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何時不是一黨獨大？

好了，大選之後，眾多第三勢力政黨並沒有能跨過百分之五的門檻，公民社會對此應該怎麼負責？

我想應該無法負責吧。這問題刻意問的太大，而後我才能順利地問，什麼是我們認知的公民社會？


長期思考政治的人們，面對越來越細緻的政治操作和正反立場宣示時，被這次立委選舉的結果震懾，這非常可以理解。畢竟眾人想像裡台灣還是一個兩股勢力彼此抗衡的政治場域，無論談的是和解或對抗的語言，都不得不從這個抗衡的觀點出發，導致在這次選舉的結果下，所有舊的語言基底都似乎瓦解，只剩下政治極端主義興高采烈地接收戰果，重新確認自己總體主義式詮釋觀點的正確性。認為終於可以證實綠的政治被全面打壓，或認為藍的政治已經為台灣人民全盤接受。

新的單一選區制度，或許表達了中間選民的聲音，卻讓許多知識分子心裡的天平失衡，又反而更進一步激動極端主義的興奮神經。

人們開始必須思考「一黨獨大」這個詞彙，詞彙本身確實是許久以前的記憶，彷彿在這幾年間散去又復辟，但我們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說這句話？

林世煜的這篇文章鮮明地挑起這個問題。文中他呼求台灣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一同支持一個可以制衡國會的「在野總統」，在當下的情況，這指的當然是謝長廷。林文希望社運界與公民社會共同認識到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危機，並捐棄成見合作投入選戰，與謝長廷連結。

當然是謝長廷，而非別的人選。這個當然的背後，隱藏不可忽視的問題。

之所以是謝長廷，之所以是民進黨，顯然因為他是目前台灣僅剩長期耕耘總統選舉，有政黨奧援，並最有機會選上總統的政客。在謝長廷的長期耕耘之下，社運團體在選前最後兩個月所提出（如果能提出）的進步議程，謝長廷本人、他的幕僚、以及他長期以來的支持力量是否同意？民進黨是否能拋棄以往玩弄社運符號的惡習？當下強力批判民進黨的社運團體是否能在選後被一視同仁？謝長廷在選後對國民黨的制衡力量將在哪些事件上發生？採納誰的意見？擁有的權力如何使用？這些都是在政治的巨觀層次不可忽視的問題。

往社運團體走近一步，就必須考慮Torrent提到的，當下社運團體所主張的，謝長廷與民進黨能做到多少？另一方面，國民黨又能做到多少？如果忽視民進黨執政後對社運的挫傷行徑，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自己為了什麼反對國民黨？簡而言之，若我們要投入制衡的力量，我們想要為了什麼而制衡誰？我們借用的力量又是什麼？誰能保證這個力量會誠懇地進行制衡？

提出這麼多問題，我自然有我的立場。一言以蔽之，以我親近社運的政治立場來說，台灣什麼時候不是一黨獨大？

再往下一個層次考慮，如果我們相信不同社會運動團體所抱持的價值是台灣社會值得珍惜的利益，那麼，在經過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統治之後，我們看到什麼被達成？社運團體是否只有某個黨派支援？社運價值是否只有某個黨派反對？如果不是，目前可能參加中央政府的幾個黨派，對社運而言有什麼分別？

換一面來看，知識分子、與進步知識分子要召喚的公民社會，在這次立委選舉早已全軍覆沒。而這毫無疑問正是台灣的公民社會給社運的一個明確答案。很遺憾的是，社運若在這種時機參政，在民主政治的場域裡，就和選不過百分之五的小黨卻大聲嚷嚷說自己是決定大選的重要力量一般不可思議。正如陳威志這篇文章所說「進步力量的失敗」，然而我並不相信同時是「人民的退場」，因為民主選舉制度要求我們接受選票計數結果，並將這個結果直接翻譯成為人民對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程度。如果我們不打算挑戰這個認知，自然只能接受社運0席對舊政權113席的結果。我不太清楚，在檢視以往或多或少掌權的政黨表現之後，社運界為什麼對任何一黨執政會有特別的疑慮？我相信，不管在任何層次上，這次立委選後的各方反應，多半是重新檢視自己所不信任的對象：堅持投藍者對綠色政權的不信任、呼籲投綠者對藍色政權的不信任、公民對社運參政的不信任、知識分子團體與社運團體之間對彼此的不信任，對馬英九或謝長廷本人的不信任、對莽撞修改選舉制度的不信任、對統一或獨立政綱的不信任、對立院的不信任、對政府的不信任、對司法的不信任...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更認真地考量自己信任的對象呢？

有太多走回頭路的機會正誘惑著我們。如果信任謝長廷只因為不信任國民黨，那麼復辟的並不只是黨國合一的記憶，我們對自己所信任的政黨隱惡揚善的舊政治也同時復生；如果只依據國家發展的總體意識來解釋立委選舉的結果，同樣是經濟發展／進步價值這個不必要對立的復辟。更不用說在各種論述的幽微之處，統獨、藍綠、民族主義，甚至私交友誼又重新回到政治議程首位的思維復辟。如果連社運界都無法避免這些情況，談起進步，我們只好全部重新來過。而若我有幸參與這個重整的過程，首先要提出的問題當然也就是：對我們而言，台灣何時不是一黨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