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28

【短札】欲休兩日颱風假,吹皺一池孟婆水



突然之間,今年颱風上班不上課的公告成為一個問題。需要上班的家長們氣憤不已,憤怒的程度,應可以這篇文章為代表。這或許是因為地方政府公告太晚,或許是孩子們過完暑假就忘記在家如何獨立生活,或根本就是我的網路視域不夠寬廣導致小題大作;我個人倒是樂觀地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政客的公信早已完全失效,導致以往根本不被視為問題的,如今突然變成焦點。

然而這個問題本身不是問題,不是問題的本身卻又是個問題。

依據相關法規,人事行政局宣布上班與否的權限其實並不及於任何私人單位,只與公教人員有關。也就是說,官員根本沒有被賦予主導私人機關放假與否的權力,因而在制度上根本不需對公教人員以外的家長負責。而在幾年來的改革後,人事行政局的放假消息是以不成文的形態對私人單位產生效力,而這個不成文效力的權責則以交由地方政府首長的方式轉換成政治責任。對於強調依法行政不願負責的政客們而言,這或許是少數得以自我表彰的法外地帶之一。而在規定中,也有明文提及在有家屬需要照顧或無法到達機關的狀況下,可以向單位請家庭照顧假或事後呈報的方式停止上班。在公務人員的制度下,這些法規應當多半得以遂行。

因此這個問題並不是個問題。家長們所針對的政府首長們,就算是透過人事行政局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效力也不及於私人單位。而在公務機關服務的家長則同時具備自行停班的法源與條件。

然而這可以引出背後較為真實的問題,也是唯一較與家長們的憂慮相關的,便是台灣基本勞動條件的現實。在我們遇到爭議時最常引用或爭奪詮釋權的維基百科上,明白列出了關於颱風天宣布放假標準的演進過程。而這每一次的更動,都在一定程度上基於民意而行。然而在交由地方首長決定放假與否之後,改革似乎到此為止。從現在責怪地方首長的狀況看來,這個分而治之的統御手段果然收效甚宏。人民工作與家庭兩端無法照顧的問題,如今變成針對首長是否對市民懷有善意的一場賭注。但是,政府任意決定全國是否隨機產生國定假日的合理性,顯然比不上明文設立法規要求企業主必須在天災時刻准予員工在家照顧來的大。不管是基於人道關懷,甚至訴諸家長民粹也罷,後者才是我們在這個以具文法律為制度依歸的國家裡,面對政府更為有效的訴求。家長為了工作而在颱風天出門,所造成的工傷或家庭可能受到的損失,儘管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可循,顯然也不曾被當作要求員工在天災時刻上班的企業責任。

而且,就算我們回頭假設人事行政局的放假宣告對全台企業行號都有絕對的強制力,上班與上課的分別也是行之久矣。台灣既不是近年來只有這次颱風,勞動者也不是今天才碰到這個問題。但無論白領或藍領,以往針對這個現象最為團結的行為,大概就是四處轉貼不希望未達放假標準的颱風圖片而已。企業主了無責任,政客歡迎大家下注,勞工只有上網時才熱血澎湃。每次颱風來襲,產生的問題不只是土石流,而明擺著是影響所有人生活各層面的重大事件。而我們的選擇也非常明確,就是不停地遺忘,頂多提得起力氣關懷一下死傷人數,或怪罪自己賭桌上的莊家姿態醜陋不討人喜歡。

說到底,這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私下埋怨畢竟對政客構不成太多傷害,選民與首長很快就會一起把它遺忘。然而如果我們能認真面對這個凸顯了法律倚賴道德、權責缺乏歸依、制度徹底失效、勞工毫無意識、企業全無責任等等日常狀態的現象,同時對公共事務多一點有效的關心,或許在喝了今年這一碗孟婆湯之後,仍然能殘存一些往下一步前進的可能性。

我們是否活在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


(圖為法國民族主義政黨國家陣線青年團Front National Jeunesse(FNJ)發言人Julien Rochedy,引自Rue89專訪

對於異文化移民的歧視與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浪潮;相鄰卻存在歧異的民族主權之間,衝突也愈形激化。「對峙與否」的命題開始成為任何團體間關係的論述總綱,大國政治領袖紛紛揚棄多元主義政策口號,世界開始回溯,並不自限於較早的大熔爐社會觀,而是民主漸進地探索更為原始的社會排除手段。歧視與污名肆無忌憚地進入主流政治,獲取許多國家暴力機關的直接援助,甚且得到不可忽視的選票與論述力量予以支持。

個別行動者也沒有在這股浪潮中缺席。最近受到矚目的事件當然非挪威政治屠殺案莫屬。更早的例子如不停引起伊斯蘭世界憤怒的歐美諷刺漫畫與文學創作、受蓋達組織與全球反恐共同啟發的攻擊行動、甫在台灣出版譯本的「革命將至」作者群因受控陰謀破壞被捕、國際刑警組織資料指出遍佈世界的分離主義暴力事件,乃至於歐美各國針對移民的暴力攻擊。同類型的事件還包括多年前荷蘭極右派領袖被當街槍殺等。

然而除了可稱為對抗的事件之外,或許我們更應該觀看那些發生時不具彼此相抗意涵的壓迫;因為正是這些暴力,激起了名為「抵抗」或「起義」之類,實則貫徹凌駕法則的暴力政治;兩者看似環環對立,卻不難看出彼此相生的事實。以反抗隨時代而來的墮落為名,例如在印度與某些非洲或伊斯蘭國家仍然盛行著殘害女性身體以貫徹傳統的家庭或種姓道德、基督教社群在全球發起反對墮胎與同性戀公民權的運動,這也包括東南亞的排華、威權體制下的造反、富裕國家裡的脫序行為等等在內,以種族或青年集團為中心在所屬國度裡的反秩序騷亂。

以上種種都很有可能被稱為極端主義所造成的結果。而我們似乎也無法否認各別事件受到極端主義影響的面向。然而極端主義這個符號卻透過一系列的事件,向我們展示它作為與仇恨並非相對,實為相生的重要質素--仇恨凝聚了極端主義式的思考,而其產生的行動也為反向的仇恨提供足夠的滋養,進一步刺激對立的感受性與相應的知識秩序。也因此極端主義並非一種可以藉由某些手段予以消除之物:夸談消滅極端主義必然是個錯誤,除非我們能消除一切人類社會中呈現為壓迫的事實或論述。壓迫可以立基於任何事實或事實的排列組合之上;而當壓迫被認知而存在時,要求改正的力量必然會產生;可被認知的壓迫或許能經由偽意識或政治議程予以轉移,但在那樣的手段中必然包含另一種關於壓迫的認知。而凡壓迫存在之處,要求改正的力量一旦出現,卻由於受到忽略或制度慣性等等原因而得不到回應,不難想像會出現以行動企圖改變世界的個體。一旦在個體的政治議程中,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落後於反抗壓迫的動力,極端主義驅動的行為就此誕生。而從上面既有的例子可以發現,個別行動者的力量很容易就能讓自己的聲音被世界聽見。若這樣的行為還不足夠,個體行為會提升為集體的騷亂,尚能忍受的齰齷也會擴大成造成直接傷害的攻擊性行動。

我們使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極端主義?這個問題本身其實無關宏旨,但針對問題產生的個別回應則非常重要。人類歷史中連綿不絕的對抗現象已經一再提醒我們,每個人在單一事件裡會持有彼此不同的標準,而意義也會在事件的發生及其前後時間不斷流動;對抗本身不過是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現象之一,同時就算相關各方能集結形成短暫的對立陣營,也會在事件的不同階段裡持續碎裂,直到最後達成彼此威脅的恐怖平衡或沒有任何值得對抗的目標為止。

那麼,我們真的活在一個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裡嗎?

今天的世界裡,極端主義再也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辨識的主題。除了聚焦於個別事件中隨時可能迸現的微型極端主義元素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去認識我們所屬的社會中,是什麼培養出了這些元素與現象,以及自己應當如何面對這些內含於結構的元素。最基本的認知可能是:在自由世界的理念型裡,極端主義存在的可能性原本就不能抹消。從這個認知出發,較好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決定將極端主義視為如犯罪行為一般,不應抹消掩飾但需明確規範的不可欲之物?相對於這個問題,當下社會面對極端主義的方式:在思索與形成階段虛意放行暗中監控,事件發生後才任其引發一再自我重覆的反省檢討,毋寧只是鄉愿而表面的。這種態度自然也直接影響到只在感受性上反對極端主義這個符號的人們,僅在被辨識為極端主義的所在予以反對,卻不願直接認知四處萌生的片段元素。極端主義的符號於是被掏空,成為語言遊戲的人質。而我們也因此失去了進一步追索極端主義元素的能力,反省只能指向由權力所選取標定的對象,語言戲局受控於其他政治基礎,而非源自理解極端主義的旨趣。權力所需之處,極端主義的思想與特質仍然是可欲的。

如此一來,並非極端主義擴張而盛行,而是體制將極端主義的效果收編為政治立場的工具之一。由於這樣的需求,辨識極端主義的詮釋權因而成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極左或極右的語言符號恣意飄散在主流政治場域裡,有時或許正確地標示出極端思想的事實,更多時候只是向我們提示發言者本身的立場何在。這個符號作為有效工具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極端主義的符號不僅成為可欲,有時更成為政治發言中唯一有力的宣稱。欲求著符號現身的權力於是大量散佈這個空虛的符指,符號本身殘存的政治力量則激起不同立場者加入散佈者的行列。就在我們認定自己無畏地搜索極端主義以完成良善公民的職責之處,被掏空的符號反過來蛻變為宰制權力的使者,失去標準的意義也不再能用來錨定任何相關的事實,而只是暗示我們「權力在此作用」的修辭句讀。

或許在可見的將來,極端主義的力量果將崛起而稱霸一方。然而在那個時刻,我們應當反省的不會是為何沒有足夠辨識這個威脅的知識,而是我們如何一同努力,培養起這個邏輯上必然自我成就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