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8

其實那些並不重要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人在婚姻關係裡若沒有掌控足夠的經濟主導權,則在家庭裡地位必然缺乏保障,男人仍然處於不可置疑的權力高位。當然我們並不需要同意。


因為那其實並不重要。這幾支販賣婚姻關係的廣告無庸置疑地能引起夠多共鳴。必須在最短時間裡撩起最多認同的方式,無非就是訴諸於感受性,讓觀眾朝著影像中的人物標訂認同的向量。

在這裡,我又再次發現了身為生理男性的優勢,倒不是有進入婚姻利用經濟力量宰制女人的意思,而是我可以認出這些臉龐,卻又不必掙扎於到底應不應該演出進步戲碼的困局。

這些臉孔,妳認識,你也認識。我輕易地就認出了這些在片尾如釋重負的笑臉,儘管導演刻意讓她們在獲得快感之後才現出面貌,對我而言要想像她們無法微笑的模樣毫無困難。那些讓妳心疼不已的表情,在微笑時反而更有風雨欲來的陰影。她們自己也明白,卻仍然不斷嘗試,靠想像支撐度過愈努力卻愈艱苦的人生。她們是前線的鬥士,妳只不過是陰暗日子裡微弱的火光,數以萬計的妳散落四處,偶爾散發搖曳的溫暖。但妳不是鬥士們的原鄉。

她們的原鄉在戰場上,那個一切都錯得離譜的所在。妳所認識的字彙在那裡總是瘦弱蒼白,連妳也是。有時候邪惡的念頭升起,會伸手試圖接住一點噴濺的鮮血。或許妳能獲得一點她們的力量?但近乎透明的手什麼也接不到,妳用盡力氣追逐,偶爾碰到一些卻被灼傷。身體的碎屑飄入風中,不斷萎縮,終於蜷曲在沙塵之間,周圍鬥士們低沈而莊嚴的呻吟從未停歇。妳知道她們羨慕你,定期定量,有時妳覺得自己靠乞討她們的妒羨維生。所以才了解鬥士們的羨慕其實也是鄙夷,仰望或輕蔑如此相似,戰場上的重力早已扭曲。妳需要鬥士前來傾瀉一切殘餘的鮮豔。於是當她們蒼白,妳彷彿看到自己;當她們鮮活,妳便在心中哭著送行。倒不是因為不捨,而是因為妳們的命運並無交錯。妳一再拿出自己的溫柔直到風乾皺壞,她們根本毋須與妳爭奪。於是妳不斷在表面演出堅強與脆弱,好像自己真的擁有可以變換的情緒。而妳知道自己根本缺乏被關愛的能耐。

而這正是她們耗盡一切爭取的夢幻。妳這樣告訴自己:我真的沒有想要怪罪她們的意思。然後又更憤恨於這種無謂。鬥士的純真遙不可及,有時妳幻想自己才是那具滾臥沙塵泥塘的身體,卻見不到任何人影。她們究竟在與誰戰鬥?妳沒有記憶,只認識許多在戰場故事裡反覆變幻的形貌。或許記憶還是有的,但那不是敵人,那是一個妳永遠無法忘記,在眾多模糊形貌內裡微微閃爍的核。被迫感到一絲甜蜜之後,又因為眼光所及無邊的傾軋而顫抖。氣息如此虛弱,妳發現自己的搖曳並非全無藉口;暖意一步一步被恐懼侵佔,重力的扭曲扯碎耳唇。看似全世界只有妳才有的輕蔑,其實全世界只有妳才無權擁有。一旦想到這些,便激動藏在心裡的溫柔,狂暴地扒咬,一旦風乾更顯醜惡,此時妳逼自己微笑。容易的困難的文靜的躁動的明朗的陰鬱的沉默的嘶吼的安穩的翻攪的瘋狂的平淡的傾斜的纏夾的懊悔的絕望的。妳突然發現她們需要的也只是一面鏡子,兩面鏡子在彼此之中卻毫無投影只是相遇。妳的邊緣滲出血滴,鬥士兩眼灰白,眼底隱約可見下一次近在眼前的微笑。妳想觸摸那樣可親的惡物,編織一個屬於自己的神話。喉頭有火苗放肆延燒,卻哽住所有聲息。

其實我這樣想,因為這一切都不真實,所以這一切也不重要。其實…

妳知道的,永遠幸福快樂早已成了超真實的詛咒,當它不再發生,整個世界便因此虛假。

2011/09/02

【短札】公平讓人受盡委屈


在社會學的基礎課程裡,分辨刻板印象與歧視是一門重要的工夫。但直到獨立研究者的工作中,我們有時都還可以發現將混淆這兩種社會現象的分析,遑論還未受過相關訓練的一般大眾乃至於知識分子。

認定同志等於愛滋病高危險族群,就是典型的刻板印象。圍繞著這個命題的統計解讀與論述,若是不曾反省,也因此容易受到這個現象的汙染。這個命題本身顯然不曾考慮男性同志與女性同志在愛滋病傳染的途徑與比率上的巨大差別,甚至所依據的數字也大有疑問。我始終懷疑公衛界的數字基於某些定義上的過度分割:有婚姻卻曾有過同性性行為的人可能完全被劃歸為同志;同性性行為與邏輯上造成高風險的肛交行為卻不曾分辨:只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同志在統計的分劃裡完全隱身、當然更難在這類數字裡看到指交或拳交等等行為,在邏輯上與愛滋病傳染的相關性有多麼低。

但統計的粗暴很難被視為一個議題,事實上運動團體不但高度倚賴統計數字作為反駁的依據,甚至在行為上也常再現「(男)同志=愛滋(權益)」的感受性相關。這個相關應該是源自於社會對於「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大家大致同意的,佔男同志性行為大宗的肛交在邏輯與實際影響上都形成愛滋傳染有效途徑的這個事實;然而這個緣由彷彿已經從大眾的記憶中隱沒,甚至連堅持愛滋病史等於隱私的人們都不常直接提起。於是當下的社會切片裡我們得以義正辭嚴地說自己沒有歧視,甚至可以指責「同志維權人士」心裡存在歧視才覺得在四處都會被歧視。因此健保卡註記愛滋的問題又被重提,在這次的事件中並且獲得許多支持。

成為近因的事件:器官捐贈者在新竹的醫院完成分割,器官分送多家醫院完成移植之後,各醫院才發現捐贈者是愛滋帶原者。

事件的反應充滿了濃濃的臺灣味:在既有制度的情況下,負責維護制度的機關與負責執行制度的機關互相指責對方的錯。幾個敢講大聲的發言者被捧成英雄,輿論更熱中於檢討台大醫院的「光環」與大家應該站在哪一邊才對,媒體則不停挑起捐贈者的同志身分與家屬歉意,彷彿少數老百姓的冥頑鄉愿才是神聖醫療帝國的最大外患。

只因為一具屍體不曾告知他人自己的愛滋病史,卻被當成醫療疏失的理由,這個事實應可讓我們對台灣醫界的權威性格有一個全新認識的機會。預設一具屍體必然為異性戀者是刻板印象的作用,要求病人必須揭露同性戀情史而非異性戀情史則屬於歧視的範圍。如果器官移植流程必須建立在這些刻板印象與歧視之上,則正是因為我們在醫療流程裡必須考慮社會歧視並與之配合,健保卡註記愛滋病史(或如某些人更進一步建議的在每次就診時都跳出特殊警告視窗)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選項。歧視的存在不可忽視,企圖把這個措施與歧視的日常政治脫勾更是不符邏輯。

但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把整個流程與社會的歧視現象脫勾,則註記愛滋病史(而不特意凸顯)和註記性傾向(而不限於同志)的措施並沒有什麼特別問題。在制度上,阻止同性戀者捐血的措施仍然合法,一種公平的個人病歷註記實在很難說是種錯誤。而關於這個事件的判斷尤其不能取決於感受性的標準,若將愛滋病賦予特殊的道德不可侵犯性,極有可能只是將「疾病的隱喻」轉換為「政治正確的隱喻」,製造新的社會現象給嗜血的社會觀察家們分析而已。

然而現實總是妥協的產物,而我們當下已有的器官捐贈醫療流程正是與「愛滋病史視為隱私不需主動揭露」的規範互補的結果。屍體的愛滋病史一經檢測確定,在器官捐贈的過程中依理會讓相關的移植機關知情,這次事件裡的問題並非是醫院無從得知捐贈者病史,而是在某個環節上的資訊傳遞失效所致。制度執行疏漏卻怪罪於屍體,或要求進一步揭露隱私資訊以建立防呆機制,無論從哪個觀點來看都只是醫療專業權威自我本位的心態導致。將愛滋視為隱私明顯地是由於既存的歧視,如果不與之妥協而只是堅持讓制度只為一種立場服務,是刻意忽視現實的宰制意圖。

處理歧視顯然不是這個社會的拿手項目,部分宗教組織基於遠古神話的譯本而拒絕同性戀者或性自由,甚至企圖推行影響所有人的相關政策,我們卻連對這樣的無知都不曾有太多明確反對的聲音。這個社會使用歧視的唯一政策就像是古代歐洲面對猶太人,平日維持假面的和平,隱忍直到下一次可以怪罪他們的事件為止。受歧視者因此絕不能被捲進任何負面事件,不像努力跟上主流的我們,則隨時可以犯下任何愚蠢的錯誤而總有別人等著負責。

更重要的現象或許是,在這個社會裡堅持歧視的聲音總是更大。只需要隨便一個合理性薄弱道德性強大的藉口,社會總是更願意接納擇「善」固執或只是大聲嚷嚷的個人而非隱埋在現象之下不斷受到日常政治壓迫的群體,甚至連遷怒或失焦的明顯事實也可以略去不計。於是自我感覺嚴肅的當代政治中便充斥這類過激的發言。堅決不讓的態度成為理想的唯一內涵,氣勢也取代邏輯成為我們辨別合理性的最大因素。

只是話說回來,同志=愛滋的刻板印象以及圍繞其上的各種歧視,與最近關於愛滋病的事件過程和現實面幾乎毫無相關,僅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卸責藉口。討論本身不停失焦,政治上也持續過激。這因此是一輪不曾在現實著根的討論。除非討論本身能夠沈澱成一個獨立的社會事實,否則我們便可悠然期待下一次完全一致或更為退步的事件很快地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