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死亡的隱喻

讓國家沒有歧視的藉口：閱讀迄野草莓學運止


我看了野草莓學生努力地不斷地回歸初衷，一再表達自己不涉藍綠，畢竟仍有所感，所以在形成自己立場的時候，努力地隱抑對整場運動及聲援者們多少存在的疏離。那有點像我對這個組織成員面對台灣近代史的態度，儘管保有一定的審視距離，但是仍然願意有所期待。這或是為了團結，或是為了實驗如何形成有效的論述，為了讓自己在這場永不間斷自我分化的遊戲裡，能夠逐漸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現象。只是，或許這些都不必要。某種程度上，我只要宣稱一句「以前批評民進黨政府的內容，現在都成為全新國民黨政權的行事指標」，便能得到更直接的理解。

然而檢視過往，我執意不斷陳述的，一直是對我而言另一個更重要的現象。

我對政治的發言，主要基於四個時段的政治問題，很不幸地皆落在民進黨執政後期：一是2004年對當時兩項全民公投的質疑[1][2]，以及對陳水扁當選總統資格的抗爭[1][2]，一是2004年底對網路與出版言論自由的控管[1][2]，一是2006年從715學者聯合聲明到紅杉軍事件前後的現象[1][2]，最後是持續多年跨越兩黨執政時期的樂生保留運動[1][2]。在這些時刻，我曾經言之鑿鑿地提到「自我癱瘓」的概念，認為在過度的宣稱與失去邏輯的批判裡，撇開大方向問題不談，總仍有許多任意使出的判準，正一點一滴地侵蝕整體言論場域，逐字逐句地取消語言合法性，到最後成功癱瘓所有言說的可能性。我以往較不願考慮的是，遺忘不只是精英操作人民的工具，事實上也是知識份子自我催眠的武器。遺忘與自我催眠交互作用的現象，在倒扁前後還是歷史的悲劇，如今主客易位，我們連自嘲活在歷史喜劇裡的機會，都失落在令人瞋目結舌，每日不斷更新卻也不斷指涉過往的言說裡。不久前我還能大聲說出癱瘓二字，如今卻為了想要將這重擔從野草莓身上屏除而失語噤聲。

當然，網路上已有許多聲音，比我更勇敢也更誠實。

在概念上，我的立場是，人民的集結本身，無論是燭光守夜、萬人空巷、運動賽事，乃至結夥搶劫，多少都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社會現象。有時合法性會有極端的侷限，例如在幫派火拼事件中，論述的合法性範圍可能僅限於單一幫派、或在日常謠言結構裡，只在三五好友圈內；有時會因為與歷史文化脈絡中合法論述的比附而提昇，例如在今天審視歷史上吳鳳傳奇的各種版本，作為現象，就具有發展出牽連各種不同脈絡，形成繁多論述的潛力，或者因為與某個當下的社會脈絡得以扣連，而成為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正例或反例。

因此，人民的集結、訴求、行動作為一種現象，其與社會脈絡的對應性，便成為其合法性的重要標準，而輿論場域則是型塑與支持當下社會脈絡存在與傳佈的重要基礎。在輿論場域裡的爭論，因此對各種現象的對應素質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場域裡，有各人所持的立場、追求的價值、與使用的語言。立場和價值必然多元，然而作為集體現象，本應建立在語言最低限度的穩定性上，倘若語言使用極端不穩定，論述的隨意性質就會擴張至極大，此時立場和價值之間並非彼此溝通，而是彼此表露異質同構的論述，以不限於理性說服的各種認同召喚形式，盡可能自我鞏固並尋求對方召喚手段的漏洞，吸收對手論述所無法涵蓋的對象，並利用情感訴求掩蓋我方的缺口。這種政治論述計畫在成功之處，可以完全掩蓋一切漏洞，甚至將我方成員訓練成能夠自我維護的論述生產者，專責生產足以自我說服的論述，畢竟計畫的目的在於說服而不在於邏輯，於是就算個體與意識形態立場或政治力量核心的論述針鋒相對，仍然不會過於影響這個隨制語言霸權的穩定性。語言的邏輯效力既已受創，這類計畫的實施更進一步將輿論場域中論述合法性的重心，從語言邏輯逐漸移至論述所召喚的感受性上。這兩種動力，造成台灣公共場域裡，邏輯因素迅速從語言效力中剝離以致無限零碎化，彷彿只要完成一個二元等式就可以解決最艱難的數學問題，然而就算自我完滿的數學邏輯也並非這麼簡單。

然而要對此進行批評，真正的困難在於，這類論述的集結並非基於語言邏輯的基礎，而是在每個意識形態成員的心裡形成生產論述的小核心，彼此不停傳達語言邏輯的效度列表，表明在哪些判準下邏輯必須貫徹至何種程度。在這樣的操作下，才產生無數我們今日所見，以「雙重標準」、「立場反覆」、「言行不一」等等傳統判準加以批評的語言現象。若我們僅以此檢視當下的事件，雖仍具有一定效果，但詮釋能力相對有限：例如在這篇文章裡，我曾經批評政府以過度的語言禁制，還原了部份威權時代的社會操控。這些批評放到才剛落幕，針對陳雲林來台的群眾運動裡警察濫權的問題，當然同樣適用。國家體制在受到挑戰並自我解體之前，其壓迫的理路必然相通。最大的問題，以及某種程度上知識自我解消的問題，來自於相對握有較高知識權力的人們，在服膺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同時，無法適切運用語言邏輯進行批評，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把對體制結構的批判，直接歸屬於立於某種意識形態立場而對另一種遂行批評，這樣的錯誤詮釋。而與驅動這種詮釋相同的心理因素，更進一步讓知識精英成為這個詮釋的最佳執行者。譬如，若我們像是幾年前一樣挖掘當下這場學運，應該會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差別可能僅在藍綠調換。而或許就是我們在那時不加批評的隱忍，換來現在舊酒新瓶的歷史再生。又如在對民調的批評上，我們能像這樣對陸委會的民調進行質疑，但是在台灣主權立場上，我們卻還是認定有七成以上的人民支持終極獨立，並因而無法理解為什麼還是要投給支持「終極統一」的馬英九。又如信任，如果我們跟隨道德批評者的理路，認為馬政府或扁政府的作為讓人不信任，根據同樣的邏輯，藍綠支持者理當都能理解自己過度詮釋的作為，如何讓人對政黨信念或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失去信任。但如同這個本該是自我消耗的結構，在台灣，居然能在雙元對抗的浮面政治裡，成為各自壯大的理據。又如對媒體的標準：只要出現了某些詞彙，例如：M型社會、批評高鐵、批評貓纜、讚美韓國經濟成就、發表中國內部人權迫害事件，或直接批評某些政客的訊息，我們似乎就可以證明媒體站在某個政治立場上，但實際上這種判準卻時常有所闕漏。就較為正面的例子而言，竟要等到陳水扁在媒體前舉起手銬，我們才開始有聲援被告人權的共同基礎。然而在此之前，多少刑事罪案放任受害者在警察逮捕後聚眾滋擾攻擊嫌犯，多少次我們鄙視服刑人的人權、自行靠著少數資料宣告公眾人物有罪、在民氣可用時向司法體系呼喊處刑？司法人權的哪一個部份，在台灣曾經被高度實踐？而我們可曾把握過機會反對，抑或在特定時刻僅是處之泰然，甚至使盡理由幫忙開脫？蘇安生攻擊陳水扁、王定宇威嚇張銘清、老兵潑李登輝紅墨水、白冰冰公開仇恨所有跟陳進興扯上一點邊的人物、理解蘇建和案時徹底偏離證據線索乃至使用情感呼籲，又或是多年前造成吳淑珍不良於行的車禍駕駛如何成為民進黨選舉場的常客...若在視野內納入所有的，而非僅是依據邏輯的發言一同檢視，我們可以見到，圍繞這些事件所展開的正面與反面論述，其實很難體現出某種普遍均一的價值，反而是在立場轉換之間，對這些價值進行最根本的破壞。我們的批評極少為了事件直接面對的價值，而常只為了這個事件能不能進一步召喚朝向我方意識形態的隨制認同。就原則而言，這種行為不過是二十世紀風起雲湧的意識形態運動跨世紀後的遺緒。在這樣的遺緒中，意識形態不再是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救世宣言，而只是必須時時以心理效果充填固化的秘密教派。回到野草莓運動，集結初始的代表性人物李明璁，雖然發表過對於想像力消逝的憂心，然而也曾如此批評紅杉軍事件，以及其後廣場學生靜坐。今天看來，「把自己絕對正當化、『有水準』化、甚至抬舉到一個無可質疑的道德高位」、「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等等語句，卻正與外界藉以批評野草莓運動的論述一無二致。

如此細緻的問題還有更多。而事實上，如果不是由各人啟動自省，在當下的語言政權裡，真正的癱瘓不僅是早已發生，也將繼續存在。我們與所有具有正當性的批評語彙失去聯繫，唯一有可能繼續啟動批評，不行反省而亦不自失立場的方式，就是讓自己徹底遺忘。恐怖的是，以這篇文章所持的論點類型而言，原本的形式屬於集體批評，面對的是不同發言者在同一股意識形態下的自我矛盾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憶卻已如此張狂，導致前後不過幾年，這種扭曲的記憶政體竟在同樣的人身上反覆出現，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效果，從未稍歇，也早已掩蓋一切其他。

說到底，不斷破壞體系預設價值的我們，究竟憑什麼要求這個體系必須自我運轉下去？

必須再次提起，書寫至此，我們所談到的完全只是能夠進行語言解析的部份。不可忘記，我們所面對的意識形態，作用不僅如此。更多部份是語言還不能清楚表達，分析也無法窮盡，多加評判必然落入過度引申的，語言最幽暗隱晦的誘惑所在。此處談的儘只是台灣政治結構的例子，然而在各種場域裡，諸如二十世紀納粹與共產法西斯政體、自稱與之對抗的自由主義政權、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系統，民族主義、反全球化、工運與新社會運動等等，無處不存在類似的操作效果。在這個龐雜的現象之下，我們根本無法辨識出一個固結的敵人，只能在既已固結的群體之內找尋相關的線索，去分辨並解除這些線索帶來的自我癱瘓的作用。相對於具有針對性的群眾運動，我們在此能夠要求的並不是道歉或下台，而是知識份子最後的剩餘價值，也就是作為自省而不只是執行的主體。

知識與語言邏輯的交換必須更具自主性，而不能與政治意識的感受性過度扣連。相對於人類社會從最初便具備完型的道德認同體系，知識的生產從來就帶著審視戒護，而非只是負責鞏固意識存在的疏離性格，而基於共同邏輯的交換體系，更是我們經由各自所見的現象，彼此修正原則與邏輯，具有自我成長潛力的有效體制。然而在二十世紀諸種大規模意識形態操作之後，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作用，如此巨大而有效地襲捲一切知識，同時比起上一個世紀的先行者們，更能細緻地滲透每個個體的語言結構深處。這達成的效果，便是癱瘓知識與行動的聯繫，讓可供交換傳遞的知識力量，徹底臣服於群聚作為權力的認同召喚要旨之下。其中知識使用者的自願癱瘓，更是完成這種無聲壓制體制的最後一股暗流。或許，終究是因為知識分子太多，建立一個整齊的知識演化體系對社會完型的威脅太大，導致社會裡看不見的手決定讓所有知識份子在一再的矛盾，以及彼此重語反覆的反交換形式裡互相咬囓啃噬消耗殆盡？

儘管如此，我自己也採用了同樣的策略。在一個只有我意識得到的潛行策略裡，對各種現象進行劃分與批評。我所恐懼的，其實不只是這裡提到的，在不同場合裡無能利用同一邏輯適時反應；而是總有一天，或許我也會在缺乏反省的強烈信仰下踏上同樣的路，把自己投入這場巨大而不停運轉的朽壞之中。正是在表現上極其類似的潛行策略，完成了我們當下不斷面對卻無法看見的，知識死亡的隱喻。也正是因為無法得見，導致無力感如此巨大，終究只能期待一切不停冒起的破碎的行動，但又不得不面對冒起後抵擋不住的迅速消逝。

唯一的希望，或許確只剩下後續世代面對前代不斷反抗的自然進化能量。我們擺脫不了遺忘的魅影，卻可以盡力保存知識，不斷檢視。儘管意識形態、體制結構乃至生物本能都能流傳久遠，記憶與感受卻不再完整地存於這些新生的個體之中，而是成為知識傳遞的一部分。這給予我們機會，只要個人能善加使用這種人類獨有的反省先祖的趨力，充分理解一切社會的存在與傳統，並置於有系統的反身知識之下，在當下社會結構裡看來茫不可解的許多問題，都會在這樣的狀態下，隨時間不斷流逝。

然而，我們仍然必須質問生者，作為既已誕生的下一個世代，我們能夠找出屬於自己的反抗，成為中止這個隱喻的力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