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9

簡化的災難

也不是說我討厭美玉,只是有時候想說靠美玉才能寫的某些東西,寫出來的成品終究有點讓人鬱悶。

我一直以來都自稱是做論述研究的人。當然,像其他做研究的人,我也有特定的取向。那種取向比較像是Jacques Rancière(不知道他現在還想不想做這個)等人,除了辨識在政治上各種發言與論述的手法與效果之外,還企圖找出某些眾人同意的命題裡,A到B之間連起來的那條線究竟是怎麼畫的,以及在論述演進的過程裡,它是怎麼變化的。或許可以稱為一種微觀的理論研究吧。

要追當然就追大的。譬如下層建築究竟是怎麼決定上層建築?獨立國格為什麼會帶來公義社會?極權為什麼會跟民主對立?傳統價值是怎麼影響我們的認識方式?

我在苦勞網上的文章,〈我們如何停止抱怨並愛上「平庸之惡」? 簡論語言操作的政治與政治操作的語言〉 就是這類分析的結果之一。雖然我好像有努力寫得比較清楚,但還是招致一貫的「看不懂」批評。

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在一篇比較完整的回應,〈我們如何停止愛上並抱怨「迷走之文」?簡論拐彎抹角的文章與文章抹角的拐彎—以《愛上平庸之惡》為例〉 裡,回應者在文字裡犯了遍地過度決斷的錯誤,卻一直要求我把自己文章的各個小節都給出他可以理解的詮釋。我發現自己存在一個奇怪的處境裡。彷彿我才是那個過度決斷的人,但事實上問題多半出在回應者不願意接受自己只要求別人要有從頭到尾貫徹始終的清晰論點。我在開頭就提到所謂清晰常常只是意識型態相合的問題,卻很快就船過水無痕了。

對比我分析的對象,這類問題確實層出不窮,甚至可以說是台灣學術研究論述的常態。而這位回應者提問的方式,倒是提醒我在這些問題的背後究竟是怎樣的語言核心。

簡單來說,就像美玉寫的簡寫一樣,這種語言核心無法接受那種,表現進一步探索的文字,強硬要求每個字都必須符合自己所有的某種認知框架。這一般稱為清晰或簡單的敘述方式,特別是能夠得到多數人理解的那些,都有著強烈的框限企圖與操作痕跡,並且展現出不需在意任何細節的氣魄。因此馬英九可以到現在還能宣稱自己正在改革,國民黨可以說清廉是最重要的價值,李登輝可以翩翩穿梭在每個他表達過強烈反對的陣營之間。操作者,特別是政治論述的操作者,得到的還是非常明確的利益;那些信徒與嘍囉們,則是時代洗刷過去也將了無痕跡的悲哀形影。艾克曼就是一個這樣的形影。而當我們還把眼光鎖在納粹有多邪惡,鄂蘭有多荒謬的問題上時,這個形影,儘管上了一場歷史性的法庭大戲,還是對我們的認知沒有任何影響。

對於自己的信仰積極任事,雖然在當代並不是一個問題,反而可能是可欲的對象;而信仰讓人忽視外邊思維與主體的問題,卻在每個時代過去之後才終於成為夢靨。我可以理解在當代的知識型底下,要意識到知識型構的縫隙與缺憾本來就極端不易。有知覺或許可能,但要同意實在太難。而在這個萬古一致的問題之上,我們還不斷去發明最新的論述操作手段,基本上是個很可怕的局面。

總之,在這篇文章裡,我試圖把這些過程都盡可能寫出來。如果真要說個結論,我想大概就是最後一句寫到的,這樣下去,我們終將進入一個讓自己也手足無措的新時代。

讓美玉來簡寫,除了把原本會讓論述更「清晰」但卻終究是個錯誤的詞彙一古腦推出來之外,我事實上也想讓自己脫離一種焦慮。解決這種焦慮的手段不多:若不是等到自己老死讓一切都無關連,恐怕就只能堅持著繼續抓出更多縫隙,夢想著有一天這一切都會突然變得簡單清晰吧。

我們如何化抱怨為力量?簡論瓦礫的非簡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