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完成式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兩極對立政治盛行的世界裡，政客最大的利益就在於不斷暗示對立的存在，人民最大的盲目則在於不斷要求自己認知到對立的存在，並因為這個存在而繼續加深對立。我們知道像小孩那樣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戲碼是幼稚的行為，但是我們卻不可能真正認知到這個行為究竟為什麼幼稚；或許只是因為年齡歧視的存在，讓我們這些明明做著同樣行為的人，卻可以義正辭嚴地指責小朋友幼稚無知。

我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要求他們改正，因為我們根本無能碰觸這個行為的意識核心。


對立是政治資本的生產重鎮。不只因為對立可以強固原先可能多少會飄移的政治無產階級，而加強餵養資本家的積累；更糟糕的是，這種生產方式會更進一步讓群眾因為認知到對立的存在，而與所有使用不便的價值異化。價值仍然可能成為許多政治論述的重要宣稱，就像生產時不得不與工具及產品產生關係；但這樣的異化卻直接導致群眾與工具及產品之間的關係失去持續的緊密關係，而僅僅成為拾取一點點政治資本自我滿足的手段，當然我們知道在這個故事裡，站在所有政治戰略制高點的資本家，終究成為斂取並享用巨大剩餘價值者的結局。

而我們仍然對於政治企業家精神心生嚮往，予以崇敬，妄想全世界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斂取他人生產的資本。大家都忘記了，在這個故事的事實面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當個與產品異化的生產者；只允許斂取他人產品方成財富的結構，從定義上就拒絕讓多數人獲取滿足。

而當一個社會在意識層次上實現全面或跡近全面的對立時，群眾必然已經因為缺乏比較對象而失去思考「這個機制是否可以不存在」的能力，而思考的只是「如何幫自己／對方的陣營增加／減少資本」，機制本身在此刻已經成為潛在的共識，甚至連「消解對立」的呼聲都不得不進入同一個戲局，第一步永遠必須先認知到對立戲局的現狀，才有可能提出實際有效的消解方案。

現狀並不是指那些皮相的論述與宣稱。改變戲局必須深入戲局，否則便只會是同構異形的永劫回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行為之所以有問題，是由於這個宣稱預設了將對方動手作為己方動手的絕對合理性來源。若是跟著這種宣稱思考，譬如不停考據誰先誰後，徹底忽略兩個小孩彼此扭打的現實，我們就永遠到不了「傷害他人究竟對不對」的思考階段。整個情勢也就因為指責誰先動手的宣稱而破壞了建立「傷害人是不可欲的」這類基本價值的可能性。

另一個問題是自我合理化。這可能透過上述例子中的暗示效果而阻礙價值的建立，或反向宣稱：由於我們處於對立的情況，因此某某價值必須從政治議程上退位。有時的宣稱則是說明當下有更重要而必須放在首位的價值。這時歷史變成重要的洞悉工具：倘若這個當下更重要的價值是合理的新發現，則或可稱為進步；但若從歷史來看，以往曾經稱為無可比擬的價值如今迅速退位，或在同一人群的宣稱歷史中永遠只是幾個不同的價值在彼此輪換位置卻無法提出與此對應的合理情勢轉變，都有可能指向一種全然基於資本積累的競爭性而存在的論述，與其宣稱的價值幾乎無關。這曾經被稱為鞏固領導中心、堅定反共信念、培養民族意識（在不同政治團體之間輪流被賦予最高的正當性或最惡的壓迫來源），學術些的說法例如詮釋權的爭奪、典範轉移之際的混亂、歷史決定論中的過度階段…等等。

自我合理化是人類行為裡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卻不能提升為最高價值用以作為其他現象合理性的基礎：一旦如此，則我們將徹底失去體認結構性因素的能力。

由於具備提出全新意識型態要素的特性，社會運動時常走在這個合理性判準的邊緣。倘若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認識不包含進步與否的判斷，便可理解自我合理化行動的遍在。這種行動在面對社會或他人時，即會產生對立的預設。無論是說服、闡揚、提醒、要求、宣告，都預設著一個與自己論述無法互相包容、彼此忽略或徹底矛盾的論述。我們都熟悉這種手段，比較粗糙的會被稱為紮稻草人，比較細緻的則被稱為洞察。然而對於細緻度的判斷，則根源於與這個預設存在同一個層次的成見。

凡有決斷，便是戲局開始之處。一個在既定戲局裡已經掌握重要資源的勢力，例如主流意見、傳統道德、國家教育內容或規章條文等等，都有可能在某個戲局形成的當下就已經註定能操作最大量的資本。這便是為什麼許多社會運動必須在不同場合現身挑戰既定論述，而既定論述儘管被有效駁斥仍能發揮巨大的效應。許多時候社會運動必然面對這個看似全然無理的現象，然而這個現象卻標示著運動的邊緣性、運動之所以出現的必要、運動所欲改變的狀態；換句話說，即是運動根本，運動存在所倚賴的現實。

如果沒有認識到這些現實，任何被忽略的元素都會成為運動的缺陷。我們自然不需要妄想一種面面俱到的運動存有，但至少可以成為我們反省的基礎所在。常有人嘲諷某個運動只是成員彼此相互取暖，而我們必須看到，這本是認同行為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自我認同的強度一旦膨脹得不成比例，便顯然要產生忽略運動現實的缺憾。經年累月的蘇花高爭議即是一例。

許多環保運動，事實上可能如同絕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在大眾傳播結構造就的訊息劣化、政治必須附著於政黨或特定意識型態，以及大眾知識能力的限制等等現象之下，特別在台灣，仍然常以缺乏有效論據的道德型態存在。而運動不斷嘗試以順應上述現象來擴張影響力的行為，則常常更進一步強化這些現象的效果。運動成員時常滿足於內部論述在內部交換時，相對於對立論述更為有效的認知，卻難以意識到這至少受到對於他方的有限認識、內部成員的知識能力、成員之間的道德性共識，與對外口號和內部論證的落差等等因素所限制。當對立面提出類似的化約性口號尋求支持時，運動成員卻常彷彿難以理解對方可能具有同樣的內外落差結構，直接回應以口號對口號的象徵戰爭。這樣的戲局一旦成立，碰到需要選擇其一的時刻，判斷的根據自然會源於其他所在，而此時對立雙方相應的結構內涵，包括內部邏輯或外顯口號等等，很容易就被放置到判斷的後位。既然爭議的落差本身被排開，判斷的依據自然會傾向上文提過的所有意識先見。傳統道德、既定規章甚至勢力大小等等成為判斷的根據，這恐怕不是任何意欲改變現狀卻仍身處相對弱勢的社會運動所樂見的。

在蘇花高提案並通過初步環評之後，環保團體的積極介入，形成現在成為選項的蘇花公路改善方案。而蘇花改儘管經過政府向各界諮詢，仍然遲遲無法通過環評形成政策，這整個過程的癥結一直在於不同改善方案中總是有著高度風險，而技術上可探知應探知卻至今未知的因素存在。演變至今，環保團體的說明論述中幾乎已只剩下工程技術性的質疑，而相應的機關組織卻也至今未能解決這些質疑。我相信這與一般對環保運動的認知已有差距，然而一方面環保團體從未放棄以道德式呼求進行召喚的策略，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接受對立方進行同樣層次的召喚。

於是當民選首長開始運作政治資本，利用口號煽動區域群眾獲取正當性時，以環保團體為主反省蘇花高的運動架構顯然是被擊中要害。既有的呼求形式與歷史積累的社會認知不允許快速傳遞出針對工程技術質疑的細節，而技術官僚與民間技師團體也因為長期建立的對立形勢與缺乏政治智慧的現實而選擇支持；如同上文所說，此時的選擇必然根據各自的先見，例如政府政令系統的層級，或技術理性的養成。

在這樣的意義上，綠黨五名市議員候選人選擇在花蓮縣長動員群眾要求即刻通過環評的時刻出面抗議，結果便必然是加強這個對立戲局的有效性。一個巴掌拍不響的口號人人會念，但若不曾意識到戲局的存在，當然無法理解自身在對立結構中的位置。而環評初審後第一時間的質疑，仍然將宣傳重心放在「史上最快環評」之類的奇怪論據，正提醒我們運動深陷的困境，而這個困境恐怕很難全部怪罪於對立方的勢力或手段。

有效的質疑多數都困於結構，限於內部，一時之間也無法改換群眾對發聲主體的認知；就算只看媒體效應，都很難說運動在目前的手段能產生什麼效果。既然這不是一場得以徹底抹滅對方存在的武力革命，運動也不具備迅速抹消各權力機關的勢力，面對他方強化對立意識的時刻，當然必須步步為營。所謂不會激化對立的宣稱只是空虛的呼喊，是運動的社會位置以及主流先見決定了這個宣稱的內涵為何，除去對這類現實的認知，宣稱本身自然便會帶著運動本已所剩無幾的合理性一起徹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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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敵人，敵人的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與建構建構敵人的建構

「永遠與弱勢站在一起」可能會變成我這一代所有運動者念茲在茲，卻又必須擺脫，而終將纏祟自己一生的道德訓令。
還是要從這串討論開始。卡維波終於在串首令人難以認同的文章之後提出可能是關於這個論點最重要的分辨，即可能與主流道德呼求並存的「弱勢」／難以在主流存在時自我實現的「邊緣」。在此之前，我完全能夠理解關於一連串「表態」的討論裡各方顯示出來的焦慮，讀過傅柯關於西方基督教政體如何以誘引「自白」的生成性倫理來達成總體管理的目標，對於不斷告白立場的誘導當然會有所警覺。有經驗的政治思考者肯定都對表態的意涵有過許多思索，甚至在一個確定的話題上，「選邊站」的要求通常都被認識為不友善或對問題討論無益。

然而引誘自白的手段可不是西方政體所專屬。毛澤東同樣在中國「引蛇出洞」過，蔣介石也曾靠著建構出有限的自由派空間而完成他的意識型態型構；希特勒的集權政體建立在一個政治論辯密度數一數二的政體之上，就算是列寧甚至史達林也都曾經做過「必須容忍不同意見」的表態。

然而我們都知道那後來成了怎麼一回事。無論是勞改下獄，或者較為先進的言論封殺，乃至於非常文明的意識型態排除等等手段，人類社會從來沒有證明過自己能夠完全脫離淨化社會想像的衝動，總是以各種方式建構出不同型態的全民公敵，因此每個足以稱為主流的意識型態都具備這樣的對象，於是也因此在每個地方都有弱勢與邊緣，像政治領域這種高度受到想像宰制的所在，辨識敵我就順理成章地形塑出我們自問的第一道題目。

而我們卻常無法意識到自己曾問過這樣的問題也給出過答案。所有關於政治行動的論述，背後必然藏有這個屬於認同的問題。敵人有可能具象化成某些人群，有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思想，也有可能只是一種邏輯錯誤的偏見；當然這些也有可能彼此矛盾地存在於同一套論述裡。然而成就意識型態的吸引力如此巨大，人們可以徹底忽略，乃至於高聲辯護自己論述中最明顯的矛盾。

根據西方的發展經驗，我們唯有發展出共同的意識基底才能逐漸在相互主體性之間釐清矛盾。然而這也不限於西方，中國皇朝時代的知識份子就早已慣於將這種共性極大化，順帶加上尊皇敬天的副作用，最後的效果就類似於西方科學家總是樂於承認神的存在。所幸西方的神既從不現身又不自己開口或降旨，人們於是獲得懷疑彼此的權力，從懷疑誰才能代言神開始，人人都有自證的空間，特別在教士階級體制的權威大幅下降之後，平等開始成為可能，詮釋逐漸開放，甚至連聖經都被打開除魅的潛力，乃因被遮掩的教義與教史矛盾得以被掀開，共同邏輯的存在以及論辯對於歷史發展出的邏輯之落實，導致連信仰本身都成為可以質疑的對象。固然相對於此，直到當代都有諸多反動的現象產生，然而落實邏輯基礎的行動卻與人的存在（或在某處，人的意義崩解後與無感官身軀的慾望）緊密連結，當代以西方與親西方理論為發展根源的各種進步行動即植基於此。

如果覺得「西方傳統」四個字太過刺眼，我們必須知道，所謂希臘羅馬以降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也只不過是某個時代歐洲學界「重新發明的傳統」而已。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論述固化，絕大多數人都因而有此認識，若要稱之為一種信仰核心也無不可。只不過與傳統宗教不同的是，這個信仰關涉的是一個簡單的敘述，既無神祕主義基底，也難說有全套意識型態供其驅使，單純的證據便可顯明其中的矛盾，並不需要在論述上太過著力。

固然世界上還有許多拒絕相信基本事實的人群，當代政治信仰因而在在呈現出複雜無比的型態，不但難以同樣的原則貫徹，甚且難以用單一的架構加以認知。而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義或東方的伊斯蘭教義以至儒家思想，無一不可透過各種裂解的方案加以拆卸利用，所有看似徹底顛覆的行動事實上都倚賴類似的裂解重組以實施，發展出具有不同地域特性的意識型態政體。在社會結構緊密互扣的狀態下，任何變革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必須在某些部分紮根以獲取更動其他部分的力量。而這樣的現實直接導致所有行動都不像正面或反面宣傳語言所說的那樣，能夠達成任何徹底的翻轉；毋寧是，每個行動都會引發一場戲局，在戲局裡我們只有極為有限的選項與能量。將能量貫注在遮掩性的宣傳語言已經是種浪費，用盡全力去執行宣傳口號的內容則已跡近譫妄。

徹底屬於西方政治領域裡反身思考的共產主義傳到東方之後，成立了大小不同的社會主義政權。共產中國即是其中之一，而舊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整體解放的無限期歷史進程階段論對比「西方傳統」下的自由人權主張並合理化自身的專制集權，卻無法解決數十年的人民壓抑而崩毀。而「西方」在資本主義統御後，卻可以依賴多源性的語言來構作出一種更精細的歷史進程階段，而目前看來，根據自由民主人權等，姑且稱為「普世價值」的論調逐步成為共通邏輯，當下「西方制度」已經擺脫了跟共產制度相比下缺乏目的的缺點，進而成就更為進步的主流，同時也保證更為活躍、更具備自我主張能力的邊緣與弱勢存在。更進一步說，以這些「普世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無論是弱勢或邊緣都具備可供使用的論述武器，面對這場必將持續下去的戰爭。

失去了這些武器，可有任何其他制度構想過類似的工具？可有其他供參照的價值？無論是創新語言，甚至於武力革命，就有機會擺脫與西方國家權力的關係嗎？事實上，當全球所有國家都被纏祟在可通匯的貨幣、類似的金融體制、彼此相距不遠的幾個體制選擇，以及軍事行動始終未曾逃脫狂人掌控的最終結果等等狀態之中，甚至連青年反文化都彼此拷貝，所謂東西方有所不同，或即將創造不同的問題意識，實在很難說不只是一種庸人自擾。

相對地，我們只能在分隔西方與東方的大前提上，才有可能直接指明一種稱為「西方霸權」的對象。而像卡維波在其後的回應裡明白提出「至少有三方博奕」的態度以及說明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與運動者」「必然會批判像諾貝爾獎這樣的政治動作」等發言，仍然無法讓人領會在這個多方博奕的情況下，將西方與東方與第三世界與邊陲地帶高喊「普世價值」的人們同歸於西方霸權，究竟有什麼多方博奕可言。這本就是質疑討論串首文章最基礎的立場。而若這個「西方霸權」之下的人群立場是可以碎裂看待的，令人不明白的便是為什麼只不過有部分被西方霸權影響的諾貝爾獎應該受我們將西方霸權視為最主要的元素看待。

如同卡維波在後文回應中所說，「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去把多樣的敵意與鬥爭建構為二人博奕？」以及「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把某些議題建構為『優先』、『共同（非特殊）』與『普世』」，並也同時提供了「當然是比較有權力與話語的集團才能夠將自身投射為普遍，把它的敵人變成『大家共同的最大敵人』。它的議題是那把大傘，其他議題都在傘下」這樣的答案，我當然不認為所謂「性權派」具備立即而有效的詮釋設定權，然而這樣一來，不如明說「性權派」便因此理論對比而將自己困死在遠離主流的邊緣，宣告自己一旦獲取詮釋權則其詮釋立即全數失效，諷刺的是，或許我們便能因此開始同情當時的主流為何仍要維護應已失效的詮釋論述？

然而歷史上早已有過無數類似的故事。台灣民主化運動及其造就的民進黨即為顯例。至今台灣的兩大黨最有力的論述全是受害者論述，召喚的最大認同全是受害者認同，建構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建構自己的政治性則從來力不從心。美國建構俄國建構中國建構伊拉克、歐美建構伊斯蘭世界建構非裔人群、台灣建構中國建構東南亞、中國建構日本建構西方、伊朗建構美國建構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與無神論中國與多神論台灣過去一同建構女性，如今共同建構性少數，而遺憾地某些性少數也依婦權運動的惡例不斷建構一個萬惡的霸權世界。在此容我提醒，上面提到的所有認同範疇全部都不認為自己獲得應有的統治世界的權力；而單純只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不斷容許自身內部不可思議的矛盾、神祕主義與倫理及詮釋斷裂過度繁殖。

這樣的例子族繁不及備載，而類似的語言問題之所以不停地出現，原因其實在於語言本身就是一個容納自我矛盾乃至於雙義甚至多義並存的巨大沈澱池。我們在其中不停揀選各種片段形成論述，利用論述彼此檢驗，留下文字在時間中沈積。各種沈積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後果，在經過論述裂解的長久努力之後，如今又要重回建構巨大敵人的舊時代，特別是根據這些股份有限敵人的爪牙所及否定一切互持股份的關係企業，就像是透過呼籲所有資本家恢復純粹持股以召喚遠方將來的工人革命一樣夢幻。

【短評】韓寒說真話

圖片來源：新民網

韓寒肯定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不能否認他講了許多真話，部份原因來自於我們也不能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能力說假話。

說真話的韓寒，這個意象總是讓我想起許多初看有趣事後卻乏味的影評，聲稱某某導演在某某影片中，哪怕只是隱隱提到，都是對某某議題的討論：【男孩別哭】「討論」了變性人的社會歧視、【末路狂花】「討論」了女性親密情誼與同志傾向、【鴻孕當頭】「討論」了未婚少女懷孕的處境...這種「討論」的深度邏輯，在不同面向之下，演變成乃至於只要支持某某議題的歌手就成了議題專家、得了諾貝爾獎就成了社會賢達、致力慈善就成了意見領袖，或推動翻譯計畫就成了網路界或反抗勢力總代表...等等。

韓寒的真話們並沒有超出這個格局太多，就像我們稱讚一個人熱心於針砭時事，其最高的成就可能就是下針後見一滴血，而這滴血可能還是從我們自己心頭淌出來的。

在中國，知道某些真相的人很多，願意說出口的人卻不得不少。從這點上，我們讚頌韓寒有勇氣，而這樣的勇氣激動了許多人致力於挖掘真相，打破政權壓迫語言的框架，彼此交換關於未來社會的美好想像，誓言在達到突破統治結構的目的前永不休止...是這樣嗎？比上面提到的影評來的更糟的是，影評們至少懂得借題發揮，各言其志對社會發聲，而迄今對於韓寒，除了無奈地討論一下他個人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之外，可有誰能根據他的發聲來充實自己的語言？根據他說出的真話找到改革的動力？在他說過的話裡提出一致的意旨，而那樣的意旨包含了反抗什麼結構的希望？

彷彿有。我看到的韓寒，所希望的很簡單，不過就是一個眾人知書達禮，官民相互扶持，彼此攜手共進的社會主義理想國而已。而是的，社會主義理想之中是有包括言論自由的。

所以韓寒說自己是「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這句話之所以成名，正是因為話語本身足以衍伸多面向的閱讀，而將其不斷重複則無法脫離正面表述的框架。對我而言，在他在許多發言之後，認為自己走在被檢禁的邊緣時，一種就像龍應台在北大演說中，將禮義廉恥視為台灣人民共同意識又與民主政治牽扯作伴的神秘連結出現了，這種連結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不管歷史上公民與道德的課文內容如何改變都可以與此代換，同時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一旦有了共同意識我們便能牽扯上任何當代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點精神分析在將自身與政治和社會連結時和我們說了很多，而韓寒正是在此處保有這樣神秘的連結，利用普遍道德的呼喚（哪怕可能只是認賊作父之後展現出一點激動人心的伊底帕斯悲憤），指向一個在霧中渺茫又彷彿分明的未來。我並不認為韓寒行走的那段邊緣將踏空視作純粹的危機，這並非指韓寒不可能被檢禁（這早已有例子），而是韓寒的言語必須與檢禁相生以獲取最高的價值；因為他說出的真話所牽涉的現象，在所有社會裡都可以隨時找出代換，但儘管在這樣堅固的共性基礎之下，他仍然無法提出一個統整的意見。也因此他的所有言語基本上與政權結構的穩固性不大有關，倒是設定了一個統治集團得以在宣傳中提作努力方向的價值；而這樣的現象，恐怕也只有在類似當下共產黨對於所有語言都具備廣大性感帶卻唯獨對他相對冷感的情況下才值得注目。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否認的就是，韓寒確實是一個高明的語言操作者。就像我在這篇文章裡必須使用許多他常用的語言效果來達成一點批評，而我也無法忍受自己犯諸如稱其現象為「庸眾的勝利」之類除了激動粉絲群起護駕之外毫無作用的錯誤；事實上，對韓寒這樣自足的語言世界進行批評，甚至一不小心就會掉進與他同一個層次的貓追尾巴的遊戲上。這也正是我們不知道韓寒有多少能力說假話的原因之一；當一個人提不出難以快速自我翻轉的論述時，我們當然不太有辦法以相對獨立的位置對其提出批評，甚至無從認定他在發表某些言論時究竟是否基於某種善意。而這便是韓寒與高明政客的相同之處，自然韓寒尚不曾掉入出爾反爾的愚蠢政客的範疇去，這一點應該是目前為止最值得讚揚的地方。

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抱著雄厚的名聲勢力，韓寒於是熱烈地揮灑著屬於他的所有資本。而我以為台灣在經歷這麼多公共領域裡，成就與名聲弱相關的名人現象之後，應該多少會有所覺悟，卻沒想到中國言論自由的黑旗蓋過了台灣言論自由的白旗成為許多人對韓寒進行判斷的條件。若我是政客當會把握這樣的律則，理解到原來不自由總能製造出自由的盲點。在韓寒輕快行走的步伐之間，陰影裡正有無數熱愛不自由的鬼魅蠢動，渴望著將韓寒現象養大之後一舉收編。

或許，這也就是前輩陳文茜希望他要珍惜自己話語權的真義，而我則希望他不要理解錯誤，把珍惜等同於將本逐利。只是，這麼多的成功經驗擺在眼前，韓寒不做嗎？基於市場經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人性，我也看不出來刻意不做有什麼好處。不講道德卻處處暗含道德、犧牲利益來獲取更大的資本、把自己的姿態放低成微渺虛弱的個人，追逐社會共性卻把自己擺在邊緣角色...，我以為我們看得很多了，就連韓寒這樣輕快的腳步也似曾相識。

韓寒回應陳文茜的語調一樣是輕快的：尊重、喜歡陳文茜，但不和女人爭辯。這個議題值得交給女性主義大書特書，我也懶得僭越。倒是這樣一來，我不如也聲明一下：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就是女人，還請韓寒們不要太在意為好。

【短札】只有受雇者的人權價值產業

王清峰因為堅持不簽署死刑令，導致強大的民意反彈，從法務部長的位置下台之後，我們等待廢死聯盟的聲明，廢死聯盟也即時生產出了一篇聲明。而這些行動對於廢除死刑與否的定見和吵嚷並未有任何影響。

依照廢死聯盟的聲明，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重點：1. 人權必須與ECFA一樣讓台灣與世界接軌；2. 必須進行公開的討論與提出配套措施以影響民意，不可以當下的民意為依歸（此處「一個時期」應不包括主流民意反對死刑的時期）；3. 針對既已被判決死刑仍待定讞的被告修改訴訟程序，要求強制專業辯護、言詞辯論以及一致決；4. 希望未來法務部長能依據台灣法律以及兩部國際公約行使死刑令簽署權。

除了明確質疑當下的台灣主流民意以及要求修法在程序上保護死刑判決被告之外，這個立場與總統府的立場有何不同？

這個現象提示我們廢除死刑聯盟的無力感有多麼巨大。以此聲明為例，在得以乘著議題熱度大量曝光的機會之下，廢死聯盟所能提出的參照對象，其一為國際公約，其二竟為爭議更盛的ECFA簽署行動。公共議題需要公開討論事所應為，而在修法部份並未提供理據。

我們等待廢死聯盟，廢死聯盟期待國際公約，國際公約是由以人權價值作為政權號召的政客群體簽訂，政客參照社會運動所凝聚並產生影響的共識…我們找不到這裡誰可以被稱為論述核心，而多少會有點驚訝地發現，廢死聯盟本身就是社會運動的行動者之一。這不由得讓人懷疑，在沒有規定廢除死刑的國際公約時，那些社會運動者究竟有什麼通天的本領來造成這一切。只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也不過就是形成有效的論述、打動群眾，並依此擴大自身在社會各層面上的影響力而已。

身為一個反對死刑存在的人，我並不清楚廢死聯盟如何企圖對這些方面產生影響效果。若我們只把討論範圍限於論述，仍然會發現有太多論述交錯點上毫無廢死聯盟的著力。例如在質疑廢除死刑運動時，常聽到的「廢除死刑是不重視受害者人權」等聲稱，這並不一定關於深層的人權價值核心，其實僅是社會對於人權這個符號的認識過於空泛缺乏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已。而在台灣社會，人權團體從頭開始就掌握著人權符號的詮釋權，只是一路走來任由政客與媒體癱瘓這個符號的所指而不反應。如今面對這樣的反應，正是得其所哉。與此類似的還有諸如「司法只保護加害者不保護受害者」，或隱晦地要求司法對死刑犯採用殘酷的行刑手段等等。

我們不能將此全部稱為被害者或反對廢死者的感情作祟，因為他們之所以懂得利用情感論述作為武器，乃至於精明地採用人權以及普世價值的口號，不能撇開人權團體之功。這還僅是對於論述核心的分析，至於人權團體所一直容忍以至於偷渡使用的情感訴求，所吸引的支持力量，顯然也不能徹底與情感論述區分。明白地說，因為「下不了手」或「我們不能扮演造物主」之類的語言而反對死刑，與「殺人者便該死」、「罪犯放回社會就重大危害」等等說法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時常僅在於前者多半帶著一點較為「文明」的氣息，可惜台灣社會的公共場域並不是會隨意被氣質矇騙的環境。

而無論是跟隨氣質或跟隨既定價值，我們見不到太多針對台灣司法結構以及台灣社會情況所形構的論述。除非硬要說是儒家文化的影響讓我們不懂得公共討論或生命價值，但我也不清楚有哪種文化本身只給其子民公開討論或廢除死刑的選項而不能有他。重要的是，當這個因其渺小而必須產生更多動力和內省的論述產業卻只懂得重複他人的話語進行一場但求無過的運動時，依照完全相同的行為模式與創意含量，註定要被更巨大的主流聲浪所淹沒，而那已經不太像是一種暴力，反而比較接近純粹以力相抗的戲局，一開始就註定了贏家。

【短札】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是石之瑜的文章〈21世紀中國的死囚與文字獄〉，裡面談到了兩個事件以及相關的社會現象。

對於中國處死英國（精神障礙）毒品犯，這件事從人權的角度來說，很自然地就是死刑與司法公正性的問題；而劉曉波因宣揚思想被判刑，則是有關於思想入罪這個相對有趣而複雜的題目。

通篇文章唯一讓人同意的地方，就只有石之瑜願意對這個問題提出討論的動機而已。凡與普世人權相關的議題，常有道德化的，顧此無法及彼的問題。只是石之瑜的這篇文章，同時也有很明顯的這類問題。例如「他們的文明姿態無疑都是高尚的，但不代表他們宣稱的所謂高尚文明，實際上也真的是高尚的。反而可能恰恰相反，正由於實際的文明進程與美好的自我想像大異其趣，若能靠著妖魔化中國，來轉移或粉飾自己不堪，為何退卻？」這句，石之瑜就徹底忽略了，就算我們可以把質疑這兩個事件的人混為一談，就算我們可以將他們視為一個陣營，在這樣一個陣營裡，也必得先提出有哪些成員刻意忽視了自己國度侵犯人權的問題，特別必須指出有哪些既已成型的論述，而非用某種印象式的概觀來作為評論的基底。我們必須理解，在分析的時候，所選擇分析對象的實存狀態與深刻程度，是分析本身是否有效最重要的基準之一。

另外是如「在英國或台灣的文明社會裡的種族仇恨與歧視，能否與中國比一比誰比較嚴重，大可是知識上的重大挑戰」這句話讓我們看見的問題。另外加上「掌握論述霸權的人，妖魔化的能力就越強，他們居然可以提出像民主和平論之類的堂皇之辭，把自己侵略別國領土，害得百姓流離板蕩的作為，怪罪成是別國不民主所導致。這樣的文明國家若還需要文字獄，豈不是自我矛盾？中國至今維持文字獄，當然是政治專制的表現，但號稱在法律上沒有文字獄的台灣，是不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仍好對不同思想者抱持仇恨，進行羞辱？文字獄不但在心中，更還不斷在公共領域展現，以民意為託辭，其威力與殘害異於文字獄者幾希？」這一整段文字，拆開來看問題不是很大，主要是把國家與人民混為一談等常見謬誤；然而，特別透過後段「以民意為託辭」前後的文字，石之瑜提出的比較產生了很大的擾亂。問題不在於「石之瑜究竟支不支持文字獄」一類的立場辨識，而在於「文字獄」概念本身正是石之瑜自己指出的，在西方概念下脫離專制的改革對象。石之瑜毫無註腳地以「根據歐美的文明」與「把文明差異形容成是無可救藥」來負面評論「還沒有想好」的福山與杭廷頓，至少必須直接面對「文字獄」這個自己寫到的概念提出看法（非指站定立場），而不是聲明世界各大文明皆有此害，甚至在此基礎之上幫各大文明決定誰比誰好。我們很容易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侵害人權的作為上走的比西方國家更遠，那又為甚麼我們必須把眼光轉向自己所在的國度？

石之瑜給的答案是：「當今流行用來掩飾罪惡，甚至享受罪惡而不自知的，就是批判中國的死刑與文字獄所帶來的快感」，這正是我在前文指出來的問題。這種掩飾理當建立在既已呈現的論述或論述效果，以及具有已知影響力的聲明主體位置之上。然而石之瑜所提到的，僅僅是福山、杭廷頓以及他們各自的某個觀點。以這兩個例子與現象的相關度而言，石之瑜非常明白地顯示出自己正是以不遜於任何人權主義者的道德化概觀化的手段來觀照現象。在英國毒犯事件中，關於精神障礙以及司法公正的問題，尚且有可能視為未經討論的直觀宣稱；但在劉曉波的事件裡，我非常難以想像質疑的各國群眾之間不存在「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樣的共同意識，除非群眾是對中國司法部門的任何判決都予以反對，但這件事並不曾發生。而「言論思想不可入罪」這個命題，就石之瑜的立場而言，是必須加以事先反對的，若否，則這個共識一旦具備有效的存在狀態以及無法推翻的基礎，就算人權主張真如石之瑜指出的與國家文明等集體意識共謀，那又如何？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石之瑜在此處點出來的比較手法不僅是個失敗，更由於他在論述中將這些聲明者任意分類排置的手法，反而顯示了他比起他所質疑的人權聲稱者更為道德化概觀化的論述狀態。這樣一來，所幸石之瑜並非為太多人所信仰。否則恐怕我們也只能說，「至於石之瑜的文章，只是宣傳而已，越荒謬越成功」

我們如何保護優良的傳統新聞倫理？

我們強調，新聞不是「類戲劇」，更不應該侵犯當事人人權，因此，為維護人權，我們嚴正要求壹傳媒立即停止此類侵害當事人基本權益的模擬新聞手法，同時呼籲NCC及相關主管機關主動調查、並以調查結果作為目前審查壹傳媒衛星電視頻道執照的重要依據。

－《公民團體聯合抗議聲明 2009.11.26》

蘋果「動新聞」的表現形式，與其內容侵犯人權的可能性毫無關聯；在媒介場域裡，侵犯人權的現象也不僅只是基於與「動新聞」相近的新聞形式產生，或只源自於與壹傳媒接近的媒體產業。於是，與其說這些反對聲音是針對蘋果的「動新聞」，不如說這些反對聲音只是秉持原有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新興的現象。從這個觀點出發，檢視當下台灣的媒介訊息環境，任何主流媒體的同聲反對只不過是見獵心喜；而那些與其立場勉強相符的，也因為這個荒謬的同聲現象，失去反省這些團體所持規矩的機會。

雖然我不知道在新聞歷史裡，所謂的新聞倫理在何時曾經實現，而非僅是面對新時代新現象企圖予以規範的行動；而自古以來，所有訊息傳佈管道的發展，又有何者不是持續不斷地納入各種刺激而脫序的訊息；但我們還是可以輕易發覺，在倫理維護者的論述裡，維護傳統的訊息與例證不斷出現，造成一切舊事古物皆納入立場的論述效果。此處，規範新現象的動力，加上媒介現象的萌發極少遵循倫理守則的事實，卻由於行動者一方面忽視歷史上倫理傳統的稀少、另一方面又習於暗示新聞迄今仍大致是遵循倫理的存在，而弔詭地成為這種論述效果的基礎。由此，造成媒介場域中一再出現關於倫理的呼求，而其中總是隱現著，某種合於倫理的新聞環境先於此呼求而存在的預設。

這個預設如此地不可抹滅，卻又如此缺乏事實基礎，最明顯的效果之一，便是明明也不完全具備新聞倫理素質的媒體，卻敢於與呼求倫理的團體一同撻伐。這個荒謬的效果把焦點完全聚集在「動新聞」現象上，而隱蔽了領域內跨形式與跨媒介的共通現象，也抹去社會認識與討論此現象的可能性。

蘋果「動新聞」以表現形式而言，是組織電腦動畫與錄影或拍攝畫面，加上記者旁白和字幕附註等等，用以演出時事的影音產品。由於壹傳媒的長期投資，已經可以達到相當高的完成度以及迅速的反應時間。如果把這些影音產品與網路上不停湧現的改作影片與動畫相比，在製作技術上固然有差異，但若要找到比「動新聞」更過火的現象改作卻也並非不可能。另外，早已有人開始認真地將網路視為獨立媒體平台，並在其上進行較大規模的組織傳播行為，其中也常有充滿惡意或歧視的訊息。與壹傳媒相比，便是自稱為人民或媒體的區別而已。下文再予討論。

在這裡我們碰到一個對傳統新聞倫理觀的基進挑戰，牽涉到媒體在社會中所具備的特殊地位。依據近世所發明的政治倫理，記者得以具備特殊的身份與權柄，理論上，似乎應是為了人民而積極作為有效訊息的刺探者、揭發者、散佈者等，也有認為媒體可因此成為體制或道德的守護者、人民產製訊息的代理人，以及承載論述交換的平台等等。媒體，或組織化並法制化的特定媒介機構，無論在這個政治倫理發明之前或之後出現，都傾向以這個預設自我規約；並認為自身因此而可持續享有特殊地位與權利，也大致接受以此預設為批評基礎的論述。

然而倫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規範能力比法律更差。在法律和倫理所共構的體制裡，兩者規範力的落差常會成為全新事物萌發的契機。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類似壹傳媒這樣的媒介機構集團就是顯證。與其他組織化但並未法制化的機構相比，壹傳媒利用了組織化與法制化的基礎，與人民對於道德禁忌的慾望，以不停衝擊倫理界線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擴張的利基。這樣的手段，在實踐上必須加以擴大法律與倫理，乃至法律與道德的落差。因此，在戰略的角度上，無論是公民團體的反對，或短暫觸犯以倫理或道德為指導原則的法律，都必然是壹傳媒料想中的風險損失。而在當下體制中面對風險的最佳態度，尤其是如果冒險本身正是利基所在，便是預先存好應付資本、預想處理風險的方案，以及期待在風險到臨時能進一步因而獲利。壹傳媒顯然都做到這些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蘋果「動新聞」所面對的也並非全面性的風險。以該集團的立場而言，只不過是來自於公民團體的批評、少數政府機關合法性尚有問題的懲罰性措施，與一定比例的輿論攻擊。而事實上，我雖然缺乏證據，但我相信壹傳媒集團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都明顯超過這些與其對立的行動者範疇。就結果而言，壹傳媒在這次面對的無非是一個公關風暴，我不確定在哪種意義上，會是真正侵蝕它的機構或利基的風險。

在合法性、影響力和公信度上必須進一步辨明。對於道德或倫理有興趣的觀察者當會同意，今天我們所稱的影響力或公信度，在很多時候其實並不具備或只有稀薄的道德倫理成份，更多時候僅只是一種能夠獲取大量交換價值的代稱而已。從刑法235條、兒少法到出版與網路言論內容管制辦法的三位一體，就其支持者的立場而言，是企圖把道德或倫理規條帶入法律規範能力的嘗試。在我看來無非是一廂情願，對壹傳媒而言則成為可資利用的風險獲利模式，也就是說，連法律都明定的禁忌，沒有不去測試界線的道理。禁忌同時也是社會共認的慾望對象，撩撥禁忌的手段，是一則成功吸引大眾的訊息必備的條件。而源自觸犯禁忌行為的影響力與公信度，自然不能由這兩個詞彙傳統上的正面意含予以解釋。以遵守道德倫理為構想基礎的意見，與慾望的吸引與傳佈法則，兩者永遠互望而難以交會的事實，在理性邏輯的規則之下幾乎不可能打破，就算在完全開放的假想對話情狀之中，也難以想見存在著對話基礎的可能。事實上，我更願意想像在媒介場域的當代狀況下，道德或倫理僅是影響力或公信度的屬性之一，影響力強度類似的狀況下，有可能在依倫理辨識時有著極端不同的面貌。

從以上的立場出發，我認為在蘋果「動新聞」事件裡，公民團體並沒有問出好的問題，得到好的答案，也沒有發出有效的訴求。或許他們對這次行動有更深的動機，譬如意在呼籲閱聽人停止趨近不符倫理的訊息；但我很難從行動中看出這些團體想要的以及反對的是什麼，甚至，在短短的訴求聲明裡，放在重要位置的「新聞不是類戲劇」或「模糊新聞與創作界線」之類說法，也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我多少能明白，新聞必須將自身的戲劇性置於有一定程度符合事實的脈絡之上，才能自稱為新聞的角色緊張；但我不明白「動新聞」在哪個層次上逾越了這個界線，我甚至很少見到可證實為改作的跡象。如果有朝一日壹新聞電視台改名成為國家地理頻道山寨版，說不定可以比自稱為新聞獲取更廣大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動畫的使用早見於國內外所有具備動畫製播能力的新聞媒體上，我們也不曾要求在世界級海嘯這種造成人心恐慌的重大議題上，必須只能呈現現場影像才符合新聞倫理或價值。簡言之，我在本次事件裡見到的，甚至並不是蘋果日報真正透過「動新聞」創造了什麼，而只不過是倫理的想像在「動新聞」之上投射出自己看似不同的身影。

無論有多少個影子，擋住陽光的軀體也不會因此長出新的分身。對於一再侵擾台灣訊息場域不遺餘力的兒少訊息管制道德，很遺憾地，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可以一次有效解決。為了實踐這樣的道德，行動者只有不斷地奮鬥直至保護對象成年（或成功脫離掌握）為止。無論是經過資訊產業製造的管理系統，集結有效的力量對抗媒體集團，或在架上針對蘋果日報見一份撕一份，我堅信，沒有任何一種措施可以永保這些行動者不受訊息風險影響。我盡最大的誠意，也只能尊重各位為自己與後代的選擇。但對於實施國家層次管制的要求，我還是認為，道德焦慮沒有升到這種高度的權利。而既然提到這點，我也想請各位家長注意輔導貴子弟觀看Discovery與國家地理頻道節目。這些節目所展現的，赤裸裸的國家至上意識與置入行銷問題，還有未經詮釋的弱肉強食精神，就社會整體的影響而言，相信比起個人暴力傾向要嚴重許多。

而到最後，剩下成為問題的，即是「動新聞」部份內容侵犯人權的指責。僅管我認為這個違犯與新聞表現形式毫無關聯，還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但首先，我完全不知道把這個現象與審查媒體執照扯上關係，對於廣義的人權狀況有任何實際助益。簡單地說，拿製播內容作為阻礙媒體合法化的審查標準，是一件比逾越新聞倫理界線更不可容忍的事。另一方面，如果單純認為將新聞製播成動畫，具有視覺化或煽情化的效果，會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這也完全超乎我的理解範圍。對於新聞侵犯當事人人權一事，我所能理解的部份，是刻意暴露當事人身分形貌這類作為。新聞的動畫化，恰好完全不是在圖像上暴露當事者特徵資訊的作為。在這方面人權思考的進展裡，我還沒有找到足以信任的說法，說服我「動新聞」的製作對於社會新聞當事人或犯罪者人權有任何相關的違犯。於是，我們所能看見的「動新聞」侵犯人權問題，主要是刊登當事人相片姓名資料的作為。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太多異議。事實上我認為，只要能夠確實在這一點上做到不刊登，絕大多數的倫理問題都不會發生。至於這次參與抗議的婦女團體曾經支持過暴露性侵犯個人資料的問題，我則抱持同樣立場，反對暴露任何非公眾人物的資料。同時公眾人物的定義也應該置於持續不斷的討論之下。然而這個問題不應成為只有「動新聞」專屬的監督原則。

最後必須提到新聞擬真的問題。中國時報的這篇特稿提到一種很有意思的「擬象」解讀，在肯定擬象取代真實的前提下，似乎將其認定為一種「偏離」，而同時也認為「動新聞」是一種新聞的「戲劇化」，應該與廣告化等量齊觀。我個人把這種認知看作一種割裂的理論詮釋。當然絕對合理，但需要進一步釐清。從理論觀點看，如果我們同意新聞作為「擬象」之類的訊息，我們必須從整個媒體訊息場域的廣度著眼，認識到，在我們接受媒介訊息作為事實的同時，一切關於再現政治的因素便取代了我們認識真實與辨識真偽的傳統程序，成為全新的價值判斷基礎。這絕對不是一個只關於動畫新聞的問題。而擬象理論的核心，如果具有任何警告意義，卻正是建立在實景拍攝以及絕對合於一切新聞倫理規範的訊息之上。

這也是為甚麼我始終不認為當下的媒體批評有足夠的洞察力。事實上，從訊息製播倫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國家或資本力量操控，一直到媒介擬象層次的問題，每一層都彼此扣連，但幾乎所有的抵抗都局限於單一層次，反而成為體制自我固化的合法性來源。這本身也是一個老問題。而與此切實相關的，並不是某種可供資本或國家遵循的倫理是否得以定案，而是公民對於新聞產業製播的各種訊息滿不滿意的問題。今天的抵抗之所以會把重點放在前者，是因為公民團體與人民對訊息的反應有巨大的落差所致。公民團體企圖藉由凸顯議題來影響人民對訊息的感受性或容忍度，事實上是一種改變的呼召，而非論述所稱的反映民意。而公民團體被自己「反映民意」的論述侷限的結果，便是某些團體儘管持有與人民不甚相同的道德規條，卻仍能以民意之姿製作論述，這是一個相當古典的詭論。而事實上，公民團體在這個層次上的錯誤，正好是複製了新聞產製組織以往被視為代表人民的所謂第四權概念，如今卻徹底破產的歷史。我既不相信任何依循道德運作的體制，相對地，我也不認同任何體制本身得以維護道德的自稱。

儘管我並不非常認同道德，但道德作為尚無法抹滅的社會現象之一，必須是一種以非組織化公民為主體的權利。無論任何代言的組織，都必須不斷回返這個主體予以檢視；而無論任何體制或組織的道德自律原則，都必須像是壹傳媒的道德自律機構一樣，視為必須持續監督的對象。而對於媒體現象的監督與反抗，必須從訊息場域的視野出發，同時細緻地分別處理關於道德辨識的感受性問題，以及一般作為理性思考基礎的人權問題。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才得以脫出以新聞產製組織作為整體媒介場域唯一代表的理解，而進一步思考並疑問「訊息場域中什麼是有問題的」，才能開始理解自己感受性中受侵犯的部份究竟為何，而被自己問題化的部份，又應該扣連上哪些層面。

我不願意單純地將面對「動新聞」的抗議稱為假議題，就是基於這個原因。這個議題本身並非毫無價值，但仍然必須加以釐清與擴張。僅就最基本的原則舉一個例子：只有我們停止選擇並信賴某個組織發佈的訊息，訊息場域的擬象情況才開始有可能獲得改善。如果我們把議題聚焦在某些訊息，譬如「動新聞」，那我們註定只能沿用道德辨識的準則而已。

這果真是我們要的嗎？就我的立場而言，我並不提倡這種將社會現象切割並徹底將其推翻的行動。因為到頭來，那只會讓我們盲目於現象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而已。


延伸閱讀：
蘋果日報第一次聲明
豈只腥羶 動新聞踐踏人權隱私
冷眼集／無知的腦袋 也該動起來
對抗「蘋果」歪風，馬英九幹得好！

自製文章：
什麼？倫理？
倫理之一
倫理之二
倫理之三

熱比婭的自由與政治的自我禁錮

如果我是一個所謂的戰略思考者，那麼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不讓熱比婭取得來台簽證是正確的抉擇。因為若非如此，直接刺激中國國際關係辭令裡的重要象徵，結果就是台灣政府必然會在失去更多籌碼，導致需要在鎂光燈照不到的檯面下，向中國交換比現在更多的資源或利益。


但我並不是。

我不主張國家或集體利益的優先性必須在人權之上，那怕那只是一個離我們遙遠無比的人權事件。而事實上，熱比婭正是一個離台灣人遙遠無比的民族運動領袖。這個運動無論在手段或內涵上，若是與台灣任何一種稍具規模的政治勢力產生合作或呼應的關係，都會是一場災難。維吾爾人為了抵抗中共統治，透過民族與宗教力量進行召喚凝聚的方法，是植基於當地自古以來的爭戰歷史、長時間的民族成形過程，以及直到當下還存在著，將民族界線明文切分的各種針對性文化、經濟與司法等等政策。對台灣近年來紅火熱銷的種族主義式政治語彙，參入這個運動的表淺宣傳後，只有加溫而無消解的實效。

然而熱比婭來訪與此也無關連。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宗旨並非顛覆台灣社會。只是，就算宗旨明定為顛覆台灣政體，倘若尚未在官方層次正式判處與犯罪行為有關，顯然也應享有不被官方阻礙行動自由的權力。對我而言，這個事件的人權層面僅止於此。儘管這凸顯出國家發給簽證權力的隨意性，但其實我們並不常質疑，而存在於各政治黨派裡的國家主義意識型態，也隨時準備好去取得並使用這樣的權力。

台灣政府似乎正嘗試去符應一個類似假判決的標準，提出國際官方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秘書長Dolkun Isa的處理態度以為佐證。然而這個手段的問題，在其倚賴國際刑警組織的引渡聲明，但那在任何層次上都並非有效的司法判斷甚至預審，而僅是提出國家司法機構在國內審判所需要的國際引渡協助而已。然而這至少證明，中共能夠藉由國際刑警組織的平台，請求引渡其定義的恐怖分子。儘管並未取得予其庇護的德國的認可，但相關行動卻在事實上，透過搭上具有國際效力的語彙，把東土耳其斯坦民族運動排置進入西方國家的恐怖分子名單之內。

另一方面，在台灣，無論支持或反對台灣政府措施的論述，都傾向於圍繞在將熱比婭定義為恐怖份子的認知四周。然而在這個事件與台灣相關的層次上，必須注意到，國民黨政權核心使用的是認定熱比婭「與恐怖組織相關」而非「身為恐怖份子」的論述手法。唯有不扭曲這個語彙，我們才能見到，國民黨不僅只是採用了中共的見解，還引渡了以美國為主要使用者的實用政治詞彙。也唯有放上這個前提，我們才有可能關連上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地近年的作為，進而理解：恐怖主義在幾年的政治消費之後，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例外狀態托詞；在國際上是純粹的強權詮釋，對國內則是有效消滅公民自由的藉口。若無法達到這層理解，熱比婭來不來台，對我們的立場而言，其實幾乎就是經紀公司之間為了一個明星上不上的了節目的明爭暗鬥而已。

在這層認知上，關於熱比婭是不是恐怖份子，或她是否與恐怖份子團體有關的爭辯各方，看起來就會像實境節目裡的參賽者，賣力扮演自己，假裝對幕後製作團隊毫無知覺的戲碼。這也就是當下政治語言的現實。這場政治實境遊戲最大的特徵，就是儘管每個玩家在遊戲期間莫不爭先恐後地全心投入，但絕大多數觀眾皆不然。而不如演員般投入的觀眾們，其實除了刺激有趣之外並不在意太多。若不然，這個禁令產生的諸多問題，例如在制度上疑似造成中華民國疆域重劃與國民黨宣稱相悖、或熱比婭並不直接支持新疆獨立僅是民族自主與台灣建國運動理念不符、或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曾否定「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但為二十一世紀定下恐怖主義標準的美國，卻仍將許多「與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有關」的維吾爾人囚禁在關達那摩監獄等等，在認真看待時增添困難，卻易於被表淺爭論任意納為己用的紛雜論據。這是台灣政治場域最擅長的任務：當問題越複雜難以定論，就會有越多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站出來為整個問題遽下定論。在訊息爆炸的本地現狀之下，也便只有這些人能夠在普遍貧乏的認識狀況中，成功宣傳一種稍微比較顯眼的貧乏知識。

如果我們認識到，恐怖主義在國際關係裡，從來就是大國定義的外交戰場辭令之一，也一向作為指定例外狀態範圍的藉口而存在；那麼對恐怖主義概念的反思裡，在企圖反轉而稱美國或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之後，必須同時思考反對在這個概念裡無法避免的例外狀態指稱。否則，就如同某個時代裡人人心裡都有個小警總那樣，如今就算是恐怖主義本質稍有認識的人們，許多心裡都存在著與美國或中國手段相差不大的反恐指揮中心。在台灣，許多指稱中國為恐怖主義政權的人們，卻也同時採行對他族或異議者全稱性的歧視論述或禁制手段，就是明證。

回過來談禁止熱比婭入境的措施。執政黨的這個舉措，因而並不只是附從中國的政治語彙，更是與北京政府一起附從由美國強勢開闢的恐怖主義論述，藉此完成自身的政治企圖：對於中國而言是將壓制境內政治異議與分離主義的暴力合理化，掩蓋政策失能的現實；對台灣政府而言，則是預先消除其兩岸關係政策的阻礙。由於這個論述本身即是隨意制定的霸權托詞，單一現象的反證由於無法動搖這個既成論述背後的權力，也便無法成為有效的質疑。例如熱比婭何以得到美國政治庇護這類疑問，甚至可以被中國政府提出來質問美國政府，加強其附從者地位的客體反諷作用。而由反對這個措施的人來提出質問，結果不但更改不了恐怖主義霸權論述的權力本質，反而進一步肯認美國對於恐怖主義論述的主導者地位。而若我們熟習恐怖主義論述本身，卻將反省界線限制在本國以內，繼續將國際間恐怖主義論述視為可認同的先見，其實正是為這個論述供應源源不絕的能量，與國民黨政府共同實現看似反對爭辯實則彼此強化的無益困局。


參考連結：

遊走…觀察…紀錄…：愛恨達賴與熱比婭
HOW's SketchBook：來不來不是重點，重點是誰是恐怖份子
貓魚的窩（偉中部落格）：邀訪熱比婭？請多思考一下！
蘋論：婉拒熱比婭訪台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轉載）：Why did the NIA bar Dolkun Isa?
龜趣來嘻：「外國人」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者，入出國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
BBC中文網：熱比婭:中國突襲東突營地令人懷疑
新台灣新聞週刊：東突的獨立運動
維基百科：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中評社：熱比婭涉恐　理直氣壯禁入台
酥餅的Blog：楊儒門不是良心犯，是恐怖份子

【短札】暴力的極限

如果說現代國家的施政裡，有一個潛在的重要指令是盡全力保存國民的生命，那麼，國家自然需要保護國民免受任何可能遭遇生命危險的侵害。很遺憾地，當侵害國民生命的是另一個國民，許多國家還是選擇以殺害此侵害者以求嚇阻的方式來解決。這種稱為死刑的方案並非唯一合法殺害國民的方式，在不尋常的時機，我們還有稱為鎮壓的手段。儘管鎮壓的手段在世界各國已漸趨溫和，然而當鎮壓過程中有國民的生命遭受損害，這些國家就如同其他法律上稱為法人的組織一般，並不需要付出刑法上相當於死刑的代價。

因此，針對國家暴力的規範產生了一道裂隙。國家對於國民生命的維護，在這道裂隙存在的前提下，一旦掌握了啟動鎮壓手段的論述工具，無論在司法體制或政治宣傳方面，都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

在烏魯木齊發生，維吾爾族與漢族械鬥衝突的事件，中國國家機器在後期才進行的介入，由於國際社會對其長久以來的不信任，以一場動用武力手段加以鎮壓的事件為人認識。無論如何，現場格殺的手段既已溢出西方法治觀念裡對於終結死刑犯生命至少必須歷經完整司法過程的認知，中國在此並未被預設為具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鎮壓合法性，而一如往常地被獨立出來成為特殊的案例。其不合倫理之處，並非拒絕使用，而是過度地使用了國家的權力，直至近乎揭露國家暴力機器本質的地步，是以不僅刺激了其他國家的宣傳機器，乃至於刺激了他國公民無視於國家暴力鎮壓的潛力而能安居於幻象之中的生存現狀。嚴格說起來，我們能夠要求國家自我限制這種暴力的使用，然而所憑依者除了公民共認的倫理之外別無其他。

那麼，在這個事件裡，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

簡單地說，中國犯了一個全天下國家都會犯的錯誤。此即，在政治宣傳上重複穩定的基調，以國家機器的暴力阻止民族間的衝突進入致命階段，而對廣泛致命行為以外的衝突結構置若罔聞。這就意味著，當這個國家機器在事件上投注愈多資源，導致械鬥或仇殺等致命行為的基礎結構就將愈穩固。更進一步，無法以戰鬥宣洩的仇恨會向不同的生活層面反饋，最顯著的一種，就是繼續在語言中創作並深化更多的仇恨論述，其效用或許會在當代世界唯一的絕對界線，亦即致命性，之前停步，但顯然將會同樣以合法的方式滲透至其他一切層面。

中國國家機器一向慣於以明顯而粗劣的手段進行言論箝制，這些手段一直無法趕上其他先進國家。而或許由於中國共產革命以來的傳統，在政治場域的表面層次上也一向慣於以口號作為政治語言核心的操作形式。然而，當口號操作正面遭遇公民社會的想像力與功利主義時，例如在此事件裡，基於某種非法定的保護意識，對於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畸形的維護方式，必然引起公民社會各依其利的指責。當國家機器被迫只能為了某個口號服務，其內在可能滿足特性功利的底蘊勢將完全被掏空。

不管是在街上作案的混混，或者是打算逕處私刑自逞正義的國民，恐怕不是因為認定自己能夠抵抗國家暴力機器的鎮壓，才啟用法外的暴力。漢人覺得維吾爾人認定自己能逃過中國的司法體制、維吾爾人覺得漢人與中國政府根本是殖民共謀；在這種認知下啟動的致命暴力行為，對抗雙方皆以中國國家機器為敵對標的，而中國政府竟仍以國家暴力機器予以鎮壓。這種作法從人權觀點而言危害巨烈、從統治觀點而言無比粗糙、從結構觀點而言毫無助益。

於是，在這個事件裡，中國什麼都做錯了。

【短札】靠懲戒滋長仇恨

對於范蘭欽／郭冠英的追索，聚焦在他的種族主義優越感，以及煽動族群暴力的言論上。而進行追索和咒罵最力的一群人，其中有許多也同時在這個政治議題上，以歧視與仇恨的語言來加以詮釋。如果連正義使者都可以道德敗壞地如此堂皇，那麼我們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不過就是台灣政治仇恨進化史中又一次的演化現象而已。

在這個事件裡，馬英九政府當然樂得迅速處理，國民黨團樂意追打，民進黨團擴大打擊面，網路言論自我加熱針鋒相對；很難想到其他的解決方式，包括最後沒有法源處理，於是輕輕放下，或曲解司法政治解決，或施點壓力非自願請辭。之所以說樂得處理，乃是因為國民黨向來服膺以道德解釋法條的原則，如今民進黨送上門來主動要求，我不知道有什麼比迅速處理更好的方式。只要此例一開，不僅道德檢禁的力量更為茁壯，自野草莓以來好不容易開拓的一點點可能性，也離完全抹消更進一步。

事件發生迄今，主要的行動者之中，沒有人提起仇恨犯罪管制立法的問題，也從頭到尾都只有將郭冠英解職的要求。而將郭移送懲戒的理據，頂多是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二條「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或公務員考績法，公務人員服務法中的類似規定而已。新聞局照表操課依法移送，管委員螢幕落淚交代選民，這場戲就此做完，在台灣公共場域裡留下滿地比范蘭欽高明不到哪去的文字，等待仇恨的下一次進化。

以國家機器管控言論，絕對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實行的事。我們在此案中或許已經知道引用世界各國對於仇恨行為的立法管制措施，乃至立法意旨，但更不能忽略的，是這些意向全部都是以嚴格詳盡的立法討論與法案規定為前提。一個事實上存在仇恨的社會，對於何者為仇恨言論的定義與敏感度，必然有一定的分歧。何況在台灣，仇恨與歧視言論的基礎並非只針對少數弱勢，也涉及主要的族群。然而在偽托「弱者武器」的姿態下，各大族群都出現了擅用仇恨與歧視語言的成員。在語言上長期反覆駁火的結果，就是幾乎一切宣稱都可以被視為仇恨語言，乃至於視為我族使用仇恨語言的正當性條件。

而若是要解決這種仇恨，最糟糕的方式，當是以某個政治陣營為詮釋主體，利用該陣營已成形的仇恨語言來主導詮釋權而對言論逕行審判。這種情況下，本案中范蘭欽的言論引起越多數人民反感，就越加強此陣營仇恨語言的合法性。這恐怕是在公共領域中，社會共識最令人寒心的用途之一。而這個用途如今結合國家，並肯認靠模糊法條進行懲戒的有效性，則賦予了國家機器更肆無忌憚的理由。

對仇恨言論的處理，或許再也看不到比台灣更糟糕的方式。我們只懲處了一個口出惡言的官員，但卻同時加強了人民之間以仇恨語言攻擊的現象，以及將個案擴大到敵方族群全體的歧視性詮釋角度。我們果真阻止了在國家機器裡權力與歧視的結合嗎？姑且不提以往各黨各派漫天飛舞的歧視與仇恨語言，當有人終於提出反仇恨犯罪法的意見，卻加入了「利用網路散播仇恨之言論應該受禁止，供公眾使用的網站負有過濾和拒絕仇恨犯罪之責任」這樣的建議，我們的正義之士們如何面對？倘若管委員也提出反歧視立法的提案，這個條文會不會存在？

而我們自己又將以什麼姿態來審議？或其實我們從來也沒想過要這樣做？

但願曹長青不是同性戀

本文受〈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啟發

在扁案中由陳水扁爆出的，至今還看不到光碟的光碟疑案事發之後，曹長青在自由時報上刊載出充滿歧視同志意念的文章，再次引起人們對曹長青是不是同性戀的疑惑。但曹長青以評論者身份向世人展現的姿態，是一位歧視同志又分不清左右派政治的極右基本教義者，這不僅是他獲取聲名的方式，他犀利卻可笑的評論，當然也是綠營在部份人權議題裡甚至比不上藍營的很大原因。如果他是同性戀，卻仍然不停詆毀同志，顯然是耍弄了那些扭曲自己只為了與他唱和的支持者們。零六到零七年發生的一連串美國共和黨政客同性性醜聞，不但讓共和黨在同志議題上失去立場，更間接導致國會與總統選舉的失敗。而如果曹長青知道同性戀，卻竟然不知道有雙性戀的存在，乃至於直接判斷有同性性行為者必然是假結婚，則屬重度無知，自由時報的長期讀者有權利知道真相。

對曹長青問題，我近十年來沒有發表過幾個字，但卻時常注意其人其文，也做了很多「家庭作業」。我看過的曹長青文章，全部都是左右不分、政治立場看似堅挺實則扭曲、號稱評論卻只是個人感想的打字練習。拉岡指出，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常可能出現被迫拋棄珍愛事物而出現的替代物"Objet a"，在其後人生裡會發展出一種足以引發快感的對象物，導致個人在某些實踐中獲得不可言說的滿足。很多評論者的心態特別隱藏起這種個人快感的層面，卻在不同的文章裡不斷顯露出來，藉以獲得不停補償的快感，比例遠高於一般人。

曹長青一直不斷地攻擊同性戀，與他的政治色盲、低度思考以及崇拜權力等等特質都有關係。尤其在他之前與【斷背山】有關的評論中，他提到「那些影評家要用支持這部電影來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甚至是對上次總統大選時，美國絕大多數州的民眾都投票反對同性戀結婚的反彈或報復」。這難免讓人猜測，他是不是在說自己心裡的渴望呢？

一般正常人看【斷背山】得獎，可能會認為評審願意「肯定」哪怕是主流社會不見容的主題，但卻不會認為這是要「表示」對同性戀的支持，更不會認為是對某些選舉選民的「報復」。像電影「美國心玫瑰情」裡，唯一身為同志的主要角色卻在最後才忍受不住爆發，這才是社會對同志壓抑的真相。

〈如果馬英九是同性戀〉一文，再次引起人們對於曹長青的智力與性傾向的誠實問題。當然，並非愚蠢就不能評論，國際上處處都是極端主義右派在發表不可思議的矛盾文章；但讀者不會接受欺騙性的評論，尤其是以刻意擺出的強硬姿態作掩護。像美國共和黨議員馬克佛里，雖然身為兒童失蹤與剝削議題委員會主席，但被發現是戀童者（以露骨訊息騷擾青少年），結果因為偽善的醜聞而失去政治舞台。今天台灣讀者對曹長青是否同性戀的追究，其出發點也在於他是否欺騙大眾。這篇文章出爐後，顯見曹長青還是不改以直挺挺的立場與毫無思想的文字，繼續散播歧視同性戀的訊息。只寫一句「並不是同性戀者就不可以做總統」，對比之前長期的詆毀，甚至就在同一篇文章裡公然宣稱關於男同志的各種偏見。只提上這一句，不等於就變聰明了。曹長青向以文筆犀利果敢著稱，碰上腥味這麼重的消息，倘如同以往一般見獵心喜，卻又不會刻意放低姿態，把以前更激烈的歧視文字拋諸腦後。這實在讓人懷疑他的動機何在，無論如何，顯然無法解除人們心裡的問號。

我個人確實是不希望曹長青是同性戀的。雖然知道這種激烈手段，其實不過是為了以反向的抵抗，刻意掩藏自己的性向，並在其中獲取樂趣，就像【金賽性學教室】一片裡描述的牧師父親，唯一反抗童年禁錮的方式，竟是更努力在其他人身上加諸同樣的禁錮。但就我所知，同志們無不是努力地在艱困的精神環境中掙扎求生，就算不是耗盡所有來幫助別人，也至少不會在社會上散佈歧視，深化所有邊緣族群的困境。

然而，儘管他在立場上不停詆毀同志，污衊同性戀情，甚至仇恨一切與同志有關的政治現象；但我仍希望，如果曹長青真是同性戀，同志族群能夠張開包容的雙手，接納這個一時自陷於叛逆期的姊妹，讓我們期待每個躲在暗櫃裡的朋友們，就算一時失志，也能迷途知返，驕傲地站出來迎向陽光。

語言、政治、敵我

在時代精神部落格以「Schmitt專題」為主軸發表兩篇文章之後，接著又以Loss in Twitt為名發表了回應批評型態的文章。該文以三個人的Twitter內容作為批評，認為「業已在twitter上形成討論」，表示「好的文字確實有讓論客不得不注意的壓力」。我有幸被提攜參與這個部落客自我吹捧的行為，顯見好的推特發言也有讓寫手不得不回應的壓力。但由於我的推特早已上鎖，可能因此導致輾轉傳出的推文難以取得又過於零碎；除了在該文回應裡提出這個現象之外，另提出較具脈絡的說法，避免【對話失去敵我意識，陷入去政治化的危機】。

該篇文章對我的引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引用之後所附的推特永久連結網址，導致讓所有人在不清楚我的推特帳號早已上鎖的前提下，連結時只能看到被封鎖的畫面，而時代精神作者並未提及這點。對於收集一手資料的學術工作者而言，田野裡研究者與對象之間的冥界或背叛關係事屬當然，但在揭露田野資料時，對於重要的資料環境知識刻意隱瞞，便是在學術分析的實踐中，非常嚴重的去政治化缺陷。作者所引用的該站文章，主軸之一便是質疑台灣去政治化的風向，卻在個人實踐的政治裡，對此類缺失毫無知覺。推特上鎖與否，對日常發言的操作習僻有不可置疑的影響。而該文章在操作中所展示的遮掩效果，不僅只作用在這個細節，事實上也關係著底下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1. 比應然更危險的事

在我的這則發言裡，以「典型的自說自話。誰跟你說這是政治上的應然的？」這句開頭。這句話的重心是「自說自話」而非應然，這不代表我認為那說錯了。從兩篇專題文章的內容看來，其手法便是借助篩選的事實取得合法性，並回溯此等現象而暗示在理論上也有了應然的依據。這種操作手法，可由這兩段引文看出：

nagasawa：
...在一個徹底消除戰爭可能性，實現絕對和平的世界中，的確不會有敵友劃分的必要。但只要戰爭始終存在發生的可能性，只要人們還可能相互威脅彼此的生存，Schmitt將政治的定義視為「劃分敵友」，就具有現實的意義。

從上面可知，國家以政治的概念做為前提，政治即敵友之分，而此區分的必要來自於在現實世界中戰爭持續威脅生存的可能性。

oskarshen：
...雖然Schmitt這個概念是對當時德國除戰化，或是解除武裝化的反駁，甚至被視為後來納粹以武力重建德國的說詞，但事實上這兩句話卻仍舊點出人類世界至今都無法破除的主權與國家限制。即使以美國為例，這個最大的民主的殖民帝國，在九一一之後以緊急狀態，或是發動反恐戰爭來劃分敵我的舉措，仍舊證實了 Schmitt在當時提出來的論點。

聲明理論必須為現象負責，或聲明現象必須成為理論基礎時，引用現象的方式就決定了這個理論的高度。倘若我們能說Schmitt對於威瑪體制的看法，是針對一個對於簡單的民主共議制度過度信仰的社會所提出的反思；在這兩位作者的評論裡，則看不出其針對者有類似的視野，而僅是出於一個質疑當下執政黨，並反對消解民族敵我判分的立場而已。這個立場本身與社會的關係為何？作者不曾認真處理的其他項目（在野黨、相關政治團體、類似理論發言；不同的民族想像、台灣所謂認同現狀）與這個立場的擺置關係又是什麼？對於後者，oskarshen至少有兩個具有內在矛盾的看法：一是較為空泛的「...從市民社會中重新調和另一種開放式的民族主義，放棄在既有的憲法上完成Schmitt所謂的單一民族的建構，重新回到建立民族的根本議題上，並且用作補充多元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憲政理論」，另一是「...最根本的，仍舊是台灣無法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主權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問題」。如果作者已經發現台灣的政治決斷被癱瘓的現實，卻執拗地認為我們終將以整合完成的民族作為增進體制決斷能力的解決方案，那不過是對台灣現存兩種以上的國族運動各自給予激化鬥爭爭取勝利的理據而已。台灣政治癱瘓的現象，來自於國族認同之間的彼此主動敵對與互斥，並非議不可決的反決斷性格。在這種時刻，表明了追求一種能「決定例外狀態」、「決定敵我」的主權，幾乎直接忽視這兩種主權現象長期以來對於異質社會的抹消歷史，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我們另外在nagasawa的文章裡讀到：

...因為政治統一體一旦形成，成員就必須服從其權威，接受敵友的劃分，這是來自於政治共同體維繫自身存在的權利，從其存在的事實而有的權利，不需要任何證成。 Schmitt認為：一個民族如果不再有力量或意願將自己維繫在政治的範圍之內，則從世界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這個軟弱的民族。

這段聲稱的解讀恐怕很難有多元發展的機會。在這篇文章裡，為「政治」所打開的詮釋空間極其狹小。「生存意義」、「敵友之分」這類的詞彙重複出現，藉由對Schmitt的片段引文，尚且企圖聲援自己「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的結論，直接抹消台灣當下現象中諸多認同與疆界的複雜現狀，讓文中反對去政治化的聲稱，顯得淺薄而片面。


2. 非政治化的囈語情結

我個人對Schmitt的著作閱讀並不足夠，甚至對於後續評論與詮釋者如Agamben等人的閱讀亦然，此所以這篇文章的評論範圍必須限於兩篇論述本身。但多少可以確認的是，類如兩位作者這種跨越時空的類比方式，必須要處理地比這兩篇文章更加小心，而不是直接套用引出結論了事。一個觀察的重點在於兩位作者對去政治化／政治決斷兩個術語的使用。

oskarshen文中對於「開放式的民族主義」、「多元主義」等等的宣稱，其實質內涵在作為論述實踐的兩篇文章之中都不存在。nagasawa有關台灣主權疆界的排他性認知，如「台灣做為一個國家，須以政治之邊界，亦即敵友之分做為前提，此非中國『本質上的邪惡』，而是台灣做為一存在之共同體，必然出現的認同邊界，不能因額外的理由而產生，亦不為任何理由而退讓。」這類將認同與政治的內涵視為不需解釋的符指的說法；以及oskarshen對1992年選舉【以一體民族達成認同疆界（和中國關係）決斷並因此達成民族一體化（國體、主權歸屬等問題）】這個具備因果緊張關係的的重語反覆詮釋，都顯示兩位作者對於其他認同中的疆界概念，包括疆界範圍以及疆界劃分姿態都毫無妥協的態度。或許這就是兩位作者的底線，但在這些態度毫不妥協的前提下來談民族一體化，又以多元或泛稱政治的論述姿態妝點門面，其結果就是生產出以自身認同進行潛意識行銷的宣傳文字而已。這種遠非分析的論述，正是當代政治與媒體場域裡去政治化實踐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份。

我們必須回到對於例外狀態的明稱與暗示。在nagasawa文中，一再將台灣（或其想像的國家狀態）返歸於現實不可避免的戰爭狀態之中，將戰爭狀態置於認同型塑的基礎位置；而在oskarshen處，則如上文所引，全然不加遮掩地要求在台灣建立一個具有決定例外狀態與分辨敵我的主權。這種大膽的宣稱，除非認定其對例外狀態的當代論述全然無知，否則實在很難對此做出樂觀的詮釋。連我作為政治哲學的門外人，都很難忽略用Google尋找「例外狀態」所能得到的諸多負面意含，何況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現象之後，還能夠不加自我解說地如此聲稱，本身就是去政治化論述的範本。這裡提及的政治並非nagasawa狹義的體制政治認知，而是關於論述政治、翻譯政治、政治宣傳等等諸多操作手法的使用。兩位作者所強調的決斷，對於針砭民主共議政治體制缺陷的重要性顯著可見。然而在談論這類針砭時，如何在認知中擺置決斷與共議的概念，則是任何政治知識終究必須予以直面處理的問題。僅止於強調決斷的重要性，若不對相互關係予以說明，恐怕就只能被認為是一篇讓民主體制缺席的政治建言。呼求型塑一個具備政治決斷能力的民族，在不加上足夠註腳的情況下，也是在直接呼求一個具有宰制合法性的共同體的誕生。宰制絕不因為具有集體合法性而合理化。我反對兩位作者這種思想的實現。


3. 邊界的誕生與消亡

於是，在去政治化操作以及追求宰制權力的旨趣下，在一個看似只是對決斷概念的微小堅持中，誕生了兩位作者毫無新意的認同表述。關於這個問題，我建議兩位作者閱讀我的看法，也請兩位大可忽略我在文末勿網摘的建議。

台灣沒有一種認同的邊界是像兩位作者想像得這麼樂觀。關於「台北國」、「南部」、「台灣人」、「新台灣人」、「台獨沙文主義」、「滯台中國人」的不同想像範疇，並不只是滿足陽性貶損攻擊慾望的玩笑，而事實上在不同的認同集結過程裡各自具有論述導向的重要作用。個人為了自身政治資本的成長，在認同場域裡也必然要不停發展和學習這類論述，訓練自己成為有效的符號操作者，於是在這個多種認同衝突的島嶼上，對於敵我的判分以及擬戰爭狀態乃至例外狀態等等決斷，早就在認同衝突的前線上狂轟濫炸不可自已。台灣民主體制之所以尚能維持表面型態的原因，恰好不是缺乏這些決斷，而是到目前為止，這類彼此目標與立場矛盾的決斷，還能彼此同意國家機器需要執行單向政策的這個共識的結果。遺憾的是，如果我們還是一逕地在關於國族的論述上，利用去政治化的宣傳語言企圖固化自身立場，並推動自身所屬的國族運動；其結果就是我們終究得選擇一個現已既存的套裝認同來作為共同體的內容。而若我們的視野比這兩位作者更寬廣些，綜觀多年來各種認同所帶引出的論述與象徵暴力，乃至於其生產的各種不可思議的壓迫形式，我不知道對於某個單一共同體進行決斷的道德信心究竟何在。

事實上，如果只把台灣的認同現況看成是引用西方理論時需要予以處置的扞格，而非重新省視疆界概念的機會，對於任何層次的認同論述都毫無貢獻可言。而對去政治化概念中政治意含的狹義化，就會造成如nagasawa文中所展示的，把馬英九的和平宣示視為去政治化手段的單純詮釋。作者在此處意外地使用了「綏靖」一詞，將馬的宣示意義限縮至單純掃蕩異議的統治手段，反倒更難提出馬所企圖掩蓋的那些政治效果，更忽視了在此處引用Schmitt「相信一個民族通過宣告它與全世界友好相處或自願解除武裝就能排除敵友的劃分，完全是一種錯誤。世界並不會因此而非政治化，也不會因此而進入一種純道德、純正義或純經濟的狀況」這段文字時，將政治等同於戰爭狀態的潛在危險，另外還進一步透過將Schmitt的「存在狀態」比附於台灣認同的「存在狀態」，抹消了在台灣認同場域裡，各種立場並未以實質武力交鋒，而是以論述企圖摧毀對方存在的現實；企圖導引認知，以中國武力的界線來決定認同的疆界。在這種立場上呼求共同體的集結，正如上文所述，本身就是刻意略去自身政治計畫，略去政治進程必須處理要素的去政治化手段，因此也是企圖藉由一種緊急狀態的強調來抹消其他政治進程，例如如何處理認同衝突現狀，的強制性手段。

如果政治就是分辨敵我，如果國家必須追求共同體決斷，那麼，這個分裂的台灣早就已經失去族國一體的政治化與決斷性的絕大多數要素了。在缺乏各種要素卻又不願直面處置的狀況下，還要呼求去凌空構造一個共同體，令我非常期待看到在往後的文章裡，時代精神部落格如何不在關於政治的詮釋上，繼續創造進一步的自我矛盾。

知識死亡的隱喻

讓國家沒有歧視的藉口：閱讀迄野草莓學運止


我看了野草莓學生努力地不斷地回歸初衷，一再表達自己不涉藍綠，畢竟仍有所感，所以在形成自己立場的時候，努力地隱抑對整場運動及聲援者們多少存在的疏離。那有點像我對這個組織成員面對台灣近代史的態度，儘管保有一定的審視距離，但是仍然願意有所期待。這或是為了團結，或是為了實驗如何形成有效的論述，為了讓自己在這場永不間斷自我分化的遊戲裡，能夠逐漸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現象。只是，或許這些都不必要。某種程度上，我只要宣稱一句「以前批評民進黨政府的內容，現在都成為全新國民黨政權的行事指標」，便能得到更直接的理解。

然而檢視過往，我執意不斷陳述的，一直是對我而言另一個更重要的現象。

我對政治的發言，主要基於四個時段的政治問題，很不幸地皆落在民進黨執政後期：一是2004年對當時兩項全民公投的質疑[1][2]，以及對陳水扁當選總統資格的抗爭[1][2]，一是2004年底對網路與出版言論自由的控管[1][2]，一是2006年從715學者聯合聲明到紅杉軍事件前後的現象[1][2]，最後是持續多年跨越兩黨執政時期的樂生保留運動[1][2]。在這些時刻，我曾經言之鑿鑿地提到「自我癱瘓」的概念，認為在過度的宣稱與失去邏輯的批判裡，撇開大方向問題不談，總仍有許多任意使出的判準，正一點一滴地侵蝕整體言論場域，逐字逐句地取消語言合法性，到最後成功癱瘓所有言說的可能性。我以往較不願考慮的是，遺忘不只是精英操作人民的工具，事實上也是知識份子自我催眠的武器。遺忘與自我催眠交互作用的現象，在倒扁前後還是歷史的悲劇，如今主客易位，我們連自嘲活在歷史喜劇裡的機會，都失落在令人瞋目結舌，每日不斷更新卻也不斷指涉過往的言說裡。不久前我還能大聲說出癱瘓二字，如今卻為了想要將這重擔從野草莓身上屏除而失語噤聲。

當然，網路上已有許多聲音，比我更勇敢也更誠實。

在概念上，我的立場是，人民的集結本身，無論是燭光守夜、萬人空巷、運動賽事，乃至結夥搶劫，多少都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社會現象。有時合法性會有極端的侷限，例如在幫派火拼事件中，論述的合法性範圍可能僅限於單一幫派、或在日常謠言結構裡，只在三五好友圈內；有時會因為與歷史文化脈絡中合法論述的比附而提昇，例如在今天審視歷史上吳鳳傳奇的各種版本，作為現象，就具有發展出牽連各種不同脈絡，形成繁多論述的潛力，或者因為與某個當下的社會脈絡得以扣連，而成為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正例或反例。

因此，人民的集結、訴求、行動作為一種現象，其與社會脈絡的對應性，便成為其合法性的重要標準，而輿論場域則是型塑與支持當下社會脈絡存在與傳佈的重要基礎。在輿論場域裡的爭論，因此對各種現象的對應素質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場域裡，有各人所持的立場、追求的價值、與使用的語言。立場和價值必然多元，然而作為集體現象，本應建立在語言最低限度的穩定性上，倘若語言使用極端不穩定，論述的隨意性質就會擴張至極大，此時立場和價值之間並非彼此溝通，而是彼此表露異質同構的論述，以不限於理性說服的各種認同召喚形式，盡可能自我鞏固並尋求對方召喚手段的漏洞，吸收對手論述所無法涵蓋的對象，並利用情感訴求掩蓋我方的缺口。這種政治論述計畫在成功之處，可以完全掩蓋一切漏洞，甚至將我方成員訓練成能夠自我維護的論述生產者，專責生產足以自我說服的論述，畢竟計畫的目的在於說服而不在於邏輯，於是就算個體與意識形態立場或政治力量核心的論述針鋒相對，仍然不會過於影響這個隨制語言霸權的穩定性。語言的邏輯效力既已受創，這類計畫的實施更進一步將輿論場域中論述合法性的重心，從語言邏輯逐漸移至論述所召喚的感受性上。這兩種動力，造成台灣公共場域裡，邏輯因素迅速從語言效力中剝離以致無限零碎化，彷彿只要完成一個二元等式就可以解決最艱難的數學問題，然而就算自我完滿的數學邏輯也並非這麼簡單。

然而要對此進行批評，真正的困難在於，這類論述的集結並非基於語言邏輯的基礎，而是在每個意識形態成員的心裡形成生產論述的小核心，彼此不停傳達語言邏輯的效度列表，表明在哪些判準下邏輯必須貫徹至何種程度。在這樣的操作下，才產生無數我們今日所見，以「雙重標準」、「立場反覆」、「言行不一」等等傳統判準加以批評的語言現象。若我們僅以此檢視當下的事件，雖仍具有一定效果，但詮釋能力相對有限：例如在這篇文章裡，我曾經批評政府以過度的語言禁制，還原了部份威權時代的社會操控。這些批評放到才剛落幕，針對陳雲林來台的群眾運動裡警察濫權的問題，當然同樣適用。國家體制在受到挑戰並自我解體之前，其壓迫的理路必然相通。最大的問題，以及某種程度上知識自我解消的問題，來自於相對握有較高知識權力的人們，在服膺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同時，無法適切運用語言邏輯進行批評，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把對體制結構的批判，直接歸屬於立於某種意識形態立場而對另一種遂行批評，這樣的錯誤詮釋。而與驅動這種詮釋相同的心理因素，更進一步讓知識精英成為這個詮釋的最佳執行者。譬如，若我們像是幾年前一樣挖掘當下這場學運，應該會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差別可能僅在藍綠調換。而或許就是我們在那時不加批評的隱忍，換來現在舊酒新瓶的歷史再生。又如在對民調的批評上，我們能像這樣對陸委會的民調進行質疑，但是在台灣主權立場上，我們卻還是認定有七成以上的人民支持終極獨立，並因而無法理解為什麼還是要投給支持「終極統一」的馬英九。又如信任，如果我們跟隨道德批評者的理路，認為馬政府或扁政府的作為讓人不信任，根據同樣的邏輯，藍綠支持者理當都能理解自己過度詮釋的作為，如何讓人對政黨信念或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失去信任。但如同這個本該是自我消耗的結構，在台灣，居然能在雙元對抗的浮面政治裡，成為各自壯大的理據。又如對媒體的標準：只要出現了某些詞彙，例如：M型社會、批評高鐵、批評貓纜、讚美韓國經濟成就、發表中國內部人權迫害事件，或直接批評某些政客的訊息，我們似乎就可以證明媒體站在某個政治立場上，但實際上這種判準卻時常有所闕漏。就較為正面的例子而言，竟要等到陳水扁在媒體前舉起手銬，我們才開始有聲援被告人權的共同基礎。然而在此之前，多少刑事罪案放任受害者在警察逮捕後聚眾滋擾攻擊嫌犯，多少次我們鄙視服刑人的人權、自行靠著少數資料宣告公眾人物有罪、在民氣可用時向司法體系呼喊處刑？司法人權的哪一個部份，在台灣曾經被高度實踐？而我們可曾把握過機會反對，抑或在特定時刻僅是處之泰然，甚至使盡理由幫忙開脫？蘇安生攻擊陳水扁、王定宇威嚇張銘清、老兵潑李登輝紅墨水、白冰冰公開仇恨所有跟陳進興扯上一點邊的人物、理解蘇建和案時徹底偏離證據線索乃至使用情感呼籲，又或是多年前造成吳淑珍不良於行的車禍駕駛如何成為民進黨選舉場的常客...若在視野內納入所有的，而非僅是依據邏輯的發言一同檢視，我們可以見到，圍繞這些事件所展開的正面與反面論述，其實很難體現出某種普遍均一的價值，反而是在立場轉換之間，對這些價值進行最根本的破壞。我們的批評極少為了事件直接面對的價值，而常只為了這個事件能不能進一步召喚朝向我方意識形態的隨制認同。就原則而言，這種行為不過是二十世紀風起雲湧的意識形態運動跨世紀後的遺緒。在這樣的遺緒中，意識形態不再是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救世宣言，而只是必須時時以心理效果充填固化的秘密教派。回到野草莓運動，集結初始的代表性人物李明璁，雖然發表過對於想像力消逝的憂心，然而也曾如此批評紅杉軍事件，以及其後廣場學生靜坐。今天看來，「把自己絕對正當化、『有水準』化、甚至抬舉到一個無可質疑的道德高位」、「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等等語句，卻正與外界藉以批評野草莓運動的論述一無二致。

如此細緻的問題還有更多。而事實上，如果不是由各人啟動自省，在當下的語言政權裡，真正的癱瘓不僅是早已發生，也將繼續存在。我們與所有具有正當性的批評語彙失去聯繫，唯一有可能繼續啟動批評，不行反省而亦不自失立場的方式，就是讓自己徹底遺忘。恐怖的是，以這篇文章所持的論點類型而言，原本的形式屬於集體批評，面對的是不同發言者在同一股意識形態下的自我矛盾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憶卻已如此張狂，導致前後不過幾年，這種扭曲的記憶政體竟在同樣的人身上反覆出現，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效果，從未稍歇，也早已掩蓋一切其他。

說到底，不斷破壞體系預設價值的我們，究竟憑什麼要求這個體系必須自我運轉下去？

必須再次提起，書寫至此，我們所談到的完全只是能夠進行語言解析的部份。不可忘記，我們所面對的意識形態，作用不僅如此。更多部份是語言還不能清楚表達，分析也無法窮盡，多加評判必然落入過度引申的，語言最幽暗隱晦的誘惑所在。此處談的儘只是台灣政治結構的例子，然而在各種場域裡，諸如二十世紀納粹與共產法西斯政體、自稱與之對抗的自由主義政權、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系統，民族主義、反全球化、工運與新社會運動等等，無處不存在類似的操作效果。在這個龐雜的現象之下，我們根本無法辨識出一個固結的敵人，只能在既已固結的群體之內找尋相關的線索，去分辨並解除這些線索帶來的自我癱瘓的作用。相對於具有針對性的群眾運動，我們在此能夠要求的並不是道歉或下台，而是知識份子最後的剩餘價值，也就是作為自省而不只是執行的主體。

知識與語言邏輯的交換必須更具自主性，而不能與政治意識的感受性過度扣連。相對於人類社會從最初便具備完型的道德認同體系，知識的生產從來就帶著審視戒護，而非只是負責鞏固意識存在的疏離性格，而基於共同邏輯的交換體系，更是我們經由各自所見的現象，彼此修正原則與邏輯，具有自我成長潛力的有效體制。然而在二十世紀諸種大規模意識形態操作之後，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作用，如此巨大而有效地襲捲一切知識，同時比起上一個世紀的先行者們，更能細緻地滲透每個個體的語言結構深處。這達成的效果，便是癱瘓知識與行動的聯繫，讓可供交換傳遞的知識力量，徹底臣服於群聚作為權力的認同召喚要旨之下。其中知識使用者的自願癱瘓，更是完成這種無聲壓制體制的最後一股暗流。或許，終究是因為知識分子太多，建立一個整齊的知識演化體系對社會完型的威脅太大，導致社會裡看不見的手決定讓所有知識份子在一再的矛盾，以及彼此重語反覆的反交換形式裡互相咬囓啃噬消耗殆盡？

儘管如此，我自己也採用了同樣的策略。在一個只有我意識得到的潛行策略裡，對各種現象進行劃分與批評。我所恐懼的，其實不只是這裡提到的，在不同場合裡無能利用同一邏輯適時反應；而是總有一天，或許我也會在缺乏反省的強烈信仰下踏上同樣的路，把自己投入這場巨大而不停運轉的朽壞之中。正是在表現上極其類似的潛行策略，完成了我們當下不斷面對卻無法看見的，知識死亡的隱喻。也正是因為無法得見，導致無力感如此巨大，終究只能期待一切不停冒起的破碎的行動，但又不得不面對冒起後抵擋不住的迅速消逝。

唯一的希望，或許確只剩下後續世代面對前代不斷反抗的自然進化能量。我們擺脫不了遺忘的魅影，卻可以盡力保存知識，不斷檢視。儘管意識形態、體制結構乃至生物本能都能流傳久遠，記憶與感受卻不再完整地存於這些新生的個體之中，而是成為知識傳遞的一部分。這給予我們機會，只要個人能善加使用這種人類獨有的反省先祖的趨力，充分理解一切社會的存在與傳統，並置於有系統的反身知識之下，在當下社會結構裡看來茫不可解的許多問題，都會在這樣的狀態下，隨時間不斷流逝。

然而，我們仍然必須質問生者，作為既已誕生的下一個世代，我們能夠找出屬於自己的反抗，成為中止這個隱喻的力量嗎？

我是文藝青年

這是對一份文青問卷的答案集。在回答之前，我必須先聲明：本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文青。詳情請參閱本部落格任一篇文章。


1. 文青都愛村上春樹
我是因為看到這題而產生巨大的違和感，才決定寫這篇文章的。因為我一生中從未看完過任何一本日本作家的小說，也沒看過任何一本莎士比亞，也沒聽歌劇，對志文出版社的世界名著系列更是完全不熟（只有因為課堂需要買了悲劇的誕生跟另外什麼之類，不過也都沒仔細念）。我看完的就是幾本中國經典小說話本、倪匡金庸、亞森羅蘋（不過沒看福爾摩斯）克利斯蒂、史卡德系列，很多漫畫...

2. 文青都愛攝影
我一直都以為自己會因為攝影而窮死，幸好人類發明數位相機。話說回來，我以為現代人早就已經置身於熱愛攝影的文明了。另外，這題配上下面說文青不愛一向以正妹自拍照為大宗的wretch，其實還頗為尷尬。

3. 文青都極瘦
我好像從出生之後就沒人說我瘦過了。

4. 文青褲子都窄的像褲襪
這題顯然跟第三題很有關聯，基本上愛穿窄褲的胖子不是沒有，不過我實在很難想像數量會多到成為一種類型。

5. 文青都穿極簡但貴的衣服
我買的衣服比較貴是沒錯，不過Hengten跟Net之類的店服務不錯又不必殺價，應該沒啥不好吧。

6. 文青很雷光夏
我總共聽過雷光夏三首歌。以她產量而言，確實應該已經被影響很深。

7. 文青很後搖
Radiohead算後搖嗎？我蠻喜歡這個團的幾首歌的耶。

8. 文青can’t live without converse all star
說這句話的人，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威爾史密斯在i, Robot裡面幫converse打廣告的場景。真文青啊。

9. 文青的頭髮不能打薄
我洗完頭都不吹的。希望這樣有接近一點。不過我若是要剪頭髮，打薄總是早於剪短。令人扼腕。

10. 文青都戴看起來沒什麼但貴到不行手工粗框眼鏡
這個違和感更巨大。我沒近視，所以戴眼鏡對我而言實在是太過奢侈。

11. 文青喜歡歐洲遠勝過美洲
說起來，我對盧森堡其實沒什麼感情，而且美洲再怎麼說也是有格瓦拉的地方，這題出的真的很怪。或許是用詞不精準，想要說美國不小心打偏擊中美洲吧。（猜透文青的心不容易啊）

12. 文青不用wretch
我有用來剪報。而且wretch上文青的數量絕對超過一般想像。（或許出這題的人是看不爽反無名浪潮的反文青吧，不過反無名的人絕大多數應該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文青的）

13. 文青都會學法文或西班牙文
本人目前正在語言學校讀法文。好不容易終於又被說中了。

14. 文青只看深夜MTV
這題語意相當含糊，我在深夜比較喜歡看的是違禁圖片之類。電影也是有看一些。

15. 文青愛去誠品看書
我愛的不是誠品，而是熬夜。不過這題就算打中好了。

16. 文青在很暗的咖啡館看書
我不只看書還寫論文。這個世界能工作的地方並不是很多（尤其又要可以抽煙的）。又打中了。

17. 文青不吃便當
這題真的太匪疑所思了。這是說讀東海大學住小套房的全部都不是文青嗎？

18. 文青煙抽很大
打中了。不過這個社會煙抽很大的社群差異會不會太大...

19. 文青咖啡喝很大
又打中了。不過這個社會咖啡喝很大的社群...

20. 文青酒喝很大
我喝的時候確實喝很大，但跟我喝酒的都叫我文青，所以我猜他們應該不覺得自己是文青。

21. 文青一定要有MAC小白POWERBOOK
有耶我有，而且金髮尤物的女主角也有。

22. 文青要會樂器
我多年前學過鋼琴，然後打過小鼓、木琴、鈴鼓、三角鐵，試彈過吉他...只是，說起來我最會的樂器應該是CD唱片吧。


分類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要被這些問題全部打中，這樣的人我無法想像，綜合來看，這些問題也極其散漫，不管用什麼積分標準來區隔，我並不認為能區分出怎樣的社會範疇。

事實上，對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學生而言，分類常常只是表露了分類者的見解，而一個社會的分類則表露了這個社會所願意容忍的某個文化面向。發言本身就有力量，就像是無論這個量表有多荒謬，我們還是會回歸文本來比對批評。而我們的回應也因此被拘束在這個量表所構成的平面上。這也便是問卷這個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問題。與這個荒謬的量表相比，其他問卷並沒有更優越。

參考：
我不是文藝青年，如果要如此定義。
如果要如此定義，我不是文藝少女
我‥‥也不是文青
[好公民練習題] 普遍溝通行動閱讀測驗（非心理測驗）

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們都累了。

我抽煙，但是我支持綠黨。我時常想，世界上還有比煙商更完美地綜合了所有社運聲稱之惡的對象嗎？


論述

事實是，我們一點一點爬向最精微的語言深處，而一切現象卻告訴我們社會正無盡地渴求最淺層的語言，以精煉出朗朗上口卻模稜兩可的口號為樂。

然而模稜兩可的口號是種正確，我們在語言之內辛苦相約爬梳的各種微小的裂隙，卻成為彼此相對時心懷不滿的根源。對於語言的理解深度，原本是為了去除溝通工具裡的障礙，然而急迫地確立各種立場時，所抹消的那些，又回過頭來更兇猛地吞噬了我們之間薄弱的信任。彼此相對時，每個微妙的沈默，都成為引發懷疑的根由。

而我們的謹慎卻表達了軟弱。近身搏鬥時，對手彷彿知曉我們身上每一道過往的傷痕。這正是搏鬥致勝之道：無視於自己弱點傳來的痛楚，不斷攻擊對方的傷口。任何慈悲仁厚乃至內省都是虧輸的徵兆。

儘管我們都曾是傭兵，面對毫無思想的總體戰爭，失去所有意識的雇主，唯有黯然退下。


意志

看著今天在各種政治場域裡語言粗劣的同儕，或更年輕的人們，難道我們不曾內省過，或許正是當年的我們型塑了當下的他們？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意志似曾相識，對信念的仰賴，儘管所有的只是令人嗤之以鼻的破碎核心，與論述的周延或誠懇毫無關連，誠實地面對自己，我們能說，信仰的意志與信仰的內容果真有任何實際的關連？

在誠實的回憶裡，我們從前不是如此嗎？

面對這個巨大而僵硬的世界，我們自知不能隨身攜帶過於天真的絕對。且讓我提起幾個教條：衝撞的必要、類存在的共同基礎、剩餘價值作為妥置龕內的聖物，等等。在此之下我們曾彼此大力抹消對方的堅持，幸而我們的眼光僅限於知識理解的狹隘界域之內；不幸的是，當下的世界裡，知識已經成為氾濫的浮光。曾在嚴肅場合裡字句必較的嚴謹，擴散之後成為由一知半解者們主宰的人民公審。同構異形的武器四出狩獵，騷擾所有無法全心投入論述打造因而弱點畢現的人們。這種騷擾同樣似曾相識，然而當論述在知識之外也成為唯一的武器，卻又被聲稱為人民的聲音，專業體制侵奪生活世界的理論，從此有了全新的意涵。

或者，也並非那麼新，只不過在他處失敗的社會主義革命從未在台灣成形，導致我們毫無教訓。


幸福

和你在一起的女生一定很幸福，許多朋友說著，聽久了你竟然也信以為真。

這些年來多半孤身行走，好不容易嘗試愛情卻無能維繫，耳裡聽到的是眾多友人或苦或甜的感情記憶。面對苦澀多於甜美的那些，你不由得會想，他們愛上的，你愛上的，豈不正是這些讓人心底泌血的幽暗質素？在這個時代，有什麼比痛苦更讓人接近自己，透徹淋漓地體驗生命，然後稱之為愛情？誰真的想要溫暖慵懶的生命？你如此理解，知道自己畢竟從未成為真正的人。從拒斥者到傾聽者的長久訓練，你從來只是徘徊在圈子之外，觀看透明障壁上自己的倒影，知道裡面的人們似乎想說些什麼，於是你把手按上柔軟的圍籬，傾聽，吸取。而不是

交流。透明的障壁如此絕對，交流只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幻念。偶爾你在域外張惶徘徊的身影，吸引了誤認域外為自由之地的眼光，她們試著把手貼近你的掌心，藉此交換能穿透到域外的一點希望。她們不顧你的面容受到多少扭曲，這種勇氣使你震動。但她們不願接受你對扭曲形象的訴說，卻讓你不得不退縮。時日久矣，你眷戀他人眼裡的形象，於是難以辨識關於自己的真實。你終於開始懷疑，是否吸取而來的一切盡只是另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扭曲。

事實如此。無論是誰，包括你自己，從你身上看到的，總是幻影或他方的幸福。


索夢

時常從符號豐富卻泛滿痛苦與絕望的夢境裡醒來，一個人呆坐，為自己的夢分析索解。

某次的夢境關於自己將要出國學習的未來。一路拖宕到這個年歲，還有如此境遇，是我不可多得的幸福。把自己丟棄到遙遠的國度，充斥著不確定感，則是我維繫與生命之間搏鬥關係的最終方案。在那個夢境裡，我的張惶屬於域內，儘管慌亂而痛苦，心底仍暗暗泌著幸福的光彩。

理解夢境成為我與自己溝通的固定形態。追索夢境的實現則彷彿成為延續生命或承認存在的唯一方式。我不斷提出改善命運的方案，意識則以不斷的夢境予以回應。於是夢境時常比激動的自己更為冷靜透徹，長久的平衡予我安撫。內在與外在的反差同樣具有安定力道，向我保證能索見一切錯落，拆解旁人凝塑安固的守則，甚且使面對者墮入難以意識的夢境，在彼此的存在之間書寫滿溢過度的語彙。

這樣的關係裡，我所見的皆是不可見者，於是不可見者型塑了我所見的世界。其間不可思議的遙遠跨距，卻引誘出每次困苦卻不得不然的越界訴說。


疲倦

無論如何堅稱，然而此時此地所稱的多元與豐盛，或許正是導致一整個世代疲倦的根由。

我很清楚這樣的跨距，更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身處語言操作流利的位置。多聲繁音的幻夢太過美好，導致現實暗處所排除的任何範疇，都註定了一整個人群永恆的失落。於是我們努力的包容，卻只是在原有的域內增添更繁滿的訊息，遠處看來繁複多彩，近看時只是推擠噬咬的醜惡。

於是不得不疲倦，我們的眼光轉而慈悲，所容忍者卻是世界越來越巨大的惡。對於這個世界，我們之間各種不同的構圖，其中每個渺不可見的裂隙，都撐滿了扭曲褻動的陰霾，也都恰如其分不致使構圖破裂。然而即使我們終能守住自己的夢幻，卻仍不斷掉落疲憊恥辱的深淵。

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們都累了。或許唯有說出這句話，我們才能真誠面對自己身上的傷痕，撕去從不懷疑的假象，蹲伏在屬於自己的角落，策劃下一次光輝的陰謀。

【短札】Where Have all the Judges Gone?

司法是在國家制度之下自成一格的封閉語言系統。這個系統在特定範圍內具有極高的決定性權力，特別針對行動者脫離特定規範的行為進行決斷、勸喻和懲罰。

我們如何看待一個邏輯嚴謹的語言體系成為壓迫人民的機構？或，這個語言體系自始至終從來不脫其壓迫性的基礎，在戒嚴或威權意識形態之下受到不得不然的滲透，而在民主制度裡卻儼然成為高度獨立自主的機關。是否在這兩種預設裡，我們各自忽略了一些什麼？是否我們在考慮威權體制的時候，過度高估了其中司法體系的自主性，而在考慮民主制度時盲於檢視其中意識形態滲透的結果？而若補足了這些，再考慮我們對公務體系（包括行政機關與軍憲警特）裡所謂「Banality of Evil」的態度，我們知道，反人類的罪行常常不是一個或能使人警醒的命令，而是一連串疏離的日常副署瑣務，或在一個更大的總體想像之下眾多些微偏逸的決行與容忍所構成。當我們肯認對這一連串行動者皆須予以追索罪行的合法性，並特別在意那些站在第一線面對人民的行動者時，卻對司法審判體系毫無索求。是否這種內部延續性的受到忽略，只是對民主制度時期司法尊嚴的確立的不得不然（或便宜行事）？

然而，對威權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司法的觀察，不能便宜行事地只是針對特定個案挑剔內裡的字句，那種延續至今的，法官作為司法機器前端行動者，僅遵循制度行事的預想，必須與轉型正義論題裡所謂第一線行動者的罪行追索問題置放在同一個層次上觀看。不只是在實質的罪行確認上，同時也是在社會對不同系統下具有類似地位的行動者有何不同觀看與論述方式，種種差異之間，取得轉型正義邏輯延伸的可能，在轉型後社會裡獲取更周延的正當性。

如何證明台北101仍然是世界第一高樓？

眾所周知，所謂「超越」台北101的高樓座落於杜拜。

因此，相對於杜拜的西亞第一高樓，台北101可稱為是東亞地區第一高樓。

仔細觀察東亞與西亞可以發現，東亞的人口總數遠遠高於西亞，而東亞地區，無論在人口總數、政教分離、民主化、進步意識乃至於婦女運動等等國家進步指標都遠遠超越西亞地區。更不用提在在東亞地區有工業進步國家日本、經濟崛起的大國如中國與印度，積極活躍的東協十國經濟體，還有既已接受民主化洗禮的台灣。

依照常理，我們當可推斷，說東亞的成就低於西亞，或西亞的政治經濟各方面成就超越台灣，基本上並不合理，簡直跡近於無稽之談。

因此，台北101仍然還是世界第一高樓，並未被杜拜的大樓超越，殆無疑義。根本是不可反駁的真理。

註：以下回應凡反對真理者，視情況由部落格經理人予以勸誡或刪除。

翡翠森林狗與羊

其實這個事件大可展現為非常精彩的多方對談，或至少是個契機。不過我並不期待。

很久以前我寫過這樣一篇文章，認定在人類世界裡，動物的類屬如何展現，而逾越這些範疇的界限總是為人類帶來奇特的刺激。

林口羊群遭到攻擊的事件，正踩踏在我們對於動物的認知界限上。



很可惜，最後竟是抓到一隻眼神哀傷的小白狗。這隻據說兩歲大的孱弱白狗在鐵籠裡瑟縮的樣子連電子媒體都不得不懷疑「元兇」的確實性（至於另一隻黑狗？），新聞上傳說著野狗們會大群集結，狂野不羈，四出傷害人畜。於是劉克襄寫了一篇不要汙名化野狗，反而指認林口「荒涼偏遠之區」裡家犬可能更容易參與撲殺的遊戲活動，更「傾向三五結黨」。

只是，如果這些指控都被賦予家犬，那麼，這篇文章究竟指涉我們對流浪狗刻意賦加了什麼汙名？我以為，汙名是種普遍性（至少對同為狗類）的指控。如果劉克襄也這麼覺得，很明顯他認為林口家犬與流浪狗已是不同的種類。關於野狗領域性和生態觀察的說法，似乎提示我們野狗屬於山林的動物屬性；最後，雖然他歸結問題為人類棄養心態不可取，但那些不棄養的人類，卻養成了他口中可能三五結黨參與（血腥？）遊戲的家犬，這算是在鼓勵我們不要製造流浪狗嗎？或只是在提示我們不可輕易地讓動物跨越動物╱寵物的分野？

或許這裡還是有個嚴重的汙名：惡犬，像是在這篇文章裡提及的。這篇文章輕易地跨過了動物與食物的分界，雖然暫未理會對於生物而言還算重大的生死界限，或許算是一種支持安樂死的政治態度。但我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明確的汙名：兇惡。作者質疑，人類如此大規模地屠殺生物，憑什麼說別的生物兇惡？

只是，兇惡是汙名嗎？如果認定兇惡不是汙名，是否屠殺生物的人與殺害羊群的未知物體都得以解脫？

更有趣的是，在譬如此處對於媒體的嘲弄下，這似乎變成一個純粹的媒體政治問題。人與狗（與虎）都深受其害，結果，羊究竟是誰殺的？

我並不意外這是狗群的傑作，畢竟生物因為發情或遭到侵犯或其他理由而攻擊其他生物甚至人類的故事不是沒有，我不知道為什麼狗的攻擊行為，尤其與覓食有關時，需要任何合理化的藉口。但我私心希望這是虎的作為，因為一隻保育類動物不會因為殺害大批圈養的食物受到太多苛責。而且也不會搗亂飼主們對於寵物的保護心態（譬如阿潑真的跳的很快，我實在不會排除流浪的米克斯跟著狗大哥撿拾羊肉殘跡甚至幫上一把的可能性）

只是，就像台灣所有豐富而充滿生命力的事件一樣，再怎麼紛亂的論述，也總會出現像縣令大人與九門提督同台演出的娛樂效果。這種娛樂效果溫暖地包圍我們，在大批食物的死亡之後，還能坐在電視前看一場（最好是全本周處除三害）的好戲，在灰暗的日常生活裡，還有什麼比這更能令人滿足呢？

什麼？倫理？

我當然不同意我們有什麼必須遵守的倫理。不只因為那從來都只是過度包裝的政治角力成果，也不只因為所謂倫理的限制鎖死了人類行動的創意（也因此，人類行動的創意從來都是在檯面下不停踰越。若不是加入角力修改規範並沾沾自喜，就是在貴族保養完美的獵場草皮上夜渡盜獵。談現實嗎？還有什麼比倫理得以完美實踐的烏托邦更脫離現實？）；更重要的是，倫理規範的存在與人類遵循倫理的行為，從來都是以自我犧牲與讓渡權力為最高價值。

這些犧牲與讓渡出來的權力，並不是落入空無，它必然有所成就。那麼，所造就的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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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一點都不困難。所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理論都赤裸裸地告訴我們，這些犧牲與讓渡所能成就的，就是一個假裝自己能因此而順暢運作的社會╱宗教╱制度╱體制╱市場╱團體╱社區╱道德╱機構等等樣貌各異的集體秩序。

這些不同的秩序，彼此之間或有各種競合關係，但在各自之內，不同的規範框架之上，長成的血肉並沒有太大不同。這很自然，畢竟都是人類的集體，而且無論其中最高價值與追求目標是什麼（教義╱輿論╱公意識；性靈提升╱生活和諧╱通用貨幣），也都是由各種人類集體所創造、維護並改作，也都多半依循面對自有文化時所持的正╱反╱邊緣立場來啟發行動。

這裡談的是政治（多於而不等於日常政治），因此，在人類集群裡，文化本身對政治型構而言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卻常被視為可以避而不談的普遍後設系統。相對於可見秩序本身假定的透明性與公共性，因文化而起的政治鬥爭被視為是不可溝通的斷裂起始者，具有阻礙分析的效果，擋住了秩序之內╱之間不同個人以為自己曾與他人分享的透明與公共性質。就算提到文化，我們也常相當程度將它認定為制度可以依其調整的準獨立項目。秩序的框架可以調整，但文化的不透明性作為相對性的指稱，並沒有被深切地意識到，如同我們之中許多人至今還是堅定地擁護秩序的透明性質。

更進一步，許多時候秩序的透明性被引申成為集體或個人行動的通透能力，卻不願同時考量透明性從來不可能是絕對只能是相對的指稱修辭。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理解實際科層體制運作的人會同意內部所有事務都是不帶人類意志地照章行事，而人類意志與行動又受到深重的文化影響。這些糾纏混攪似乎從來不影響我們認識到透明性修辭的虛弱，反而更堅定地要求並主張秩序理性和文化阻礙的分劃釐清。由於沒有理解的意願，因此無能提出有效的普遍認識，也因此促發許多不同的行動企圖去創作一套倫理，來補強理性秩序的不足，廓清各種灰色地帶。

倫理是一種創作。在比喻上或許可以看成補強骨架或牆面的措施，但由於社會脈絡的深廣，倫理的創作行動與向量更像是在多維的空間中展開。於是我們可以見到，那些刻意將深廣脈絡壓平成二維甚至單維空間（譬如常見的所謂「光譜」說）的論述，本身就帶有極為強烈的政治意圖，並依循這樣的意圖來化約現象，簡化╱單調化╱宰制特定倫理的創作過程。

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避免的現象，或者說，不避免這樣的現象，就必然出現過於深廣乃至於無法使（具有各別政治意圖的）其他主體加以認同的倫理。倫理的創作絕不只是單純熱心的建言，而是每一步都深深刻著精緻或粗劣的政治考量╱現象化約╱認同引誘╱禁絕餘韻的諸多技術的痕跡。當然，創作這些倫理的個人或集體不一定能完全意識到創作過程中各部份論述生產所帶有或引起的線索。然而一旦倫理被置放到比個人更大的實用範圍上，便成為與秩序有近似位階的條件，並同時成為新的價值與目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倫理的生成中，幾個轉折之處：發想、創作、置放、應用；相關脈絡的敘述如上文。

形成不嚴謹的類目之後，這些類目可以用來審視在四周萌生的倫理，其中的政治意圖，以及包含的權力意志。

例如，可以這樣提問：

這個倫理是誰決定的？在什麼範圍之內應用？憑什麼必須應用在某個集體？這個倫理是否命令誰讓渡了什麼權力？做出什麼犧牲？你用來衡量允許與不允許的基礎是什麼？你的基礎概念是否不可審視？倫理內容是否彼此呼應？你是否有化約什麼現象？化約了什麼現象？這樣能夠達成什麼政治目標？

品嚐方式與賞味期限

反抗社運，聽起來蠻好笑的，不過卻很有可能是當下唯一真實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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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們多麼虛無啊。講什麼公開審議，什麼抵抗國家機器，又找不到弊案，又找不到工程替代方案，還畫個捷運延伸到桃園的空中樓閣，又不敢搞革命，只敢欺負可憐的聽命行事的警察，人家也是有家人要養，說到這個，新莊人真的才是樂生爭議裡最弱勢的一群人吧。好不容易盼到捷運，卻被一群虛無份子擋到現在。對了還有，台灣明明就是民主國家，一切行政都有法律都有程序，怎麼可以說反就反，造亂還說自己有理，這好像在不遠的地方，歷史上有一群人也是這樣後，要不要參考一下【霸王別姬】啊「（笑）」

運動這麼虛無，反抗社運當然無比踏實。

說到底，人權跟捷運的冷氣哪個才能直接吹到你身上？一輩子沒有去過的樂生院跟每天要通勤要努力向上爬遲到還得扣薪水的公司哪個離你的生命更近？地方派系的土石利益和家裡那口子的出國計畫哪個才會影響你的帳戶？一群拒不搬遷的老人和每天上電視的政客哪個與你更親近？批判姿態和蹲點瑣務哪個更能激動知識分子的心靈？

人家專業社運工作者不是都私下表態了嗎？仔細考慮投入資源和獲取成效之後，樂生根本就是不值得投入的議題。幹嘛搞那種虛無的社運？

對樂生保存表態，到底對你有什麼好處？不做很難嗎？這麼多議題你管的完嗎？誰能回答這些問題？

我可以。但是回答這種問題，不過是墮入更大的虛無。

社會一直執拗地拒絕各種論述，視為虛無，卻也不願意相信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只不過具有同樣的虛無性質。我們從來不曾獲得謙卑的能力，一有權力想到的就只有宰制；一旦趨於劣勢，不管那劣勢所佔據的空間多麼狹小，滿心想到的也只有被宰制的恐懼，偏偏又從不承認更大宰制的存在，或把高低層次截然不同的事物隨意地併攏在一起，賦予可笑的同質性，恍然不覺那可能完全是自己零亂破損的創作物。

批評並不容易，要找到論點核心，予以反詰，找到隱藏在看似邏輯的語句之中的裂痕，小心處理批評論述的發言位置與自我建構。真正容易的，是那些誓死保護既已自然化的意識形態連結，卻嘲弄別人的連結虛無不自然的自我矛盾者。批評是普遍性的姿態，詮釋是自我擴張的契機。

然而，那些半吊子的，視野狹隘的批評論述，某種程度上也才是這個社會的真實。社會運動原本就不能只是針對單純現象的行動集結，任何社會運動，無論是自許揭露偽意識，志在翻攪自然化意識形態，或追求各種壓迫現象的抹消，原本就是在抵抗和取消這個社會某部份的「真實」。把「真實」視為不可變更的「自然」，或更誇張地，藉此指責社會運動是違反「自然」的異常，是從根本上反對一切社會運動的基礎，妄想有一天所謂的「制度」和「專業」能解決一切，唯一的答案可以透過協商而達成順利無抵抗的結局。都已經是批評者了，知道自己正在批評，自己批評的對象正是由於體制無法解決的問題所引發，自己與批評對象的裂痕不是什麼協商可以解決，又怎能不察覺這種假想頂多指出批評的方向，卻根本無法徹底實現？

批判的立場距離可以有多遠？批判的社會影響效果能有多大？從來這個社會就不曾有過透徹的批判內涵，或完整的批判的擴散。有的只是精巧語言操作的核心，簡化版本的批判要點散播，和落實成單純規範條目的制度性成果。所有更多的，最後都落入小群體間的私密溝通裡。那些抓著簡化版本批評的論述，那些掌握真實的抵抗者，從來也都只是參與了維護社會真實的工作。這個對立在批評說出口的同時就已經建立，從來也沒有破滅的機會。

這些批評，與社會運動本身的共生關係如此緊密，當運動歸於寂靜，就彷彿過了賞味期限，無人聞問，批評也相應死滅。

剛彈‧向晚的寓言

照例，我一開始工作就滿身大汗，流汗不代表疲倦，頂多代表我正在進行勞動。

近十個人從貨車上卸下三尺高的鐵網結構。我把頭向右偏，企圖用雙肩撐住剛彈上半身的重量，附近的人們很快就把重量接了過去。

我環顧周遭運動的眾多身體，有些我看過，有些在這幾次來樂生時逐漸熟識，有些只有遙遠的印象。彼此的連結或濃或淡，我無法辨別。

臨時連絡的搬家工人對這結構相當投入。仔細分辨木架施力的重點，出動工具幫忙把脫落的環節一一補上。

我們做了什麼？

//被隱藏的片段
剛彈架好了，路過的代步車紛紛停駐觀看，原本在巡守隊前的交誼中心往中山堂移動，院民們群聚在一旁品頭論足。阿伯問，這是什麼？我們說這是很紅的日本卡通主角。他又問，那這個是代表什麼意義？我們有點遲疑，阿伯又問了兩三次，是正義還是善良還是？我們才說是代表正義。阿伯滿意地點點頭。

於是，正義的象徵正式進駐樂生院。
我們做了什麼？

三月三十一日的新莊遊行動員近在眼前，不待掏空砂石，砍倒老樹，各種政治言論早已刨開了樂生的根，讓樂生變成一個飄移流離的符號。各種冷淡的不懷好意的憐憫的激動的或熱情卻挫傷的，在這片山坡上堆聚沈重的陰霾。無論年齡身分，我在樂生已經很少見到單純愉悅的面孔。

其實，新莊又何嘗不是一個陰鬱的城市？從台北驅車到樂生，一路盡是灰敗的粗礪水泥，路橋或房舍都像受到長期的侵蝕，血汗流下，在建築的基底凝固彷彿百年石根。

我們建立一個象徵。那是正義，還是又在這個浮游之地加上了更多重量？

我們站在一場還未發生的災難頂端，許多人以為它已經發生，許多人祈求它的發生。雖然土地還在，房舍佇立，樹飄落綠葉，貓狗巡走；顫抖的聲音或軀體卻不是衰老院民們所專有。工程圍籬夾著上山的每一條路，宣告剝奪的距離。在一切理所當然的巨靈之前，我們呼喚遲來的疑惑。山麓之民對心裡的傷口指證歷歷，彷彿連久候數十年的療癒都是一種汙名。

我們做了什麼？未來的災難是否已經發生？是否這一切只不過一陣幻痛？

雖然已經來待過幾次，有些人已經忘卻我的身分。天色已晚，延長線從中山堂拉了出來，燈亮起，眾人紛紛拍手，四處迴盪讚嘆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