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風險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對於越理性的掌權者而言，民主程序越是一種具有阻礙作用的風險。


無論是近期的農地戴奧辛污染、美國牛肉進口、中科與友達擴廠、ECFA，或是時距較遠的核四、高鐵、雪隧、軍購等等議題，都與這個脈絡有著強烈聯繫。將這些議題歸入對於政黨乃至政客好惡的宣傳體制之中，則進一步模糊了人民與某種理念之間的連結。對我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這個脈絡的基礎元素，即是民主理念思考與落實的問題。但在這裡必須提起的另一點是，作為民主理念預想主體的人民，對於這個理念的思考與落實的態度，不僅分裂，也無明確的堅持。

當然，這必須是民主的實況。缺少雜音與不協調的國度裡，民主制度本身並無意義可言。

風險是這些議題之間另一個共同的基礎。對於社會決策機制而言，風險無論來自何處或有何效果，似乎都應該被化約為以機率數字為主的可量化指標組合。這樣的同質性來自於社會制度作為一種普遍規範所必須具備的自我恆定性質，無論持哪一種立場的公民，特別是曾經以普世價值或司法條例為辯論基礎的那些，都在某個時刻支持過這樣的恆定性質。只是對於人民而言，這種支持多半屬於一種手段，而非其終極的目標。於是當其目標有所變動時，對於這個性質的支持便很容易因而轉變。

對於一個以理性為基底而創造出來的知識體系而言，風險概念的出現毫無疑問地是種進步。它提起在理性構作的社會想像中如何納入現況下人們不願承擔的結果，並將因其完美而虛假的社會決策架構進一步合理化。然而納入風險的理性決策架構，在實作上卻忽略一件重要的事實，也就是，風險之所以曾被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是因為那是技術理性所無法完全解決卻實際存在的影響；而我們之所以必須將其納入決策，是因為儘管當下技術無法徹底消除這種影響，民主理念卻必須考慮人民是否重視這些問題的緣故。換句話說，對於風險的認識不能僅止於這些影響的或然率數字，同時也需要納入這些影響對人民實際造成的心理效果等等，在技術理性中常被視為不理性的元素。

在某些民主決策機制尚未成為第一序的決策機制的時刻或地點，我們很容易可以觀察到技術理性企圖使用無法消除、無法控制的藉口，或預設量化風險數字能夠作為決策最後憑據的態度，來處理決策的問題。無須強調，這個企圖從根本上否決了引進風險的原因，而進一步否定依據風險決策的價值所在。而這個企圖造成的進一步問題是，當代公民由於過於單面向地強調理性價值，導致理應作為民主異議主體的人民常常成為技術理性的協助者，甚至可能在懼怕被指為不理性的前提下，掩蓋自身感受乃至於將感受硬充為理性論據來參與公共決策。這造成決策體制的虛偽與不透明。更糟糕的是，這會阻止在往後議題上採行感受作為論據的正當權利，也會逼迫這些論據繼續自我掩蓋或假冒理性。

另一方面，這種虛偽或不透明對於民主決策體制有著直接的負面影響。最首要地，它從另一個面向合理化了對於技術理性的信仰。由於非理性有足夠的論述武器得以理性為名，對於技術的非理性信仰就套上了理性的外衣，而由於持有技術理性作為籌碼，比起其他的非理性元素都更能夠合理地進入決策體制，因此抹消看似較不合理的其他非理性論據。到最後，我們仍然得以技術理性作為主宰性價值。

而在官僚制度的層次上，特別在信仰理性計畫等於統治效能之處，技術理性會引發更為巨大的民主風險。在技術理性與統治理性的結合下，民主決策程序必然成為第一個犧牲者；若不是全面的取消，便是轉變為以公關效果為主的單向說服體制。而這種體制若再加上人民的配合，則價值理性亦會自我讓渡而成為以統治理性和技術信仰為中心的決策架構。如同前文提到的，在非理性決策因素影響下，對恆定性質的無法堅持，導致主導價值不再是公民手中有效的武器，而是比起對技術理性信仰更不穩定的非理性因素，此處亦因而更難以自我偽裝成理性因素，這種種都造成論辯中公民價值的弱化。

我們必須理解到這種理性的風險，因為這種風險所犧牲的是民主決策機制之所以可稱為民主的理念意含，卻同時並不在理念層次上違背任何民主決策機制的既定元素。我們必須開始面對非理性決策因素的價值，不再企圖將其為裝成理性，認識到：唯有離開將非理性因素視為如同技術理性一般存在絕對是非的思考模式，才能夠讓民主決策機制重新納入原本就不可或缺的民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