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見得／的【海角七號】

對【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有一定了解，以及能夠深入觀影的觀眾或許能看到，這部片的拍攝過程受限於台灣電影工業環境的條件導致無法盡善盡美。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導演在這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確實跟隨著某些想像中能刺激票房的因素來進行，至少在片裡穿插對比的幾段愛情故事，就有著被當下流行文化影劇作品牽動的影子。這些故事的交互作用關係，幾種不同創作動機與歷程的影響相當明顯。若要無視這些，一逕引導自己某種簡化的批評，例如沿用傳統的作者論觀點來詮釋，或要理解為時代精神的戲劇化表現，或要視為某種文化政治運動的有意識推動者，都必須非常小心，否則便只是從作為創作的觀察評論，轉化成為純粹表達各自主張的寓言。

這些評論的風險，我以為是很明確的。當然，這不代表我覺得這些評論全都無效。

歷史與當下，神話與除魅：想像、理論、真實

透過諸多愛情故事交織，導演把當代的台灣鄉土與存在記憶裡時空皆有距離的日本一併提出。在片中，透過記憶、語言、信件和幾個人物形象所構建出來的日本，要說是近是遠、是愛是恨都有道理。在電影裡既未強烈失衡，有趣的反而是觀看諸多觀者評者所強調與忽略的一切，如何製造出各種過度詮釋的註腳。只是無論捧上天邊或貶入地底的評論，都少有談到幾個電影之內或與觀者之間確實存在的「失衡」：諸如舒國治提到的諸多「漏洞」與「容許」、畢恆達提到立足海角的多元家庭與戀情、甚至讓在平常參與BOT標案最力的地方角頭來執行保護主義等等，對於各種亟於假借電影表達自我的寓言似乎都太過沈重。於是我們看到最激烈昂揚的批評或讚許，常常只基於某個在電影裡便早有其他反證的證據。

或許，這些漏洞、容許與被忽略的失衡，正好讓電影能為觀眾創造出一個神話性的空間。片中日籍老師與學生的愛情故事便是關於電影自身的寓言：在六十年之後，包含著許多努力與故事而輾轉傳來的信，能撫平其實有著太多不公平關係的愛情波折；而藉由在無意識中跨越電影中諸多缺失的容許精神，觀影經驗也能夠因此圓滑而包容，適當地由正面經驗所主導。相對於好萊塢票房片利用長期重語反覆的轟炸策略迫使觀眾不得不忽視所有習慣性的缺陷，在台灣電影的市場條件下能夠有此成就，【海角七號】在這方面相當成功。

除了提供神話式經驗，電影同時也提供了除魅的效果。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效果其實架構在相似的失衡意含上。例如在片裡不甚流暢、動輒叱喝和牛頭不對馬嘴的對白，其實正抓住了台灣日常世界裡對話斷裂的韻律；用搖滾樂和西方翻譯樂曲【野玫瑰】來代表恆春「在地文化」的不協調感，雖然在影片進行時隱晦地嘲弄了茂伯的民謠和更在地的電子花車秀與鄉曲管弦，但透過這些元素，卻能夠更有效地在電影背景設定中，扣連住所涉及的不同角色與文化脈絡，展現出更貼近時代想像的感受。

當然我們也必須強調，這種感受性所貼近的，是關於時代的想像，而很難說是一種真實。我雖然並不認為這部電影是某種真實的觀景窗，但也不堅持它必然是種欺瞞。所謂的真實，或更精確地說，「事實」一物，必然揉合了個人經驗與個人對經驗的譯解，才能作為事實而具備繼續被經驗的價值。【海角七號】所達成的，是貼近我們對現實的想像，展現出某種可以在其他所在（譬如影評）裡繼續演出的「事實」。此之所以我們能安心認為自己正透過一步賣座的電影來認識正在當下存在的恆春風土人情，或者將某些論述建立在電影再現的內容上。這都是將電影內容元素視為具有事實特性的理解方案。

於是結合神話性質與除魅效果，我們便有了如今多數評論感想立於其上的「真實」。


殖民不是一定要

在我看來，圍繞在【海角七號】旁關於台日殖民關係的討論，多數只是把殖民後殖民當成藉口。取消對認知與詮釋內涵深刻討論的必要性，反而只是一逕運作政治常用的「在地」「本土」等等模糊概念來形構論述的、是我們為了某種歷史立場而效忠的需求。

例如在這篇文章裡，認為將殖民母國化為陰柔是一種歷史形象的翻轉，便是特別借用了後殖民主義文本分析的論述片段以及台灣人在殖民形象上經常自我陰性化的前提，來構作而成的聲明。然而，我自己除了在主張台灣意識或本土精神，特別是針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聲明裡之外，很難想起最近有什麼論述是把台灣人自我陰性化的，而這種陰性化卻又時常夾帶著陽性奮起的宣稱；而許多關於戰後在台日籍人士的論述（甚至是國府政治宣傳），卻似乎從來不曾脫離戰爭勝負帶來的陰性化形象。如果我的記憶不與多數台灣人的記憶相去太遠，那就是說，在文章此處所做的宣稱裡，是透過一個架空歷史的指涉，來企圖召喚一種陽性奮起的本土文化運動。倘若與前文的「去精英化本土文化運動」結合，直接令我想起的就是在某次交涉時，代表手下大聲叱喝女人不該插嘴的場景，以及片中女性除了主角之外總是隱忍被動甚至無聲的形象。另外這篇文章多少能夠代表許多不同立場的論者，在分析角色象徵時把電影看成樣板戲，在這些小人物身上附加單面意義賦予過度任務。這些都容易使得導演細緻而曖昧的呈現手法大打折扣。說起來，【海角七號】在電影內容上，已經守住再現分界而不過於多加評價，其平衡的力道早已超越許多影評一意呈現的片面景觀。

至於許多更粗糙的評論（例如[1][2]），有時只是藉機出手指桑罵槐，與電影本身無大關係，也不必多談。

話說回頭，對電影進行文本分析並不是不可能。然而這種分析涉及的時常是看見在電影創作與劇情背後的影響因素，根據不同的分析方式，至少有幾種預設存在：1. 電影作者在自主情況下掌握劇情與所有細節的走向；2. 電影劇情或其他元素受到絕大多數觀眾的認同並能夠喚起部份與殖民脈絡相關的感情；3. 在電影創作並存在的時空背景下有一種或少數幾種可供描述的殖民意識；4. 電影本身具有可分辨為創作企圖以及潛意識影響的作者狀況；5. 作為分析對象的特點可以在某種文化或社會脈絡中找到著力點、以及能夠在相關創作的系譜裡找到對比元素，等等。而在【海角七號】這樣一種票房取向，在低度發展的電影環境裡，受到高度歡迎的孤例之中，這些條件都非常難以滿足，讓許多大言夸夸的評論必須對文本的細緻紋理視而不見，好藉以滿足常規性的批評論述型態。

另一方面，某些論者樂於稱這部片為某種「本土」精神展現，但卻在關於殖民立場的分析裡，宣稱單面向的包容某處或排斥某處，這本身也相當可疑。其一，聲稱「本土」或「在地」，必然同時傳達出某種「外在之物」的訊息。那或是中國、或是日本、或是台北、或是觀光產業，或是流行消費甚至全球化。這些都有可能成為殖民的能動主體。關於本土的宣稱，或拒斥，或擁抱，或曖昧對待外在主體，都只能存在於映對的關係裡。其二，在地聲稱的意義，是以地域的分界，來輔助證成某種特殊性，這又必須相對於一種普同性而存在。於是，這個宣稱必須述說一種「正在此地的外在之物」，以及完成「此地有不同於外在之物」的論述。缺乏對這個過程的同時觀照，或只否定這個過程的部份效果，本土的宣稱便容易轉向本質主義發展。而本質主義運動，正是單向度意識對多元社會的殖民運動。

於是出現了孫瑞穗這篇相當微妙的文章。這篇文章批評了台灣認同「被偏執力量誤導為政權爭奪的工具」，企圖完成一種開放的本土想像，但這個本土的名號，卻是掛在一個匯流「各種現代文明和殖民現代性」的文化敘事之上。這裡對比的他者，一是被誤導的狹窄本土觀、一是「世界上其他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共同體文化」。分開來看，後者的概念，除了原始民族之外，幾乎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而前者或許成立，但至多是作為需要觀想的過往而存在。這裡的問題是：掛名「本土」的必要性是什麼？更簡單地問，在【海角七號】裡呈現的文化想像，是否在沒有觀光海灘和恆春小調的台北或高雄也正存在？如果考慮到電影劇情對「在地」的城鄉分野導致樂團組成，這裡提到的「本土」的界線又為什麼會落在「台灣」？

其實本土的宣稱並不是一定要。或許我們可以因此相應地擺脫不停凝視殖民的強烈需求，至少也能更細緻地思索在不停游動的界線之間各種殖民架構的流變如何被實踐。


給存在我們之間的太平盛世

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說，【海角七號】都不是一部水準很高的電影。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其實是導演能夠更精準地抓住日常對話的韻律，儘管片中仍有一些典型國產片令人尷尬的，過於文學化或嫌陳腐的對白，但人物對話與互動反應的間隔卻很實在地呈現了台灣日常對話情境裡常存的溝通磨合與斷裂的型態。台灣人並不是一個能夠流暢對話的社群，這在政治敘事、公共議論，乃至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在一般的藝術呈現裡多半以象徵方式描繪，卻少有像【海角七號】一般緊緊扣住斷裂韻律的作品，此處並不是依靠表演技巧完成的長鏡頭來實現，而是靠蒙太奇的技術，也就是導演的靈活技巧補足多少仍顯青澀的演出。

導演魏德聖似乎不曾諱言，【海角七號】是為了他一直想創作的【賽德克．巴萊】而製作。但對我而言，【賽德克．巴萊】的神話性必然太強，我比較樂見【海角七號】更早完成。以後者尚未完成的預想偏見，導演在【賽德克．巴萊】裡很難更貼近對現實的想像，也很難以類似的細密安排回應如此複雜的社會脈絡。

不僅是回應了複雜的脈絡，事實上本片所安排諸多元素的和諧過程，也相當程度自動抵抗了許多形式化的批評。譬如我們很少再見到「安排在地人講台語粗話就是用沒文化形象歧視台語文化」之類的說法，而諸多邊緣意象（非常態感情與家庭、黑道掌權、溝通困難動輒暴力相向）的指涉，也不被認為是具有貶低意圖，甚至具有正面意含而為人接受。當然太平盛世不是沒有代價的。譬如，雖然我們欣見多元感情形象的存在，但畢恆達面對觀眾的提問仍然重要。這自然不是對電影本身的批評，而已經是批評圍繞著電影的社會現象了。

某種程度上，透過除魅的真實想像，以及神話化的寬容效果，【海角七號】創造了一個屬於它自己的共同體。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共同體的想像裡，孫瑞穗沒有說錯，陳宜中沒有說錯，甚至許介麟、江文瑜也並沒有說錯。事實上，相對於許多論者時常提到的「包容」，我更願意說這部電影有很大的感動力量來自於彼此「連結」。而所連結的人們彼此有可能極端不同。這部電影所設定的角色背景，多少帶有邊緣或破碎的性質，然而這個「外於」的效果，卻時常被「含括」的力量納入特定的詮釋脈絡來處理，用來證明某種內聚性的思考邏輯確實存在。這些評論極為可惜，也可說是錯失了機會。在這個時代，和解從來不是答案，只是不斷勾引著「下一步別人想怎樣？」的陰謀恐懼症，以及「我們該利用和解來做什麼」的陰謀強迫症持續交替發作。【海角七號】熱賣得意義，對我而言，或許是時代正呼喚著，在反對這個症候群的基礎上，建立起關於太平盛世的新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