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12

【短札】只有受雇者的人權價值產業

王清峰因為堅持不簽署死刑令,導致強大的民意反彈,從法務部長的位置下台之後,我們等待廢死聯盟的聲明,廢死聯盟也即時生產出了一篇聲明。而這些行動對於廢除死刑與否的定見和吵嚷並未有任何影響。

依照廢死聯盟的聲明,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重點:1. 人權必須與ECFA一樣讓台灣與世界接軌;2. 必須進行公開的討論與提出配套措施以影響民意,不可以當下的民意為依歸(此處「一個時期」應不包括主流民意反對死刑的時期);3. 針對既已被判決死刑仍待定讞的被告修改訴訟程序,要求強制專業辯護、言詞辯論以及一致決;4. 希望未來法務部長能依據台灣法律以及兩部國際公約行使死刑令簽署權。

除了明確質疑當下的台灣主流民意以及要求修法在程序上保護死刑判決被告之外,這個立場與總統府的立場有何不同?

這個現象提示我們廢除死刑聯盟的無力感有多麼巨大。以此聲明為例,在得以乘著議題熱度大量曝光的機會之下,廢死聯盟所能提出的參照對象,其一為國際公約,其二竟為爭議更盛的ECFA簽署行動。公共議題需要公開討論事所應為,而在修法部份並未提供理據。

我們等待廢死聯盟,廢死聯盟期待國際公約,國際公約是由以人權價值作為政權號召的政客群體簽訂,政客參照社會運動所凝聚並產生影響的共識…我們找不到這裡誰可以被稱為論述核心,而多少會有點驚訝地發現,廢死聯盟本身就是社會運動的行動者之一。這不由得讓人懷疑,在沒有規定廢除死刑的國際公約時,那些社會運動者究竟有什麼通天的本領來造成這一切。只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也不過就是形成有效的論述、打動群眾,並依此擴大自身在社會各層面上的影響力而已。

身為一個反對死刑存在的人,我並不清楚廢死聯盟如何企圖對這些方面產生影響效果。若我們只把討論範圍限於論述,仍然會發現有太多論述交錯點上毫無廢死聯盟的著力。例如在質疑廢除死刑運動時,常聽到的「廢除死刑是不重視受害者人權」等聲稱,這並不一定關於深層的人權價值核心,其實僅是社會對於人權這個符號的認識過於空泛缺乏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已。而在台灣社會,人權團體從頭開始就掌握著人權符號的詮釋權,只是一路走來任由政客與媒體癱瘓這個符號的所指而不反應。如今面對這樣的反應,正是得其所哉。與此類似的還有諸如「司法只保護加害者不保護受害者」,或隱晦地要求司法對死刑犯採用殘酷的行刑手段等等。

我們不能將此全部稱為被害者或反對廢死者的感情作祟,因為他們之所以懂得利用情感論述作為武器,乃至於精明地採用人權以及普世價值的口號,不能撇開人權團體之功。這還僅是對於論述核心的分析,至於人權團體所一直容忍以至於偷渡使用的情感訴求,所吸引的支持力量,顯然也不能徹底與情感論述區分。明白地說,因為「下不了手」或「我們不能扮演造物主」之類的語言而反對死刑,與「殺人者便該死」、「罪犯放回社會就重大危害」等等說法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時常僅在於前者多半帶著一點較為「文明」的氣息,可惜台灣社會的公共場域並不是會隨意被氣質矇騙的環境。

而無論是跟隨氣質或跟隨既定價值,我們見不到太多針對台灣司法結構以及台灣社會情況所形構的論述。除非硬要說是儒家文化的影響讓我們不懂得公共討論或生命價值,但我也不清楚有哪種文化本身只給其子民公開討論或廢除死刑的選項而不能有他。重要的是,當這個因其渺小而必須產生更多動力和內省的論述產業卻只懂得重複他人的話語進行一場但求無過的運動時,依照完全相同的行為模式與創意含量,註定要被更巨大的主流聲浪所淹沒,而那已經不太像是一種暴力,反而比較接近純粹以力相抗的戲局,一開始就註定了贏家。

2010/03/01

【短札】慈善的邊緣



如果我們對於慈濟在高雄杉林興建大愛村的執行方式感到不悅,並因而認為這個行動代表慈濟集團具備某些負面的因素,乃至於開始質疑慈濟的慈善正當性;我們首先必須反省,曾經如何對自己的價值或信仰進行辯護。

為甚麼需要反省?打開慈濟的網頁,一整個「關懷莫拉克.八八水災」的專題裡,我們見到許多具有建設性的詞彙,告訴我們,慈濟如何在災前加入預防,災後進行援助與重建;「慈濟志業體」如何對受災者,特別是大愛園區中的原住民傳佈愛的訊息;志工們如何犧牲小我,辛苦地為上人所引導的志業付出;還有接受援助的災民們,如何以言語和行動表達感恩…

我們無法認定這些是出於自利心態的強辯,或作為政治陰謀的表象。但這一切宣傳手法必須召喚出如何維護自身認同的記憶。如果不是從這個層次開始反省,對於慈濟集團的質疑,無論如何無法脫出陣地對抗的格局。倘若如此,對抗的結局不言自明,既有權力贏過邊緣審視。慈濟的慈善作為當會如其所願地,在社會的所有層面上都取得無可置疑的高位。

無論在多麼現代的文明裡,只要信仰和價值存在的一天,道德就永遠不需要徹底清晰的論述來介入社會。實際與慈濟團隊接觸的人們或許會對團隊成員的閃爍矛盾感到疑惑,但這種疑惑忽略了一個常見的現象:投入道德志業,尤其是多少有所犧牲的行動,恐怕很難建基於全面的理性考量,而絕大多數都有重要價值的影響;因此相對而言,明顯的道德志業行為裡,存在著某個失語核心,邏輯無法自我完善的狀態,比起其他行為要更容易為人所見。

慈濟團隊的失語核心,建立在以其專有的立場,對災民進行全方面介入的行為之上。對於慈善團體,台灣公民社會似乎一向有著樂見物質捐助而無感於社會效果的立場。這不僅顯現於莫拉克風災後政府高度倚賴慈善團體的現象裡,公家機關在平日活動裡也習於招募各種志工、要求免費服務、召喚支持群眾等等,這些現象我們一直以來都習之而不疑;當這類服務由集體承接,各有志業的團體必然會根據內部形成的共識作為行動準則。宗教團體如此,環保團體或利益遊說團體也是如此。一個簡單的現象可以引為例子:當全球暖化的正反意見出現,同意或反對長期氣候暖化現象的團體成員首先形成的心態並非自我反省,而是積極尋找得以反駁的論述。這不一定完全出於個人意願,卻很有可能只是為了維護集團內部穩定的旨趣所導致。這個旨趣會降低個人以邏輯決定行為的動力,加強論述變動趨緩的慣性。對於特定的價值或信仰而言,也無疑需要這樣的慣性來增強內部團結的效果,維護集體力量於不墜。

既然這種現象普遍出現於各種團體內部,慈濟在杉林大愛園區的行為因而無法認定為特例。其之所以被凸顯,甚至很有可能只是因為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存在,對於包括我在內的某些人而言,具有更高的道德位置所致。我無法想像慈濟面對非原住民的援助行動會受到類似的批評,而我也不相信慈濟只面對原住民進行如此深入的影響;一切仍然歸於道德。由各大宗教團體所成立的偏遠服務與醫療體系,長期以來很少有與其價值導向完全分離的例子;當我們質疑慈濟可能因其佛教信仰,在許多地方忽視原住民的基督教信仰時,原住民何以信仰這個同為外來神祇的宗教,就顯得似乎有點不便提起;見到災後心理輔導團隊的進駐,我們很難想起通行台灣的心理學以及心理諮商技術還難以定位為本土發展的學科;而在其他地方談到原住民文化的保存時,卻又很難不以部落傳統價值的立場去處理部落後代對於他方物質文明的欽羨。簡而言之,我們很難不以自己的價值來型塑介入的方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等關注壓迫現象者尚未釐清的失語核心。

面對價值的批評,始終必須是一件困難的事。特別像是針對慈濟在杉林園區裡各種匪夷所思的侵犯性作為時,此處的同理難以兼顧他處的同理,挖掘出來看似扎眼的問題卻很有可能對其他立場而言只是邊緣殘餘。抽絲剝繭之後,所有的價值與信仰或許都具備同樣的質素;而無論對這些「邊緣」議題在意與否,引起一切忽視的價值不可言說性始終不可能撼動;於是我們或許選擇了在不同的團體之間以特定標準判別高下,但卻將自己的言論偽裝成絕對價值的代言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