抗國民黨，也是在其掌權之後可以輕易與之切割，而不完全失卻其合法性乃至合理性的原因所在。但是在霸權對抗轉化成為文化對抗之後，由於體制權力的因素分裂，在政治體制的層次上，成為抱持不同文化價值的行動者，彼此爭奪體制內諸多權力位置以遂行其政治計畫的場面。相當諷刺地，在論述層次上，以權力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刻，在意識形態上可以畫出明顯的界線；然而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候，卻只剩權力場域可以用以畫界，但奪權戰線的極端零碎卻反而讓論述手段往過於簡化概括的形式呈現。總統名額只有一位爭議尚低（但我們不能忘記，總統因此在意識形態戰爭中，能夠掌握並操作多麼重要的戰略高位），國會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政府機關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情治系統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媒體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等等，較為細緻的分析由於效果不卓越而紛紛隱退，僅存者多是過度概化，濫用全稱的劣化分析。而最後竟衍生出以藍綠、統獨等截然二分整個社會的巨大認知模型，更有趣的是許多人竟也能在此重拾以往霸權對抗的語言論述，更驚人的是還有效果。起先或許只對應上一點舊時代的社會殘餘；然而在許多人開始依此認知建構政治勢力，構造敵我關係，再依這些關係實踐政治資本分配之後，認知與權力分配相互證成，台灣政治場域的二元對立虛擬實境儼然成型。

這段歷史必然為政治精英所熟知，而對於人民，他們溝通的手段同時也正是他們隱藏其政治進程的手段。

此即政治宣傳。用以召喚支持的語言必然異於政治資源分配的邏輯，這是當代政治體制的慣常現象，並在各個層級的政治行動中普遍存在。成功構作的論述具有強大的合法性召喚效果，因此最佳的組合，當是在實際掌權之後依舊宣傳自身在該體制機構中身為弱勢，如此在政治進程以及支持召喚雙方面都能得到最大效果。令人遺憾地，知識精英儘管沒有權力精英的現實束縛，但或由於意識形態集結的道德指令，仍然全力協助完成這個行動。其對時事國政，以及政治墮落效果的憂心與難捨，並非忸怩作態，乃是在這類矛盾裡企圖盡可能自我說服的姿態。

總而言之，在權力與文化集中者處，眾人的意見若沒有太多分歧，這個體制當然會依其所是繼續往歷史延展下去。而其中以權力鬥爭作為基礎與特徵的各種語言模型與實用，便成為極少有人願意挑戰的約定俗成。有一種風行台灣政壇的論辯型式，聲明對手可以做的，我們為什麼不行；直至黨派層級為止，如國民黨大量而輕易地引用民進黨使用過的論述口號，便證明了在論述層次的文化戰爭裡，所謂的對手其實反而僅是權力掌握上的阻礙，而較少是論述邏輯上的對反。

這當然引致了論述創作的緊張，畢竟論述的徹底同質性不能過於顯著，否則論述將逐漸失去召喚的能力，連帶也會影響權力資源的取得。於是藉著隨制邏輯的基底，兩方陣營都各自收取屬於各自的詞彙庫。當對方生產新口號時則實行過度批評，對我方的新口號則過度寬待。圍繞著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論述裡，「官逼民反」、「和解」、「和平」等詞彙都經過這樣的歷史，對於對手口號裡的正面潛力盡可能忽視；而譬如「光復／終戰」、「遺忘／放下仇恨」等等詞彙，則是經歷了更細緻幽微的鬥爭歷史，最後也是全面掏空，抹消各自的潛力，堂而皇之成為敵我辨識的旗號。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

但願曹長青不是同性戀

本文受〈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啟發

在扁案中由陳水扁爆出的，至今還看不到光碟的光碟疑案事發之後，曹長青在自由時報上刊載出充滿歧視同志意念的文章，再次引起人們對曹長青是不是同性戀的疑惑。但曹長青以評論者身份向世人展現的姿態，是一位歧視同志又分不清左右派政治的極右基本教義者，這不僅是他獲取聲名的方式，他犀利卻可笑的評論，當然也是綠營在部份人權議題裡甚至比不上藍營的很大原因。如果他是同性戀，卻仍然不停詆毀同志，顯然是耍弄了那些扭曲自己只為了與他唱和的支持者們。零六到零七年發生的一連串美國共和黨政客同性性醜聞，不但讓共和黨在同志議題上失去立場，更間接導致國會與總統選舉的失敗。而如果曹長青知道同性戀，卻竟然不知道有雙性戀的存在，乃至於直接判斷有同性性行為者必然是假結婚，則屬重度無知，自由時報的長期讀者有權利知道真相。

對曹長青問題，我近十年來沒有發表過幾個字，但卻時常注意其人其文，也做了很多「家庭作業」。我看過的曹長青文章，全部都是左右不分、政治立場看似堅挺實則扭曲、號稱評論卻只是個人感想的打字練習。拉岡指出，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常可能出現被迫拋棄珍愛事物而出現的替代物"Objet a"，在其後人生裡會發展出一種足以引發快感的對象物，導致個人在某些實踐中獲得不可言說的滿足。很多評論者的心態特別隱藏起這種個人快感的層面，卻在不同的文章裡不斷顯露出來，藉以獲得不停補償的快感，比例遠高於一般人。

曹長青一直不斷地攻擊同性戀，與他的政治色盲、低度思考以及崇拜權力等等特質都有關係。尤其在他之前與【斷背山】有關的評論中，他提到「那些影評家要用支持這部電影來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甚至是對上次總統大選時，美國絕大多數州的民眾都投票反對同性戀結婚的反彈或報復」。這難免讓人猜測，他是不是在說自己心裡的渴望呢？

一般正常人看【斷背山】得獎，可能會認為評審願意「肯定」哪怕是主流社會不見容的主題，但卻不會認為這是要「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更不會認為是對某些選舉選民的「報復」。像電影「美國心玫瑰情」裡，唯一身為同志的主要角色卻在最後才忍受不住爆發，這才是社會對同志壓抑的真相。

〈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再次引起人們對於曹長青的智力與性傾向的誠實問題。當然，並非愚蠢就不能評論，國際上處處都是極端主義右派在發表不可思議的矛盾文章；但讀者不會接受欺騙性的評論，尤其是以刻意擺出的強硬姿態作掩護。像美國共和黨議員馬克佛里，雖然身為兒童失蹤與剝削議題委員會主席，但被發現是戀童者（以露骨訊息騷擾青少年），結果因為偽善的醜聞而失去政治舞台。今天台灣讀者對曹長青是否同性戀的追究，其出發點也在於他是否欺騙大眾。這篇文章出爐後，顯見曹長青還是不改以直挺挺的立場與毫無思想的文字，繼續散播歧視同性戀的訊息。只寫一句「並不是同性戀者就不可以做總統」，對比之前長期的詆毀，甚至就在同一篇文章裡公然宣稱關於男同志的各種偏見。只提上這一句，不等於就變聰明了。曹長青向以文筆犀利果敢著稱，碰上腥味這麼重的消息，倘如同以往一般見獵心喜，卻又不會刻意放低姿態，把以前更激烈的歧視文字拋諸腦後。這實在讓人懷疑他的動機何在，無論如何，顯然無法解除人們心裡的問號。

我個人確實是不希望曹長青是同性戀的。雖然知道這種激烈手段，其實不過是為了以反向的抵抗，刻意掩藏自己的性向，並在其中獲取樂趣，就像【金賽性學教室】一片裡描述的牧師父親，唯一反抗童年禁錮的方式，竟是更努力在其他人身上加諸同樣的禁錮。但就我所知，同志們無不是努力地在艱困的精神環境中掙扎求生，就算不是耗盡所有來幫助別人，也至少不會在社會上散佈歧視，深化所有邊緣族群的困境。

然而，儘管他在立場上不停詆毀同志，污衊同性戀情，甚至仇恨一切與同志有關的政治現象；但我仍希望，如果曹長青真是同性戀，同志族群能夠張開包容的雙手，接納這個一時自陷於叛逆期的姊妹，讓我們期待每個躲在暗櫃裡的朋友們，就算一時失志，也能迷途知返，驕傲地站出來迎向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