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上）

「很多台灣人誤以為，在台灣的外省人，就是當時鎮壓台灣人的那一批。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絕大多數在二二八發生時根本沒有到過台灣，甚至搞不清楚台灣在哪裡。中天新聞追蹤二十一師的用意，就是在於釐清事實，進而化解因為誤會而產生的隔閡。」

—中天新聞【二二八泯恩仇】專輯

2009年2月28日，中天新聞播出了以幾則訪談和摘錄文字組成的「二二八泯恩仇」專輯，撇開冗長的篇幅不談，其主要的焦點，就在於某些台灣人加入中華民國軍隊之後，在戰場降服於解放軍，並在上海與二二八時期鎮壓的主力部隊二十一軍遭遇的故事。中天新聞台並無提及反省與究責的問題，但諸多評論者卻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認為過於簡化，刻意不提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的角色。這種觀點在當下我們已知的反省邏輯上，對也不對；若放到台灣社會的混雜脈絡中，則已無對錯可言。

這個節目，很顯然地是乘著史料挖掘的合法論述，進行特定的意識形態工程。黨國的角色撇過不談，日本—台灣—中國／國民黨—共產黨／政府—人民／台灣人—外省人等等諸多項目之間的界線也被模糊了。對於這點的普遍觀察相當準確，或許也是因為這些手段正是引起疑慮的緣由。事實上，早先已開始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恐怕也是因為類似的手段而引起另一種疑慮。

如果我們沒有著手處理背後的普遍結構，這類緣由還是會不斷發生，所差別者只不過是掌握詮釋權的角色立場而已。

在這個專輯裡，相當程度地強調了二十一師以及解放軍台灣兵的報復關係。旁白以「或許就是要將恩怨留在上海灘頭，留在上個世紀。曾經用槍口指著別人的二十一師，同樣成為槍下亡魂。那些曾經受過二二八磨難的心靈，也許能夠就此放下」帶過，這樣輕輕一帶，卻事實上預設了當下社會裡仍存在這類報復心理。這是相當基本的政治操作，用微小的單一面向企圖解消某一段論述，但事實上卻可能立刻被認同者與反對者同時上綱成為陣營之間的總體對抗。事實上，單一切面的論述所能對抗的，就只是它確實面對的論述而已。無奈台灣有太多人似乎還沉浸在反抗國民黨霸權的過往榮光之中，渾然不知意識形態的語言戲局早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形貌。

懂得操作語言的精英們也並非對此全然無知。面對國民黨政權，以權力的紐帶作為批評對象的反霸權力量，尚能有一致目標。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權力的象徵不再只有單一可能，原先作為反霸權的集結勢力便將主要手段從奪權轉化成為文化戰爭。在這個轉化裡，許多人卻還是在無意識裡，抱持著意識形態具有基礎邏輯，與其對抗只需證明其中部份邏輯失效即可的認知。他們忽略了，霸權之所以必須集中並保護自己所有的隨制邏輯，乃是因為其透過體制掌權的現實，造成必須在政治上保衛絕大多數體制成員的結果。這並不影響霸權邏輯的隨制性質，亦即，在感知性上將原本沒有邏輯關係的諸多語言項目加以連結，並塑造成類似道德規範的霸權意識型態，再發明許多空虛的符號加以承載。著名的三合一敵人論述就是顯例。也由於這種隨制霸權的一致壓迫，導致彼此之間理念極少交集的不同政治團體，也可以集結為反霸權力量共同反抗。

而在反霸權的成員掌權之後，反霸權的隨制性質自然造成斷裂。此亦所以民進黨可以與諸多社運團體共同反抗國民黨，也是在其掌權之後可以輕易與之切割，而不完全失卻其合法性乃至合理性的原因所在。但是在霸權對抗轉化成為文化對抗之後，由於體制權力的因素分裂，在政治體制的層次上，成為抱持不同文化價值的行動者，彼此爭奪體制內諸多權力位置以遂行其政治計畫的場面。相當諷刺地，在論述層次上，以權力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刻，在意識形態上可以畫出明顯的界線；然而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進行鬥爭的時候，卻只剩權力場域可以用以畫界，但奪權戰線的極端零碎卻反而讓論述手段往過於簡化概括的形式呈現。總統名額只有一位爭議尚低（但我們不能忘記，總統因此在意識形態戰爭中，能夠掌握並操作多麼重要的戰略高位），國會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政府機關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情治系統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媒體歸屬於誰的鬥爭與論述等等，較為細緻的分析由於效果不卓越而紛紛隱退，僅存者多是過度概化，濫用全稱的劣化分析。而最後竟衍生出以藍綠、統獨等截然二分整個社會的巨大認知模型，更有趣的是許多人竟也能在此重拾以往霸權對抗的語言論述，更驚人的是還有效果。起先或許只對應上一點舊時代的社會殘餘；然而在許多人開始依此認知建構政治勢力，構造敵我關係，再依這些關係實踐政治資本分配之後，認知與權力分配相互證成，台灣政治場域的二元對立虛擬實境儼然成型。

這段歷史必然為政治精英所熟知，而對於人民，他們溝通的手段同時也正是他們隱藏其政治進程的手段。

此即政治宣傳。用以召喚支持的語言必然異於政治資源分配的邏輯，這是當代政治體制的慣常現象，並在各個層級的政治行動中普遍存在。成功構作的論述具有強大的合法性召喚效果，因此最佳的組合，當是在實際掌權之後依舊宣傳自身在該體制機構中身為弱勢，如此在政治進程以及支持召喚雙方面都能得到最大效果。令人遺憾地，知識精英儘管沒有權力精英的現實束縛，但或由於意識形態集結的道德指令，仍然全力協助完成這個行動。其對時事國政，以及政治墮落效果的憂心與難捨，並非忸怩作態，乃是在這類矛盾裡企圖盡可能自我說服的姿態。

總而言之，在權力與文化集中者處，眾人的意見若沒有太多分歧，這個體制當然會依其所是繼續往歷史延展下去。而其中以權力鬥爭作為基礎與特徵的各種語言模型與實用，便成為極少有人願意挑戰的約定俗成。有一種風行台灣政壇的論辯型式，聲明對手可以做的，我們為什麼不行；直至黨派層級為止，如國民黨大量而輕易地引用民進黨使用過的論述口號，便證明了在論述層次的文化戰爭裡，所謂的對手其實反而僅是權力掌握上的阻礙，而較少是論述邏輯上的對反。

這當然引致了論述創作的緊張，畢竟論述的徹底同質性不能過於顯著，否則論述將逐漸失去召喚的能力，連帶也會影響權力資源的取得。於是藉著隨制邏輯的基底，兩方陣營都各自收取屬於各自的詞彙庫。當對方生產新口號時則實行過度批評，對我方的新口號則過度寬待。圍繞著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論述裡，「官逼民反」、「和解」、「和平」等詞彙都經過這樣的歷史，對於對手口號裡的正面潛力盡可能忽視；而譬如「光復／終戰」、「遺忘／放下仇恨」等等詞彙，則是經歷了更細緻幽微的鬥爭歷史，最後也是全面掏空，抹消各自的潛力，堂而皇之成為敵我辨識的旗號。

宣傳邏輯的遍在法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