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與弱勢站在一起」可能會變成我這一代所有運動者念茲在茲，卻又必須擺脫，而終將纏祟自己一生的道德訓令。
還是要從這串討論開始。卡維波終於在串首令人難以認同的文章之後提出可能是關於這個論點最重要的分辨，即可能與主流道德呼求並存的「弱勢」／難以在主流存在時自我實現的「邊緣」。在此之前，我完全能夠理解關於一連串「表態」的討論裡各方顯示出來的焦慮，讀過傅柯關於西方基督教政體如何以誘引「自白」的生成性倫理來達成總體管理的目標，對於不斷告白立場的誘導當然會有所警覺。有經驗的政治思考者肯定都對表態的意涵有過許多思索，甚至在一個確定的話題上，「選邊站」的要求通常都被認識為不友善或對問題討論無益。
然而引誘自白的手段可不是西方政體所專屬。毛澤東同樣在中國「引蛇出洞」過，蔣介石也曾靠著建構出有限的自由派空間而完成他的意識型態型構；希特勒的集權政體建立在一個政治論辯密度數一數二的政體之上，就算是列寧甚至史達林也都曾經做過「必須容忍不同意見」的表態。
然而我們都知道那後來成了怎麼一回事。無論是勞改下獄，或者較為先進的言論封殺，乃至於非常文明的意識型態排除等等手段，人類社會從來沒有證明過自己能夠完全脫離淨化社會想像的衝動，總是以各種方式建構出不同型態的全民公敵，因此每個足以稱為主流的意識型態都具備這樣的對象，於是也因此在每個地方都有弱勢與邊緣，像政治領域這種高度受到想像宰制的所在，辨識敵我就順理成章地形塑出我們自問的第一道題目。
而我們卻常無法意識到自己曾問過這樣的問題也給出過答案。所有關於政治行動的論述，背後必然藏有這個屬於認同的問題。敵人有可能具象化成某些人群，有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思想，也有可能只是一種邏輯錯誤的偏見；當然這些也有可能彼此矛盾地存在於同一套論述裡。然而成就意識型態的吸引力如此巨大，人們可以徹底忽略，乃至於高聲辯護自己論述中最明顯的矛盾。
根據西方的發展經驗，我們唯有發展出共同的意識基底才能逐漸在相互主體性之間釐清矛盾。然而這也不限於西方，中國皇朝時代的知識份子就早已慣於將這種共性極大化，順帶加上尊皇敬天的副作用，最後的效果就類似於西方科學家總是樂於承認神的存在。所幸西方的神既從不現身又不自己開口或降旨，人們於是獲得懷疑彼此的權力，從懷疑誰才能代言神開始，人人都有自證的空間，特別在教士階級體制的權威大幅下降之後，平等開始成為可能，詮釋逐漸開放，甚至連聖經都被打開除魅的潛力，乃因被遮掩的教義與教史矛盾得以被掀開，共同邏輯的存在以及論辯對於歷史發展出的邏輯之落實，導致連信仰本身都成為可以質疑的對象。固然相對於此，直到當代都有諸多反動的現象產生，然而落實邏輯基礎的行動卻與人的存在（或在某處，人的意義崩解後與無感官身軀的慾望）緊密連結，當代以西方與親西方理論為發展根源的各種進步行動即植基於此。
如果覺得「西方傳統」四個字太過刺眼，我們必須知道，所謂希臘羅馬以降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也只不過是某個時代歐洲學界「重新發明的傳統」而已。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論述固化，絕大多數人都因而有此認識，若要稱之為一種信仰核心也無不可。只不過與傳統宗教不同的是，這個信仰關涉的是一個簡單的敘述，既無神祕主義基底，也難說有全套意識型態供其驅使，單純的證據便可顯明其中的矛盾，並不需要在論述上太過著力。
固然世界上還有許多拒絕相信基本事實的人群，當代政治信仰因而在在呈現出複雜無比的型態，不但難以同樣的原則貫徹，甚且難以用單一的架構加以認知。而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義或東方的伊斯蘭教義以至儒家思想，無一不可透過各種裂解的方案加以拆卸利用，所有看似徹底顛覆的行動事實上都倚賴類似的裂解重組以實施，發展出具有不同地域特性的意識型態政體。在社會結構緊密互扣的狀態下，任何變革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必須在某些部分紮根以獲取更動其他部分的力量。而這樣的現實直接導致所有行動都不像正面或反面宣傳語言所說的那樣，能夠達成任何徹底的翻轉；毋寧是，每個行動都會引發一場戲局，在戲局裡我們只有極為有限的選項與能量。將能量貫注在遮掩性的宣傳語言已經是種浪費，用盡全力去執行宣傳口號的內容則已跡近譫妄。
徹底屬於西方政治領域裡反身思考的共產主義傳到東方之後，成立了大小不同的社會主義政權。共產中國即是其中之一，而舊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整體解放的無限期歷史進程階段論對比「西方傳統」下的自由人權主張並合理化自身的專制集權，卻無法解決數十年的人民壓抑而崩毀。而「西方」在資本主義統御後，卻可以依賴多源性的語言來構作出一種更精細的歷史進程階段，而目前看來，根據自由民主人權等，姑且稱為「普世價值」的論調逐步成為共通邏輯，當下「西方制度」已經擺脫了跟共產制度相比下缺乏目的的缺點，進而成就更為進步的主流，同時也保證更為活躍、更具備自我主張能力的邊緣與弱勢存在。更進一步說，以這些「普世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無論是弱勢或邊緣都具備可供使用的論述武器，面對這場必將持續下去的戰爭。
失去了這些武器，可有任何其他制度構想過類似的工具？可有其他供參照的價值？無論是創新語言，甚至於武力革命，就有機會擺脫與西方國家權力的關係嗎？事實上，當全球所有國家都被纏祟在可通匯的貨幣、類似的金融體制、彼此相距不遠的幾個體制選擇，以及軍事行動始終未曾逃脫狂人掌控的最終結果等等狀態之中，甚至連青年反文化都彼此拷貝，所謂東西方有所不同，或即將創造不同的問題意識，實在很難說不只是一種庸人自擾。
相對地，我們只能在分隔西方與東方的大前提上，才有可能直接指明一種稱為「西方霸權」的對象。而像卡維波在其後的回應裡明白提出「至少有三方博奕」的態度以及說明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與運動者」「必然會批判像諾貝爾獎這樣的政治動作」等發言，仍然無法讓人領會在這個多方博奕的情況下，將西方與東方與第三世界與邊陲地帶高喊「普世價值」的人們同歸於西方霸權，究竟有什麼多方博奕可言。這本就是質疑討論串首文章最基礎的立場。而若這個「西方霸權」之下的人群立場是可以碎裂看待的，令人不明白的便是為什麼只不過有部分被西方霸權影響的諾貝爾獎應該受我們將西方霸權視為最主要的元素看待。
如同卡維波在後文回應中所說，「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去把多樣的敵意與鬥爭建構為二人博奕？」以及「誰真正有力量在目前世界中，把某些議題建構為『優先』、『共同（非特殊）』與『普世』」，並也同時提供了「當然是比較有權力與話語的集團才能夠將自身投射為普遍，把它的敵人變成『大家共同的最大敵人』。它的議題是那把大傘，其他議題都在傘下」這樣的答案，我當然不認為所謂「性權派」具備立即而有效的詮釋設定權，然而這樣一來，不如明說「性權派」便因此理論對比而將自己困死在遠離主流的邊緣，宣告自己一旦獲取詮釋權則其詮釋立即全數失效，諷刺的是，或許我們便能因此開始同情當時的主流為何仍要維護應已失效的詮釋論述？
然而歷史上早已有過無數類似的故事。台灣民主化運動及其造就的民進黨即為顯例。至今台灣的兩大黨最有力的論述全是受害者論述，召喚的最大認同全是受害者認同，建構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建構自己的政治性則從來力不從心。美國建構俄國建構中國建構伊拉克、歐美建構伊斯蘭世界建構非裔人群、台灣建構中國建構東南亞、中國建構日本建構西方、伊朗建構美國建構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與無神論中國與多神論台灣過去一同建構女性，如今共同建構性少數，而遺憾地某些性少數也依婦權運動的惡例不斷建構一個萬惡的霸權世界。在此容我提醒，上面提到的所有認同範疇全部都不認為自己獲得應有的統治世界的權力；而單純只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不斷容許自身內部不可思議的矛盾、神祕主義與倫理及詮釋斷裂過度繁殖。
這樣的例子族繁不及備載，而類似的語言問題之所以不停地出現，原因其實在於語言本身就是一個容納自我矛盾乃至於雙義甚至多義並存的巨大沈澱池。我們在其中不停揀選各種片段形成論述，利用論述彼此檢驗，留下文字在時間中沈積。各種沈積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後果，在經過論述裂解的長久努力之後，如今又要重回建構巨大敵人的舊時代，特別是根據這些股份有限敵人的爪牙所及否定一切互持股份的關係企業，就像是透過呼籲所有資本家恢復純粹持股以召喚遠方將來的工人革命一樣夢幻。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