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札】慈善的邊緣

引自大愛石的真相

如果我們對於慈濟在高雄杉林興建大愛村的執行方式感到不悅，並因而認為這個行動代表慈濟集團具備某些負面的因素，乃至於開始質疑慈濟的慈善正當性；我們首先必須反省，曾經如何對自己的價值或信仰進行辯護。

為甚麼需要反省？打開慈濟的網頁，一整個「關懷莫拉克．八八水災」的專題裡，我們見到許多具有建設性的詞彙，告訴我們，慈濟如何在災前加入預防，災後進行援助與重建；「慈濟志業體」如何對受災者，特別是大愛園區中的原住民傳佈愛的訊息；志工們如何犧牲小我，辛苦地為上人所引導的志業付出；還有接受援助的災民們，如何以言語和行動表達感恩…

我們無法認定這些是出於自利心態的強辯，或作為政治陰謀的表象。但這一切宣傳手法必須召喚出如何維護自身認同的記憶。如果不是從這個層次開始反省，對於慈濟集團的質疑，無論如何無法脫出陣地對抗的格局。倘若如此，對抗的結局不言自明，既有權力贏過邊緣審視。慈濟的慈善作為當會如其所願地，在社會的所有層面上都取得無可置疑的高位。

無論在多麼現代的文明裡，只要信仰和價值存在的一天，道德就永遠不需要徹底清晰的論述來介入社會。實際與慈濟團隊接觸的人們或許會對團隊成員的閃爍矛盾感到疑惑，但這種疑惑忽略了一個常見的現象：投入道德志業，尤其是多少有所犧牲的行動，恐怕很難建基於全面的理性考量，而絕大多數都有重要價值的影響；因此相對而言，明顯的道德志業行為裡，存在著某個失語核心，邏輯無法自我完善的狀態，比起其他行為要更容易為人所見。

慈濟團隊的失語核心，建立在以其專有的立場，對災民進行全方面介入的行為之上。對於慈善團體，台灣公民社會似乎一向有著樂見物質捐助而無感於社會效果的立場。這不僅顯現於莫拉克風災後政府高度倚賴慈善團體的現象裡，公家機關在平日活動裡也習於招募各種志工、要求免費服務、召喚支持群眾等等，這些現象我們一直以來都習之而不疑；當這類服務由集體承接，各有志業的團體必然會根據內部形成的共識作為行動準則。宗教團體如此，環保團體或利益遊說團體也是如此。一個簡單的現象可以引為例子：當全球暖化的正反意見出現，同意或反對長期氣候暖化現象的團體成員首先形成的心態並非自我反省，而是積極尋找得以反駁的論述。這不一定完全出於個人意願，卻很有可能只是為了維護集團內部穩定的旨趣所導致。這個旨趣會降低個人以邏輯決定行為的動力，加強論述變動趨緩的慣性。對於特定的價值或信仰而言，也無疑需要這樣的慣性來增強內部團結的效果，維護集體力量於不墜。

既然這種現象普遍出現於各種團體內部，慈濟在杉林大愛園區的行為因而無法認定為特例。其之所以被凸顯，甚至很有可能只是因為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存在，對於包括我在內的某些人而言，具有更高的道德位置所致。我無法想像慈濟面對非原住民的援助行動會受到類似的批評，而我也不相信慈濟只面對原住民進行如此深入的影響；一切仍然歸於道德。由各大宗教團體所成立的偏遠服務與醫療體系，長期以來很少有與其價值導向完全分離的例子；當我們質疑慈濟可能因其佛教信仰，在許多地方忽視原住民的基督教信仰時，原住民何以信仰這個同為外來神祇的宗教，就顯得似乎有點不便提起；見到災後心理輔導團隊的進駐，我們很難想起通行台灣的心理學以及心理諮商技術還難以定位為本土發展的學科；而在其他地方談到原住民文化的保存時，卻又很難不以部落傳統價值的立場去處理部落後代對於他方物質文明的欽羨。簡而言之，我們很難不以自己的價值來型塑介入的方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等關注壓迫現象者尚未釐清的失語核心。

面對價值的批評，始終必須是一件困難的事。特別像是針對慈濟在杉林園區裡各種匪夷所思的侵犯性作為時，此處的同理難以兼顧他處的同理，挖掘出來看似扎眼的問題卻很有可能對其他立場而言只是邊緣殘餘。抽絲剝繭之後，所有的價值與信仰或許都具備同樣的質素；而無論對這些「邊緣」議題在意與否，引起一切忽視的價值不可言說性始終不可能撼動；於是我們或許選擇了在不同的團體之間以特定標準判別高下，但卻將自己的言論偽裝成絕對價值的代言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