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狐始終無法理解這一切，她不覺得自己是個騙子。
「為什麼你們都不懂，」她常和朋友抱怨，「大米真的很可惡耶！」
大米是餐廳二廚，總是腆著大大的肚子，頭髮也不知是梳理還是出油得光滑晶亮，凡事不多說話，只是笑臉迎人。但小狐根本不吃這套，她覺得大米很噁心。有一次，大米在上菜的時候隔著送菜口摸了小狐的手，她為這件事抱怨了只怕不下一整個月。朋友們兩邊都熟，也只能一搭一唱地安慰小狐。好嘛妳以後小心點別讓他有機會，我也最討厭這種趁機吃豆腐還自以為浪漫的人了；妳要不要跟大廚講下讓他管一管啊；還是妳乾脆找老闆，說再這樣下去受不了不如辭職，妳這麼好老闆會留妳的。
「我不要！為什麼他的事情要我提辭職？」
無奈。但潛藏的台詞其實是，誰也不想要讓這兩人每天都見到面。大米苦過很久好容易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朋友們不敢這麼提。每次問起小狐，也只是聳聳肩說我也不是故意的，又能怎麼辦呢？不如你就離她遠點吧，她在餐廳一見到你就沒好氣，你何必呢？大米總是笑笑抽著煙，也不多說什麼。
有一次大家圍坐喝酒，小狐當著大米的面，又絮絮叨叨地開始抱怨。大米聽了一會，刷地站起，叼著煙走出門。眾人一下子全靜下來，目送他的身影直到在巷口消失。小狐漲紅的臉上突然滾下淚珠，大家又手忙腳亂地安慰起來。聽她抽抽噎噎許久，才弄清楚小狐所以不肯走，原來是為了二廚這個位置，這些年她下不少功夫把外場的一切打理妥貼，就是想求老闆讓她進廚房，從助手做起也行。結果大米一來廚房連助手都不缺，怎麼說都嚥不下這口氣。一旁的美玉跟兩人認識以久，忍不住說了一句：「這件事情談開不就好了，何必東拉西扯，把大家都搞迷糊了」
「妳現在是說我是騙子嗎！」小狐瞪了她一眼，「到底是不是朋友啊這樣說我，那傢伙就是會討好大家，連老闆都喜歡他！我努力這麼久還不是為了餐廳好，結果他一佔了廚房，我做再多都不算數啊！」
「比起騙子，這不是更可惡嗎！？」
朋友們面面相覷，添上這層更加無解的問題，連在老闆面前都不敢提了，也只能把一切都瞞下來。美玉總是搖頭說這樣下去餐廳遲早也是亂，畢竟抵不過朋友們事緩則圓的態度。
事情就這麼沒完沒了地持續。到後來大米好像也開始賭氣，凡是小狐在外場添了什麼，他就在菜色裡填上什麼。餐廳老闆原本就不大管事，兩人這些一來一往雖然看在眼裡，只要不影響收支，還是由著他們去。小狐更是氣得七竅生煙，動不動就找大米吵架。美玉原是餐廳顧問，於公於私都不能視而不見。只是幾回勸說下來，好話壞話說盡，反而落得被小狐和幾個較親近的朋友冷言冷語地懷疑她和大米私底下有什麼關係。氣得她顧問也辭了，落個眼不見為淨。
餐廳氣氛不好，顧客當然都感覺的到。日漸下滑的業績終於惹得老闆講了兩人幾句。大米還是不置可否，小狐自覺委屈，言談間提起要到老闆那裡拍桌才出得了這口氣，朋友們自然勸說既然都努力這麼久，何必自己毀掉大好機會云云。
美玉聽著，輕輕嘆了口氣，說道既然這一切問題都是從大米而起，不如考慮別再跟大米合租房子，小兩口都冷靜一下也好。
沒想到這句話正中小狐要害，指著美玉罵了起來，說就是妳私底下跟大米好，根本不顧朋友道義，連餐廳都不管了；我跟大米交往，住在一起有什麼不對，關妳什麼事要妳多嘴，就算要搬也是他搬；妳根本看不見我這麼多年的用心，還罵我騙子，這帳我都還沒跟妳好好算；明明是顧問也不幫我向老闆說話，整個餐廳有誰比我更用心，你們都不了解我的計畫，進了廚房以後對餐廳有多少好處，那些計畫還不是我和大米一起討論出來，你們到底還有什麼不滿...
小狐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罵著，最後一句幾乎是用盡全身力氣吼出：
「我才不是騙子，我是最誠實的人！」
2012/02/16
騙子
Mots auprès mais pas sur l'amour
"Now, there's one thing you might have noticed I don't complain about: politicians. Everybody complains about politicians. Everybody says they suck. Well, where do people think these politicians come from? They don't fall out of the sky. They don't pass through a membrane from another reality. They come from American parents and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homes, American schools, American churches,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hey are elected by American citizens. This is the best we can do folks. This is what we have to offer. It's what our system produces: Garbage in, garbage out. If you have selfish, ignorant citizens, you're going to get selfish, ignorant leaders. Term limits ain't going to do any good; you're just going to end up with a brand new bunch of selfish, ignorant Americans. So, maybe, maybe, maybe, it's not the politicians who suck. Maybe something else sucks around here... like, the public. Yeah, the public sucks. There's a nice campaign slogan for somebody: 'The Public Sucks. Fuck Hope.'"
--George Carlin
我們已經知道人類生活這個基本的對立：日常與慶典。
上面這段引文來自於一個單人喜劇演員的台詞，包括我在內，許多人認為喬治卡林是當代最偉大的喜劇演員之一。美國喜劇，特別是獨立演員的段子，長於觸碰當代西方文化的荒謬底蘊。有人認為這形成一種哲學，對我而言這些文字帶給人衝破規範的幻象與狂喜，然而仔細檢視這些演員生涯裡的前後文字脈絡，其中的邏輯缺乏一貫性與自我拓展的潛能，並不真的形成一種哲學，至多屬於文學性的個人風格。但──特別是針對日常荒謬的那些──語言喜劇，帶給人的熱情與狂喜如此真實，我們很容易地受到感染而進而與各種精采段子同化，甚至將其加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判斷，把原來僅僅是表達憤怒語言的場合賦予為了某種批判核心召喚認同的公共性質。喜劇不因觀眾走出劇場而淡化。不需顧及這些語言本身去脈絡的性質，慶典語言因此透過日常操作進入公共領域，三個具有不同框架的領域因此得以流傳同一套語言(非)邏輯，跳過各自發展衍異的系譜，語言以超真實的姿態將三者同化。
這個語言效果的載體有時是人群，有時是個人。由於缺乏邏輯性，慶典語言很難以傳統的方式形成人群行動的模型，多半時候仍然必須將集體意識指向單一主體：神祇、元首、長老、完人、黨派、國家、道德...；這個指向的標的不一定具有能動性，但它幾乎必然是整體意識內聚力之所繫，合法性從這個軀體源源流出，填補一切邏輯缺陷、撫平所有質疑、餵養嗷嗷眾生。在集體意識的例子中，人群時常需要產生足夠的變異個體，花費巨大的精力，才能阻滯這個軀體的社會效果。而志不在針對意識核心的變異體們，則承擔起另一種痛苦的工作，即是所謂卡里斯瑪例行化的主動變遷，將主體指導抹散成體制律令，這個轉換過程若沒有成功，則體制便無法繼承合法性起源的責任，導致質疑的意向不限於變異個體而瀰漫至普遍人群。
我們認識的這個過程一般而言存在於集體，亦即，多少具備相對獨立性的不同個體之集合。在個人層次上，慶典/日常的對立型態則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可能緣於個人經驗難以用於集體經驗的方法加以錨定與分析。這讓我們在觀察他者沿用慶典語彙建立日常生活態度的過程遭遇嚴重的困難，因為個人不一定具備誠實表達自身經驗與情感的能力或意願，而在個人層次的溝通不限於語言，也沒有許多相對獨立個體得以彼此補足缺憾或強化意識的優勢，更沒有必須參考外在既成脈絡（無論將馴服或反抗）的壓力。個人可以表達極端的貶抑而自我解釋為愛、同時表達對極其相近的個體之間親近性的巨大落差；也可以直接反對一切在歷史上既已表達過的語言邏輯、有意識地操作經驗與敘事的差距、以各種名目自動填補邏輯缺陷、拒絕歧異事實、自我餵養支持動力...
於是愛情成為觀察者一心所繫的聖堂。我們彷彿認為愛情是人類情感最普遍的極致展現，而愛情在大部分情況下又必須含括兩個主體，因此必然有足以觀察的溝通行為。然而事實卻可能是，愛情之得以穿越所有歷史斷裂、文化差異、日常實踐，只因為我們對它指稱的一切現象一無所知，因此只能將其攏統歸類，反而創造了語言歷史上最為神祕的符號之一。
在個人實踐的層次上，許多夸談在日常中實踐理論的人們更感迷惘。關於愛情的現象如此紛亂，符號本身甚至涵蓋了穿越慶典與日常之間界線的諸多零碎。我們無法決定如何在日常中置放這種不限時空的狂喜。許多人企圖區分激情與感情，事實卻是在日常中仍然無法拒絕面對特定對象才有的潛在親近。獨身、曖昧、交往、家庭等等皆被稱為愛情的不同階段，其間不停自我生產的通過儀式卻仍無法窮盡閾閥性的肯認需求，如同不停自我質疑的日常狀態一般無法排拒線性平淡的毀滅性效果。愛情生活中不可遏止的跨界污染，不無意外地，恰與慶典/日常兩種時空史無前例彼此穿透的當代生活世界一拍即合，成為這個萬物騷動大時代僅存的註腳。
而時代把我們帶上一條道路，讓我們逐步召喚愛情的面紗落實為一切合法性的緣由。我們無法批判，因為從未認識，也因為（或因此把）感性的地位提昇至史所未有的境界。對集體的崇仰，從古代不可侵犯之威望一路遞嬗至今日誘人傾吐衷情的慾望對象。而體制也從堅固武斷壓迫感性的理性架構變形成為由感受性主宰並扭曲邏輯內涵的隨制文化霸權。理辨性或感受性皆不可能涵蓋整體人類生活，我們儘管經歷了看似翻天覆地的改變，其實也只是將感受性從唯一核心的形態解放布滿體制，而將理辨性收攏形成新的偏狹區域。
一收一放之間，收編了愛情的感受性取代了偽裝成理辨性的道德，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政治的零度空間。道德遇上指出其私下供奉神祇的批評還會羞赧，感受性則因其宰制而有一切從頭開始拒絕批評乃至框限批評的能力。兩廂互換的結果，個人會因為改變了慾望對象而可議，卻難以因為邏輯不一而遭譏；這個發展的下一步則是，慾望的專一性得以超越對象，只需要一個可以自圓其說的依據，而邏輯的一致性卻成為它最大的不幸，無法擺脫受主宰的地位，結果是被迫依循慾望原則而自我碎裂。個人不得不馴服於這股反轉的潮流，最重要的堅持是宣稱對某個信仰的從一而終，最認真的心智考慮的是如何在這個既已扭曲的結構裡完成姿勢正確的自我碎裂。
而取得優位的感受性卻沒有為了收編而來的愛情釋放什麼好處。愛情仍然落腳於不可知的地界，甚且被感受性強押上陣：家庭與婚姻關係的傳統定義，變成當代言論檢禁與道德迫害的倚靠，而這種檢禁的合法性與普世性尚且跨越一切文化、意識與宗教的藩籬。反過來說，愛情的外部性受到綁架之後，其內部性反而過度膨脹，徹底坦誠、完全接納與全然透明成為愛情內部性的當代指令，愛情的維繫也飽受持續輸誠和宣示的傳統道德指令所苦，而愛情得以成立的依據一向以來便受社會規範所決定，更是不停地受到道德規約、宗教教義、國家體制與和感受性高度結合的，主要以商業和藝術體制為操作基礎的共通訊息所侵奪。其中不同元素的進退，幾與社會變遷同步。
對我來說，眼見強取了愛情元素與符號的當代政治感受性，一面利用慾望與愛情的象徵型構來淨化政治，一面又迅速奪取個體層次愛情的自由揮灑，雖然深知它永遠只會觸發反抗而遠不能全面掌控，但也知道意識宰制這回事從來也不要求全面掌控。我們既已認識到意識結構並非如個體存亡一般有生命存續的旨趣，就應知道一切反抗都是意識型態可以吞食並順其滋長的養分，就算石破天驚的歷史斷裂也不代表正義得以伸張，是以當代有意義的變遷與古代砍頭極刑的抹滅快感已無甚相關。面對這種隨時可能吞食自己，原先悖反的事實也隨時可能聚攏在同一陣線，必須不停破壞自己經驗與認知才得以邁向任何目標的態勢，我發現自己實踐的能力不斷流失，先是感受性，再來是愛情。
嚴格說來，這種衍生的形態實在與任何理性演繹無關。然而我卻深知，面對身處其中的意識結構，無論馴順或抵抗，終將在既定的形勢上，順著地形起伏而行。我也竟因此而感到多少安心。在特定意識結構裡，要說得出能與人溝通的話語，畢竟無法在每個環節上都脫出彼此理解的規則。
而這或也是愛情在當代最進步的社會裡，之所以成為最重要解放象徵的原因。當彼此理解需要觸及的範圍縮到最小，理解所需的能量也可能降到最低。這個時代已不像從前有著一致的地景，我們在起落無常的世界裡，不得不緊緊抓住一切可見的依靠。而我，或許在理解到慶典/日常界線的毀壞，以及個人實踐與理念相符的不可能性之後，還是被迫領會如今實踐的可能性應該沿著哪條天際的陵線展開。
在別人看來肯定不值一哂，對我而言卻總是一道神祕的牆：需要依循某種實踐，否則批評必然自失立場...
結果，曾好幾次說過不談論愛情的我，如今還是寫了一篇亂七八糟的文章。
那究竟如何呢？不管多說什麼，都是很不負責的啊。
2012/01/23
國家大選期間做大事為何必須拘於小節
還是要從這篇文章開始。不知是因為綠黨非常在意網路民意、網路民意果真代表重要的綠黨支持力量，或綠黨接收網路訊息比了解自己候選人訊息的速度更快，總之由潘翰聲競選機關所發起的這個記者會在成為媒介訊息之前就被擋了下來。從未實現的新聞稿看起來，這場記者會裡，綠黨的候選人將邀請樂生院民一起出席，痛陳馬英九政府為了選舉而急於捷運新莊線的通車，忽視捷運供電可能隨時出現不足導致停擺，但同時卻直接威脅了樂生保留運動長期以來針對捷運局分段通車不可行論點的質疑；暗示新莊機場變電中心必須蓋成，又與運動近日來堅持機場施工必須暫緩而優先處理地質問題的訴求有所悖反。
這段在全國性選舉中的影響，可能不超過潘翰聲所得四萬三千多票的插曲，到底重不重要？或許也只是個視角落差的問題。所有關於台灣選舉的歷史都向我們表明了，當追求選票的時候，理念邏輯原本就不需要太過在意。
時至今日，認為台灣選舉與理念彼此契合乃至於能夠互相實現的論述，早已全告破滅（當然這只是純粹以邏輯角度而言）。不願承認破滅現實者，依舊透過七拐八彎的方式把自己的理念投射在不同的黨派或候選人身上。例如在台灣作為自由中國的神話好不容易大致幻滅之後，如今泛綠勝選才等於台灣真正民主化的概念肆虐，無數知識分子藉由這樣的熱情燃燒自己，燒完之後也只是證成了，自己的灰燼與那些至今對國民黨保守價值死守不放的人們看來如此相似。
綠黨有犯同樣錯誤的本錢嗎？當然有。然而犯這種錯誤最大的問題卻不在於留下惡劣的記錄，而是我們知道往後這種以勝選為一切的基礎將會造出一個長著何種面目的黨，而我們探究的觸手也不必伸得太遠，只要記得曾為清新革命主體的共產黨或國民黨如今的面目就可清楚理解。
而其實也不用這麼發思古之幽情，我們現在就能看到，在社運團體之間，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可以因為對於身體近用方式的倡議方式不同而反目成仇，卻對使用國家政權資源的態度無甚反省，甚至於出現類似「訂做一個女總統」之類的怪異串連活動。性別運動團體由於鬥爭歷史造成的相互摯肘，造成意識影響範圍無法擴張深化，不僅直接導致對這類相對較小規模的活動缺乏意識與批評，甚至當民進黨與國民黨分別推出毫無疑問意在強化傳統刻板印象的廣告影片時，我們還是見不到盛傳性別平等程度頗高的台灣社會有任何反省之意；少數的反省，毫不意外地，也只是針對敵對黨派競選廣告的情緒反彈而已。
但我們無法對這種態勢真的苛求些什麼，因為這個社會裡，對理念邏輯的自我要求理當最高的群體之間，關於自省的呈現不過是一片荒蕪。就階級議題而言，2008年黨工之子陣營抨擊陳水扁財團關係的論述裡充滿著對於金融業新生財團竟然不為我所用的酸葡萄味道；2012年財團之女競選時與黨國財團關係自我區隔最有力的論述也只是該黨將與眾多所謂中小企業的次級資本家站在一起並繼續經濟自由化社與殘補式社福的道路。而在這種狀況下，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種路線」彼此抄襲的幾條稍具左派氣味的政策，甚至在還沒辦法論及得以執行與否前，第一時間就被檢討為太過偏左而敗壞國家╱選情。幸而受騙多年成精的工運團體沒有太過於明確支持兩大黨派，然而似乎理當對這個立場有更多認識，看似對社運較為友善的人們，卻在選前一面夸談階級社會的形成，一面紛紛表態分別支持兩個看不出來階級立場有何不同的政黨。早已老化又從未發生什麼實際效果的小黨制衡論之下，親民黨和台聯的支持度仍然遠超過好不容易追過泡沫新黨的台灣綠黨，多數知識分子的眼光與熱情卻仍然集中在兩個宰制者之間令人激憤的史詩型鬥爭。其中甚至有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認為自己應該為舞台上的表演盡一份心力，認為對最佳演員投下一票，就可以落實這齣戲對於演藝界結構性進展的影響力。
我們已經不太在意史詩作為知識結構宰制者的效果，忘記我們閱讀史詩的目的只在於更細緻地理解那個時代，而非坐在舒適的座位上決定角色之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有幸參與演出的少數人們，更驚嘆於舞台效果的宏大並深以為榮。
當然，政治舞台絕非與現實社會毫無聯繫，而這個聯繫的公式極其簡單：無論你透過無脈絡無詮釋的選票來正面支持哪個黨派，你就是將這張選票的脈絡化與詮釋行為全權交由這個黨派來進行。個人對於選舉行為的詮釋毫不產生意義，如果成功集結一股力量或許可以騙取某些信徒，但最後仍然必須屈從於政治作手挾持更多空白民意的詮釋。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一向幻想自己擁有這樣的詮釋權，但卻從沒有一次成功從作手那裏奪取這樣的權力；而現在他們尚且不停地生產矛盾，創造理念邏輯的中空，進一步侵蝕自己原本就貧弱不堪的權力基礎，另一方面反而更願意獻身為作手們所用。最簡單的觀察對象，便是馬英九與蔡英文陣營[2]競相公布的支持學者名單。在這些名單裡不乏參與過各種社會運動的學者，平時或會疾呼社運獨立於兩大黨之外的價值，此時則可（或具批判性地）為人做嫁。
對我而言，這是社運場域明顯的墮落，無論這是否可能只是一個立場與觀點的問題而已。一個社會僅存稀薄的社運勢力在堅持結構性進步理念已經夠可悲，原本看似堅持這些理念的知識分子紛紛自我解離而拱手讓出自己的詮釋權，更是不可思議的行為。
貫徹理念究竟有什麼重要？其實政治走到今天，或已不再需要這個分辨，更重要的是在諸多自我宣稱的理念者之間理解他們究竟貫徹了什麼。證諸選後今日的頌讚、造神與檢討，藍營強調九二共識獲得肯定、馬英九人格受到尊崇，「路線」受到支持；綠營辯駁兩岸政策是否需要修正、蔡英文受「舊」民進黨拖累，台灣選民拋不開傳統價值對民主價值認識不清等等，在論述形式上跟以往每次大選僅有輸贏立場翻轉的差異，不停聚焦的現象仍然圍繞在以國家╱總體為主體╱出發點的周圍。於是，以選舉為基礎的政治場域，究竟在哪個意義上具備社運價值？或許要求所有社運成員改變以總體為基底的視角本屬緣木求魚，但我仍然相信，至少需要以社運主體為出發點檢視並修正關於總體的論調，而不是提著截然相反的態度，信仰對社運價值根本不甚在意的政治明星，以為他們能造就總體層面的某種成果，甚至必然對社運關注的結構因素產生神祕而不可解的改變。
因為，這樣惡劣的情勢，對於更少思考政治問題的廣大人群所傳遞出的訊息，並不是理念的徹底消失。人類是會在不可理解的現象發生時，轉而相信神話的動物，而當言論領導階級份子們無法傳達清晰簡單的邏輯時，大眾便會自然地以最簡單的邏輯來理解這個難以認識的現實。於是在這個場景中，知識分子所傳達的訊息，當然不會是他們自己都無法堅持的理念，而是每遇選舉就急於表態的彼此分辨。而不管這個表態的演出型態是理直氣壯或欲語還休，它都提供了最簡單的認識方式，接下來的敵我神話與對抗史詩也便能順利展開。事實上，這個戲局裡各大演員彼此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讓人懷疑其實這個神話根本就是演員們唯一想要演出的戲碼。台上的姿態如此真誠而震懾人心，看似潛藏其中的個人理由與藉口，或許反而只是在個人層次欺騙粉絲專用的文飾之詞。
2011/12/18
故土
凌晨兩點的夜間公車上，乘客意外地稀少。窗外驟雨和冒雨候車一個多小時的昏眩模糊了視線。途經住處旁的林蔭道路時，恍惚間我彷彿看見台北高架道路下停車場淒冷的燈光。儘管我清楚知道巴黎街上並沒有日光燈，水簾間不知從何而來的一縷光線卻緊緊抓住心緒。
公車太快經過路口，我的時間卻停滯不前，車上廣播下一站的地名，我幾乎透不過氣來。
實際說來，我在法國的時間始終走走停停。每每見到的瓶頸，努力許久以為總算有點轉機之時，一旦放下心來，命運卻又急著用力一棒把我打醒。不甚可靠的運氣很大程度上決定我的性格，總是遲躇不前，卻怎麼也等不來平靜。
越是這樣的人生，卻也招來越多的見聞，靈魂迅速頹圮，密密織起枯黃乾韌的網來保護自己，隔開一切鮮活青春之物。
此時我的眼光卻穿越了障壁，見到自己念茲在茲的旅途。
走走停停的時間卻造就超乎尋常的衰老。這樣的人生無論如何不可能值得太多。年輕時我常竊喜著死期將近，搜索枯腸準備自己的墓誌銘。如今我再也沒有這樣的執迷，沉默地看時間流逝，花開正好時便嗅到尖利的腐臭，這樣的姿態無論如何不可能再有期待。
但我還是活著，多少有點意外地，而不無欣悅地等待下一場暴雨侵襲。
於是我開始被一切註定沒有未來卻仍存在的事物吸引，貪婪地吸吮四處流淌的毀敗，努力測量我們共有的命運。我秘密地痛恨所有美好，在每面鏡子裡看見自己時時刻刻準備迎接的殘破。而我也不再樂於預言，因為必然實現的預言只是早已逝去的未來。當未來與過往在我身後相遇，眼前自然只剩一片空虛。
曾經醉心於旅行，如今僅存的只是移置他處過程中瞬間閃過的心安。唯有在移動時才能確信自己仍然存在當下，而不是某個假借為未來的過往。或許源於哪個無意識的轉折，安全感巨大的空缺卻創造出一個讓別人感到安全的領域。寒冷創造出溫暖，孤獨創造出牽絆，無心創造出友善，恨意創造出一個微笑。
渴求被信任卻無時無刻不呼喊著自己不可信任，當巨大的擺盪成為日常，沉默的浪潮再也無所阻擾。看似熟睡卻不是因為從未清醒，而是惡物已滲入軀體的最後一吋，喪失了生命卻無法死去。而我不願追求死亡的機會，因為我不願再聽見任何與生命有關的訊息。
希望仍然不是一個選項，何其不幸，我正是自己的宰制者。而這塊渺小的領地上或許仍有四季，卻改變不了荒原上茫無草木的現實。
2011/11/19
【短札】台灣，別為我哭泣
台灣駐堪薩斯代表處處長劉姍姍被美國執法單位逮捕所引發的，無論從哪種方面來看，都是一次現象空虛的爭議。
如果這次爭議裡的現象是完滿的，我們不可能會無視於自己的地盤上範圍更廣、紮根更深的歧視與非人道對待。然而比起虐待勞工，對於台灣輿論而言，劉姍姍的身分卻顯得更為重要，而她甚至不是民選官員。
我們再一次被自己蓄意矇騙，被高度重視的事件本身超越醜聞而成為掩蓋物，與此同質的事實則成為難以面對不必提起的現象。說是掩蓋並非毫無根據。適逢大選期間，美國司法單位依據法律規定進行的公開逮捕程序可以聯想為台灣主權受損，或甚至是美國對馬英九執行的政治動作，卻彷彿很難聯想到在台灣我們不但相關法規零散、執法不力，尚且任由各種歧視四處蔓延而不願面對。這其間何者更為相關，台灣輿論顯然給了我們一個多少有點驚人的結論。
這或許是個巧合：在事件剛發生的時候，報導指出劉姍姍在公開上報的資訊裡表示將合約載明的月薪1240美元扣除為590美元，另外補上140元雜支，而外交部指出扣除是基於該勞工的親筆信函請求；而若注意到外交部在事件開始強力主張事件本身受外交豁免權決定的說法中，同時也提到該勞工依理應為公家雇用，以及暗示官舍也屬於國土延伸等等，便難以忽視590美元的數字與台灣2007及2010年修改過的最低工資17280與17880元新台幣的數字極其接近。而無論這究竟是不是巧合，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具有意義的結構比喻：在台灣的法定領域裡，外交部與劉姍姍依照台灣人的習俗剋扣了伙食住宿雜費，甚至依照慣例四處加裝監視器、用遣返加以脅迫，卻仍然留下足額的最低工資給受僱者。一來為台灣外館節省開銷，二來顧及受僱者生活給予足夠照顧，三來倘若每月的140美元並非如受僱者說是供劉家採買而是如外交部宣稱的伙食加給，更是兼顧人道的移工雇主典範。既然我們無意反省自己的行為，如果說外交部與劉姍姍在事件裡倍感委屈，我等台灣公民也理應予以加油打氣才是。
但這應該是我與台灣輿論的歧見所在。對我而言比起歧視現象或政治正確姿態更為重要的，是某個社會結構如何促成禍由此出。這個判斷對於孤例都或許有效，更別說那些顯然充斥整個社會的現象。無論選舉期間與否，今天的輿論若還是要一方面恐懼反省降低支持度，一方面又要道貌岸然地痛罵不見得比自己壞上多少的他者，最後就是達成一種以個人所屬群體為唯一標準的無效批評。台灣輿論就是因此充滿政客，痛罵政客的行為無非對著自己的鏡中影像狂吠而已。
2011/10/18
一個水果推銷員之死
從osX出品開始，我自己就是蘋果電腦的長期重度使用者。對我而言作為蘋果公司的代言人與精神標竿，賈布斯其人自然有特殊的意義。尤其是他與該公司首席設計師強納森‧義孚(Jonathan Ive)緊密的合作與信賴關係，讓像我這種接觸零碎工作的最低階業餘設計者也能感到設計受人重視的一點暖意。就電腦作為消費產品的標準而言，無論是設計或日常作業，我確實認為蘋果電腦系統是更適合我的環境，在科技業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大肆宣揚解決方案之前，蘋果已經是一個在人機介面上具有高整合度又不似微軟那樣存在許多小問題的系統。
然而，對我而言賈布斯的啟發不在於此，我也很驚訝為什麼對於許多人而言他的意義僅止一端。簡單地說，我是從對賈布斯的長期興趣與觀察來認識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亦即，當代企業治理關係的運作方式。
對我來說，啟發至少有兩種形貌：1. 只要聽從於某人，自然會受到源源不絕的啟發，啟發是基於順服態度的聽從；2. 在觀察某種現象，特別是集體現象時，觀察所得到網絡與個人權力位置的擺置所得。賈布斯的特殊地位在於，作為企業負責人、市場明星與消費者引導權威，我們能夠從他身上同時從啟發的兩個面向裡汲取認識。類似的情況在當代似乎只有史蒂芬史匹柏或喬治盧卡斯一類的娛樂產業從業者身上發現，而這個狀態又似乎主要在以美國為首的企業文化想像裡才會發生。賈布斯可以說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不僅推出足以壟斷市場的電子消費產品、帶動足夠規模的跨國電子產業，同時也有能跨出電子產業界直面消費者的個人魅力、如玄學般模糊不清的思考模式、鉅細靡遺滲透公司每個角落的管理態度、以及看似充滿理想熱情實則每一步都經過精密計算的產品研發歷程。當我們已經熟知當代企業把生產面與形象面徹底分開的手法時，蘋果不僅公開介紹公司理念、公開產品設計甚至製程，賈布斯的管理手段也確保了某種個人眼光能透過巨大工作團隊而貫徹實踐。換句話說，賈布斯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體制下企業作為法人最為完美的道成肉身。他看似能夠結合蘋果的每個面向，完整而簡潔地呈現於市場和消費者的面前，而非一般企業慣用的，將品牌識別與商品產銷當成分離的元素，操作一些任何消費者都可以如數家珍，邊際利益急遽降低的公關掩護手段。
當然，對於一個始終必須以獲利而非其宣稱的熱情或進步理念來自我維繫的企業而言，給人越大的透明與整體感受，正代表著背後有越大的矇騙與欺瞞。
在蘋果公司戮力於營造極簡風格的產品與企業形象之際，同時也以極端的產品保密措施聞名於世，直接生產出以預測和謠言構成的巨大訊息場域；另一方面，屈指可數的產品線同時集中研發與消費的能量，打開精品消費模式卻同時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賈布斯專斷而成的形象維護、嚴格監控整條生產鏈的保密措施引發期待、以巨量資源集中少數產品線並貫徹設計師創意的實現過程，在消費端緊密控制通路獲利與可近性的手法，乃至於利用自身規模強迫合作廠商（包括世界最大電子製造企業之一的鴻海）壓低出貨價格等等，隨之而來的便是電子消費產品史上少見的超高利潤效應。
這只是從媒體上就可讀到的面向，我相信還有更多，而這些共同創造如今蘋果的存在可能性的，絕不止於賈布斯一再企圖宣稱的創意和熱情。事實上，創意與熱情這兩個看似無可爭議的特徵仍然需要更深入的觀察。
賈布斯本人並非工業設計或視覺設計乃至程式設計的專才。他在蘋果早期除了擠壓設計者的腦力，用最小的空間擠進最多實用或炫耀功能之外並沒有太大的驚喜。而在他回到蘋果之後，基於對義孚的高度授權，創造出一系列以i字開頭的消費電子用品與pro結尾的專業產品線，儘管他個人對於產品設計到生產的各個環節涉入極深，但與創意最為接近的工業設計以及作業系統兩個重要成就，卻顯然是鬆手授權的結果（後者的靈魂人物為瑟雷Bertrand Serlet，於今年五月離開蘋果）。賈布斯最為顯著的成就，因此是為蘋果公司提攜可用的人才，並指出有效的方向。而在這點上他同時也經歷大起大落，許多蘋果公司提出的概念性產品市場反應極差導致停產，而賈布斯本人的投資項目也不是樣樣賺錢。他的成功之處在於能用成功的產品抹消失敗的損耗，而市場不願接受的項目則因其概念性質反而鞏固了另一批與市場品味不盡相同的忠實使用者。
其次，早期的蘋果在賈布斯領導之下，由於與IBM和Intel等資訊業界鉅子的對抗，以及對於自主設計生產的堅持，確實引導著一種帶有反叛主流意味的科技文化。然而也因此，在當時絕不可能想像類似於今日的成功。蘋果電腦在當時有著最快的晶片、最先進的系統、最完整的周邊方案，卻在公司財務與周邊經濟規模上始終沒有起色。他在離開蘋果後自創的Next公司也有同樣的問題。回到蘋果之後，賈布斯很明顯地轉向市場與財務標的。他能夠精準地抓住消費市場的不滿，在類似的硬體規格下創造出吸引人的產品，兩個時期之間，以既有和預期中目標消費者為重的公關主軸則從未改變。而在財務面向上，蘋果在1998年由第一代imac開始，市佔率始終不見太大提昇（但毛利率已開始大幅成長）的電腦業務後，接著才由iPod、iPhone和iPad系列產品所掀起的熱潮，一方面是藉由收購創新企業與既有概念精鍊等手段組織出消費者易於接受的人機介面，另一方面則是絕對避免迎合市場趨勢，盡可能遠離一般資訊企業服務用來討好消費者的策略，而發展出自己的走向：這同樣是討好之舉，只是沿著蘋果自有的優勢而非早已形成業界慣性的老調重談。而儘管如此，每一次出品的「新」玩意仍然帶有濃重的試驗特質：iPod初上市的時候提出創新的人機介面卻無法相容太多數位音樂格式，後來就有了針對性的iTunes音樂商店，提高版權音樂近用性，成功制服混亂的盜版市場；iPhone剛開始並不開放原生應用程式，後來才逐漸開放製作套件並嚴格掌握金流與內容，讓市場迅速習慣周邊產品，頓時產生巨大的經濟規模；iPad則架構在這個經濟模式上產生價值（賈布斯在某個場合曾提到，iPad事實上是比iPhone更早提出的設計），早有許多市場分析指出這些產品的價值在於眾多內容與人機介面的易近性。與早期蘋果投入過多資源進行封閉研發而導致無法形成規模的困境相比，就算最保守地說，賈布斯及其跟隨者一向堅持的熱情，在內涵上也有不少變動，更滲入了大量精密而謹慎的利益計算。
這些較少為消費者所認識的面向，影響層面比蘋果產品本身更為深遠。例如iTunes Store與iPhone應用程式的成功，就使以往較少人願意付費的市場全面改觀；以簡約設計為基礎的產品線，激勵傳統資訊產業投入更大量的資源企圖跟上；將系統封閉概念從僅限公司內部延伸至以自願跟隨者為範圍所創造的規模經濟，則落實了以內容為基礎的資訊產業願景；在製造線與營銷端的利潤擠壓，強迫擴張了品牌價值，縮減合作產業獲利…等等。這些現象的直接後果是：內容管理集中、創意資源集中以及資本獲利集中。三者相互所用的結果，便是以蘋果公司為中心的硬體及資訊服務壟斷體系；而蘋果不僅從中收取高額的管理費用，激發企業以外的從業者提供創意（乃至併購服務企業或聘雇合意的人才），更造成在銷售端以及製造端的毛利緊縮，迫使製造與通路產業另尋降低成本的各種方式，在執法較鬆，工人管理相對容易的中國，便表現為勞動條件低落以及環境等外部成本提高的現象。蘋果在今天有著極高市值的現象，除此便無法理解。
這就是我認為賈布斯個人是當代資本主義理想道成肉身的原因。在個人的成長以及失敗經驗下，他成功創作了個人與資訊產品、個人與蘋果公司乃至個人與他的公關介面；順利運作上萬員工組成的團體以實現簡單的目標；將事倍功半不符高獲利率或需要過多人力資源的生產鏈環等全部委外並壓縮其獲利；用低廉的剩餘價值吸引創意產業預備軍形成大規模經濟體並協助推廣自身產品；並利用高明的形象塑造來遮掩不願人知的營運方式。賈布斯的角色，相悖於許多人願意相信並讚揚的創意者、反叛者甚至改革者，其實較接近於資本主義理想中企業家精神的實現，亦即，一個能夠鉅細靡遺掌握企業所有資源以實現獲利目標的終極推銷員。賈布斯的耀眼、突出與被神格化，恰好說明了這個社會結構理想中的狀態距離現實有多遙遠，人們又有多服膺於這個幻想，乃至於太容易因為一人的成功就能悠然神往於這個理想之中。不要說刻意忽視結構賦予蘋果壟斷體系的壓迫力量，造成多麼巨大的外部成本負擔；就算是在賈布斯之外，多少自稱領導者的人根本體現不了企業家精神這個幻夢，人們也可以恍作不知，仍然盲於結構的現實，在他死後只懂得追逐流星許下燦爛美好的願望。
賈布斯死了，這個世界失去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優秀推銷員。然而問題卻一直是：就算在一個完美推銷員用盡一生創造呵護的公司周遭，這個結構究竟對你我，對社會帶來什麼好處？
一隻iPhone或一台Macbook Pro絕不是答案，活在推銷員製造的幻夢裡，到頭來終究只能證明自己是個拒絕認清現實又死不悔改的，永遠的老鼠會下線而已。
2011/09/08
其實那些並不重要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人在婚姻關係裡若沒有掌控足夠的經濟主導權，則在家庭裡地位必然缺乏保障，男人仍然處於不可置疑的權力高位。當然我們並不需要同意。
因為那其實並不重要。這幾支販賣婚姻關係的廣告無庸置疑地能引起夠多共鳴。必須在最短時間裡撩起最多認同的方式，無非就是訴諸於感受性，讓觀眾朝著影像中的人物標訂認同的向量。
在這裡，我又再次發現了身為生理男性的優勢，倒不是有進入婚姻利用經濟力量宰制女人的意思，而是我可以認出這些臉龐，卻又不必掙扎於到底應不應該演出進步戲碼的困局。
這些臉孔，妳認識，你也認識。我輕易地就認出了這些在片尾如釋重負的笑臉，儘管導演刻意讓她們在獲得快感之後才現出面貌，對我而言要想像她們無法微笑的模樣毫無困難。那些讓妳心疼不已的表情，在微笑時反而更有風雨欲來的陰影。她們自己也明白，卻仍然不斷嘗試，靠想像支撐度過愈努力卻愈艱苦的人生。她們是前線的鬥士，妳只不過是陰暗日子裡微弱的火光，數以萬計的妳散落四處，偶爾散發搖曳的溫暖。但妳不是鬥士們的原鄉。
她們的原鄉在戰場上，那個一切都錯得離譜的所在。妳所認識的字彙在那裡總是瘦弱蒼白，連妳也是。有時候邪惡的念頭升起，會伸手試圖接住一點噴濺的鮮血。或許妳能獲得一點她們的力量？但近乎透明的手什麼也接不到，妳用盡力氣追逐，偶爾碰到一些卻被灼傷。身體的碎屑飄入風中，不斷萎縮，終於蜷曲在沙塵之間，周圍鬥士們低沈而莊嚴的呻吟從未停歇。妳知道她們羨慕你，定期定量，有時妳覺得自己靠乞討她們的妒羨維生。所以才了解鬥士們的羨慕其實也是鄙夷，仰望或輕蔑如此相似，戰場上的重力早已扭曲。妳需要鬥士前來傾瀉一切殘餘的鮮豔。於是當她們蒼白，妳彷彿看到自己；當她們鮮活，妳便在心中哭著送行。倒不是因為不捨，而是因為妳們的命運並無交錯。妳一再拿出自己的溫柔直到風乾皺壞，她們根本毋須與妳爭奪。於是妳不斷在表面演出堅強與脆弱，好像自己真的擁有可以變換的情緒。而妳知道自己根本缺乏被關愛的能耐。
而這正是她們耗盡一切爭取的夢幻。妳這樣告訴自己：我真的沒有想要怪罪她們的意思。然後又更憤恨於這種無謂。鬥士的純真遙不可及，有時妳幻想自己才是那具滾臥沙塵泥塘的身體，卻見不到任何人影。她們究竟在與誰戰鬥？妳沒有記憶，只認識許多在戰場故事裡反覆變幻的形貌。或許記憶還是有的，但那不是敵人，那是一個妳永遠無法忘記，在眾多模糊形貌內裡微微閃爍的核。被迫感到一絲甜蜜之後，又因為眼光所及無邊的傾軋而顫抖。氣息如此虛弱，妳發現自己的搖曳並非全無藉口；暖意一步一步被恐懼侵佔，重力的扭曲扯碎耳唇。看似全世界只有妳才有的輕蔑，其實全世界只有妳才無權擁有。一旦想到這些，便激動藏在心裡的溫柔，狂暴地扒咬，一旦風乾更顯醜惡，此時妳逼自己微笑。容易的困難的文靜的躁動的明朗的陰鬱的沉默的嘶吼的安穩的翻攪的瘋狂的平淡的傾斜的纏夾的懊悔的絕望的。妳突然發現她們需要的也只是一面鏡子，兩面鏡子在彼此之中卻毫無投影只是相遇。妳的邊緣滲出血滴，鬥士兩眼灰白，眼底隱約可見下一次近在眼前的微笑。妳想觸摸那樣可親的惡物，編織一個屬於自己的神話。喉頭有火苗放肆延燒，卻哽住所有聲息。
其實我這樣想，因為這一切都不真實，所以這一切也不重要。其實…
妳知道的，永遠幸福快樂早已成了超真實的詛咒，當它不再發生，整個世界便因此虛假。
2011/09/02
【短札】公平讓人受盡委屈
認定同志等於愛滋病高危險族群，就是典型的刻板印象。圍繞著這個命題的統計解讀與論述，若是不曾反省，也因此容易受到這個現象的汙染。這個命題本身顯然不曾考慮男性同志與女性同志在愛滋病傳染的途徑與比率上的巨大差別，甚至所依據的數字也大有疑問。我始終懷疑公衛界的數字基於某些定義上的過度分割：有婚姻卻曾有過同性性行為的人可能完全被劃歸為同志；同性性行為與邏輯上造成高風險的肛交行為卻不曾分辨：只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同志在統計的分劃裡完全隱身、當然更難在這類數字裡看到指交或拳交等等行為，在邏輯上與愛滋病傳染的相關性有多麼低。
但統計的粗暴很難被視為一個議題，事實上運動團體不但高度倚賴統計數字作為反駁的依據，甚至在行為上也常再現「(男)同志=愛滋(權益)」的感受性相關。這個相關應該是源自於社會對於「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大家大致同意的，佔男同志性行為大宗的肛交在邏輯與實際影響上都形成愛滋傳染有效途徑的這個事實；然而這個緣由彷彿已經從大眾的記憶中隱沒，甚至連堅持愛滋病史等於隱私的人們都不常直接提起。於是當下的社會切片裡我們得以義正辭嚴地說自己沒有歧視，甚至可以指責「同志維權人士」心裡存在歧視才覺得在四處都會被歧視。因此健保卡註記愛滋的問題又被重提，在這次的事件中並且獲得許多支持。
成為近因的事件：器官捐贈者在新竹的醫院完成分割，器官分送多家醫院完成移植之後，各醫院才發現捐贈者是愛滋帶原者。
事件的反應充滿了濃濃的臺灣味：在既有制度的情況下，負責維護制度的機關與負責執行制度的機關互相指責對方的錯。幾個敢講大聲的發言者被捧成英雄，輿論更熱中於檢討台大醫院的「光環」與大家應該站在哪一邊才對，媒體則不停挑起捐贈者的同志身分與家屬歉意，彷彿少數老百姓的冥頑鄉愿才是神聖醫療帝國的最大外患。
只因為一具屍體不曾告知他人自己的愛滋病史，卻被當成醫療疏失的理由，這個事實應可讓我們對台灣醫界的權威性格有一個全新認識的機會。預設一具屍體必然為異性戀者是刻板印象的作用，要求病人必須揭露同性戀情史而非異性戀情史則屬於歧視的範圍。如果器官移植流程必須建立在這些刻板印象與歧視之上，則正是因為我們在醫療流程裡必須考慮社會歧視並與之配合，健保卡註記愛滋病史（或如某些人更進一步建議的在每次就診時都跳出特殊警告視窗）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選項。歧視的存在不可忽視，企圖把這個措施與歧視的日常政治脫勾更是不符邏輯。
但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把整個流程與社會的歧視現象脫勾，則註記愛滋病史（而不特意凸顯）和註記性傾向（而不限於同志）的措施並沒有什麼特別問題。在制度上，阻止同性戀者捐血的措施仍然合法，一種公平的個人病歷註記實在很難說是種錯誤。而關於這個事件的判斷尤其不能取決於感受性的標準，若將愛滋病賦予特殊的道德不可侵犯性，極有可能只是將「疾病的隱喻」轉換為「政治正確的隱喻」，製造新的社會現象給嗜血的社會觀察家們分析而已。
然而現實總是妥協的產物，而我們當下已有的器官捐贈醫療流程正是與「愛滋病史視為隱私不需主動揭露」的規範互補的結果。屍體的愛滋病史一經檢測確定，在器官捐贈的過程中依理會讓相關的移植機關知情，這次事件裡的問題並非是醫院無從得知捐贈者病史，而是在某個環節上的資訊傳遞失效所致。制度執行疏漏卻怪罪於屍體，或要求進一步揭露隱私資訊以建立防呆機制，無論從哪個觀點來看都只是醫療專業權威自我本位的心態導致。將愛滋視為隱私明顯地是由於既存的歧視，如果不與之妥協而只是堅持讓制度只為一種立場服務，是刻意忽視現實的宰制意圖。
處理歧視顯然不是這個社會的拿手項目，部分宗教組織基於遠古神話的譯本而拒絕同性戀者或性自由，甚至企圖推行影響所有人的相關政策，我們卻連對這樣的無知都不曾有太多明確反對的聲音。這個社會使用歧視的唯一政策就像是古代歐洲面對猶太人，平日維持假面的和平，隱忍直到下一次可以怪罪他們的事件為止。受歧視者因此絕不能被捲進任何負面事件，不像努力跟上主流的我們，則隨時可以犯下任何愚蠢的錯誤而總有別人等著負責。
更重要的現象或許是，在這個社會裡堅持歧視的聲音總是更大。只需要隨便一個合理性薄弱道德性強大的藉口，社會總是更願意接納擇「善」固執或只是大聲嚷嚷的個人而非隱埋在現象之下不斷受到日常政治壓迫的群體，甚至連遷怒或失焦的明顯事實也可以略去不計。於是自我感覺嚴肅的當代政治中便充斥這類過激的發言。堅決不讓的態度成為理想的唯一內涵，氣勢也取代邏輯成為我們辨別合理性的最大因素。
只是話說回來，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圍繞其上的各種歧視，與最近關於愛滋病的事件過程和現實面幾乎毫無相關，僅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卸責藉口。討論本身不停失焦，政治上也持續過激。這因此是一輪不曾在現實著根的討論。除非討論本身能夠沈澱成一個獨立的社會事實，否則我們便可悠然期待下一次完全一致或更為退步的事件很快地來到。
2011/08/28
【短札】欲休兩日颱風假，吹皺一池孟婆水
突然之間，今年颱風上班不上課的公告成為一個問題。需要上班的家長們氣憤不已，憤怒的程度，應可以這篇文章為代表。這或許是因為地方政府公告太晚，或許是孩子們過完暑假就忘記在家如何獨立生活，或根本就是我的網路視域不夠寬廣導致小題大作；我個人倒是樂觀地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政客的公信早已完全失效，導致以往根本不被視為問題的，如今突然變成焦點。
然而這個問題本身不是問題，不是問題的本身卻又是個問題。
依據相關法規，人事行政局宣布上班與否的權限其實並不及於任何私人單位，只與公教人員有關。也就是說，官員根本沒有被賦予主導私人機關放假與否的權力，因而在制度上根本不需對公教人員以外的家長負責。而在幾年來的改革後，人事行政局的放假消息是以不成文的形態對私人單位產生效力，而這個不成文效力的權責則以交由地方政府首長的方式轉換成政治責任。對於強調依法行政不願負責的政客們而言，這或許是少數得以自我表彰的法外地帶之一。而在規定中，也有明文提及在有家屬需要照顧或無法到達機關的狀況下，可以向單位請家庭照顧假或事後呈報的方式停止上班。在公務人員的制度下，這些法規應當多半得以遂行。
因此這個問題並不是個問題。家長們所針對的政府首長們，就算是透過人事行政局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效力也不及於私人單位。而在公務機關服務的家長則同時具備自行停班的法源與條件。
然而這可以引出背後較為真實的問題，也是唯一較與家長們的憂慮相關的，便是台灣基本勞動條件的現實。在我們遇到爭議時最常引用或爭奪詮釋權的維基百科上，明白列出了關於颱風天宣布放假標準的演進過程。而這每一次的更動，都在一定程度上基於民意而行。然而在交由地方首長決定放假與否之後，改革似乎到此為止。從現在責怪地方首長的狀況看來，這個分而治之的統御手段果然收效甚宏。人民工作與家庭兩端無法照顧的問題，如今變成針對首長是否對市民懷有善意的一場賭注。但是，政府任意決定全國是否隨機產生國定假日的合理性，顯然比不上明文設立法規要求企業主必須在天災時刻准予員工在家照顧來的大。不管是基於人道關懷，甚至訴諸家長民粹也罷，後者才是我們在這個以具文法律為制度依歸的國家裡，面對政府更為有效的訴求。家長為了工作而在颱風天出門，所造成的工傷或家庭可能受到的損失，儘管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可循，顯然也不曾被當作要求員工在天災時刻上班的企業責任。
而且，就算我們回頭假設人事行政局的放假宣告對全台企業行號都有絕對的強制力，上班與上課的分別也是行之久矣。台灣既不是近年來只有這次颱風，勞動者也不是今天才碰到這個問題。但無論白領或藍領，以往針對這個現象最為團結的行為，大概就是四處轉貼不希望未達放假標準的颱風圖片而已。企業主了無責任，政客歡迎大家下注，勞工只有上網時才熱血澎湃。每次颱風來襲，產生的問題不只是土石流，而明擺著是影響所有人生活各層面的重大事件。而我們的選擇也非常明確，就是不停地遺忘，頂多提得起力氣關懷一下死傷人數，或怪罪自己賭桌上的莊家姿態醜陋不討人喜歡。
說到底，這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私下埋怨畢竟對政客構不成太多傷害，選民與首長很快就會一起把它遺忘。然而如果我們能認真面對這個凸顯了法律倚賴道德、權責缺乏歸依、制度徹底失效、勞工毫無意識、企業全無責任等等日常狀態的現象，同時對公共事務多一點有效的關心，或許在喝了今年這一碗孟婆湯之後，仍然能殘存一些往下一步前進的可能性。
我們是否活在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
（圖為法國民族主義政黨國家陣線青年團Front National Jeunesse(FNJ)發言人Julien Rochedy，引自Rue89專訪）
對於異文化移民的歧視與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浪潮；相鄰卻存在歧異的民族主權之間，衝突也愈形激化。「對峙與否」的命題開始成為任何團體間關係的論述總綱，大國政治領袖紛紛揚棄多元主義政策口號，世界開始回溯，並不自限於較早的大熔爐社會觀，而是民主漸進地探索更為原始的社會排除手段。歧視與污名肆無忌憚地進入主流政治，獲取許多國家暴力機關的直接援助，甚且得到不可忽視的選票與論述力量予以支持。
個別行動者也沒有在這股浪潮中缺席。最近受到矚目的事件當然非挪威政治屠殺案莫屬。更早的例子如不停引起伊斯蘭世界憤怒的歐美諷刺漫畫與文學創作、受蓋達組織與全球反恐共同啟發的攻擊行動、甫在台灣出版譯本的「革命將至」作者群因受控陰謀破壞被捕、國際刑警組織資料指出遍佈世界的分離主義暴力事件，乃至於歐美各國針對移民的暴力攻擊。同類型的事件還包括多年前荷蘭極右派領袖被當街槍殺等。
然而除了可稱為對抗的事件之外，或許我們更應該觀看那些發生時不具彼此相抗意涵的壓迫；因為正是這些暴力，激起了名為「抵抗」或「起義」之類，實則貫徹凌駕法則的暴力政治；兩者看似環環對立，卻不難看出彼此相生的事實。以反抗隨時代而來的墮落為名，例如在印度與某些非洲或伊斯蘭國家仍然盛行著殘害女性身體以貫徹傳統的家庭或種姓道德、基督教社群在全球發起反對墮胎與同性戀公民權的運動，這也包括東南亞的排華、威權體制下的造反、富裕國家裡的脫序行為等等在內，以種族或青年集團為中心在所屬國度裡的反秩序騷亂。
以上種種都很有可能被稱為極端主義所造成的結果。而我們似乎也無法否認各別事件受到極端主義影響的面向。然而極端主義這個符號卻透過一系列的事件，向我們展示它作為與仇恨並非相對，實為相生的重要質素－－仇恨凝聚了極端主義式的思考，而其產生的行動也為反向的仇恨提供足夠的滋養，進一步刺激對立的感受性與相應的知識秩序。也因此極端主義並非一種可以藉由某些手段予以消除之物：夸談消滅極端主義必然是個錯誤，除非我們能消除一切人類社會中呈現為壓迫的事實或論述。壓迫可以立基於任何事實或事實的排列組合之上；而當壓迫被認知而存在時，要求改正的力量必然會產生；可被認知的壓迫或許能經由偽意識或政治議程予以轉移，但在那樣的手段中必然包含另一種關於壓迫的認知。而凡壓迫存在之處，要求改正的力量一旦出現，卻由於受到忽略或制度慣性等等原因而得不到回應，不難想像會出現以行動企圖改變世界的個體。一旦在個體的政治議程中，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落後於反抗壓迫的動力，極端主義驅動的行為就此誕生。而從上面既有的例子可以發現，個別行動者的力量很容易就能讓自己的聲音被世界聽見。若這樣的行為還不足夠，個體行為會提升為集體的騷亂，尚能忍受的齰齷也會擴大成造成直接傷害的攻擊性行動。
我們使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極端主義？這個問題本身其實無關宏旨，但針對問題產生的個別回應則非常重要。人類歷史中連綿不絕的對抗現象已經一再提醒我們，每個人在單一事件裡會持有彼此不同的標準，而意義也會在事件的發生及其前後時間不斷流動；對抗本身不過是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現象之一，同時就算相關各方能集結形成短暫的對立陣營，也會在事件的不同階段裡持續碎裂，直到最後達成彼此威脅的恐怖平衡或沒有任何值得對抗的目標為止。
那麼，我們真的活在一個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裡嗎？
今天的世界裡，極端主義再也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辨識的主題。除了聚焦於個別事件中隨時可能迸現的微型極端主義元素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去認識我們所屬的社會中，是什麼培養出了這些元素與現象，以及自己應當如何面對這些內含於結構的元素。最基本的認知可能是：在自由世界的理念型裡，極端主義存在的可能性原本就不能抹消。從這個認知出發，較好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決定將極端主義視為如犯罪行為一般，不應抹消掩飾但需明確規範的不可欲之物？相對於這個問題，當下社會面對極端主義的方式：在思索與形成階段虛意放行暗中監控，事件發生後才任其引發一再自我重覆的反省檢討，毋寧只是鄉愿而表面的。這種態度自然也直接影響到只在感受性上反對極端主義這個符號的人們，僅在被辨識為極端主義的所在予以反對，卻不願直接認知四處萌生的片段元素。極端主義的符號於是被掏空，成為語言遊戲的人質。而我們也因此失去了進一步追索極端主義元素的能力，反省只能指向由權力所選取標定的對象，語言戲局受控於其他政治基礎，而非源自理解極端主義的旨趣。權力所需之處，極端主義的思想與特質仍然是可欲的。
如此一來，並非極端主義擴張而盛行，而是體制將極端主義的效果收編為政治立場的工具之一。由於這樣的需求，辨識極端主義的詮釋權因而成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極左或極右的語言符號恣意飄散在主流政治場域裡，有時或許正確地標示出極端思想的事實，更多時候只是向我們提示發言者本身的立場何在。這個符號作為有效工具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極端主義的符號不僅成為可欲，有時更成為政治發言中唯一有力的宣稱。欲求著符號現身的權力於是大量散佈這個空虛的符指，符號本身殘存的政治力量則激起不同立場者加入散佈者的行列。就在我們認定自己無畏地搜索極端主義以完成良善公民的職責之處，被掏空的符號反過來蛻變為宰制權力的使者，失去標準的意義也不再能用來錨定任何相關的事實，而只是暗示我們「權力在此作用」的修辭句讀。
或許在可見的將來，極端主義的力量果將崛起而稱霸一方。然而在那個時刻，我們應當反省的不會是為何沒有足夠辨識這個威脅的知識，而是我們如何一同努力，培養起這個邏輯上必然自我成就的結局。
Subscribe to: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