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活在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

（圖為法國民族主義政黨國家陣線青年團Front National Jeunesse(FNJ)發言人Julien Rochedy，引自Rue89專訪）

對於異文化移民的歧視與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浪潮；相鄰卻存在歧異的民族主權之間，衝突也愈形激化。「對峙與否」的命題開始成為任何團體間關係的論述總綱，大國政治領袖紛紛揚棄多元主義政策口號，世界開始回溯，並不自限於較早的大熔爐社會觀，而是民主漸進地探索更為原始的社會排除手段。歧視與污名肆無忌憚地進入主流政治，獲取許多國家暴力機關的直接援助，甚且得到不可忽視的選票與論述力量予以支持。

個別行動者也沒有在這股浪潮中缺席。最近受到矚目的事件當然非挪威政治屠殺案莫屬。更早的例子如不停引起伊斯蘭世界憤怒的歐美諷刺漫畫與文學創作、受蓋達組織與全球反恐共同啟發的攻擊行動、甫在台灣出版譯本的「革命將至」作者群因受控陰謀破壞被捕、國際刑警組織資料指出遍佈世界的分離主義暴力事件，乃至於歐美各國針對移民的暴力攻擊。同類型的事件還包括多年前荷蘭極右派領袖被當街槍殺等。

然而除了可稱為對抗的事件之外，或許我們更應該觀看那些發生時不具彼此相抗意涵的壓迫；因為正是這些暴力，激起了名為「抵抗」或「起義」之類，實則貫徹凌駕法則的暴力政治；兩者看似環環對立，卻不難看出彼此相生的事實。以反抗隨時代而來的墮落為名，例如在印度與某些非洲或伊斯蘭國家仍然盛行著殘害女性身體以貫徹傳統的家庭或種姓道德、基督教社群在全球發起反對墮胎與同性戀公民權的運動，這也包括東南亞的排華、威權體制下的造反、富裕國家裡的脫序行為等等在內，以種族或青年集團為中心在所屬國度裡的反秩序騷亂。

以上種種都很有可能被稱為極端主義所造成的結果。而我們似乎也無法否認各別事件受到極端主義影響的面向。然而極端主義這個符號卻透過一系列的事件，向我們展示它作為與仇恨並非相對，實為相生的重要質素－－仇恨凝聚了極端主義式的思考，而其產生的行動也為反向的仇恨提供足夠的滋養，進一步刺激對立的感受性與相應的知識秩序。也因此極端主義並非一種可以藉由某些手段予以消除之物：夸談消滅極端主義必然是個錯誤，除非我們能消除一切人類社會中呈現為壓迫的事實或論述。壓迫可以立基於任何事實或事實的排列組合之上；而當壓迫被認知而存在時，要求改正的力量必然會產生；可被認知的壓迫或許能經由偽意識或政治議程予以轉移，但在那樣的手段中必然包含另一種關於壓迫的認知。而凡壓迫存在之處，要求改正的力量一旦出現，卻由於受到忽略或制度慣性等等原因而得不到回應，不難想像會出現以行動企圖改變世界的個體。一旦在個體的政治議程中，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落後於反抗壓迫的動力，極端主義驅動的行為就此誕生。而從上面既有的例子可以發現，個別行動者的力量很容易就能讓自己的聲音被世界聽見。若這樣的行為還不足夠，個體行為會提升為集體的騷亂，尚能忍受的齰齷也會擴大成造成直接傷害的攻擊性行動。

我們使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極端主義？這個問題本身其實無關宏旨，但針對問題產生的個別回應則非常重要。人類歷史中連綿不絕的對抗現象已經一再提醒我們，每個人在單一事件裡會持有彼此不同的標準，而意義也會在事件的發生及其前後時間不斷流動；對抗本身不過是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現象之一，同時就算相關各方能集結形成短暫的對立陣營，也會在事件的不同階段裡持續碎裂，直到最後達成彼此威脅的恐怖平衡或沒有任何值得對抗的目標為止。

那麼，我們真的活在一個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裡嗎？

今天的世界裡，極端主義再也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辨識的主題。除了聚焦於個別事件中隨時可能迸現的微型極端主義元素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去認識我們所屬的社會中，是什麼培養出了這些元素與現象，以及自己應當如何面對這些內含於結構的元素。最基本的認知可能是：在自由世界的理念型裡，極端主義存在的可能性原本就不能抹消。從這個認知出發，較好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決定將極端主義視為如犯罪行為一般，不應抹消掩飾但需明確規範的不可欲之物？相對於這個問題，當下社會面對極端主義的方式：在思索與形成階段虛意放行暗中監控，事件發生後才任其引發一再自我重覆的反省檢討，毋寧只是鄉愿而表面的。這種態度自然也直接影響到只在感受性上反對極端主義這個符號的人們，僅在被辨識為極端主義的所在予以反對，卻不願直接認知四處萌生的片段元素。極端主義的符號於是被掏空，成為語言遊戲的人質。而我們也因此失去了進一步追索極端主義元素的能力，反省只能指向由權力所選取標定的對象，語言戲局受控於其他政治基礎，而非源自理解極端主義的旨趣。權力所需之處，極端主義的思想與特質仍然是可欲的。

如此一來，並非極端主義擴張而盛行，而是體制將極端主義的效果收編為政治立場的工具之一。由於這樣的需求，辨識極端主義的詮釋權因而成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極左或極右的語言符號恣意飄散在主流政治場域裡，有時或許正確地標示出極端思想的事實，更多時候只是向我們提示發言者本身的立場何在。這個符號作為有效工具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極端主義的符號不僅成為可欲，有時更成為政治發言中唯一有力的宣稱。欲求著符號現身的權力於是大量散佈這個空虛的符指，符號本身殘存的政治力量則激起不同立場者加入散佈者的行列。就在我們認定自己無畏地搜索極端主義以完成良善公民的職責之處，被掏空的符號反過來蛻變為宰制權力的使者，失去標準的意義也不再能用來錨定任何相關的事實，而只是暗示我們「權力在此作用」的修辭句讀。

或許在可見的將來，極端主義的力量果將崛起而稱霸一方。然而在那個時刻，我們應當反省的不會是為何沒有足夠辨識這個威脅的知識，而是我們如何一同努力，培養起這個邏輯上必然自我成就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