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23

【短評】韓寒說真話

圖片來源:新民網

韓寒肯定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不能否認他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也不能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能力說假話。

說真話的韓寒,這個意象總是讓我想起許多初看有趣事後卻乏味的影評,聲稱某某導演在某某影片中,哪怕只是隱隱提到,都是對某某議題的討論:【男孩別哭】「討論」了變性人的社會歧視、【末路狂花】「討論」了女性親密情誼與同志傾向、【鴻孕當頭】「討論」了未婚少女懷孕的處境...這種「討論」的深度邏輯,在不同面向之下,演變成乃至於只要支持某某議題的歌手就成了議題專家、得了諾貝爾獎就成了社會賢達、致力慈善就成了意見領袖,或推動翻譯計畫就成了網路界或反抗勢力總代表...等等。

韓寒的真話們並沒有超出這個格局太多,就像我們稱讚一個人熱心於針砭時事,其最高的成就可能就是下針後見一滴血,而這滴血可能還是從我們自己心頭淌出來的。

在中國,知道某些真相的人很多,願意說出口的人卻不得不少。從這點上,我們讚頌韓寒有勇氣,而這樣的勇氣激動了許多人致力於挖掘真相,打破政權壓迫語言的框架,彼此交換關於未來社會的美好想像,誓言在達到突破統治結構的目的前永不休止...是這樣嗎?比上面提到的影評來的更糟的是,影評們至少懂得借題發揮,各言其志對社會發聲,而迄今對於韓寒,除了無奈地討論一下他個人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之外,可有誰能根據他的發聲來充實自己的語言?根據他說出的真話找到改革的動力?在他說過的話裡提出一致的意旨,而那樣的意旨包含了反抗什麼結構的希望?

彷彿有。我看到的韓寒,所希望的很簡單,不過就是一個眾人知書達禮,官民相互扶持,彼此攜手共進的社會主義理想國而已。而是的,社會主義理想之中是有包括言論自由的。

所以韓寒說自己是「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這句話之所以成名,正是因為話語本身足以衍伸多面向的閱讀,而將其不斷重複則無法脫離正面表述的框架。對我而言,在他在許多發言之後,認為自己走在被檢禁的邊緣時,一種就像龍應台在北大演說中,將禮義廉恥視為台灣人民共同意識又與民主政治牽扯作伴的神秘連結出現了,這種連結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不管歷史上公民與道德的課文內容如何改變都可以與此代換,同時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一旦有了共同意識我們便能牽扯上任何當代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點精神分析在將自身與政治和社會連結時和我們說了很多,而韓寒正是在此處保有這樣神秘的連結,利用普遍道德的呼喚(哪怕可能只是認賊作父之後展現出一點激動人心的伊底帕斯悲憤),指向一個在霧中渺茫又彷彿分明的未來。我並不認為韓寒行走的那段邊緣將踏空視作純粹的危機,這並非指韓寒不可能被檢禁(這早已有例子),而是韓寒的言語必須與檢禁相生以獲取最高的價值;因為他說出的真話所牽涉的現象,在所有社會裡都可以隨時找出代換,但儘管在這樣堅固的共性基礎之下,他仍然無法提出一個統整的意見。也因此他的所有言語基本上與政權結構的穩固性不大有關,倒是設定了一個統治集團得以在宣傳中提作努力方向的價值;而這樣的現象,恐怕也只有在類似當下共產黨對於所有語言都具備廣大性感帶卻唯獨對他相對冷感的情況下才值得注目。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否認的就是,韓寒確實是一個高明的語言操作者。就像我在這篇文章裡必須使用許多他常用的語言效果來達成一點批評,而我也無法忍受自己犯諸如稱其現象為「庸眾的勝利」之類除了激動粉絲群起護駕之外毫無作用的錯誤;事實上,對韓寒這樣自足的語言世界進行批評,甚至一不小心就會掉進與他同一個層次的貓追尾巴的遊戲上。這也正是我們不知道韓寒有多少能力說假話的原因之一;當一個人提不出難以快速自我翻轉的論述時,我們當然不太有辦法以相對獨立的位置對其提出批評,甚至無從認定他在發表某些言論時究竟是否基於某種善意。而這便是韓寒與高明政客的相同之處,自然韓寒尚不曾掉入出爾反爾的愚蠢政客的範疇去,這一點應該是目前為止最值得讚揚的地方。

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抱著雄厚的名聲勢力,韓寒於是熱烈地揮灑著屬於他的所有資本。而我以為台灣在經歷這麼多公共領域裡,成就與名聲弱相關的名人現象之後,應該多少會有所覺悟,卻沒想到中國言論自由的黑旗蓋過了台灣言論自由的白旗成為許多人對韓寒進行判斷的條件。若我是政客當會把握這樣的律則,理解到原來不自由總能製造出自由的盲點。在韓寒輕快行走的步伐之間,陰影裡正有無數熱愛不自由的鬼魅蠢動,渴望著將韓寒現象養大之後一舉收編。

或許,這也就是前輩陳文茜希望他要珍惜自己話語權的真義,而我則希望他不要理解錯誤,把珍惜等同於將本逐利。只是,這麼多的成功經驗擺在眼前,韓寒不做嗎?基於市場經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人性,我也看不出來刻意不做有什麼好處。不講道德卻處處暗含道德、犧牲利益來獲取更大的資本、把自己的姿態放低成微渺虛弱的個人,追逐社會共性卻把自己擺在邊緣角色...,我以為我們看得很多了,就連韓寒這樣輕快的腳步也似曾相識。

韓寒回應陳文茜的語調一樣是輕快的:尊重、喜歡陳文茜,但不和女人爭辯。這個議題值得交給女性主義大書特書,我也懶得僭越。倒是這樣一來,我不如也聲明一下: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就是女人,還請韓寒們不要太在意為好。

2010/08/19

紀念日

眾望所歸的市長正完成了紀念日特別演說的第一段,穿著正式服裝的幕僚小跑步上台,遞了一杯密封純水。市長提起右手穿過磁力簾幕接過水杯,舉手投足不失常日的威嚴,卻引起聽眾一陣不大不小的騷動。

「這個市長真不是蓋的。」8715向8697悄悄說道,「妳看他不拘小節的氣魄,省了部屬那麼多力氣,這就叫做仁民愛物。」

「又來了,」86997有時實在受不了他這種一味擁護的態度,總是在私底下講些拍馬屁的話,跟她有什麼關係,又到底能得到什麼好處?簡直煩透了。「拜託只是伸個手臂而已,你不要每次都在那邊亂講,要也講些有建設性的嘛」

「妳啊,妳這虛與委蛇派的擁護者」他笑著搖搖頭,這樣拌嘴已經不知多少次了,他深知就算繼續吵下去她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對啊,我就是虛與委蛇派的,怎樣?至少比你們實是求全派的誠實多了」講到這裡心裡又冒出一把火,「只求官位安全,不如陪他虛偽!」
「還在背上次選舉的口號啊妳」他突然也正經起來。「也不想想自己有多矛盾,出來選舉就是要當官,哪還有口口聲聲站在民眾立場思考的...」
「話不能這樣講啊,總不能民眾都幫大官想,大官都不管民眾的想法,這不公平嘛」
「這根本就是假公平...」他眼角閃過她漲紅的臉,心裡一軟,覺得吵下去實在沒意義。「好了好了聽演講啦」
「不想聽啦...」嘴裡這麼說,8697還是慢慢冷靜了下來。

台上威嚴的身影並沒有被底下的騷動影響,喝了幾口水之後開始下一段的演說:

「各位親愛的市民們,自從75年前的寧靜進化取得全面勝利之後,我們就隨著偉大指導者的計畫,在全新物種的基礎上不停地向前進步!然而我們都知道進化與進步的巨大不同,可以說,如果沒有指導者,今天我們的成就全都只是紙上的空談!」

沈寂了幾秒之後,麥克風裡傳來市長清喉嚨的聲音。幕僚的心頭突然一陣糾緊。他知道市長將要提到重點了。雖然之前早已現場操練過數十次,但他仍然非常在意不讓任何一點細節出錯。幕僚的心中不無自豪地覺得他正在這個城市最重要的位置上貫徹本派的理念。

「當年指導者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市長刻意停頓了幾秒。這是好些年前新開發的改變,所有專家都一致同意在這裡插入一段空白會有效地激動聽眾腦中的記憶區塊,進而大幅降低市長形象缺損的機率。「利用史上首次發現的神經轟炸療法,將我們的物種前身所有過敏潛能一次激發,再以基因療法代換整個世代的序列,讓進化後的物種...」停頓,這次是傳統性的停頓,「自我徹底隔離於所有對健康產生危險的因素之外。從此之後,我們再也沒有外來因素引起病痛,醫療預算不斷降低,壽命卻不停延長!個體與社會同時擺脫了...」

一陣鈴聲突然急促地響起。市民們無奈的抱怨著,四周早已穿好正式服裝待命的控制員迅速地舉起各自的基本裝置噴灑控制素。另一批部隊則四處檢查大型環境簾幕有無破損。幾分鐘之後程序終止,方才遞過水的幕僚又一次小跑步上台低聲報告狀況無虞。市長沉思了一會,緩緩點了點頭。

「我不想聽了,我想離這裡越遠越好」8697拉拉8715的衣袖。他卻連頭也不回。
「妳想去哪,我們好不容易才擠進全市的中心點,更何況整個市區哪裡聽不到演講內容呢?」
「反正走嘛!」她硬拖著他擠出群眾,趿拉著不情願的腳步一路向外走。

半個小時之後,他們來到了國界。市長的聲音仍然清晰,間雜著演講接近中場的掌聲與歡呼聲。

「現在呢?」他的聲音帶著濃濃的嘲諷。
「出國啊。這附近就有賣正式服裝」她也賭氣了起來。
「護照呢?小時候第一次基因檢查就把護照收去打條碼了,公文程序少說還要再跑十五年...」
「你看那些官還不是在對我們虛與委蛇,全都是我們派的啦...」

她嘟著嘴撒嬌的樣子永遠那麼可愛。他想。輕輕嘆了口氣,牽起她的手往家門走。她順勢往他身上又貼近了一些。

「欸,你覺得要是有誰真的可以出國的話,在牆後面會看到什麼東西啊?」

「這種事我怎麼知道,外面的有害因子那麼多,隨時都有可能洩漏進來,我們保護自己都來不及了」她總是說著外面的事情,他也有點厭煩了。

「我看,也許世界上只剩下我們一個物種都不一定。」

2010/08/05

【短札】法內施恩的社會

在程序瑕疵導致行政法院判決停工之後,中科三四期的環評問題早已超越爭議,甚至不只是政府的施政錯誤而已,這個事件其實更明確地揭露了,在台灣的開發案,只要冠上經濟成長就妄想強渡關山,總是用盡手段企圖規避企業責任與社會秩序的一貫原則。

大埔、相思寮、竹科、中科三四期、台塑六輕、國光八輕......這些彼此可能相距甚遠的場所,在近期竟然同時搶上媒體版面,牽動台灣政治體制裡環境保護的理念、經濟發展的渴望、產業結構的想像、行政程序的闕漏等等。這些問題以往被漫無止盡的政黨鬥爭壓在暗處無人理會,而現在終於以讓人再也無法隨意轉身離開的面貌呼求我們的關注。無論是大埔封地毀稻與農人的自殺、相思寮強徵民地、中科三四期從未進入環評程序的諸多危險化學物質、竹科對霄裡溪生態的既成毒害、六輕爆炸造成毒物擴散的公安重大缺失,乃至於八輕計畫案中,坐落於廣大濕地生態系之上的石化開發將阻斷包括中華白海豚在內許多生物的生存空間等等直接而明顯的危險;或是潛在的運作效應中,強化西南沿海地下水超抽、排擠民生水電用量,與對鄰近廣大農地產品造成的污染等等;所凸顯的問題,並不是環保署、國科會或科學園區管理局等行政機關的政黨色彩,而是在當下的制度實際運作中,經濟發展如何成為不容挑戰的行事邏輯,甚至連有法明定的程序都因此被各主管機關從中作梗意圖取消把關作用的嚴峻情勢。在一個本應以不同標準互相制衡的體系裡,我們見到環保署長公開將經濟發展與環評程序等量齊觀,卻不見經濟部把企業責任與環境成本納入考慮,證明了體系的失衡已是不可忽視的現實。

企業的外部成本不應只是道德守則。所謂外部成本所考慮的,並非只是道德上的惡意,而是對社會與環境造成的實際破壞。這些破壞並不是在當代才突然發明的事實,而是人類在檢視歷史發展時,少數能夠發現並予以矯正的現象。然而包括在上述事件之中看似受害者的友達與國光等廠商在內,在環評過程與公開發言中,對於諸如霄裡溪嚴重生態破壞、以及阻斷生態系統等事實,刻意淡化或忽略,顯然是有意識侵犯環評效用的共犯,卻在行政法院要求中科停工之後,或單方面指明政府必須因其動輒百億的投資而負責,或疾呼台灣投資環境敗壞廠商無法投資云云;這些態度明顯地假定環境與社會成本是多餘而必須屏除的阻礙。這不應以道德瑕疵視之,而是純粹以剝削環境為投資利基的妄念。事實上,依據法院的明確判決,這些強硬要求負責的廠商,以及不曾強硬把關的政府,只要依據正當的環評程序,公開表明產生污染的內容,完成處理對策,並停止以侵害人民權益為宗旨的徵收手段,一切開發都能在完全合法,環保團體也難以反對的正當性之下順利完成。而社會也終於有機會不再困限於連明文規定的程序都不願切實遵守的政府亂象之中,也才能進一步討論整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方向甚至願景。

但我們竟要等到行政法院依據既有法律指明政府的執行瑕疵之後,才驚覺錯誤的施政下,連最基本的保護措施都能被視若無物。而這或許勉強能稱為「環保的勝利」,然而卻難以視作「環保理念的進步」。因為環保團體在這些事件裡所主張的,從來不曾超出既定法規賦予人民與環境的保護範圍,也從來不曾逾越普世人權中關於居住權、工作權和財產權等等價值的共識。這樣一種性質上已然相對保守的主張,在台灣居然能被過度渲染成環保勝利甚至經濟敗退云云,暴露了台灣連基本的環境保護法律效能都長期不彰的事實。而環保署在判決出爐之後仍然不肯承認當初主持環評過程中公開展示的諸多缺陷,還要重新詮釋環評法,不斷忽視自身責任;顯然意在跳過既已對環境與制度造成的所有傷害,強迫我們再一次要求法內施恩。我們必須質疑:這種刻意將人民拉入政治泥沼的政府機關,果真能對程序正義、環境與社會守護乃至於經濟建設發展發揮任何功能嗎?

2010/05/13

當死亡成為溝通最後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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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相信死亡屬於一個絕無他物可替代的象徵體系,但我並不認為因此就必須認定死亡是這個相對法則盛行的世界裡,少數具有絕對意義甚至絕對價值的概念。

今年四月初,南非白人至上組織AWB領袖被殺。警方宣稱死因是由於拖欠農場工人工資、總統辦公室譴責殺人案並呼籲公眾冷靜、該組織成員糾正先前將對此進行報復的聲明,要求成員不要採取立即措施,同時又明確地將這個案件與黑人解放以來超過三千名農場主人被殺害的現象關聯起來,同時並未更正組織發言人最初視本案為「黑人社群對白人社群宣戰」的說法;報紙呈現更多元的樣貌:對於案發前農場主人企圖強暴的懷疑、踢爆其同性戀的過往、宣稱黑人對白人的殺戮仍未停止… 案發幾天前,執政黨ANC才因高等法院反對該黨青年團傳唱內含「殺死白人(Boer)、殺死農場主人」歌詞的祖魯語民謠而提出辯護,AWB領袖出殯儀式幾天後,南非警方破獲極右派白人企圖在黑人社區製造爆炸案的策劃。南非種族關係研究機構的學者認為「多數人理解這是一首抗議歌曲,但白人卻無法不想像自己成為目標…ANC必須同理少數族群的感受,特別是被認為其為激烈言論背書的時候」。在爆炸案發生兩天前,南非國家安全部長呼籲所有政治領袖譴責謀殺,並希望「不要將謀殺犯政治化」。

弔詭地,如果根據降低仇恨的目標,我們必須同意這位安全部長的聲明:讓大家同聲譴責謀殺,如此一來作為異議場域的政治將被遏止,在理論和實作上都是有正面作用的方案;但某些團體仍然戮力將之政治化,企圖打破公共領域的非政治性,稱之為偽善或虛假,並企圖揭起相應的政治行動。

對我而言,這一切都似曾相識,而倘若我在沒有任何價值前提下進行選擇,我必然會依照社會運動的教條,更親近南非的極右團體,反對一切掩飾政治性的宣稱。

但是我不會,因為我個人抱持一定的價值;就算忽略不提對南非種族傾軋歷史的認識,至少也有對種族極端主義脈絡的極端反感。然而,倘若不揭露自身所持的價值所在,無論是我自己較疏遠的去政治化的保守意識或原本較為親近的社會運動立場,必須視我為偽善。而這樣的偽善正瀰漫在所有高度政治化的公共場域,因為我們總把自身的價值視為理所當然之物,總是隱藏在一切政治宣稱的背後,直到最緊迫的時刻才揭露甚至根本否認,徹底推翻價值宣稱的必要性。

在此同時,當這樣的偽善成為眾所為之的通則,一種關於倫理的去政治化於焉成型,針對這些彼此互成的原罪,構成了不同價值立場者之間最簡單輕鬆的批評。在這其中,死亡因其不可交換性,成為少數具有絕對意義的攻訐動力或行為本身;而同樣因為死亡的不可交換性,製造死亡成為唯一可以想像的交換方式;我們最終仍然成立了這個基於不可交換性而成就的交換體系。

這裡不止於語義上的矛盾,也有其實際效果:我們惟能想像以死亡交換死亡,但每次交換的成立卻全無(如商品市場交易一般,儘管可能只是暫時性的)消解,僅是在死亡之上再添加一樁死亡。如是顯現了仇恨累加的效果,就如同慾望一般;只是慾望在社會裡是合理的,仇恨則否;若要將慾望去合理化,便必須將其與不同程度的毀滅性相連,製造直接或代理的仇恨。

此處,特別是針對死亡的例子,無論是我族的、同理的或共感的,仇恨必然是代理的仇恨,然而與之相連的交換慾望卻毫無疑問是直接的。就各種宣稱為死者復仇的例子而言,必須先勾起交換的慾望,再透過不同手段附加上毀滅性,製造出仇恨與復仇慾望的共生體。「復仇」正如字面所言,是企圖補償或回覆在仇恨中所感到的損害。經由代理、引發與傳佈等等社會性程序而生的損害,毫無疑問地是在社會、歷史與心理脈絡之下產生的,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產物。

在歷史轉型正義、種族仇恨、軍事行動乃至司法刑罰、集團械鬥等等層面,我們都可以見到極為類似的構作過程。

國家司法制度中的死刑存廢一直都是有意義的例子。以眼還眼的制度似乎只能在死刑中實現,而司法不一定能將其他刑罰中得以貫徹的交換原則同樣使用在關涉死刑的死亡案判決上。就台灣而言,在這方面或許已經取得一定的實效,例如無行為能力的抗辯、過失、執行戰爭或死刑等因素構成的殺害,都能夠排除在判處死刑的範圍之外、並已取消所有唯一死刑的條文;目前僅存的死刑範圍,在判決時多半基於法官心證出極端的惡意與嚴重性、在法條上則針對不同犯罪提出限制。

在這裡必須提起的是,儘管在死刑的列表中我們見到多數是為了懲罰對於國家主權與軍事行動的損傷,證明死刑仍然與國家權力的問題高度相關,同時構成我自己反對死刑的重要基礎;但在絕大多數的死刑存廢爭議之中,卻並不構成爭議的論述核心,反而是「殺人者死」與「(殺人案)受害補償」等議題為重。關涉死刑的法條與(全稱的)死刑存廢爭議之間的差距,恰好向我們證明,台灣社會脈絡下對於死刑主要的辨識方式,仍然落在個體死亡的交換體系之內。

由此看來,族國極端主義的死亡交換慾望與(以台灣為例)死刑爭議的交換慾望,似乎應該被放在「光譜的兩端」來看待。然而進一步來看,兩者之間又沒有截然的分別;原因就在於前面提到的「慾望代理」問題。在這兩個例子裡,死亡都不是聲明主體的遭遇,卻都成為聲明主體自身交換慾望的來源。在當代社會裡,這樣的表達方式結合了傳統社會中的集體道德概念與現代公共領域發聲方式的規訓成果。前者給予我們召喚集結的動力,後者給予我們發聲形式的教育。現代性中的公共範疇,並沒有同時規定集體道德的內涵;我們因此擁有各自宣揚不同價值的權利,卻常由於壓倒性權力位置的付之闕如而失去絕對性宣稱的合法性質。換句話說,在每個地方不斷向公共領域現代性邁進的過程中,傳統道德的除魅與壓迫性權力的軟化使得在公共領域中價值之間的彼此對視失去以往將激烈對抗合理化的社會脈絡,但在許多場合,我們卻無能發明一種彼此對視的方式,以稱之為公共。

然而,在國家概念成為公共政治場域「最大公約數」的今天,我們一方面見到了民族主義借用國家的框架達成彼此傾軋排斥的效果;另一方面則見到在幾個不同層次併發死亡交換慾望的徵象;而在不同的例子中,同樣可見到的是這兩個現象之間的緊密結合。在彼此激烈對立的不同價值之間,這類溝通最好的結果是將對立價值持有者在象徵層次上的非人化,預言甚至引發對方在政治與公共上的死亡;最壞的結果則是將死亡交換的慾望予以實踐,預言或引發對方族中個體的死亡,以及對手群體因此而朝向死亡的衰敗。

另一方面,在種族極端主義、死刑議題或反墮胎極端主義裡,我們常可見到引發死亡是一種保護手段的宣稱,這種宣稱的邏輯顯然對於一切關於死亡發生的社會脈絡徹底無知,原因則極有可能是對於這其中死亡交換慾望的代理性質完全忽視:對於某個群體的分類基礎,無論是民族內部的我群認同、抵抗勢力的共同敵人,或死刑判決所依據的司法條文與審判程序;作為代理人的集體意識以及作為代理意識執行者的成就慾望都是最為基礎的成立因素。因此,在個體對代理意識負責的需求成立之前,仍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將特定事件脈絡化並與自我認同關聯起來的步驟必須實現。看似直觀的同情並非只是單純的生物性反射,依舊會受到歷史社會脈絡與生命歷程的影響;當然我們不能直接反對一種遍及全人類的共感的確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不僅是同情藉以在社會中實現的言說形式與論述工具,甚至使同情得以發生的情境與對象都與此相關。同情的概念如此,其他關於感受性的概念亦如是。因此,對於自身認同立場所秉持的(尤其是關於敵我辨識的那些)特定宣稱,無論將其辨識為「感性」或「理性」元素的影響,多少都會因為這類宣稱的武斷性質,以及與此相關的,立場背景的隱沒,而含有上述的偽善成份。

這些結果提供了敵對立場之間永無休止的鬥爭能量。而若武斷性質與背景隱沒的習慣不予改變,公共的概念就永不可能離開暴力的彼此傾軋,而對於這類鬥爭的消解也永不可能離開以暴力進行全面壓制的方案。公眾溝通的基礎將絕對性與死亡交換的慾望相結合,其結果便是朝向象徵和實體死亡交換的不歸路。

2010/03/12

【短札】只有受雇者的人權價值產業

王清峰因為堅持不簽署死刑令,導致強大的民意反彈,從法務部長的位置下台之後,我們等待廢死聯盟的聲明,廢死聯盟也即時生產出了一篇聲明。而這些行動對於廢除死刑與否的定見和吵嚷並未有任何影響。

依照廢死聯盟的聲明,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重點:1. 人權必須與ECFA一樣讓台灣與世界接軌;2. 必須進行公開的討論與提出配套措施以影響民意,不可以當下的民意為依歸(此處「一個時期」應不包括主流民意反對死刑的時期);3. 針對既已被判決死刑仍待定讞的被告修改訴訟程序,要求強制專業辯護、言詞辯論以及一致決;4. 希望未來法務部長能依據台灣法律以及兩部國際公約行使死刑令簽署權。

除了明確質疑當下的台灣主流民意以及要求修法在程序上保護死刑判決被告之外,這個立場與總統府的立場有何不同?

這個現象提示我們廢除死刑聯盟的無力感有多麼巨大。以此聲明為例,在得以乘著議題熱度大量曝光的機會之下,廢死聯盟所能提出的參照對象,其一為國際公約,其二竟為爭議更盛的ECFA簽署行動。公共議題需要公開討論事所應為,而在修法部份並未提供理據。

我們等待廢死聯盟,廢死聯盟期待國際公約,國際公約是由以人權價值作為政權號召的政客群體簽訂,政客參照社會運動所凝聚並產生影響的共識…我們找不到這裡誰可以被稱為論述核心,而多少會有點驚訝地發現,廢死聯盟本身就是社會運動的行動者之一。這不由得讓人懷疑,在沒有規定廢除死刑的國際公約時,那些社會運動者究竟有什麼通天的本領來造成這一切。只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也不過就是形成有效的論述、打動群眾,並依此擴大自身在社會各層面上的影響力而已。

身為一個反對死刑存在的人,我並不清楚廢死聯盟如何企圖對這些方面產生影響效果。若我們只把討論範圍限於論述,仍然會發現有太多論述交錯點上毫無廢死聯盟的著力。例如在質疑廢除死刑運動時,常聽到的「廢除死刑是不重視受害者人權」等聲稱,這並不一定關於深層的人權價值核心,其實僅是社會對於人權這個符號的認識過於空泛缺乏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已。而在台灣社會,人權團體從頭開始就掌握著人權符號的詮釋權,只是一路走來任由政客與媒體癱瘓這個符號的所指而不反應。如今面對這樣的反應,正是得其所哉。與此類似的還有諸如「司法只保護加害者不保護受害者」,或隱晦地要求司法對死刑犯採用殘酷的行刑手段等等。

我們不能將此全部稱為被害者或反對廢死者的感情作祟,因為他們之所以懂得利用情感論述作為武器,乃至於精明地採用人權以及普世價值的口號,不能撇開人權團體之功。這還僅是對於論述核心的分析,至於人權團體所一直容忍以至於偷渡使用的情感訴求,所吸引的支持力量,顯然也不能徹底與情感論述區分。明白地說,因為「下不了手」或「我們不能扮演造物主」之類的語言而反對死刑,與「殺人者便該死」、「罪犯放回社會就重大危害」等等說法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時常僅在於前者多半帶著一點較為「文明」的氣息,可惜台灣社會的公共場域並不是會隨意被氣質矇騙的環境。

而無論是跟隨氣質或跟隨既定價值,我們見不到太多針對台灣司法結構以及台灣社會情況所形構的論述。除非硬要說是儒家文化的影響讓我們不懂得公共討論或生命價值,但我也不清楚有哪種文化本身只給其子民公開討論或廢除死刑的選項而不能有他。重要的是,當這個因其渺小而必須產生更多動力和內省的論述產業卻只懂得重複他人的話語進行一場但求無過的運動時,依照完全相同的行為模式與創意含量,註定要被更巨大的主流聲浪所淹沒,而那已經不太像是一種暴力,反而比較接近純粹以力相抗的戲局,一開始就註定了贏家。

2010/03/01

【短札】慈善的邊緣



如果我們對於慈濟在高雄杉林興建大愛村的執行方式感到不悅,並因而認為這個行動代表慈濟集團具備某些負面的因素,乃至於開始質疑慈濟的慈善正當性;我們首先必須反省,曾經如何對自己的價值或信仰進行辯護。

為甚麼需要反省?打開慈濟的網頁,一整個「關懷莫拉克.八八水災」的專題裡,我們見到許多具有建設性的詞彙,告訴我們,慈濟如何在災前加入預防,災後進行援助與重建;「慈濟志業體」如何對受災者,特別是大愛園區中的原住民傳佈愛的訊息;志工們如何犧牲小我,辛苦地為上人所引導的志業付出;還有接受援助的災民們,如何以言語和行動表達感恩…

我們無法認定這些是出於自利心態的強辯,或作為政治陰謀的表象。但這一切宣傳手法必須召喚出如何維護自身認同的記憶。如果不是從這個層次開始反省,對於慈濟集團的質疑,無論如何無法脫出陣地對抗的格局。倘若如此,對抗的結局不言自明,既有權力贏過邊緣審視。慈濟的慈善作為當會如其所願地,在社會的所有層面上都取得無可置疑的高位。

無論在多麼現代的文明裡,只要信仰和價值存在的一天,道德就永遠不需要徹底清晰的論述來介入社會。實際與慈濟團隊接觸的人們或許會對團隊成員的閃爍矛盾感到疑惑,但這種疑惑忽略了一個常見的現象:投入道德志業,尤其是多少有所犧牲的行動,恐怕很難建基於全面的理性考量,而絕大多數都有重要價值的影響;因此相對而言,明顯的道德志業行為裡,存在著某個失語核心,邏輯無法自我完善的狀態,比起其他行為要更容易為人所見。

慈濟團隊的失語核心,建立在以其專有的立場,對災民進行全方面介入的行為之上。對於慈善團體,台灣公民社會似乎一向有著樂見物質捐助而無感於社會效果的立場。這不僅顯現於莫拉克風災後政府高度倚賴慈善團體的現象裡,公家機關在平日活動裡也習於招募各種志工、要求免費服務、召喚支持群眾等等,這些現象我們一直以來都習之而不疑;當這類服務由集體承接,各有志業的團體必然會根據內部形成的共識作為行動準則。宗教團體如此,環保團體或利益遊說團體也是如此。一個簡單的現象可以引為例子:當全球暖化的正反意見出現,同意或反對長期氣候暖化現象的團體成員首先形成的心態並非自我反省,而是積極尋找得以反駁的論述。這不一定完全出於個人意願,卻很有可能只是為了維護集團內部穩定的旨趣所導致。這個旨趣會降低個人以邏輯決定行為的動力,加強論述變動趨緩的慣性。對於特定的價值或信仰而言,也無疑需要這樣的慣性來增強內部團結的效果,維護集體力量於不墜。

既然這種現象普遍出現於各種團體內部,慈濟在杉林大愛園區的行為因而無法認定為特例。其之所以被凸顯,甚至很有可能只是因為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存在,對於包括我在內的某些人而言,具有更高的道德位置所致。我無法想像慈濟面對非原住民的援助行動會受到類似的批評,而我也不相信慈濟只面對原住民進行如此深入的影響;一切仍然歸於道德。由各大宗教團體所成立的偏遠服務與醫療體系,長期以來很少有與其價值導向完全分離的例子;當我們質疑慈濟可能因其佛教信仰,在許多地方忽視原住民的基督教信仰時,原住民何以信仰這個同為外來神祇的宗教,就顯得似乎有點不便提起;見到災後心理輔導團隊的進駐,我們很難想起通行台灣的心理學以及心理諮商技術還難以定位為本土發展的學科;而在其他地方談到原住民文化的保存時,卻又很難不以部落傳統價值的立場去處理部落後代對於他方物質文明的欽羨。簡而言之,我們很難不以自己的價值來型塑介入的方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等關注壓迫現象者尚未釐清的失語核心。

面對價值的批評,始終必須是一件困難的事。特別像是針對慈濟在杉林園區裡各種匪夷所思的侵犯性作為時,此處的同理難以兼顧他處的同理,挖掘出來看似扎眼的問題卻很有可能對其他立場而言只是邊緣殘餘。抽絲剝繭之後,所有的價值與信仰或許都具備同樣的質素;而無論對這些「邊緣」議題在意與否,引起一切忽視的價值不可言說性始終不可能撼動;於是我們或許選擇了在不同的團體之間以特定標準判別高下,但卻將自己的言論偽裝成絕對價值的代言者…

(待續)

2009/12/31

【短札】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是石之瑜的文章〈21世紀中國的死囚與文字獄〉,裡面談到了兩個事件以及相關的社會現象。

對於中國處死英國(精神障礙)毒品犯,這件事從人權的角度來說,很自然地就是死刑與司法公正性的問題;而劉曉波因宣揚思想被判刑,則是有關於思想入罪這個相對有趣而複雜的題目。

通篇文章唯一讓人同意的地方,就只有石之瑜願意對這個問題提出討論的動機而已。凡與普世人權相關的議題,常有道德化的,顧此無法及彼的問題。只是石之瑜的這篇文章,同時也有很明顯的這類問題。例如「他們的文明姿態無疑都是高尚的,但不代表他們宣稱的所謂高尚文明,實際上也真的是高尚的。反而可能恰恰相反,正由於實際的文明進程與美好的自我想像大異其趣,若能靠著妖魔化中國,來轉移或粉飾自己不堪,為何退卻?」這句,石之瑜就徹底忽略了,就算我們可以把質疑這兩個事件的人混為一談,就算我們可以將他們視為一個陣營,在這樣一個陣營裡,也必得先提出有哪些成員刻意忽視了自己國度侵犯人權的問題,特別必須指出有哪些既已成型的論述,而非用某種印象式的概觀來作為評論的基底。我們必須理解,在分析的時候,所選擇分析對象的實存狀態與深刻程度,是分析本身是否有效最重要的基準之一。

另外是如「在英國或台灣的文明社會裡的種族仇恨與歧視,能否與中國比一比誰比較嚴重,大可是知識上的重大挑戰」這句話讓我們看見的問題。另外加上「掌握論述霸權的人,妖魔化的能力就越強,他們居然可以提出像民主和平論之類的堂皇之辭,把自己侵略別國領土,害得百姓流離板蕩的作為,怪罪成是別國不民主所導致。這樣的文明國家若還需要文字獄,豈不是自我矛盾?中國至今維持文字獄,當然是政治專制的表現,但號稱在法律上沒有文字獄的台灣,是不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仍好對不同思想者抱持仇恨,進行羞辱?文字獄不但在心中,更還不斷在公共領域展現,以民意為託辭,其威力與殘害異於文字獄者幾希?」這一整段文字,拆開來看問題不是很大,主要是把國家與人民混為一談等常見謬誤;然而,特別透過後段「以民意為託辭」前後的文字,石之瑜提出的比較產生了很大的擾亂。問題不在於「石之瑜究竟支不支持文字獄」一類的立場辨識,而在於「文字獄」概念本身正是石之瑜自己指出的,在西方概念下脫離專制的改革對象。石之瑜毫無註腳地以「根據歐美的文明」與「把文明差異形容成是無可救藥」來負面評論「還沒有想好」的福山與杭廷頓,至少必須直接面對「文字獄」這個自己寫到的概念提出看法(非指站定立場),而不是聲明世界各大文明皆有此害,甚至在此基礎之上幫各大文明決定誰比誰好。我們很容易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侵害人權的作為上走的比西方國家更遠,那又為甚麼我們必須把眼光轉向自己所在的國度?

石之瑜給的答案是:「當今流行用來掩飾罪惡,甚至享受罪惡而不自知的,就是批判中國的死刑與文字獄所帶來的快感」,這正是我在前文指出來的問題。這種掩飾理當建立在既已呈現的論述或論述效果,以及具有已知影響力的聲明主體位置之上。然而石之瑜所提到的,僅僅是福山、杭廷頓以及他們各自的某個觀點。以這兩個例子與現象的相關度而言,石之瑜非常明白地顯示出自己正是以不遜於任何人權主義者的道德化概觀化的手段來觀照現象。在英國毒犯事件中,關於精神障礙以及司法公正的問題,尚且有可能視為未經討論的直觀宣稱;但在劉曉波的事件裡,我非常難以想像質疑的各國群眾之間不存在「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樣的共同意識,除非群眾是對中國司法部門的任何判決都予以反對,但這件事並不曾發生。而「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個命題,就石之瑜的立場而言,是必須加以事先反對的,若否,則這個共識一旦具備有效的存在狀態以及無法推翻的基礎,就算人權主張真如石之瑜指出的與國家文明等集體意識共謀,那又如何?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石之瑜在此處點出來的比較手法不僅是個失敗,更由於他在論述中將這些聲明者任意分類排置的手法,反而顯示了他比起他所質疑的人權聲稱者更為道德化概觀化的論述狀態。這樣一來,所幸石之瑜並非為太多人所信仰。否則恐怕我們也只能說,「至於石之瑜的文章,只是宣傳而已,越荒謬越成功」

2009/12/20

真理之牆

在陳嘉君及施明德象徵性地侵擾了游文富在汪希苓軟禁特區圍牆之外的作品時,我們或許應該看到,所謂「自由以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為限度」這類說法有多麼的薄弱不可信賴。

但我們並沒有見到。


我們又因為一個議題而設定對立的兩方,然後靠邊各自支持。許多人把問題導向文建會的決策和馬政府的政治目的,這無疑是經過有益思考的結果。但如果把問題放在游文富的「去政治化」宣稱,認定「去政治化」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卻避免將自己的政治立場脈絡化,這會直接引發由具備高度合法性的立場出發,卻刻意忽略其他立場的價值宰制。最極端的成功例子,譬如以色列對他族採取暴力措施來維護我族努力證成的存在,而仍然在文化市場上不斷生產二戰期間猶太人受害的主體性論述;而國際各國更共謀鎮壓暴力措施受害者的零星攻擊,乃至於稱為恐怖主義的扭曲論述受到各種帝國的歡迎,成為諸如中國等政權將之用作國內鎮壓並自我宣稱合法的武器。

這個事件所引發的問題,理當不會走到這個極端,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錯過同類統治邏輯實現的可能性。因為在台灣有可能實現的,正是如今許多人在馬政府的措施以及游文富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種壓迫。而這種壓迫也將不會因為當下人權論述的勝利而消失。

游文富在汪希苓特區的作品,不只實踐了他個人的創作理念,同時也成功符應了當代文化創意產業潮流中創作者與政權共謀的需求。抱持單一邏輯的行動者,一旦同時具備高度的合法性以及政權的奧援,在對其他邏輯缺乏意識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壓迫。這個說法或許不足以提起嚴重性,換句話說:以白色恐怖受害者意識,或「受害者意見」為唯一最高信仰的政治意見,與以所謂藝術創作自由,或藝術家作品施作為唯一最高信仰的政治意見,在意識型態政策層面上具有同樣的壓迫性質。

以藝術方面為例:從觀者的角度而言,任何藝術家的任何藝術作品,都必須是某種政治的共謀者。藝術家所有企圖逃脫的嘗試,最成功的也不過是開創一種新的政治形式。很遺憾地,在當代代議政治的體制下,除非我們喚起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否則政府就會成為對人民對藝術進行體制化調節的唯一合法形式,而政策建設也非常容易順理成章地成為體制化調節的重要因素。這正是在台灣發生的事。而在汪希苓特區內外發生的,直到陳嘉君完成階段性的侵擾為止,從以上的角度出發,是當下體制裡一次多方共構的良好操演。這次操演的完善程度,導致一切事件外的說法幾乎都成為多餘。

那些藝術家的聲援當然是多餘的,因為創作自由在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經被確立了,而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求體制去完整地保存所有作品。體制必須由所有人共同決定,同時我並不相信在當下的台灣社會會有多數人在普遍的態度上反對保存藝術作品的作為。如果有,保存作品的要求也必須限制在倡議而非價值性規約的基礎上。

因此,文建會的聲明也是多餘的。就掌權者的立場而言,只要保持不發言的狀態,自然會有有利於政權的政治效果,讓中產階級意識裡藝術作品的崇高性自然壓迫支持陳嘉君作為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以往反對國民黨政權的主流論述,一向標榜著最粗糙的創作自由或藝術自由口號,也從未加以深化。

從未自我深化的後果,就是政權可以搭上論述癱瘓的順風車逕行宰制。於是,以質疑馬政權立場出發的論述,雖然正確,卻因為難以在相似立場曾經戮力維護的粗糙口號下自圓其說,而成為多餘的說法。

這已經是最保守的質疑。有甚者像這篇文章既已顯明了自己對於景美園區的策劃想像,卻無法理會自己的操作與游文富甚至文建會的操作在政治層面上具有如何一致的地位,將「掌握這些強烈對比之下呈現的荒謬」作為唯一可信任的論述集結點,明確地拒絕了其他任何創作形式存在的可能性。這很有可能正是當代藝術會樂於突破的限制。

我並不認為當代藝術有什麼必須遵循的規則,此之所以藝術作品越來越常與社會起衝突,但這也是藝術能夠保持創新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明確地說,甚至想像一種不和社會起衝突的藝術場域,都是非常接近政權藉由文化創意產業這類口號搜尋並凸顯馴順藝術的邏輯。包含所有創作者的藝術領域裡,以任何政治立場出發,都必然會有馴順與違抗的同時存在。無論當下政治要求的是鞏固權威、抹滅記憶、尊重歷史或提倡人權皆然。相對地,如果持有某種政治立場,則除非抹滅或箝制藝術領域,否則永遠必須面對可能出現的衝突。特別是在當下台灣多數政治價值都高度道德化的情勢下,也就只好不停依照自身規範,在權力所及範圍之內進行檢禁措施。

社會價值原本理應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為無論如何體制畢竟難以由相對少數的藝術家來決定。但是特別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倡行下,藝術找到了體制的突破點,在將藝術崇高性植入中產階級意識之外另外開闢了一條自我維生之道,而這個突破點在起初必須付出馴服的代價,就像如今存留的許多偉大創作在當時皆是符應金主價值而生,而在厚植實力之後逐步產生出藝術的崇高性質,再轉而拓展藝術生產體系並維護某種「自由創意的空間」。在台灣,政治意識之間的尖銳對立與操作手段又為藝術提供了另一道裂隙藉以自我培力,此處,政權允可的藝術與政權企圖抹滅的價值之間產生了衝突,恰在此時,兩者之間彼此抹滅或馴服的企圖,為抹滅和馴服的手段提供了最好的宣傳與保證。而反對游文富作品以及反對馬政權作為的人們,地位比藝術家更岌岌可危。

若在此處採取道德化的集結形式和模糊化的自我宣稱,那麼我們便必須接受將他們所詮釋的人權或歷史作為一種道德來指稱。這樣一來,這種人權就會與其他道德規範不斷接近,直到一致地被政權收編為止。這種收編對我們而言不應如此陌生。而無論是收編或抹消,政權都會立即而輕易地獲取比這些反對者更高的合法性。簡單地說,理解人權或理解歷史,而不提出論述的說法,會讓人權價值與所謂的創作自由成為徹底同質的兩個口號,只有向著政權或其他資本彼此爭寵一途。

必須注意的是,當我們自身持有某種價值時,將這種價值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不可能成為自我深化的基礎。將價值視為信仰的對象,就必須如同任何宗教的基層信徒一般,若非堅定地捍衛教義而抵抗一切更動,便是逼迫自己將不斷的失望納入信仰生涯的一部分,導致最後所信的,逐步剩下徹底被掏空意義的象徵。而宗教尚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人權或歷史詮釋的價值,則沒有這樣存在而不成為壓迫性道德的可能。這裡所談的,與此事件相關之處,在質疑白色恐怖時期鎮壓關係之前,先提出的是關於「受害者意志」、「加害者錨定」以及「比較詮釋框架」等高度詮釋性的問題。這之所以成為問題最明顯的原因,是這三者都已經受到當前台灣政權的收編:馬英九對受害者進行的思想工作、將加害者定義為時代與體制、在景美園區立即可見的工運團體及慰安婦甚至白色恐怖攝影展等等,這些都顯著地不斷侵蝕著其反對者原已虛弱的合法性。而人權工作者眼中倘若還是只有藝術家的專業傲慢,面對事件時只剩下何者可以何者不行的簡單聲明,正是在協助確立與其他價值平行爭寵的架構而已。

簡而言之,在這個事件裡,依循既有體制展開的衝突,被各方多餘的論述矯飾成彼此破壞的局面,但其實任何一方都沒有明確的破壞性,反而不斷地將自身推往道德化的信仰。這正是任何政權所樂見的。其內涵不能視為彼此同質的人民內鬥,而是不同領域自我鞏固戰線的措施。這個戰場不同於同質政治意識形態的對抗,而是一旦衝突便必須分出高下,然而卻又不應期待消解衝突的情勢。而任一方的任何成員若不能認真採取與政權相對的立場,並透過自我組織與深化來消去作為口號被政權收編的潛力,便會進入與政權合流彼此為用的情況。這裡最令人擔心的,依然是人權價值不斷失去辯證性,僅僅致力於將不同象徵彼此連結的事實。我們有以人權或歷史之名的發言,卻越來越無條件地倚仗某些已經確立但仍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單純象徵。如果我們還繼續纏祟在這個衝突結構之浮面上生產的,一切諸如「去政治」或「藝術始終具有歷史意識」之類的謊言,不但衝突不會像我們不停影射的那樣消解,我們也會忽略一切自己造成的集權效果,從而讓忽略在時間的累積中長成更巨大邪惡的怪物。

2009/11/30

我們如何保護優良的傳統新聞倫理?

我們強調,新聞不是「類戲劇」,更不應該侵犯當事人人權,因此,為維護人權,我們嚴正要求壹傳媒立即停止此類侵害當事人基本權益的模擬新聞手法,同時呼籲NCC及相關主管機關主動調查、並以調查結果作為目前審查壹傳媒衛星電視頻道執照的重要依據。




蘋果「動新聞」的表現形式,與其內容侵犯人權的可能性毫無關聯;在媒介場域裡,侵犯人權的現象也不僅只是基於與「動新聞」相近的新聞形式產生,或只源自於與壹傳媒接近的媒體產業。於是,與其說這些反對聲音是針對蘋果的「動新聞」,不如說這些反對聲音只是秉持原有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新興的現象。從這個觀點出發,檢視當下台灣的媒介訊息環境,任何主流媒體的同聲反對只不過是見獵心喜;而那些與其立場勉強相符的,也因為這個荒謬的同聲現象,失去反省這些團體所持規矩的機會。

雖然我不知道在新聞歷史裡,所謂的新聞倫理在何時曾經實現,而非僅是面對新時代新現象企圖予以規範的行動;而自古以來,所有訊息傳佈管道的發展,又有何者不是持續不斷地納入各種刺激而脫序的訊息;但我們還是可以輕易發覺,在倫理維護者的論述裡,維護傳統的訊息與例證不斷出現,造成一切舊事古物皆納入立場的論述效果。此處,規範新現象的動力,加上媒介現象的萌發極少遵循倫理守則的事實,卻由於行動者一方面忽視歷史上倫理傳統的稀少、另一方面又習於暗示新聞迄今仍大致是遵循倫理的存在,而弔詭地成為這種論述效果的基礎。由此,造成媒介場域中一再出現關於倫理的呼求,而其中總是隱現著,某種合於倫理的新聞環境先於此呼求而存在的預設。

這個預設如此地不可抹滅,卻又如此缺乏事實基礎,最明顯的效果之一,便是明明也不完全具備新聞倫理素質的媒體,卻敢於與呼求倫理的團體一同撻伐。這個荒謬的效果把焦點完全聚集在「動新聞」現象上,而隱蔽了領域內跨形式與跨媒介的共通現象,也抹去社會認識與討論此現象的可能性。

蘋果「動新聞」以表現形式而言,是組織電腦動畫與錄影或拍攝畫面,加上記者旁白和字幕附註等等,用以演出時事的影音產品。由於壹傳媒的長期投資,已經可以達到相當高的完成度以及迅速的反應時間。如果把這些影音產品與網路上不停湧現的改作影片與動畫相比,在製作技術上固然有差異,但若要找到比「動新聞」更過火的現象改作卻也並非不可能。另外,早已有人開始認真地將網路視為獨立媒體平台,並在其上進行較大規模的組織傳播行為,其中也常有充滿惡意或歧視的訊息。與壹傳媒相比,便是自稱為人民或媒體的區別而已。下文再予討論。

在這裡我們碰到一個對傳統新聞倫理觀的基進挑戰,牽涉到媒體在社會中所具備的特殊地位。依據近世所發明的政治倫理,記者得以具備特殊的身份與權柄,理論上,似乎應是為了人民而積極作為有效訊息的刺探者、揭發者、散佈者等,也有認為媒體可因此成為體制或道德的守護者、人民產製訊息的代理人,以及承載論述交換的平台等等。媒體,或組織化並法制化的特定媒介機構,無論在這個政治倫理發明之前或之後出現,都傾向以這個預設自我規約;並認為自身因此而可持續享有特殊地位與權利,也大致接受以此預設為批評基礎的論述。

然而倫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規範能力比法律更差。在法律和倫理所共構的體制裡,兩者規範力的落差常會成為全新事物萌發的契機。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類似壹傳媒這樣的媒介機構集團就是顯證。與其他組織化但並未法制化的機構相比,壹傳媒利用了組織化與法制化的基礎,與人民對於道德禁忌的慾望,以不停衝擊倫理界線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擴張的利基。這樣的手段,在實踐上必須加以擴大法律與倫理,乃至法律與道德的落差。因此,在戰略的角度上,無論是公民團體的反對,或短暫觸犯以倫理或道德為指導原則的法律,都必然是壹傳媒料想中的風險損失。而在當下體制中面對風險的最佳態度,尤其是如果冒險本身正是利基所在,便是預先存好應付資本、預想處理風險的方案,以及期待在風險到臨時能進一步因而獲利。壹傳媒顯然都做到這些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蘋果「動新聞」所面對的也並非全面性的風險。以該集團的立場而言,只不過是來自於公民團體的批評、少數政府機關合法性尚有問題的懲罰性措施,與一定比例的輿論攻擊。而事實上,我雖然缺乏證據,但我相信壹傳媒集團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都明顯超過這些與其對立的行動者範疇。就結果而言,壹傳媒在這次面對的無非是一個公關風暴,我不確定在哪種意義上,會是真正侵蝕它的機構或利基的風險。

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必須進一步辨明。對於道德或倫理有興趣的觀察者當會同意,今天我們所稱的影響力或公信度,在很多時候其實並不具備或只有稀薄的道德倫理成份,更多時候僅只是一種能夠獲取大量交換價值的代稱而已。從刑法235條、兒少法到出版與網路言論內容管制辦法的三位一體,就其支持者的立場而言,是企圖把道德或倫理規條帶入法律規範能力的嘗試。在我看來無非是一廂情願,對壹傳媒而言則成為可資利用的風險獲利模式,也就是說,連法律都明定的禁忌,沒有不去測試界線的道理。禁忌同時也是社會共認的慾望對象,撩撥禁忌的手段,是一則成功吸引大眾的訊息必備的條件。而源自觸犯禁忌行為的影響力與公信度,自然不能由這兩個詞彙傳統上的正面意含予以解釋。以遵守道德倫理為構想基礎的意見,與慾望的吸引與傳佈法則,兩者永遠互望而難以交會的事實,在理性邏輯的規則之下幾乎不可能打破,就算在完全開放的假想對話情狀之中,也難以想見存在著對話基礎的可能。事實上,我更願意想像在媒介場域的當代狀況下,道德或倫理僅是影響力或公信度的屬性之一,影響力強度類似的狀況下,有可能在依倫理辨識時有著極端不同的面貌。

從以上的立場出發,我認為在蘋果「動新聞」事件裡,公民團體並沒有問出好的問題,得到好的答案,也沒有發出有效的訴求。或許他們對這次行動有更深的動機,譬如意在呼籲閱聽人停止趨近不符倫理的訊息;但我很難從行動中看出這些團體想要的以及反對的是什麼,甚至,在短短的訴求聲明裡,放在重要位置的「新聞不是類戲劇」或「模糊新聞與創作界線」之類說法,也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我多少能明白,新聞必須將自身的戲劇性置於有一定程度符合事實的脈絡之上,才能自稱為新聞的角色緊張;但我不明白「動新聞」在哪個層次上逾越了這個界線,我甚至很少見到可證實為改作的跡象。如果有朝一日壹新聞電視台改名成為國家地理頻道山寨版,說不定可以比自稱為新聞獲取更廣大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動畫的使用早見於國內外所有具備動畫製播能力的新聞媒體上,我們也不曾要求在世界級海嘯這種造成人心恐慌的重大議題上,必須只能呈現現場影像才符合新聞倫理或價值。簡言之,我在本次事件裡見到的,甚至並不是蘋果日報真正透過「動新聞」創造了什麼,而只不過是倫理的想像在「動新聞」之上投射出自己看似不同的身影。

無論有多少個影子,擋住陽光的軀體也不會因此長出新的分身。對於一再侵擾台灣訊息場域不遺餘力的兒少訊息管制道德,很遺憾地,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可以一次有效解決。為了實踐這樣的道德,行動者只有不斷地奮鬥直至保護對象成年(或成功脫離掌握)為止。無論是經過資訊產業製造的管理系統,集結有效的力量對抗媒體集團,或在架上針對蘋果日報見一份撕一份,我堅信,沒有任何一種措施可以永保這些行動者不受訊息風險影響。我盡最大的誠意,也只能尊重各位為自己與後代的選擇。但對於實施國家層次管制的要求,我還是認為,道德焦慮沒有升到這種高度的權利。而既然提到這點,我也想請各位家長注意輔導貴子弟觀看Discovery與國家地理頻道節目。這些節目所展現的,赤裸裸的國家至上意識與置入行銷問題,還有未經詮釋的弱肉強食精神,就社會整體的影響而言,相信比起個人暴力傾向要嚴重許多。

而到最後,剩下成為問題的,即是「動新聞」部份內容侵犯人權的指責。僅管我認為這個違犯與新聞表現形式毫無關聯,還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但首先,我完全不知道把這個現象與審查媒體執照扯上關係,對於廣義的人權狀況有任何實際助益。簡單地說,拿製播內容作為阻礙媒體合法化的審查標準,是一件比逾越新聞倫理界線更不可容忍的事。另一方面,如果單純認為將新聞製播成動畫,具有視覺化或煽情化的效果,會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這也完全超乎我的理解範圍。對於新聞侵犯當事人人權一事,我所能理解的部份,是刻意暴露當事人身分形貌這類作為。新聞的動畫化,恰好完全不是在圖像上暴露當事者特徵資訊的作為。在這方面人權思考的進展裡,我還沒有找到足以信任的說法,說服我「動新聞」的製作對於社會新聞當事人或犯罪者人權有任何相關的違犯。於是,我們所能看見的「動新聞」侵犯人權問題,主要是刊登當事人相片姓名資料的作為。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太多異議。事實上我認為,只要能夠確實在這一點上做到不刊登,絕大多數的倫理問題都不會發生。至於這次參與抗議的婦女團體曾經支持過暴露性侵犯個人資料的問題,我則抱持同樣立場,反對暴露任何非公眾人物的資料。同時公眾人物的定義也應該置於持續不斷的討論之下。然而這個問題不應成為只有「動新聞」專屬的監督原則。

最後必須提到新聞擬真的問題。中國時報的這篇特稿提到一種很有意思的「擬象」解讀,在肯定擬象取代真實的前提下,似乎將其認定為一種「偏離」,而同時也認為「動新聞」是一種新聞的「戲劇化」,應該與廣告化等量齊觀。我個人把這種認知看作一種割裂的理論詮釋。當然絕對合理,但需要進一步釐清。從理論觀點看,如果我們同意新聞作為「擬象」之類的訊息,我們必須從整個媒體訊息場域的廣度著眼,認識到,在我們接受媒介訊息作為事實的同時,一切關於再現政治的因素便取代了我們認識真實與辨識真偽的傳統程序,成為全新的價值判斷基礎。這絕對不是一個只關於動畫新聞的問題。而擬象理論的核心,如果具有任何警告意義,卻正是建立在實景拍攝以及絕對合於一切新聞倫理規範的訊息之上。

這也是為甚麼我始終不認為當下的媒體批評有足夠的洞察力。事實上,從訊息製播倫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國家或資本力量操控,一直到媒介擬象層次的問題,每一層都彼此扣連,但幾乎所有的抵抗都局限於單一層次,反而成為體制自我固化的合法性來源。這本身也是一個老問題。而與此切實相關的,並不是某種可供資本或國家遵循的倫理是否得以定案,而是公民對於新聞產業製播的各種訊息滿不滿意的問題。今天的抵抗之所以會把重點放在前者,是因為公民團體與人民對訊息的反應有巨大的落差所致。公民團體企圖藉由凸顯議題來影響人民對訊息的感受性或容忍度,事實上是一種改變的呼召,而非論述所稱的反映民意。而公民團體被自己「反映民意」的論述侷限的結果,便是某些團體儘管持有與人民不甚相同的道德規條,卻仍能以民意之姿製作論述,這是一個相當古典的詭論。而事實上,公民團體在這個層次上的錯誤,正好是複製了新聞產製組織以往被視為代表人民的所謂第四權概念,如今卻徹底破產的歷史。我既不相信任何依循道德運作的體制,相對地,我也不認同任何體制本身得以維護道德的自稱。

儘管我並不非常認同道德,但道德作為尚無法抹滅的社會現象之一,必須是一種以非組織化公民為主體的權利。無論任何代言的組織,都必須不斷回返這個主體予以檢視;而無論任何體制或組織的道德自律原則,都必須像是壹傳媒的道德自律機構一樣,視為必須持續監督的對象。而對於媒體現象的監督與反抗,必須從訊息場域的視野出發,同時細緻地分別處理關於道德辨識的感受性問題,以及一般作為理性思考基礎的人權問題。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才得以脫出以新聞產製組織作為整體媒介場域唯一代表的理解,而進一步思考並疑問「訊息場域中什麼是有問題的」,才能開始理解自己感受性中受侵犯的部份究竟為何,而被自己問題化的部份,又應該扣連上哪些層面。

我不願意單純地將面對「動新聞」的抗議稱為假議題,就是基於這個原因。這個議題本身並非毫無價值,但仍然必須加以釐清與擴張。僅就最基本的原則舉一個例子:只有我們停止選擇並信賴某個組織發佈的訊息,訊息場域的擬象情況才開始有可能獲得改善。如果我們把議題聚焦在某些訊息,譬如「動新聞」,那我們註定只能沿用道德辨識的準則而已。

這果真是我們要的嗎?就我的立場而言,我並不提倡這種將社會現象切割並徹底將其推翻的行動。因為到頭來,那只會讓我們盲目於現象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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