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殘餘與殘餘人

人類世界的理性計畫已然大致完成。亦即，我們已經無法脫離理性計算的根本原則，無法不用理性與否來衡量一切，對於理性以外的世界懵然無知，甚至遵奉理性成為最高的倫理與道德。且不論理性這個詞彙如何被納入口號與政治宣傳以強化詞義空洞化與共同理解反智化的功能，在理性政權內部的一般預設裡，殘餘一事仍然具有實際的意含。


單一邏輯的殘餘

這個層次非常容易理解。凡一條規範或一種敘述形式被視為某個社會的最高價值，視其定義，這個社會必然會有落在模糊地帶或受此價值肯定範圍之外的成員或概念範疇。否則，倘若所有成員或概念都同時身處於這個範圍之內或之外，價值本身即會失去被述說的意義，甚至強調此價值的主體如何存在也難以得知。

然而當代的理性政體同時運用了這兩種本質上相互矛盾的特質，即一方面將自身的物理存在代換為概念予以確立，視自己的主張為當下既存的現實：另一方面又重複述說這個主張，並引用自身或自屬範疇的普遍存在以為證明。在這兩者的矛盾尚未被指明時，作為說服手段的基礎加以散佈。在這種辯論型態的聲明語言之下，特別是對於此種特定敘述裡不曾被包含的殘餘者，則在這個聲明之中徹底消失。這種聲明型態一旦成為廣為大眾接受的理解方式，則亦確立了殘餘者不可見的地位，並在以此聲明為基礎的一切策略或戰術考量中予以屏棄。

二元對立的殘餘

二元對立的情形在語言裡極為廣泛。普通的例子隨處皆是，例如從政治宣傳裡符指浮濫的「我們」、「他們」，到當代仍盛行的界內—界外分劃等等。所不同的是，二元對立不只是將殘餘者屏除，更進一步在域外的殘餘者之間指定出另一個與自己對立的範疇，予以有意的屏棄。而一旦此指定範疇成立，範疇內的殘餘者可能有機會依照這個被對方指定的範疇彼此結合，另一方面則也有可能進行與指定者同樣的行動，將不屬於兩種範疇之內的殘餘者加以屏棄。一般而言，比起單一邏輯的殘餘狀態，對於最後仍不屬於任何範疇的殘餘者而言，是顯然的共謀，然而一則因為人類政治議程裡不常出現關於殘餘者的討論，二則因為二元對立的劃分邏輯在雙方之處都極有可能是語言上的隨制連結，導致對立範疇裡的雙方更堅決否定殘餘者的存在，達成對立雙方即包含整個社會的共識，於是殘餘者的不可見性更為嚴峻。

依據同樣的模式，當同一個層次的對立分為三種、四種或更多時，社會已然透明的假想便會逐步更加確立，然而此種假偽的透明性卻同時也逐步達成殘餘者更進一步受掩蓋的命運。非此即彼的選擇以及屏棄的行動，不會因為多元而喪失能量，對於殘餘者而言，原有的不可見性反而會更為加強。

因此，就殘餘者的立場而言，單一邏輯、二元對立與多元主義的差別並不是非常明顯。相較於一般認為多元主義會進一步解放社會的假說，社會的多元性，對殘餘者而言，反而可能才是危難的開端。

統計學與殘餘人的弔詭性質

在統計學裡，殘餘是相異個體各別與觀察概況的差距。這與當下社會的某種理性邏輯運作狀態也相去不遠，但與上文提及的範疇殘餘概念有所不同。亦即，我們既可以指出範疇外的受屏棄者為殘餘者，但就算在範疇內，不同的個體之間也具有其個別的殘餘性質。因此，若僅僅對單一個體或個別概念加以考察，則其與特定範疇概況的個體差異，以及其是否包含在某範疇內的特性檢視，兩者間即會產生如何相較的問題。當個體與某範疇的特性多數相合，但其與該範疇的概況又有某部份差異極大，此時會產生內外判準的緊張，而視該範疇的排斥與包容性格不同，則又產生進一步的決斷疑慮。

在一個遵守並內化統計理則的社會裡，這便會產生一種特定行為。此意含的弔詭著落在範疇分化的行為考量上。亦即，在取得統計概況之前，我們便必須決定一個範疇。然而在這個未知統計結論的當下，劃分範疇的決斷卻早已決定統計結果為何，其後的調查與計算只是既定結果的實現。因此，在統計之先對範疇劃定進行操控，盡可能猜測並排除會造成異種結論的取樣個體，但事後卻將統計結果的詮釋重新涵蓋整個範疇（甚至範疇之外），便成為當代普遍的政治宣傳操作手段。

這並非純粹抽象的狂想。只要思考今天許多地方的政治場域裡，敵對雙方如何只在自我陣營中理解取樣，卻又把所得的概況詮釋鋪蓋給對立雙方所存在的同一個場域裡（更精確的指涉，譬如敵對的藍綠如何將敵我的優越或缺憾擴大解釋為台灣人的理念或特質），可知這種操作手段的實際發生與成果極其普遍而有效。

而在此處，殘餘並非一種確立狀態，而成為一種用以操作範疇認同的風險。範疇劃定者為了避免範疇緊張，反將這樣的風險套在社會成員身上，威脅若不趨向這樣的概況詮釋即將成為被屏棄的殘餘者，開放範疇邊界卻設立檢定關卡，製造社會成員必須不斷朝向範疇核心前進，並努力不成為關卡篩離對象的狀態。這普遍見於資本主義個體競爭、國族或派系等等認同召喚、教育體系，以及戰爭狀態的敵我識別等等。在這樣的操作之下，殘餘者不僅被徹底推離既有範疇，更被賦予反核心的角色，在倫理上成為惡的表徵。由於操作本身刻意的矛盾性質，這些象徵與被掩蔽的命運交互作用，構成極為複雜而有效的屏棄效果。

這裡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各種類戰爭的範疇緊急狀態。當代的社會就像是一個戰場。這不只是隱而不宣的秘密，其實已是在日常生活用語裡被廣泛接受的說法。當我們在日常生活裡談到競爭、對手、勝敗、策略等等概念時，從戰爭裡發展出來的詞彙與概念皆揮之不去。當此隱喻氾濫之際，戰爭殘酷的生死問題也藉此偷渡到每個實施緊急狀態的範疇分劃行動與論述之中。由於戰爭語彙的過度污染，導致政治議程中所有的論述效果都具有生死的色彩，在排定公共議程時，可能僅只是個體生存利益的問題，也非常容易渲染為生死交關的語彙，反而忽略在物理上真正與生死相關的問題。落實在對殘餘者的極端不友善之上，常造成殘餘者實際的生存危機。

殘餘者參政的可能性

由於語言無法盡說現實的問題，我們並不期待在任何一種單元、雙元或多元的語境裡有完全不存在殘餘者的可能性。而無論在概念或實際上，鼓動殘餘者的連結與參政，其實也只是將部份殘餘者隨制而成另一個範疇。這個狀態在殘餘者主動的集結，以及社會賦予殘餘者不同名稱範疇時（例如所謂「弱勢團體」概念）都同樣有效。

以當代政治操作技術而言，沒有任何範疇分劃的行動幾乎是不可能的，所留存者，或許只有某些運動者「永遠站在弱勢一方」之類的宣稱，而非較為完整的政治議程。這自然難以見容於高度制度化、機構化以及分工縝密的社會構作，在概念的詮釋路徑上，有時甚至被迫還原為個體信仰問題，這在範疇劃定與被劃定的狀況下皆然。

然而，在概念上，這個狀態卻可能是殘餘者唯一得以被認識的共性。若是如此，在構作政略時必須先思考的問題是：1. 如何理解一種非範疇的性質？2. 如何成立一種非範疇基底的政略主體？3. 如何在隨制形式上予以突破，盡可能降低隨制範疇的排斥性，提高包容性？4. 如何反對既有範疇的向心競爭作用，重整認識模型，揭露核心利益對於殘餘者的壓迫？