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30

[Gas Land] 【瓦斯樂土】嬉皮之子與班鳩琴



戴著防毒面具,彈起班鳩琴,背景是巨大的煉製場。這是一部紀錄片該有的畫面嗎?
在一連串令人絕望的受害者訪談畫面之間,插進一段冰雪從車窗上滑落的特寫,又是什麼記錄觀點?

我不知道這部片的導演是否在剪接大量帶著抽象或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畫面時是否想過什麼。但當我看到這樣的畫面時,總會想起荷索在《灰熊人》裡,親暱地旁觀主角之死的過程中,主角離開畫框,荷索卻留在此處,語氣平板地評論著當角色離開之後,草叢如何變得彷彿有生命一般,精神抖擻地充滿畫面。這個回想起來有點太過浪漫的畫面,總是提醒我所謂影像脈絡的元素,不只有能夠形成清楚邏輯句型的那些才有意義,甚至必須超越隱喻的力量,讓所有元素無一遺漏地、均衡地共鳴。理性能有多純粹,就必須有同等純粹的感性來達到這樣的均衡。

所以我始終質疑「什麼才是紀錄片」的亙古問題究竟是否有意義。就像記者總是發現只有打破「報導」的定義範疇才能幫自己的書寫找回更多,政客也總是毫不遲疑地打破遊戲規則以獲取超乎所有人想像的巨大利益。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與他曾任總裁的Halliburton集團,在海外總是以侵略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引人注目。而在這個例子中,則是靠著錢尼組織的能源小組打通關,最後在布希於2005年簽署的能源法案中製造出所謂的「Halliburton巧門」,將石油與天然氣產業一概摒除於自七零年代以來所有的空氣、水資源等環境保護法規檢定規則之外。只要廠商宣稱自己使用的物質無害,環保機關便不具稽查權力。

與台灣有些不同的是,在美國,法律對人民來說有一定的保障能力,於是以錢尼的位置之高,也必須責成環境法案的修改,而不是讓實際有權力的環境評估機制人為風化。然而,企業一旦完成法律防護機制,所造成的危害也更加肆無忌憚。

Halliburton並非主要的鑽探精鍊業者。但他們提供全美天然氣公司的技術:水力壓裂(hydraulic fracturing),將大量混入化學物質的鑽探與填充水藉以汲取美國擁有的巨量天然氣資源,卻在全美各地造成廣泛的水源與空氣污染。人們開始病倒,天空出現霾害,井水裡不僅冒出大量天然氣,水龍頭湧出的水變質變色,還驗出具有大量超標的高度毒性物質。某些鑽探公司因此提供住戶運水服務,一個以此政策自我標榜的企業代表卻無法回應在私人土地以外的環境問題如何解決。



所有這些背景因素、數字、事件,或有如荒謬劇作家發明的眾多拗口化學物質,以及一段又一段正為了這個先進採探技術而受苦的人物訪談,與導演近似在耳邊的低語獨白彼此穿插。相對於一般紀錄片習用的,將彼此差距極大的畫面剪接連結的高張力對比手法,這位自稱是拒絕了鑽探企業用十餘萬美元購買鑽探權的嬉皮之子努力用自己的聲音幫片中看來頗為破碎的不同畫面找到一貫的力量;另外也緩和了本應能夠達到的張力,讓這部包含著極端的痛苦與陰謀的電影意外散發出一種疏懶的氣息。對我而言,這反而提起了某種不尋常的影像能量,例如當導演與受訪者夫婦站在家屋門前路中央,一一指數畫面外觀眾無法得見的作業井時,反而凸顯出我們受迫近包圍的氣息,比起震懾性的特寫剪輯顯然更有效用。這個畫面裡沒有快速剪切的斷裂,而以此地為中心、作業機具遍佈四面八方的地景圖像則輕易地成形。脈絡化的影像語言聲稱俯拾皆是;彈奏班鳩琴的導演,頭上的防毒面具說明看似無害的白煙其實正向空中貫注大量的汙染物質、腳下的土地竟是美國國有的自然保護地、在錢尼任內的要求之下成為成百上千個鑽探精鍊廠區的所在、使用具有高度毒性政府卻無權稽查的生產技術,美國近半的土地便因此成為油氣產業與Halliburton集團恣意開發的樂園...



精確的數據加上成熟的編排,於是成就了這部高度風格化的紀錄電影。挑一個大眾影視產品作為對照:CSI影集第十一季第八集的故事完全圍繞著同樣的事件:致病的天然氣鑽探手段、大規模的汙染公害,居民被迫與企業簽署封口合約不得向外宣揚,以及政府機關在此處的失能。然而影集除了展現精美的病害器官模型之外,跟本片比較卻既無詮釋的深度也缺乏影像的力量。

而對我們這個遙遠的島國而言,儘管沒有徹底相類的事件發生,然而政府環保機關的刻意阻撓、大眾對於天然氣作為替代能源的模糊期待、石化與其他產業毒害環境的事實、片中不會轉彎只好等待滅絕的羚羊與草原生態,應該都不是新鮮事。而如同近來美國紀錄片風潮後產生的現象,一整套政治倡議與公民賦權計畫圍繞著這部電影展開。如同台灣幾年前曾引發高度關注的「水蜜桃阿嬤」現象,但幾年之後我們卻似乎還是只能冀望下一次有哪個良心好的媒體集團再試試看。台灣的汙染正在進行,拜高科技代工所賜,未知的開發與生產技術也正在不斷翻新。然而就像法規無能約束我們的政府,公民之間至今也難得找出一條能夠預想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絕不能踰越的界線。於是許多聲言畢竟因為遍尋不著商業利益計算以外的奧援而逐漸淡出。

我們不只有一個不值得相信的政府,還有一群彼此絕不相信對方的公民。

2010/11/22

【短札】表演是我們唯一的救贖

亞運誤判楊淑君失格事件發展到現在,似乎還有很大的失控空間。

排韓熱潮迅速地在台灣遍地開花,是因為提出異議的審官屬韓裔菲律賓藉,審查裝備的委員屬韓藉,引起爭議的電子襪是由韓國廠商製作,或是因為亞洲跆拳道聯盟秘書長屬韓藉,抑或是韓國一向就被台灣人視為競爭對手,又或是長久以來韓國對台灣在各項國際賽事都不友善,已經失去一切考據的意義。許多愛護尊嚴的台灣人們,砸毀韓貨有之,宣告不接待韓國人的有之,直接言語攻擊韓裔人士者有之,甚至連蛋洗韓國學校的亦有之。而質疑這波排韓風潮的最大力量,則是認為亞運主辦國中國必須負起全責,認定技術委員趙磊包庇學生企圖保送金牌,最後的結論則是指責國民黨與媒體聯手創造排韓假象,不敢質疑中國。

依照目前網路流傳的各種照片影音,這裡面除了顯然誤判一事非常接近事實之外,有其他任何部分是根據確切的證據才做出來的判斷嗎?

如果沒有的話,誰才是真正的大陰謀家?

然而我們甚至等不到上面說過的事實到齊就已經開始怪罪,而怪罪只有對象卻沒有可用的定論,只好不停地擴散怪罪的能量,遷怒到毫無關係的人們身上。印象指數掌控一切。不只是對於仇恨的對象不斷提取一切有效或無效的元素企圖把印象製造成事實,從個人到政府到各大政黨爭相指責對方表態不夠或過度消費,同時抖擻精神演出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如果只是我群我族小圈圈裡自相炫耀的求偶行為便罷;然而仇恨最大的問題,卻是它少不了製造出過去被害的自己以及從今開始必須被害的他人。

依照刻板印象對種族或國籍的全面仇視行為,是最壞的一種歧視。關於這點,顯然比任何沒有證據的指控都更無疑義,然而許多台灣人卻樂此不疲,昨天痛心自己受歧視的,今天轉過頭來面目更為猙獰。連排外仇恨都要像賣蛋塔一樣一窩蜂爭擠上前,唯一的爭議只落在我們必須仇視誰的問題,這種社會豈非正在向世界積極高喊:其實自己根本沒資格爭取公平不偏袒的競爭環境,不是嗎?

儘管外表看來悲憤,我們其實是快樂地表演。心地善良的評論者可能會說這是因為台灣人自覺無力所以爭端才會更加激烈,我們卻不能忘記,從上個世紀開始,自居弱者幫仇恨合理化的論述早已是全球連續體,只要給予仇恨一點點機會,最終便必然與弱小者的解放無緣,而仍是爭搶一切資源排除一切對手的勢力比賽。結果也只能是弱者一面繼續參與同樣的遊戲,一面繼續表演如何揮灑自己僅存的資源與尊嚴。深陷其中的仇恨者,也只剩下向世界表演仇恨才有滿足的機會。

就這麼點斤兩的公民素養,拿出去現寶說起來倒也誠實。只是我們老是忘記自己曾經如何指責過別人捕風捉影,如何四處引用司法內規告訴世界要公平從事,如何高喊台灣是抵抗對岸極權的人權最前線,如何彼此嘲笑從未擺脫歷史的陰影。今日之我的誠實同時表示昨日之我已經被徹底遺忘。說是淺碟社會也行,只是社會畢竟不像碗碟一般,吃過東西就得洗,洗過很快就風乾。


延伸閱讀: 墮落如何找到底線

2010/11/18

【短札】文化創意產業之最有創意的文化人

張大春起先寫了一篇文章,裡頭提到「我是一個寫作的人,我根本不承認有文創這回事,就好像我是一個正常的細胞,我不承認惡性腫瘤是我的一部份一樣」,「文創產業的來歷是一群寄生蟲般的人物,在既沒有創作能力、也沒有研究能力的前提之下,逞其虛矯夸飾的浮詞,闖入原本的出版、表演、戲劇、影視、廣告、藝術展覽和交易等等傳統領域。進入了這些行業之後,他們與上述各領域的專業技術、教養和知識亦無關,他們的興趣和職責就是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幫閒份子」。

從這兩大段話看起,再看看文章上下,其實找不到有什麼能阻止我們說張大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他自己在後續文章裡則提到另外兩個分類的標準:「我所指出的,是那批在講堂上吹得天花亂墜,說得疊床架屋,用雲山霧罩的流行咒語,摭拾經營管理行政財經公關市場諸般既有學門之餖飣餘粒,模糊自己幫閒無賴的身份,還要試圖以建立學程、學門、學科,作為學術封聖(canonization)的技倆,這不但是庸眾無知的悲哀,也是學院墮落的癥狀」,以及「若承認這是一門大學裡的學程,就不可能把原本不同領域之真正知識內容既整合了、又降低了門檻,如果宣稱能夠既整合、又降低,則非詐騙也何?試問:以學院的招牌為名,以學術的場址為餌,拼裝湊附它自己承認都是「舊的東西」的各學科雞零狗碎概念的「雜拌兒」,這不是大學招生的把戲是甚麼?不是墮落又是甚麼?」。這樣更好,我們便可以開始進行比較有意義的討論。

張大春的犀利,總是建立在對他回應者的無知之上。就如同他在第三篇文章裡引用撻伐的「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顯示該回應人只懂得舞文弄墨思考毫無厚度,還企圖用張大春的出版與廣播跨界經驗堵其聲卻不正面回應的怪異手法。然而這個影射卻可能是該回應裡最值得注意的部份,證明大家同為跨界是假,抓出張大春論述的問題是真。

提到文化創意產業,對社會科學有一定理解的人多半會想到「文化工業」這個概念,由這個概念出發,對於結構中創作與商業體系合流的批評,以及商品交易系統如何影響創作的精神,比起張大春路見不平揮刀亂砍的論調顯然是有意義得多。問題來了。張大春與我們存在的這個時代裡,那些他認為其中「創作者各有不同的維生系統,有的需要資本,有的需要舞台,有的需要政府補貼,有的需要企業贊助,有的需要經紀制度,有的需要營銷管道,有的甚麼都需要,有的不完全需要」,卻完全沒有提到這些孜孜矻矻認真工作的專業體系,和那些寄生噬血的幫閒們,除了各自的德性之外究竟有什麼不同。

提到傳統商業體系,受人尊敬,道德良心事業,除了慈濟之外,我們當然很容易就想到出版,這個張大春作為作者鎮日與之的行業。

出版還是門生意嗎?我想還是的;出版社裡面有許多創作者嗎?除了低薪過勞的美編工人跟閒來便對時事政策發表議論的老闆們之外好像就沒了;出版社裡有多少「媒合政商資源,看起來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兼領經紀人和營銷者身份」的成員?嗯,除了美編跟老闆之外全部都是?張先生,只要是門生意,出現一大票你所謂的幫閒份子這回事很難理解嗎?

對我來說情況是這樣的:所謂文化創意產業云云,是基於傳統文化工業的商業結構把觸角伸入更多元領域的正常資本主義行徑。傳統文化工業發展之完整,只要看看現在出版業如何壟斷出版品市場與創作者分級系統,除了受認可創作者與學者們獨立評判的文學獎之外幾乎毫無其他機會,而創作者甚且與出版業聯手打壓新冒出頭的網路發表領域,便可略知一二。這還只是文學,要是說到學術出版或百科全書之類出版,更是只能看這些幫閒階級的臉色與良心決定。至於近代逐漸成熟的藝術代理系統更不用提,實在令人懷疑那些傳統的文化工業體究竟有什麼值得張大春寫的如此天差地別。

「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還有一點也說對了,就是這不過是個業界專人指導的職業學程。這種學程(包括出版在內)在法國的私立高等學院甚至與機構合作的公立大學裡怎麼出現都不奇怪,除了學術機構之外本來就沒有其他地方能提供這種服務,基本上很可能還會發送結業文憑供學生拿出去欺騙其他幫閒階級。很難想像在連當代文學寫作(而且授課的很可能是創作者而不是研究者)都能自由而正當地出現在大學課程裡的今天,張大春究竟想像的是哪個時代的學院。而他批評某些人「早就是在第一步上毫不猶豫、毫無懷疑地走進了『文化創意產業』這六個字的天羅地網之中,各盡所能,也各取所需」,這句話本身就引誘我們從他與出版業的關係來作文章。若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我恐怕還得感謝這個產業概念的興盛,替我帶來許多幫閒階級介紹的美編工作。當然吃人頭路也不一定要嘴軟不敢批評,只是以我尚淺的資歷都知道商業結構不分傳統或全新,遑論素有盛名的張先生,我幾乎要認為這根本就是一場陰謀。

然而說到底,我還是很佩服張先生的德智兼備。再怎麼說,為了一群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就拿一整個類別來做文章,不停更新說法創作論述幫讀者做售後服務,對最初的錯誤毫無修改之意,忽略一切對結構的批評只管痛罵對手,顯然正是台灣當代對於正義二字最具創意的闡發。

2010/11/02

對立完成式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兩極對立政治盛行的世界裡,政客最大的利益就在於不斷暗示對立的存在,人民最大的盲目則在於不斷要求自己認知到對立的存在,並因為這個存在而繼續加深對立。我們知道像小孩那樣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戲碼是幼稚的行為,但是我們卻不可能真正認知到這個行為究竟為什麼幼稚;或許只是因為年齡歧視的存在,讓我們這些明明做著同樣行為的人,卻可以義正辭嚴地指責小朋友幼稚無知。

我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要求他們改正,因為我們根本無能碰觸這個行為的意識核心。


對立是政治資本的生產重鎮。不只因為對立可以強固原先可能多少會飄移的政治無產階級,而加強餵養資本家的積累;更糟糕的是,這種生產方式會更進一步讓群眾因為認知到對立的存在,而與所有使用不便的價值異化。價值仍然可能成為許多政治論述的重要宣稱,就像生產時不得不與工具及產品產生關係;但這樣的異化卻直接導致群眾與工具及產品之間的關係失去持續的緊密關係,而僅僅成為拾取一點點政治資本自我滿足的手段,當然我們知道在這個故事裡,站在所有政治戰略制高點的資本家,終究成為斂取並享用巨大剩餘價值者的結局。

而我們仍然對於政治企業家精神心生嚮往,予以崇敬,妄想全世界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斂取他人生產的資本。大家都忘記了,在這個故事的事實面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當個與產品異化的生產者;只允許斂取他人產品方成財富的結構,從定義上就拒絕讓多數人獲取滿足。

而當一個社會在意識層次上實現全面或跡近全面的對立時,群眾必然已經因為缺乏比較對象而失去思考「這個機制是否可以不存在」的能力,而思考的只是「如何幫自己/對方的陣營增加/減少資本」,機制本身在此刻已經成為潛在的共識,甚至連「消解對立」的呼聲都不得不進入同一個戲局,第一步永遠必須先認知到對立戲局的現狀,才有可能提出實際有效的消解方案。

現狀並不是指那些皮相的論述與宣稱。改變戲局必須深入戲局,否則便只會是同構異形的永劫回歸。指責對方先動手的行為之所以有問題,是由於這個宣稱預設了將對方動手作為己方動手的絕對合理性來源。若是跟著這種宣稱思考,譬如不停考據誰先誰後,徹底忽略兩個小孩彼此扭打的現實,我們就永遠到不了「傷害他人究竟對不對」的思考階段。整個情勢也就因為指責誰先動手的宣稱而破壞了建立「傷害人是不可欲的」這類基本價值的可能性。

另一個問題是自我合理化。這可能透過上述例子中的暗示效果而阻礙價值的建立,或反向宣稱:由於我們處於對立的情況,因此某某價值必須從政治議程上退位。有時的宣稱則是說明當下有更重要而必須放在首位的價值。這時歷史變成重要的洞悉工具:倘若這個當下更重要的價值是合理的新發現,則或可稱為進步;但若從歷史來看,以往曾經稱為無可比擬的價值如今迅速退位,或在同一人群的宣稱歷史中永遠只是幾個不同的價值在彼此輪換位置卻無法提出與此對應的合理情勢轉變,都有可能指向一種全然基於資本積累的競爭性而存在的論述,與其宣稱的價值幾乎無關。這曾經被稱為鞏固領導中心、堅定反共信念、培養民族意識(在不同政治團體之間輪流被賦予最高的正當性或最惡的壓迫來源),學術些的說法例如詮釋權的爭奪、典範轉移之際的混亂、歷史決定論中的過度階段…等等。

自我合理化是人類行為裡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卻不能提升為最高價值用以作為其他現象合理性的基礎:一旦如此,則我們將徹底失去體認結構性因素的能力。

由於具備提出全新意識型態要素的特性,社會運動時常走在這個合理性判準的邊緣。倘若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認識不包含進步與否的判斷,便可理解自我合理化行動的遍在。這種行動在面對社會或他人時,即會產生對立的預設。無論是說服、闡揚、提醒、要求、宣告,都預設著一個與自己論述無法互相包容、彼此忽略或徹底矛盾的論述。我們都熟悉這種手段,比較粗糙的會被稱為紮稻草人,比較細緻的則被稱為洞察。然而對於細緻度的判斷,則根源於與這個預設存在同一個層次的成見。

凡有決斷,便是戲局開始之處。一個在既定戲局裡已經掌握重要資源的勢力,例如主流意見、傳統道德、國家教育內容或規章條文等等,都有可能在某個戲局形成的當下就已經註定能操作最大量的資本。這便是為什麼許多社會運動必須在不同場合現身挑戰既定論述,而既定論述儘管被有效駁斥仍能發揮巨大的效應。許多時候社會運動必然面對這個看似全然無理的現象,然而這個現象卻標示著運動的邊緣性、運動之所以出現的必要、運動所欲改變的狀態;換句話說,即是運動根本,運動存在所倚賴的現實。

如果沒有認識到這些現實,任何被忽略的元素都會成為運動的缺陷。我們自然不需要妄想一種面面俱到的運動存有,但至少可以成為我們反省的基礎所在。常有人嘲諷某個運動只是成員彼此相互取暖,而我們必須看到,這本是認同行為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自我認同的強度一旦膨脹得不成比例,便顯然要產生忽略運動現實的缺憾。經年累月的蘇花高爭議即是一例。

許多環保運動,事實上可能如同絕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在大眾傳播結構造就的訊息劣化、政治必須附著於政黨或特定意識型態,以及大眾知識能力的限制等等現象之下,特別在台灣,仍然常以缺乏有效論據的道德型態存在。而運動不斷嘗試以順應上述現象來擴張影響力的行為,則常常更進一步強化這些現象的效果。運動成員時常滿足於內部論述在內部交換時,相對於對立論述更為有效的認知,卻難以意識到這至少受到對於他方的有限認識、內部成員的知識能力、成員之間的道德性共識,與對外口號和內部論證的落差等等因素所限制。當對立面提出類似的化約性口號尋求支持時,運動成員卻常彷彿難以理解對方可能具有同樣的內外落差結構,直接回應以口號對口號的象徵戰爭。這樣的戲局一旦成立,碰到需要選擇其一的時刻,判斷的根據自然會源於其他所在,而此時對立雙方相應的結構內涵,包括內部邏輯或外顯口號等等,很容易就被放置到判斷的後位。既然爭議的落差本身被排開,判斷的依據自然會傾向上文提過的所有意識先見。傳統道德、既定規章甚至勢力大小等等成為判斷的根據,這恐怕不是任何意欲改變現狀卻仍身處相對弱勢的社會運動所樂見的。

在蘇花高提案並通過初步環評之後,環保團體的積極介入,形成現在成為選項的蘇花公路改善方案。而蘇花改儘管經過政府向各界諮詢,仍然遲遲無法通過環評形成政策,這整個過程的癥結一直在於不同改善方案中總是有著高度風險,而技術上可探知應探知卻至今未知的因素存在。演變至今,環保團體的說明論述中幾乎已只剩下工程技術性的質疑,而相應的機關組織卻也至今未能解決這些質疑。我相信這與一般對環保運動的認知已有差距,然而一方面環保團體從未放棄以道德式呼求進行召喚的策略,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接受對立方進行同樣層次的召喚。

於是當民選首長開始運作政治資本,利用口號煽動區域群眾獲取正當性時,以環保團體為主反省蘇花高的運動架構顯然是被擊中要害。既有的呼求形式與歷史積累的社會認知不允許快速傳遞出針對工程技術質疑的細節,而技術官僚與民間技師團體也因為長期建立的對立形勢與缺乏政治智慧的現實而選擇支持;如同上文所說,此時的選擇必然根據各自的先見,例如政府政令系統的層級,或技術理性的養成。

在這樣的意義上,綠黨五名市議員候選人選擇在花蓮縣長動員群眾要求即刻通過環評的時刻出面抗議,結果便必然是加強這個對立戲局的有效性。一個巴掌拍不響的口號人人會念,但若不曾意識到戲局的存在,當然無法理解自身在對立結構中的位置。而環評初審後第一時間的質疑,仍然將宣傳重心放在「史上最快環評」之類的奇怪論據,正提醒我們運動深陷的困境,而這個困境恐怕很難全部怪罪於對立方的勢力或手段。

有效的質疑多數都困於結構,限於內部,一時之間也無法改換群眾對發聲主體的認知;就算只看媒體效應,都很難說運動在目前的手段能產生什麼效果。既然這不是一場得以徹底抹滅對方存在的武力革命,運動也不具備迅速抹消各權力機關的勢力,面對他方強化對立意識的時刻,當然必須步步為營。所謂不會激化對立的宣稱只是空虛的呼喊,是運動的社會位置以及主流先見決定了這個宣稱的內涵為何,除去對這類現實的認知,宣稱本身自然便會帶著運動本已所剩無幾的合理性一起徹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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