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自始至終是獨裁者，白色恐怖是他的遺產，直到李登輝手中才告扭轉。這是不容泛藍政客狡辯的歷史事實。—孫慶餘
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臺灣沒有軍事管制啊！」—馬英九
對於蔣經國的紀念，這一事件本身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人民對於統治者的紀念或感恩，從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而不管在哪個國家，這種熱病的不同形式，也從來沒有即將消退的跡象。
相較於其他政客，蔣經國儘管成功塑造了所謂勤政愛民的形象，但卻沒有留下太多著名的言語。這或許是在一個家父長概念以及傳統道德根深蒂固的威權國家裡，領袖所能具備的最佳品質。身處在與民主體制下截然不同的政治宣傳邏輯裡，蔣經國相當巧妙地運用了慈愛、養育與管教的持家語彙，以行動允許支持者逕行生產詮釋論述，在各處生產比語言留下更深印象的身影，為自己在台灣成就了至今屹立的父親般象徵。台灣的統治者們一直無法擺脫蔣政權所創作的諸多宣傳符號，乃至於不斷宣稱自己與蔣政權的聯繫：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從勤政愛民到私人關係，甚至招搖擺弄蔣氏父子的反共論述，也為當下台灣沈迷於符號戰爭的淺薄政治場域，下了一個最為諷刺的註腳。
紀念蔣經國的熱病由國民黨發起。我們或許可以畫出一條簡化的系譜：黨外反對蔣經國→民進黨反對李登輝→李登輝在國民黨新的反對者，後稱泛綠之中找到支持力量→國民黨在泛綠對李登輝的轉向中尋得論述武器→國民黨以及泛國民黨政權利用此一武器重新宣傳蔣經國形象與連結。依循當下流行政治論述時常宣稱的報復合法論，其實這裡面每個勢力的作為都具有相當的正當性。當然這樣說來不免有點倒因為果，因為這種允許使用敵人的手段予以報復，哪怕違背自身理念也不足惜的宣稱手法，也可以說是這個系譜中顛倒錯亂的政治關係，和前後反覆的政治論述等等事實的結果之一。
幾十年過去了，在台灣紀念蔣經國居然還有一定的正當性，儘管荒謬，但這並不純粹是無知或遺忘的產品，也不必歸因於後任者的政績如何。事實上，倘若這個社會裡沒有給予一定的結構誘因，這許多錯亂並不會如此猖狂。
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前所一手造就的白色恐怖、滯留到他晚年才小幅更動的戒嚴與反共反動意識形態，與其任內推動的各種經濟建設、生活水準的實質提昇和均富等等諸多現象，不管從哪個歷史角度看，都是很難加以反對的事實。既然如此，就歷史的角度，這些事實理當並行不悖。今日政客寫史之所以困窘倒亂，不同陣營的政治宣傳者之所以能在也樂在彼此的空缺裡挖掘自己的戰壕，完全只是為了當代體制下宣傳口號之必要而服務。政治語言對於歷史想像之貧乏，永遠只能為了製造品牌識別度而在這場大戲裡重複劃分好人壞人的遊戲。報復邏輯在這裡也得到自我強化的動力：當反對者把白色恐怖歸結到蔣經國的符徵裡，強硬排除其他所有符指時，由於蔣在歷史上尚存其他作為，支持者遂能利用史實之名指摘對方的錯誤，用同樣的排除手法翻轉符徵的意含；彼此排擠的手法輪番上陣，幾巡之後，符徵的正反價值遂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導致符指墮落為彼此可輕易取代的填充物，本身的意義完全掏空。如今白色恐怖已經不再是足供反省的歷史事件，而首先必須是證明蔣氏政權以及國民黨統治之惡的符號。作為政治效果，我們便如此失去一切對特定歷史事實評價的能力，而不停困限在如何完成敵我識別的永恆迴圈裡。
這個效果已經逐漸在政治場域裡成為主流行事指標。影響所及，就算對威權體制的各種徵兆與脈絡有所警覺的人們也脫離不了這個符號侵奪的遊戲。而政治勢力將敵我辨識作為基本要求，也造就了在不同黨派執政時，只有其反對者才能見到威權統治效應重生，而支持者對於所屬政治勢力的威權跡象卻刻意甚至無意盲目的現象。
我們不得不懷念蔣經國，或許因為人民對於他的形象還有懷念，或許因為對於歷史我們還不夠誠實。但事實上，是我們自己缺乏反省的動機和信念，也是我們自己縱容政客沿襲兩蔣時代的統治手段，是我們癱瘓了自己面對歷史的有效姿態，而同時也擺脫不了對於政權或政客的愚忠。一個威權體制的統治者在台灣能保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正是得其所哉。
孫慶餘：白色恐怖是蔣經國的遺產
馬英九：薪火相傳 任重道遠─永懷經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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