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非禮勿視

3月15日上傳的動畫「おなかがいたくなった原発くん」中文翻譯後再上傳，片中提到的蔬菜與魚類污染在一週後由日本官方證實存在。

在海嘯震災侵襲日本東北地區之後，大量的資源與關注在全球通訊網絡的催化下注入災區，但對於災區與災民的定義卻似乎顯得有些混亂，對於基本事實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一個現象可以借鏡：災後數日，某些地方的道路或記者線搶通之後，資源還是沒有運到，倖存的災民若非自力救濟便是無助地病死。


災難的消逝

如今的狀況，在外界的我們也不大確知，或許有些人像我覺得這種現象極端重要，但是對於媒體而言並沒有逐日通報的價值。我們只是在幾日間看到單單一次個體的苦難，而對於苦難的單純描述很難直接連結上某種集體困境，於是我們也只能各自尋求判讀足夠的訊息。

這樣的情況下，災後第一時間出現的判斷，通常不會基於足夠的現象資訊，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成見與經驗。比較重要的或許是，對於這些判斷的觀點也會同時受限於時間而造成參考對象不足；若是缺乏進一步的反省或異見，這些判斷與回應多半只能維護原有的意識結構，大致上不會對社會進步產生任何功效。台灣社會對於日本官僚體制效率與人民自制隱忍現象的崇拜，以及媒體與政客每次災難過後一頭熱的所謂檢討反思，很可能就是因為自陷於無法持續的短期行動裡，所以最多只能期待某條需要已久的法律進入議程，無法處理較為廣泛的結構檢討或體制反省，甚至連塑造規範或共識的過程與結果都不得不充滿短線操作的痕跡，遑論對社會事實造成足夠深入的改變。

這種無法持續的行動模式，註定除了千瘡百孔的規範之外，包括記憶、經驗、認知等等隨意堆積擺放的一切都將迅速地消逝。唯一的記憶方式只剩下不斷地被動等待或主動創造出繼起的奇觀，或費盡心思地在不甚相關的所在提起誇大的線索，或生硬地在一切事物之上強加氣味彷彿的警句。於是，受到深層心理因素影響的隨制語言四處萌生，在政治場域裡不斷改寫語言和詞彙的意義連結，可能便是這類操作唯一足以持續的產物。

從這裡看起來，比較台日媒體的冷靜與激動、單純或雜亂，主張台日群眾的守序或自私、冷漠或熱心，甚至對照台日官僚的效率或無知、專業或民粹等等，似乎都不是那麼重要。這種隨意的全稱方式不僅無論如何都必不可能表達全貌，更重要的是它會不斷引導我們得出缺乏意義的判斷，進一步污染我們為了往後所累積的經驗。

還不只如此。當代社會的運作狀態，不斷剝奪日常生活裡相遇個人之間的連帶與信任，但卻大幅度地增強對遠方個體－－特別是佔有權力位置的個體－－賦予信任的需要。於是我們對於生活裡認識或不認識的個人難以相信，對於遠方掌握資源的人卻願意投入熱烈的信任。這當然會直接影響我們對於結構的觀感與行動。掌控論述訊息或政治經濟權力的個人或組織因而得以投資並迅速累積信任資本，另一方面也傾向利用所獲取的資源盡力逃避信任破滅的危機。政府與政客如是，媒體如是，學者專家如是，名人如是，遠方的群眾也可能如是。而當我們愈積極地尋求不可破滅的對象時，這些對象幫自己逃避危機的策略也愈顯重要。

在這次日本東北地方的震災與核災裡，日本政府就明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無論是災變初期的新聞禁制、公有媒體的單調無聲、記者會上的公關斧鑿、凸顯英雄事蹟轉移注意等等，都發生了遮掩諸如政府與自衛隊指揮分裂、政府反應遲緩、核電廠公司隱瞞事實、動員與運輸失能，乃至於官僚作業拖延卸責等等等等負面表現的效用。台灣有許多人在第一時間立刻贊許日本政府的效率與能量，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太過迅速的判斷只不過是種賭注。而今天與他們期望相反的事實逐漸浮現，當初下注的人們也只好啟動各種藉口幫忙解釋，儼然成為日本政府在台公關顧問。

當然這也不是新鮮事，就以對岸汶川震災後的狀況看來，同樣也有不少人為了中國政府的新聞禁制、媒體疏離、掩蓋事實等等作為加以辯護；同樣也常是無涉事實只涉成見的判斷。而台灣公共場域中無所謂反省的慣性則將觀看他人苦難之事變質為針鋒相對的成見戰爭，進一步加速災難在歷史中的消逝。

另一件在台灣受到普遍贊許的則是所謂日本的民族性。雖然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日本災民之間的慌亂遁逃有之，竊取強奪有之，埋怨政府有之，囤積哄抬有之，然而與台灣災害情勢相反地，這些事件全然不影響我們對日本國民素質神話的全面信仰，也難以產生任何一點關於全稱概論的疑慮，彷彿連我們自己對於災難曾有的反應都告消逝。發生在災區以外東京都會的守法守序行為被無限擴張，至今我們能用來與成見抗衡的想像，竟只是如此的行為是否代表過度冷漠。

日本國內完善的預警系統與日常訓練被一再提起，不提故事只通報災變的公有媒體被認為典範。然而正是這套讓人感覺安全的體系被天災徹底超越而造成如今的殘酷現實：東北地方原本就有極為完善的海嘯預警與堤防系統，唯可稱道的防震建築措施與災害對應訓練避不開浪潮襲擊，至今已知漏洞百出處處欺瞞的核電工業連台灣的反核團體都還認定是高素質的系統，而官僚體系仍然在各處阻撓外界的援助以及自家的資源運輸，而我們認定最信賴的媒體卻似乎對這些問題依舊難以理解。

根據其他媒體的報導，日本人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大幅喪失，而各種事實證明這並不冤枉。然而，催促人民安靜守序的日本治理性，在公共領域產出的結果，卻是儘管在輻射災害不斷膨脹的時刻，結合反戰遊行的反核隊伍以及幾日前先行組織的反核集會，都只有數百人的規模。而同時間在台灣專為反核舉辦的遊行，在某些環保團體選擇不加入的前提下，仍能募集到數量不只於此的志願者。

我們不需要徵求恐慌或怨天尤人。但若從集體到個人各種層次的社會現象都指向刻意遮掩的手段與不願質疑的態度，甚至還以此當成維護社會穩定的藉口，我們對自己接受到關於這個社會的訊息還能不抱持警覺嗎？何況單就既已傳達出來的訊息，各種制度中的預警與維護系統失能和失效跡象斑斑可考，我們果真敬仰在這樣的情況下還以信任體制為優先的群眾嗎？

台灣並非不熟悉這樣的情境。可以說所有發生過的災難都是在同樣的社會運作之下被要求遺忘，而無對針對中國或台灣的體制，台灣也完全熟悉對於這類情境的批判。但是在關於這次日本震災的反應之間，卻浮現出比這種批判態度更深沈的社會心理因素。


反核運動無法到此為止

福島電廠的核災事件彷彿是日本政府對災難回應的縮影。不論是所有安全閥盡皆失效、人為事故層出不窮，或總是在災後才暴露出來的維護系統虧敗，都在日本政府投入巨大政治經濟資本進行救援的情況之下依舊無法解決，而官方回應也仍是千篇一律地矯飾太平。從海嘯到核電防護體系的多層次失效，理當激起對於體系的廣泛質疑，然而我們卻仍舊依循日本作為現代進步國家的先見予以認識，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核電運轉技術與實作上，台灣與日本的相似性。更不用提東電的成本考量與台電的法定盈餘壓力之下，必然會發生多少便宜行事和隱瞞逃避的現象。

然而我們對一方面身處其中，另一方面距離權力位置又太過遙遠的各種體制，仍然賦予無比的信賴。在日本震災事件裡展現為對防災演練與預防機制的過度讚揚，在台灣則除了懷疑政府拷貝日本不力之外別無他求。很明顯地，我們仍然期待一個足以安存其中、不必持續思考的，長治久安的體制，同時我們也依舊誇稱自己已經進入了原為了超越烏托邦而設的後現代情境。其實在每次聲稱的時候，我們只是為了自己想像中的烏托邦破損而不滿；而一旦具備了某種程度的信心，卻又願意挺身為了體制而辯護。

很容易就能看出，這類為體制辯護的行為跨越了一切政治光譜而存在。其中有相信核電技術既已克服風險、有相信冥冥中自有護祐、有相信民主制度能解決核能事故，也有仰賴政客提出核安或反核意見以為解決之道。但是這些可能都比不上馬英九與執政黨慣用的「依法行政」宣稱來的有力。事實上，只要我們一日不脫離對於體制的真誠信任，不把法律視為政府行事最低且必備的標準，無論再怎麼嘲諷所謂「依法行政」的邏輯，都無法解決任何風險克服體制的失能危機，甚至會由於把「依法行政」當成最高標準而削弱了針對政府執行法律不透徹的質疑，滿足於一種戮力追求依法行政的未來目標，卻也因此讓人似乎可以接受當下許多違失的治理者形象。

上述與日本同時發生的台灣反核遊行便因此發生爭議。部分參與者認為反核行動必須與政黨勢力結合的行動，竟是邀請曾經在重要權力位置上不願執行反核承諾的前官員們，在主要的集會時間上台發言。如此一來，反核運動固然可能達成與政客結盟的宣示，或者在短期內獲得政客資源的協助，然而這個宣示同時達成的效果，卻是一方面削弱了運動得以保證不再受到反覆對待的能量，另一方面更宣告運動本身向既有體制靠攏的形象。單純為了動員效應與民意代表票數而設定的行動，很容易就讓我們忽略了將反核排在政治議程前端的人終究尚屬少數，而動員來的群眾也不知有多少擴張支持者的效應存在。當我們已經認識到某些成員隨時可以因為其他議程而放棄反核的時候，讓他們不僅是參與活動而更進一步與運動領導者緊密結合的行為，無疑是有害而無利的。

急著與政黨體制結合，並不是反核運動中某些團體專有的現象。我們已經見到力量遠為強大的婦女運動如何在與國家結合的過程中分裂弱化，工人運動如何在組織未踏實之前就一再被國家統整收編，統一或獨立等國族運動如何在與政黨的分合中不斷退化。當代的，本地的負面例證一再發生，我們卻不曾認真問過，為什麼自己總是隨時擺好被統治的姿態？傳統固有，當下用以嘲弄的「期待聖君」的渴望，實則以不同的型態留存至今。在少數人身上展現為對於當下某些權力位置的絕對信任與護衛，在多數人身上則不時經由對虛矯不實的願景或承諾予以無條件信賴而展現。

事實上，政客的承諾原本就不必持續，就算持續也不必然依照原先受到的認識來實現；在此同時，使運動得以推行的理念並不能停滯。我們當然可以積極地承認自己受選舉制度綁架的現實，逼迫自己不斷接受依循政客利益而扭曲的理念，在無甚差異的選項之間做出選擇。但若我們能重新思考對其信任的依據，則不論是對於反省、對於運動、對於價值或溝通等等詞彙都能展開全新的認識。反核運動的特殊意涵，因此是在人類技術的現況下，保持住社會對於過度信任加以反省的能量。我們難以否認人類有一天將發展出可以徹底控制的核能，如同歷史上逐步掌控瓦斯、電力、內燃機、航海與飛行等技術。然而在此之前，特別是反例不停產生、缺憾明顯可見的當下，我們仍然必須拒絕以過度信任來抹消風險的感受性暴力，更必須透過這樣的拒絕來強化反省能量，透過更完整的視野來直面我們身處的現實。

或許當代世界果真如某些理論家而言，是藉由對於遙遠客體的信任而得以建構。然而在同樣的前提之下，對於既有信任的強化或質疑、對於願景承諾的信賴或警醒、對於意識型態的閉鎖或開放，或對於認識基礎的停滯或深究等等行為，卻會帶給我們極其不同的視野。基於這些行動帶來的視野，而非遠處傳來的承諾，才會是讓我們得以形塑未來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